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欧阳修的诗歌创作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庐陵（今江西吉水）人。少孤贫，四岁丧父，母郑氏以荻梗划地教其学书，修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仁宗天圣间举进士第一，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一生著述甚富，有《文忠集》五十三卷，《六一词》一卷，《六一诗话》一卷及《毛诗本义》、《新唐书》、《新五代史》、《集古录》、《洛阳牡丹记》、《归田录》等。
一、欧阳修诗歌创作理论
1．重视诗歌的美刺劝戒作用，反对无病呻吟。他赞美《诗经》的精神说：“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诗本义·本末论》）他认为，学习《诗经》，主要在于“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如果舍此而他求，那就是“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同上）。他在这里，说明了诗歌的产生，必由于触事感物而发，要具有美善刺恶的内容，从而表达出作者揄扬怨愤、哀乐喜怒的感情。
2．主张诗歌语言平易充实，反对怪诞奇涩。例如杜默是石介的学生，作诗狂怪奇涩，多有“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等粗豪怪诞语，后世东坡讥之曰“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五引苏东坡语）。欧阳修在《赠杜默》诗中对他进行委婉劝勉。他自己的诗歌语言也做到了平易畅达，为情造文。
3．“诗穷而后工”说。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而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穷而后工”说盖源出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说。唐杜甫《天末怀李白》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之叹，白居易《序洛诗》也有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龙命薄”之语。韩愈也曾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集序》）。欧阳修则在这里进一步接触到作家的生活遭遇对其创作成就的重要作用。古代社会的进步文人，往往在政治上受到压抑，遭遇种种困境，抱负和理想不能实现，但这却使他们有机会深入观察事物，接触下层人民的生活。由于触事感物，忧思悲愤，进而兴于怨刺，用诗歌来批判现实，发泄不平，唱出穷苦者的心声，写出光辉的作品。诗人的境遇愈是穷困，触事感物的面就愈广阔，生活体验和现实感受就愈深刻，在创作上就能够“写人情之难言”，因而愈穷则愈工。他所说的“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正是古代许多优秀作家在创作上获得成就所走过的痛苦道路。屈原的长期放逐，杜甫的穷饿流离，都是具体的例证。但是，欧阳修在文章中，一方面赞美梅圣俞的诗“穷而后工”，同情他的遭遇；同时又为他惋惜，说他如果得幸用于朝廷，作雅颂之篇，歌颂大宋之功德，“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这又反映出作者思想中的矛盾。
二、欧阳修诗歌创作内容
1．关注国计民生。欧阳修的诗歌体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对国家时事、人民疾苦的关切。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虽长期被贬放外任，但对朝政昏愦、党争倾轧仍耿耿于怀。作于庆历年间的《班班林间鸩寄内》诗中，诗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庆历党争，对党争之危害深表忧虑。同时，长期的外放生涯，使欧阳修更多地了解到社会下层的真实情况，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的反映。《边户》诗表现了宋、辽交界地区边民的苦恼，“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反映了边地人民在双重盘剥下的痛苦生活及朝廷边事的懦弱，也表现了边地人民的抗敌气概。
再如其《食糟民》一诗云：“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酒醅氵爵如沸汤，东风来吹酒瓮香。累累罂与瓶，惟恐不得尝。官酒味浓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槽食，官吏散糟以为德。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这首诗，通过农民种糯米供官家酿酒，酒酿成后官家以高价贩卖，种糯米的农民却因贫困买酒槽充饥这一事实，深刻反映了民间生活的贫困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对民间疾苦的反映，与前代诗中这一传统主题的立足点已截然不同。唐代写作这一主题最多的诗人如杜甫，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表现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阔襟怀，实质上是在“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亲身经历中亟待改变自身”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霑湿何由彻”的处境的强烈愿望的演化；白居易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所云“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虽然自身不在饥冻之列，但仍定在由饱暖到饥寒的感官联想作用中，设身处地于饥寒之中的感性认识，他如《秦中吟》、《新乐府》之类所谓讽喻诗，也大多是“为事而作”的客观记叙。欧阳修的《食糟民》则不同，诗中对农民的贫困生活寄予深切同情，但是诗人自身的立足点却被明显地置于农民的对立面，对作为参政者之一的自己“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的“政绩”加以深刻的反省，体现了对弊政造成的不公平社会现象的自责性抨击，这实际上也是他政治主张的又一种形式的表现。他的《镇阳读书》诗云：“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可看作他的诗歌创作关注现实、关心国计民生的自我写照。
2．对日常家居生活琐细物象的描绘。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一方面反映了大量的社会事件和明确的政治主张这类重大主题，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日常生活中幽细琐碎的具体事物的敏感细致的观察和表现兴趣。例如在他晚年的诗歌作品中，有关个人的交际往来，家居的日常感受，以及对茶酒饮食、古玩器物的描述和鉴赏等，即占绝大多数。如《初食车螯》“累累盘中蛤，来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识，食之先叹嗟”，《尝新茶》“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来远从天涯。停匙侧盏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菱溪大石》“新霜夜落秋水浅，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蚀禽鸟啄，出没溪水秋复春。”等等，皆为极平常之事或极具体之物，作者对此尽情刻画，多方面多角度加以表现，正体现了他从多方面开拓诗的题材和表现范围的创作倾向，而且，他对具体事物的描摹，也绝不仅仅是局限于细事琐物本身，而往往通过物象到意象的升华，形成广阔的思维涵盖面，从中发现阔大的襟怀、宏肆的议论。这种有意识的由细而巨、以小孕大的创作倾向，自然使得诗歌的抒情性愈趋淡化，而导致诗歌的哲理性不断强化，实可为“宋人诗主理”（杨慎《升庵全集》卷七十“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的滥觞。
即使是短小的绝句诗，欧阳修诗也极多地显现出浓郁的理性色彩，如《画眉鸟》诗：“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诗人面对“山花红紫”之中画眉鸟的“自在啼”，并未多做欣赏和描述，而是突然联想到“锁向金笼”中的画眉鸟，在对两种处境的比较中，以“不及”显示出诗人自身鲜明的主观意向，蕴含了深广的社会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评判。这种新的思维角度和方式，在宋诗中是普遍的（如宋诗大家王安石、苏轼诗中最多），而与唐诗相比则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杜甫的《画鹰》诗“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从画鹰联想到真鹰，在对摆脱绳索羁束而自由搏击的向往中，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自发追求；欧诗则从自由啼啭的画眉联想到锁向金笼的画眉，在对两者的比较和反思中，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哲学思考。同样的愿望和追求，一为激情冲动，一为深刻反思，显示了完全不同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
作为宋诗理性化特征的最集中凝炼体现，人们惯以苏轼的七绝《题西林壁》为代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短短二十八个字，概括尽了宋诗议论化，哲理化以及冷静思考、多面观察的特点。然而欧阳修的五绝《远山》却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诗云：“山色无远近，看山终日行。峰峦随处改，行客不知名”。全诗二十字，实已包含了苏诗的全部意蕴，而苏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亦显然是从欧诗“峰峦随处改”化出。因此，这首《远山》五绝不仅可以视为欧阳修本人诗风的凝聚，而且以其深广内蕴及其对苏诗的直接启示，呈现出宋诗及宋诗主要特征形成的一条重要线索。只不过欧阳修诗中尚较含蕴的表现在苏轼诗中更为发露、畅达、淋漓尽致。
三、欧阳修诗歌创作艺术特色
欧阳修的诗歌风格，因体而异。这里拟就近、古体诗分别观之。
1．欧阳修的近体诗创作
欧阳修的近体诗富于情韵，清新自然，摆脱了西昆派的雕琢之弊，而重返唐贤之境，尤其接近大历诸子。某些名篇，能够深刻地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如贬夷陵时，就有不少佳作，兹引两首为证：
《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黄溪夜泊》：“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非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古代诗人贬官居外，多自作宽解之言，以平衡内心的苦闷，这两篇也都如此。但作者既抒发了山城的寂寞，也描绘了江山的秀丽，从而反映了开朗的胸襟，可谓摆脱凡近、自出手眼之作。
2．欧阳修的古体诗创作
比起近体来，欧阳修的古体诗更有特色和成就。他学韩愈，也学李白，并受到了梅尧臣的某些影响，因此后人以欧梅并称。其五古用韵变化较少；七古用韵多变，善于随着情感变化而调换韵脚，句型错落，常以五、七言交替，甚至插入九、十一、十三字长句或四、六字双音节句，以造成参差抑扬、富于情韵的效果（以上参考陈尚君《欧阳修与北宋文学革新的成功》，载《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古代文学分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而长篇巨制，往往能融铸叙事，写景、咏物、抒情为一炉，与韩愈的手法相类似，如其咏王昭君两篇，即是好例：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云。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再和明妃曲》：“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敌？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漂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据说，这是作者自认为生平最得意的作品，曾酒后大言，甚至说李白、杜甫都写不出。——《石林诗话》卷中：“前辈诗文，各有平生自得意处，不过数篇；然他人未必能尽知也。毗陵正素处士张子厚善书，余尝于其家见欧阳文忠子以乌丝木兰绢一轴，求子厚书文忠《明妃曲》两篇，《庐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我能之也。”因欲别录此三篇也。’”这个传说自然不足据，但从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己作的自赏乃至自负。前篇从昭君出塞思归作曲，说到学弹琵琶声与塞外琵琶声在感情上的隔膜，对这位怀才不遇而又守正不阿的古代女性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谁将汉女嫁胡儿”的“谁”字用得极有份量，暗示了昭君的不幸所从来。后篇则进一步直接抨击了汉元帝的昏聩无能，反映了妇女们在男权社会压迫下红颜薄命的悲剧遭遇。“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敌？”有叙述，有议论，含意深远，开宋代以文为诗之风。以流畅平易的语言，写世态人情，读来耐人寻味，也显示了欧诗的面目。
欧阳修有些古体诗写得自由奔放，很有李白的气魂。他在论及李、杜诗时，也明显表现了对李白的偏爱。《中山诗话》云：“欧公亦不甚喜杜诗。……然于李白甚赏爱。”他在《读李白集效其体》（一作《太白戏圣俞》）一诗中，对李白的雄伟气魄和豪迈风格，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他的《庐山高》一诗，显然是步趋李白的《庐山谣》。
3．“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及诗史意义
欧诗学韩，已为共识。他的诗歌继承和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正如方东树《昭昧詹言》所云：“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欧阳修“以文为诗”的创作特点具体体现在：首先，体现在对传统诗歌题材的新开拓上。一方面是政治社会意识的强化，另一方面是对日常起居中琐细事物的关注和描摹。这两类内容在欧诗中得到突出表现。其次是句式的散文化。整句中夹杂散句，整散结合，富有变化流动之美。再次是内容的议论化，不仅在本来就是流利开张、便于铺叙的古体诗中有，在格律精严的律诗中也有相当普遍的体现。如对于《唐崇徽公主手痕》诗中“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两句，《朱子语类》评云：“以诗言之，第一等诗；以议论言之，第一等议论也。”
欧阳修以文为诗在宋诗史上具有它的过渡性意义。宋诗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对韩愈以文为诗的继承和发展。赵翼《瓯北诗话》所谓“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正是着眼于此。固然，宋诗至苏轼才达到最为成熟的体现和最富创造性的高峰，但是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基本特征在欧阳修诗中已全然具备，仍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方东树《昭昧詹言》云：“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可谓独具慧眼，极为明晰地勾勒出了韩、欧、苏之间的承传线索。应当指出，欧阳修诗吸收韩愈的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而又避免了韩诗的造语险怪和生僻，因此他的诗语言自然流畅，无韩诗艰涩拗折之弊，风格清新而不流于柔靡。然而有些诗因说理过多，议论太多，缺乏生动的形象，不免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