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战，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加上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使得日军认为，为了应付可能要面对的堑壕战，需要一种射程比手榴弹远，同时可以像迫击炮一样打击障碍物后目标的步兵支援武器。掷弹筒(CrenadeDischarger)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直接支援小队、班一级步兵作战，射程和威力弥补了中口径迫击炮和手榴弹之间的火力空白，发射和调节射程的原理都具有相当的创造性，在二战期间日军使用的各种步兵武器中独树一帜。
独特的结构和发射原理
日本研制的掷弹筒主要有两种型号(由于100式掷弹筒装于步枪之上，由单兵使用，使用过程类似于枪榴弹，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最早的型号是大正十年式，因于大正十年(1921年)研制成功而得名。其口径50毫米，全长525毫米，其中发射筒长241毫米，全重2-6千克。虽然外形与轻型迫击炮相像，但结构却大不相同，主要由发射筒、支杆和驻钣三部分组成。
发射筒采用滑膛式，赋予弹丸初速和方向，在弹膛底部设有调节火药燃气逸出量的装置，通过改变膛压来调节弹丸射程。发射大正十年式和九一式手榴弹时，底部均要螺接装有发射药和底火的金属药筒。发射九一式手榴弹时，射程可在65-175米之间调节。
支杆是一根开有狭槽的钢管，上端连接发射筒，下端固定驻钣，外部设有击发机。狭槽左侧刻有数字，是调节射程时所用的表尺。驻钣相当于迫击炮的底盘。使用时抵在地面上，承受发射时的后坐力，形状为底部带有凹面的瓦片形，即使抵在构筑工事的圆木上也不会滑动，使用者甚至可以采取跪坐的姿势，将驻钣直接抵在大腿上发射(当然这样做有一定危险性)，因此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给掷弹筒起了一个“膝上迫击炮”的绰号。
二战中日军使用最多、最广泛的掷弹筒是在十年式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八九式重掷弹筒，由于是日本神武纪元2589年(1929年)研制成功的，故名八九式。
与十年式相比，八九式增加了全长(610毫米)和发射筒长度(254毫米)，膛压和后坐力也有所增加，筒身随之加厚，增大了驻钣面积，全重增至4．7千克。它发射专门设计的八九式掷弹筒弹，最小射程120米，最大射程高达700米，最大射速20发／分。除发射杀伤榴弹外，还可以发射燃烧弹、白磷发烟弹、毒气弹以及手榴弹：各项性能均接近或超过当时苏、德、比利时等国装备的同口径迫击炮。
为提高射程和精度，八九式在发射筒内壁刻有8条右旋膛线，采用了一种结构独特的八九式掷弹筒弹，外形像缩小了的山野炮弹，没有尾翼，与普通迫击炮弹形状差别很大。最特殊的地方是弹体的后半截设有一个由铜制的侧壁、上下盖板和铁制底座组成的药孟。上下盖板中盛装有药包，底座中央装有底火，周围均匀分布8个小孔，与侧壁采用螺纹联接，再整体螺接到弹体上。
击发时，发射药在密封的药盂中燃烧，产生高压燃气。由于铜制侧壁较软，受压后膨胀紧贴膛壁，封闭火药燃气。当压力达到一定值后，燃气冲破下盖板，由小孔进入发射筒，推动弹体向前运动。与一般追击炮弹发射药包直接在弹膛内燃烧作功相比，这种结构在达到相同初速的情况下，带来的后坐和震动却相对较小。同时药孟的铜制侧壁嵌入膛线，带动弹丸旋转，起到与通常线膛炮弹上弹带相同的作用，并和弹丸一起飞出，爆炸成破片，故不存在抛壳问题。
这一整套结构和相应的发射原理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所以后来日本曾以八九式掷弹筒弹为基础，设计出一种40毫米口径的实验型无壳式自动炮。八九式掷弹筒也能发射九一式手榴弹，但后者底部螺接的药筒体积有限，装药量较小，而且密闭燃气仅靠弹体上下的两圈凸起部分，加上弹体无法靠膛线引导旋转，射程和精度远不如八九式掷弹筒弹。
八九式掷弹筒调节射程的原理也别具一格。因为掷弹筒没有两脚架和高低机，不能调节射角，发射药量也不能像追击炮弹那样通过增减发射药包来调整，而是通过调节弹瞠内空间大小，间接调节膛压的办法来改变射程。
八九式的筒身和支杆中有一根射程调节杆，外表加工有螺纹，杆身中空，内装击针组件，在筒身后端外侧设有一个调节手柄(这是从外观上区别八九式与十年式最明显的标志)，通过齿轮盘与调节杆相连，旋转手柄即可以控制调节杆在筒内伸出或缩进的长度。当调节杆伸入筒身的长度增加时，弹丸后方的弹膛容积变大，膛压降低，同时受杆身限制．弹丸不能放到筒底，火药燃气作功的距离变短、故射程缩小，反之射程增大。这种调节射程的方法也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获得较高的射击精度，但对筒身和调节杆的材料和加工工艺要求较高，同时存在闭气与烧蚀的问题。
八九式的瞄准装置比一般迫击炮要简单得多，发射筒外壁从筒口开始刻有一条凹槽，约占发射筒全长的三分之二。内涂白漆，称为瞄准线。掷弹筒没有单独的瞄准镜，发射时保持固定的45°，将这条白线对准目标即构成瞄准。另外，八九式在支杆狭槽两侧均刻有数字，右侧为发射九一式手榴弹时的表尺(40～190米)，左侧为八九式掷弹筒弹的表尺(120~650米)。如果用八九式掷弹筒弹射击某个目标的话，首先要转动调节手柄，使击发机上方的横标对准狭槽左侧相应的刻度。如果弹着点过远或过近，再转动手柄进行调节。由于发射角度和左右偏差均靠射手经验控制，误差比较大，所以尽管八九式有膛线，但精度特别是远距离射击时的精度与同口径级别的迫击炮相比要差一些。
在阿留申群岛战役中缴获的日军八九式掷弹筒上，有的装有一种双向圆泡式水准定位装置，当两侧的气泡都居中时，掷弹筒即处于45°发射角状态。但这种装置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同样，不同厂家在不同时期生产的掷弹筒在细节也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战争后期的产品，工艺上要简单和粗糙得多。
掷弹筒在日军中的编制与使用
掷弹筒在日军中使用非常广泛，装备量也很大，在日本发起的历次侵略行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战争前期的常设四单位“挽马”师团中，通常每个步兵小队都编有一个掷弹筒组，装备2具掷弹筒，每个中队共装备6具掷弹筒，装备量与轻机枪相同，一个联队共有76具，配备八九式掷弹筒弹7200发，而全联队配备的手榴弹仅有3800枚，由此可见日军对掷弹筒的重视程度。海军陆战队、空降兵部队中每个小队各装备1具，同样和轻机枪保持1:1的比例。战争末期，由于日本的兵员和装备均得不到有效补充，大部分步兵小队装备的掷弹筒量都减到1具。此外，日军为“围剿”我抗日根据地，曾专门组建过一些轻装部队，额外配备更多的掷弹筒与轻机枪，深入根据地腹地，专门寻找、袭击和破坏我指挥机关，如“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中的“益子特别挺进杀入队”，每个30~40人的小队，掷弹简装备量就达到了4具，每具配弹40发。
每具掷弹筒一般配备射手及装填手各一人，但也有额外增加一名弹药手的。为确保存放和运输安全，八九式掷弹筒弹的引信和弹体是分开保存的，作战前先取出引信并将其安装在弹体上，临发射前再将引信上的保险销拔出。作战时掷弹筒手配有专用的弹药携行具，身体每侧各携带4枚装好引信的弹丸，一个掷弹筒组共携带16枚。通常射手携带掷弹筒，装填手除弹药外还带有步枪。掷弹筒在行军时有帆布制的筒衣保护，两头用皮带或帆布带扎紧，筒衣还设有附件袋(或有单独的附件盒)。
八九式掷弹筒标准发射姿势有跪姿和卧姿两种。发射时先拉击发杆，通过棘轮带动击针杆后移，压缩击针簧成待击状态，然后将弹药从筒口装入，以瞄准线对准目标，左手握发射筒，使之与地面成45°，根据目标距离转动手柄直至调节杆达到对应长度，实施概略瞄准后，拉动击发机上的皮带，击针解脱向前打击底火，弹药射出。八九式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发射姿势，如前文提到的抵在腿上发射。在卧姿射击时，射手也可以左手握筒身，右手握支杆底部的帆布套，由装填手来击发。掷弹筒还可以单人携行并操纵，但弹药携行数量和发射速度都要大为降低。
日军装备的掷弹筒一般在进攻或防御作战中担任近距离火力支援任务。在进攻作战中，掷弹筒通常用来压制对方的火力点，在中国战场上主要是打击对日军威胁最大的重机枪。日军一旦侦得我机枪阵地位置，便组织掷弹筒集中射击。由于掷弹筒准备时间短，往往是我军机枪一条弹带尚未打完，日军的掷弹筒弹已接踵而至，乘射手被杀伤或机枪被打坏的瞬间，日军一涌而上，夺取我军阵地。此外，日军有时也用掷弹筒攻击我方指挥所及进攻出发地，或施放烟幕迷盲我军。
在防御作战中，日军习惯以掷弹筒和机枪火力配合，拦阻对方冲锋，或是将对方压制在手榴弹投掷距离之外，这种战术对严重缺乏重武器，主要依赖于近战和白刃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来说，非常有效。据冀中军区1940年至1941年的统计，掷弹筒破片伤就占到我军战伤总数的32．5％。在争夺村镇的近距离巷战中，日军往往发挥射击技术娴熟的优势，隔着一条街道或几堵围墙，用掷弹筒向我军占据的房屋或院落作超近距离射击，威胁很大。在宜昌会战中，日军甚至还使用了装有联苯氰化砷毒剂的掷弹筒弹，给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造成了严重杀伤。
掷弹筒因其轻便、机动性好的特点，在中国战场的各种特殊地理环境下，始终能够伴随日军部队行动并随时提供火力支援，特别是根据在山西会战中获得的经验，日军认为掷弹筒比其它武器更适合山地作战。随后的太平洋战争也证明了掷弹筒同样适用于丛林环境。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日军对掷弹筒火力的依赖程度甚至比轻机枪更加强烈。这一点从很多日本老兵的回忆中都能得到印证．如《东史郎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我以为只要发射五六次掷弹筒就能突袭，所以声嘶力竭地喊：'掷弹茼!掷弹筒!'可掷弹筒手不知在哪儿，见不到影子。不得已……我从士兵那里拿了两颗手榴弹，又往上爬……”
掷弹筒的“没落”和“重生”
日式掷弹筒虽然是一种具有相当创意的轻型步兵支援武器，但它也存在很多缺陷。与二战前期其它国家装备的同口径级别迫击炮相比，掷弹筒在重量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携行方便，并可以由单兵使用，由行军转入射击状态的准备工作也比较简便。但它发射和调节射程的操作则比迫击炮繁琐得多，战斗射速一般不及迫击炮。虽然八九式有膛线．但在近程射击时，弹丸经过的膛线距离很短，而且掌握发射角度只能靠手扶控制，拉动击发机的瞬间不可避免地要影响筒身稳定，所以精度上也逊于迫击炮。此外，八九式掷弹筒弹通常只有瞬爆一种方式，只能杀伤暴露的有生目标，使用范围有限。而发射九一式手榴弹时延时长达7秒，射出后的手榴弹被对方拾起投出或踢开的情况屡有发生。
另一方面，掷弹筒弹的结构较同口径迫击炮弹复杂。在战时条件下费效比高于后者，故使用范围也不如后者广泛，除了日本和中国外。很少有其它国家采用。虽然二战中英国和苏联都曾装备过称为“纵火掷弹筒”的武罪，但它们与日式掷弹筒差别很大，实际上是一战期间抛射炮的延续。正因为上述种种弊端，所以二战结束后，掷弹筒这种“昙花一现”式的武器便很快被淘汰了。
虽然掷弹筒本身不再列装，但它所采用的一些原理和结构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又在其它武器上“复活”了。例如高低压发射原理，就在各种榴弹发射器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特别是苏联研制的GP-25榴弹发射器，采用了前装式线膛身管，所配用的弹丸无论从结构还是发射方式上，都与八九式掷弹筒弹非常相似。而我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列装的QLT89式50毫米“三无弹射器”，其总体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掷弹筒的设计，以求在重量与机动性之间取得适度平衡的同时，能够提供较好的火力
抗战期间国统区的掷弹筒
掷弹筒的仿制工作在中国起步较早。1934年汉阳兵工厂就开始仿造日本大正十年式掷弹筒及其弹药，但数量有限，仅供部队少量列装及军事教育机关研究使用。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防御作战中经常受到日军掷弹筒的猛烈攻击，却无有效的还击手段，国民政府兵工署便命令已迁往重庆的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在日式掷弹筒的基础上研制同类武器，已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
1938年底，以江元方为主的研究人员试制出一种新式掷弹筒，经试射，效果较日式为优，特别是射程比日式稍远，于是定名为民国二十七年式掷弹筒(或二七式掷弹前)，所用弹药基本仿照日式，仅在工艺和个别结构上予以改良。
二七式掷弹筒结构与日本八九式相差较大，而更接近于大正十年式。它也采用滑膛身管，虽然全长较十年式更短．但最大射程却达到220米。装在筒身侧面的击发装置采用按钮式，射速达到了10发／分。在其弹膛底部还开有一大一小泄气孔，靠外侧的一个圆形旋钮来调节火药燃气泄出量，从而使弹丸获得高、低两种初速。二七式也可以发射日制弹药，因此日军曾在太平洋战场上使用过掳获的二七式掷弹筒。
1939年1月，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更名为第三十兵工厂，二七式掷弹筒及弹投入批量生产，材料由第二个四兵工厂供应，至1945年生产掷弹筒40909具。截止1946年6月，共生产掷弹筒弹156万余发。它们和二八式枪榴弹一起，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缓解了中国军队火炮始终不足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步兵支援火力，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掷弹筒在抗日根据地
掷弹筒因其轻便、机动性好，特别适合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因此倍受我军战士的青睐。而我军最早的掷弹筒来自于作战缴获。在八路军与日寇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平型关战斗中，就缴获过掷弹筒。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8月21日至9月4日，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共缴获掷弹筒57具，其中8月28日攻克寿阳东南落摩寺据点的战斗中一次缴获15具。由晋察冀军区俘虏的一个姓中西的日本土兵教授使用方法。由于当时我军作战十分频繁，而掷弹筒及其弹药、配件只能依靠缴获，所以打坏一具少一具。在根据地创立初期，部队大量扩充、严重缺乏武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缴获不仅代价高昂，来源亦不稳定，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制造掷弹筒及其弹药。
1940年10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鉴于关家垴战斗的经验教训，要求军工部尽快开展掷弹筒的研制工作。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样品的情况下，军工部部长刘鼎根据以前红军时期自制小追击炮的经验，亲自绘出一门类似掷弹筒的小炮草图，工程处的唐成仪、石崇江等在当年年底手工制出了样品。此时，八路军总部送来一具缴获的日制掷弹筒，军工部随即决定由水窑一所(黄崖洞兵工厂)和高峪三所进行仿制。
由于根据地处于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和偏远山区，设备、材料奇缺，所以不可能照搬照抄，只能根据自身实际条件一边试制一边改进，遇到了许多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制造炮筒的钢管或圆钢，当时唯一比较稳定的钢料来源便是铁路道轨。刚开始是将道轨的底座锻成板条，然后卷成筒形毛坯。根据地没有电焊，板条间的螺纹形缝隙只能依靠锻接粘合，但这种方法制出的炮筒经受不住高压，打几炮后就胀裂了。于是改用热墩加工法，把道轨顶面截成一米多长一段，烧红后以人工锤墩成外径90毫米、长约420毫米的实心圆柱体，再将中间挖空，加工成炮筒毛坯。这种办法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一天仅能做一两根，1941年上半年共生产炮筒225根。后来相继研制出滑轮吊锤、夹板锤和镗孔机等专用设备，制造炮筒毛坯的效率才得以大大提高。各根据地制造此类武器的材料也有例外，如晋绥根据地生产的掷弹筒多数使用熟铁，为保证强度，特别加厚了筒身。此外有的根据地还利用弹花机、榨油机的轴杆作为制造掷弹筒的原料。
第二个困难是八九式掷弹筒有膛线，弹丸上相应地有铜制的“弹带”，而根据地没有加工膛线的设备，紫铜更是缺乏，于是决定改成滑膛式炮筒。为保证射程和精度，同时弥补铜质不好的缺陷，将发射筒长度由日制的280毫米增加到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膛口外径达到68毫米)。与之配套的弹药也取消了铜制部分，在圆柱形弹体上设计了与九一式手榴弹类似的两条突起弹带来闭气。可是因为弹丸不能旋转，出膛后就在空中翻跟头，打不远也打不准，而部分炮弹在落地时因引信一端不能先行触地而不爆炸。于是又改用定时引信，弹丸发射同时，重锤因后坐力而击发火帽，延期5秒后爆炸，提高了爆炸率，这种弹被战士们称为“翻筋斗弹”。为了增强弹丸飞行中的稳定性和提高精度，又将弹丸尾部加上尾翼，全弹外形类似追击炮弹，这样基本上保证了飞行稳定性，割程也达到了500米，这种小炮弹被称为“远程弹”或“圆头弹”，而“翻筋斗弹”的射程在300米左右，相应地称为“近程弹”或“平头弹”。
在生产初期，两种小炮弹月产量达到2000发以上。虽然质量与缴获的日制掷弹简弹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
军工部高峪三所第一批生产了40门掷弹筒，但部队在试用中发现，打过几发炮弹后，掷弹筒的射程调节杆就会卡死，这是因为调节杆由钢质较软的道轨钢制成的，发射几次后螺杆就会变形而导致调节失灵。于是，三所取消了调节杆，改为依靠仰角大小来调整射程。这种结构的掷弹筒一直生产到1942年5月反“扫荡”的为止。其后一所又参照大正十年式掷弹筒的结构，设计了一种泄气式掷弹筒，在发射筒下端左右两侧各开了一个椭圆形泄气孔，筒外设有一个带孔的套环，靠套环转动来调整泄气孔的大小，从而达到调节膛压以调整射程的目的。
1943年春，军工部决定掷弹筒的研制工作集中到梁沟四所。四所根据一所产品囤和样炮做了进一步改进：一是取消了燃气调节装置，以简化发射程序；二是在发射筒下面安装有两脚架，支起后筒身即与地面成45°角；三是将加工难度较大的瓦形驻钣改成三角形底座钣，不仅提高了射击时的稳定性，而目大大节省了工时和材料；四是在筒身右侧装设圆盘表尺，靠重锤摆针检查仰角大小，以确定割击距离；五是弹丸全部改为迫击炮弹式，可以外加药包，每增加一个药包射程提高150～200米这样一来，自制掷弹筒进一步脱离了日产八九式的模式，更接近小型追击炮，结构也趋向实用化，同时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首批10具掷弹筒在20天内即生产完毕，得到了军工部的好评，随即投入批量牛产。
掷弹筒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弹药的精度与杀伤能力。在掷弹筒弹的生产和改进工作中，逐步解决了两个“瓶颈”问题：一是弹壳的韧化处理。掷弹筒弹与手榴弹不同，浇铸成形后还要经过车床加工，才能保证表面质量和尺寸精度，而且头、尾部还要加工螺纹，以便安装引信和药室。这和形式的弹壳一般需用钢或灰口铸铁来制造，但前者紧缺而且加工困难，而后者直到1947年我军才能自行炼制。
当刨根据地的柳沟铁厂只能按传统工艺生产白口铸铁，这种白生铁质硬且脆，车床加工困难。经陆达等同志研究，决定把国外黑心韧化处理工艺与传统”焖火”技术相结合，自建火焰反射加热炉，将铸成的生铁弹壳埋入炉内，经长时间高温处理，使白生铁变成有一定韧性、可以车削加工的灰口铁。开始这种方法尚不完善，存在弹壳表面软硬不一、粘连，弹壳发酥膨胀，氧化脱皮等缺陷，正品率也很低，一般只有50％左右，低的只有30％。即使采用这种办法，1941年还生产了4万枚掷弹筒弹，解决了部队的急需、经过反复试验，直到1944年7月改进“焖火”工艺后，上述弊病才得以解决，正品串提高到95％以上，掷弹筒弹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了大幅提高，9月份即生产了3713发。
二是尾翼的焊接问题。由于没有电焊，翼片是直接铆接在尾管上，发射时容易松动和脱落，影响射程和精度。工人们动脑筋想出了“烧焊”的土办法：先用细绳把尾翼绑在弹尾相应位置上，在连接处垫一块涂有硼砂的小铜片，然后用细煤泥包起来用火烧至铜片熔化，出炉冷却并剥掉泥壳，这样尾翼就牢固地焊在尾管上了，射程一下提高到700多米。
此外，经过千余次试验后，最终确定了理想的弹体形状：引信减少了外露部分，防止因跌落碰坏或泥土进入造成瞎火。药室装药改为1.5克速燃无烟药。尾管内衬由纸制改为铜制，避免因压力不均而影响射程，同时克服了炸尾的弊病。主装药起初都是黑火药，破片仅20到40片，1944年以后改为自制的硝化甘油混合炸药，每发装药45克左右，破片数达120～200片，杀伤半径达到10米。尾翼增加到6片，提高了飞行的稳定性，最远割程达到950米。
1944年6月，前方部队提出了希望掷弹筒的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要求。四所的技术人员将掷弹筒口径扩大到6c毫米，其它零部件的尺寸也相应加大，弹体改成流线型，1945年春开始试生产，但因为重量较大，失去了机动性优势，所以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根据八路军129师炮兵团副团长赵章成的提议，郭栋才、封域中等技术人员还以掷弹筒发火机构为基础，设计出一套迫击炮可以平射打碉堡的装置。
晋绥根据地也是从1941年开始生产掷弹筒，次年4月试制出掷弹筒弹。1944年，温承鼎、吴奎龙等对掷弹筒进行了革新，将拉发式击发机改为按式发火机构，在筒身侧面增加了一个简易圆盘式瞄准器，上面刻有0～90°的分划，根据指针尖在圆盘刻度上的位置来控制角度，这种新掷弹筒稳定性好、射速性，在350米的有效射程上，命中精度由八九式的85％左右提高到94％。根据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同志提出的“谁发明就用谁的名字命名”的建议，将其命名为“鼎龙式掷弹筒”，它在1945年8月晋绥部队强攻神池县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期间，晋绥根据地共生产各式掷弹筒1806具。
新四军活动的华东、华中等地与北方各根据地情况有很大不同。由于离上海等工业城市较近，无缝钢管等材料来源比较方便，因此以生产适合南方使用的枪榴弹筒或小口径迫击炮为主，掷弹筒生产数量较少：抗战期间，只有四师生产了300具，掷弹筒弹的产量只有2.3万发，另外七师也曾试制了ll具掷弹筒和50发炮弹。四师的产品与太行根据地的结构相似，但产品质量要比北方各根据地好一些。
在今天看来，抗战期间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条件简陋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在敌人重重割锁和频繁的“扫荡”之下，枸'科、设备、技术都极度缺乏。生产初期，车床甚至是靠人工摇石磨盘来带动的，但兵工战士们克服了生产中的困难，掷弹筒及其弹药的试制不但取得了成功，而且在生产过程中逐步改进、完善，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成为深受战土信赖的一种有力武器。从1940年下半年到1945年8月，仅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各厂就生产掷弹筒2500具、炮弹198 020发，共装备近30个团，129师等主力部队基本做到每个战斗班配备一具，显著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
鲜为人知的历史：1952年日本承认中国拥有南海主权
南海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海域面积达360多万平方公里。作为联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咽喉要地，南海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除了拥有重要的战略航运线之外，南海海域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矿产资源以及丰富的海洋水产和渔业资源。1947至1948年间，国民政府出兵收复西沙、南沙群岛，划定了南海岛屿国界，出版了南海地图，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我们今天南海“九段线”疆界。
位于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09年，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170余人，乘坐3艘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巡视，每到一岛即勒石命名，构建木屋，竖起桅杆，挂黄龙国旗，以示西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清朝以至中华民国，在西沙、南沙各个大岛上都有一些中国人住在那里。此外，中国渔民在出海打鱼的过程中也去那几个大岛歇脚。
1933年4月，越南的宗主国法国派出一支“探险队”，强占了包括南沙主岛在内的西沙、南沙两个群岛的6个岛，后又扩大为9个岛礁。此即轰动一时的“法国占领九小岛事件”，开始引起了主权争端。事件发生以后，国民政府迅速成立了“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并于1935年出版了《中国南海岛屿图》，确定中国南海最南的疆域线至北纬4°，把曾母暗沙标在疆域线之内。当时还有一幅《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在南海疆域内标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其周围用国界线标示。
1935年4月，法国派遣军舰载运30名越南人长年移居南沙主岛。当年在中国周边甚至境内，日本军队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成为心腹之患，中国国内又内战频仍，国民政府应接不暇，只能坐视不理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推行南进战略，从1939年3月起，日军从法军手中夺占西沙群岛，3月底又攻占南沙主岛。4月9日，日军为了杜绝后患，驱赶了占领南沙部分岛屿的法军和越南渔民。不久，日军陆战队、气象情报组和通信分队进驻西沙永兴岛和南沙主岛(日军命名为长岛)。
林遵收复西沙、南沙，成为近代中国宣誓、确认南海主权的关键环节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内战愈演愈烈，驻越南的中国军队全部被召回国。法军进入越南全境以后，也占领了西沙永兴岛、南沙主岛和西沙、南沙的部分岛屿。1946年10月5日，一艘法国军舰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和太平岛，在岛上建立了石碑。国民政府对法舰行为提出了抗议，并决定于当月及1947年1月4日与法方谈判。不过，因为越南战事紧张，法国人自动放弃谈判。当月，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艘军舰，由指挥官林遵、姚汝钰率领南下，前往西沙、南沙执行进驻接收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24日，国民党海军舰队从上海黄浦江口出海南航。根据出行计划，舰队的第一目的地为广州，第二目的地为海南岛，最终目的地为南沙群岛。10月26日，舰队到达广州，舰队总指挥林遵等拜会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行辕主任罗卓英。29日晚，广东省政府在舰上举办了一次盛大酒会，罗卓英及广州市党政军代表及各界人士数百人登舰参加。在酒会上，罗卓英勉励全体官兵要不畏艰险，完成使命。官兵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一致表示将不惜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来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场面极为感人。
1946年12月9日，林遵率舰队出海远行。林遵决定由李敦谦舰长率“中业”舰为舰队先导，林遵坐镇“太平”舰随后，目标直抵南沙群岛的主岛--长岛。12月9日早晨8时，天气晴朗，东北风3级，舰队渐渐驶离榆林港。“永兴”、“中建”两舰在副总指挥姚汝钰率领下出港后直抵西沙群岛主岛--林岛，去执行收复西沙群岛任务。收复后，将林岛改名为“永兴岛”，以纪念接收舰“永兴”号，并立“固我南疆”石碑于该岛码头处。
此后，“太平”、“中业”两舰向南继续航行。12月10日，两舰登上南沙群岛太平岛后，林遵、李敦谦等在岛上举行了隆重的进驻仪式。为了纪念“太平”舰接收该岛，即以“太平”为该岛命名。竖立一块高约1米的钢筋水泥石碑，石碑正面上端刻有青天白日徽，下刻“太平岛”三个字，石碑背面刻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左旁刻“中业舰到此”，右旁刻“太平舰到此”。次日，林遵率舰队官兵和政府代表，踏上归程。南沙群岛的收复与进驻任务，至此顺利完成。一度为日本和法国殖民者侵占的南沙群岛，再一次回到祖国的怀抱。两支舰队的此次航程，成为近代中国宣誓、确认南海主权的重要环节。
郑资约等绘制南海地图
194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成立方域司，著名地理学家傅角今任司长。方域司面对的划界问题困难重重，因为中国当时还完全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疆域图，边界地区存在大量模糊地带，甚至是没有人真正涉足的地带。而相比陆上疆域巨大待填补的空白，在当时毫无海权意识的中国人看来，南海主权无足轻重。在此次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的工作中，国民政府特派遣有关部门的代表随同舰队前往视察和勘探。内政部方域司具体负责国界线的确定，并聘用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郑资约为内政部专门委员，负责参与南海岛屿国界的划定，及整理南海水域的岛礁、石群及沙滩名称的工作。
1946年底，郑资约在随中国舰队从南沙群岛勘测完毕返回之后，开始与刚成立的内政部方域司地质、方域、绘图等方面的专才着手整理资料。由于内政部等各部门人员完成了考察勘测工作，为此后国民政府的制图、划界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郑资约随后与内政部方域司同仁整理实测资料，绘制中国南海地图，并向行政院呈请核准颁布一系列的地图。在呈请的文件中，有“内政部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西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永兴岛－石岛图及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数月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资约编著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书中详述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的历史背景，南海诸岛的地理环境及国疆石碑的照片。新编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也在该书的附录中，首次对外发表，奠定了我国南海岛屿统一名称的基础。
1947年4月14日，内政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西沙、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确定与公布案。这次会议为此后的中国南海主权确定了基调和范围:一、南海领土范围最南应至曾母暗沙；二、西沙、南沙群岛主权之公布，由内政部命名后，附具图说，呈请国民政府备案，仍由内政部通告全国周知。在公布前，由海军总司令部将各群岛所属各岛，尽可能予以进驻。
会后，为了使确定的西沙、南沙群岛主权范围具体化，内政部方域司印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作为现代中国南海地图的重要蓝本，该图具备以下要点:1.国界线最南端标在北纬4°左右；2.在南海海域中完整地标明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位置和岛屿名称；3.最关键的是，该图用11段国界线，圈定了中国南海海域范围，成为如今中国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这条线又被称为传统疆界线，因其形状为“U”形，也被称为“U”形线。至此，南海领土范围在中国地图上明确化了。1948年2月，中华民国内政部公开发行《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向国际社会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其附图即《南海诸岛位置图》，标明了这条断续线。这条断续线既经中国政府审定，标绘在中国官方地图上，应被视为中国政府对外主张的一种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政府审定出版的地图在同一位置上也标上这条断续线，只是在1953年将11段断续线去掉北部湾、东京湾2段，改为9段断续线。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其关于领海的声明中规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宣布此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至此，就中国立场而言，涉及南海的“九段线”的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
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做了大量工作来确定祖国版图的界限。通过出书、绘图等各种方式来确认主权。除了上述地图，方域司还出版了一套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傅角今主编的《内政部方域丛书》。其中，傅角今撰写的是1948年11月出版的《重划中国省区论》，郑资约则编著了1947年出版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南海诸岛地理志略》记载了南海诸岛地质地形、各群岛地体构造、地形特征，气象气候、风向、台风、海流、岛屿滩险志要、动植物、水产、鸟粪、地位价值、历史回顾、作者本人的考察经历等。并有大量地体构造、气象气候等分布图。更重要的是，该书附有内政部首次公布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
台湾当局和日本缔结的“中日和约”，明确西沙、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
1947年3月，国民政府将东沙、西沙及南沙群岛的管辖权从广东省政府转交海军部，并在1949年4月正式改隶为海南岛特别行政区。1949年，美国军机在南中国海失事。美国军方与菲律宾人员搭乘CAPF－504舰艇，于1月28日驶入太平岛水域，要求在太平岛周域搜索飞机残骸证物。驻太平岛的南沙管理处主任彭运生出面接洽，要求美方通过官方程序，取得中国政府许可，才得搜索。翌日，双方在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后，美军上岛搜索。在没有结果的状况下，美军在1月29日下午4时搭船离去。
其后，法国趁国共内战正酣之际，再次占领西沙、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并于1950年将所占岛屿的管辖和保护权移交给南越政权。可是，无论法军还是南越军队再也没有涉足南沙主岛太平岛，即使日后台北弃守太平岛，法军、南越军队再也没有登上太平岛。
在国民党军队大溃退的1949年6月6日，国民政府还不忘公布《海南特别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其第一条规定:“海南特别区包括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大小礁、滩、沙洲、暗礁，均改属海南特别区，仍由海军代管。”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海南岛。国民党部队在撤离海南的同时，驻守南沙及西沙的国民党军一齐撤离，包括驻太平岛的部队也乘“中胜”舰撤回台湾军港。此后5年间，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呈无政府管辖状态。
1951年9月8日，二战的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在美国签署《旧金山和约》。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美苏两势力的阻挠下，海峡两岸均未能参会。当时向日本提出领土和金钱赔偿的国家有48国，涉及的项目繁多，无法一一列入《旧金山和约》之中。因此和约会议决定，各个盟国与日本再另外制订双边和约，解决个别国家与日本之间的赔偿事项。有关中国领土的事项，决定由台湾当局与日本双方签订。值得注意的是，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领土的事项，是由台湾当局与日本双方签订，而与前来参加《旧金山和约》会议的法国或越南没有牵涉。
1952年4月28日，日本代表川田勇与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根据“旧金山和约”的约定，在台北友谊会馆签署《中日和约》。《中日和约》条文重申“旧金山和约”的条文规定，即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列岛的主权。另在《中日和约》条文中，日本明确表示放弃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的主权。日本向台湾当局承诺放弃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台湾当局接受日本承诺放弃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的领土主权。这样，台湾岛、澎湖列岛和南中国海诸岛屿的主权归属，获得了一个双边法律文件的确认。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赫鲁晓夫率500人迎接
1957年11月，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宣言》签字仪式上。左起：杨尚昆、胡乔木、郭沫若、邓小平、毛泽东。
为参加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于1957年11月2日至21日访问了苏联。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和郭沫若等许多领导人。
一，启程前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对这次访问非常关心，差不多每天都要询问代表团行程等有关情况。就在这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要我即刻约见尤金，向他转告毛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并说：“这个交涉要办好，请他报告苏共领导，希望理解……”，我急于想知道是什么请求。杨主任说，主席的意思是要苏联方面把机场的迎宾仪式统统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一下飞 机就走。我觉得这恐怕不行。杨说，你去谈谈看，有什么结果，我再报告毛主席。接着还讲了一些毛主席生活方面的习惯，要我顺便告诉尤金，请他向苏方再打个招呼。
我到了苏联使馆，尤金第一句就问： “怎么！行程有改变吗?”我赶忙说，不，没有。他放了心。可我一讲毛主席的请求，他为难了。翻来复去只是一个意思： “唉呀！这可不好办，我做不了主，我立刻报告”， “至于生活安排，莫斯科已有准备，毫无问题……”。
为了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中央领导同志要我们事先尽量熟悉毛主席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毛主席讲话从来不是八股套，言语生动形象，遣词造句独具一格，深入浅出，往往很少几句话都囊括着多层次的含义。在杨主任的安排下，常年工作在毛主席身边的叶子龙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便利，让翻译人员平时在中南海院内直接接触毛主席。
某日，我们随在毛主席身边，一起到外院走走，他看到我，问道： “唉，李银桥呢?”银桥同志是卫士长，将随同出访。银桥走过来说我在这儿呢。毛主席看了看我们，微笑着说： “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一道出去，我看也算得上是哼哈二将了”。把大家都说笑了。过 一会儿他对我说： “伏老(按：指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我一时想不出如何回答，窘住了。他接着又说： “伏老劝我戒烟，这怎么办，只好说点起一支，看着冒烟，不吸”。 “他要我早起早睡，这个意见很好，可我已多年不这样了。不过，如果真能按太阳的规律去作息，倒是件好事”。还有一次，他问我： “你见过几次赫鲁晓夫?”我大致讲了一下当年随同周总理，彭真同志出访时接触过他几次。他又问：“你熟悉这个人吗?”我回答： “不熟悉”。
毛主席在年高多事的情况下还请了林克同志担任他的英文教员，学得很认真，想达到自己能够读西方报刊的程度。他问我纸老虎俄文怎么说?我刚说完，他老人家也兴致地用英文讲出“拍泼太格儿”(paper tiger)。他的发音乡音很重，可我不敢笑出声来。
毛主席平时的饮食，穿着都很简单，吃饭菜不多，一身灰颜色的中山装，几年前的一双胶底皮鞋一直穿到莫斯科。
二、旅途中
飞机是苏联派来的“图104”专机。上午8点多从北京起飞，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多就到了，把时差去掉，飞行时间只有8个小时。上飞机前，塔斯社 的一位记者很想请毛主席讲几句话，但没有成功。
记者朋友都有一个职业习惯，得不到什么是不肯轻易离去的。最后得到了一句话： “我要说的，等到了再讲吧!”毛主席除了曾同斯诺，斯特朗有过谈话，建国以来一般是很少答记者问的。
毛主席平时事多，难得休闲，可坐上飞机倒是轻松了。机舱里布置得很得体，一切都很方便。机组人员自然是第一流的，机长和助手都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空中小姐们的穿着很漂亮，个个热情，庄重，显然是经过挑选和培训的。他们共同的弱点，就是没有学会讲几句普通的汉语。有几位姑娘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争着握手，还不想放开，尤金只好过来解围。
银鹰腾空，不一会儿几千米的高空已经穿过了，机身平稳得连铅笔都能立住。毛主席把尤金大使请到对面就坐，带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 “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尤金点着头。 “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摸不着头脑，表示说： “那好吧，争取及格”。主席说： “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 “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怎么样，考住了吧!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这么一说，旁边的同志都随着笑了起来。 “妙，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哲学家服了。
我国著名摄影家侯波同志的一幅作品就是这时拍摄的：毛主席在机舱里坐在写字桌旁看文件，右手握着一支笔。他审阅的文件，是我送上去的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稿。当时，他看了看，把尚昆同志请了过来，以商量的口气说： “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杨主任表示： “这只是做个准备”。毛主席思索了一下，慢慢地把这份稿子装进了上衣口袋里，还要我带上一份在用。
苏联派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外长费德林等重要官员专程到伊尔库茨克来迎接。
费德林是位著名的汉学家，精通中文，口操流利的普通汉语。他上丧之后，飞机里的气氛更活跃了。不需要翻译，随时可以同我代表团的任何一位同志交谈，许多同志又同他是老熟人，谈起来自然不会没有题目。毛主席要喝茶，一位姑娘很麻利，不到一分钟，盖碗茶就送上来了。费德林一看，糟了！特级的龙并漂在上面。他赶忙疋了过去，轻轻的对这位服务员说； “姑娘，你把操作程序弄颠倒了，要先放茶叶，后倒水，开水要滚烫才行……”波斯别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不浅的花镜时而搭在鼻梁上，说起话来慢条斯理。
一路上他恭敬地与毛主席，小平同志寒喧交谈，向尚昆同志介绍莫斯科会议的筹备情况。
飞机上布置了几张床位，每当建议毛主席去休息的时候，他都过去看看其他领导同志，他很关心宋庆龄副主席，问她累不累，请她休息。宋副主席总是谦让，请毛主席先去休息。
当天下午能见度很高，在两千米的高空，莫斯科这座大城市就以微缩的全景印入了人们的眼帘。
我们的座机即将在伏努科夫机场降落。
三、在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下午3点多钟，毛主席走出机舱，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都来了，还有胡志明主席。
迎接者少说有500多人，仪仗队整整齐齐。
礼宾仪式过后，赫鲁晓夫与毛主席同车前往下榻的克里姆林宫。毛主席说： “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赫鲁晓夫作了解释： “是啊，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
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是照惯例办的。您这样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毛主席说： “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都没有用了”。到达寓所之后，双方在前厅里同饮了香槟酒。
代表团一到，苏方的查哈洛夫少将，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长谢尔巴科夫陪着尚昆，子龙等同志把首长们的住处都看了一遍。果然，毛主席的寝室里布设着木板床，卫生间里的设施也按照毛主席的习惯做了必要的改装。
一切安排均已停当。毛主席慢步通过走廊，来到楼下看了看我们住的地方。我和李医生住在一 起，房间不大，但一切都很方便。主席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没有说什么就回去了。过了一个时辰，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仔细地观察我们的住处。毛主席把我找到寝室里。进去一看，他老人家独自一人，静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膝上。我站在三米左右远的地方，听候着。怎能想到，此刻我们的领袖像似与你朝夕相处的青年朋友一样，用手势把我唤到身边，他悄悄地轻声对我说： “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我顿时愕然 了，心想这怎样得了，随口就说： “这可不行'。
“你看，你这人还没有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样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说着还催我快去。我不知道怎么办，立刻跑去报告杨主任，几位领导同志一起来说服，毛主席总算未再坚持。
代表团的首长都有单独的餐厅，可是毛主席还是喜欢请些同志，包括工作人员到他这里来一同就餐，有时多达10来位，古今中外谈笑风生。
陪同他老人家饮茶或者就餐，你得有准备，他随时都可能给你出一个题目，要你回答。有一次，他与郭沫若同志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古代历史，讲了许 多战例，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丈白脸，其实这个人也了不起．说着说着，突然问我： “你讲讲看，这两个人谁更厉害?”我那里能回答出来。他便接着讲； “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 “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 “为什么要打仗呢!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 “可是只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到你头上”， “我们要着重地反对它，但不要伯它”。聆听着这些论述，我脑子里一直 在考虑，一旦这些思想给外国朋友讲时，翻译应该怎样去适应。我的准备对了。毛主席与苏共领导人或与其他党的领袖交谈中都讲过这些观点，只是内容更加扩展，言语更加生动，加大了口译的难度；某日，毛主席一面品尝一面夸奖苏方厨师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做的烤鹌鹑，一面考着浦寿昌同志：“你在美国多年，请你把美国的主要经济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可不可以，它的现状和前景……”从毛主席的表情看，答卷是及格的，有必要的数字和说明。同毛主席对话，不论所谈问题大小，不论你谈的多少，只要你能讲出点自己的见解，他的神情和 目光会告诉你，他喜欢这样的谈话。接着他又问我们读过哪些古书，我们两个人回答得都不理想。于是，他说： “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绘，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根据毛主席的口述，乔木同志整理了一大段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文稿．建议写进会议文件。苏斯洛夫来交谈的时候表示：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道理，不添进去好像也可以……”毛主席就讲： “说大家都熟悉，不见得。如果说有人知道，那必然也就有人不知道'。苏斯洛夫表示赞同这个观点。后来这段论述写进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的《宣言》。
苏共中央还为毛主席安排了一次与苏联各界代表人士的会见．他同出席会见的几名哲学界名流交谈兴致尤高。他问尤金和米丁， “你们有什么办法把哲学变成普通人手上的武器，而不只是在学者们的脑袋里打转转?”对话者表示的意思是这样的：“工人和庄员们总结他们的实践活动，学者可以帮助探讨事物的规律，”。毛主席说： “这还是你们自己的嘛！人家呢?”接着他说， “我不大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我很愿意和青年们多谈谈，他们的思想很活泼……”这时，敬酒的，握手的一个一个都过来了，话题也就中断了。
一天，午夜2点。毛主席把我叫到寝室，他躺在床上，指着园凳，要我靠近他坐下。他从床头柜土拿了一个长方形中号的苏联信封，又递给我一支红兰铅笔： “请你写，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指我们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请你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谈，我不参加了，好吗?”我写完了他一看说： “不是写中文，我是请你直接写俄文”。我又写完后，他叫我翻译给他听了一下，说： “好，就这样行了”。于是，就在信封上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字，并叮嘱我请苏联同志即刻转给赫鲁晓夫。第二天，苏斯洛夫来同小平同志会面时，说他们已收到了毛主席写的这封信。
各国党的代表团纷纷抵达莫斯科，彼此之间的互相拜会，会谈，宴会等活动很多。毛主席不常自己出面，这样其它领导同志自然就更忙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每天人来人往。而有些领导同志又各有自身的对口活动。费德林来见毛主席，说苏联有关方面想借这次机会为郭老祝寿，毛主席说： “郭沫若同志本人不同意，我也不赞成”。礼貌地婉拒了这一提议。
随着十月革命40周年大典的临近，莫斯科的节日气氛日益浓厚。毛主席每逢乘车从克里姆林宫出来路过大街的时候，很留意市民的面貌和情绪。他的印象是： “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很愉快。人们的穿着都不错，看得出，这几年来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进步，成就不小……”
四、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毛主席第2次出访苏联，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自第1次访苏以后，苏联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初，斯大林与世长辞。这件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苏联一党一国的范围。赫鲁晓夫继而在苏联执政，他很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支持，在国际事务的全局中是十分重要的。而支持苏联，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对外方针。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第一个最高级代表团来中国，当时就曾提出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毛主席在与赫鲁晓夫的交谈中向他表示： “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赫鲁晓夫回答说： “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毛主席表示： “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只是我们还很穷，想多办点事，还 力不从心。总的来说，还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一些”。赫鲁晓夫这次来，还办了几件重要的事：移交中长铁路，旅大港和新疆的几个合营公司，还请中国派遣工人到苏联去参加工作。我们对苏联代表团的接待也是高规格的。赫鲁晓夫等取道东北回国，由朱德同志和师哲同志陪同在旅大，鞍山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并给予了最高礼遇。
1956年下半年，在东欧发生波匈事件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曾派遣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先后到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领导人进行了重要的会谈，就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磋商。
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中国访问时又一次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
1957年毛主席讲过，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这确实需要点勇气。同时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也能捅漏子， “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毛主席这次在莫斯科，在各种大小不同的场合，同赫鲁晓夫的交谈是比较多的。他从历史的需要出发，站在各国人民利益的高度，对赫鲁晓夫既有适当的支持，也有中肯的批评。
在60多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 “赫台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是，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 “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通过这种生动形象的语言，阐明内容深刻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们的高度重视。他赞扬苏联科技成就，说： “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与此同时，他确也讲过： “中国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期间里超英赶美”。这个思想与他后来发动的“大跃进”不是没有关系的。
毛主席应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双方进行了友好而又坦率的交谈。哥穆卡尔是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毛主席讲： “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 “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无法知道哥穆尔卡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当时他却也表示， “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
哥穆尔卡有话肯讲也敢讲。他宜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纸老虎这个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毛主席也很坦率，他说： “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把它踏在脚下”。接着又说： “我们讲人民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从哥穆尔卡的反应看，他对事物的理解与原来是有所不同了。
南斯拉夫不主张讲阵营，他们不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对毛主席说，“我们给铁托发了邀请，他可能不来……”。毛主席说： “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又问： “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赫鲁晓夫说： “有，是卡德尔，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主席说； “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60多个国家党代表开会的时候，卡德尔出席了。毛主席的席位正好同他斜对面。在讲话中毛主席面对着卡德尔说： “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 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话说得很简单，可卡德尔受到了感动。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象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妥善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地谈这些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着点心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 竟在中国的领袖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一次，毛主席批评赫鲁晓夫说： “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同时也说他自已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接着又说： “各个党都有它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讨论，着急不行”．赫鲁晓夫没有完全听进去，他承认说： “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很生气……”。
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 “有人接替吗?”毛主席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赫鲁晓夫也说： “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可又情不自禁地补充， “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掌管全局”。
赫鲁晓夫这个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思想很敏锐，很精明，开朗，直爽。可他有时过于锋芒外露，作为政治家，对某些重大原则问题的思考，映乏相应的深度。
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19个昼夜受到苏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盛情接待。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除了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的活动以外，还出席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了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两个会议中间，同各国党的领袖们商讨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协商和团结工作。经过和各国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两个会议都取得了圆满成功。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各国党的领袖们一起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
最后，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党的代表团。毛主席祝酒说：“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这么许多好吃的东西”， “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接着，他说中国有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
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
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这次出访，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外交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国际活动。
机会还是阴谋？中国缘何两次拒签朝鲜战争停战协议
7月10日，美方代表乘着插有白旗的吉普车前来开城参加谈判会议。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三年多的艰难战斗与谈判，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终于在板门店签订。其实在1950年底和1951年初，13个亚非国家和联合国曾先后两次提议停战，都遭到了中国的拒绝。
近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当初如果答应了亚非13国和联合国的停战提议，不但可以以胜利者的身份结束战争，而且还有可能顺便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中国错失了这一良机，不但使我们在战争中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甚至对之后国内经济建设、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这两次停战提议是否真的能给朝鲜战争带来和平？历史无从假设，我们还是重回当时的历史语境。
杜鲁门：“迄今我们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入朝。10月25日，在云山地区发动首次战役，迫使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撤退至清川江。11月中旬，麦克阿瑟又发起新一轮“结束战争”的攻势。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各部队后撤30公里，占据有利地势，等待最好时机歼灭来犯之敌。11月25日，志愿军开始了强有力的反击。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退回到三八线以南。到1950年12月24日为止，中朝联军收复了北朝鲜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领土。
面对接二连三从前线传来的坏消息，华盛顿陷入混乱之中。杜鲁门说这是“迄今我们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为了保持美国在朝鲜半岛和整个远东的地位，杜鲁门在11月30日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形势”，当被记者追问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时，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个消息吓坏了追随美国的盟友。虽然艾奇逊在当天就代表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有关核武器的情况绝不会因为总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而改变，但还是受到了英、法等国的抗议，他们担心美国人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和可能出现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把他们拖入亚洲战争的深潭”。英国首相艾德礼在12月4日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面谈，他们重申决不撤离朝鲜半岛，但表示“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联合国在朝鲜的目的”。
就在艾德礼飞往华盛顿的同一天，志愿军接到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见：朝鲜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将其军队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同时，毛泽东还指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中国拒绝亚非13国停火提议
杜鲁门“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言论也让许多亚非国家深感不安。
1950年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转交了一份载有13个亚非国家提出的倡议条文的备忘录，建议先在三八线停火，并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以便能进行协商。潘尼迦告诉章汉夫，“这是所有非欧美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建议，这一建议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因此，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中国向来重视与亚非国家的友谊，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但13国此次提出的“和平倡议”却引起了中国的不满。12月8日，周恩来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约见了印度大使馆参赞，向他提出了四个问题：为什么13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对朝鲜的侵略？为什么13国不宣言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为什么在美国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讲话？为什么13国中还有菲律宾（当时菲律宾是向朝鲜出兵的国家之一）？
而此时，刚刚回国参加盟国领导人最后一次会议的柯林斯认为，联合国部队不大可能被赶出朝鲜，随着第10军与第8集团军会合一处，这支联合部队就有可能无限期地守住釜山的环形防线。柯林斯带回的消息使美国及其盟国沮丧的情绪开始有所缓和。在这次会议上，美英同意按过去的分界线--三八线来结束战争。
于是，13国提案被一分为二，第一案由13国提出，要求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第二案由12国提出（菲律宾后来退出）召开国际会议商谈停战，划分非军事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远东问题。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以五十一票的多数通过了第一个提案，而对第二个提案予以搁置。为了能够“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基础”，会上还通过了成立“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
先停火后谈判的主张在中国看来是敌人退守三八线以后，为了争取喘息时间而玩弄的阴谋，美国停战的诚意值得怀疑。中国对美国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一面在联合国大会上同意先停火后谈判，一面在军事上整军再战。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人民为朝鲜战争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同时决定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和军火生产，要求将美国军队从现有的250万人增加到350万人，在一年之内将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五倍和四倍。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仍在积极构筑工事，建立纵深防线和整顿部队，准备恢复攻势。
此时，中国在志愿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也进行了再三的考虑。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建议第三次战役暂不越过三八线，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
但志愿军止步于三八线将给政治上带来不利。如果接受联合国决议，就等于接受了联合国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事实。周恩来在后来的声明中说，“凡是没有中国的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的一切重大决议，首先是有关亚洲的重大决议，中国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而决议主张沿三八线停战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正如周恩来所说，美军既已越过了三八线，因此三八线已被麦克阿瑟破坏而不复存在。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示中明确指出，如从12月初到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营各国亦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南朝鲜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营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12月2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说，“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而在前一天，毛泽东已经命令彭德怀“发动另一次战役”并“跨过三八线”。
1951年停战提议
第三次战役于1950年12月31日开始，中朝军队出其不意地全线发起进攻，迅速突破了临津江、汉滩川以及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上预设的防御阵地，联合国军退至三七线附近地区。
第三次战役之后，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月11日通过了“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有关解决朝鲜及其他远东问题的五项原则意见的报告：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停火实现以后，一切非朝鲜军队将分阶段撤出朝鲜，并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政府”的决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此时，朝鲜战场上的失利加深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矛盾，美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承受着各种要求停战谈判的压力。英国于1951年1月上旬举行英联邦总理会议提出“不应使美国的政策把联邦牵累太深”，主张同中国进行谈判。但是，美国不甘心让朝鲜战争以失败告终，希望把朝鲜战争体面地维持下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决定，除非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由于军事原因被驱逐，绝不自动撤军，并且认为，这对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将来极为重要。从这一决定可以看出，除了停火以外的其他内容，美国并不想谈，特别是讨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这一方案是在提交联合国的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美国政府在选择是否支持这个方案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它只想停战不想谈判的矛盾心理，如果同意则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而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
艾奇逊根据中国1950年12月曾拒绝联合国提出的停火议案，认为中国领导人态度强硬，“政治上尚不成熟”，推断中国政府有可能再次拒绝这一方案。他建议杜鲁门同意这项方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结果正如美国所愿，周恩来在1951年1月17日复电联合国时拒绝了这项不包括政治谈判的停火方案，认为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建议：在中国举行包括中、苏、美、英、法、印度、埃及的七国会议，在同意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谈判，谈判的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东有关问题。1月27日周恩来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话时指出，我们主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美国侵略朝鲜的同时侵略台湾，这就破坏了和平；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更破坏了和平。等到美军逼近鸭绿江，再加上美机轰炸我国人民，美舰炮轰我国商船，这就更破坏了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去掉这些对和平的威胁。
事实上，中国政府此次拒绝的只是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而不是拒绝整个以五步方案为基础的停战提议。但美国只关心最终的结果。只要中国拒绝了停火方案，美国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战争责任就可以完全甩到中国政府的头上。1月20日，奥斯汀特使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提案，公开宣称中国为侵略者。2月1日，这项提案在联大获得通过。
是机会还是阴谋？
对于中国两次拒绝停战提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错失了一次良机，甚至把中国此后在内政外交方面遇到的困难都归于中国对停战提议的拒绝。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层面的考虑：第一，当美国军队被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被解除，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中国也已经尽到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如果中国此时接受停战提议，则可以以胜利者的身份结束这场战争，不仅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第二，退一步讲，即便停火失败，至少中国军队还可以借此机会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力量。
但是，从中国出兵的战略预期以及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在当时是不可能接受这两次停战提议的。
经过志愿军第一、二次战役的打击，联合国军队被迫退回到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场上的形势让中苏及朝鲜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到了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攻占汉城，将战线推至三七线附近。从战场形势来看，中国出兵朝鲜的部分目标已经达到，但毛泽东最初制定的“消灭敌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的目标依然没有实现。而毛泽东希望达到的，不仅仅是要解除军事上的威胁，还有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这一点考虑可以从1950年12月22日、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两次提出的停战建议中看出来。所以，毛泽东才在面对这两次停战提议时认为，美方在主力未受损、而志愿军正处在胜利进攻的形势下玩弄停火，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喘息之机，整军再战。同时他还认为，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中国拒绝停火提议与苏联和朝鲜的态度也有关。陈兼也认为，毛泽东此时的不妥协态度是因为中国需要同北朝鲜保持团结，而金日成等北朝鲜领导人都希望能使朝鲜半岛得到统一，他们不相信彭德怀关于中朝联军已无力继续进攻的看法，并向毛泽东和斯大林抱怨彭德怀。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表明了中国的官方立场，强调立即停火在共产党一方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当美国对诸如从朝鲜撤出全部外国军队、解决台湾问题、把其他远东重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等重要条件表示同意之后，北京才能同意进行谈判。北朝鲜对这一反馈感到满意，并于1月16日复电表示同意。第二天，周恩来正式拒绝了13国建议。
中国第二次拒绝停火建议之后，准备休整两个月之后再发动春季攻势的志愿军，在1月25日被迫转入防御作战，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但是，如果中国接受这次新的停火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休整的时间，延迟下一次战役的到来是值得商榷的。在联合国军退至平泽、忠州、堤川、宁越、三陟一线之后，迅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军队中，抽调了大批老兵补充其在朝部队，并将美第10军调至三十七度线附近地区，加入了第一线的作战序列。而按照李奇微的设想，一旦时机成熟便马上恢复攻势。也就是说，第四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并不受制于双方是否就停火的建议进行谈判，而更多地取决于美方军力何时得到恢复。1月15日，也就是中国拒绝谈判的前两天，联合国军就开始采用“磁性战术”在水原至利川间实施试探性的进攻。再加上此前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国防费的法案等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当时并不想真的进行停战谈判，只是想通过玩弄停战阴谋转嫁战争责任而已，即便中方在第三次战役后同意了停战谈判，美方也仍然会找借口把战争继续下去，更别提让中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了。
从1951年1月中国拒绝停火建议开始，直到停火协议的最终签订，又经过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方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美国却因此达到了目的，一方面利用中国的强硬态度和军事上的胜利从外部向各盟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政策上与自己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拒绝让美国抓住时机，大肆渲染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提案，把延长战争的责任转嫁到了中朝政府的头上，摆脱了其外交上所处的尴尬境地。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确实错失了一个良机，因为从此时开始，无论在外交还是战场上，中国都由主动变为被动了。
（资料来源：《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沈志华著，《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贝文·亚历山大著，中国社会出版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出版社；《板门店谈判》，柴成文、赵勇田著，解放军出版社）
华东野战军陈官庄围困战：国军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
淮海战役中的解放军炮兵
1949年1月1日，淮海战役中的双堆集之战已经结束16天了。
在豫东浍河南岸一个叫赵庙村的小村庄里，中原野战军保卫部科长张之轩正带人押送着一群特殊的俘虏，走在厚厚的雪地上。这是淮海战役中在双堆集战场被打败的黄维兵团的团以上军官。这只庞大的不可一世的钢铁一般的战争猛兽，就在16天前的1948年12月15日被全歼在双堆集，黄维、吴绍周、杨伯涛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
大雪已经纷纷扬扬地下了十几天，从前天晚上开始天空晴朗了，大雪停了。在新年到来的第一天，太阳穿过厚厚的云彩，大地变成银色世界。张之轩抬头眯着眼睛看了看四周，村头枝桠好像披上了厚厚的天鹅绒，路旁的电线也是雪白的，只有冰缝中的流水，仍然是那样的墨绿。看着长长一列国民党军的将军们，张之轩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畅快。几十年后，我们在北京采访到了这位老人，他向我们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就想到了一年前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敌人天天追着他们打，没吃没穿的，整天跑来跑去躲着敌人。杨伯涛的十八军那时是那样的不可一世，根本就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解放军的确也有点害怕和他们遭遇，一和他们打仗，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想的最多的就是千万别受损失。谁能想到，一年的时间不算长，那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将军们，现在个个低头弯腰地走在雪地里。真是有天渊之别啊。老人还告诉我们，那天天气虽然冷，他们穿得比那些俘虏还要单薄，但他们并不介意，个个意气风发，倒是那群披着大衣的国民党军将领们，都缩着脖子抄着手，好像特别怕冷一样。
在1949年1月1日这一天，张之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黄维当了俘虏还想再战。在赵庙村，黄维读完《新民主主义论》，手里拿着书大发狂论说：“你们放我回去，我回到江西老家，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所讲的道理，重整部队，再同共产党干一下，如果再打败了我服气。”
被俘后的黄维依旧孤傲、骄横。张之轩回忆说：
黄维被俘后没几天，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部长杨松青动员第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们给被华野、中野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写劝降信，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让大家签字，其他人都签了，黄维就是不签。中原野战军政治部《人民战士》报记者采访他，问他被困在双堆集一个来月，外无援军，内无粮弹，为什么还不投降，他将桌子一拍，朝记者吼道：“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且的将军！我为什么要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记者也火了，也给他拍桌子：“你代表什么国家民族？你只代表封建官僚！代表蒋家王朝！”黄维在淮海战役前还是国民党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当兵前也是一个教书的，算是一个书生了，听记者这么说，竟然不顾斯文，破口大骂：“放屁！你胡说八道！”说着还要伸手动脚，要不是把他拉开，他是真会扑上去的。
还想再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并不是黄维一个，就是高谈“和平”的桂系将领们，要的也是划江而治的“和平”。其实最清醒的还算是蒋介石，三大战役一打完，他就知道这仗是没法打下去了。
新年第一天，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着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中国人骨子里对新年一直都是很重视的，认为这是“辞旧迎新”的时刻，在过去一年里，好的或者不好的一切都终将过去，应该以崭新的面貌迎来新的一年。在民间里有在大年初一早上把灶膛里的灰舀出一点撒在大路上的习俗，这叫“送穷灰”，祈望带来好运气，在新的一年里有所作为。
就在这一天，住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老鼠岭下一个简陋民房里的毛泽东发表了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这个简洁、掷地有声的题目里就能看出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目光。而住在南京市长江路292号富丽堂皇的总统府的蒋介石则代表国民党抛出了《元旦文告》，犹如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回光返照地发现了一根叫做“和平”的救命稻草，紧紧地攥在手中，再也舍不得丢开了，声称“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前提是，“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
在这篇充满无奈的“元旦文告”中，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示：“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事先绝对没有商量过，但共产党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乎是对蒋介石针锋相对的答复。毛泽东是这样安排共产党人的1949年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就像这篇共5165个字的文章中说的，在1949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每一个字都是掷地有声，连国民党都无法否认这位具有浪漫主义性格的伟大人物对1949年的预测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兵败如山倒，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了。
如果在1949年1月1日这一天，在中国的上空可以俯瞰整个大地的话，将会看到一幅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画面，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在厚厚的白雪所覆盖的东北大地上，寒风刺骨，似乎人们呼出的气可以在嘴巴上立刻冻成冰碴，但和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句相反，整个东北是个红色旗帜的海洋，到处都是敲锣打鼓的群众，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场景，交通要道的各个城市贴满了标语，村庄路口堆满了柴火和粮食，各地群众纷纷组织慰问团，东北人民倾其所有地欢送、支持林彪兵强马壮的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
最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在河南和山东、安徽交界处的陈官庄。在这个约45里的范围内，完全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色彩与情景。在解放军的阵地上，淡蓝色的炊烟袅袅地升了起来，顺风飘过，带着浓浓的肉香。在这一天里，中央军委特地批准慰劳前线指战员每人一斤猪肉、五包香烟。几十万大军需要多少？这个庞大的数字显示了共产党人卓越的动员能力，日后陈毅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很形象地反映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革命的支持。在整个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华北解放区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在这一天里，一支支支前队伍仍旧像滚滚洪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淮海战役战场。黄维兵团被消灭了，但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兵团还在苟延残喘中与解放军对峙着，他们将在9天以后才会被解放军彻底、干净地消灭掉。围困陈官庄的几十万解放军，现在仍然需要上百万的人民群众提供庞大的后勤支援。
这些从四面八方奔赴前线的支前队伍中，有着各种打扮，讲着各种口音的人们，有豫西的、陕南的，有冀鲁豫的、鲁南的，甚至还有老区太行山来的，他们推着小车，驾着牛车，赶着毛驴，趟过厚厚的大雪，甚至是冰冷的河流。为了支援解放军做工事所需要的木头，他们把自己家的箱子、门板，甚至是为老人们准备的棺材都抬来了，解放军就用它们支撑起了密密麻麻的掩体、交通沟。当年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的杨志回忆说，当打完淮海战役，解放军转移时，吃惊地发现，周围百十里内的每个村庄，家家户户都没有了门板……
就在1949年1月1日这一天，杨志在去纵队司令部的路上，遇到一支浩浩荡荡的支前队伍，他们推的小车上，有白面，有小米，有布鞋，有大饼。杨志站在路边，看见队伍中有一辆小车上放着一袋袋白面，前面是个中年人在拉着，后面有个老人和孩子在使劲地推着，他过去帮着他们推车，和老乡搭上了话：“大爷，你是哪个地方的？”老人说：“沂蒙的。”杨志很高兴：“大爷，咱们是老乡，我是临沂的。”他打听到，这个拉车的中年人是老人的儿子，小孩是他的孙子，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所以也把小孩带上了。杨志很感动：“像你们这样祖孙三代来支前的多不多？”老人说：“两代人的比较多，祖孙三代的也有。”看着老人这么大年纪，在风雪中奔波，杨志有点过意不去：“大爷，你这么大年纪，应该在家享享福！从山东沂蒙到这里，有几百里呢。”老人笑了：“没啥，我骨头硬，全国快解放了，我们再不做贡献，出把力，将来想干也找不到地方干了。”杨志很关心地问他：“大爷，你们路上怎么吃饭，刮风下雨怎么办？有没有生病？”老人说：“我们自己带着煎饼，有锅盖大。刮风下雨有什么，照样走。你们解放军都能走，能吃苦，我们也能吃苦。我们出点力也是应该的，能过上好日子，全靠你们解放军打胜仗！”杨志忙说：“大爷，解放军打胜仗，也是靠你们支持啊！”
杨志说，那时我就想，有这样的群众，蒋介石还能舒服几天呢？人心向背，国民党再坚持，也注定要成为明日黄花。
这不仅仅是杨志的感受，正被张之轩等人押解的杨伯涛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看到了这一幕。杨伯涛被俘后，开始是不服气的。他被押往后方的路上，惊讶得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以前经过这些地方时，门户紧闭，村镇静寂，现在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抬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一辆辆大车满载猪肉，而他前不久通过这里时却连一头猪都没看到。他感叹地说：我们在战场上哪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可能动员这么多老百姓支援战争。
解放军阵地上的炊烟慢慢地熄灭了，香喷喷的馒头蒸熟了，流着油的包子也熟了，为了庆祝元旦，炊事人员甚至弄出了更多的花样，把四菜一汤也送到掩体堑壕里了。解放军正在吃着，文工团的演员们来了，他们一大早就以小分队的形式，带着简易的乐器，分散在各个阵地上进行演出了。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声，一片笑语。而就在几十米外的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呈现的却是另一番场景，那是一种死寂灰凉的色调。20多万的国民党军已经身处绝境，缺吃少穿，骑兵变成了步兵，马匹早就被杀掉吃光了。为了取暖、做饭，陈官庄能烧的都烧光了，连棺材也被挖出来当柴烧了，即使有点大米猪肉，也无法烧熟。官兵露宿野地、水沟边、土坎下，一夜之间，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第一二二师就冻死饿死三百余人。野地和沟里到处都是死尸。1949年元旦这天是个晴天，南京的飞机飞到陈官庄的上空空投，物品刚飘下来，部队和家属都蜂拥抢夺，有被物品压死的，有相互对打的，甚至还有开冷枪射击的。在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中，有当年亲历淮海战役的老兵回忆，在陈官庄的国民党军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在1949年的元旦，最可怜的要数那些从徐州盲目跟随国民党军出逃的女学生和其他妇女们了，在要快活活饿死的情况下，只要有点吃的，个人尊严完全被抛到了一边，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不足20里的陈官庄地区的冰天雪地上，一张张降落伞张开做为帐篷，远远望去，就像一朵朵毒菌长在冰雪之中，里面就是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临时太太”得过且过地等着死亡的来临。就在这天晚上，被围的国民党军王牌军之一的第五军一三三团十几名新兵想乘夜黑逃跑，被团长姜铁志发现后抓起来全部活埋了。9天之后，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解放军攻占陈官庄，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55.5万余人被歼，人民解放军伤亡13.4万余人。
如此具有戏剧性的黑白场景同样出现在华北平津地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手中最厉害的王牌军第三十五军已经灰飞烟灭，剩下的40万大军被100余万的东北、华北野战军像刀子一样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几个孤立无援的城市。是战是和，傅作义这名抗日名将还在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在这一天的，天津《大公报》发表“迎岁之辞”，呼吁和平，言辞恳切，声言普通民众恳求“求生”、“善生”，“使人人都有一碗饭吃，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1949年元旦，在中国大地上，各种悲喜剧纷纷上演，面对面目模糊的未来，各个社会层面的人们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心态各异，几家欢乐几家愁。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被蒋介石“抢救”到南京，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悲怆地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次日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陶渊明《拟古》九首之九，悲凉心境一目了然：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而在同一天，正在北上投奔共产党的李济深则在船上为同行的茅盾即兴题词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同船的朱蕴山在途中也吟诗多首，其中有“一页展开新历史，天旋地转望延安”，“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话翩翩”，“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等含义深长的佳句。
郭沫若在船上更是办起了《波浪壁报》，刊载胜利消息，并赋诗云：“人海翻身日，宏涛天际来。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我今真解放，自愧乏人才。”
在1949年元旦，国统区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
浙江大学教授、一代词宗夏承焘在这一天从朋友陈雁迅那里听说了其舅舅被绑架勒索的事，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说：“乱世而不能散财，真可危惧。乡间抽丁催租之黑暗，足见今政府必有崩溃之日。”
这一天对共产党人来说，真是百般滋味，它来得太晚了。回顾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从它成立那一天到1949年元旦，身后是一路的鲜血和炸弹，死亡与痛苦一直追随着这批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1949年元旦这一天，在西柏坡遥望南京的毛泽东心情肯定是十分美好的，胜利的前景已经不是宣传手册上的豪言壮语，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伸手可触。（本文摘自：《1949 解放》，作者：葛红国，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滇军进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十四条》出卖中国利益
日本投降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结束，中国的国际地位倏然间跃到与美、英和前苏联并列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局面。对法西斯作战的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表第1号命令：越南16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日军无条件向中国军队投降（万象等老挝90％之地区及泰、老边境的日军也无条件向中国军队投降，越南16度纬线以南的日军由英军负责受降，由于英、法达成了幕后交易，法军随后也开进了越南）。为此，卢汉奉命率领中国第1方面军入越受降，并为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官。跨国受降的历史重担落在了中越边境上与日军对峙了近5年之久的滇军肩上。
滇军为入越受降主力
1940年8月，日军入侵越南，进占河内，滇越铁路这一中国对外通道完全被截断。日寇乘势北进，大批法军及越南难民纷纷逃入中国境内，云南受到了威胁。
由于日军开始实施“南进”计划，云南已先后派出60军、58军北上抗日，省内空虚，深感兵力不足，龙云请求蒋介石将60军调回。得到同意后，60军（182、184两个师）回滇，龙云迅速以此为基础，将其扩编为滇南作战军，卢汉为总司令仍兼第1集团军司令，万保邦任军长的60军为主力的第1路军，张冲所率领的4个云南暂编师为主力的第2路军，在中国境内滇越铁路以西布防；滇越铁路以东由蒋介石嫡系的关麟征第9集团军布防；由此形成了中国军队东西两翼、互为呼应的态势。
1940年底，驻守中越边境的中国军队扩充为滇南边区总司令部，卢汉任总司令，关麟征任副总司令，辖第1、第9两个集团军。仍在湖南、江西等地指挥58军、新3军等滇军各部对日作战的第1集团军总部改为集团军副总部，先后由孙渡、高萌槐等人任副总司令。1942年5月滇西抗战爆发，第9集团军的黄杰95军等部队调保山抵抗日军侵略，滇越铁路东、西翼的中国军队便以滇军成了主力，因此入赴受降又被称为“滇军跨国受降”。
南滇大门的铜墙铁壁
1945年3月，滇南边区总司令部再次奉命扩编为中国第1方面军，张冲指挥的4个云南暂编师改编为93军及1个特务团（团长先为中共地下党员朱家壁，蒋介石闻讯后下令逮捕，卢汉却最终放走了朱家壁，这也可以看出卢汉当时对中共的态度和倾向）。93军军长为卢浚泉。同年5月，该军奉命支援广西方向的张发奎中国第2方面军向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在驻守中越边境长达5年的时间里，滇军先后与敌作战上百次，打败了日本的屡屡进犯。仅1945年6月17日至8月中旬，滇军奉命追歼中越边境的日军，先后作战30余次，毙敌数百人，犹如“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铜墙铁壁，使日寇始终无法入侵我滇南各地。
开远洽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1日，卢汉通知入侵越南日军第38军团长土桥勇逸即派代表并携带驻越日军人员及武器等报告表册前来洽降。第二天即9月1日，土桥勇逸派出第38军团参谋长酒井干城和随员、译员共5人乘日本专机飞往云南蒙自后，改乘中国指挥机赶往开远，洽谈无条件投降事宜。
9月2日，按照中国陆军总部的规定，中国第1方面军在开远司令部大礼堂举行了洽降仪式。昆明行营、滇黔公署驻云南各机关代表和新闻记者参加，美军代表和地方官绅也前来观礼。当酒井干城见到在台儿庄战役中大名鼎鼎的卢汉将军时，连忙趋前一步，马刺一碰，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标准的日式军礼，然后从从随从手中接过各种表册递了过去。
中国第1方面军参谋长马瑛向日军洽降代表酒井干城等人宣读了《中国战区陆军第1方面军司令部备忘录》（汉字第1号），严格明令日军第38军团：⒈无条件投降；⒉不准再有任何军事行动；⒊详尽呈送驻越16度纬线以北所有日军人员、武器弹药及其它装备的名录清单；⒋侵越日本陆军集中于河内以东、海防以北地区，海军集中于海防，空军集中于河内嘉林机场，各类战争物资集中于河内，听侯接受。
为了保证中国军队顺利接受16度纬线以北日军的无条件投降，卢汉又特别成立了一个先遣参谋组，与酒井干城等人同机前往河内，并委派第1方面军副参谋长尹继勋随后抵达河内，设立前进指挥所，商洽与筹备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一切事宜。
20万中国军队入越受降
1945年9月8日晚，20万中国大军在卢汉的统一指挥下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中国军队作为战胜者出现在越南，接受战败国日本军队投降的跨国军事行动。其中，60军由云南金平、屏边、那发向越南老街、莱昕、经富流至河内；第1方面军司令部及93军沿滇越铁路向前推进，到达河内后，60军再向南定、顺化、海防及土伦（16纬线南北分界处）推进。
由于当时越北大雨连绵，洪水泛滥，所有村庄、铁路均成一片汪洋泽国，中国军队冒雨在大水中行进，给养也很困难，加之还有少数日军拒不投降而加以阻挠，因而行动迟缓，大约到了9月20日前后才陆续抵达指定地点。
卢汉是于1945年9月22日乘“衡山”号专机飞抵河内嘉林机场的。从嘉林机场到河内城沿途挂满了彩旗，用中越文字书写的“欢迎中国军队”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那些早已等候了多时的越南老百姓看见卢汉座车的标志，知道中国军队的长官来了，便鼓掌欢呼起来。他的座车不断被欢迎的群众围住。卢汉一次次地走下车来，握住一只只伸过来的手，通过翻译和他们亲切交谈。当他得知那些在战争中饱受倒悬之苦的华侨，已经提前两三天带着干粮守候在道路两旁，等着中国军队的到来，并自动组织了一个个工作队做向导或翻译，有的华侨举办“家宴”欢迎中国军队，当地群众还组成文艺团体，为中国军队演出《三国演义》等中国戏剧节目时，卢汉这个身经百战的彝家汉子顿时激动得喉头哽塞，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出卖中越利益的《十四条》
中国第1方面军入越受降总部设在越南总督府（日寇占领越南前为法国驻印度之那总督、海军中将古德的住宅）。这座3层法式建筑，中作塔形，分左、右两翼，前为大理石台阶，古朴、典雅而又豪华，楼前的广场竖有旗杆，高扬着中国国旗。
按照当时中国陆军总部的规定和尹继勋率领的第1方面军前进指挥所筹备的情况看，卢汉认为受降仪式举行得越早越好，最迟也不能超过9月25日（抗战了8年的滇军士兵谁不归心似箭，盼望着早日返乡啊！）。然而，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以宋子文为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背着中国入越受降部队炮制了《占领越南军事行动及行政设施十四条》（以下简称《十四条》），出卖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
中国军队入越之前（中国陆军总部）已按《菠茨坦公告》等国际宣言的有关精神拟定了受降决定。这个决定既未将法国作为交涉对象，也未考虑与他们合作，更谈不上再把越南交给法国统治。因为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后，法国投降即丧失了殖民统治地位。1943年3月9日，驻越日军又突然以武力解除了法军武装，并将他们拘禁在河内军营内。驻扎于中越边境的部分法军也纷纷逃入中国云南境内，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已无立锥之地。而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创建了越南独立同盟，并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举行了1945年“8月革命”总起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完全宣布与法国脱离关系，废除法国与越南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中国第1方面军开赴越南时，龙云也曾密告卢汉“所缴获武器，以一部分补助胡志明；过去退入云南境内的法军亚历山大部，要阻止他们回越，因为他们曾与日军有过勾结。”以宋子文为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对上述情况似乎视而不见，他们炮制的《十四条》，不仅只字未提中越两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相反却责令卢汉等人事事“均须与法方商洽”，并要中国军队对法方的一切行动“不加干预”，对法方与越南的冲突也须“严守中立”。这实际上等于完全拱手相让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胜利成果，同时也使越南再次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卢汉对此竟全然不知。因此，当国民党中央顾问团外交代表凌其翰将《十四条》呈交给卢汉阅后，他当即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从1944年开罗会议后至今，根据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大元帅的多次提议，蒋委员长也一再表示同意将越南由我方代表国际托管，这一点也得到了越南方面的认可。”
“现在为什么变卦了？”他几乎用责问的口气指着凌其翰说：“这个文件宋院长报请委员长批准过了吗？”卢汉要凌其翰飞赴重庆亲自去向蒋介石当面请示。
不可调和的龙蒋矛盾
卢汉此时只知道《十四条》出卖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卖了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胜利成果，故而无法接受，不能答应，却不知道当时国民政府抛出这个丧权辱国的《十四条》，其实是蒋介石既要讨好法国殖民者，又想利用它拖住入越滇军，最终收拾龙云的一个阴谋诡计。
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既久且深，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龙云主政云南后，10多年来，他虎踞全滇，依仗天时、地利、人和，养精蓄锐，力量逐渐壮大，在政治、军事、财政和人事诸方面自成一体，形成了敢与蒋家王朝分庭抗礼的独立性。8年抗战中，龙云对蒋介石日愈不满，决心联共抗日，暗中积极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渠道，提倡言论、出版自由，允许游行示威，明令保障云南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民主自由权利，促进了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当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亲自带人到云南，要龙云抓捕中共党员，龙云让他拿出证据，康泽一时语塞。后又要龙云镇压学生运动，龙云不冷不热地说：“学生都是好学爱国的，借故生端的只是极少数。”接着他把话锋一转：“现在有人无事找事。学生闹事是因为有些事政府并未办妥，他们说几句话就要根究，教授讲课也要干涉，结果越压越闹。有些人不听我的话，以后闹出事来，我就不管！”望着龙云阴沉的脸，特务们尴尬地面面相觑，捉摸不定龙云脸上那幅挂着墨镜后面的眼神究竟是怒视还是嘲讽。于是，他们不便借故生端，采取行动，只好保持沉默，最后不得不灰溜溜狼狈离去。
随着抗战的深入，龙云对蒋介石更是貌合神离，“阳奉阴违”，不满的情绪甚至到了表面化的地步，就连云南政府机关报《云南日报》上，也不断刊出新华社的消息和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龙云在与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接触中，表示了希望与周恩来会晤的意愿。1943年10月，周恩来派出华岗等人为中共特别代表前往云南，与龙云直接建立了联系。在华岗的进一步争取下，龙云更加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于1944年底秘密加入了民盟，推动昆明形成了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更使蒋介石如鲠在喉。
中共的“忠告”
龙、蒋之间在抗战中闹到如此剑拔弓张、不可调和的地步，对龙云及云南地方政府“必欲除之而后快”，便成了蒋介石朝思暮想的一个重大问题。他欲借日本人之“刀”收拾龙云，无奈云南“天高皇帝远”又拥兵自重，滇军中的将领对龙云“紧得像铁板一块”，很难收买，况且龙云在抗战中表现积极并无任何可授人于柄的“不轨行为”。这使蒋介石伤透了脑筋。抗战的胜利，终于使蒋介石找到了下手的机会--他要在云南的全部滇军入越受降。
龙云对此是颇为疑惑的：一方面跨国入越受降是为国争光的好事，不能不派兵去；另一方面，蒋介石的中央军早已麋集云南，特务遍布全省，又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察觉，特向龙云提出了10条建议，希望他加强与川康方面的邓锡候、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的合作，并多次向他做工作，让他加强防范进驻云南的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张冲等人也劝龙云不要把滇军全部开进越南，要留有余地，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突发事件。
后来有人指出：如果龙云当时听进了中共等有关方面的“忠告”，蒋介石解决不了他“这个后顾之忧”，是决不敢全然不顾地贸然发动内战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历史，或许将极有可能驶入和平的轨迹。
龙云后悔莫及
正当龙云举棋不定之时，蒋介石突然飞抵昆明。他一口一个“志舟兄”地向龙云表示：要将16度纬线以北交由云南地方政府管理，并保证受降完毕后，除留下少数部队维持社会治安外，大部分滇军即刻回返；云南地方部队至多再派一两个师协助中央军组成远征部队，同盟军一起作为战胜国的军队长期驻守在越南。
据说，蒋介石还进一步对龙云承诺：关于组成远征军去日本的事，也打算交由他去具体办理，但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入越受降。不等龙云说中央军已有11个军共40万人在云南，蒋介石以极其信任的口气笑道：越南情况复杂，中央军又“一时无法如数从各地赶来”，只有“劳驾”滇军全部赶去，方能尽快安定越北局面。他说：由于时间紧迫，事关重大，这个任务非“志舟兄”和云南地方部队莫属了。
在蒋介石这番天花乱坠的纠缠、利诱和胁迫下，龙云表示：去接受曾经侵略过自己祖国8年之久的日军的投降，而且是一次跨国受降，100多年来，中国军队何曾有过如此巨大的荣誉？蒙承中央信任，滇军应该义无反顾地去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以不负历史使命。但是，8年抗战，云南牺牲重大，和平来之不易，亦当请中央体察地方苦衷，一旦受降完毕即让滇军回乡与亲人团聚。他见蒋介石答应了这些要求，于是不顾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和张冲等人的“忠告”，即按蒋介石的要求，除将滇军暂编19师龙绳祖（龙云的大儿子）部留守昆明及云南各地外，其余云南地方部队全部入赴受降。国民党从其政府外交、军事、财政、经济、交通、粮食6个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中央顾问团，随军入越。
蒋介石就这样将云南地方部队骗上了入越征途，龙云后来对此追悔莫及！
河内受降盛况
日军在越南北部的投降仪式如此一波三折，一直“拖”到1945年9月28日才在河内举行。
关于滇军等中国军队受降仪式的盛况在国民党财政部代表朱契所著的《越南受降日记》中有一段颇为详细的记载：“拂晓即起，凭窗而望，即有中国军队千余人结队而过”，“河内各进出街道，气象极为森严。9时30分，驱车赴总督府。府前广场上悬中、美、苏、英4大国国旗”，“总督府正面楼上中国国旗高扬”，受降大厅“上首为中国代表第1方面军卢汉总司令长官席、左右坐马瑛、尹继勋正副参谋长；左为盟军代表席，右为高级将领席，后为来宾席。是日到者五六百人之众。美英方皆派代表参加，美方代表为第1集团军司令加礼格少将，英方代表为陈文逊及外国记者。越盟党政派出高级官员观礼。上午10时正，日军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和酒井干城参谋长、川国直服师团长等6人，面带忧戚之色，北向站立。卢入席后根据日军在南京签定的投降书，宣读条文，交土桥签字，签毕即退席。卢司令长官乃读布告，并译成法文和越文，至是礼成。”卢汉宣读布布告的大意是：他统帅中国军队入越，是“接受日军侵略军投降……非为越南之征服者或压迫者，而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各级行政机构一仍旧惯，互相发挥效能，保证和平，维持秩序”。“对于破坏此种秩序之企图及行为者，无论其宗教、种族，均一律严惩。”这个政策稳定、措词得体的文告，对安定越北民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卢汉在受降仪式上的心情既兴奋又复杂：一方面抗战了8年之久的滇军不负历史使命，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入越，胜利地完成受降任务，官兵们无不引以为豪，这也是云南人民的光荣；另一方面凌其翰还未回来复命，故而卢汉只允许法方代表作为来宾观礼，法方代表即告退席，他丝毫也不挽留。当作为胜利者的卢汉走上受降主官席位时，以土桥勇逸为首的日本陆、海、空军代表一起向他行军礼，听候他宣读有关条文，接着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后，卢汉又宣读了文告，当宣布取消入越日军第38军团番号，将其改称为越北日军善后联络部时，大厅内顿然“欢声雷动”，人们“皆向卢总司令长官表示祝贺”。
中国第1方面军将领在受降仪式后和各国代表合影留念。国内外报纸纷纷以“8年抗战常胜之师（指滇军）接受侵越敌寇投降”，“普天欢庆，举世同贺，中国真正成为4强”等为题，报道了其盛况。朱契在《越南受降日记》中记录道：“是日（即9月28日），华侨观者特众，有年已古稀由孙辈搀来者。”总督府前水泄不通，河内城万人空巷，争相观望日军之万分狼狈状，当土桥等人步出总督府时，“痛遭唾骂”，人们涌上前去，愤怒到极点的群众忍不住用石块等向他们扔去……越南人民及华侨民众“今日得瞻汉官（指中国军队及将领）威仪，宜乎其兴奋异常。”
越北日军缴械及遣返情况
日军在越北接受投降后的大致情况是：人员，河内1．18万人，海防1．3万人，顺化等地0．8万人，共计3万余人。武器装备为步枪，轻、重机炮，火焰喷射器等4万余件；山炮，步兵炮，加农炮，要赛炮800多门；战马600多匹；飞机约10架。
按照卢汉宣读的命令，日军陆军集中在肋波、河内以南及海防、顺化地区；海军集中在海防（日军在越北的战舰早已调到大琉球作战，除少数陆基人员外，已无军舰在越北）；空军集中在河内（日军在越北的大部分飞机也早调往太平洋战区，投降时只有10架左右）；全部驻守越北的日军在上述3个地区办理投降后的一切手续。与此同时，泰国、老挝16度纬线以北的日军，也在卢汉的统一指挥下，由国民党中央军93师吕国权部负责在永珍（即老挝万象）受降。
从1945年10月起，全部日军被解除武装后，集中在河内、土伦、海防地区，实行管理教育，等待遣送回国。被遣送的日本人（包括日军家属和日商）共8万人左右。中国军队在海防成立了港口司令部，第1方面军副参谋长尹继勋联系美军派出登陆舰、救生舰9艘运俘船只，对受降日军及日侨，在经过卫生检疫并注射防疫针后，前后共分10多批，直到1946年4月才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国。
土桥勇逸等189人被列为战犯，交由国民政府广州行营审判。
解救盟军
入越受降期间，滇军等中国军队还在河内从日军手中接受了3座盟军战俘营，解救出包括驻越法军参谋长在内的4000多名法国官兵，以及从新加坡押来的两百余名英军和印度籍官兵。英、法政府随后分别派出专机或船只将他们运送回国，并对卢汉等人深表感谢。
受降期间，整个越北地区处在了大狂欢之中……
民国时代甘肃军阀混战：各派军阀争夺陇东重镇平凉
民国时期张掖街景
民国时期，一些重要战略要地，往往是国军于军阀，军阀与军阀夺来战去，百姓处在战乱之中。陇东重镇平凉也是如此。
首先是陆洪涛和张兆钾的争夺。陆洪涛（1866－1927），江苏铜山（今徐州）人，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炮科，为人谨小慎微，早年随陕甘总督陶模来甘，由军功渐升为标统。民国4年（1915），陆洪涛被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张广建任命为陇东镇守使，出镇平凉17县，拥兵48哨，成为甘肃的实力派。由于陆涛洪在陇东镇守使任上，治军严明，维护治安，不愿多事，口碑尚佳，故得到甘肃各界的支持，加上张广建的密保，北京政府于是改任蔡成勋为江西督军，由陆洪涛继续护理甘肃督军（后实任）。陆洪涛虽然担任了甘肃督军，但其所能控制的仅有兰州、定西一带。平凉由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割据。张兆钾（1874-1940），甘肃渭源人，清末武举，为人简单残暴，人称“张狼”。民国4年（1915）起任陇东巡防帮统，因在为陆争夺甘督时出了大力，得以接任陇东镇守使，统兵28哨坐镇平凉。民国14年（1925）3月，陆洪涛中风卧床，李长清便暗中与张兆钾联系，欲拥张来省任督军，而由自己接任陇东镇守使。李与张达成攻守同盟后，即伙同手下亲信团长包玉祥，对陆洪涛进行威逼，要其交出权力。陆洪涛在病中，眼见亲信部属的叛离，心灰意冷，连电北京要求辞职。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急欲扩张势力，段祺瑞执政府虽将察哈尔、绥远两特别区划给冯部，但仍不能满足冯部的扩张需要，而直隶、山东等省已为奉系占据，北方其它地区已无扩展空间，恰好陆洪涛主动请辞，可谓是瞌睡遇到了枕头，当即委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军务善后督办。冯玉祥便任刘郁芬代理甘督，与蒋鸿遇率国民一军二师前往甘肃。眼见刘郁芬即将入甘，李长清加紧了夺权行动，但遭第1旅旅长黄得贵的反对，李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于9月24日，趁黄德贵护送陆洪涛家属及财产离开兰州之机，发动兵变，进攻华林山黄旅驻地，黄闻变返回兰州与李部作战不敌，率残部出走阿干镇，黄旅大部被李长清强行改编，另委郭学安为旅长。兵变后，李长清从陆洪涛处强索师长印信，自任甘军第一师师长，提拔亲信团长包玉祥为旅长，另以兰山道尹杨思护理军民两政，并派人迎张兆钾赴省，陆洪涛则离开其统治了五年的甘肃，去天津做寓公 .
其次是张兆钾与国军的混战。民国15年（1926）4月下旬，直鲁奉联军与国民军展开南口大战，为牵制国民军力量，威胁国民军后方，吴佩孚任命张兆钾和孔繁锦为援甘正、副总司令，并分别许以督办和省长，促其进攻甘肃国民军。张兆钾认为有机可趁，便于5月上旬以筑路为名，委刘福生、崔赋鹤为正、副总指挥，率兵4000余人偷越六盘山，拟偷袭兰州，于5月12日打响了进攻国民军的第一枪。旋即驻阿干镇的黄德贵部、驻狄道的宋有才部、驻固原的韩有禄部纷纷起兵反对国民军。5月22日，张兆钾发进攻国民军通电，并分兵两路攻占定西。国军与甘肃地方军阀在兰州对峙长达一个月之久。兰州危机解除后，国军刘郁芬整顿队伍，决心乘胜追击，一举消灭陇东、陇南割据势力。他将国民军第二师扩编为两个师，孙良诚仍任二师师长，张维玺任暂十三师师长，将刘存简旅划归该师。作战部署是：以暂十三师附吉鸿昌旅一个加强团出陇南攻天水；以孙良诚第二师、郑大章骑兵旅、吉鸿昌旅、谷良友旅出陇东攻平凉。孙良诚从定西出发，进击张兆钾、韩有禄两部，甘军退至清江驿被击溃，以一部占据静宁祁家大山掩护溃兵退却。国民军旅长吉鸿昌作战勇猛，绰号“吉大胆”，率兵攀越祁家大山，直冲张兆钾直挥部，张部向平凉溃退。孙良诚等人紧追不舍，刘郁芬又电令宁夏马鸿逵部进驻固原，威逼平凉。8月30日，孙良诚进占平凉，张兆钾、韩有禄、黄得贵等人退往甘陕边界。
再次是陈圭璋部与国军的周旋。民国17年（1928）至民国18年（1929），甘肃连年大旱，加之西北军征派繁重，人民生活无依，不得不挺而走险。庆阳人陈圭璋于民国18年（1929）4月，在华池南梁聚众起事，自立为甘肃义军混成团。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西北军各部陆续东调。甘肃局面混乱，地方武装四起。陇东出现惠彦清、吴发荣等部土匪，陈圭璋应陇东绥靖司令杨承基之请，4月开驻陇东重镇平凉，不久陈借故杀了杨承基，收缴杨部所有武器。又收编土匪惠彦清部为骑兵团，实力大增。他将原来四个团整编为五个旅另两个骑兵团：第1旅（谢邵安）；第2旅（郭镇海）；第3旅（杨抱诚）；第5旅（杨得福，后为蒋云台）；第7旅（李彦和）；骑兵第1团（刘庆祥）；骑兵第2团（惠彦清）。乌合之众摇身一变成为正规军。
5月间，陈圭章联合鲁大昌、黄德贵、马延贤等部组成甘肃联军，以扫清西北军雷中田残部，所部改编为陇东路联军。陈军出陇东，先以第三旅杨抱诚部消灭静宁土匪吴发荣部，同时从黄得贵部手中夺取隆德、浪庄。至此陇东均被该部所占。黄得贵乘陈部第三旅西进率固原，率军大战该部于平凉。平凉守军同西进之第三旅前后夹击大败黄部，击毙黄部大将李富清。1931年，陈部被国民政府军政部授予陆军新编13师番号，内部仍按原有编制。同年新13师与陕军杨万青部混战于陇东。杨万青原是陕军甄寿山的部下，1930年冬由陕西耀县窜入陇东，到固原投奔黄得贵，后杀死得贵。1931年4月，杨部毕梅轩率部由固原进入镇原，驻军县城及平泉、屯字二镇。陈圭璋认为其鸠占鹊巢，遂派固原保卫团团长杨震铎等率团丁300多人，到平泉镇向其开战。杨万青部训练有素，枪械精良，双方交战后，杨震铎溃败。陈圭璋又派新城镇保卫团团长孟甲福率团丁200多人参战，仍不抵，纷纷败退新城。急令平凉警备司令部副官尚喜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杨得福、李彦和两部赴镇原进攻杨万青。5月，陈、杨两部在镇原激战多日，杨万青恐与西峰镇毗邻的太平被圭璋所占，腹背受敌，没有归路，即速派兵驻守太平，并在交口河川、狼口崾岘设下伏兵。陈圭璋不知其详，令驻西峰十三师旅长杨生海，从东路袭击镇原，经太平与杨万青接火。杨万青部佯装溃逃，撤到狼口崾岘，杨生海追击陷入埋伏，全族覆灭。陈圭璋闻讯大哭，严令督责，三路进攻；东路由西峰进攻太平；西路进攻平泉；南路由泾川党塬进攻屯字，与杨万青激战了1个月。后来杨万青为了缩短战线，放弃平泉，守住县城及屯字、太平两镇。6月，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派杨渠统（即杨子恒，甘肃省灵台人）来镇原收编了杨万青部，这场混战才得以结束。
该年冬兰州发生“雷马事变”，杨虎城部孙蔚如第17师奉中央令入甘平乱。陈圭璋亲自率所属第3旅又两个骑兵团前往协助，雷中田部很快瓦解。陈圭璋同孙蔚如同住兰州，由于利害关系使孙陈之间发生矛盾。1932年春节团长王劲哉和参议王宗山的向孙蔚如密告陈部蓄意谋反。孙同手下49旅旅长兼兰州警备司令杨子恒商议后决定先下手为强，派特务营逮捕了陈圭璋，于当晚活埋于省政府西花园。由于当时正是春节，随陈同住兰州的嫡系第3旅旅长孙志远回家过年，两个骑兵团的主官也进城玩乐，部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缴械。由于事出突然，消息封锁非常之严密，住平凉的新13师师部还不知道事情的发生。汪飞西等于正月16为该部旅长郭镇海举行婚礼，大吃大喝，防务松弛。是夜17师留驻平凉一团开始突然袭击，当时陈部留守的2、7旅等部被陕军打蒙了，大部被歼灭。主要街道都有陕军占据，各门武装都被缴械，汪飞西、郭镇海等跳墙而逃，平凉随被陕军所占。
中央红军西征宁夏：13次作战开辟新根据地200公里上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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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军西征概况
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东征胜利回师陕北后，为了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建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及骑兵团共1·7万余人，分左、中、右三路向陕甘宁三省边界进军，进行西征战役。这次战役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势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月。5月下旬，各路红军从陕西延长、延川一带出发，挺进陇东，攻占三边，驰骋宁夏，进行重大战斗11次，除大量杀伤敌军外，俘获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挺）、战马500余匹，解放城镇10余座，开辟了纵横约200公里的新根据地，将陕甘苏区扩充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7月底，西征战役胜利结束，西方野战军主力集中在宁夏豫旺地区集结休整，准备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并大力做好新解放区的民族统战、建党建政、组建革命武装以及争取、团结东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的工作。10月9日和22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结束了伟大的长征。此后，根据敌情变化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击破南敌（胡宗南部）的战略部署，在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逐次东移，诱敌东进，寻机歼敌。11月17日至21日，三大主力并肩作战，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伟大胜利。红军西征对促进“西安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宁夏是红军西征的主要战场，西方野战军总部曾设在今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的预旺镇（时名豫旺堡）和羊路乡吊堡子；西方野战军各部队在今宁夏南部山区和中部干旱带征战、休整达半年之久；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一军也曾转战宁夏和在宁夏休整待机。西征红军在宁期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认真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并帮助当地回汉族人民建党建政，组织革命武装，先后帮助建立了盐池、豫旺、豫海、静宁、固北、固原6个中共县委和盐池、豫旺、静宁、固北4个县苏维埃政权以及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开拓了宁夏革命局面，在中共宁夏党史和宁夏人民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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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野战军总部所在地豫旺堡城隍庙旧址
二、红军西征期间战役、战斗梗概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记载，红军西征期间，共进行了两次大的战役（即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和22次重要战斗（其中西征战役11次；策应、会合二、四方面军战斗5次；山城堡战役3次；独立战斗3次）。
在载入红一方面军史的22次重要战斗中，在今宁夏境内进行的就有11次（其中西征战役5次，即盐池进攻战斗、王家团庄进攻战斗、下马关进攻战斗、红城水阻击战斗、七营阻击战斗；策应、会合二、四方面军战斗3次，即同心城、七营地区进攻战斗，挺进西南公路战斗，韩府湾反击战斗；山城堡战役2次，即萌城阻击战斗，盐池、定边地区防御战斗；红一方面军向东转移的独立战斗1次，即海原地区遭遇战斗。）
另据红二方面军战史和相关资料记载，在将台堡会师前后，红二方面军在今宁夏地区也曾进行过2次较大的战斗，即六盘山地区遭遇战斗、脱烈堡和上下龙池湾突围战斗。
以上两项合计，红军西征期间在宁夏的重要战斗共为13次。
另外，西征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曾制定过宁夏战役、静会战役、海打战役3个战役计划；这些战役计划都是以宁夏地区为主战场或是与今宁夏所属地域紧密相关的。但均因战场局势变化，以及红军内部个别领导人从中干扰、贻误战机而未能付诸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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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豫旺堡
三、红军西征期间在宁夏的13次重要战斗回眸
（以作战时间先后为序）
1、盐池进攻战斗。这是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于6月17日解放定边后进入宁夏的第一次重大战斗。盐池城又名花马池，是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县城虽不算大，但城堡坚固，易守难攻。当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攻打定边时，盐池县长屈伸（外号屈胡子）吓得魂飞胆丧，急忙向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求援。马为了加强盐池城防，确保银川老巢的安全，急派所部新七师骑兵第一旅第二团第一营（黑马营）驰援盐池，加上民团，守军共千余人。
红七十八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指挥下，于6月19日夜发起攻城战斗，经两小时激战未能攻克。20日白天，红军围而不攻，指战员抓紧时间休整，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了解敌情，观察地形，研究攻城方案。20日夜，该师3个团分别从北、东、南三面发起猛攻。红军战士勇猛顽强，架起云梯，争先登城。守城敌人不甘灭亡，疯狂反扑，几次将登城红军压下城去。二三二团的勇士们冒着纷飞的弹雨，前赴后继，从北城墙登上城头，同敌人展开肉搏战，打开了突破口。接着，后续部队迅速涌上城头，扩大战果。至21日凌晨3时攻克了县城。此战歼灭守敌2个连及民团200余人，击毙敌营长孙兆祥，还抓住了逃来的定边县县长（盐池县县长逃脱），缴获枪200余支、战马200余匹、电台1部。
2、王家团庄进攻战斗。王家团庄是同心城东南最大的一个村庄，分南北两个堡子，对称坐落，围墙又高又厚。全村有2000多人，是回民聚居区。红十五军团首长决定，在包围豫旺县城下马关的同时，派红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一部和回民独立师攻占这一村庄。6月21日，部队进抵王家团庄附近，即与以马绍武为头子的民团相遇，双方立即开火，民团招架不住，被红军击溃。
部队进村后，通过开展群众工作，了解到该庄恶霸王彦秀，在红军到来之前，把庄上有存粮的群众和商贩数百人关在北堡子里，企图用断粮之计把红军逼走。红军决定“先礼后兵”。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几次派人去找王彦秀谈判，但王非常顽固，紧闭大门不露面，只派人在墙头上答话应付。红军请示军团首长，决定以回民独立师和七十三师之二五0团三营包围北堡子。王彦秀派其弟王彦海在墙头上叫喊：“你们有枪没有子弹，别吓唬人了！早点收兵吧！”边说边举枪向红军射击。还没等他扣动扳机，只听“叭”的一声，王彦海应声倒了下去。原来是墙下红军抢先开火，将其击毙。接着，红军一面在堡墙下挖洞，一面组织强攻，顿时枪声大作，喊声震天。堡子内壮丁队乱了阵脚，打着白旗高喊投降，并打开了堡子大门。红军指战员蜂拥而入，活捉了王彦秀和民团团总王学成、恶霸王学富以及税务局长等数十人，缴获枪械数十支、战马100余匹。并将被关押的回民群众释放。
北堡子打下后，马青年亲自带了5名战士到南堡子，通过谈判，寨主王彦请表示欢迎红军到来，并打开寨门，交出了枪支。
3、下马关进攻战斗（亦称豫旺城进攻战斗）。下马关是国民党豫旺县政府所在地，是一座比较古老的城池，城墙高3丈多、宽1丈余，均由古青砖砌成，城墙上是一排排雉堞。守城敌军是马鸿逵部新编第七师骑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孔庆福）的两个连及豫旺县民团近千人。
6月11日，红十五军团直属队和七十五师（师长陈锦绣、政委赵凌波）包围了下马关城。敌人在城外民房内稍作抵抗就缩进城里，据险顽抗。红七十五师部队多次发动进攻未能奏效。后来决定派小部队日夜轮番发起小型攻击，骚扰疲惫敌人，同时派宣传队向城内敌人喊话、投传单，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十多天后，敌人日益疲惫，加之弹药不足，粮食和用水发生恐慌，军心涣散，想逃者多，想守者少；敌骑兵想逃，民团想守，互相发生矛盾。围城16天后，红七十五师首长认为攻城时机成熟，向各团下达了战斗任务。6月27日晨发起进攻战斗，11时，红三团、红四团相继攻进城堡，后续部队迅速跟进，扩大战果，打掉了敌指挥所。敌人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敌营长慌乱中跳城，将腿跌坏，侥幸逃走；敌县长董天祥不知下落。此战共俘敌280余人，缴获枪械180余支（挺）、战马150余匹。红军伤亡不到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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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城战斗遗址（位于盐池县惠安堡）
4、红城水阻击战斗。红七十五师攻克下马关后的第二天，即6月28日，就与红七十三师合兵包围了下马关以北40里的韦州城。韦州城是宁夏河东地区的战略要地，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银川；盐池、豫旺两县失守后，宁夏东南部也只有韦州是阻止红军前进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马鸿逵对韦州的防务非常重视。守军有马鸿逵骑兵第一团第三营（红马营），还有一个保安团100多人、壮丁队约300人。
红军未到之前，敌已先行拆除了城外的民房，撤回城内固守。7月3日，红军乘夜色发起进攻，并一度架起云梯登上北城楼，打死壮丁队队长苏瑞林，战斗非常激烈。后因敌人火力过猛，为减少伤亡，红军便退回城下。
马鸿逵得知韦州被困，恐该地有失，危及金积、灵武和银川，派3个骑兵团前去增援。5日，马鸿逵新编第七师骑兵主力由韦州向南进犯，企图夺回豫旺县城。当敌军进至红城水一带时，预伏在该地区的红七十五师奋力抗击，将敌击溃，毙伤敌人300余名。
5、七营阻击战斗。左路军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第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于6月20日攻占固原县七营镇。七营镇位于清水河东岸，与黑城、三营同在一条线上，属南北通道上的一个要点。红军占据该镇后，马鸿宾忧心忡忡，决心搬掉搁在心里的这块大石头。7月初，马鸿宾为打开固原至中宁、银川的通道，联合东北军骑兵军一部进攻红军。其部署是：由其三十五师主力实施正面攻击；东北军骑兵第十师攻击红军左翼；东北军骑兵第六师攻击红军右翼。
7月17日拂晓，马鸿宾部与东北军同时向红军发起进攻，遭到红军主力猛烈反击。七营附近有一条大沟，叫阎家沟，沟深坡陡，地形复杂，是从右侧进入七营的必经之路。红二师在沟内预先设伏，当骑兵第六师先头团钻进沟底后，红军猛烈开火，群敌突遭打击，立刻乱了营。经过一小时激战，敌先头团死伤300多人，其余大部被俘，红军缴获大批枪械、骡马。
战后，红一军团主动退出七营，进入清水河东岸。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红军将俘获人员、马匹、枪支全部送还骑兵第六师。
6、同心城、七营地区进攻战斗。8月下旬，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调其嫡系胡宗南部第一军进驻甘肃，企图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监视、分割东北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心阻止胡部入甘，以便紧密联合东北军保障夺取宁夏战役计划顺利实行，遂于8月30日调整了红军3个方面军的部署。
遵照“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的部署，西方野战军主力于8月31日从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红一军团攻占七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七十五师攻占王家团庄、高崖子。至9月7日，主力迅速南下，击溃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并将其二O五团另一个营包围于李旺堡地区，迫退东北军骑兵第六师。
7、挺进西兰公路战斗。9月初，胡宗南部兼程北返，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企图截断东北军主力同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控制东北军，并割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道路。为抢敌先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红一军团遵照中央军委和西方野战军首长指示，以第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主力加强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在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下，于9月9日从海原、郑旗堡之间南下，14日占领将台堡，继而进至单家集一线，主力集中在兴隆镇，向海原以南、固原以西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并派出一部插入静宁、会宁之间的界石铺游击侦察；第二师于12日攻占郑旗堡，击溃敌马鸿宾部三十五师3个骑兵营；军团主力即集结于七营东西山地相机击敌。
8、韩府湾反击战斗。同心城、七营地区进攻战斗结束后，由红八十一师（师长文年生、政委李宗贵）继续包围、监视李旺堡地区被围之马鸿宾部第二0五团另一个营。是时，马部三十五师沿三营镇、黑城镇、海原县一线设防，李旺堡突出前伸，形成孤军。红军包围李旺堡，极大地牵制了整个三十五师的行动；被困敌军给养补充困难，士气低落，马鸿宾忧心如焚，急忙向南京政府求援。蒋介石再三电促东北军解救李旺堡被困之马鸿宾部。
9月15日至16日，东北军骑兵第六师企图解救被围之敌，红一军团在七营以北的韩府湾地区进行反击，将该师两个团大部歼灭，并击溃两个营，俘敌100余人，缴枪120余支（挺）、战马100余匹、子弹约3万发。
9、六盘山地区遭遇战斗。10月20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红二军团到达六盘山南山脚下，遇敌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骑兵部队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一个骑兵团。敌先后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向前卫红四师发起进攻，敌机也飞临上空，进行扫射、轰炸。四师指战员在师长芦冬生、政委李井泉指挥下，经数次激战，击溃了敌人，掩护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六盘山，于22日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10、脱烈堡和上下龙池湾突围战斗。将台堡会师后，蒋介石乘红军从会宁及其东北地区北移之机，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分四路由南向北大举进犯，妄图将红军消灭于黄河以东的甘、宁边境地区。为粉碎敌人的上述阴谋，中央军委作出了“击破南敌”的战略决策，对部队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
红二方面军担负防御掩护任务，于10月24日至30日，先后于海原的硝河城、马营、关桥堡和何家堡等地与敌接触。战斗中，红二军团第四师十团参谋长带领的一个连和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团长刘子昆带领的两个连，在海原以南的脱烈堡和海原以北的上下龙池湾遭强敌包围，突围作战中受到很大损失。
11、海原地区遭遇战斗（又称何家堡反击战斗）。10月3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的海打战役部署，由于红军总部令红四、红三十一军撤离前总指定位置，致使红军主力右翼暴露，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当日，敌关鳞征第二十五师进抵靖远，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和王均第三军正向打拉池方向进攻，胡宗南第一军进至古西安州以南之张家塘地区，严重威胁着红军右翼的安全。在此情况下，红一方面军奉命由古西安州地区向豫旺、同心城转移。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主力及东北军骑六师为配合胡宗南部的进攻，于31日傍晚由海原地区向古西安州方向截击红军。红一军团一师和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并肩作战，向敌反击，于海原以北之何家堡地区消灭敌两个团，俘敌1000余人，缴获马匹、枪支各1000余，残敌逃回海原。
为了争取东北军，红军对所俘骑兵第六师的官兵以理相待，经宣传教育后，全部予以释放，并归还缴获该师的马匹、武器。
12、萌城阻击战斗。11月12日，红军各部队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全线东移，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国民党军误以为红军败退。除以第三十七军回头西渡黄河，准备进攻西路军外，令第一、三军向东猛追。14日，中央军委决定消灭第一军一部，以制止敌之追击。
为了迟滞敌人前进，掩护主力转移，红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第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于16日在盐池县萌城及甜水堡以西设伏。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政委叶成焕）一部布于石梁山，担任正面阻击；第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政委桂干生）和九十三师另一部，布于左侧的魏家山；红四军4个团布于右侧的羊福山。
17日11时，胡宗南第一军第一师冒进深入，自豫旺堡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当敌先头部队第二旅一个团进至石梁山下，红九十三师阻击部队即发起反击，预伏于魏家山的红三十一军主力亦向敌左右侧包抄。敌慌忙抢占其左侧要地羊福山；刚刚接近山顶，又遭红四军部队的猛烈反击。在红军三面打击下，敌死伤累累，狼狈向草坪山溃逃。红军乘胜追击10余里，因敌后续部队赶到，结合溃敌据守草坪山顽抗，战斗遂成对峙。当夜红军撤出战斗。此战共毙伤敌团长以下600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并击落敌机一架。
在这次战斗中，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等壮烈牺牲。
13、盐池、定边地区防御战斗。11月1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按照中央军委“应即在豫旺县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的指示，对各兵团集中地区和任务作了具体部署。16日，红军各部队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17日，胡宗南部第一军分三路向定边、盐池进攻。为配合红军主力抗击来犯之敌，打好山城堡战役，保卫盐池、定边县城，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骑兵第一团和蒙古游击队于11月16日至22日，参加了盐池、定边地区防御战斗，迟滞、牵制了敌第一军左路进攻，保卫了定边、盐池城。
21日至22日，在红军主力取得山城堡大捷的同时，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在盐池红井子击溃由红城水经惠安堡东进的胡部第一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战后，胡部第一军全线后撤，停止追击。
对越作战中最强侦察队：43军侦察大队两山轮战纪实
129师侦察连部分官兵在前线合影
基本情况
为了配合我军在老山、者阴山地区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保障主战场翼侧和边境安全，打击越军特工的嚣张气焰，把紧张空气引向敌境，中央军委于1984年7月决定抽调野战军军师团侦察分队，以军为单位组成侦察大队，赴云南前线参战。奉中央军委的命令，第43军所属侦察分队统一组成侦察大队于1984年7月至1985年5月，赴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者阴山战区遂行对越侦察作战任务。
大队以军侦察机关和各师侦察分队为基础扩编组建，共计767人。共编成5个侦察连：军属侦察连为一连(115人)，第127师师属侦察连为二连(145人)，第128师师属侦察连为三连(125人)，第129师侦察连为四连(129人)，第127师所属各团侦察排组成五连(140人)。大队部以军机关为基础抽调各师干部组成，军司令部侦察处长孔见任大队长，军政治部文化处长甘国良任政治委员。大队部设指挥、政工、后勤组，并编有通信、运输分队。各师侦察科采取以科带连的工作方法，主要负责组织指挥本师侦察分队。进入战区后，编为昆明军区第二侦察大队，直属军区前指指挥。
此次侦察作战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捕俘，查明情况;巡逻警戒，防越军袭扰。从而保证老山、者阴山主战场翼侧安全。第二侦察大队部署在者阴山当面西起八布河，东至中越边境3段11号界碑约100余公里地段遂行任务。大队部设在杨万乡。战中，鉴于者阴山战场雷多、敌人多，且作战区域植被少，不利于侦察作战的情况，为积极打击越军，扩大战果，经军区前指批准，大队跨出原定范围，主动寻找战机积极出击。有4个连先后多次进入普弄、马甭、马林、田蓬地区作战。
整个作战共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年7月中旬至月底)，扩编组建，向战区机动;第二阶段(7月底至8月中旬)，立足早打，积极开展进点后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三阶段(8月中旬至9月底)，慎重初战，认真摸索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第四阶段(10月初至12月底)，积极作战，全面锻炼部队;第五阶段(1985年1月至5月)，扩大战果，把轮战推向高潮。
此次侦察作战不同于一般的侦察作战，一是接受任务急，作战战时间长。从扩编组建到出发不到两天时间，部队进入战区后，马上就投入了作战行动，轮战时间近一年。二是独立性强，机动性大。侦察兵脱离建制单位，独立长时间地遂行作战任务，大队和各连都有较大的作战机动性和工作自主权。三是战场生疏，地形天候复杂。从中原来到西南边疆，战区是山岳丛林地，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民族众多，风俗习惯各异，给分队执行侦察作战任务造成了一定困难。四是作战任务重，样式多，政策性强。两山作战受政治、外交斗争的制约，军事行动胜负有着强烈的国际影响。五是边境情况复杂，对敌斗争策略性强。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战区多为同一少数民族跨界而居，具有通婚、互市、自由往来等传统习惯。加上少数民族有着“认亲不认界、认族不认国”的特点，所以对敌斗争的策略性较强。六是部队分散，渗透活动多，组织指挥和战勤保障困难。大队指战员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与战区党政军民密切协同，发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继承我军的优良作风，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完成了任务。
在轮战期间，共开设观察所(哨)59个;调查询问561组次，2805人次;抵近观察4290余人次;渗透侦察122组次;设伏警戒4万余人次;组织各种战斗34次。共俘虏越军16名(押送中亡8名)，击毙143名，击伤23名;攻占越军班防御阵地3个;摧毁越军驻兵点11个、仓库2个、桥梁1座;缴获机枪1挺、冲锋枪14支、单兵火箭发射筒12具，以及其他部分军用物资。全大队牺牲2人，伤20人。
功绩荣誉
通过近一年的轮战，第二侦察大队指战员经受了战火的锻炼，也取得和创造了荣誉。5个侦察连均荣立集体功，其中第127师侦察连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侦察连”称号，第129师侦察连被昆明军区授予“英雄侦察连”称号。第129师侦察连4班长张柱兵被中央军委授予“捕俘英雄”称号。第129师侦察连战士丁晓兵荣获“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第127师侦察连班长张安林参加了全国英模报告团。全大队共有16人荣立一等功、135人荣立二等功、450余人荣立三等功。所创造的战果和荣誉，均为首批赴滇轮战侦察大队之首，其中俘敌人数更是名列全军15个侦察大队第一。归建后不久，在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第43军番号和建制撤销。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为第43军辉煌战史的最后一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训练手段
针对战区地形特点，首先着重进行了耐力和适应性训练。把野战生存、爬山、穿林等训练作为提高山岳从林地作战能力的突破口。从1984年8月到10月上旬，部队完成了280个小时的训练。其次则结合侦察作战任务有重点的进行技战术训练。在技术训练上突出军事地形学、多种武器的射击、排雷、新式装备的使用和战场自救互救;在战术训练上突出班排伏击捕俘、袭击捕俘。在练好技战术本领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战术综合训练和各专业人员的合成训练。最后是模拟训练：在掌握敌人活动规律的基础上，选择相似地形训练;准确掌握敌人情况按战斗程序训练;掌握敌基本活动规律，结合方案突出重点反复训练。在战斗中，大队注重了对新式武器装备器材的训练和使用，使高倍望远镜、激光夜视仪、野战照相和冲发设备、微声手枪、微声冲锋枪、轻型冲锋枪、手铐等侦察装备器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作战样式
大队进点的第一天，就分批组织干部战士到国境线上勘察地形，观察敌情，使大家消除紧张心理。最初的几次作战行动，为了让更多的指战员得到锻炼，组织的规模都比较大，一般是一至两个连集体行动，主要遂行渗透侦察和破袭作战。虽然战果还不大，但是进点一个多月，全大队就有4个连队打了仗。实战证明，仗打得越多，部队战斗力就越强;战斗条件越困难，部队战斗力提高得就越快。大队在轮战期间共作战34次，最多的连遂行战斗11次。渗透侦察活动时间最长的达18至22天，最大纵深达10.5公里。在作战样式上，一是组织最基本的侦察活动。主要是开设观察所(哨)、照相、调查询问、抵近侦察等。让部队尽快熟悉战区的敌情地形。二是组织渗透侦察作战，大胆实施伏击、袭击、诱俘等作战样式。通过积极开展侦察作战活动，抓到了俘虏，打击了敌人，积累了从选择战机到确定方案和组织实施战斗的全过程的经验。三是积极探索战场派遣手段的运用，获取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情报。如1984年12月初，通过战场派遣掌握了越军行动规律，实施伏击捕俘一举成功，取得了俘敌侦察班长1名，毙伤敌5名的战果。四是初步实践了破袭、引导炮兵射击等战斗样式，使得部队得到了全面的锻炼。
战斗保障
主要由通信保障和卫生勤务保障构成。在通信方面，战前制定各种通信联络规定预案，搞好装备器材的保障和改革，使之适应侦察作战的要求，抓好各级指挥员、战斗骨干的通信训练，使其能够熟练操作和使用小型电台，在组织通联计划时做到有、无线相结合，由此较好的保证了作战指挥的需要。战区气候湿热，疾病多，易于流行。大队成立了卫生防病领导小组，定期分析形势，建立病历档案，以防为主。作战期间共发放预防药31次，打预防针7次，做好卫生防病，搞好内务整洁。在战场救护方面建立四级救护组，即大队设手术组、连队设急救组、班排设互救组、个人带急救包。战中先后抢救伤员38名，成功率达96.5%。
典型战例
1、1连贡家湾伏击捕俘战斗（1985年1月6日）
1984年11月20日，1连奉命进驻普弄地区查明铺榜地区敌情。经过1个多月多点位、多方向的观察，调查询问和抵近侦察，查明了距离我边境1.5公里的贡家湾越军的情况。发现每天13时到15时都有一名越军到寨子东南侧400米和1000米得两处水井挑水。根据敌人挑水的次数和数量，判断该处兵力不超过4人。大队长孔见和指挥组长崔洪军向边民核实了已经掌握的情况，定下在贡家湾伏击挑水越军的决心。1连据此展开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编为5个组：指挥组由大队长孔见、参谋崔洪军、王爱国、常西乾组成，负责整个行动的组织指挥;捕俘组9人，由连长陈顺国任组长，携带微冲3支、望远镜1付、手铐2付、861电台1部、7011指挥机3部，在贡家湾东南水井附近担任捕俘、押俘任务;阻击组6人，由指导员黄贤迎任组长，携带重机枪1挺、微冲1支、轻冲一支、15倍望远镜1付、861电台1部，主要监视敌人活动情况，以火力阻击追击之敌;火力组16人，由司务长任组长，携带高机1挺、重机枪2挺、40倍望远镜1付，主要以火力打击增援之敌，掩护各组行动;接应组22人，由副连长王以宏、1排长付志刚带领，负责接应捕俘组撤回。为进一步熟悉设伏地区的敌情、地形和道路情况，参战各组分批到观察所进行观察，选择相似地形进行模拟训练，明确任务和协同方法，熟悉伏击地区的接近路线、伏击和指挥位置。对容易发出声响和反光的武器用黑胶带进行固定和伪装，配发了足够的食品。各组于1985年1月5日14时前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1月5日21时20分，接应组从普弄出发，排雷23枚，开辟了1条100多米的道路，秘密进至12号界碑西侧无名高地西南鞍部。22时10分，按捕俘组、阻击组、指挥组、火力组的顺序搜索前进，经过12号界碑西北侧普腊村进至独立房屋，经观察没有发现可疑征候。6日2时55分，各组都到达了预定位置隐蔽待敌。6时10分，还是没有发现敌人的踪影，陈顺国当即决定，进入1号水井地区准备伏击。6时28分，捕俘组全部进入伏击位置隐蔽。7时40分，观察员报告：“贡家湾4名老百姓带着3条狗来到了水井，打水后返回寨子，另有3名带枪的越军向铺榜方向走去”。8时3分，观察员又报告敌人住房门口有1名越军在洗衣服。陈顺国判断敌人一定会来水井，令捕俘手做好准备。12时55分，发现洗衣服的越军挑着水桶，拿着脸盆向2号水井走去，陈顺国当即令捕俘组迅速调整部署，准备在敌人挑水返回时将其捕捉。13时20分，我6名捕俘手沿水井西侧小树林进至交叉路口伏击位置。13时32分，敌挑水返回，进入伏击圈。陈顺国突然跃起将其扑倒。该敌拼命挣扎，捕俘手雷继忠上前锁住其喉部，另2名捕俘手用枪托猛击敌面部和腹部，并迅速堵嘴，将敌拖到小路旁戴上手铐，整个捕捉过程历时约2分钟。13时40分，陈顺国令6人押俘，其他人员按预案交替掩护撤出战斗。14时5分，发现在贡家湾东侧、铺榜垭口附近有10多名越军，火力组即以高机、重机、100迫击炮实施拦阻射击。经过10分钟战斗，毙敌7名、伤敌5名。15时55分，出击分队安全撤回国境线内。经审讯，该敌为群工组长，少尉军衔。
简析：
此次行动干脆利落，取得俘敌1人，毙伤12人的战果，而自身无一伤亡。从战前准备、战斗实施到撤出战斗，都堪称是捕俘战斗的教科书之作。
战前，分队分别在1717高地和下寨东北无名高地开设观察所，经过10天的观察，准确掌握了敌人驻地、水井的位置、敌人挑水的时间和路线，摸清了其活动规律，熟悉了伏击地区的地形和道路。
在制定作战方案时，抓好了4个关键环节：选最佳捕俘目标。经过侦察，发现贡家湾之敌态势孤立突出，人员流动量大，便于实施捕俘。尤其是挑水之敌，通常1个人活动不带武器，水井周围的敌情顾虑不大。敌往返一次一般需要30分钟以上，利于实施伏击。选最佳进出路线。1号路线是12号界碑通往铺榜的小路，便于部队行动，不易迷失方向。选最佳时机。利用夜暗雾浓的不良天候，秘密进入伏击地区。越军白天警戒回撤，下午13时到15时挑水，这个时候捕俘最容易成功。选最佳捕俘人员。从全连挑选出的捕俘手都是党员，其中干部2人、班长7人，老兵1人，军事素质都很过硬。
模拟训练严格扎实。围绕作战方案，根据挑水之敌可能出现的情况，选择相似地形反复演练捕俘动作和协同方法。针对接近路线上村庄多，植被少的情况，先后组织了6次通过村庄遭遇战的训练。为了掩蔽进入预定伏击位置，捕俘组连续3天凌晨4时进行掩蔽伪装训练。通过临战训练，参战人员做到了任务明、情况熟、协同好、打法清，心中有数。
战中机动灵活，敌变我变。当捕俘组在贡家湾东侧小路难以捕捉目标时，指挥员立即组织捕俘组进入1号水井区准备实施伏击。当挑水之敌向2号水井运动时，果断调整部署准备在其返回时实施抓捕。当敌人进入伏击区时，捕俘手动作迅猛，仅用两分钟时间就制服了敌人，圆满完成捕俘任务。
2、5连37洞北侧伏击捕俘战斗（1985年3月9日）
37洞位于我国马崩乡当面，距离边境800米，越4号公路从隆花和37洞南侧经过，距离东北侧的苗皇帝山2.5公里。越军为了确保苗皇帝山翼侧和4号公路安全，在37洞和隆花各驻有1个连的兵力，并构筑了大量的工事。春节前，越军特工1个连的兵力分别在37洞和白沙品地区展开，不断对我黑山地区进行挑衅。并对我上屯弄、上黑山进行炮击。2月下旬，我对苗皇帝山之敌实施了炮火还击。3月7日晚，设在1683高地的5连观察所发现，越军5辆汽车沿4号公路进至37洞。次日11时至15时，又发现敌3批、每批4-5人，大部分不携带武器，到我观察所右前方500米处得水池挑水、伐木、搬玉米杆盖房子，加修工事。副连长刘远球返回马崩将情况报告大队长孔见和科长余伯达。干部会分析认为，昨天晚上发现的汽车可能是向37洞增兵，估计有1个连的兵力。敌人立足未稳，地形不熟，行动警惕性不高，决心对挑水之敌实施伏击捕俘。
侦察伏击群编为5个组：捕俘组由10人组成，连长罗伟才任组长，副连长张安林任副组长，携带冲锋枪2支、微冲6支、微手2支、7013指挥机3部、手铐2付、电警棍1根，秘密进至水池附近，选择有利地形组织伏击捕俘;接应组由8人组成，副连长刘远球任组长，携带冲锋枪8支，手榴弹32枚、7013指挥机1部、随时准备实施接应;火力组由20人组成，分别由田指导员和参谋常西乾、王兵担任火力1、2组长，携带重机枪2挺、轻机枪2挺、冲锋枪16支、手榴弹40枚、7013指挥机2部、望远镜2付，配置在1683高地及其东北无名高地，主要是压制1626高地和垭口之敌，阻击尾追之敌;指挥救护组由12人组成，大队长和科长负责指挥，携带冲锋枪8支、轻冲2支、40倍望远镜1付、两瓦电台和7013指挥机各1部。先由各组长在沙盘上明确任务、打法、行动路线、时间、协同事项、联络信记号，尔后再给组员进行明确，做好战斗准备。参谋林勤农负责组织炮兵行动，明确拦住和压制的目标。各项准备工作于21时前就绪。
月8日24时，侦察伏击群按捕俘组、接应组、火力组、指挥救护组的顺序从马崩冒雨出发，沿1756高地北侧山谷，经下黑山村，于9日凌晨4时到达1683高地北侧无名高地。经现地观察，发现水井附近怪石林立，掩蔽条件好，决定采取一侧设伏的方式，捕俘手掩蔽在距离水井仅3米的玉米垛里。从上午10时到下午16时，先后有7批贡26名越方群众，进入我伏击圈内割草、打水、放羊，最近的距离我设伏人员仅有3米。但我捕俘手一动不动，始终没有暴露行动企图。17时，7名越军从阵地上下来，张安林等人沉住气，透过玉米垛缝隙，眼睛死死地盯着敌人。100米、80米……敌人边走边说话，距水井约50米时。前面的1人走向水井边，后面5人向南侧玉米垛走去。前面的人到了水井边，就用竹竿吊着水桶打水，张安林等人猛然跃出，一下子将其扑倒，1班长尹在红迅速给敌人戴上手铐，用准备好的毛巾堵嘴。与此同时，罗连长和李家权、韦和成用微冲将来搬玉米垛的5人全部击毙。远处1人转身逃跑，张发学、尹在红紧追不舍。担任掩护的聂卫民和班长姚景顺、何红欣将其去路堵住。罗伟才大喝“诺布松空叶(缴枪不杀)”。敌人见无法逃脱，只好举起双手。尹在红和聂卫民将其反扭，3排长将手铐铐上。罗伟才即令捕俘1、2组押带俘虏撤离，自己带3组准备阻击敌人。这时垭口之敌听到动静，用轻重机枪向我捕俘组射击。捕俘组立即押着俘虏向山脚运动。当接近至山脚时，1名俘虏挣脱堵嘴的毛巾乱叫，敌人火力打得更加猛烈，并组织一部分兵力沿东北侧小路追击。1名俘虏顽抗不走，因山高路滑，追兵迫近，情况紧急之下，捕俘组将其就地击毙，押带另1名俘虏撤离。这时，指挥组呼唤炮兵火力对追击之敌和37洞驻兵点进行拦阻和压制射击，当场击毁越军驻兵点2处，毙伤敌20余名。当捕俘组将俘虏交给接应组时，俘虏趁上坎之际跳下逃跑，一转眼就跑出30多米。由于敌人火力猛烈，追赶已经来不及，张发学果断将其击毙。火力组一起开火，当场毙敌24名。捕俘组在火力掩护下迅速组织撤离，并以部分兵力占领1683高地西侧垭口，防敌断我退路。18时30分，参战人员全部撤回境内。
简析：
此次战斗的成功之处在于代价小(我无伤亡)，战果大(毙敌31名，引导炮兵击毁驻兵点2处，毙伤敌20余名)，在战术上体现出了如下特点：以快制敌，出其不意。整个战斗定下决心快、组织战斗快、完成准备快、打得快、撤得快。从发现情况、部署战斗、组织实施到撤回国境，仅用了一天的时间。乘敌立足未稳之际，给予了其狠狠的打击。行动掩蔽，伪装巧妙。马崩地区社情复杂，仅下黑山村就有8户边民和越方通婚，而且来往频繁，互相传递消息。因此在接敌中3次避开村庄绕道而行，防止狗叫被人发现。完成伏击部署后，越方群众多人，近距离进入伏击地区活动。我捕俘组严密伪装始终没有暴露，较好的达成了战斗的突然性。协同密切，充分发挥整体作战的威力。战斗中侦炮协同好，呼唤炮火后仅1分钟首群炮弹即覆盖目标，并对追击之敌实施了有效的压制。2个火力组在雾大，联络中断的情况下用指北针标定地图确定射向，进行标定射击。接应组和2个火力组同时向敌开火，给予其重大杀伤。
遗憾的是组织押俘不严密，在交接的时候警惕性不高，致使到手的俘虏乘隙逃跑，迫不得已将其击毙。虽然歼敌数量不少，但是未能达成捕俘战斗的预期目的。另外在通信保障方面出现严重问题，对器材检查不细，多数器材是从兄弟部队借来的，没有来得及检修。大部分电池电力不足，天线折断，影响通信效果。加上防雨措施不周，电台受潮，联络多次中断，影响了战斗协同。
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史：百年征服战争领土横跨三大洲上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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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的版图
阿拉伯（Arab）帝国形成之后，作为先知继承者的哈里发（Khalifa）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满足阿拉伯人对商路和土地的要求，掀起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扩张运动。在鹰旗旗帜下，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于拜占庭（Byzantium）和波斯（Persia）的南部边疆。他们前进，他们作战，他们征服，他通过血与火建立了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举世无匹的庞大帝国。鼎盛时期领土达到4000万平方公里。
正统哈里发的扩张：
镇压了内部反对势力后，第一任哈里发伯克尔（Bakr，573-634）随即向叙利亚（Syrian）方面发动了扩张战争。巨大胜利的强烈刺激下，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欧麦尔（Umar，586-644）发动了阿拉伯历史上空前的大征服运动。635年，哈里发的军队同时对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展开了进攻。被称作“安拉（Allah）之剑”的哈利德（Khalid，？-642）将军，率领阿拉伯人迅速通过人迹罕至的叙利亚沙漠，在雅穆克河（Yarmuk River）畔一举歼灭了拜占庭5万大军，占领了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Damascus）。哈里发军队的接连胜利，迫使被围困两年的耶路撒冷（Jerusalem）于638年请降归顺。面对阿拉伯人猛烈的攻击，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悲哀说道：“叙利亚，如此美好的锦绣河山，还是归于敌人了！”
占领叙利亚后，4万阿拉伯铁骑乘胜挥师东进。637年，哈里发的军队占领了伊拉克（Iraq），并向波斯腹地不断推进，最终于642年彻底击败了波斯军队，征服了已有四千多年历史的波斯帝国。与此同时，西征大军也捷报频传。640年阿拉伯人攻入埃及（Egypt），在科普特人（Copts）的支持下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642年，哈里发成为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主人，整个埃及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Osman，574-656）继续进行扩张战争，在他的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的铁骑先后征服亚洲的呼罗珊（Khorasan）、亚美尼亚（Armenia）、阿塞拜疆（Azerbaijan）以及非洲的利比亚（Libya）等地区。为了进一步控制地中海，奥斯曼征集小亚细亚（Asia Minor）沿岸居民，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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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时期的倭马亚军队缩影
倭马亚王朝的扩张：
在东方，阿拉伯人于664年占领阿富汗（Afghanistan）地区，然后分作两路，北路军侵入中亚，一路所向披靡，直到在帕米尔（Pamir）遇到中国军队才停下脚步。南路军攻入印度河（Indus River）流域，征服了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大小邦国。在北方，阿拉伯帝国的兵锋三次指向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由于拜占庭帝国的顽强抵抗，阿拉伯人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哈里发征服拜占庭的野心终究未能实现。在西方，阿拉伯人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在非洲北部最后的驻军，占领从突尼斯（Tunisia）直到摩洛哥（Morocco）的广袤土地。阿拉伯帝国使非洲的柏柏尔人（Berbers）归依了伊斯兰教，并以他们为主力组成军队，跨越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 Strait）进攻西班牙（Spain），征服了西哥特王国（Visigothic Kingdom）。732年，哈里发的军队穿越比利牛斯山（Pyrenees），进攻法兰克（Frankish）王国，在普瓦提埃（Poitiers）附近被法兰克人击败。
至此，阿拉伯帝国的大规模征服运动终于落下帷幕。
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成果：
正统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的大规模扩张运动，为阿拉伯帝国开辟了辽阔的疆土。到8世纪初期，阿拉伯帝国的版图东起印度河和帕米尔高原，西至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岛，南自苏丹（The Nile），东达印度，北到西伯利亚乌拉尔河下游南缘。横跨亚、欧、非澳四大洲的土地，成为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帝国。是唐朝961万)的两三倍。
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在被征服地区，非伊斯兰教徒并没有被强迫改变信仰。事实上，阿拉伯统治者往往并不鼓励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改信伊斯兰教，因为阿拉伯帝国向非伊斯兰教徒征收的赋税，要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如果人民大量皈依伊斯兰教，则意味着阿拉伯帝国的财政收入将大大降低。
经过78年的扩张（634--712年）为高潮时期，阿拉伯帝国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阿拉伯部落联盟的酋长，而是一位东方的神权君主。建立在官僚体系和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广袤疆域内各个迥然不同的古典文明逐渐融合，最终于几个世纪后形成了全新的阿拉伯文明。举世闻名的新月沃地是阿拉伯文明的肇兴地；也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作为阿拉伯帝国的叙利亚；位于阿拉伯文明地带-新月沃地。首都大马士革；曾是阿拉伯第三王朝政治中心。在伍麦叶王朝；历位皇权统治者；哈里发曾从此发布敕令。指挥亚欧非三洲的运作。以后的阿拔斯哈里发则迁都于巴格达。在历史上；以北非阿拉比亚；为阿拉伯本部-的伊斯兰世界；皇权统治者哈里发。其敕命颁行天下。及治下苏丹-艾米尔。作为西非的宗主国伊斯兰世界权威；曾统治着东非殖民地；印度苏丹国、伊郎，东西突厥斯坦；小亚西亚；高加索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比利亚半岛；意大里大利全境几乎遭受阿拉伯人的突袭和进攻。并长期战拒意大利南境。马尔代；马来群岛；及原占城伊斯兰国都信奉穆斯林宗教或接受哈里发的宗主权。成为古今最大的帝国。阿拉伯人这时以他们起事以来动员的最大规模的部队，以区区4万之众就击溃了波斯帝国军队数十万之众。就此而言当蒙古人以20万军队；打败阿拉伯帝国区区藩镇花剌子摩也无足为怪了。仅此成吉思汗大军也实在难与与阿拉伯人相及；当年阿拉伯军队是无可匹敌的！成吉思汗在征服阿拉伯帝国藩属“花剌子模”（号称40万人）时用兵15万之众。蒙古人总兵力竟高达20余万。与此而较阿拉伯帝国在兴起时只仅仅6万的精锐骑兵；消灭波斯帝国时仅用主力4万阿拉伯铁骑。因此就这一点上成吉思汗大军是与阿拉伯人无以匹及的；就是成吉思也是比不上的。统治领土超过大英帝国的3300万平方公里；蒙古帝国的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实辖地。这是人类史上古今无二的大帝国。统治领土面积约为近400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地国。如加上奥斯曼土耳其时期(也是穆斯林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土耳其人建立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新扩张领土俄罗斯金帐汗国沙皇俄国虽然也侵入原金帐汗国诸地区；大却也承认克里米亚（蒙古金帐汗国的嫡系继承者）汗国的宗主权。当时的克里米亚同时也是土耳其统治领土的一部分。整个巴尔干半岛、匈牙利、奥地利几乎全境领土；占欧洲面积的500万平方公里领土。至此穆斯林领土达4500万领土。加上穆斯林西伯利亚汗国；面积可达5500万平方公里领土。在西方人不断地对伊斯兰的侵入，用了200年时间得到的耶路撒冷；在萨拉丁的率领之下收复阿勒斯坦。即使阿拉伯人十分衰弱；在蒙古人占领叙利亚之后哈里发却也成功的收复叙利亚；兵抵巴格达。也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基督教国家的君主，趁阿拉伯帝国势力衰弱之机；联合蒙古鞑靼兵消灭阿拉伯帝国主力军队的企图。也更永久的击退了数百年侵入的十字军。作为阿拉伯帝国的西南边疆；马里、尼日尔苏丹们一直臣属于阿拉伯哈里发及以后成为伊斯兰哈里发的原土耳其诸位苏丹。阿拉伯帝国疆域辽阔；除阿拉伯本部的22个阿拉伯国家；面积达1420万平方公里。还有今日西非的马里；尼日尔；乍得；都是作为藩属而存在；土耳其时期；今日西南部非洲的尼日尔，尼日利亚及喀麦隆曾同作为一个国家；在同一个苏丹统治。当时的苏丹遣使向奥斯曼苏丹称臣；永久隶属伊斯兰哈里发政府体系之下。当时奥斯曼苏丹同时也是穆斯林的君主-哈里发。阿拉伯-穆斯林哈里发在西部非洲拥有约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东非除藩属国埃塞俄比亚王国；肯尼亚苏丹国；另外还有阿曼苏丹的殖民地洛桑比克；版图计400万平方公里至于科摩罗群岛，成为连接东非各地重要海港的中继站。总计阿拉伯本部加上东西部非洲藩属和殖民地；计有领土2300万平方公里。另外加上欧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还有意大利南境。计有领土25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作为东非的阿拉伯国家；索马里，吉布提同是意大利前殖民地。曾是一个国家。其实在远古时代；今天居住在北非的柏柏尔人也是闪族的一支。闪族人迁居东非之后的结果；使埃塞俄比亚等国居民；形成为闪米特民族国家。而在古代；埃及人；新月沃地的巴比伦和叙利亚；与阿拉伯人都同属闪米特族。也许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伊斯兰兴起时；这些人能够融入阿拉伯人；形成今日的阿拉伯民族。也因而索马里加入阿拉伯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