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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中共人事，乃至中国政治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换届年”三个字足以点出这一年所代表的政治意涵。从年初到年尾，各级党政系统的调整密集频仍，中央核心领导层启动了第二次规制化的代际交接，地方党政领导层完成了五年一度的制度化换届。
随着各级人事变动的展开，执政者的政策取向也出现了变化的可能。在人事与政策变动呈现“按部就班”与“继承陛发展”态势的中国，2012年的中共人事布局，无疑对未来5年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地方换届
2012年的地方党委换届工作，实质上是2011年下半年地方党委换届的延续。在经历了20多年的演进后，自1980年代以来建立的中共地方党委换届制度，已逐渐呈现稳定化的趋势。从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前一年起，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分别在当年下半年和次年上半年，分两批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党委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和中央在其他年份对地方党委领导进行的个别调整不同，地方党委换届涵盖所有省委领导职务，以副部级干部调整为主。换届过程中的人事变动的幅度更大，干部考察的安排也更系统化，因此常常是年轻干部和资历相对较浅的干部实现政治跃升的机会。
从2012年完成换届的17个省、市、自治区来看，地级市委书记仍旧是地方官员晋升党委常委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们的从政时长依年龄大小有所不同，但任职履历并非绝对丰富，大多只需经历一到两任的正厅级职务迁转。这显示中共干部的升迁仍看重“关键时点”。即两任左右的干部相对处在仕途上升期，具备一定的政治资历和冲击力，所迁转的厅级职务更可能是组织的特意培养安排。副部级干部转任省委常委的案例也在此轮换届中明显增多，从五年前的约l/3弱上升到接近l/2的比例。其中，副省长是被安排转任省委常委的首选，人大、政协副职也偶有出现。
2012年的地方党委换届中的一大特色在于省委副书记兼任政协主席模式的改变。自2007年地方党委减少副书记职数以后，绝大多数省份只设两名省委副书记，一人兼任省长，另一人则担任专职党务副书记。原先书记副书记常委的三级决策体系，被变革为书记常委的两级体系，由此产生了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政治分工与定位问题。近两年来，省委专职副书记作为省内最重要的副部级干部，往往被安排兼任省级政协主席，形成新的任职模式。
在2012年的地方党委换届中，所有兼任政协主席的地方省委专职副书记均卸任省委领导职务，专任省政协主席。这其中不乏年富力强，政治前途明显不会止步于省级政协者，如山东省政协主席刘伟、吉林省政协主席巴音朝鲁等。事实上，像兼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的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在党代会上就直接晋升为副书记兼市长，巴音朝鲁也在大半年后从省政协主席迁转回省委，担任副书记兼省长。
从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专任省政协主席的安排应并非远离政治核心，而是腾出省委副书记的位置给后任干部，在省内形成书记（兼人大主任）、省长、副书记、政协主席的四极权力分布。从另一个角度看，地方政协主席被安排由政治前途更被看好的干部担任，也有助于政协工作在地方政治实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一趋势，加上地方党委统战部部长兼任省委常委的常态化，都不难看出统战工作在中共社会管理体系内日渐上升的政治分量。
地方党委换届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任职年龄规定的执行出现了更大的弹性。在之前的两届党委换届过程中，组织系统已经形成并执行了一套约束力颇强的任职年限规定。正部级领导职务的提名年限为63岁，纪委领导职务为6l岁，其他副部级领导职务为58岁。超过相应任职年限的干部会被安排或转往中央部委任职，或在地方人大政协担任二线职务。在2012年的换届过程中个，这些规定被频频突破，不少干部在超出任职年龄盼情况下，仍获安排连任。
超龄延任往往是政治前途即将上升、因此不再适用一般任职年限规定的信号。如已满65周岁的北京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不但没有退居二线，还进一步当选为市委书记。同样在浙江，65岁的省委书记赵洪祝也连任省委书记。两人分别在半年后的中共十八大上获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书记处书记，从而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与他们二人情况类似的还有在将满63岁时连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以及65岁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人大主任向巴平措。
值得一提的还有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64岁的他在四川省党代会上连任也颇出乎外界预料。但随着四川省委三号人物，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十八大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蒋巨峰的连任似乎也透露出领导层对四川人事布局的考量。
此外，地方党委的军方常委席位也出现了新的任职模式。上海、陕西、四川等地的军区领导在地方党委换届时受年龄限制不再兼任常委职务，又在数月后由中央另行发文任命为党委常委，成为罕见的退任后再回任的人事安排，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换届年龄规定的尊重。
新中央领导集体
作为2012年中共人事的核心布局，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经由十八届一中全会产生。这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政治权力的第二次规制化交接。与十年前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将党务和军事两套系统的领导权同步移交给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创下权力更替的新典范。由于中共制度设置，在2013年全国人大开幕之前，胡锦涛和习近平会分别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但从实务来看，在十八大闭幕后，只有习近平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军队相关活动，甚至主持将领晋衔仪式，显见权力交接的彻底。
在其他中共领导方面，年龄仍旧是影响政治局、书记处组成人员更替的最主要因素。1945年出生的原政治局委员全数留任十八届政治局，而除1956年出生的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之外，其他不再担任政治局、书记处职务的中共领导均为1944年及之前出生。换届年67岁留任、68岁退休的界限划分在领导层中又一次得到体现。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为上一届政治局委员，这一点也与10年前的中央领导集体交接一致。与10年前不同的是，政治局常委人数从9人缩减到7人，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分管政法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安排专门的政治局常委担任，而转由政治局委员负责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从第三代的7人变为9人，被视为是政治决策集体化的表现。新一代领导集体则又回归7人制，似乎反映出对决策效率的重视。
在11月15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会上，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令人耳目一新，展现出与以往中共领导人不同的公众形象。和胡锦涛在此前两次见面会上简单介绍换届情况不同，习近平以相当长度的篇幅，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调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愿景。此后，他又率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把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陈列作为首次集体活动，并再次在讲话中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将其作为施政目标的重要性。
对比十年前，胡锦涛把西柏坡作为外地考察的首站，习近平首先选择了改革开放特区深圳。这两个考察地点的政治意涵相近，却又不尽相同。胡锦涛通过瞻仰象征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圣地，强调了“两个务必”和“三个为民”的重要性，凸显出他未来执政十年中对民生的侧重。习近平瞻仰的则是有着浓烈邓小平时代印迹的城市，结合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反复强调，似乎预示着民族复兴将会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又一施政理念上的重点。
无论是两个务必，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质上都是中共传统的政治论述，并非领导人首创。但在特定的场合进行重点宣示，无疑有着讲话者自己的考量。两任总书记异曲同工之处，在于都对中共传统资源进行了挖掘，但展现出的政治愿景则各有千秋，都是基于中共既有执政理念的“继承性发展”。
此外，两届中共领导集体都同样选择把转变作风问题作为展现领导风格转变的突破口。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任内创立国家领导人在基层与民众共度春节的政治惯例，更通过多次与民众的直接交流展现亲民形象。同时展开的外事改革则废除了领导人出访的迎来送往仪式，后期更逐步取消了侨民和留学生在机场迎接领导人的经典动员。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首届政治局会议上同样拿自己的待遇规格开刀，取消了出席活动时的交通管制安排，并对文山会海的会议风格进行具体改革。习近平在深圳考察时主动走进人群与民众接触，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相关会议上则打断发言人的念稿，要求对方简要陈述真实观点。在展现亲民公共形象上，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可谓一脉相承。
从政治经验上看，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具备在地级市或省级行政区担任党政主官的经验。地方任职经历更长、也更多元化，这无疑会对他们的执政思路产生影响。以习近平为例，历任三省市党政领导的他长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熟悉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生态。因此在与党外人士座谈时，他就针对十八大强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表示，要确保无水分的经济增长。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以精熟地方经济统计数字著称。他在当选政治局常委数天后主持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则一改本届政府长期坚持的“保八”增长目标，表示要不片面追求GDP增长率，7%的增幅就足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不过在主导政策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仍旧展现出政策的连贯性。在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治局确定的经济增长方针仍旧以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为主，并没有偏离之前数年的经济财政策略。
梯队构建
从更长远的代际交替角度观察，中共的人事梯队构建也正逐步展开。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中，首次出现了两位1960年代出生的成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相比之下，上一代际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里则没有一位1950年代出生的成员。胡舂华和孙政才在进入政治局前已经具备了两个正部级岗位的历练，都担任过省级行政区党委书记。此次前赴过去5年里最吸引世人目光的重庆与广东，既是对他们政治领导能力的锻炼，也是中央对两地发展前景的重视。
不过，从更广泛的人事后备梯队角度出发，中共的代际交替正逐渐面临年龄积淀的问题。在地方党委换届的规定中，组织系统也曾明确规定要有45岁左右的代表。而在2012年的实际换届中，45岁左右（1965年以后出生）的新任省级行政区党委常委并不多见，只有13名。其中45岁及以下的常委更是屈指可数，只有3人。对比10年前和5年前的地方党委换届，45岁左右的人选数量都远远超过这一水平。
不过在地方党委换届中，大量高龄常委的出现，应正是为解决年龄积淀问题的长远布局。1954-1955年度出生的官员由于年龄问题，传统上并不是新任省委常委的热门人选。但此次换届中，几乎每个省级行政区都有一位甚至数位该年龄段的官员中选。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他们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将再次出缺，从而为培养新生代官员留出代际空间。
在省级正职领导方面，年龄积淀的问题则更为突出。现任省级行政区党委书记中，除两位政治局委员外，只有湖南和广西的党委领导年龄在55岁以下，“60后”的正部级官员数量整体偏低。
传统上，中共在党代会换届后的第二、三年会因应干部届龄退休，进行中期调整。其中涉及的官员大多会被重点培养，前途看好。如2009年中期调整的孙春兰、胡春华、孙政才都在两年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2004、2005年度调整的李克强、汪洋也随后晋升党和国家领导人。
但从十八大后的第一波调整看，大量1951年、1952年出生的正部级干部担任地方党政领导，如浙江、陕西两地省长就地担任党委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雄在此前党委换届已超龄退任的情况下，又回任晋升为市长，体现出以安定延续为主的人事考量。但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三年时间内，留出的正部级职缺更为有限，对组织人事调配和干部培养都是新的挑战。
非常规异动
2012年的人事异动里，最超出常规也最令人意外的，当属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在2月初私人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行为震惊全国，也让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本就高调不已的重庆。之后的事件发展颇具戏剧性，重庆地方和中央新闻机构针对事件的解读和报道出现多处分歧，重庆市党政领导更亲上火线，澄清各种传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任内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更是石破天惊，他对重庆党委领导的批评虽然含蓄，但力度与影响力都堪称当代中共党史之最。
薄熙来的去职，延续了中共建政以来，每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有届中去职的传统。他也是继十六届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后，又一位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操作手法上看，中共对薄熙来问题采取了常规化的处理，强调依法办事，把薄熙来夫妇的问题定位在违法违纪问题上。这种处理方法缩小了问题的口径，有利于控制影响，保证稳定大局。在程序操作上，这种方法也具备简单易行、社会争议小的优点。
薄熙来事件对中共人事布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空降重庆，这也同时创下改革开放以来副总理兼任地方党政领导的首例。鉴于张德江深厚的政治履历，重庆任职既是他展现政治能力和智慧的一次机会，也为他担任更重要领导职务提供了更丰富的锻炼机会。
薄熙来事件和陈良宇事件不同的，是重庆的问题不仅在于领导人的个人违纪，还在于地方政府执政路线的偏差。虽然中共将问题定调在个人层面，但实际的政治操作仍包括了对重庆唱红打黑路线的全面纠正。表面上看，重庆官场似乎只经历了外科手术式的个别调整，但在实质上，内科的全面诊疗也在展开。两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和孙政才在任内都强调了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不约而同地否定了所谓“重庆模式”的提法。一度在全国流行的“模式”提法逐渐销声匿迹，对地方政府处理政治形象和与中央关系都颇具参考意义。
对中共权力架构的运行机制而言，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也有不小的影响。中共中央在总结薄熙来事件教训时，最为强调的一点就是对权力制衡和监督的缺失。强力部门如政法系统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开始受到制约。贯穿重庆事件前后的，是全国范围内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系统领导模式的改变。
自2002年以来，中共开始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部门领导（厅长、党委书记）的尝试，意在加强公安工作在维稳和综合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权力分配模式往往导致公安系统占据支配地位，效果并不理想。2012年后，公安厅长基本全部由副省长兼任，在行政层级上与法院、检察院系统大致平行，之上再由政法委书记统筹协调，权力分布更显均衡。不少地区更安排由省级法院院长、检察长转任省级政法委书记，也是对公安系统权力过大的一种反证。
在中央层面，政法委书记虽然仍旧是政治局成员，但已不再兼任政治局常委或书记处书记这两个更为枢要的领导职务。薄王事件给中共政治体系又一次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政治规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不同政治权力进行复杂精密的制衡与关联制度设计，正是一个政体日趋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共未来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所在。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3年第1期，如需订阅，请点击下面链接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