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阎连科的理想
（刊《福建文学》2014年第7期）
阎连科获得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阎连科在得知自己获奖后回应说,卡夫卡是最富启发性的作家之一，将于10月底前往捷克布拉格领奖。阎连科是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作家，也是继村上春树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
莫言是军艺文学系第一届学员，阎连科是第三届学员，我则是第五届学员，是他们地地道道的小师弟。在成为校友之前，我曾有幸与阎连科在大型军事文学双月刊《昆仑》1988年第1期同期发表过作品，也算是“神交”了。阎连科发表的是中篇小说成名作《两程故里》，我发表的是短篇小说《夜半敲门声》。这一期的《昆仑》还刊发了阿浒的短篇小说《变调》。阿浒是我的朋友蒋本浒当时常用的笔名，一年后他与阎连科成了军艺文学系同窗，现在则以“麦家”之名爆红，被誉为“中国特情文学之父”、“谍战小说之王”，其长篇小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解密》被收入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据说这是唯一入选“企鹅经典”的中国当代小说。
有趣的是，我们同期刊发的三篇小说，责任编辑都是曾以《母亲与遗像》荣获全国小说奖的海波老师。海波是部队众多业余作者的精神向导和文学引领人，阎连科曾沮丧地收到铅印退稿信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小村小河》，就是海波老师下部队时慧眼识珠，亲手编发在1986年第1期《昆仑》上的。阎连科后来说，这部中篇小说的发表和随后收到的800元稿费，直接催生了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说《两程故里》。据说这部以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的家乡为故事背景的稿子投给《昆仑》后，因为是纯粹的地方题材，编辑部有人认为不宜发在军队刊物上。但文学感觉精准的海波坚持认为这个作品很难得，“一定是个轰动的好东西”，不仅力主发表，而且坚持放在头条位置突出处理。《两程故里》发表后，其反响完全证实了海波老师“一定是个轰动的好东西”的预言，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多种全国有影响的选刊迅速选载，入选了1988年《全国中篇佳作选》，并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全军最高文艺奖。这是阎连科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大奖。
于是，好消息和坏消息结伴而来：好消息是，在海波的精心策划下，《昆仑》和《小说选刊》编辑部趁热打铁，联合在北京召开了“阎连科小说创作研讨会”，阎连科的名字开始引起文坛的关注；坏消息是，家里来信说，“两程故里”的两百多号乡亲对阎连科用小说坏他们的名声很不满，公开扬言要去阎连科所在的村子打架，吓得村里人不敢出门。
第二年，阎连科用《两程故里》敲开了位于北京魏公村的军艺文学系大门。从1979年在武汉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副刊发表小说处女作《天麻的故事》，到1989年考入军艺文学系，来自河南嵩县耙耧山下田湖村的阎连科，已经在文学小道上艰难跋涉了十年。这一年，阎连科31岁，军龄正好十年。像莫言等许多从基层连队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一样，阎连科对帮他迈出文学第一步的部队领导充满了感激之情。很多年以后，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永远不能忘记与小说处女作《天麻的故事》有关的张英培、龚知敏、刘晓林三位老师，是他们帮我迈出了文学的第一步，我很想有机会见到他们，向他们鞠躬，问一声老师好！阎连科念念不忘的张英培是阎连科部队的营教导员，正是他破例把入伍不久的阎连科送去参加武汉军区文化部在信阳举办的笔会。在参加笔会的三十人中，阎连科是唯一的新兵，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小说还分为长篇、中篇、短篇，第一次知道有两份杂志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龚知敏是武汉军区文化部的干事，信阳笔会的组织者之一，《天麻的故事》就是他推荐给报社发表的；刘晓林是阎连科小说处女作的责任编辑，一个新兵的稿子，能给大半版的篇幅，需要勇气和担当。
穿过军装的人都有体会，部队领导爱才惜才，重视“笔杆子”，是一种普遍现象。当年莫言在部队能提干，萧政委出力最多。而阎连科在部队提干的经历，比莫言更传奇。
阎连科的营教导员张英培当过军党委秘书，会作诗填词，文学修养颇深。他看重阎连科的文才，多方创造条件，悉心培养。阎连科也争气，充分发挥自己能写会画的优势，入伍第一年当副班长，第二年入党，连续几年立功受奖。放在以前，这样的兵肯定能顺利提干。但阎连科入伍时，部队进行干部制度改革，文件说要重视文化，不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必须先考进军校学习。可考军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阎连科当兵时就已超龄，失去了考军校提干的资格。因此，到1981年底，阎连科已满3年服役期，不得不退伍。他领到了117元复员费、50斤全国粮票和一张从商丘到洛阳的火车票，并办好了行李托运。如此这般，阎连科退伍回乡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谁也没料到，当载着阎连科等退伍老兵的火车即将启动的时候，预设的故事情节发生了连小说家也无法想像的戏剧性转折：
一辆军绿色吉普车疾驰而来，直接冲上了站台。车门打开，团长跳了下来，大声喊：“阎连科！阎连科在哪个车厢？”
站台上的人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阎连科心里一惊，忐忑不安地冲下火车朝团长跑去……
阎连科后来回忆说，团长告诉他，武汉军区参加全军战士业余演出队汇演拿了第一名，其中有个独幕剧是阎连科写的。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观看了演出，对武汉军区的节目印象很好。当他了解到编创演出这些节目的多数是基层战士时，立即指示：把战士中的文艺骨干留下来。留人的途径就是提干。总政为此特批给武汉军区20多个提干指标，其中一个指标落到了阎连科头上。
阎连科就这样神奇地当上了军官，为他八年后考入军艺文学系铺平了道路。像莫言一样，军艺文学系是阎连科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
阎连科在军艺的故事，我是从酒桌上听来的，当时阎连科也在场，应该比较可信。现在回想起来，那次有机会和阎连科在北京魏公村喝酒，是著名评论家朱向前从中牵的线。印象中，阎连科长得比较老相，脸上皱纹多，话少，酒也喝得少，像个沉默寡言的河南老农。事实上，与阎连科有过接触的人，都感觉他是个严肃、沉默的人。我的朋友、阎连科《返身回家》一书封面的设计者李戎讲过一段亲身经历：有一次，因解放军出版社会计把她和阎连科的稿费开在一张支票上，她搭乘阎连科的白色捷达车去结算中心领稿费。一路上，“车里基本没有对话，很沉默也很沉闷”。领钱时，阎连科一直盯着窗口内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使用完点钞机，随后用手指沾了一下旁边塑料圆盒里的湿海绵再次点了一遍钱。阎连科突然打断用手点钞的工作人员，说，有一张掉地下了。只见这位工作人员的脸刷地红了，马上弯腰捡起那张落到桌下黑暗角落里的一百元钞票。返回出版社的路上，阎连科依旧沉默，只管开车，“我真的不适应这种气氛，开始没话找话”，但很快闭嘴，“因为阎连科表情太严肃了，严肃到我再讲话就会被凝固的气氛击成粉身碎骨”。
沉默寡言的阎连科写起小说来特别投入，至少在军艺学习那两年是这样。在酒桌闲谈中，我听说他在4人一间的军艺宿舍里只要铺开稿纸，就如老僧入定，任你人来人往，闲谈戏语，喝酒喧哗，他都充耳不闻，照写不误。一天下来，少则八千字，多则一万言，最多时还写到了一万三四千字，故有“中篇不过周、短篇不过夜”之说。他的写作速度是如此惊人，以至在军艺的第一年，居然连续在《中国作家》、《十月》、《昆仑》、《解放军文艺》等大刊上发表了《斗鸡》、《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7部中篇小说。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二年他一口气创作了10部中篇小说，对《人民文学》、《当代》、《收获》等全国大型刊物来了个“全覆盖”。这一年，选稿极严的《收获》连续发表了他的《乡间故事》、《黑乌鸦》两个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分别选载了他的《乡间故事》和《中士还乡》。阎连科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进一步成名成家，看到莫言红得发紫，心里很激动，成名欲和发表欲更强。”于是他不停地写，不停地发。
到了1995年，有出版社主动提出给阎连科出版全部作品的文集。他借机回头重新阅读一遍自己写过的全部作品，猛然发现自己写了几十个中篇，讲的大体是同一个故事；塑造了上百个人物，可这些人物大同小异，几乎也就是一个人物。他惊呆了，惊呆了自己的重复，“自己的写作，正在自己画的文学圆圈中循环往复，以为是不停地前行，其实是在原地踏步”。他很郑重地对自己的写作总结说：“你几乎全部的写作，都是在生产文学的垃圾！出版，是对纸张的浪费；阅读，是对读者时间的浪费。”
阎连科开始反省自己的创作之路。
巧合的是，这一年，刚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名知青》的阎连科，由于长期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腰椎和颈椎都得了严重的病。至今都拒绝用电脑写作的阎连科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情形：“早些年，写东西的时候，不是爬在床上，就是用一个特制的写作架和写作椅，或者腰上绑上一个用钢板造的宽大腰带进行写作。不能坐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生产残疾人设备的机械厂定了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反省加病痛，使阎连科的写作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他每天上午八点半到十点半写作两个小时，差不多能写两千字，但连续写十天就要停下来休息、看病。他就这样一边反省、一边写作、一边看病，艰难地完成了一部又一部与以往作品大异其趣的长篇小说。评论家们发现，这时的阎连科仿佛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作家。
过去的阎连科是军旅文学“农家军歌”的“主唱者”之一，曾以中篇小说《黄金洞》、《年月日》分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我与朋友合著的长篇纪实文学《开埠》有幸与他同获首届鲁奖），得到主流的高度认可。但随着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和长篇小说《丁庄梦》在2005-2006年相继问世，阎连科的创作开始了不平静的命运，从此淡出主旋律作家行列。此后，他推出每一部作品，都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在文坛和读者中引发巨大争议。
长篇小说《风雅颂》讲述了一个大学教授杨科在家庭、爱情、事业诸方面悲情而又荒诞的遭遇。2008年小说出版后，一些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主动对号入座，指责阎连科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妖魔化”。甚至有人指责阎连科“放肆”、“用心可疑”。
2009年推出的自传体长篇散文《我与父辈》，朴实地讲述了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卑微生活，不料其中关于知青的描述受到众多知青及其后代的声讨，愤愤之情溢于言表：阎连科为什么要曲解历史、妖魔化知青？
小说《四书》写两次世界大战及前苏联大灾难，触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2011年完成后，被大陆十多家出版机构拒绝出版。阎连科自费印了一两百本送人，后在香港出版。他说，他只想表达人的灵魂深度的真实。
被称为“神实主义”力作的阎连科最新长篇小说《炸裂志》，其原创力量和现实关怀深度堪与莫言的《蛙》媲美，被认为是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城市化进程的深刻反思之作，是一部灵魂出窍、脓血交融的当代世道人心史。
有人说，阎连科的小说和他的面相一样，爬满老实而滞重的皱纹，具有一种对世间体悟的愁苦质感。这其实来源于阎连科灵魂深处对当代人无序生活的精微透视和对精神世界真相的无情深剖。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认为，阎连科的作品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但因为许多人无法接受这一真实，致使阎连科一直饱受争议。对此，评论家谢有顺早有先见之明：“阎连科小说中的极致叙事为书写这个时代的‘主要真实’开辟了新的路径，但他今后的写作也将因此冒更大的风险——或许，阎连科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并为此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谢有顺的判断是正确的，阎连科不怕冒险，不怕争议。他今天的写作，已经不是年轻时的写作状态，不会去因为别人而写作，“只是以我之笔，写我所思；以我之心，书我之文”。对现在的他来说，文学作品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绝对的个性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当一部又一部作品相继成为出版事件，不是无法出版，就是出版了无法在书店出售，他的写作不能不受到冲击和影响。问题是，作为一个最低调的备受争议的当代作家，他还想写出一部他以为的好小说。
不久前，阎连科应邀在台湾“世界华文小说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演讲时，他选择的题目就是：“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出一部我以为好的小说来。”他说：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几乎就是作家本人“我以为”的展台和储柜，是一个“我以为”的百宝箱。一部小说中没有作家最本性、最本我、最独特的“我以为”，那小说其实就不再是小说，而是作家本人的坟墓和棺材。因此，我的理想仅仅是写出我以为的一篇好小说。
阎连科不无忧虑地说：我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年龄。以我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以对我家族的生命遗传来认识，以对我今天在写作中时时出现的“力不从心”的程度讲，我不能相信我到了七十岁还可以激情澎湃、行走如飞，坐下来就思路敏捷，可以源源不断地讲述和写作。岁月、年龄、命运，在不出意外时，大约还会给我留有五到十年最好的写作期。而在这五至十年间，我到底能握笔写出三本、两本什么小说呢？这是我最大疑虑，最大的不安，命运中最大的未知。我想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里运送粮草的木牛和流马。传说中国的木匠之神鲁班，最大的愿望是用木头创造生命，制作出不用吃草就可以耕地的木牛，不用喂养就可以拉车的木马。他一年一年，十年二十年，终生努力，在他年老之后，在他病入膏肓之后，躺在垂死的病床上，为一生对木牛木马的钻研、寻找、设计、失败而感到两手空空、死难瞑目时，神灵在他的昏迷之中，把设计、制作木牛木马的图纸送进了鲁班的头脑。鲁班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把木牛木马的图纸从他的头脑中绘制出来而平静、微笑着离开世界的。传说诸葛亮在战争中制作木牛流马的图纸，就是鲁班的子孙在代代相传之后，交给了诸葛亮，使诸葛亮制作了木牛流马，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建立和巩固了蜀国。而在我有限的最好写作的时期里，我还没有那个全新、完美的“我以为”，无异于我还没有诸葛亮手里制作木牛流马的图。所以，我希望在我最好的写作时期里，能让我如鲁班那样最后创造、设计出木牛木马图纸来，并且像诸葛亮那样制作、创造出一个、一架文学的木牛流马来。也因此，我才这样说：我最大的理想是在我的人生中仅仅写出一篇或一部我以为好的小说。
阎连科无疑是当下中国最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长篇力作的出版，使他成为目前在国际文坛最受瞩目的中国作家之一。但他还想再写出一部他以为好的小说。社会难道不应该成全他的理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