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钱学森“两弹一星”元勋的本来面目——钱学森之六 钱学森和两弹一星

还钱学森“两弹一星”元勋的本来面目——钱学森之六 钱学森和两弹一星

百家岩居士的按语

自有关钱学森的系列博文面世以来,得到很多博友、网友的支持、理解,但亦遭到极少数博友、网友的无端谩骂。钱学森无疑被神化了,只要一提到钱学森,人们都会想到“两弹一星”,钱学森似乎成了“两弹一星”的代名词。对当代科学家的评价,极具争议的莫过于钱学森了。前几篇博文我只披露了一些有关钱学森捣鼓伪科学等歪理邪说方面的负面信息,然而善良的人们总以他对“两弹一星”研制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而予以宽容。故本文力图单就“两弹一星”的研制,还一个真实的钱学森给世人。樵夫的观点或许过于另类,难免有失偏颇。我反倒真诚希望各位博友、网友能提供一些有关钱学森对于“两弹一星”研制的鲜为人知的具体贡献。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

1、钱学森没有亦不可能参与原子弹的研制

2、钱学森没有参与任何一型火箭、导弹、卫星的研制,若非说参与,则充其量是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式的“参与”

3、所谓钱学森乃“原子弹之父”、“火箭之父”、“卫星之父”、“航天之父”,纯属天方夜谭,完全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的产物。钱学森的神话乃中华民族的悲哀,中华“文明”的悲哀

钱学森不仅是“两弹一星”元勋,而且被誉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导弹之父”、“航天之父”......2007年,他还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感动中国”组委会当年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樵夫发现,对钱学森的这个玩笑开得亦未免太荒唐、太可笑了。

一、中国的“原子弹之父”对原子弹研制竟是零贡献

钱学森,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一下竟被说成对原子弹研制竟是零贡献。或许在中国99.9%以上的人都难以认同。然而,铁的事实就是这么无情。

1、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最先提出原子弹研制的是钱学森。”其实,最先提出研制原子弹的,是钱三强。1955年1月15日,钱三强奉周恩来之命,和李四光一道将一块铀矿石带进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领导人作了一次特殊的“表演”,且作了有关原子弹常识的讲座。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有人,又有资源(指不久前在广西发现大量铀矿石),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且设宴招待钱三强、李四光。毛泽东提议:“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1955年代号02的中国核武器研制计划由此正式启动。故1955年1月15日定为中国发展原子弹的起始日。而此时,钱学森还在美国,正面临被美国驱逐国境的困境。

2、钱学森不可能参与原子弹的研制。钱学森在美国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原子弹不是导弹,不是人造卫星,不是飞行器。原子弹的研制不属于钱学森的学科领域。当年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就是核工业部,负责原子弹、原子能的研究,作为担任二机部副部长的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原子弹研制工程的主帅,是顺理成章的。而钱学森则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即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怎么可能负责并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呢?!退一万步说,果真钱学森参与原子弹的研制,那么,究竟是钱学森领导钱三强,还是钱三强领导钱学森?!

3、当年钱三强在全国调兵遣将时,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点将,点的就是郭永怀。邓稼先、王淦昌亦都是钱三强点的将。原子弹研制的高层领导班底是由钱三强一手搭建的。钱三强不仅是原子弹研制规划的制定人,而且是原子弹研制工程技术上的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邓稼先、王淦昌负责理论设计,郭永怀负责动力项目研究。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得出钱学森不可能出现在原子弹研制团队中这一浅显不过的结论。

4、原子弹研制成功,究竟有没有钱学森的份,最清楚不过的是钱学森。且看钱学森的自白:“郭永怀回国后,奋力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郭永怀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早已超过钱学森)1957年初,有关方面(就是钱三强,博主注)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不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钱学森,1980年1月16日,《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1960年5月,郭永怀被正式调到核武器研究院,担任副院长。由此可见,当年中科院力学所(钱学森任所长,郭永怀、钱伟长任副所长)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只有郭永怀一人。附带说一下,在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只有郭永怀一人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的“全能三项”。

5、在钱学森的晚年,媒体曾就“两弹一星”的研制采访了钱学森。然而记者并没有挖掘到所期待的有关钱学森“神话”的爆料,实在扫兴得很。面对媒体,对于“两弹一星”,钱学森只泛泛地回忆了导弹,对原子弹、人造卫星的研制压根儿只字未提。在采访中,钱学森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周总理让我搞导弹。”“要我拿出个意见”(引自《钱学森生前接受采访忆研制“两弹一星”幕后》)“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人们或许不甚介意,可樵夫却读出诸多重要信息。其一,关于“两弹一星”研制的重要人事任命都出于周恩来。有一有关四川绵阳风洞基地的电视连续剧,某项目的空气动力学组长(由张嘉译饰演)都是由周恩来任命。其二,周恩来只让钱学森搞导弹,意味着钱学森不再参与原子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其三,周恩来让钱学森搞导弹,只是让他“务虚”,只是让他“拿出个意见”,而没有委以重任。须知,原子弹研制,钱三强就被任命为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人造卫星研制,任新民亦是在航天界人人皆知的“总总师”(详情参见下文)。钱学森缘何没有像钱三强那样被任命为导弹研制工程的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这是个谜。关于这个谜团,樵夫将在下篇博文中作一推理与猜想。

钱学森没有参与原子弹研制,这是不争的事实。钱学森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又担任过几年七机部(承担火箭、导弹、卫星等航天项目的研制)副部长。他或许对导弹、卫星这“一弹一星”多少有点贡献,然而,对原子弹的研制,则绝对是零贡献。至于钱学森乃中国“原子弹之父”之说,则是十足的搞笑。其一,钱学森不是学核物理学的;其二,如上所述,钱学森没有且不可能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如此搞笑,中国媒体的宣传还有什么信度可言?!

二、“导弹之父”,你在哪里

在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钱学森是唯一一位在留学期间接触过火箭、导弹技术的(亦有人对此表示过质疑),故周恩来让他搞导弹。然而在多型火箭、导弹的研制工程中,却很少发现他的身影。我们不禁要问,钱学森,你到底在哪里?

1、火箭,送卫星上天的,叫运载火箭,装上弹头并有制导装置的就是导弹。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中国已研制出多种型号的火箭和导弹,然而,竟然没有一型火箭或导弹是由钱学森负责研制的,甚至连挂名都没有。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啊!说你是“火箭之父”、“导弹之父”,得出具你令人信服的“硬件”啊!

2、最近,我对钱学森作了一次“人体搜索”,终于发现他的唯一身影。1960年9月,为组织国产P-2导弹的首次试飞,成立了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王诤(七机部部长)、钱学森为副主任。钱学森终于亮相了,不过,不是闪亮登场,而是可有可无的任何人都能充当的“嘉宾”角色。

3、看到钱学森在导弹研制中,如此不作为,不由想到与钱学森齐名的钱三强。钱三强与钱学森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同为副部长,一个主管核工业部,一个主管航天工业部。钱三强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为我国的核工业发展呕心沥血。而钱学森则不务正业,甚至捣鼓伪科学。前篇博文提到何祚庥对钱三强的高度评价,杨振宁亦说:“钱三强独具慧眼的睿智和超凡的组织才能,促进了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而钱学森没有得到一个同道的认同,甚至饱受100多位院士和杨振宁等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声讨。常言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钱学森回国后的人生对这个成语作了最好的诠释。

4、如今,随着钱学森的很多负面信息的披露,钱学森这尊偶像在人们的心目中开始倒塌。最近,我在网上看到360问:“钱学森在运载火箭和导弹研制和发射所作出的贡献”。迄今为止,只有一位名d112803的博友,作出如此回答:“是杰出的。”(他没有也不可能列举具体的贡献)然而,对这一答案的采纳率竟是“0%”。这不能不说是钱学森的悲哀。

5、众所周知,火箭、导弹的研制,有很多型号,每个型号都有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如中国第一枚地对地导弹总设计师是林爽,第一枚地对空导弹总设计师是钱文极,第一枚海防导弹的总设计师是梁守磐......然而,没有一型火箭、导弹,有钱学森这位“火箭之父”、“导弹之父”的挂名。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火箭、导弹、卫星的型号太多,因而总设计师亦太多,故在众多总设计师之上,特设定了一特别头衔,即总总设计师。按理说,这一头衔非所谓的集“火箭之父'、“导弹之父”、“卫星之父”、“航天之父”于一身的钱学森莫属。令人遗憾的是,总总师这一特具光环的头衔竟最终归属任新民。由此可见,钱学森的这个“父”,那个“父”,纯属扯淡。

6、对于钱学森,业内人士多有非议。“文革期间,科学院有个大右派曾指名道姓地说:李四光是一个霸道,钱学森是一个胡说八道。”“没有任何一种资料说明他本人(指钱学森)在美国接触过导弹技术。也没有资料显示钱学森一开始就是爱国的。相反,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正式申请加入了美国的国籍。”(引自席琳:《李四光的霸道和钱学森的胡说八道》)由此,钱学森还给世人留有对自己的履历“造假”的嫌疑。

7、任新民亦说:“钱老亦不怎么懂火箭技术。”(引自《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谈访录》)这可是火箭、导弹研制工程总总师对钱学森的评价啊!即使钱学森当年在美国接触过一点火箭技术,然而由于遭受长达五年的软禁及回国后完全脱离了他原先所学专业,故有人说,就专业而言,钱学森已是一“废人”。连钱学森本人都承认:“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一知半解。”(引自《钱学森生前接受采访忆研制“两弹一星”幕后》)此外,中国的火箭、导弹的研制基本沿袭苏联的路子,而钱学森学的却是美国技术。钱学森即使想参与,亦是勉为其难了。

综上所述,钱学森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是零贡献,同样,他对中国火箭、导弹的研制,其贡献亦是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三、“航天之父”,心不在天

钱学森长期担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理应在航天领域有所作为。然而他心不在天,致使人们对他大失所望。

1、1970年4月24日,重量为173kg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普天同庆。5月一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亲切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等参与人造卫星研制的有功人员。人们再次记下钱学森的大名。其实,钱学森系双重身份,他既是被接见者,又是接见者。因为他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他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官”(王淦昌有一句名言:“要做科学家,不当科学官”),而不是科学家,对人造卫星的研制没有任何具体贡献。

2、钱学森自1955年回国以后,他的主要精力并没有放在他所主管的火箭、导弹及人造卫星的研制上,而是不务正业(详情请参看我的博文《一个刻意玩世不恭的不务正业者》)他回国后,出版了多部专著,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其中,只有《星际航行概论》(1962年出版,这不过是一部科普性读物,任何一名学习航天专业的本科生都能撰写)涉及航天领域,其余全部著作及论文所涉及的都是他并不擅长的学科。特别是在伪科学——人体科学方面,共出版专著四部:1)《人体科学与现代化科技发展纵横观》(1986年出版)2)《论人体科学》(1988年出版)3)《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共108万字,1988年出版)4)《创建人体科学》(1989年出版)此外,为捣鼓这门伪科学,他还四处奔波,到处游说。仅在航天医学研究所,即507所,钱学森作关于人体科学的报告就多达100多场次。人的精力有限,钱学森如此不务正业,他能在航天领域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吗?!

3、樵夫还要提供一点笑料:2001年,为纪念钱学森90周年诞辰,“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庆祝。不是纪念钱学森在发展两弹一星和载人飞天上的贡献,而是庆祝钱学森在地理科学、教育学、沙产业理论、‘知识密集性草产业’、‘人体科学’和‘天地生’科学方面的‘划时代贡献’。”(习琳:《李四光的霸道和钱学森的胡说八道》)这虽是笑料,但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钱学森在“两弹一星”研制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4、有一点,人们或许不甚介意,这就是钱学森在学术方面的桂冠。众所周知,钱学森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是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而在航天领域却什么都不是。如中国航天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都是任新民而不是钱学森,由此可见,在航天领域,钱学森的地位远远不及任新民。只要钱学森确曾参与过火箭、导弹、人造卫星的研制,这一在中国最耀眼的桂冠就非钱学森莫属。任新民是火箭总总设计师、导弹总总设计师、人造卫星总总设计师,仅凭这一点,就可断定:钱学森压根儿没有参与火箭、导弹、人造卫星的研制。若非说钱学森有点贡献的话,那么,钱学森的参与,充其量是聂荣臻式的参与、张爱萍式的参与,是“科学官”式的参与。

5、在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中,樵夫注意到钱学森曾现身的一个场面。就是《东方红》乐曲播放的过载开关问题。假如失败,掉入大海,依然在海底高唱《东方红》,将引为笑柄。问题反映到国防科委,钱学森竟推诿给周恩来。周恩来召集会议,问在座的专家:“我们的卫星、火箭到底可靠不可靠?”任新民果断地说:“从几次测试结果看,火箭的质量是可靠的。”卫星设计负责人戚发韧也果断地说:“卫星的质量也是可靠的。”他们在周恩来、钱学森面前,回答得如此信誓旦旦。由此看来,人造卫星的研制,完全是由任新民、孙家栋、戚发韧等人全权负责。钱学森不仅没有具体参与,他连这个“科学官”,也谈不上完全胜任啊!

6、对于人造卫星的研制,钱学森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贡献的。他毕竟挂过一次虚名,即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的“581”组,钱学森担任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任副组长。不过,“581”组,只是个务虚机构。众所周知,人造卫星的研制起始于被称为“卫星年”的1965年。1965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并三个附件呈报中央专委(专门负责“两弹一星”研制的领导机构)。8月中旬,张劲夫传达了中央专委的决定,任命赵九章为卫星总体设计组组长,郭永怀(中国空气动力学界学术成就在钱学森之上的头牌科学家)为副组长。1966年1月,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钱骥任副院长。(以上内容引自张劲夫回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日后全权负责各型卫星设计的,则是被称为“总总师”的任新民。

1997年邓小平刚去世,江泽民于1998年9月18日就迫不及待(邓小平曾拍桌子,叫停“两弹一星”的研制)地搞“两弹一星”的授勋仪式。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评定”的23位元勋中,真正当年在戈壁滩隐姓埋名十几年、全身心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多乎哉不多,多半是一些副部级、部级、副国级的“科学官”。这也难怪,官本位、领导挂名早已成国人文化的一部分。然而,针对这份名单,清华大学网站趁钱学森健在时,按“贡献”大小搞了个排行榜,钱学森名列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赵九章等人之后,列第11名。第11名,亦算对钱学森给足了面子。然而,一位在全国绝对挂头牌的“科学家”,一位在科技界军衔最高的空军中将,一位连任四届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位副国级高官,一位可抵得上五个步兵师的神奇人物,一位集“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火箭之父”、“导弹之父”、“卫星之父”、“航天之父”于一身的空前绝后的“超人”,仅仅名列第11位,不能不说是对钱学森极大的嘲讽,不能不说是对钱学森神话的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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