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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若在白色恐怖的1968年同叶以群（原为夫妇）相继自杀！以群曾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以及文联作协的负责人。梁文若从网上搜索在六十年代已被下放至宁夏某地教书。她的死说法有多种：跳楼、跳黄河、服安眠药致死，真确的说法实证不明。她死后魂归何处，她的家人亲人，她的身世，文革后她是否被平反！？还是葬身荒野，冤魂不散！经网索有大量她在青年时代的故事，在上海左联在重庆与胡风等作家的活动，以及在周总理处工作近两年，而且总理也曾关怀和干涉过她与以群、吴奚如（总理秘书）间的婚事，但无一文详尽介绍她的，那怕是简史！？
1953年底至1954春我同梁文若曾在上海愚园路地区搞我们国家第一次普选以及食油计划供应工作，是上海市发的第一张副食品票吧。作为重点静安区张绍文区长也曾临指导。工作队办公在愚园路608弄内，办公室楼上据称吴晗去京前曾住过。普选工作队成员除从区民主改革工作队中抽调外另从上海作协、舞协、银行、英电公司……本区域内机关商调，本人任临委书记兼队长，梁文若任付队长，另有作协秘书长吴德华参加约十余人。当年我只是个20出头的青年，梁则已有38岁，在繁忙又紧张的工作中我因长期在基层工作，带领十个工作队搞了十批工厂商店的民主改革运动，日以继夜，非常疲劳，加上年青气昂，说话有时难免粗暴，但是梁却始终能耐心开导，从未见过她发过火。她中等身材，微胖的脸，简朴齐耳的短发，一双大眼睛似乎能看透一切，没有一点架子！从没有说起过往的历史，我们配合得很好。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是1956年初在上海南京西路，隔着马路她大声叫我的名字，当时我刚被林辉山、沈瑞英出身地痞流氓与不明真相分子残害为……。
网上搜索到的资料列下：
（以群之女估量不是梁所生）2011年5月是先父叶以群百年诞辰，回望他并不长的人生，有些岁月他是可以引以为傲的，一些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刻他经历了、奉献了，并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圆满地完成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任务。
1965年秋天，曾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父亲又一次来到重庆，特别与荒煤相约，寻访故地。
父亲参加成立于抗战时期“文协”的工作，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安排。《胡风回忆录》曾有一段记载：1939年的一天，周恩来的警卫员送来信，约胡风见面谈话。周恩来交给胡风一个任务：“要我劝说梁文若不要和吴奚如搞恋爱，这对党的影响不好。”当时吴奚如与自己的妻子朱惠离婚不成，与女作家梁文若谈恋爱，但梁文若的爱人叶以群又不同意与梁文若离婚，吴奚如这就成了“第三者”。对恋爱和婚姻一向讲究认真负责的周恩来对吴奚如很是不满，除了严厉批评，还让吴的朋友胡风“多做做工作”。此后，胡风向来访的梁文若“做工作”，“但她执意不听”。
…………
摘自《收获》2011年第2期
1959年至1960年7月，《群众文艺》主编李微冬；副主编石天、马若；编辑部负责人为梁文若。
我们月刊编委、翻译高尔基[给青年作家]的著名文学理论家以群；和人称超级大刊[ 收获] 杂志的资深编辑梁文若，他俩都以跳楼自杀来抗议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和无法……
坎坎坷坷文学路孙肖平1953年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我写了中篇小说《我们一家人》，导师张天翼看过后，连错别字都改了。据说他想在他主编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后来还是没有告诉我就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来责任编辑姜英同志从北京调到上海，就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次印17万册，后又多次再版重印。《我们一家人》出版后，1956年著名作家陈伯吹老人在《文艺报》撰文评介，冰心老人在《建国十年儿童文学选集》一书的序言中提到，这十年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还有“孙肖平的《我们一家人》，因篇幅所限，没有收入到选集中”。陈登科同志还告诉我，丁玲老师看后说她掉了眼泪。上海图书馆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此书出版时，我正在治淮工地任共青团干部。随后，1957年由淮河回上海，把家搬到黄河三门峡工地。在上海时我住在作协的小招待所，这时发生了一件至今想起仍毛骨悚然的事。因为当时正是反右派的高潮，作协机关党支部书记梁文若交给我一封信，说你看后对的改正，不对做参考，信我不要了。我一看是工地党委写给上海作协检举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共有五六条，我没看完就火速烧掉。如果梁文若不给我看这封信，直接交党组，那么我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大约梁文若太“右”，后来下放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后跳黄河自杀。那封信对我打击真是一言难尽。明明是党委书记叫我召开团员青年座谈会，给党整风提意见，怎么竟弄到我的头上？我本应就此学乖，但我的觉悟太迟。而在1959年，又因替彭总叫屈，挨批40天。
老舍、徐转篷投河，以群、梁文若跳楼，傅雷夫妇用了煤气
lyuanan_2007新浪博客选录：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梁文若老师
我离开宁夏青铜峡市三中已经四十个年头了，却总是把三中当做自己的母校。也许是60年代初的饥饿，也许是文革的动荡，也许是那些在那个年月忍辱负重教导我们的老师，叫我久久不能忘怀。有时我很自私的为反右，反坏把这些老师赶到大西北，赶到宁夏青铜峡三中感到庆幸，正由于这种原因使我们在大西北那极端困难条件下、极端动荡的年代里在用土坯搭的桌子上受到当时中国一流老师教导，受到良好的教育，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中国一流的老师是不是过讲了？我说几个老师的简历你就明白，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赵怀炯：父亲卫立煌的少将秘书官，本人解放军海军航空兵俄文翻译任我们俄语教员。高天穆：父亲国军少将军需官，毛泽东到重庆由一国军将领手中接过的小孩就是他，教我们语文。余正兴，上海人50年参加志愿军入朝，56年毕业于人民大学后留校，哲学讲师任我们英语教员。程大鹏，毕业于川大任我们数学、物理老师，后来从政任重庆市教委主任……胡学祥、崔生福、张继德、陈文华、郭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很多人成为宁夏各县市及自治区的不同级别的领导。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每当谈到老师我眼前总会首先闪现的是她的身影，中等身材，胖胖的脸上留存着生活的烙印，齐耳的短发彰显出无比的干练，一双大眼睛似乎能把一切看透，后来看到丁玲的照片感到她长得十分像丁玲。她有吸烟的习惯，（我母亲也吸烟，据母亲讲是镇压反革命时准备材料太累开始的）我并不反感，她是我的语文老师，讲起写作她头头是道，她十分推崇丁玲，在那个年代里她给我们介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我们学里面的写作手法，她总爱讲不喜欢你们叫我老师更愿意你们叫我先生，总爱讲你们不是不会写而是不会看，不会抓住事物的入手点，抓住要点把想说的写出来就是好文章。我并没把这一切听进去，反而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程仁等感兴趣，并从钱文贵、江世荣、侯殿魁身上了解了什麽是地主，什麽是阶级斗争，感觉到好像和丁玲一起参加了土改。但她的讲解和努力没白费，在她指导下我虽然没能成为作家，但让我在后来工作中能自己写东西，从不用别人代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她的过去我是文革开始后才逐渐知道的。梁文若原名梁文翠，1933年加入左联，1935年与解放后任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的叶以群结婚。这期间她写过几部小说，其其中一部叫《割弃》，写的是一个小女孩由于种种原因堕胎的故事，对堕胎的全过程描写十分仔细，逼真，我总觉得那是写她自己经历，还有一些她30年代写的文章名字记不起来了，总之在她不满20岁时已是当时上海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在《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3期《延安在反主观主义,胡风在重庆反客观主义》中我查到她曾经的足迹。文中写道：“周恩来给了胡风一个任务，就是劝说梁文若不要同吴奚如搞恋爱，对党的影响不好。朱惠不同意和吴奚如离婚，以群也不高兴。周说：你和他们双方都很熟，都是你的朋友，你还是多向他们做做工作。胡风答应了。不久，梁文若自己找来了。胡风将组织上的意见告诉她，并劝她要冷静点，不要再发展下去了，这样对你们双方都不好。想不到她不但不听劝，还不把这当回事，甚至很得意地说：组织又怎么样？蓝苹的恋爱，最后组织上还不是得批准？他向周恩来汇报与梁文若谈话的情况，并说她拿蓝苹的婚姻作借口。周恩来说：这是别人的事，我们不谈。周沉吟了一会儿，又说，那你找个时间约以群来见我。”在胡发云《纪念周文》的一篇文章里我又见到这样的描述：“叶以群从前线回到重庆，周在一次会上提出让以群在文协工作，要胡风和老舍商量安排。是以群一直住在文协的宿舍，俨然成了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员。吴却从此失去了周的信任。虽然和梁结了婚但被调到桂林，后来二人重又失散，恋爱就此结束。这也是吴一生不幸的转折。而以群则一帆风顺十几年，直到“文革”期间在上海跳楼自杀。而他的问题又追到了早已离开上海作协、在宁夏教书的梁文若身上。梁只好一死了之。”
继而写到“在一次秘密的组织生活会上，郑育之第一次与周文这个曾经天远地隔的川西青年相遇。郑育之一边念书，一边为左联做一些工作。她当时已经是一名地下青年团员。
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以群和与郑育之一起给丁玲写信的姑娘梁文若。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议，在四川北路，周文租住的一个亭子间，说完革命之后，大家各自叙说了自己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婚恋情况。周文如实说了自己的家庭，经历以及婚姻和逃婚。梁文若则宣告，她已经和以群同居。
浪漫时期的革命情侣常常走不到头。梁文若和以群最终分手。但是数十年后，都选择了同一条不归路，“文革”中，梁文若也跳楼自杀。”
吳奚如晚年回憶說：「我這時在私生活上狂熱地愛著青年女作家梁文若，她原是有夫之婦，是很不應該鬧這場三角戀愛的。周副主席用電報警告我之外，要胡風寫信從旁規勸我，而我則以為他是別有用心，拒絕他的勸告，在回信中粗暴地予以詆毀。胡風也尖刻地反唇相譏。致使彼此間的友情破裂。”
周曾证明梁文若1937——1939年在他身边工作，我见过周总理写的亲笔证明，是写在一张1/3大小的信纸上。梁文若大约是1939年底或1940年与吳奚如一起到的新四军，1942年皖南事变，据她自己给组织报告中写道，她用军部让干部携带的银元和金条买通一个“国军”营长，私下放了她。在当地一个农村妇女帮助下，她用一个木盆渡江，又在江北找到新四军。但解放后为这一段经历的证明，她曾多次到安徽南部找那个妇女都无果。
至于梁老师的死，却不是跳楼，当时的青铜峡三中也没有楼可跳。那是1968年的春天的一个早晨我路过梁老师的房门口听到里面有呕吐声，我敲门并叫“梁老师，开门。”没有反应，我立即跑到学校门房找到辛生荣老师，他又叫上贾老师，我们一起用一根圆木撞开房门，看到梁老师扶着桌子站着，地下吐了一地绿色的东西，后来知道是安眠药。所以我一生都对人讲用安眠药自杀是十分愚蠢的，绝不会睡眠中死亡，而是十分痛苦。我们用架子车把她送到青铜峡工程局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不行了，后来埋在青铜峡什么地方我就不清楚了。66年文革刚开始她被剃阴阳头，关牛棚都挺过来了，眼看急风暴雨已过去她却离开这个她即爱又恨的世界。我无法了解她的想法，更不敢妄加评论，如果那样我觉得是对亡灵的凌辱。在她自杀前一天有人写大字报说她30年代和胡风三角恋爱，可能是这张与事实不符的大字报让她万念剧灰，才决定一死了之。她是个十分要面子的人，去世前换好了一身豆青色的对襟衣服，剪发齐耳，脸上却露出痛苦的表情。
关于她和叶以群他们是一起被捕的，梁文若家里花很多钱把她救出来，她一直认为叶以群写了自首书，为此感情不好了，组织上跟她讲自首书是组织统一安排的，她还是不能原谅，也许是一种说辞，她心里怎么想不敢妄加猜测。总之她离开了叶以群，这对她的一生都产生巨大影响，决定了她解放后不可能留在上海（叶以群任上海市宣传部部长）而由于丁玲的干系她又被发配刚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但她始终工作着，尽可能的帮助同志。“因为当时正是反右派的高潮，作协机关党支部书记梁文若交给我一封信，... 如果梁文若不给我看这封信，直接交党组，那么我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孙肖平同志这点回忆充分说明了这点。“1959年，正在筹备创刊的宁夏文联筹委会机关刊物《群众文艺》（如今的《朔方》）的负责人梁文若向我约稿，我写了一首散文诗《遥寄北京》，发在10月的创刊号上。《群众文艺》在创刊之初只不过是一张4开的小报，到次年即1960年，就改为16开本的月刊，并于当年7月改名《宁夏文艺》，但每期也只有48页，是当时全国省级文艺刊物中最薄的一本。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季刊以至于停刊达9年之久”这些只言片语说明梁文若到宁夏后是想做，也确实做了一些工作。我记得她在这期间还准备写一篇长篇小说《马思义》，我看过部分手稿，但写了一半由于运动就停止了，文革中马思义这个在战争中没死在敌人炮火中的回族英雄，却死在吴忠，死在自己人枪口下，这对于马思义、对于梁文若、乃至于对于党和国家都是一种悲哀吧！
实际很多事情大家都归于文革，真实的却是有许多人为了自己的生存有意、无意的伤害别人，宁夏“双反”并没中央的指示，有些人不也整了许多普通老百姓，而文革开始他们自己被整、被斗、被打后大喊不能再搞运动了，可曾想起那些被他们自己在文革前冤枉、陷害过的人？那些今天掌权的同志可想过我们的权利是谁给的？我们做的一切是否伤害了别人，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总是对现在一些孩子讲，自由恋爱梁老师才酷，连周恩来的话都不听，离开富裕家庭不顾一切跟共产党革命，皖南事变后又找到新四军可比现在许多孩子厉害多了。她对家庭的反叛是彻底的，但她没想到蓝萍也是和她一样离开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