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 宋词经典的建构
宋词经典的建构
——《传世经典鉴赏丛书•宋词卷》序
王兆鹏
说宋词是经典,今天已经不会有人怀疑。可在宋代,词体刚刚流行的时候,压根儿就算不上是文学。那是因为,早期的宋词,是配合着流行音乐,写给歌儿舞女演唱的流行歌曲,功能是给人娱乐休闲的,其中的内容不外乎男女间的爱恨情愁,所以在主流的文学意识里,跟言志载道的正统诗文比起来,词体不过是游戏的文字,跟文学沾不上边。文人士大夫们,尽管爱听词,爱唱词,也爱写词,生活中少不了词、离不开词,但观念里却是深深地瞧不起词。举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王安石。王安石有时技痒难熬,兴之所至,也写词玩玩,可他却曾经批评他的同乡前辈、宰相词人晏殊说:“为宰相,写小词可乎?”在王安石看来,堂堂宰相,应该留意“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哪能写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呢?另一位是苏轼。苏轼,不仅写了大量杰出的词作,而且还是词体的革新家呢。可早年,他也是看不起词的。前辈词人张先,能词又能诗,世人却只称道他的词,而不怎么提他的诗。苏轼对此很不以为然,说张先“诗笔老妙,歌辞乃其余波耳”,人们喜欢张先词而不喜欢其诗,是好德不如好色。在这种诗尊词卑的观念支配下,北宋人都不把写词当回事儿,随写随扔,编文集时,也绝对不收录词作。实在舍不得的,就把词作单独编成一集,放入“另册”。到了南宋,由于时代的变迁,词体内容和功能的变化,人们才逐步认同了词的文学地位,词体被接纳为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可是,在正统文学观念里,总觉得词不如诗,即使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掌握着话语权的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总序中给词体定位时还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好在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形式,总是会得到多数人的喜爱和接受,不是少数掌握着话语权的人能够否定得了的。尽管四库馆臣站在正统文学的立场,有些藐视词,但终究不能不承认词的存在价值,不能不正视词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到了二十世纪,经过了千年的历史考量,词体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尤其是宋词,被奉为一代之文学,堪与唐诗媲美争胜。可见,经典,不是生来就是经典,会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认同过程。
经典文体的确立是这样,作为经典的名篇佳作也是这样。经典作品,也有一个生成变化的过程。在这个时代奉为经典的,另一个时代不一定被视为经典。在前代不被人看好的,到后来可能会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诗词经典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当代读者的心目中,无疑是经典名篇,可在唐宋元明四代,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直到清代,才逐渐受到人们的注意。到了现代,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极力称赞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于是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种唐诗选本和大学、中学教材几乎无一不选。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在清代以前影响也不大,到了现当代,由于词中崇高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与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主流价值观念非常合拍,故此受到热烈的关注,而成为经典名篇。又比如,柳永的《凤栖梧》(伫立危楼风细细),在清代以前,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它。自从近人王国维先生把其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二句拈出来,阐释为一种做事业、做学问的境界后,这两句词就成了名句,整首词也跟着成了名篇。
经典的时代性和变异性表明,经典是需要不断发现、不断建构的。一篇不很知名但内涵丰富的作品,经过名家的阐释和称扬,有可能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同而逐渐成为经典名篇。因此,本书在确定选目的时候,既收录了历来公认的经典名篇,也选择了一些虽然在历史上影响不大但感发性强、今后有可能成为经典的词作。比如,晁补之赞美梅花“骨中香彻”的《盐角儿•亳社观梅》,李清照说江南夜雨“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的《添字丑奴儿》,辛弃疾为“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而喜悦的《浣溪沙》和因愤懑而“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的《霜天晓角•赤壁》等。这些词作,虽然现在还算不上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今流行的有影响的宋词选本也都没有入选,但词作的情思内蕴丰富,品读后,会激起我们内心的波澜,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震撼。在本书选录的宋代80位词人的300首词作中,有近20首是不太被前人看好而我们特地从《全宋词》里挑选出来的,以求能够丰富宋词的经典宝库。
当然,这些新“当选”的作品,今后能不能成为经典,还需要历史的检验、大众的认同。经典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说了算的,而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个人的鉴赏眼光总是有局限的,个人的好恶不能代表、也不能左右多数人的趣味和选择。正如苏轼所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少数人钟爱的作品,未必能成为经典;而少数人不喜欢的作品,也可能成为经典。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早在宋金时代,就被奉为经典名作,至今仍是公认的经典名篇。可在清代,就有人不喜欢。比如沈时栋编选《古今词选》,号称雄奇、香艳之词都选录,可就是不选东坡的这首赤壁词,因为沈时栋觉得此词有缺点,认为周瑜当年怎么会等到“小乔初嫁”以后才“雄姿英发”呢。在这位沈先生看来,三国赤壁大战是男人的事业,干嘛要把只配在家里照顾小孩的女人小乔拿来说事呢?白璧微瑕啊!于是他就把这首“上下千古,脍炙齿牙”的“名作”给剔除了。另一位著名选家朱彊村先生也不看好东坡这首赤壁词。朱老先生编选的《宋词三百首》,是20世纪流行最广的宋词选本,以选目精到著称。朱先生在初版时入选了东坡这首赤壁词,后来修订时,又把它给删除了。所以,在现在通行的《宋词三百首》中,就没有了东坡这首赤壁怀古词。不过,尽管康熙时代的沈时栋先生和晚清的词坛泰斗朱彊村先生不满意,东坡的赤壁怀古词照样成为清代以来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经典佳作。经典的形成和确认,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推选一些不大为人熟知的词作出来候选经典,能否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喜欢,那就等待历史的检验和裁判了。
经典,具有历久弥新的特质,有无限解读的可能性。同一经典,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可以作出各自不同的阐释和解读。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宋词的鉴赏文章、鉴赏著作层出不穷,对宋词做了深入的解读,但是,宋词的阐释空间不可能穷尽,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也有必要予以新的诠释和解读。为了体现解读的多元性和新颖性,我们既选用了学界尊宿和资深专家的讲析文章,也约请了初露头角的词坛新锐和对某家词人词作有专攻的学者来作新的解说。阐释解说的方式,不求统一,可以只顾一点,不及其馀;也可以逐句讲解,全面分析。只要写出阐释者的独家心得、个人体悟就行,能让人有所感动、有所启发就行,能让人领略到经典的永恒魅力、词人的艺术匠心就行。
本书的编纂,得到了海内外专家的支持,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也期待着读者的关注与批评。
(本书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走近宋代诗词
日前为《宋代诗词选注》写有前言一篇,自言感受,无复依傍。录此以求教诸网友。
走近宋代诗词
王兆鹏
如今提到宋代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宋词,是苏轼的“大江东去”,岳飞的“怒发冲冠”,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的确,从文学的创造性和独特性而言,宋词无疑是宋代最有特色的文学样式,具有唐诗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不过,在传统的观念里,至少在宋人的文学观念里,能跟唐诗比拼抗衡的是宋诗而不是宋词。
宋代文人,对诗歌的热情比唐人还要高涨。写诗,在当时是人们日常交往的主要媒介,就像当今人们有事没事的都要发短信问候联系一样普通频繁。文人们见面时要写诗,分别时要写诗,孤独时要写诗抒发苦闷,开心时要写诗传达快乐。写诗,是当时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文人文化身份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宋代写诗的人,比唐代要多得多。唐代有诗歌传世的作者仅3300多人,而宋代有诗传存下来的作者多达8900人;唐诗流传下来的只有5万多首,而传存下来的宋诗多达20余万首。虽然我们不能说,宋人的诗歌数量超过唐人,宋诗的质量和成就也超过唐人,但至少可以说,宋人对诗歌的热情和喜爱一点也不亚于唐人,宋诗在社会上流行普及的程度不让于唐人。
其实,宋代诗坛的明星大腕也不比唐诗少。咱们就单挑几位来一对一地PK看看。唐有“李杜”,宋有“苏黄”。李白是诗仙,苏轼号称坡仙,二人旗鼓相当;杜甫是中国诗坛上永远的诗圣,黄庭坚是影响一代的江西诗派的领袖(黄跟杜相比,还是稍逊一筹)。唐有王维,宋有王安石;唐有白居易,宋有陆游;唐有李商隐和杜牧,宋有范成大和杨万里;唐有“初唐四杰”,宋有“苏门四学士”。把这些明星级的唐人宋士放在一起PK,谁强谁弱,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呢。当然啦,诗是艺术,不是技术,诗人之间的高下,不能像体操运动员那样用规定的动作来比高下、决胜负,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比高下。这里之所以把宋代的著名诗人拿来跟唐代的诗人来比附,只是想说明,宋代诗坛,也是群星璀璨,大腕云集,值得我们永远地仰望,长久地崇拜。
文学艺术,需要的是创造、创新,需要的是个性、特色。有个性才有生命,有特色才有魅力。跟唐诗相比,宋诗有何个性、有啥特色?要说明宋诗有何个性,先要了解宋人有哪些不同于唐人的特点。相比较而言,唐人像青春才子,激情洋溢;宋人像老成的中年人,好冷静沉思;唐人外向,宋人内向;唐人好动,宋人好静;唐人好热烈,宋人好幽静。所以,花,唐人最爱的是外表绚丽的牡丹,宋人最爱的是幽韵冷香的梅花;女性,唐人最爱的是杨贵妃那样丰满肥胖的美人,宋人则爱纤腰一把的骨感美女;瓷器,唐人最爱色泽艳丽的唐三彩,宋人最爱色泽淡雅的青白瓷。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传播更便捷容易,所以宋人读书比唐人要方便,读的也更多。如果说,唐人普遍比宋人要有激情,那么,宋人普遍比唐人要有学问,宋代的诗人多半是学者。唐人写诗,常常是比才情,宋人写诗,往往要比学问。所以,宋人写诗,常常把诗当作文章来写,好发议论讲道理,好用典故显学问,这就是宋人自己总结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沧浪诗话》)
宋人写诗,总想超越唐诗,想自树一帜。但唐诗是高峰,是经典,绕不过,避不开。宋人倒也大气大度,于是乎,先老老实实地学习借鉴,后求创造超越。北宋初期,王禹偁主盟诗坛,带着一群“白体诗人”学习白居易。当过宰相的寇准和魏野、林逋、潘阆等隐士,加上一批诗僧们,竞相模仿着“晚唐体”;稍后,杨亿、钱惟演等诗坛领袖又引领着诗人们学习李商隐,形成了所谓“西昆体”。他们在模仿中探索,在借鉴中发展。到了北宋中期,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等人崛起诗坛,在前辈探索的基础上,终于找到了自己时代的发展方向。而此后雄起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大诗人,进一步开拓,最终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诗歌世界——不是恢宏壮阔的边塞战争,而是琐事细物的日常生活;不是政治事件和君臣际会,而是私人交情和书窗所得;不是盖世英雄和绝俗高士,而是普通百姓和里巷人物。于是,诗歌从神坛走向了世俗,宋诗虽然缺乏唐诗那种奇情壮采,但比唐诗要平易近人,而且,它在唐诗的美学境界之外别开新境。诸如欧阳修的平易,梅尧臣的淡泊,苏轼的理趣,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质朴,杨万里的活泼,相对唐诗来说,都是新鲜的、陌生的。宋代诗人,虽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追求,但有一个整体性的时代追求——那就是平淡自然。这种平淡,是走出了少年时代的成熟境界,是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厚重风格。如果说丰韵华美的唐诗,像热烈开放的唐代服饰,那么,平淡深刻的宋诗,就像是淡雅保守的宋代衣装。时代的审美风格,无处不烙印在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上。
就文学创作而言,唐人多是单项选手,宋人大都是多项全能。比如唐代的李白、杜甫,虽然是写诗的顶尖级高手,写起文章,却不见得特别高明。而宋代的苏轼、黄庭坚,不仅写诗是一流的,写词是高手,写文章也是超级棒,连写字儿也堪称书法大家。唐代诗文兼擅的只有韩愈、柳宗元等人,而宋代,差不多个个都是多面手,能诗又能词,所以,宋人不仅能创立一座与唐诗相媲美的宋诗高峰,还能打造出一座唐人难及的词的艺术高峰。
词在唐代,还是刚刚兴起的新玩意儿,主要在民间流行,一般文人不太熟悉,也不大留意,只有少数诗人偶尔尝试为之,不成气候。到了晚唐,温庭筠一试身手,一不小心就成了词体的定型者。原来词体在民间流行的时候,没有统一固定的形式格律,温庭筠经过加工改造,让词体定型,使同一词调的词都遵守同一格律规范,这就是后来人们总结的: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温庭筠不仅定型了词体,而且确立了词与诗歌完全不同的审美趣味,那就是突出词体的女人味、女性美,词的题材内容多写女性的情感生活,情感基调也是女性化的柔软感伤,语言风格是女性化的香艳绮丽。像女人爱化妆一样,词也讲究语言的装饰效果。五代时期,词体基本上是沿着温庭筠开创的路子前行。
宋代建国之初的半个世纪,文人还是喜欢写诗,词并不流行,写词的人很少,五十多年间,流传下来的词作只有十来位作者写的三十多首词。到了十一世纪初年,福建才子柳永来到汴京,用当时市井流行的新声曲调,大力写通俗歌词,用民众易懂的语言写民众喜闻乐见的人情风物,一下子就把词体唱“红”了天下,使词体成为当时社会最流行的歌曲,使听词成为社会最流行的时尚文化和娱乐形式。宋人说:“凡有井水饮处,皆可歌柳词。”由此不难想像,当年柳永词传唱之广。
柳永把原来局限在贵族沙龙里、上层社会的宴席中供少数人欣赏的词,变成了在大众中流行的歌词,变成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娱乐形式。但由于当时词的题材内容大多是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之类的儿女私情,有娱乐性,而没有思想性,有情绪的刺激性,而没有道德教化的感召力,跟传统诗文的观念不一致,跟主流的意识形态不合拍。所以,当时文士们感情上喜欢词,而理性上排斥词,看不起词,藐视词,把词视为小道,视为游戏的文字,不把它当作正儿八经的文学。
到了十一世纪下半叶,四川大才子苏轼出川来到中原,在诗坛站稳脚跟后,就向词坛发起冲击,颠覆旧有的词体观念,他把只写女性化的私情柔情的词,用来写男子汉的豪情性情,把只合十七八岁女孩儿演唱的柔情软调的词,改造成能让关西大汉演唱的高调雄歌。苏轼之后,词渐渐地有了思想,有了品味,有了男子汉的人格精神和力量。从此,词体的文学地位也就逐渐得到认同。写词,不再是一种仅供娱乐休闲的游戏,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创作。
此后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和姜夔、吴文英等明星词人,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词的艺术世界。而南宋的英雄辛弃疾更进一步开拓了词的艺术世界,提升了词的思想含量和文学品味。于是,就有了宋词的辉煌,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巅峰。
同出宋人笔下的宋诗和宋词,当时有啥区别么?有的。
简单地说,宋诗是读的,宋词是唱的;宋诗是传统的、教化的文学,宋词是时尚的、娱乐性的文学;宋诗大多是男人在官方场合或正式的社交场合穿着朝服写给男人看的,宋词大多是男人在娱乐场所穿着休闲服写给女人唱的、男人欣赏的。所以,宋诗的题材一般比较严肃,宋词的题材内容大多比较随意;宋诗的题材内容大多是关涉政治的、社会的,宋词的题材内容大多是非功利的、私人化的。宋诗的说教气味比较浓,有时不免枯燥酸腐;宋词的脂粉气味比较重,有时不免纤弱轻浮。
今天我们读宋词,跟读宋诗是一样的,可宋代的人却不一样。宋代人一般是唱词听词,就像我们今天唱流行歌曲、听流行歌曲是一样的。稍有不同的是,当今唱流行歌曲的,既有男歌手,也有女歌手。可在宋代,演唱词的,主要是女歌手。所以,宋代歌坛上只有“天后”,没有“天王”。宋代女歌手唱词的时候,一般都有乐器伴奏,还伴有舞蹈动作的表演,所以宋人听词的审美感受是丰富多彩的,既享耳福,又饱眼福。元代以后,词乐失传。后来的人们,就只能跟读宋诗一样阅读宋词,而难以听唱宋词了。如今流行歌坛上也有将宋词谱成歌来演唱的,但曲调是现代的,不是古典的,那韵味已经离宋人的原唱很远了。
如今,我们无缘像宋人那样听唱宋词,只好从书面上阅读体味了。本书所选录的这些作者,都是宋代文学中的闪亮星座,所选择的这些作品,也都是历来披沙拣金式地不断淘汰出来的名篇佳作,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经典文本。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选本,能让读者欣赏到宋代诗词的精华,梦回宋朝,感受着宋代才子佳人们的感受,忧乐着宋代英雄志士们的忧乐。
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序
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序
王兆鹏
一
现当代的旧体诗词,长期以来,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被悬置在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认为旧体诗词是今人的创作,不属于“古代”的文学,因而不关注它。而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又认为它是“旧”体文学,不属于“新文学”的范畴,因而漠视它的存在。于是,似古似今、非古非今的旧体诗词,一直以来少有人问津。
除了受狭隘文学观念的制约之外,窄狭的知识结构也限制了学者们对旧体诗词研究的热情。知古者,多不识今;识今者,多不识古。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分工,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结构的天然缺陷。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不是很熟悉,对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语境不很了解,想要在短时间内取得研究旧体诗词的成绩不太容易;而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对旧体诗词的形式规范和艺术特征又并不当行,也就难以对它品头论足了。
对此,我本人就颇有体会。今年是现代著名女词人沈祖棻先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沈先生生前就在我现在任教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执教。作为沈先生的晚辈,我很想写篇纪念文章对她表示敬意和怀念,于是在春节前后找来她的全集认真研读了一遍,她精彩的词作,时常让我感动和惊叹。可当我要写一篇文章来评论她的词作、对她进行文学史定位的时候,却感到困难和踌躇。因为,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熟悉一群作家、熟悉一代作家,只有将这个作家放在他同时代的作家群中进行纵横比较,才能比较准确地定位他在文学史上的独创性贡献,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可能有一定的历史感。而我对沈先生同时代的词人群不熟悉,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一时难以全面阅读与沈先生同时的诗人、词人的旧体诗词作品,无法将沈先生跟同时的词人群进行对比,因而也就无法将她放在现代旧体诗词的历史进程中去考量她的价值和地位,难以判断沈先生词作中所体现出的特点哪些是她个人的独创、哪些是当时词人诗客共同的艺术追求。最后只好改换题目,评论她的《宋词赏析》,因为我对20世纪的词学史有一定的了解,可以瞻前顾后地将《宋词赏析》放在20世纪词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来考量它的贡献和影响。所以说,知识积累的局限,往往会影响到研究主体对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的选择。
二
本书作者李遇春教授是识今通古的年青才俊。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的博士,本行是做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评论和研究。因为参与他的老师於可训教授的一个国家社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顺便做起了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编年,从此就喜欢上了旧体诗词,并倾注心力来研究。
为了研究旧体诗词,他学会了创作旧体诗词。近几年来,一直坚持创作。我清楚地记得,2007年11月,我们一起到云南丽江旅游,我和他同住一屋,刚到宾馆安顿下来,他就拿出了一首丽江纪行的律诗,让我好生惊讶。2008年“5•12”四川地震期间,我们因为一种特殊的机缘而在一起工作一个多月,晚上同事们在一起看电视,心情沉重地关注着灾区的救援情况。有时一会儿不见他了的身影,再过一会儿,他就拿来刚写成的几首抗震救灾的绝句,让同事们大为感叹佩服。他笔下的诗,对诗词的格律规范和艺术美感都有很准确的把握。有了这样比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就能深入体会诗人的创作甘苦,准确理解诗心词境,做到内行人说内行话,而不是信口开河。常见有的学者,谈起大理论是一套套的,玩起新概念是一串串的,可一旦涉及具体作品的优劣好坏,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而遇春本来艺术感悟力就很强,加上旧体诗词的创作经验,因而对作品的阐释理解,就非常深入到位,多有会心之论。有时初读本书引录的原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待看了遇春的解读之后,才发现它原来竟是如此的高妙。
为了研究旧体诗词,遇春还尽力搜罗收藏近人时贤的旧体诗词集。无论是别集、选本,还是相关研究著作;无论是名流大家的作品,还是“草根”作者的诗集;无论是公开出版物,还是作者自印的“山寨版”,概予收藏。他收藏旧体诗词集,执着痴迷。不是遇着即买,而是主动出击,一有线索,就四处搜罗,必得之而后快。我被他的收藏热情所感动,曾将多年来积累收藏的前辈和友人签名赠送的数十种旧体诗词集悉数奉赠给他,因为我觉得,书要给需要的人阅读,给有用的人收藏。香港中文大学黄坤尧先生编的香港著名诗人刘景堂的诗词集《刘伯端沧海楼集》,遇春多方求之不得,于是央我向黄坤尧先生索取。黄先生收到我的电邮后慨然允诺,不久就寄来了几大册。我转给遇春,遇春如获至宝,我也分享了他的兴奋和喜悦。我还代他向澳门大学的施议对先生索取过《今词达变》等书,也得到施先生的慷慨馈赠。在我认识的友人当中,遇春的藏书总量大概算不上是最多的,可他收藏的近人时贤的旧体诗词集却是最多的。这数百种旧体诗词集,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源,让他得以从容地饱览近人时贤的创作面貌,全面掌握现当代诗坛词苑的动态进展。我们在他的书中也不难发现,他既可以共时性地将任何一位诗人与同时的其他诗人进行横向比较,也可以历时性地将之放在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演进历程中考察其地位和影响。
为了研究旧体诗词,遇春又广泛阅读了中国古典诗学著作,从诗骚、汉魏乐府到唐宋诗词,从《文心雕龙》、《诗品》到明清人的诗话词话,从今人宏观的诗史著作到个体诗人的专论,他都有涉猎。熟悉了中国古代诗词、了解了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成果,就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现当代诗人词家的诗词创作,所以,遇春总能够敏锐地发现每位诗人的诗学渊源,如数家珍般地指出他们传承的是哪位诗人的传统,效法的是哪个流派的诗法,在哪些层面上有创新,在哪些写法上有突破。遇春本是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的,对于现当代作家的生平事迹自然是了然于心,对于现当代诗人的创作语境也有透切的了解,有了这种通今知古的知识结构,就能够透视出隐含在旧体诗词中的诗人心曲,破译诗人在苦难年代里想要诉说又不能明说的心灵密码。诗中的弦外之音、词中的言外之意,他都能够感悟得到、分析得出。他借助旧体诗词的阐释,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诗人的心灵窗口,让我们走进诗人的心灵世界,去贴近那些曾经饱受苦难煎熬的灵魂,感受诗人无助时的哀怨、失望时的痛苦和他们抗争的勇气、生活的热情、人生的信念,领悟诗人们的生命经验和人生智慧。
三
遇春这本书,不是急就章,不是应景文字,不是心血来潮的产品。他有充分的准备、厚实的积累,再加上他的聪明才气,所以格外令人期待。我最近几年,对现当代的旧体诗词颇有些兴趣,也常常思考一些问题,期待着能在遇春的书中寻找到相关问题的答案。
我想弄清楚的问题是,五四时期有一批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早年极力提倡新诗,排斥旧体诗词,为什么到了中晚年,又重新皈依,写起了旧体诗词?比如,叶圣陶在上世纪20年代不遗馀力地批判旧体诗词,说旧体诗词是“死文字”,是“形式的桎梏”,“要用它来批评或者表现现代的人生,是绝对不行的”,指责当时写旧体诗词的人是“骸骨的迷恋”。但到了中晚年,他自己也写起了旧体诗词。这种“勒马回缰写旧诗”的,不是个案,而是现当代文坛上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有些早年写新诗的人,到了中晚年,也大力写旧诗,最典型的如臧克家和柳倩等先生。这种先否定旧体后又回归旧体的原因何在?是旧体具有挡不住的诱惑,还是某种文化心理使然,抑或是特定的语境在起作用?如果从文体功能及其演变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能获得怎样的启示?
另一个问题是,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总体成就如何?继中国古典诗歌之后,当代的旧体诗词是否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时代风格或艺术风貌?是否开拓出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哪些诗人最有个性,哪些诗作最有特色?
还有,像遇春这样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新锐学者,会以怎样的立场去看待当代的旧体诗词?会采取什么样的视角、方法去研究旧体诗词?会用怎样的观念去评估衡量这些旧体诗词的价值?他的立场、观念、方法、视角与我们研究古代诗词的又有什么不同?
读完遇春这本书,我收获了满意的答案,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又产生了更多的期待。期待着他能在旧体诗词领域里进一步开拓,写出更多的专著,更期待着在这本书的引领之下早日“遇”到旧体诗词研究的“春”天!
虽然,当今的旧体诗词的文学地位还没有得到认同,但我相信,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体裁,旧体诗词总有一天能获得应有的地位。就拿词来说,唐宋时期,作为新兴的词体,在好长的时间内也是被人瞧不起,不被认同。晚唐温庭筠好写词,被指责为“士行尘杂”,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五代何凝早年写词,晚年当上了宰相,被人讥称为“曲子相公”,无奈只好派人到处收集自己写的词作来销毁。到了北宋,宰相晏几殊好写词,他的同乡后辈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为宰相,写小词可乎?”就连苏轼,开始骨子里也是瞧不起词,当时人们喜欢称道张先的词,而不注意张先的诗。苏轼说这是好德不如好色。北宋文人自编文集,是绝对不把自己的词作放进文集的,因为词是“小道”,登不了大雅之堂。到了南宋,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观念的变化,词的文学地位才得到认同。可是,在正统文学的观念看来,词体终究不如诗体,代表清代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总序就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直到20世纪,词体的文学地位才完全得到认同,取得了可跟诗歌分庭抗礼的地位。宋词的许多作品,也被认同为可以跟唐诗媲美的经典。唐诗宋词,分别作为唐宋两代文学的代表,已形成学界的共识。可见,有生命力的东西,终究是压制不住的,不论是少数人的排斥,还是主流话语的压制。
如今的旧体诗词,也遭遇着当年词体一样的命运。但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今人的旧体诗词,跟古人的诗词一样,也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五四时期,新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们对旧体诗词不遗馀力地排斥打压,把旧体诗词放逐出文学的殿堂,剥夺它的文学身份,吊销它的文学户籍,可它始终没有消声匿迹。从政府首脑、军队将帅到“草根”的平头百姓,写旧体诗词的大有人在,就连那些排斥者、打压者最终也向旧体诗词投诚,转而写起了旧体诗词。旧体诗词既有无数的创作者,更有广泛的接受者,旧体诗词的影响和光彩,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所以,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现当代的旧体诗词会得到主流文学的认同,会昂首走进现当代文学史,拥有它应有的位置。遇春这本书,就为这种文学认同提供了基础。
在不久的将来,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者都会登陆抢滩来开拓旧体诗词这块沃土。
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关注和研究旧体诗词,不仅是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开拓研究空间的需要,也是深化已有成果、求新求变的必然需求。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到今天,已相当成熟,能够开垦的领域几乎全部涉及到了,然而,20世纪以来的旧体诗词,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多少人注意的有待开拓的富矿。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诗坛,一半是新诗的天地,一半是旧体诗词的世界,这边厢是新诗人占据着主流位置,大张旗鼓地探索;那边厢是旧体诗人在边缘位置自得其乐地默默耕耘。只有以开放多元的眼光,对新旧诗坛予以同等的关注,才可能完整地呈现20世纪诗坛的全貌。中国现当代诗坛,如果缺少了旧体诗词这半边天,那绝对是残缺不全的。五四以来,对旧体诗词价值、作法的思考和争论,也从来就没有断裂过,对此我们可以做现代诗学理论的考察。旧体诗词的人数众多,作品丰富,特别是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纸质传媒和电子传媒的多元传播,使得旧体诗词的文献形态更趋丰富和复杂。仅文献的调查和整理,就有许多工作可做。而关于旧体诗词名家的艺术个性、旧体诗词的流派社团、发展历程、价值地位,该有多少题目可做!旧体诗词的研究,绝对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学术领域,谁先动手,谁就抢占了先机。而遇春这本书,就是得风气之先的拓新之作。
从微观角度研究20世纪的新文学作家,特别是研究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诗人,也不能不关注旧体诗词。因为,很多新文学作家和诗人,都同时写旧体诗词。新文学和旧体诗词,都是同一诗人对人生的感受、对社会的认识。而旧体诗词,更是在某种特殊环境里,特别是在不便于创作新文学的环境中一种创作方式的转移,一种不得不写的替代性的创作,像沈从文、胡风、吴祖光文革期间写旧体诗词就是典型的案例。不观照作家所写的旧体诗词,就无法全面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生活环境里的心态情感,离开了旧体诗词这扇心灵的窗口,就不可能洞察诗人完整的心灵世界。遇春这本书,就提供了很多例证。要深化现代文学的研究,不能不研究旧体诗词。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一定会登陆旧体诗词这片沃土。
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当今的旧体诗词也是不能不关注的。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说,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可以不关注新诗,因为新诗相对古代诗歌而言,是脱胎换骨了的异质异型的文学,但是,绝不应该不关注当今的旧体诗词,因为当今的旧体诗词与古典诗词完全是血脉相连、同质同型的。如果说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诗史长河的上中游,那么,当今的旧体诗词就是这条诗史长河的下游。研究诗史的发展流变,仅仅是研究上中游,而不关注下游,那么诗史的走向流变,就不可能完全看清楚。这条长河被人为的截断,绝对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价值观的偏离。过去由于学科专业的划分,将古今诗史人为地截断了,现在是该打通古今诗史长河的时候了。
研究古代诗词的接受史,也不能不关注当今的旧体诗词。诗人的生命不仅仅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更在别人的作品中。我们要了解古代诗人、诗歌的生命力,就不能不考察他在后世的接受情况。近年来,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渐成热点,成果越来越多,但似乎很少有人将接受的视野延伸到当今旧体诗词中来。而今人对古典诗歌的接受,更能见出古典诗歌的生命力、延展力。遇春这本书,在考察现代旧体诗人的时候,非常注意考察他们的诗学传统和师承接受,为中国古典诗歌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具体的接受个案。
遇春这本书,是一个华丽开端,一次高温预热,预示着旧体诗词研究的春天和热潮即将来临!
聊书感想于上,权以为序。
(《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即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谭新红《清词话考述》序
新红的《清词话考述》准备出版之前,我就想好了要给他写篇小序,以作纪念。这本书是他的第一部词学专著,是他求学十年心得的结晶,记录着他学术成长与进步的足迹。作为他学术成长的见证人,我理当写几句话表示祝贺。
十年前的1999年,他从我门下硕士研究生毕业,考入浙江大学吴熊和先生门下读博深造,从此踏上了他求学之路的一个新台阶。吴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又指导有方。新红不敢丝毫懈怠,成天泡在图书馆里爬梳搜集清人词话的相关资料。每年寒暑假回到武汉,他都会过舍下,与我分享他生活的烦恼与快乐、做学问的困惑与收获。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他的学问突飞猛进,博士论文《清词话研究》,就让我刮目相看,特别是文献功夫,远非昔比。
博士毕业后,他来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我们成了同一学科的同事,彼此过从的时间更多,切磋之乐益增。师友们希望他的毕业论文能早日出版,他却以为需要补充的文献还不少,力争尽可能完善后再出版。我欣赏他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也提供了一些修订的建议。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感觉理论修养需要提高,于是在继续搜罗增补文献资料的同时,加强了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力图在文献考订与理论阐释两个方面都有所斩获。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别是2007年他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修苦读一年后,理论思维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写的文章,有了思想,有了灵气。新红的学问,从此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本《清词话考述》,是他在博士论文《清词话研究》的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既蕴含着新红迈上第一个台阶后的文献功底,也渗透着他攀上第二个台阶后的理论素养。修订后的书稿,较之博士论文原稿,自然是焕然一新,无论是文献考订还是理论阐释,都提升了一个层级。
我觉得,新红这本书,至少有两大贡献:一是正本清源,系统梳理了《词话丛编》所收清人词话的成书过程、版本源流和内容特色,让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每种词话的来龙去脉和优劣得失。此前学界对清人词话的研究,主要是在理论层面对清人词话进行理论性的建构和解读,很少从文献层面对清人词话作基础性的系统研究。新红此著,夯实了清人词话研究的文献基础,为准确理解和评价清人词话提供了文献上的依据。二是拾遗补佚,全面清理了清人词话的存佚情况,让我们对清人词话的整体面貌有了突破性的认知。我们通常以为,清人词话著述,主要是先师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所收的那些词话,至少我们研究清人词话,主要是以《词话丛编》为依据。如今新红此著却告诉我们,清人著述并存世的词话,除《词话丛编》所收之外,至少还有一、二百种之多,这就大大拓宽了清词话研究的视野,给清词研究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理论批评资料线索。至于正误补阙,订正词话作者生平史实的错误,增补习见词话文献遗漏等,更所在多有。胡适先生曾在《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中,称赞赵万里先生“给宋金元词整理出这许多的新史料来,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都应该对他表示深厚的感谢和敬礼”。如今新红为清词话整理出如此丰富的新史料来,我们研究词学史的人,也应该对他表示敬意和感谢。
虽然新红力求做到尽善尽美,但文献考订,要想万无一失,何其难哉!个人见闻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书,又写作历时既久,顾此失彼之处,也在所难免。好在新红做学问,有决心,有信心,有恒心,相信他今后会做得更好更完善,也期待他奉献出更多更厚重的新成果。
是为序。
王兆鹏
2009年8月6日于马来亚大学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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