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跃进”初期，我还是小学生。曾和大同学到山背农民家宣传过“大跃进”，也捡过废钢废铁。这一年，我读书的小学，建成了黄石机械厂（即著名的“黄石锻压机床厂”前身，现为黄石市骨于企业之一），另一个嘴子（伸向湖中、三面环水的一块狭长陆地），建成了黄石钢厂（以后是黄石磷肥厂，钢管厂）。因为那时兴放卫星，有名的“红旗水泥厂”，原先就是“华新水泥厂”的卫星厂，我二哥是这家水泥厂的运输工。1958年前，我们村原从事农业，58年后，除少数人外，都进工厂当工人。比较多是进“黄石钉丝厂”（黄石电缆电线厂前身，现黄石市骨干企业之一）。我大哥因个人原因，中途退学，在华新水泥厂搞过化验。我母亲“捶石头碴子”，她是一个细脚，劳动强度是很大的。
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我都是在学校用的早餐，真正感到粮食紧张的是59年下半年。表现在早上的稀饭不够吃，同学们开始“抢”了；下课铃一响，大家（特别是男生）飞快跑向食堂，赶忙盛粥。吃得快的，可以吃四碗，我的碗比较大，吃两碗，也饱了。以后，学校食堂不办了，我们转到学校附近的民办食堂吃饭。奇怪的是，那时很能吃，一餐吃个一斤、一斤半不在话下。本来，食堂票都是定日定餐的，我们有时把两天票一天用掉了。结果是一个月的粮食，半个月，二十来天就用完了。我们学校有的同学，因偷粮票、涂改购粮本，被处分过，但这种现象极少。
给我印象很深是一位地理老师，原先比较胖，那时他正积极争取入党，学校领导把搞副业、养羊的任务，交给他。羊养出来了，这位老师瘦了一大圈。每当同学们聚在一起，说起当年节日羊肉会餐时，总要说到我们的这位地理老师（后来该老师当了学校的总务主任）。
我家在湖边，这个湖现在叫磁湖，困难时期叫南湖，最早叫张家湖。上天开恩，就在困难时的59年，满湖（当然是靠岸边处）长的都是藕。不过，挖藕时节是冬天，我本人挖过藕，踩过藕。那种乐趣和艰辛，是颇有体会的。有的人家，挖的藕根本吃不完。我和几个好朋友，撑着船，高歌“到张家湖捉鱼、挖藕”，甚是有趣。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那个挖藕、踩藕场，也偶尔发生悲剧。冶钢下夜班的职工，有人到湖中踩藕，由于又冷又累，其中有几个人爬不上岸。牧羊湖处，有三、四人，何家廊（此字可能错，当地乡音如此），有一、二人。这些人，肯定是因粮食不足，而发生的“非正常死亡”。我是承认当年困难时期是有非正常死亡的。但要说严格意义上的“饿死”，确实没有听说过，更别说是经历过。
还有一个插曲。困难时，应是59年底，我家买了一些面粉，一天晚上起来，我发现后门是开的。那时我家晚上，经常要熬粥第二天早上吃。锅底的粥锅巴好吃极了，我经常要偷吃几口。当我重新关门时，母亲、哥哥们都听到了。起来后，发现面粉没有了。那时，我们那里一大片，只有陈家湾有个派出所，那时的公安人员经常到下面转，了解有这等事，难免把有前科的要怀疑一通。最后发现，却是我家一个在农村的亲戚村上的人作的案。虽追到农村，由于数量不多，大概也只是批评教育一番，也就算了。自此后，我家与农村的亲戚常来常往。63年春节，我就在亲戚家过的年。
60年，我家发生了一件大悲剧，即我大哥在求学地淹死了（我以人格保证，绝不是“饿死”）。那时，我们村办有食堂。全村四十来户，除一个残疾人不愿入伙外，其他人家都是在食堂蒸饭吃。米由食堂统一提供，按各户要求，蒸成一钵一钵的；菜是各家自炒。我大哥死后，食堂还坚持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关门了。61年底到62年，我们那里封建迷信比较盛行，做过“水法大会”，我也举过幡。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我亲戚所在的农村，开始兴起习武，玩龙，舞狮子之风。穷文富武，生产队和各家各户，没有一定经济基础，是不行的。
困难时期有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58年从农村来城市工作的很多人和家庭，在困难时期，又回到了农村。其中，一个教我们《农业基础知识》的老师，回了农村（在深圳我还见过他）；我的一个叔舅，全家返回农村，而亲舅家坚持下来，留在了城市。原黄石大学的老师下到中学教数学、化学，原冶钢的工程师，到中学教语文。也实行过“货币回笼”措施，就是认为老百姓手头有钱，就是买不到东西，一个小泡饼，要一元一个（平时一角）。我就买过一回。但时间不长，就没有搞了（疯僧“一两黄金两只鸡”，有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现在有人说是陈云的功劳，天知道。反正我母亲给我一个月的零花钱，一次就花光了，好耶、坏耶？
我62年暑假到过农村，63年春节，是在农村过的年。那时城市状况不如农村。困难时，我母亲的粮食定量是26斤，初中生稍多一点，高中后是34斤。我二哥因是重体力劳动，是45斤。前面说的挖藕，再加上种高粱，虽也吃过菜叶、糠巴，就粮食而言，还是可以的。缺的主要是油，肉类虽是6毛4一斤，但是比较少。也就是说，当时肚内没有什么油。粮、油生产失调，是存在的。
在困难时期，城市的粮油供应，按人按量供应。虽然不多，基本上够吃。到七十年代，各家一般都存有粮票。因我在广西工作，全国粮票积了不少，用这些粮票，在农村换“茶籽油”，我就进行过多次。特别是文革后期，养猪户“购一留一”，也大大促进农村的副业生产。城市人肚内的油水多了，所以不感到饿，于是，粮票省出来了。
农村情况，我是相当熟悉的。58年前，我家从事农业；62年暑假到农村；63年在农村过春节；64年入大学；65年，在湖北长阳刘家坪鄂西地质队搞半工半读，住在农民家；66年文革时，我虽没有步行串联，但我的同学，有不少人是从北京一路走到韶山的，而且全国徒步大串联，都是走到那吃到那；67年我到过大庆、大连、烟台和济南；68年我随校教改队，到河南卢氏豫西地质队现场教学；69年12月，到湖南冷水滩409地质队劳动锻炼。1970年8月，被分配到广西工作；1972年3月，我参加柳州地区组织的农村工作队，到象州县寺村公社谭村大队，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6个多月。在广西，我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十年。我们队驻柳州，桂林、南宁都有点。我先后到过广西融安、融水、三江、巴马、龙州、东兰，崇左，都安、金城江等地工作，有的地方，就住在壮乡瑶寨侗家，这些地方，不仅留有我的足迹，而且对农民家庭及农村五天一墟，是比较清楚的。没有人跟我说过饿死人之事。
我国农村，多是一种家族式村落。我们村，就是一个姓，都是一个太公太婆传下来的子孙。农村的家族观念是很强烈的，亲情关系是很浓厚的，不可能出现一家人饿毙床上，同村及其亲戚完全不知情。至于袁隆平所说的，不排除在外出乞讨者中，有可能发生饿死者。那时的农村，都有组织，公社、大队、生产队一应俱全。虽然收成不好，粮油紧张，但大家都承认，没有发生“暴力抢粮”的事件。
我在农村过春节了解到，那几年农村基层组织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亲戚农村一个劳改释放人员，不仅讨了侄媳妇当了老婆，而且与队长打得火热。我在他家吃过饭，当然，由于是客，不可能了解得很深入。
62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曾说过，敌人打进来，拉出去，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的人，甚至是同流合污。这表明，在少数地方，在征“过头粮”的情况下，少数干部、民兵、甚至敌、特分子，逼迫一些家庭无米下锅，是可能存在的。河南信阳地区，就出现过被中央通报的情况。63年农村搞四清，是工作组主导的，刘少奇、王光美就说过，农村有相当数量的政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黑暗面，那时造反派对“活老虎”特别有兴趣，全社会虽高举“三面红旗”，但对“共产风”、“浮夸风”，还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于饿死人事件，更认为是修正主义、走资派的罪恶。经过这么两场大运动，饿死人的事还能捂着，这是不可想象的。66年九、十月，我在北京接待各地串联来北京的红卫兵，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听说过饿死3000万人的大字报或小报。
饿死3000万，是社会研究者的推测之词。好象是一个美国人最早说的。他把57、58、59、60、61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演算了一番，照57年、58年的情况，推测59年，60年，61年应有多少人，结果年底没有那么多人，他就认为是“饿死”了。这是很不严肃的研究态度和方法。由于我家房子较多，有两对夫妻租住我家的房子，一户姓刘，一户姓王。刘姓男人当我面说过：“奇怪得很，前几年（困难时期），怎么都怀不上，最近，两家都生宝宝了”。这是在我家发生过的事情。这说明，困难时期，出生率是低于正常年的，而死亡率又高于正常年。我记得困难时期上体育课，老师是要求“按热量办事”的（据说这是刘少奇的功劳）；确实也有同学出现过浮肿（用手指按压小腿，松手后如不能很快恢复，就说明有浮肿。这个方法就是那时学的）。困难时期出生率低、死亡率高，是符合营养学、医学规律的。社会学家不懂这个规律，胡说一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文革后，为了表现自己正确，信口开河，误导群众。要知道，毛主席在二线，你们在一线啊！文革后，毛主席又回到一线，虽然被说成是“浩劫”，是“崩溃边缘”，但谁能举出文革时期有饿死人的？一次我与疯僧讨论，当我要其举证时，他马上发火，就是证明。
至于有人说那时成村“饿死绝”，那肯定是谣言；如果确有，只有一种可能，即烈性传染病所致。
饿死3000万，是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作为自称顶级科学家的数学网友，用他非常专业的数理统计方法，揭露社会学家统计结果之不可能，也是一种“研究”。中国是一个有严格户口制度的国家，查户口，是可以还原当年困难时期的真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