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昌浩（1906年9月18日－1967年7月30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我军最高将帅之一；1934年1月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他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1951年回国，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等职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惨遭迫害，1967年含冤辞世；1980年恢复名誉。
1．序言。历史的烟尘已渐渐远去，长河浩荡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陈昌浩的名字现在不知还有几人记得，这位当年叱咤风云一时的人物如今也和历史上很多风云人物，比如陈光等等，一同被人们遗忘了。对于所有不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们来说，陈昌浩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士兵来说，这却是个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的传奇人物。1992年，笔者在北京遇到过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时，他老迈的双眼里突然灼灼发亮。“他是我们这些人的恩师和带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再次回到半个世纪前战火纷飞的激越年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早在1940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年“牧羊”苏联，在集体农庄里受尽折磨和苦难；他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1949年10月，他携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拒绝了所有高官厚禄，选择成为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以及俄华大辞典的主编。六十年代，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将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红军历史上这么重要一位人物，至今仍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陈昌浩就这样在历史的冷宫里呆着，寂寞着......
2．陈昌浩其人。1999年11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悉尼西区BLACKTOWN（黑镇）的某所普通的房子里，记者见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罗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这是漫长监狱生涯留下的印迹），你看不到任何苦难和挣扎的痕迹。然而，这个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老妇人，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神秘而密切的关系。1967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项，是因为她身为某个人的妻子。此人名叫陈昌浩，关于陈昌浩人物志里介绍说：“陈昌浩（1906—1967），湖北汉阳（今属武汉）人，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红军第四军、第四方面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过长征，后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是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39年去苏联养病，编译《俄华辞典》。1952年回国，后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叙述简短而又平静，你几乎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看不见风飞云旋中的波诡云橘。
3．“二十八个半” 布尔什维克。1927年9月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被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9年夏秋之季在中山大学发生了一场派别斗争，当时陈昌浩担任团支部局书记，按组织原则团支部局应受党支部局领导，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斗争中，团支部局办公室的负责人居然与党支部局办公室对着干。团的领导人中有人公开批评党支部局，认为党支部局执行了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换言之，党支部局成员等于成了布哈林分子；而党支部局领导人则认为他们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双方的辩论斗争极其尖锐激烈。在此情况下，陈昌浩对团支部局的领导几乎失去作用，但他却坚定地站在党支部局一边，与党支部局领导保持一致，维护了党的组织原则。并与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杨尚昆、沈泽民、张琴秋以及徐以新（时为共青团员，因其观点比较动摇所以被称之为“半个”）等人结合在一起，成为红极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出国留学3年间，陈昌浩与张闻天两人之间有了这样一段难解难分的历史之缘。1930年10月，陈昌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于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大年初一，张闻天、杨尚昆乘轮船由大连抵达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馆。说来也巧，第三天，正苦于与组织联系不上的张、杨，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陈昌浩。相逢之后，陈昌浩即将张、杨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转告给中央机关。当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馆，看望了张闻天和杨尚昆。
4．红军时期——鄂豫皖苏区大肃反。1931年4月，陈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张国焘一起奔赴鄂豫皖苏区工作。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后，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西征转战入川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他为候补中央委员，是仅次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中的第二号人物。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罪魁祸首在张国焘，陈昌浩为其帮凶爪牙，这一点上评价陈昌浩不为过。白雀园大肃反实际是鄂豫皖苏区创建者与共产国际归来者路线斗争的产物。张国焘抵达苏区后，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指责红四军没有主动出击，同时在土地政策上发生较大分歧。张国焘于是采用了非常方法来解决争端，在红四军南下作战期间，派遣陈昌浩乘飞机追上部队，在军队中大肆逮捕关押干部，在红四军返回光山白雀园途中，一边行军一边肃反，许继慎周维炯都是此时被逮捕的。部队到白雀园后，正式开始大规模肉体消灭，处决了大批红四军干部战士。随后又将肃反推广到地方基层政权，几乎将鄂豫皖苏区所有干部一网打尽，商城基层干部几乎无一幸免，以致于某些地方竟然没有一位党员，很多地方没有人敢担任干部职务。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在鄂豫皖无法立足，只好远征到川北。而到了川北，从共产国际归来的人群中也发生了分歧，在检讨失去鄂豫皖苏区的错误时，这些人指责张国焘和陈昌浩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国焘一面假惺惺接受批评，另一方面又指示陈昌浩、李特等人罗织罪名，首先从川北游击队开刀，再次祭出肃反大旗，搞的在川北也无法立足，只好西去寻找一方面军。在与一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仍然不忘从肉体消灭政敌，当曾中生写信向中央反映问题时，竟然暗中下令将曾中生秘密处决，还准备干掉廖承志等人，只是遭到周恩来等人的质问方才做罢。在这一系列肃反中，虽然直接主谋是张国焘，但陈昌浩作为其得力助手，其错误不能回避。1969年-1971年，在诞生过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以及后来的新四军第五师的大别山红色根据地里，还有很多很多老红军战士和老游击队员健在，有一位以采药为工作内容的知识青年曾有幸拜访过这些可敬的老人们，得以亲耳聆听这些老人们的回忆。他们讲述了1927年11月14日的黄麻起义，讲述过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赫赫威名，也讲述过自1930年前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先后来到大别山，是因为什么原因，抛弃了这样一个处于大发展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可以亲自去走走，就知道为什么至今大别山的百姓们为什么不喜欢张国焘，陈昌浩等人。
5．长征——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长征中至关重要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陈昌浩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已有4年之久。当时，由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率领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计约八千人，而由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约八万人，是中央红军的十倍，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其气势令红一方面军这支远师疲兵“自惭形秽”。陈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挥（“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50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等数百名将军，以及邓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两军会师后，陈昌浩深深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而更加严重。张国焘以四方面军八万人马为筹码，开始向中央争权。七月八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共中央，指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说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七月九日，川陕省委又致电中央，再次重申张国焘七月六日向李富春提出的要求：“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十日，张国焘向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鉴于军事压力日大，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希望突破日渐合龙的国民党军，北上建立根据地。可是张国焘却极力延宕，按兵不动，继续在向中央讨价还价。七月十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在翻越了长征路上的第二座大雪山后，到达上芦花。对于张国焘拖延北上，毛泽东十分焦急，到达芦花的当日，便与朱德、周恩来一起，联名电催张国焘：“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七月十六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再次表明“浩甚望指挥统一”。十八日陈昌浩致电朱德总司令，提出要张国焘当军委主席：“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司令（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七月中旬，徐向前与张国焘、陈昌浩先后到达芦花。为了推着张国焘往前走，尽快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毛泽东决定向他作出妥协。七月十八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首先提出经过充分酝酿的人事安排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帮助之。”妥协以后，张国焘得到了他想要的，但《松潘战役计划》仍然不能实行。1935年8月初，周恩来曾经写信给当时围剿红军的中央军统帅胡宗南，提及当年的黄埔师生之谊，请他网开一面，但是胡没有任何回音。鉴于时机已经因为张国焘的拖延而错过，中共中央不得不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不得不带领全军走过死亡之路——草地千里大沼泽，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向北行动。但是，张国焘又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政治局委员们，毛泽东叫张闻天起草个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不点名的批评。张闻天也认为要压一下张国焘的嚣张气焰，于是就决定在中央领导人驻地沙窝举行会议。这天傍晚，当张国焘、陈昌浩和10余名骑兵卫士从毛尔盖附近策马赶来开会时，张闻天已亲自在沙窝沟口待立迎候。这位成竹在胸的“总负责”，见到张国焘偕陈昌浩而来，便不由皱了下眉头，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他直截了当地说：“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陈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让陈昌浩随同前来开会，本是张国焘自作主张，被“负总责”迎头拦驾后，张国焘显得很尴尬。他解释说，中央已决定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务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完全可以列席会议嘛。“列席也不行！”张闻天根本不予接纳，“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这样一来，反倒把陈昌浩弄得满脸通红。在此时刻，他不得不服从“负总责”的裁决。这一晚，陈昌浩和那一班骑兵卫士，就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露宿，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心里很不是滋味……
张国焘只带着他的贴身卫士何福圣，随张闻天步行进入山沟，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深夜三时左右散会后，我步出沙窝沟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的问我：为什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翌日，陈昌浩便约见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这次恳谈的地点是在毛尔盖附近的四方面军总部。陈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驻扎的几位军师级干部，大家商定以后，便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张闻天来后，陈昌浩首先进行劝说，要求张闻天拿出“负总责”的权威来，让毛泽东等人采纳张国焘所提出的意见。在座的有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广东人名叫何畏，原为红九军军长，新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他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向张闻天大声吼道：“中央领导一错再错，到现在还不认错，我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党中央了！”其他军、师干部也一起对“负总责”争辩说，中央对张国焘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的拥戴，如果中央不肯听取和采纳张国焘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8万余众的极大反感……。张闻天被激怒了，指着陈昌浩说：“对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你要负完全责任！”陈昌浩委婉地劝说道：“中央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听听四方面军指挥员的意见吧。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请不要介意!”“陈昌浩同志，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我会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通报的。”说罢，张闻天气冲冲地转身离去，沙窝会议上陈昌浩终于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6．密电问题。长征途中张国焘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红四方面军这支强大的军队的领导人，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党内斗争，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张国焘节节败退，最后竟叛逃和投靠国民党，成为“丧家之犬”和“历史罪人”。陈昌浩是张国焘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红军，毛泽东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但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能够收纳“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一些党史专家指出，这完全是由于那个著名的“密电事件”所致。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曾决定会师后的原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由红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指挥部统率。左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开创甘南根椐地。右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两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随党中央行动。右路军随张（闻天）周毛等人过草地后，党的上层发生北进与南下的分歧。陈昌浩本人是明确表示赞成红军合兵北上的，但张国焘坚持红军应南下建立根据地。9月9日，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焘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是日，张国焘以与朱德联合的名义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徐向前，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率右路军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杀机”，已呼之欲出。此时，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短暂蜜月期过去后早已产生摩擦，互有贬损和猜忌。上层关于南下与北上的激烈争论将至摊牌时，陈昌浩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红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朱）与总政委（张）电令他率军南下，他虽然不赞成也得执行，只好拨马向南重过草地。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焘部队的一枚“钉子”。据广东梅州叶剑英纪念馆的有关文献介绍，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截获张国焘关于 “南下、争取彻底政治解决”（大意）的“密电”后，没有送呈陈、徐而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担心陈、徐于党中央机关及原一方面军的官兵（林彪所部一军团已先行他处）不利，便决定与陈、徐等人不辞而别，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为稳住陈、徐，在原一方面军队及中央机关悄悄开拔时，毛还到陈徐驻地去了一趟，双方部属都有人提出过激主张。原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先发制人，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人质，为毛泽东所不取；原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见彭德怀部不辞而别，并对四方面军放了警戒，电话询问要不要开打，亦为陈徐所不取，应当说毛泽东与陈昌浩作为双方的最高指挥官都是明智的。但电视剧突出了徐向前，让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却让陈昌浩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如果对陈昌浩稍微公正一些，只需要两三句与徐向前的对白，就可以揭示他此刻内心的矛盾冲突和不得不听命南下的（对于他个人来讲）悲剧性的决策动机，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盖出于此。陈昌浩、徐向前一觉醒来，发现原一方面军派来的叶剑英参谋长带上军用地图、电讯二台台长曾希圣及密码本离开了前敌指挥部，沿途叫醒一部分原一方面军的人员，随中央红军连夜走掉了，陈徐目瞪口呆之后，派副参谋长李特和四名警卫员带上陈昌浩致彭德怀和党中央的信，策马前去挽留。毛泽东等人自然不会改变主意，但毛泽东得体地表示感谢李特等人没有阻拦原中央红军的官兵归队，双方扬手作别。如此看来，假如陈、徐、李特等人为蒙受的不信任而悻悻然倒是在情理之中的（以上内容参见《陈昌浩传》）。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随着目前“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正日趋高涨。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毛泽东曾在“文革”中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溯迷离。至此再简述两点：一是陈昌浩率部再过草地南下与朱、张会合，对中共与红军并非只有“分裂”的罪过而无功劳。诚如朱德所说，南下的军事行动，吸引了蒋军与胡宗南部队，对陕北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展开有策应作用；接应红二方面军汇合北上；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歼敌数万，播下革命种子，扩大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影响等等。几万红军将士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功绩，岂可因党内高层的纷争而一笔抹煞？二是，陈昌浩之所以没有随毛泽东北上，而率原四方面军人马南下，正是因为这个人纪律性太强、原则性太强而缺少机动性、灵活性、主动性的性格悲剧所致。他的一生吃了这个性格的大亏，包括后面的西路军惨败。
7．兵败河西走廊——红军史上最大的创伤。陈昌浩案一直是中共党史中的禁区，直至1980年代以后，原红四方面军人员在邓小平提携下成为中国军方的主要指挥力量，在这些“老军头”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红军的这一段神秘而扑朔迷离的历史才逐渐得到曝光。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约四万人（也包括部分中央红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5个军的兵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旨在夺取宁夏、新疆等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红军与苏联的战略通道。但由于敌情变化，军委命令屡有变更，致使四方面军主力未能全部过黄河。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副之。下辖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叁，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叁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西路军原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损失惨重，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但却在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原计划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此意图中央却不明告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而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忠实执行过“左”倾错误，并形成与张国焘的特殊关系，他惧怕不能紧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评，于是对中央的各种命令一味强调服从。由此，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0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渐渐陷入绝境。
1937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派遣主力国民党军围剿“张杨叛军”，一时乌云密布。中央军委见此，再一次改变计划，又令西路军东进，占领永昌、凉州，策应河东红军战略退却，退守陕甘宁边区，同时积极与蒋介石谈判，争取红军在陕北、甘南建立更有利的根据地。如此，中央军委数次改变西路军的作战计划，而不明告理由，只是一味强调服从，并以“旧帐”作为指责，严厉警告西路军领导人，给陈昌浩等以极大的心理压力。张国焘也于1月中旬电告西路军领导，强调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1937年2月上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发生血战，几乎全军覆没，而当战斗正酣时，中央军委对西路军要求东进作战的计划表示否定，要求就地建立根据地，并非常严厉地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陈昌浩再次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指示，压制军内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彻底把西路军推上死路。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仅剩残部，也被敌人冲散。14日，陈昌浩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并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路军部分残部在王树声的带领下到达乌鲁木齐后，邓发问：你们愿意去哪里？李先念程世才说愿意回延安，结果活了下来，后来真回到了延安；李特黄超说想去莫斯科，结果当场被枪毙。李特是四方面军军委秘书长，黄超是四方面军参谋长，他们的地位当时还在李先念之上，这两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张国焘的哼哈二将，就因为说错一句话被枪杀。小个子李特曾用枪在毛主席面前瞎比划，幸好当时被他的德国哥哥大个子李德抱住，才未酿成大错。黄超死的有点冤，他后来已经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公开和张顶撞过，可惜他毕竟走错过很长一端弯路。董振堂也很冤，他即使算不上毛的嫡系和亲信，至少也是红一方面军的人，可惜在草地分裂时占到了张的一边，公开发表过支持张的讲话，即使不死也难以见容，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就是个活例子。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在脱离部队将要返回陕北时，当着总指挥徐向前的面激动地说：“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说这话时，他憋着一股子不肯服输认错的“刚劲”，要说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此后，陈昌浩、徐向前独自东返，在茫茫戈壁中日夜兼程。徐向前于4月下旬到达援西军指挥部，6月中旬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欢迎。西路军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２万多长征幸存的红军精华，红军最大和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在短短四个月间被消灭殆尽，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于马鸿逵、马步青的骑兵和民团的刀枪之下，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8．谁之错？关于红军西征的惨败，有人曾研究过马步芳骑兵团的战斗力，就算不计算指挥失误也比红军强。当时的西征实在违背了天时地利人和。首先，红军刚刚完成长征人马疲乏，武器短缺；其次，当地的地形根本不能用红军擅长的游击伏击奔袭等战术，实在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最最重要的是，当地大部分是回民，根本没有可发动和提供帮助的老百姓，红军陷进绝地。应该说，红西路军西征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一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虽然一开始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口号，但整个军事行动过程是相当盲目的，中央的军事指挥也是如此。西路军惨败，陈昌浩自然是败军之将。考诸西路军惨败，不能不提到当时中央给西路军的命令。这种命令是非常混乱和不近情理的，在大大小小描绘西路军惨败的文章（包括董振堂的传记）里也可以看到。关于中央军委是如何遥控指挥三反四覆贻误时机造成西路军被动挨打局面的，感兴趣的人可以参看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和范青著《陈昌浩传》的有关章节。客观地说，虽然陈昌浩要对西路军惨败负相当责任，但是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他负。陈昌浩最大的责任恐怕就在于他太听从中央军委遥控指挥。自古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明知“君命”不妥，却违心地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令。究其原因，在西路军中，虽然陈的地位在徐之上，按惯例军事首长和政委发生争议时，政委有决定权，但是陈当时的思想包袱太重，为表明和张划清界限，对中央很多不合时宜的命令毫无疑义的接受执行，徐向前一点办法没有，如果让徐来指挥，肯定不会败的那么惨。陈所说“要和中央斗争”的应该是西路军战败的责任问题。他当时的想法和认识，就是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在中央，“军委分散四方面军全力”，所赋予的“任务不定”，变来变去，而又不派四军、三十一军过河增援，等等。但是，他的这些看法和意见，在当时的往来电报之中，就曾受到过批评、指责。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在1937年2月17日的来电中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陈昌浩对此迟迟没表态。长征时期，他曾支持过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思想包袱沉重，中央一抓这个“政治错误”，陈昌浩更是胆颤心怯。西路军惨遭失败，再加上所犯的“政治错误”，他还敢于和中央斗争吗？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在延安检讨西路军失败之由时，说“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即指毛泽东乐于见到张国焘在党内军内讨价还价的“资本”亏蚀精光。就当张国焘这番话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他张国焘当时也曾出面拍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张国焘又在3月4日的来电中指出：“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有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就这两点“错误”，陈昌浩吃不了也得兜着!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所谓“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四万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著名导演吴怡弓的前卫影片《姐姐》，叙述的就是这段悲情故事。离开西路军奔赴陕北途中，陈、徐二人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徐向前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而陈昌浩则没有报告组织擅自回了老家，1937年6月的一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来汉的第二天，陈昌浩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子、儿子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归延安途中，陈昌浩在洛川与徐向前不期而遇。他们在山丹大马营分手后，徐向前经由陇东、西安先期回到延安，近日才来到洛川，等待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昌浩听说中央在此召开重要会议，便跟“负总责”张闻天匆匆见了一面，即等于向中央报了到。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人商量后，告诉他：“你到延安去吧!有关西路军的问题，你要向中央全面汇报情况，应当写出书面报告！”“是、是的，我写、写……”陈昌浩连声应承，露出一抹痛苦的笑容。陈昌浩回到延安时，自上而下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已经过去5个多月了。他已被列入“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支持者”。陈昌浩于9月30日写成《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共9章六七万字。因篇幅太长，中央秘书处于10月5日“将重要的第一章大部分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研究结果是，陈昌浩于10月15日又写出了《第二次报告书》。对于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的确十分痛心，有机会就作自我批评，大大小小的检讨多不胜数。是年11月间，党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陈昌浩检讨西路军严重失败的错误及其个人应负的责任，同时对部分学员进行反“国焘路线”教育的“补课”。为期一周的大会，由“负总责”张闻天和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共同主持。张国焘、陈昌浩也参加了会议。陈昌浩作过检讨之后，张闻天极其严厉地批判了他一通。随后，与会者毫不留情地揭发批斗，火力之凶猛如雷霆万钧：“陈昌浩！——你脱离部队后为什么好长时间不肯归队？你路过西安为什么不找党的办事处？你转回湖北老家去干什么？……”陈昌浩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检查和说明。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一次长篇发言。他着重讲了三点：一是张国焘在川西反对中央关于北上陕甘的正确决定；二是张国焘在草地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三是张国焘另立“中央”，与抵达陕北的党中央进行对抗的问题。会场上，廖承志发了言，他愤怒地控诉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诬陷他为反革命，把他关押了好久，企图置他于死地的经过。他说：“若不是党中央到达川西，及时营救了我，我一定会死在你张国焘的屠刀之下！”这样一来，与会者的矛头，就指向了默不作声的张国焘。张国焘回忆说： “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之下，原系要批评陈昌浩的，但重点却逐渐转到我身上……”西路军全军覆灭，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中央军委应对此当承担主要责任，这已经成为党史界的共识。但尽管如此，在探究毛泽东为何要这样“瞎指挥”方面，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分歧。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 “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屠杀殆尽。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一种更令人震惊的说法是，当“西路军”还在西北浴血奋战之际，也即距它“覆灭”时刻（1937年3月12日）尚有数月之遥，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了他的著名讲演 “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其中出现了“西路军的失败，证明了......”字样。毛泽东如此斩钉截铁地“预言”西路军的失败，在今人看来，恐怕是“早有预谋”。但也有反驳者撰文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军，恐怕也不会这样堂而皇之，授人以柄。这岂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举吗？这段有关西路军失败的文字，怕是以后补加进去的。是耶，非耶，历史之谜，悠悠难解。但无论历史怎样书写，几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早已流尽。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9．在苏联的艰难岁月。在延安，对陈昌浩也只有批判斗争，而没有给予处分，当然也不曾重用。1939年8月，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经中共中央同意，陈昌浩领着他的小儿子陈祖焘（系原配妻子刘秀珍所生，由陈昌浩之弟陈昌浚1938年带到延安），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和孙维世等人一起去了苏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在那个艰难岁月里，“养病”成了空谈。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从事翻译工作。陈昌浩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除了翻译马列著作之外，苏联方面又请陈昌浩主编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旧版是十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后，陈昌浩把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之中。
10．回国后的岁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留学苏联的儿子陈洋生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和朱德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出于战友情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的巅峰。这巅峰上下染着烟火和血色，也是他难以洗雪的耻辱之柱。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回国之初，由于工作岗位迟迟未定，闲来无事，陈昌浩便去张琴秋家串门。张琴秋夫妻以礼相待，并将陈昌浩对未来工作的想法转告党中央负责同志。后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专门从事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工作。回国后的陈昌浩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已出版发行，陈昌浩获得一次较长的离职休养假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不少同志，都劝他去湖北老家走走：人嘛，总不能断了故乡故土的根!陈昌浩从1927年离别故居，至今已35个年头，都不曾回过湖北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1937年他从河西走廊死里逃生后，曾千里辗转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因为国难当头，来去都很紧迫，根本就顾不上回乡探望。那时候，他曾动过思乡之情，但却没能如愿以偿。5月，陈昌浩终于圆了回乡探望之梦。在武汉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声音嘶哑，热泪长流。他与昔日的老战友老部下、当今的军旅将星和省市领导握手叙旧，并一再表示歉意。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原西路军总部第三局局长宋侃夫，特意派车把陈昌浩的结发夫人刘秀珍接到翠柳宾馆，让这一对离散多年的夫妻见了一面。
11．红色风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著述的陈昌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和毒打。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格兰娜生的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1967年7月30晚，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了大把的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畏罪自杀”后，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带着“密谋杀害毛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的陈昌浩，从此化作一缕轻烟。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昔日统帅，竟死无葬身之地！
12．盖棺论定。陈昌浩自杀13年后，他的名誉得以恢复。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平反的悼词，对这位莫斯科中山大学出身的红军重要将领的盖棺论定是：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句号。
附：回忆父亲陈昌浩——陈祖涛
一、我是父亲和他第一位妻子刘秀珍的次子，我老家在湖北省蔡甸（原汉阳县），在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边。家乡的自然景色非常美丽，我记得，我家的周围芳草连天，湖塘密布，所以唐代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妻萎鹦鹉洲”的优美诗句。蔡甸有一个小山叫高至山，高至山的怀抱里有一个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小村子叫戴家庄屋，那就是我的出生地。我的家乡景色优美，但那时候我家的日子却是黄连泡苦胆― 苦到家了。我从记事起就没有见到我的父亲，母亲刘秀珍一人带着我和哥哥陈祖泽生活。母亲是一个小脚的农村妇女，生活自理能力差，家徒四壁，非常贫穷。我常常问母亲，我父亲到哪里去了，她只是垂泪不答。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陈昌浩参加了革命，是红军中的一个高级指挥员，因为我们是“**”的家属，国民党到处搜捕我们，由于我小，母亲怕我说出去，所以从不告诉我。当时在家乡实在危险，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亲带着哥哥和我，躲到武汉的亲戚家。亲戚家也很穷，记得那年武汉发大水，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们饿极了，就捞漂浮在水中的鸡头米（一种类似于莲蓬的植物，可食）吃，这样才活了下来。
1937年的一天，我父亲突然出现了，那一年我9岁。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见到父亲。记得当时父亲住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很小的旅馆里，我呆呆地看着他，觉得很陌生，没有多少话说。母辛则是泪流满面。后来我到延安，父涯告诉我他的经历，我才知道：父亲那次回家是在西路军失败后回延安的途中转道武汉，特意回来看我们一眼的。西路军失败后，因为父亲和徐向前的目标太大，因此他们和李先念同志商量后，决定余部由李先念同志率领进入新疆，父亲和徐向前带一个警卫小分队离开部队，以分散敌人对主力部队的注意力，并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离开部队后，他们觉得目标还是太大，于是把警卫小分队也遣散了，最后只剩下他和徐向前同志。在回延安的路上，父亲的胃病犯了，刚好碰见一个行医的湖北老乡，名字叫但复三，他劝父亲留下来治病，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让徐向前同志一个人继续赶回延安，徐向前费尽千辛万苦，后来终于回到了延安。但复三把父亲藏在一个窑洞中，在他以及他一家人的悉心医治、护理下，三个月后，父亲的病慢慢地好了。于是父亲就说要回延安！几经周折，父亲到了兰州，但是这时候父亲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不知道兰州就设有红军的办事机关。他只听说西安设有红军的办事处，于是他就到了西安。在西安，父亲通过报刊知道了可以与延安通信，于是给驻守延安的朱光写了一封信，转“张先生”也就是张闻天收，因为他和张闻天在苏联时是同学：他还特意在信件上作了暗号：用俄文署自己的名字！但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行踪，俄文署的名字写得有些像中文。但是由于朱光看不懂信的内容，就把信给搁下了。因此父亲也就一直没有收到延安方面的音讯！父亲就是在等延安回信的过程中匆匆回武汉来看我们一眼的。没过几天父亲就赶回西安，从那里辗转到了延安。父亲这一次回来没有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但他的回来，却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父亲到达延安不久，就让我的叔叔陈俊带我去延安。从我父亲当时的情况看，他不便把我们全家都带到延安，我母亲是小脚，生活自理能力差，得让我12 岁的哥哥照顾她的生活，所以只有我一人和叔叔前往延安。1938年，正是日本鬼子大举进攻中国内地时候，一路上，到处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大哭小叫，惨不忍睹。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我们本来准备从郑州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延安，不料我们乘坐的火车还没有到郑州就听说郑州北边的黄河大桥已被日本鬼子占领。往前走不可能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又退回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安排我们乘火车到洛阳，从洛阳改坐牛车前往西安。一路上风餐露宿，艰难跋涉，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到了西安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通过董必武同志的安排，我们又来上了到延安的卡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觉得非常稀奇。汽车一离开西安，就再也看不到南方常见的绿色了，扑面而来的是漫天的黄沙，坑坑洼洼的公路沿着崎岖的山势蜿蜒曲折。经过几天的摇摇晃晃，我们终于到了延安。延安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到延安后，我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人生里程。在延安，我和父亲一起住在杨家岭，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吴亮甫、杨森，我们三家住的窑洞连在一起。不久我们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和刘少奇一家做邻居。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已经和延安妇女大学教务长张琴秋结婚了。张琴秋为人特别好，对我一点也不见外，对我非常关心和体贴，就像我的亲妈妈一样。我也很敬重她，一直叫她张妈妈。1939 年我随父亲到苏联后，我母亲刘秀珍带着13 岁的哥哥也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张琴秋就像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他们，通过她的亲自安排，我妈妈参加了八路军，我的叔叔陈俊到抗大学习。1939 年我到苏联后，见到了张琴秋和沈泽民在苏联生的女儿张玛娅，此后我们一直以姐弟相称。1939年夏天，我刚刚满11岁，大概是七八月份的一个晚工，父亲对我说：“明天，蒋介石将派一架飞机来，送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病。我的胃病犯了，和他一起去苏联治病。要是小飞机，我就一个人走，要是大飞机，我就把你也带走。”第二天来的是一架24 座的大飞机，父亲对我说：“来的是大飞机，你跟我走，我们先去见毛主席。”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杨家岭，父亲向毛主席告别，两人谈了一会儿，临走时，毛主席送给我们几块大洋。和周恩来同机走的除了我父亲和我外，还有邓颖超、高岗的儿子高毅等人。
二、1939年9月上旬，我们从新疆乌鲁木齐换乘苏联飞机抵达阿拉木图，然后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到达莫斯科。父亲受到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驻莫斯科代表的热情关怀和照顾，很快就入院进行诊治，他住进了共产国际柳克司公寓，我和同机来苏联的孩子们（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高岗的儿子高毅等）则进了莫斯科第二国际儿童院，这儿离莫斯科大约60公里，这个儿童院所接收的全部是中国儿童。从此我与父亲分开，独自在儿童院过着集体生活，并从头学习俄语。1940年10月，我们转人了第一国际儿童院。父亲个人的生活、治疗和我的教养等一切费用，都由共产国际予以解决。但是父亲没有想到，他在苏联这一呆就是13 年。1940 年3月，周恩来回国前写了一个条子告诉我父亲：“出疗养院后即可回延安。”但是父亲出院后要求回国的愿望没有得到准许。1941年6月下旬，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向苏联腹地猛烈进攻，苏德战争爆发了，局势险恶，莫斯科危急，苏联政府下令疏散平民和外国侨民，搬迁工厂和学校。一时人如潮涌，向东方转移。共产国际所设立的国际福利机构，被迫立即解散，人员全部疏散到后方，并将父亲疏散到中亚细亚加盟共和国，很侠又被安置在一个叫科坎多的集镇里，这时供给断绝，所有侨民只能自谋生路。当地有采石场和榨油等工厂，父亲首先在采石场做工谋生，采石场劳动条件极为原始，然而不需要什么技术，有劳力就行。父亲就在这样的采石场上做工。平日打石头，背石头，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受当时战局的影响，物资匾缺，每日只能分到1 磅黑面包，还配给一点马铃薯，使父亲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他昔日硕长矫健的身躯，经过疾病、饥饿和劳累的折磨已变得十分虚弱；当地气候严酷，寒暑变化剧烈，父亲的胃病复发，生活处于极端艰难窘迫的境地。采石场附近有座榨油厂，苏联工人对这位异国同志特别同情，有一位老工人就告诉他一个土方子，叫他吞服刚榨出来的热棉子油来治疗胃病。奇迹发生了，疼痛难忍、久治难愈的胃病，几个月后竟然痊愈了，苏联医生没有为他治好的病疾，而处在艰难饥饿的困境中，凭借一个民间土方子，竟把胃病治好了，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了他哲理性深思的空间。过了许多年之后，他还对我的叔叔陈俊提起这件事：“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朗，常常挨饿，病发了就吞点热棉子油，结果把病治好了。看来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饥饿也可以治病呢！”
1942年7月17日，德军渡过顿河，全面地开始玫击斯大林格勒，９月１5日德军一部攻入该城城西北部工业区，驻守此城的苏联红军和该城人民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苏联人民不分老幼，不分职业，全力以赴地奔赴前线和疯狂的德寇进行殊死战斗。父亲以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原中国红军的政治委员身份，主动提出参战要求，但没有被批准。1943年6月，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原有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原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他回国以前，把李立三、父亲和冼星海等人陆续找回莫斯科，安排在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工作，父亲负责该社中国部翻译工作。冼星海是1940年赴苏联考察的，他本来想进音乐学院深造，但是战争使他的愿望落空了，他赴苏后一直在哈萨克共和国待着，这次在季米特洛夫的安排下也回到了莫斯科。从此，父亲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书籍的翻译工作。这些宝贵的精神武器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输送到正在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国军民手中，这些著作还通过油印本辗转传播到各个解放区。据父亲1956年回忆道：“开始业务能力较差．以后苦心钻研，翻译水平有所提高，由一等翻译员升入特等翻译员，翻译和校审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文艺著作和其他著作，无论在战争期间或战后时期，我在业务工作、生产工作、社会工作方面是努力的、积极的。” 他在这期间著有《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于1940年出版。他翻译了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这本书选编了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加里宁1926一1945年间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讲话和论文。书中论述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论述了如何对群众进行生动、活泼、富有实效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他还和李立三合作翻译了列宁原著的精选普及本《 列宁文选》（两卷集）。这部数十万字的巨著包含有如下的列宁的基本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粮食税》、《论合作制》等等，《列宁文选》（两卷集）的出版，为中国读者学习马列主义研读列宁原著提供了精湛的译本。这期间他还翻译了斯杰潘诺夫著的长篇小说《旅顺口》（上、下册）和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等文艺著作。这两部书在中国数次再版，尤其是他和别人合泽的《日日夜夜》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青年中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从译文本身来看，可以发现他对此书的翻译，是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和战斗激情。在这本书上，他的译文信达、流畅，保持了俄罗斯语言中含蓄隽永的内涵和作品原有的艺术特色，在中国读者面前再现硝烟弥漫、空前壮烈的反法西斯战场的历史画卷。此书译文臻于上乘，属于鲁迅先生所竭力倡导的直译流派。这段时间他又发挥了初到延安时的工作干劲，白天黑夜都埋头在书籍和工具书堆里。他不仅积极地把马列主义原著介绍到中国来，把苏联文艺的高新成就提供给断中国的革命青年。他还翻译了《 青年近卫军》 的电影剧本，并主持为电影《 青年近卫军》 配音，使之能将这部电影及时介绍到中国来。李立三曾经负责译校《列宁文集》 （两卷集），他1946年被调回国内后，下卷就由父亲接手进行续译和重校。责任编辑只剩下唯真和父亲了。父亲没有得到回国的召唤，不久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和使命感，埋头于另一件伟大的 “桥梁工程” 中。原来中苏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工具书《 俄华辞典》还是苏联十月革命前出版的，离当时已达30年了，在这30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无论政治、军事、科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事物、新思想和新概念，纷纷出现。这样原有的《俄华辞典》已太过陈旧，“因苏联人研究中文的兴趣，以及中国朋友研究俄文的兴趣都极大，所以迫切需要一部新的既反映现代俄语，也能反映现代华语的《 俄华辞典》。”
在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的授意下，以父亲和杜布洛夫斯基分任正副主编的编写组成立了。从1947年起至1951年脱稿，共用四年多的时间编出一部新的《俄华辞典》，该辞典共计收容2.6万余个俄文词。有时候我去找他，发现他整天就坐在桌子前，对着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比较俄文和中文意思。1952年父亲等人正在校阅《俄华辞典》清样时，郭沫若同志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父亲派我去代表团住地，请求郭沫若为《辞典》题写书名，郭沫若写了许多张，铺在地板上，晾干后交给我带回去，由父亲选择，后来辞典的中文书名就是郭沫若当时题写的。《俄华辞典》出版后，父亲怀着向党和祖国汇报的心情，亲自挑出了十几本精装《俄华辞典》，亲自题字，亲自包扎分赠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王稼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他所熟悉的领导同志，当我背着一大堆《 俄华辞典》到中国驻苏使馆时，受到使馆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据父亲回忆：当时一次就有40万册《俄华辞典》运往中国。父亲流寓苏联，在翻译和介绍马列主义和中苏文化交流上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他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和文艺书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已通过苏中的交通渠道，源源不断地输进解放区和解放后全国各地，已经和正在满足广大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俄文的需要。他以一个坚定的信念，坚韧不拔地为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尽职尽责。多年的追求，多次的申请，父亲要求回国的愿望迟迟未得实现，他遥望南天，对祖国魂牵梦萦，心急如焚，……这时，苏联却对寄居侨民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1947 年，父亲所在单位― 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国部的领导同志对父亲说：“按照政府新规定，外国同志特别是责任编辑都要加入苏联国籍。”父亲只能“入乡随俗”，经过该单位同志介绍，父亲接受了苏联国籍。但他对申请回国的行动，更加快了步伐。在李立三回国时，他曾要求回国。在抗战胜利前和胜利后，又不断地向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后来因《俄华辞典》必须编成，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1948年12月20日，父亲再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信，要求回国工作，该信全文约3200字。1949 年初当蔡畅、丁玲、张琴秋来莫斯科，他托她们把这封信带给党中央，并转达了他对祖国的思念，要求回到祖国来报效人民。在长期等待祖国的回音而未果时，他也曾数次向苏共中央申请过，甚至想径自归国，但苏共中央说：“你这样一级干部回国，须有中共中央的调令。”1949年6月当刘少奇访苏时，他再次向刘少奇提出要求回国的申请。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刚逾不惑之年，是人生最成熟和精力最充沛的年龄，他充满信心，相信回国服务、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日子已经不远。1951 年，我从包曼工学院毕业，准备回国参加工作。父亲抓住这一机会，要我将他要求回国服务的申请书代呈党中央。
三、1952年3月，有一天刘爱琴打电话给我说，你父亲回国一事，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已经批准了，大使馆已经通知了苏联方面。父亲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马不停蹄地交代工作，办理手续。同年4月初，父亲终于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火车站受到了刘少奇等同志的热烈欢迎。1952年6月，父亲被安排到马列学院任副教育长。而我回国工作后不久，为了组建新中国的汽车工业，组织上又再次派我赴苏学习。这期间父亲由于积劳成疾，经上级安排他去大连养病。他于1953年5月到大连疗养治病，一年以后，他给再赴莫斯科学习汽车专业的我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我还不能写长信，这封信是分作几天写成的。” 现摘录如下：“三月廿四日的信和你们的照片都收到了，我的病并不十分严重，不过因长期用脑过度，回国后工作更加紧张，加之没有安静睡眠的环境，神经衰弱得厉害，当然短时期内就无法治疗好。到大连来的开始一个时期，头不断昏痛，根本不能看书、想问题、不吃安眠药、冬能睡觉，十余年前就开始的弈膜灾病也发作得不可收拾，经常伤风，流鼻涕，这又影响神经。经过将近一年的治疗，失眠现象已基本消除，伤风也大致停止了，现在主要是头昏，头痛，还不能多看书，多想问题，大概再治疗一些时，病一般地也就可以好。苏联医生要我还在这里待一个时期，作两个月的海水浴，我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我时时刻刻都急于想回京工作。如果在这五月份内头昏现象减轻，我就打算回去；不然，就只好不老想问题，就是在病中，也不禁要想问题。不然，你就要落后。可以说，**常所想的，就是这些问题。至于过去的问题虽是过去了，也得要想。我想这些问题，是把它们作为历史经验教训去想。过去问题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谁离开了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的路线和指示，谁损害了党的最高原则― 党的团结，谁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谁就在工作中犯大错误，谁就失败，就遭到历史的惩罚。我过去正是犯了这祥的严重灼政治错误，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之后，不管党怎样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使我获得了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但过去我的错误，始终是我在时时刻刻一举一动中都要加以警惕的活生生的历史的教训。” “我在莫斯科时，不是工作做的多，而是工作做的太少。当然，在主观上我是想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可是由于条件限制，我也不能做出更多的工作来。回国后，我就极力来补救这点。不分日夜地工作，一切要从头学习，因而忘记了休息，忽视了身体，这就是我病倒了而不能不来大连休养的原因。现在我体验到了：努力工作是好的，若不善于休息，也能对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眼前，我的病快要好了，再过些时，又能走上工作岗位，请你们不要惦记。” “我在病中一般很少想问题，因为越想越头昏，但是有些问题又不能不想。这些问题都是新问题，是中国新生活中许多理论上实际上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党的文章和一切的实际生活中。今天不论在中国做什么工作，若不详细地调查、研究、分析和综合这些问题，就无法着手工作。不管你如何懂得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如不把这些理论与毛主席的思想言论，与党的各种指示、决定，与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那这些基本理论就会是空洞的、书本上的、教条式的东西，就不能在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中起指导作用。要把理论与实际好好地结合起来，就必须学习，向新事物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人学习。学习就要想问题，所以我在病前是无时无刻地不在学习文件和材料，特别是要学习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及有关文件。不精深懂得这些文件，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形，是不容易在中国动手工作的。希望你们今年能回国，赶快回到中国的生产中来工作，如果没有意外的党的指示，最好早些回国，中国的伟大建设太需要你们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冲击，当时父亲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大字报贴到编译局机关的每个角落，直到父亲的房门口。父亲每天要接待上百人次的群众组织。他们让他交代历史上所犯下的所谓“罪行”，并采用各种方法逼父亲依照群众组织的要求就范。面对群众清算历史陈账的要求，父亲是无法满足的。尽管他极力把过错揽在自己头上，也无法满足要求。在历史问题上，父亲主动承担一切责任，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可是一件在武汉偶发的事件竟使在北京深居简出、诚惶诚恐的父亲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1967年7月20日，武汉市因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斗争激烈，而由支左的武汉军区和“中央文革”的代表来武汉处理事件，调解矛盾，由于江青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 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致使武汉市群众组织的派性大发，造成轩然大波，引起冲击军区、围攻“中央文革”代表的突发事件。中央于7月24日召回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次日林彪在天安门前召开群众大会，欢迎 “中央文革” 脱险归来，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 的口号声中结束．〕7月27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一时间，武汉“七二0事件”震动全国，随着事件的发生，北京许多部队的造反组织说：“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黑后台。”在三座门搭起帐篷搞 “揪徐火线”，着手揪斗徐向前。与此同时每天有许多不同的造反组织，勒令父亲交代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父亲对他们说：“四方面军张国表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主要责任在我，与他没有多大联系。” 造反组织就现场斗争，说他不老实交代，并威胁说要把他拉到部队去斗死。1955年我再次回到国内后，一直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在我父亲被批判以前是为第二汽车制造厂选厂址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饶斌是组长，此外还有齐抗、张庆梓、李子政）。二汽厂址定下来以后，我和齐抗在十堰组织对各专业厂进行具体设计建设，由于我很忙，平时父亲与我的联系也很少。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狂风暴雨之势，公、检、法、司和各级党组织全部瘫痪，全社会一片混乱。当时我们在大山里搞建设，二汽又是保密的 “三线” 工厂，所以受的冲击相对少一些。我是技术干部，满脑子想的都是汽车厂的建设问题，根本就没有想过“文化大革命”与自己这个“红小鬼”出身的人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将我这一幼稚的想法击得粉碎。我记得有一位伟大的文学评论家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 1967年4月，齐抗面色凝重地交给我一封电报，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勒令陈祖涛回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参加‘文化大革命’。” 落款是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红二”造反派。我虽然在二汽参加建设，是二汽 “五人小组” 成员，但我的正式组织关系、工资关系都还在长吝，我又多年在长春工作所以那里灼造反派盯上了我。齐抗关切地劝我不要回去，我却不以为然，心想：“我是小八路出身，1950 年就入了党，回国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的汽车工业奋斗，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污点，工作中没有犯过错误，我是搞技术的很少过问政治，又没有得罪过谁，我怕什么？回就回！”
在回长春的途中，我在北京短暂停留并去看望了父亲。父亲回国后住在北京，由于我的工作关系，我们父子很少见面，这次我返回长春，专门在北京下车去看他。见到我后，他关切地询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由于“文化大革命”风暴，他的情绪显得很低沉。当他知道我是被勒令回长春参加“文化大革命”时，他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反复嘱咐我要保重自己。此前不久父亲看到1966 年12 月27 日被造反派从成都“押抵”北京的彭德怀。这时父亲已知难逃这场厄运，曾悄悄对我说：“彭德怀都被抓来批斗，我们是免不了的！”面对心情沉重的父亲，我的心里也蒙上了厚厚的阴霆。他也曾写信给在河南军区任副参谋长的我叔叔陈俊，要求去河南暂避一时，但是未等到叔叔回信，他就出事了。我走后不久，1967年7月30日，距离我和父亲见面仅仅两个多月，噩耗传到长春，说他“畏罪服安眠药自杀”。当时我妻子赵淳媛由于受到我的牵连，被赶出了长春，被迫带着孩子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刚好见到父亲尚有余热的尸体。那一年，父亲才61岁。此时的我已身陷图圈。当我表示希望去看望父亲并处理后事时，看押我的造反派恶狠狠地说：“他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有什么可看的，不准去。”回想两个月前，我们父子还在一起交谈，谁能想到两个月后他就匆匆离我而去。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为什么死的，但看到社会上那些批斗人的疯狂场面，我可以想像到他去世的场景。想到他坎坷的一生，我热泪滚滚，悲痛欲绝。
粉碎 “四人帮” 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党中央重新对父亲一生和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言行进行审查，从而推翻了强加在父亲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了关于他 “反党问题”、“里通外国问题” 的定性结论，并由此做了相应的善后工作。1980年8月20日，在北京中央直属机关礼堂里，党中央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李先念、徐向前、王震、陈慕华及父亲生前友好和群众代表500 余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在徐向前同志的主持下，由王惠德致悼词。
悼词称：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同志
陈昌浩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老干部，在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迫害下，于1967年7月30日不幸去世，终年61岁。
陈昌浩同志是湖北汉阳县人。他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26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武汉积极从事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出席了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陈昌浩同志在武汉坚持地下工作，担任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同年12月，党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他从苏联回国，同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1年1月，他出席了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被支选为团中央委员，并担任团浮苏省委常委。1931年4月，党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在鄂豫皖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1931年9月至1937年3月，陈昌浩同志先后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鄂豫皖分局军委副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同志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8月他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并在陕北公学、抗大和马列学院讲课，编著有《 近代世界革命史》 一书。1939年8月，党批准他去苏联养病。1943年至1952年，他在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翻译了大量政治书籍、文学作品，并编了《俄华辞典》，对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增进中苏友谊贡献了力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陈昌浩同志一再向党中央要求回国工作，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于1952年回国。回国后他担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 年起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陈昌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参加革命四十多年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积极奋斗，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不畏艰险，以身作则，不怕流血栖牲，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对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自己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能够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实际工作中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陈昌浩同志长期从事马列著诈的编译工作，对传播马列主义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他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
陈昌浩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今天我们悼念陈昌浩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