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筒子楼 筒子楼


末代筒子楼 筒子楼
在北大24楼门前骑车带子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了陈平原主编的《筒子楼的故事》,里面收集了中文系20多位教师的回忆筒子楼生活的文字,除了最后一篇孔庆东的《末代筒子楼》以外,都写得非常感人。孔和尚之前已经读过几篇,6月18号系里组织十来位作者“博雅清谈”,孔和尚又读了几篇。随后几次外出开会,来回的路上孔和尚终于全部读完,感慨非常深。今天将孔庆东的《末代筒子楼》张贴于此,该文一稿多投,发表于《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

末 代筒子楼

孔庆东

筒子楼的故事,到了我这一代,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好玩的,可乐的,艰苦的,辛酸的,昂扬的,奋斗的,都被我的老师一代经历过了,体会完了。说到筒子楼,首先想起的不是我自己,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是温儒敏、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等老师。尽管他们早就住上了宽大的N室M厅,但他们的身影,总觉得贴在筒子楼的背景上更合适、更配套。温儒敏的煤气罐,钱理群的破铝锅,陈平原的跨栏背心,曹文轩的搪瓷饭盆,陈列在筒子楼的走廊里,那就是充满仙气的宝贝,倘若荟萃在公寓楼的阳台上,那就是一堆破烂儿。

我1996年博士毕业,那时的筒子楼早已是个贬义词,是知识分子待遇低下的象征。从80年代的本科开始,多数的优秀毕业生就不愿意留校,其中住房长期不能如意,是关键问题之一。到90年代中期,找工作基本上还是毕业生的“卖方市场”,特别是北大的博士硕士,找个待遇好的单位,颇不费力。我曾写过一篇《分配狂想曲》,调侃毕业分配的辛苦遭遇,但那是1990年的特殊情况,大乱之后,必有大劫。到1996年时,我们基本上不用去“跑单位”,更不曾捧着简历和写真,到人肉市场上去沿街叫卖。相反,好多用人单位主动到宿舍里来招人。有家外省的单位,皮夹里放了一大串崭新的三室一厅的钥匙,拿出来哗棱棱一晃:“只要合同一签,钥匙留下,这房就是你的啦。”但也许是他们要人心切,表现得太热情了,居然没有人去。还有一家北京市的政府单位,跟我说可以马上解决一套两室一厅,去了就是副处,两年以后保证上正处。这话要是90年说,还有商量。而到了96年,我对政府部门早已失望,只觉得万般皆下品,惟有北大高。跟一群达官贵人工作在一起,就是住八室八厅,我也憋闷得很,还是留在北大,继承老师们的筒子楼吧。

于是,在每个人顶多只能经历一次的世纪末,我就住进了紧靠北大南门的24楼。可以算是末代筒子楼吧。

我是住楼房长大的,因此对于楼房的生活方式了如指掌。知识分子回忆往事的时候,有时不自觉地会美化过去,忽略丑恶。其实想想那么多人住在那么狭窄的空间里,可能没有矛盾吗?知识分子的心胸一般比较小,而且专业方向的宽窄,似乎恰与心胸成正比。跟我小时候住过的普通市民区相比,高校筒子楼里为一寸两寸之地而勾心斗角的事情显得非常可笑。这些知识分子又是来自东南西北,文化背景兴趣习惯都不一样,所以有些矛盾其实源自误解。

我刚住进去时,受到邻居排挤,不让我用厨房,还把杂物一直堆到我的门前。但我知道这就跟犯人刚进“号子”一样,是先要经受的“杀威棒”。贸然反抗和一味逆来顺受都是不行的,对此必须先礼后兵。我就先去房产处申诉,房产处的王老师非常热情,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就看你是大博士,欺负你!你要是工人,看他们还敢,捏不死他!”我虽然没得到中央的帮助,但领会了中央的精神。俺从小就是工人堆里长大的,当个工人还不会吗?于是先对左邻说:“必须让我使用厨房,我饿着不要紧,把我儿子饿坏了,可别怪我影响安定团结。”左邻看我来者不善,低声说不是他的问题,一个是他老婆爱干净,另一个主要是右舍在迫害我。我说你老婆的问题你负责解决,你解决不了我亲自解决。他答应说行行行,我便去找右舍。右舍其实也不是故意跟我对抗,而是两口子正闹矛盾。他们夫妻二人各找了一个情人,我懵懂无知,错把女主人的情人当成男主人了,弄得大家都很尴尬,于是他们夫妻都挺恨我的,谁也不愿意给我厨房的钥匙。经过韧的战斗,几天之后还是在北大工作的男主人比较豁达,把钥匙给了我,说他老婆有精神病,马上就办离婚了,还是咱们北大人互相体谅吧。他暗示我不要管他们家的闲事,也别惹他老婆。我感谢还来不及,哪里还想别的?于是弄了个煤气罐,有吃有喝地过起筒子楼生活来了。

24楼住得很混杂,我最喜欢来往的是后勤人员、工人、体育老师。我按照小时候住单元楼的方式跟他们打交道,比如一起蹲厕所时,问候一声“吃了吗?”一起在水房洗菜时,送他们一棵葱、两头蒜的。另外拖地的时候,把邻居门前也一起给拖干净了。很快我就和七八家邻居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但是我发现人们都不像我小时候那样淳朴和安闲了,用我母亲的话说:“我看你们北大这些人啊,都心里长草似的。”邻居们住在筒子楼,但心都飞向远方,没有一个把此处当成自己长久的家。所以楼道里就弥漫着一种“末代”气息。有天天念外语准备出国的,有天天找后勤要求换房的,有把房间租借出去自己住在别处的,还有把房间当成办公室在这里开办小公司的。就说我自己吧,也料定在此处住不上两年。我把母亲从哈尔滨接来,一方面请她帮我看孩子,一方面要补偿我离家读书十几年未尽的孝心。于是我另外找了个平房住,每天白天在24楼,晚饭后就离开。这样,我就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筒子楼”这玩意儿,已经到了“残灯末庙”阶段了。

系领导认为我住在校内,应该多干点活,于是各种杂事都来叫我。除了担任科研秘书,还要组织“孑民学术论坛”,参与留学生短期班管理以及迎来送往等等。所以中文系一百多位老师,我全部都认识了。偶有余暇,我就带着不满两岁的儿子在校园里闲逛。有一次我让儿子骑在我脖子上,他拿着一本画册在看,我一手笼住儿子,另一手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任秀玲老师迎面走过来,呵斥我道:“哪有你这么带孩子的?你这是当爹呢还是耍猴呢?快把孩子放下来。”高秀芹博士在《江湖寂寞》中回忆说:“后来,我在校园里开始看见老孔用自行车驮着孩子玩,在细碎的绿荫里,老孔很大的自行车上一个小小的小人,极温柔与极粗糙结合在一起,很不相称。”高秀芹这句无心的调侃,却道中了一个“不相称”的意象。每天转悠在校园里,转悠在筒子楼里,似乎越来越跟我们世纪末的形象“不相称”了。

那时我也常去别的筒子楼“访贫问苦”。在吴晓东陈晓兰家吃过美味的羊汤,身体紧挨着门,晓东在楼道里忙活着,我和高远东高谈阔论着。远东和李杨住在18楼,我每每在楼下喊一嗓子“远东!”答应了我便上去,如果没答应,我总怀疑或者说是盼望远东师兄“金屋藏娇”,我就不上去了。那时我们“三东”住得如此之近,却未合作搞点什么,想起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真是遗憾。

其他有来往的中文系的“筒友”,就是黄卉、李更、王娟、卢伟、汪春泓等。还有一位出版社的马辛民,硕士时代跟我同住47楼的。我们这些“筒民”,都不做长远打算,因此基本上不买什么“家当”。唯独马辛民,购置了全套的家用电器,电视冰箱把小屋塞得满满的,颇有“终老于此”的气概。我说小马呀,你这是万事俱备,只欠新娘啊。我趁你的新娘尚未过门,先享受享受你这大彩电吧。小马说,没问题,你买了什么臭鱼烂虾,也可以放我这冰箱里。那时候,筒子楼里最豪华的,就要数我们24楼马家了。

外系的“筒友”,有历史系的黄春高、哲学系的周学农、东语系的姜景奎等,都是我读博士时的朋友,学问都很好。黄春高研究欧洲经济史,周学农研究佛学,后来被选为北大十佳教师,姜景奎研究印度文化,得过一个什么国际大奖。我们几个刚刚买了486电脑后,都沉迷于“扫雷游戏”,我开始时不得要领,全凭眼疾手快,扫99个雷用了58秒,以为天下无敌。一问他们,只用了30多秒,原来有一个“双击”的窍门。我于是苦练新招,终于开创了24秒的记录。这可能是末代筒子楼里最后的一种娱乐了,至于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下围棋,都已经凑不齐人手或找不到对手了。

以前我们的老师一辈住筒子楼时,我们经常去老师家坐坐,老师也经常来学生宿舍坐坐。到了末代筒子楼,我们去老师家已经很不方便了,而学生来我们家也不方便,幸好我们偶尔还去学生宿舍坐坐,跟学生保持了比较密切的来往。胡续冬、余杰、许知远、张智乾等人的宿舍,我都拜访过。那时学生的“家当”也膨胀起来,宿舍里堆得满坑满谷,到处都给人一种“燕园米贵,居大不易”的感觉。而越住越远的老师们,也开始散布“校园环境衰败论”。例如谢冕先生和钱理群先生,多次批评北大越来越丧失了精神家园的氛围。而高远东师兄干脆直言“北大的风水被破坏了”,说图书馆新楼就像一只庞大的趴在那里乞食的狗,恰好前边的四个大花盆,就像四个狗食盆子。我则在《鲜活的恐惧》一文的开头写道:“北大图书馆东门外,曾有一大片鲜活的草坪。那里养育过数不清的诗歌,理想,信念和爱情。而今,那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满地泥’的野蛮建筑工地。”工地虽然野蛮,但有了工地,就将会有新的大厦拔地而起。可是我们似乎都不喜欢那新的大厦。鲁迅《影的告别》中说:“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如果不接受吞并,也不甘于消失,那可能就只有退出了。

于是到了1997年,我就告别了24楼,分到了育新花园一套最小的户型,跟陈平原、吴晓东、龙清涛、姜景奎做了几年邻居。后来我又住上了更大的户型,但心底总觉得没有过足筒子楼的瘾,似乎少了点什么。我与人路过24楼,总要留恋地说:“我在这楼里住过。”我曾经把告别筒子楼,简单地看做一种“时代进步”。我在《老钱的灯》一文中写道:“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这句话感动过很多当教师的,不少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诵此文。但我现在想提出另外一个视角,告别了筒子楼,我们就告别了一种生活方式。筒子楼跟大杂院相比,人气和人情都已经削弱了许多。而今天我们所居住的这种连鸡犬之声都不相闻的“塔楼”、“板楼”,人气已经是“奄奄一息”,人情则比《孔乙己》里还要凉薄。毛泽东在论述“人”与“地”的关系时指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毛泽东年谱》下卷17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12月)毛泽东谈的是军事,我看谈住房,也有道理。

筒子楼及早成为末代乃至彻底成为回忆,可能是大势所趋。希望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永远不要进入末代吧。

本期博客思考题:

1.什么是“筒子楼”?

2.什么叫“残灯末庙”?

3.本文是否属于“忆苦思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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