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经典》四野十虎将(2)武官文相邓华大智谋士赵尔陆 四野十大虎将

《百战经典》四野十虎将(2)

武官文相邓华大智谋士赵尔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最具光彩,最富传奇,最引人瞩目的星光璀璨的群体,那就是1955年在全军第一次授衔中,被授予元帅和将军军衔的那些开国将帅。他们这些人,经历了我军自创建以来所进行的全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那些名垂史册的历次最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将自己锤炼成为了身经百战,韬略超群,扬名疆场,威震敌酋的大将军。数十年间,他们为我军成长壮大,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人民共和国,付出无数艰辛,历经战火考验,创下辉煌战绩,立下赫赫战功,一次次书写了我军历史中的经典篇章,由此,他们便成为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功昭日月,名垂青史的一代军魂。
我军自建军以来,已经走过了八十五年的光辉历程。如今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不再是以往那支仅靠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去和国内外强敌作殊死搏斗的刚勇之师,已成为了一支正规化的,军、兵种齐备,现代化程度较高,战略武器数量、质量、威慑力等等一系列综合军力,均走在了世界前列的雄壮之师。但是,仅看到这一点,就断言我们这支队伍如今已是无敌于天下,那还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今天,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这样一点,即如果我们不是努力去把我们数十年间所形成,所依仗的军魂,从我军的前辈那里继承光大,不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其巨大无比的威力,我军就依然不能真正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常胜之师,甚至还有可能是一个跛足的巨人。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楚江在此不耻孤陋浅拙,不惮贻笑大方,惟愿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来做一些宣传我军军史,发扬光大我军军魂之事,将自己搜集整理出的我军多位一代名将的光辉征战历程,逐一发到博客上来与大家一起学习分享。
楚江学识微浅,力不从心,差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大家多加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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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文相邓华


邓华简历(1910~1980年)
  原名多华,字实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10年04月28日生,湖南郴州人。南华法政学校毕业。早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教导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红1、红2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115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宋时轮率部到冀东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起,任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4分区司令员,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后改辽吉)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战。1947年起,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辽沈、平津、湘赣、广东等战役,组织指挥了海南岛战役。

1950年5月10日,海南岛战役前线指挥员合影前排为:冯白驹,邓华,韩先楚,李作鹏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2年起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邓华南征北战,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


   1954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东北军区党委书记,1955年3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不久兼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9年因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转业到地方,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8月5日,中共中央调邓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8月25日,第十二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邓华任委员。

毛泽东与沈阳军区领导合影 邓华(左2)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7月3日在上海病逝。

邓华将军在朝鲜战场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邓华

开国上将邓华战争经历中最精彩的篇章,是在朝鲜战场书写的。

林彪推荐邓华担任兵团司令员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军队大规模入侵朝鲜。7月7日,为预防不测,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以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为主组建战略预备队。会上,林彪认为,该兵团所属的三个军都是四野的主力军,必须有一名更强的兵团司令去才好指挥;十三兵团原司令员黄永胜“作为机动兵团司令员不合适”,提议该兵团司令员一职由邓华担任。邓华的老首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也赞成,说“打仗邓华比黄永胜强”。

  林彪对邓华的赏识源于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秋季攻势开始。我军一部首先远距离奔袭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连克绥中、兴城和锦北屏障之义县,完全孤立锦州之敌,这是辽沈会战第一阶段。当时,锦州蒋军共十一万余人,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不集中优势兵力是很难攻下的。林彪开始的战略部署,拟以主要兵力打援敌,以四个纵队兵力攻取锦州。

  当时,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认为:攻锦是战略第一阶段的重点,应以二分之一的兵力,即六个纵队在敌援兵未赶到之前拿下锦州。占领了锦州,歼灭了锦州的敌人,打援敌就好办了;如果把主要兵力用于打援、阻援,虽较有把握,但是攻锦兵力不够,时间就要拖长。拿不下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之敌会师锦州,形不成各个歼灭的局面。

  意见提出后,林彪当时没有答复。不久,他调来两个纵队,即部署五个纵队攻锦,一个纵队作为战略预备队。进攻战役一开始,一天一夜就攻下了锦州,为全歼东北地区蒋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大家还认为是林彪采纳了邓华的意见,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央军委指示林彪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了兵力,是中央军委纠正了林彪的错误部署。也就是说,邓华和毛泽东在攻锦作战方略上不谋而合。林彪是个眼高于顶的人,但有时也有慧眼识才的雅量。从此,邓华在林彪心目中挂上了号。

  由于林彪、罗荣桓力荐,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也首肯,中央军委通过此议并报毛泽东批准。1950年7月8日,对邓华非常赞赏的毛泽东正式批准由邓华出任东北边防军十三兵团司令员。

抗美援朝期间邓华在志愿军总部(坑道内)林杨摄



  毛泽东称赞邓华的报告很有见地

  具有戏剧意味的是,在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7月7日通过决议(常任理事国苏联未出席会议),授权由美国组成司令部、指派指挥官,统一指挥参加干涉朝鲜内战的各国部队。7月8日,美国军方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时间是如此的巧合。

  1950年7月13日,罗荣桓给邓华打来电话,告诉邓华:中央决定调你出任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十三兵团所部须立即北上鸭绿江地区布防;党中央还同时决定,组建以十三兵团为主的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境地区安全。罗荣桓最后郑重地说道:还要准备在必要时渡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邓华接到命令后,向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提出,他要将洪学智等十五兵团领导机关全部带去,以便于指挥,这一提议得到批准。

  邓华曾经认真研究过麦克阿瑟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他是美国当时仅有的五位五星上将之一,曾任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校长、美国陆军参谋长。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指挥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具有丰富的两栖作战经验。因此,防止麦氏重演两栖作战故伎尤为重要。

  随即,邓华以个人名义亲笔起草了一份报告报中央军委,陈述了对朝鲜战局的看法。报告在谈到美方很可能在朝鲜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企图后,明确指出:朝鲜人民军洛东江前线决战与东西海岸的防守,在兵力配备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7月下旬,邓华北上途经北京,毛泽东接见他时称赞说:“你在给军委报告中关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的分析很有见地。”

  8月31日,邓华在与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再次研究了朝鲜战场形势后,又由他执笔,四人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一报告。报告进一步大胆预测说:估计敌主力可能在人民军侧后的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人民军将处境困难;我参战时机,“待敌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不仅更有政治资本,而且军事上也是有利的,敌人拉长拉宽(我)更好打,同时减少(我)对海上的负担,缩短了(我)供应运输线。”

  报告发出十五天后,美军在汉城地区的仁川登陆。在美军接近中朝边境后,志愿军参战。后来,志愿军第一、第二次战役胜利,皆因敌战线拉长拉宽,分兵冒进,被志愿军分割包围歼灭。今天,研究朝鲜战史的专家,仍然对邓华的战略预见力钦佩不已。

陈赓、彭德怀与邓华在朝鲜前线


  邓华的两次建议对战局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0年10月19日,十三兵团作为首批志愿军入朝,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是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主要副手,两人很快在战场上结下了深厚友谊。邓华善战,不仅有勇,而且有谋,提出过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建议,有的对整个战局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还是在10月9日,彭德怀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时候,在沈阳市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里,彭总主持召开了首批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确定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要求十天内做完一切准备工作。

  会议结束,已经是深夜了,邓华、洪学智等仍无倦意。他们心里还牵挂着一件大事:入朝初战,志愿军必须具备兵力上的优势!原来决定志愿军先派两个军过江,两个军不过十多万人;而此时,“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达到四十二万人,而且越过三八线的敌方部队已经多达十三万余人。除地面部队外,敌人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且不说它的装备优势,海空军优势,志愿军仅出动两个军,同它的第一线南面兵力相比,也不具备优势。“二位还有事吧?”彭总主动相询。

  “有一件事我们还不放心。”洪学智报告说。

  “军中无禁忌。只管说。”

  “两个军过去兵力太少,形不成优势,是不是考虑四个军一起过江?”邓华直奔主题。

  “美军飞机已经多次飞到鸭绿江地区侦察扫射,他们已发现我军在边境集结,一旦他们把江桥炸掉,部队再过江就困难了。”洪学智补充道。“这个意见很好,我立即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彭总回答很干脆。

  10月10日一早,彭总致电中央军委:“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桥被炸毁,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

  次日,毛泽东复电彭总:“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历史证明,这一招非常重要,主力全部出动形成了有力的“拳头”。

  10月11日,彭总来到兵团司令部驻地安东(今丹东)检查出国战备情况时,邓华和洪学智等人再次向彭总提出,即使先头四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

  邓华说:“由于我军的火力弱,与敌人火力悬殊太大,歼灭美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两个军;歼灭南朝鲜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一个军。因此,还需要向中央建议,赶快增调部队。”

  洪学智说:“我们这四个军开到前面去后,谁维护后方呀!没有部队维护后方,后方供应怎么保障呢?应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

  彭总认为意见都很好:“根据我军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原则,有关部队应当提前调来,我马上向中央报告。”

  中央军委接受彭总建议,迅速增调了部队。这为抗美援朝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邓华与陈赓向战士敬酒(1955年)



  彭德怀感叹: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1951年4月6日,在朝鲜金化上甘岭志愿军总部,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正在举行。会议研究部署新的战役,即第五次战役。在第四次战役中丢失汉城以后,志愿军首长对这次战役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早在3月14日,彭德怀就指出:“下一战役是决定性的一仗。”

  这时,新入朝的部队,装备大大改善,各师成立了炮兵团,各团增设了迫击炮连、高射机枪连等。志愿军的火力有了很大提高。另外,新入朝部队的将军们都想大显一番身手,就装备而言,这时是他们带兵以来的最好水平,因此个个情绪高涨。“我们保证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再次拿下汉城!”

  作为志愿军党委副书记的邓华,坐在彭总身旁,协助彭总主持这次会议。他认真听着、记录着。会场上活跃激越的气氛,似乎没有感染他,他处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必须贯彻,第五次战役必须打响,可是这次战役怎样打,他还有许多保留。

  邓华担心的是,敌人兵力集中,我方装备虽有改善,但同对方的高度现代化比仍然差距悬殊,我方这样去就敌,不易分割围歼。因此,不如把敌放到铁原、金化地区打。把敌人放进来,我们可以拦腰一截,容易解决问题,同时,刚入朝的部队也可以熟悉地形,多一些准备时间,要以逸待劳。

  现在面对会场上沸腾激昂的劲头,邓华感到不踏实,于是不顾大家的劲头,大泼起“冷水”:“打的方式是两种,一是开始即大规模猛插,一是各兵团小的穿插,打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向敌纵深穿插,最好是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可是,他还是把小穿插打法加以强调:“开始口子不要张得太大,不要企图一起围上打,必须实行分割猛插一块块吃。”

  “不放长线怎能钓大鱼!”彭总心里不以为然,“‘口子不要张得太大,不要企图一起围上打’,这实际上是否定大规模穿插。”最后,彭总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和敌人可能登陆的情报,决定进行大规模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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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双方相持到5月21日,历时近一个月。此次战役中朝方面投入十五个军,连续奋战五十天,虽然歼敌八万余人,但自身作战损失也高达八万余人。战后,彭德怀自己承认说,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上错误之一,据说他还感叹:“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1957年,邓华上将在辽沈战役纪念塔落成典礼上讲话


  邓华“成为中国军队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形象代表”

  1951年8月,志愿军总部决定于9月间发动第六次战役,打到三八线以南,收复三八线以北敌控制区。当时,邓华在开城参加停战谈判,得到通报后,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发动这一战役对我不利,不如等待敌人向我进攻时予以大量消灭,遂向毛泽东、彭德怀发电提出建议,得到采纳。果然,9月间敌发动“秋季攻势”,志愿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各国军事评论家都对这一战役计划的改变给予很高评价。

  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中朝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美韩方面则要求中朝方让出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对他们“海空优势的补偿”,遭到拒绝。谈判陷于僵局。

  作为志愿军谈判代表的邓华仔细研究了敌我控制区的实际情况,认为就地停战,以实际控制线为军事分界线,中朝方不吃亏,可提出就地停战方案以打破僵局。邓华向毛泽东、彭德怀提出这一设想,后来中朝方提出就地停战方案,美方接受,于11月达成协议。敌方附加一条:三十天内未签字,以实际控制线的变化为最后分界线,企图在签字前向北推进。而到最后划分军事分界线时,是中朝方将控制区向南推进三百多平方公里。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通过朝鲜战场的考验,彭德怀对邓华很赞赏,说:“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过不少好主意,是个好帮手。”1952年春天,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6月,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到1953年春夏,朝鲜战场志愿军已经达一百余万。那时,邓华刚刚43岁,统领百万雄师与敌兵拼杀于异国战场,重任在肩,壮志飞扬,展示了自己的人生风采。

  邓华是一位极其谦和的人。1951年春天,陈赓和宋时轮率兵入朝作战后,鉴于陈赓在军内威信很高,而宋时轮也是位老资格的将领,邓华提议由陈赓担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宋时轮任第二副司令员,自己担任第三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兵团司令。邓华的谦让风格让彭德怀颇为感动。但是,他考虑到邓华自入朝以来一直就是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熟悉志愿军的情况,改变座次不利于开展工作。而且根据几个月共事的观察,他发现邓华是个能够拍板、敢于拍板的人,而且肯动脑子,善于思考,因此没有同意邓华的意见。

  1953年7月,在著名的金城反击战胜利后,邓华正式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成为中国军队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形象代表”。

  邓华不是那种趾高气扬、张牙舞爪的人。1951年8月,陈赓病愈后入朝,邓华对他十分尊重,作战等方面的事情,主动找他商量研究,就连照相这样的小事,他都考虑得很周到,彭总居中,紧挨着彭总的是陈赓,他则站在陈赓一旁;如果是他们三个照相,他则在彭总的左侧,陈赓在彭总的右方,按照中国传统习惯,右边为大。

1958年邓华下连当兵时

邓华将军的生死恋

晚霞在太行山西半天熊熊地燃烧着,喧闹了一天的小山村似乎还不想安宁下来,县妇救会员李玉芝站在村外一块突起的岩石上,呼吸着微带凉意而又清纯的空气。她清清嗓子,目光向远山眺望着,脱口唱出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明天,将有一个军民联欢会在小山村里举行,听说晋察冀第四军分区的杨成武司令员和邓华政委也参加,那就必须把歌用心唱好,别让这两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首长小看了我们地方上的人……这是八旬老人讲述的发生在1938年那烽火岁月中的人生一幕。

邓华将军和夫人

杨成武当了月下佬

太行山区风云多变,难得遇上了好天气,军民联欢会开得热烈而且火爆。轮到李玉芝登台了,她镇定了一下情绪,便平静地以自己圆润的歌喉唱出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下,八路军官兵的神情是专注的,他们的感情在随着她的演唱而起伏跌宕。

台上的李玉芝把全部的情绪都用于对歌的表达上,她肯定没有注意到坐在前排的两个人在嘀咕些什么。“喂!台上这位姑娘还不错吧?怎么样,我来当个月下佬。”杨成武捅了捅身边的邓华。“别胡闹,看节目!”这是邓华在说话。

一曲终了,台下的掌声便爆发似地响了起来,邓华和杨成武从前排站起,把双手高高地举着带头鼓掌,官兵们也随着纷纷起立。李玉芝觉得首长们很平易近人,不摆当官的架子,原来拘谨的情绪便很快放松了下来。

虽然联欢会结束了,但杨成武将军在联欢会上声明要当月下佬之后,便三番五次地要邓华拿出个明确态度来,他再去办后面的事。待邓华肯定地点了头之后,李玉芝便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了。

一天,她的二姐李玉华(也是妇救会员)来找妹妹,姐妹俩躺在一间清静的房子里唠起了悄悄话。一番开导之后,李玉华单刀直入地问李玉芝:“三妹,邓政委很喜欢你,组织上让我给你透个话。至于家里么,我已经叫人捎过话了,爹和妈都没有意见,现在就看三妹你的了。”“二姐,你们都看着好了,那我

……还有什么说的呢……”李玉芝羞红了脸,但吐出来的话音里并没有丝毫的犹豫。二姐完成了任务,兴冲冲地走了。

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使得婚姻简单化了。无须再经过一番给双方互相探索心灵增进感情的恋爱阶段。月下佬杨成武几天之内便为邓华和李玉芝选好并布置了新婚之夜的洞房,洞房是一位老乡家放米但暂时还空着的仓房,卸下了两块门板放上一条军被就可以举行婚礼了。

世间知音最难觅

1959年那个酷热的夏天里,庐山会议上,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将军被拉下马来。这位留着光头的国防部长被认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在搞出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之后,那位“准备要挑重担子”的林彪继续扩大战果,又煞有其事地鼓捣出来一个所谓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厄难就此降临到了邓华头上。

是时,身为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邓华上将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乘上飞机匆匆飞往庐山。李玉芝望着丈夫,想说点儿什么,却没有说出来。戎马大半生的邓华养成了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在这种时候搞得婆婆妈妈,夫妇之间似乎还不曾有过。李玉芝默默地帮着邓华打点了几件夏装,又默默地看着他走出家门坐进了汽车……

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邓华被有意分配在批彭这个组。在会议主持人的一再催促和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得已说了几句,但很快就招致了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8月18日至9月12日,林彪在北京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追逼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邓华的名字列入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首位。

沈阳军区大院的一座日式房子里,李玉芝在下班后常常守候在写字台上的电话机旁,从8月初到天气转入凉秋,将近两个多月过去了。邓华没打来一个电话或写来一封信,这在她看来是很反常的。又隔了几天,军区参谋长登门造访了。因为是熟人,李玉芝又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他。不想这位平时到家嘻嘻哈哈的参谋长却一反常态,一张平时亲切微笑的脸孔拉得老长。进得屋来,他连坐也不坐,虎着脸孔说;“听说邓华(注:平时一直称司令员的)没回来?他出问题了。他反党反毛主席,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李玉芝被击得几乎站不稳身子,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她极力克制着自己,没让泪水流出来。许多天来,她虽有预感,但想不到问题会如此严重。“你要防止他这个!”参谋长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你坐飞机去看看他,要想得开,莫寻短见。”参谋长不明不白地扔下这几句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参谋长走后,李玉芝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周身都寒透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邓华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战斗了30多年,真是把脑袋都别到了腰带上,到头来却落得个“反党”的罪名。作为跟随他东征西杀于疆场20多年的妻子,更是无论如何也觉察不出丈夫身上与党有过二心的蛛丝马迹,这是一场冤案呀!李玉芝顾不得细加思索,连衣服也来不及换,便急急上路了。

在秋日的北京一座四合院里,有一间屋子被窗帘严严地遮盖着,邓华夫妇就在这间昏暗的房子里见面了。仅仅两个月光景,邓华苍老了许多,他痴痴地望着妻子,重重地吁着长气。李玉芝拉开了窗帘,让外面的阳光倏地照亮了屋子。“玉芝,他们说我反党反毛主席,你会相信吗?”邓华突然提高了声音,望着妻子大声发问。

“我不信!你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是跟着毛主席的,一直跟到了井岗山。五次反围剿你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也走过来了。你和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毛主席伟大,你写的那本军事著作,引用毛主席的军事观点就有80多处,把你的骨头榨出油来,你也不会反毛主席!”妻子这一连串斩钉截铁地回答,使邓华激动了。他抱住妻子的肩,眼泪竟止不住地落下来。“玉芝,只有你最知道我的心啊!”

这一对患难夫妻在大院里度过了政治高压下的半个月光景。李玉芝的豁达之情使邓华上将受到重创的心灵得到了很大安慰。他意识到,妻子同时也是最知心的战友,将伴随他去迎接还会继续袭来的凄风苦雨。隔了几天,中央通知邓华,转业地方,分配到四川省任副省长。1960年5月,邓华举家南迁,住进了成都市区一幢旧公馆里。

断肠正是诀别时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12月底的一天,邓华的秘书和司机神色慌张的走了进来,报告说正在大三线指挥部工作的彭德怀元帅已经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带走了。他们建议邓华快走,到偏僻的雅安、西昌一带去躲一躲,必要时可以躲到部队去。邓华沉思了一会儿问妻子。“你看怎么办?”李玉芝想了想说:“这个时候,还是由你自己决定吧!”邓华说:“我看走不得,一走就说不清了。是祸躲不过,他们来抓我我就去,最多是老命一条。”

仿佛冥冥之中有人在提醒着中国那几个专事整人的国贼,1967年4月27日,江青、康生在接见四川省革委会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时,公开点了邓华、程子华的名,说他们都是坏人,于是一场灾难再一次降临到邓华夫妇直至孩子们的头上。一伙大学的红卫兵气势汹汹闯入了家门,带走了邓华。随之又有一伙造反派冲进了院子,带走了李玉芝。她连和孩子们告别的权力也被剥夺了。没过几天,孩子们被逐出家门,流浪在街头。

饱受了污辱与折磨的李玉芝在一年之后获得自由,流浪在外的儿女们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陆续回到了妈妈身边。经过多次磨难的李玉芝已经变得更加坚强起来,她要独立撑起这个饱受摧残的家庭,她要让仇视邓华的人感到心虚和胆怯,她更盼望着还会有夫妻重逢的那一天,她到处打听关押邓华的地点,又挺身而出与那帮头面人物据理力争,经过数度交涉与抗争,他们不得不屈服一身正气的将军夫人,准许子女在指定的时间探望父亲。于是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这对患难夫妻虽然近在咫尺却难以相见,只好写便条互致问候表达情意。

鸿雁传书在1968年10月突然中断。给邓华送衣送药的孩子们几次都失望而归。他们问看守:“我爸爸又给关到什么地方去了?”回答都是千遍一律:“不知道!”“莫非邓华的问题又严重了?”李玉芝本已很脆弱的神经实在抗不起折腾了,连日来她魂不守舍恶梦迭生,她和孩子们拥在一起惊恐地望着黑森森的窗外。“邓华呀!你在哪里?”

此时的邓华在北京,他正端坐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席位上。上将做梦也没想到,他还能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最高层会议。他觉得脑子里恍恍惚惚。那天,他又一次受审,坐在地板上回答讯问,忽然门外有人挥了挥手,便见专案人员全部退出了房间。随后是一位军人走进,他先向邓华敬了军礼,旋即扶他到沙发上坐下,又递过一支香烟。邓华怔怔地望着,不敢去接。军人说:“邓华同志,我叫郑××,是××军参谋长。中央来电,通知你去北京开会。”邓华用颤抖的双手接过电报,一字一字地读了几遍。读着读着,这位久经沙场的中国名将竟然像个孩子似的痛哭起来。他迟疑着问:“我这不是做梦吧?”郑说:“不是做梦,是真的!今天就给你理发、洗澡、换衣服,明天就上飞机……”

毛泽东到主席台上讲话了,邓华把纷乱的思绪收回专心致志地听着。毛主席讲到中间突然问:“邓华同志来了没有?”邓华站起回答:“来了。”毛泽东说:“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你不好,不晓得红卫兵把你关起来了。你就是跟彭德怀犯了错误嘛!改了就好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邓华的政治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此之后的十余年岁月中,中国政治风云几度变幻,自然也有冷风恶浪扑向上将,但都没有把邓华再一次扳倒,他的夫人李玉芝也从此摆脱了厄难。

历史还给了邓华一个公道。他以拼死工作来报答这姗姗来迟的公道。但是病魔也偏偏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就在中央为他下达了彻底平反通知的时候,他却一病不起了。望着守候在身边的妻子,他还在惦记着未完成的手稿:《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他告诉李玉芝要把书稿收藏好,将来或许会有人续写出来的。他断断续续地说:“将来打仗,我有我的想法,要和同志们一起讨论研究,流血换来的经验是有用处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要求妻子半步也不要离开他。他噙着泪水,紧紧拉着李玉芝的手哽咽着说:“这些年,你跟着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头……真是委屈你了……”当李玉芝回答“我无怨无悔”时,邓华那歉疚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她……。(此文由邓华将军之子邓穗先生提供)

1979年邓华将军全家于北京


大智谋士赵尔陆


赵尔陆简历(1905.6.4~1967.2.2)

赵尔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55)。1905年6月4日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北三泉村。早年在太原读书时,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1927年初到武汉,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不久,随部队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连党代表、团辎重队队长,第1纵队教导队党代表、第2支队党代表和支队长,第29团团长,军经理处、军需处处长,第1军团供给部部长。曾领导制定红1军团的供给标准和供给工作制度,利用缴获国民党军的器械设备组织军工生产,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部长。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在陕北保安红军大学,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

前排左起:罗荣桓、谭希林、陈光、杨立三、陈士榘、宋裕和、林彪

后排左一赵尔陆、第五人孙开楚、第六人毛泽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曾赴太原等地筹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为八路军各部队作战提供了较充足的后勤供应。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率领一批军政人员开赴五台、定襄等地,参加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作战,同时配合兄弟部队摧毁各地伪政权,组织抗日游击队,创建了以五台为中心的晋东北抗日游击区。

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左三)、政委赵尔陆(右一)和分区高级干部在一起

1944年任冀晋军区司令员,次年5月率部进军雁门关,发起雁北战役,成功地打破日伪军三道封锁线,扩大了雁北解放区,为进一步开辟平绥铁路以北和绥东地区建立了前进阵地。1945年8月率军区部队参加对日军的大反攻,解放多座县城,并一度攻入石家庄,大大扩展了冀晋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冀晋军区司令员。1946年任军事调处执行部张家口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1947年起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参与指挥解放华北的多次战役,并全面负责组织清风店、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任华北军区参谋长时,曾参与平津战役的策划和指挥。后任第四野战军暨华中军区第二参谋长,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渡江南下,参与指挥广西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在四野向中南进军的过程中,参与指挥湘、桂、粤的剿匪作战,为中南地区的全面解放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1939冬,王平(左起)、关向应、舒同、赵尔陆、朱良才在河北阜平台峪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二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1年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后兼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参与组织领导武器装备的试制和生产,建立和健全科学研究机构,发展现代化国防工业。1962年参加负责原子能事业的专门委员会,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做出了贡献。1963年在负责国防科技工作期间,曾要求第五设计院用8年的时间,研制一种“四级液体推进导弹”。该院随后制定了《火箭技术研制8年计划》,由此拉开了“东风”系列导弹发展的序幕。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67年2月2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2岁。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39年冬,晋察冀军区的部分领导干部聂鹤亭(右起)、聂荣臻、吕正操、

杨成武、舒同、赵尔陆、唐延杰、刘道生、刘澜涛、王平、朱良才在晋察冀蛟潭庄

在办公室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赵尔陆上将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开国将军,可一直以来关于他的资料并不多。直到有一次,笔者因工作关系去将军的女儿赵珈珈那里取书,在交谈中她向我说起许多关于赵尔陆的故事,从而使赵尔陆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愈加丰满起来、鲜活起来。

不愿穿上将军服

说起父亲,赵珈珈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虽然父亲离开她已经几十年了,但对于女儿来说,好像他仍然在自己身边,始终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赵尔陆参加过南昌起义和长征,曾担任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冀晋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张家口第五小组中共代表、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可谓功勋卓著。可是,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后,却最不愿穿“上将军服”。

“为什么呢?”笔者的疑问不禁脱口而出。对于一个征战半生的军人,能在革命成功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岂不是莫大的荣耀?面对我的问题,赵珈珈说:“起先,我也不太理解父亲的这一做法。后来,父亲对我说,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了千千万万的战友,倒下了无数无辜的同胞。父亲不愿意穿上将军服,就是因为他一见到这身衣服,就想起牺牲的战友们、同志们……”赵珈珈说:“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父亲不愿穿上将军服的真正原因。父亲很少穿上将军服,除了授衔时照的标准像和仅有的几张戎装照之外,与我们家人只拍过一张穿上将军服的合影,而且穿着也很不自然。从照相馆回来,一进家门就赶忙脱掉上将军服,让我妈妈把衣服收起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父亲穿过上将军服。”

1955年国庆节,王树声(右起)、陈赓、许光达、张宗逊、赵尔陆(石柱左侧者)、

李克农、彭绍辉、傅钟,杨勇(后排右起)、苏振华在天安门城楼上

“党的大门对每个人敞开着”

赵尔陆的一个侄子在部队工作,时常会去赵尔陆那里探望。对侄子的到来,赵尔陆总是很高兴,因为他把侄子当成了他调查探究部队的对象,通过侄子来了解部队和基层的情况,了解官兵的生活情况。

一次,侄子来看他,赵尔陆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到了吃饭时间,赵尔陆留侄子一同进餐。席间,赵尔陆问侄子:“你入党了吗?”侄子说,自己的单位政治空气不浓厚,所以他还没入党。赵尔陆严肃地对他说:“党的大门对每个人敞开着,不会向任何人关闭。你自己努力不够,为何不检查自己,还去找客观原因?你应该好好检查自己,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赵珈珈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很少见父亲那么生气,简直是把我们吓坏了。那个挨批评的哥哥更是紧张得不得了……”一顿原本融洽的家宴不欢而散,而侄子从此也知道了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入党的问题。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他终于达到了党员的标准,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20世纪50年代,我父亲抚养的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有六七个。在他们读书期间,父亲规定他们小点的挤公共汽车,大点的骑自行车上学,一律不允许用他的车接送。后来,孩子们一个个走出校门、踏上工作岗位,父亲对每个人都说着相同的话:‘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至于到什么地方工作,要由组织去分配,我不能给你们安排。无论分到哪儿都要服从,而且要努力工作。以后的路就要靠自己了……’”这就是一位开国上将对亲属晚辈的态度。在亲情上,他是爱孩子们的,也尽量承担着责任和义务;但在原则问题上,又是一点都不让步,因为他始终认为,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要用来为党和人民服务!

1958年,宋世穷(左起)、李富春、余秋里、张霖之、赵尔陆、王鹤寿、彭涛在广东

对女儿的一次批评教育

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赵尔陆家的餐桌上也几乎断了肉,每顿只有一个素菜:砂锅烩萝卜。对于这些,赵珈珈有着深刻的记忆:“那个时候我还小,有一次,一见餐桌上又是萝卜,我嘴里就嚷着:‘我不喜欢吃萝卜,我不吃萝卜……’还把筷子扔在了饭桌上。爸爸也重重地把筷子拍在桌上,用手指着我批评道:‘你不知道国家现在困难吗?毛主席和周总理每天都吃一顿粗粮。你到乡下去看看,我们吃的是人家农民的年饭。像你这样只知自己享受,又这么任性,你哭鼻子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说完爸爸就离席而去,气得连饭都不吃了……后来,爸爸把我叫到他身边,逐字逐句地给我讲文天祥的《正气歌》,从文天祥讲到岳飞,从刘胡兰讲到江姐。最后,他还让我把文天祥的《正气歌》抄在纸上,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每天默诵一遍……”

也许年幼的女儿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做法,也不一定能全部领会那千载传诵的《正气歌》,但是,赵尔陆的言传身教却深深影响着女儿的价值观、人生观。

赵尔陆陪同毛泽东主席参观防空兵器

在办公室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大江南北,许多老革命、老干部都受到冲击,赵尔陆也不能幸免。

当时,赵尔陆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几乎不能睡眠,而且心脏病也经常发作,可是他仍不得不带着保健医生和氧气瓶去挨批斗,还要带病坚持工作,有时甚至在家躺在床上边吸氧气边召开党委常委会。赵珈珈心疼地劝说父亲:“爸爸你休息吧,不要管了,你管不了的。”可赵尔陆哪里舍得离开工作岗位呢?

为了保护赵尔陆,周恩来在京西宾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的群众代表时说:“你们不了解党的历史,你们说‘罗、赵合谋’这是不符合党的历史的。”周恩来站出来为当时被造反派围攻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和常务副主任赵尔陆说话,让人感动不已。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首飞剪彩

1967年1月,“夺权”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本来已被打翻在地的各级领导,又被当作“走资派”夺走了权力。赵尔陆的心脏病日益严重,被周恩来总理安排在西山疗养。身病心忧使他又黑又瘦,本来合体的一号军装,此时穿在身上已显得过于宽大。离开了工作岗位,他郁郁寡欢,度日如年。他每天都与几位老帅联系,希望自己能早日回到机关工作,尽全力抓好国防工业。1月22日傍晚,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元帅同意赵尔陆回去工作,他神采飞扬地对妻子和女儿说:“两位老帅让我因势利导,作好群众工作,争取早点取得群众谅解。”他还嘱咐女儿珈珈“你回家以后要积极到学校去,不上课了还可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嘛。一寸光阴一寸金,不要总是晃来晃去。”全家愉快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他还送妻子和女儿到门口,目送着她们返城回家。就在离别的这个夜晚,他给妻子和女儿留下了永恒的微笑,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充满了对工作的向往。然而,妻子和女儿无法料到的是,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1967年2月2日上午,国防工业办公室的一位机关工作人员推开赵尔陆办公室房门时,吃惊地发现,赵尔陆的坐在平时加班休息用的小床上,身体向前倾,头垂在膝盖上,手里夹着一支香烟,燃烧的香烟把手指烧得焦黄,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一代名将就这样默默地告别了人世。正当人们为赵尔陆的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室接到了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恩来让赵尔陆立即去中南海休息。可惜,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赵尔陆已经离开了人世。

赵尔陆上将和夫人女儿

(本文视屏图片及文字源自网络,楚江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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