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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聂鑫 摄影 刘正伟 造型 张梦媛
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歌德
“《一走了之》？没这歌儿啊！哪儿听来的？”
宋柯的亮相没有大佬们的一贯场面，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出现在自己的烤鸭店门口，伴随着一迭的道歉。比约定采访的时间晚了一些，因为他的最新投资人许家印的突然造访，让他这个下午的行程显得略微失控。许家印的恒大集团进驻音乐市场是今年6月份的大新闻，宋柯与自己的老搭档高晓松将领航这艘号称航空母舰级别的恒大音乐，真有一番新气象在前面等着他们吗？同行与更广泛的外界比他们还想探索这个答案。作为当事人，宋柯倒是态度恬然，理由是“还能怎么不好啊？”他像一个老人，相信所有糟心事儿都已听过看过经历过因此可以处变不惊了；又像一个年轻人，兴头头地忙活着手里的新摊子，重新集结各路英雄，若是这个行业有朝一日能像早些年前的中国电影迎来一个绝地反击，他得确保，自己身在局内。
1，
烤鸭店的大堂经理说，宋总这段时间来店里的次数明显少了。今年年初，人们差点以为这间叫做朗悦府的烤鸭店将成为音乐界大佬宋柯的终身归宿。
“唱片已死，宋柯都卖烤鸭了”，人们抢着表达调侃、理解或默哀，倒是把烤鸭店的名气给带火了。那会儿宋柯刚刚辞去中国最大音乐公司、也是自己一手创立的太合麦田CEO之职，遇到记者时特别不介意夸耀一下自己的崭新兴趣，鸭子。以至于有媒体在版面上把一只肥硕锃亮的烤鸭硬生生PS到他怀里，他对朗悦府的同仁宣称，为了咱们鸭店，哥们儿可是豁出去了。结果厨师长一连多日不曾好眠，压力太大闹得。还好，最后这只是宋老板的一次自我调侃，对于音乐，他并没有真正的“一走了之”。
“哦，你说我写得那首《一走了之》啊，现在哪还有人知道这歌儿啊。那就是年轻，是神经病。假愤怒，假忧愁，其实一切都挺好的……我后来想想我们这拨儿人是最最幸运的。”
所谓幸运，是每一环都正中靶心。赶上高考，最顶尖的清华；赶上改革开放，没有被卷入学潮；赶上出国，最热门的美国；赶上回国创业，投资了最红的校园民谣……仿佛一点多余的闲散碎步都没有。我采访过不少拥有相同经历的人，都挺老实地抒发了作为时代受益者的满足之情。若是宋柯还有幸运之外诸多纠结，那就得扯到行业命门上了。
首先，盗版不用说了，做到了多年以来亦步亦趋如影随形；其次，唱片公司从唱片销售收入中的分成比例过低。一盘卡带卖十块钱，唱片公司和艺人从中只能分到块儿八毛的。这两个原因令宋柯的第一家音乐公司麦田仅仅三年便从理想高炽过渡到愁云惨淡，后来好歹在华纳这个大码头靠了岸，勉强留了口气。当2003年宋柯最先预见到数字音乐的兴起，毅然离开华纳，并获得太合传媒的投资，以新战舰太合麦田试水，这次他在彩铃业务中取得了先机也尝到了甜头，可是互联网的疯狂让免费下载时代迅速到来，群众们Free了，他却为自由付出了代价。更要命的是，在他充满期许的数字音乐时代里，唱片公司作为内容提供者，依然在分成规则中处于弱势，被迫接受着比唱片时代更渺小的仨瓜俩枣。这一度成了宋柯完全绕不开的黑色幽默，吃我一只烤鸭你是要付账的，听一首歌却不用！
在本期杂志交付印厂的时候，宋柯迎来自己47岁的生日，微博上贺寿声连绵成片。有年轻偶像歌手真情饱满地表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称宋总一席话改变了自己的一生。比歌手更年轻的粉丝们赶紧鳞次栉比地向宋柯献上更诚挚的祝福，感谢他对偶像的栽培，让这么多人的青春时光得以生机勃勃。看着一众90后齐刷刷向一位60后表达着四溢的钦佩、敬畏与爱戴，就觉得现在的孩子也没传说中的那么年少轻狂藐视权威。或许音乐真是一个能够填平光阴的法宝，从高晓松、老狼、朴树、叶蓓，到李宇春，再至当下年轻到冒泡的某某某某们，宋柯出品了几代人的青春背景乐，大家哼着这些歌忘情、成长、追忆、怀旧，淌过一年又一年。入行16载，荣辱哀乐，宋柯皆已贴心贴肺地体验过，他的每一次变化与选择都被当做中国音乐产业的风向标，也许有一天真的等来天时地利人和，宋柯与他所代表的一群中国音乐人，终于获得与他们作品影响力相一致的回报与希望，那时的他可能有机会荣升“教父”吧？在此之前，“大佬”的称谓倒是恰如其分，刚刚好。
2，
如果没有听过宋柯的大名，你是没有资格在清华的草坪上弹吉他的。
“我成黑社会了？没这事儿。这都是谁瞎说的？高晓松？你信他的！他一个天蝎座写剧本的！”
清华，是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起点吗？
在我们进行拍摄的现场，宋柯一眼看到角落里的那本往期杂志，《俱乐部》2010年7月刊，这是我希望在采访结束后送给他的。封面话题记述了一个非凡的富有实力的“清华帮”（TEEC，清华企业家协会）故事。我记得在那次庞大的拍摄与采访中，身为会员的宋柯并不在现场。倒是好几名TEEC的核心成员都提及宋柯，“疑似艺人”，他们这样开玩笑，没想到自己这伙人当中能出一个知名娱乐圈人士，并对此表示欢心：“自从他加入了，我们的活动终于不再无聊了。”
我猜想宋柯与这个在资本界及IT行业占据雄厚资源的社团是有过极美好的蜜月期的。作为中国音乐行业拥抱新技术的第一人，清华的logo显示出它的醒目。宋柯自己曾说很多新技术公司的大佬都出自清华，业内其他人也都是工科背景，他与大伙儿是能聊到一起去的。直到近两年他愤慨万千，自己这个行业“都被互联网给忽悠了”。
“我也是TEEC的”，他走过去把杂志拿起来，拉开那期三折页的拉页封面。
“这是谁？”他指着封面上唯一的女士。
一家网络游戏公司的CEO，是TEEC仅有的三名女会员之一。另外两位……
“是杨扬和李红。”
果然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学校，对女同学的关注格外明显。接下来，他才将师兄师弟们依次端详过去。冯军，他的入会介绍人；邓锋与他领衔操作了去年清华百年校庆时的校友演唱会；羊东代表软银赛富投资过他的公司，他们曾意气风发地要数字音乐领域上开疆辟土（可惜这场“多情反被无情恼”的商业规则中，他们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局）；被他称作小卢的卢庚戌是他一手带进TEEC的，或许是又一个从理想主义歌手向浪漫主义商人的转型……还有很多面孔现在是朗悦府的常客。20多年前，他们在清华的水房、操场、草坪上听宋柯弹吉他，毕业时唱着他写的那首《一走了之》。
“我已经有十年没碰过吉他了。真不是客气，怎么弹琴我都忘了，我们家一把琴都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大佬宋柯又回到摄影师的镜头中来，刻意地保持着与当年校园歌手宋柯之间的距离。
1985年的宋柯参加了第一届北京高校大学生英语歌曲比赛，演唱了美国电影《毕业生》里的主题曲《寂静之声》。那次他得了亚军，冠军是刘欢，英语歌及法语歌的双料冠军。多年后，歌坛常青树刘欢开玩笑，说宋柯如果你一直唱下来，没准咱俩现在是“羽.泉”组合。
“那是欢哥客气。你想想，怎么可能？我要长相没长相，要唱功没唱功的，怎么能跟我组合啊。”
那时候的宋柯黑且瘦，就读清华大学1983级环境工程系，用校内切口讲是“三字班”。不算十足的好学生，然而成绩也不会太差，热衷踢球与弹琴，因为这两件事都非常引人注目，尤其是女生的注目。有好事者回忆那个时期的校园歌坛中，宋柯唱功不是最棒的，但社交能力一流，在同学间富有威望，初具大佬风范，一帮人喝酒吃饭，他培养出买单的好习惯。大四时（当时清华是五年制）宋柯在学校里开办了一个吉他班，挂靠在学生会下面，招收弟子40多弟子，一人收5块钱学费，然后用这笔巨款给系里买了一台洗衣机。最出风头的是他开始自己写歌儿，那会儿吉他聚会中大家哼唱的都是罗大佑、齐秦和崔健，校园原创歌手里宋柯算是第一拨。《一走了之》是他的成名作，今天听来旋律和歌词都很简单，爱情太迷惑了，城市太冷漠了，这里没有我的一席之地，所以我要一走了之了。
“嗨，我都忘了，当时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大佬宋柯的表情是要把那些“假愤怒、假忧愁”赶紧丢在风里。但这首歌硬是火了，且红极数年。1987年中国录音出版社的编辑找到宋柯，买下了《一走了之》和另外一首歌《风雨尽头》的版权，与后来成为中国摇滚乐代表人物的张楚（此人与清华有缘，下文会提到）其作品收录到一张专辑中。《一走了之》由孙国庆来演唱，学生的作品被歌星演绎，这事儿在高校之间很是传奇了一把，成为校园民谣的前奏。谷建芬也曾对宋柯这伙儿自己写歌儿的孩子产生兴趣，想为他们攒一个演唱会，但后来1989年爆发了学潮，这事儿便搁下了。
1988年宋柯毕业，在校内威名犹在，草坪上学弟们继续弹唱着《一走了之》，顺便把他的江湖故事口口流传，后来者需要在故事中获得传承，确立自己的坐标，然后惺惺相惜。比宋柯小四届的高晓松入学之后极其迫切一睹偶像真容，“宋柯那会儿在学校女生里受欢迎程度搁今天就是一周杰伦啊”，在清华这样一个狼多肉少的环境里，唱着歌的宋柯给外貌颇为不乐观的男生们点燃了一盏豁亮的明灯，“特别崇拜，我们当年都以跟宋柯喝酒吃涮羊肉为荣！”至今为止，口头上渲染对宋柯的高山仰止，仍然是晓松老师的一件乐事。
年纪越大，宋柯倒越少提及这些当年之勇，像是隔着河，看着对岸曾经恣意纵情的一枚小青年，有种超然物外之感。但是那些唱歌的日子与今天的大佬宋柯其实依然有着某种筋骨相连，他的入行是因为高晓松的执意邀请，而公司一度做不下去的时候刘欢也曾慷慨解囊，许多圈内的朋友都是在学校唱歌时就彼此相闻的，音乐曾带给他们由衷的快乐，而琴弦交情也催发了后来的相濡以沫与万缕千丝。
3，
在宋柯风靡万千的传闻之外，我还听到另一个版本的回忆。于立山与宋柯同是清华“三字班”的学生，他曾担任过两届清华文艺团团长，领导着这个与校学生会平起平坐的庞大社团，其中囊括了军乐队、民乐队、舞蹈队、京剧队、话剧队、曲艺队……同是玩艺术，文艺团代表了官方身份，散发着一种天然的正统优越感。很多段历史印证了这种气质：其军乐队的成员曾在祖国50年大庆时，与国家军乐团一起于天安门前光荣演奏；另一个例子更加不言而喻，今天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清华就读时，也是文艺团团长兼舞蹈队队长……“学校将文艺团的所有成员，来自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全部安排在一栋宿舍楼里，这成为一个传统。”但宋柯并未有幸住进那栋编号为17号的文艺城堡，据于立山解释，唱流行歌曲的没有被收编到“体制”内。这仿佛是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区别。
前仆后继的游击队员另辟蹊径，校园的草坪上几乎天天上演“碴琴”盛况。把才情变成吸引力，在白衣胜雪诗社遍地的时代里，“拔份儿”的方式也显得简单。你方弹罢我方起，于不忿儿的气氛中，较量着围观女生的多寡。明明是青春荷尔蒙泛滥，倒催化出许许多多成型或不成型的音乐理想，证明自己的途径变得复杂而悠长，并不得不伴随着牺牲，放弃毕业分配，放弃外企的offer，放弃一份唾手可得的体面。
作家王小波在一篇散文里颇具得色地描述了他如何杜鹃啼血地“劝降”自己那个曾加入“水木清华”的外甥，“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他马上就想到了，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却不是自己的，这不合算——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但我把外甥说服了。他同意好好念书，毕业以后不搞摇滚，进公司去挣大钱。”同样，宋柯也是很麻利地放弃了歌星梦，不似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挣扎。这条路注定孤寂与险恶，几乎绝大部分的青年成为塔基，托起了高晓松那少数几个塔尖上被公众知道的人。
2005年，有一首《股民老张》在网络上蹿红，据说股市里人人皆知，网上点击率一度跟《两只蝴蝶》不相上下。歌曲的创作者兼演唱者叫邱柯，清华硕士，也是最早的校园歌手之一，组织过校园歌手第一次集体演唱会。他的经历在第一代校园歌手中具有典型性，因为按捺不住的音乐理想，辞了职埋头搞创作，做了几年发唱片的梦，直到日子难以为继了，才终于撒手。尝试过各种行业最后选择专心炒股，有一次在朋友的公司晚会上表演节目，他突发灵感根据自己的炒股心得写了这么一首歌，反响大好。邱柯后来找到一家广州的音乐公司，对方竟同意给他出张唱片，十几年出专辑的梦就这么意外圆了。邱柯从此自称“股民老张”，在证券节目里有板有眼地评点着最新的大盘，然后重新归入到抽点小烟喝点小酒的平凡生活，并在心里承认，青春真的过去了。
证明自己的过程中，伴随着对梦想的不断修正。80年代的北大同清华一样是校园歌手活跃的据点，甚至先于清华是校园歌曲的最早的诞生地，但之所以没有如清华歌手那样声名在外，北大人内部认为是自己缺乏清华典型的务实精神，想法太多寄予太多，反而语塞，导致眼高手低。不似清华派，几个简单和弦，几句简单歌词，就敢拿出来表达，还居然把听的人给打动了！以一首《红毛衣》风靡北大的英语系学生许晓峰，在首都高校歌唱比赛中屡屡败给清华歌手，不免忿忿然。1987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未名湖畔，许晓峰酒后放出狠话：“老子当不了歌手，就去做华纳的总裁，做歌手的老板！”大家都只当他胡言乱语，不成想12年后，许晓峰真的出任华纳中国第一任总裁。更戏剧化的是，他促成了华纳与麦田的合作，在2000年麦田最衰落之际，使正陷入困窘中的清华前风云歌手宋柯成为华纳中国副总经理，自己的工作伙伴及下属。很难评价这其中幸运的是许晓峰，还是宋柯。不过3年之后，嗅到数字音乐先机的宋柯从华纳离巢，大胆奔赴下一段前程。在随后的日子里，这对儿清华与北大的当年歌手今日商人，务实的依然务实，文艺的仍旧文艺。
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在北大艺术教研室任教的徐小平，尽管不是学生，却与宋柯是同时代的原创歌手。徐小平的风格属于写实派，代表作有《青年教师》，讲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在逐渐而来的商业大潮中感到的种种尴尬，“我说我从来没有进过喜来登长城饭店，也从来没有花过人民币兑换券，一条两条三条家具做不完的腿。一张两张三张吃饭填不满的嘴”。他的另一首作品《星期天》更加诙谐调侃，成为校园演唱会的主打曲目，也被音像出版社买下版权，由景岗山演唱。徐小平后来的故事是我们所熟知的，从新东方创业再到如今处处显示古道热肠的超级天使。有人在微博上建议昔日的原创达人徐小平投资自己的老本行，帮助建立为音乐版权服务的机构，徐老师当下异常笃定地答复道：“我不会做音乐的，宋柯都去做烤鸭了……”在此之前，他及一众资本界大佬在朗悦府门后留影，与薛蛮子、倪正东、陈宏、杨向阳、宋军共同向餐饮界新星宋柯表示祝贺，恭喜他来自烤鸭的胜利。
4，
“我就挺喜欢《爱情买卖》的，听那歌儿挺解气的。”
超市、小饭馆、打着小红灯拉活儿的黑车，任何充满俗世生活的地方，这首歌都让人无处遁逃，一边嫌恶着它的俗气，一边不知不觉跟着哼唱起来。宋柯把这个归结为血液里的东西。
“说句不好听的，其实也不算什么不好听的，就是实话，凤凰传奇还是《爱情买卖》，他们音乐的方式就流传在你的血液里，听一遍就能哼。再喜欢高端音乐，咱们的爷爷奶奶就是这样的人。刀郎我告诉你，在新疆山里，你要跟他面对面听他唱歌你能爱上他。”
将刀郎从遥远的西部简拔而出，圈里很多人觉得宋柯疯了，其中不少是他的朋友。大家觉得用反驳或者攻击都不足以表达自己的不解，于是几乎富有默契般的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态度：不承认。不承认你这个是音乐，更不承认它无孔不入的渗透力。小柯的回答算是个中代表：“我没有听过。”虽然这简直不可能，与刀郎用砂砾般却又明亮的喉咙吼出“2002年的第一场雪”相比，《爱情买卖》乃小巫见大巫了。
“英雄不该问出处，你不喜欢没关系，有人喜欢。我就觉得什么歌，听的人越多越好，听的越多意味影响力越大。不仅是影响力，还有感动。一打工小伙子，一边听着刀郎或者凤凰传奇，一边想着女朋友，哗哗流眼泪，多好啊。”说这话的时候，宋柯一点急赤白咧的意思都没有，他发自肺腑地感慨着“能被打动，多好啊”。
对待圈内的质疑，宋柯相当平和。实打实的数字给了他这种不急不躁的底气，他在新疆第一次听到这个汉子“好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嗓子”，毅然决然买下三年版权，然后以彩铃方式推向网络，2000万的销售额使宋柯在2004年成为数字音乐的英雄。这不仅仅是一次商业决策上的胜利，也标志着宋柯本人作为一名音乐产业大佬最必要的蜕变，打破个人的好恶观，一切让市场说了算。
“主流音乐公司就是要做（通）俗的。刀郎是俗，凤凰传奇是俗。但比方在美国，碧昂斯就是俗的，流行歌手更多人喜欢，就意味俗，就意味大众喜欢。大众喜欢的东西怎么能不好呢？”
这个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为此宋柯曾付出过一些代价。还在经营麦田唱片的时候，已经走红的赵薇曾找到麦田希望对方帮助自己进军歌坛。宋柯回绝了，“觉得她不是麦田的感觉”。对此我感到后悔，宋柯很坦率地承认了这段遗恨。于是当2005年“超级女声”盛极之时，他一边调侃超女这场秀与芙蓉姐姐并无二致，一方面火速签下了那一届的冠军李宇春。
这种选择中的宋柯并不自相矛盾，“张亚东给我测算过星盘，我这个星盘中有三个狮子座，所以做事绝不纠结”，只要能看到益处，便可以拿出行动力。执行理性期间，最难得的是，他还能顺带把心里的那点感性也给捋顺了抚平了，他认为自己没过多久就开始真心实意地欣赏李宇春，从人品到作品，并以“麦田里的老玉米”自居。在宋柯眼里，玉米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意义的粉丝群体”，因为“他们从不买盗版”。
“我年轻的时候，连罗大佑和齐秦都不听，不是因为不好听，而是听的人太多了。年轻的时候就是反抗从众性，我越到这个岁数越不这么认为了。任何种类的音乐，任何种类的作品，只要它打动人，哪怕只打动一个人，这个作品就有价值了，更别说打动那么多人，那么多人都愿意听呢。”影响力成为他衡量音乐的第一标准，只要是市场认可的，自己也心甘情愿“陷落其中”。对于自己的变化，他最想表达的关键词大概是“宽容”，宽容的成效显得立竿见影。当太合麦田在五年合约到期前，为李宇春出的最后一张专辑《李宇春》，四个月内在移动平台上被下载8666226次，这是2009年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的最高销量。
歌手郑钧曾在媒体面前直言不讳地质疑李宇春的唱片发行量时，等着描绘戏剧冲突的记者拿来试探宋柯的反应，他特别虚怀若谷地说，郑钧是我哥们儿，他经常在生活上生意上各方面地质疑我，我都习惯了。然后依旧在微博上呼朋引伴，邀郑一起去吃炸酱面。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每一个成熟商人要完成的终极进化。即使更刻薄的攻击，他也能乾坤挪移，不费力更不失面子。
“个人认为宋柯是个商人，不是音乐人，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作过一首曲，填过一首词，唱过一首歌，不过他做音乐商人也不是很成功，从华纳到太麦，除了当年的朴树，鲜有包装成功的艺人案例，这足以证明他的选材和眼光有问题。忘了补充，这么多年他做红了一个人：他自己。”这是一位当年歌手在微博上对宋柯评论，宋柯自己转发了这条微博，非常恳切地表达了认同，“我也顶烦鸭的”——没错，是烤鸭的鸭。自嘲是个好东西，成就了你，也陶冶了我。
5，
宋柯的胳膊上有个用烟头烫出的疤痕，那是桀骜不驯的校园歌手时代的遗留产物。即将毕业的大伙儿弹了琴唱了歌喝了酒，坐在一起为赋新词强说愁，青春的愁与痛总是相关，每个人讲述自己的梦想，然后用烟头在胳膊上留下一个记号，以此为誓。宋柯说：“我要开一家唱片公司。”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很背，运气很不好”。
他有过一段短暂的与音乐无关的生活，从清华毕业前往德州农机大学深造，然后做起了让自己当年的追随者们“摸不着头脑”的珠宝生意。高晓松凭借《同桌的你》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他想自己制作唱片，找到宋柯投资。“晓松没有忽悠我，那张片子还没录完，就说里面都是谁谁唱的，高晓松写的，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一下子就先给了45万，保底盈利。我问他这个钱为什么自己不赚，他那时候有一个广告公司，自己也有钱去做，但他就是不愿意跟一个商人一样出去跟人聊赚钱，这是实话。后来我想想晓松可能把我当他经纪人了。”一不做二不休，高晓松直接把自己的广告公司旧瓶装新酒，连着办公室、会计秘书一起打包，改装成了唱片公司，然后通知宋柯来你上班吧，给大家当老板。多年之后高晓松承认，“就宋柯这种性格的人，就这种坚韧不拔的AB型血的人，才能把这种事给弄下来。”他更加笃定，自己只卖艺，绝不开任何一家音乐公司。
麦田是宋柯践行梦想与不断自我怀疑的起点。唱片张张热卖，盗版更是大卖。公司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他也偷偷在外面投简历，打算去荷兰某钢铁公司当首代，用年薪还债。“和同龄人比，到那个岁数，我是最不靠谱的了。感觉你选错了一个方向。我当时在家面壁三个月，也不去公司。但人可能就得扛一下。”
太合麦田是另一次启航，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对抗盗版的载体以及更合理的分成方式，但是互联网和手机最终都让他失望了。即使太合麦田曾是内地最大的音乐唱片公司，但在社会层面上来看，它依然是家很小的企业。当国产电影票房飙升到几个亿时，最大的唱片公司其营业额也不过维持在几千万。“唱片是一个最可怜、最没反抗能力的行业，非常悲催。”
这么多年来，宋柯一直再跟“版权”两个字较劲。这个早年间的校园原创歌手，后来的唱片业大佬，一直希望以音乐内容制造者的角度赚到应该赚来的钱，体现应该体现的价值，那从一种情结演变成一种心结。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他愤怒、委屈，甚至激发出某些“变态”的清高，他宁可去卖鸭子，却不愿意以经纪公司的面目带着艺人跑场子，赚简单省事的钱。“我觉得这事太一般了，不太高端。我的意思是，我做了好东西，它应该值钱，而不是说艺人给你挣多少钱。我认为有才华的艺人能赚多少钱是他的本事，不是我的本事。我的本事是这东西值多少钱，并且搁在这里可以一直赚钱。”
但大环境没有办法支持他的高端赚钱理想。TEEC的校友们每天鼓捣着纳斯达克，上市的光芒也曾经在宋柯的头上笼罩过那么须臾片刻。站在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作为异类，他肯定有过失落，但更加难以放弃去寻找一个继续证明自己的机会。所以有人说宋柯去卖鸭子就是一个局，离开就是为了回来。听一首歌是不是应该付账？就算暂时收不到那份钱，他也要像秋菊打官司一样非要把这个理儿辩辩清楚。“他能把卖烤鸭演变成一个新闻……能够通过和媒体互动，让这个事合情合理地变大。”
今年2月底，一个名叫“唱片工业委员会”的、真正的内容商联盟成立，挂靠在中国音像协会下面，宋柯作为“免费打工”的常务副理事长一直在积极促成这件事。协会构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凝聚集体力量，改变游戏规则，令与音乐产业相关的其他行业，必须为“版权”这件事买单。目前，宋柯所执掌的恒大音乐已经买下了3500首老歌的音乐版权，他或许认为如果有翻盘的那一天，储备强大的版权数量才能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成为游戏里的主动方。
在政策的阳光雨露真正洒下来之前，宋柯还得继续为他的公司寻找发展思路。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想法是投入演出市场。宋柯认为其好处之一是至少演唱会没有盗版，一个好的演唱会卖的是一种营造出来的语境与氛围：“我在德州上学，觉得美国地道的乡村音乐那叫一难听。结果有一次去参加农场一大舞会，德州小伙子随着音乐跳舞，男的能把女的给扔天上，全场一起跟着跳，融入到氛围里你觉得：哎？这音乐不错啊，挺棒的啊。这就是音乐的价值。”
宋柯提到他不久前去成都参加大爱音乐节，这场音乐节以混乱而迅速闻名。“当天晚上这边是山羊皮，那边是韩庚，两边歌迷互相嘲笑。我挺奇怪，这音乐节能把这俩各一块，也挺朋克的。可是我这边听着山羊皮，那边我也不讨厌韩庚，我觉得他人不错，也挺敬业，跳舞也好好跳，唱歌也好好唱。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宽容吗？”
我问他这要搁着你年轻时肯定忍不了吧？
他扑哧一乐：“哈哈，忍不了”。
他的一切宽容，源于对商业利益的清醒；而他的一切纠结，也是因为对商业悖论的不甘。他会指着胳膊上的疤说自己还没有完成对它的誓言，他想创造影响一代甚至几代的音乐，但现在“没有感觉到这个力量”。如他一般的理想主义者必须对所有人证明自身的商业价值之后才敢畅谈理想。粪土金钱，也得是有了之后才谈得上舍得。这就是我看到的如他一般的文化商人身上的那种纠结。
脱离金钱的快意值得一生向往。为了这种向往，证明自己的那种过程则更加显得时不待人。
《俱乐部》杂志2012年9月刊“封面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