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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

牟敦白

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而他已经离开二十四年了。

什么原因使他离开人间？是自戕还是谋杀？这是撕人肺腑的问题，我没有能力查清疑惑。所留给我的，只有悲哀、愤慨，和永远的怀念。

郭世英是郭沫若先生的第六位公子，在全家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八位。1942年出生，如果活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岁。他虽然早早离去，却永远留给人坚毅、年轻、有棱角的形象。他是流星，他是闪电，他永远年轻，因为他死去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周岁。

然而我认识的郭世英还要年轻，如果算十八岁他上高三的时候。我时年上初一，郭世英已是北京一O一中著名的杰出学生。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等到我们彼此熟悉时，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二十岁，一米七八的个子，经常锻炼，身材匀称结实，一张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和郭沫若先生文质彬彬、温文儒雅的形象大不相同，除了那继承乃父智慧的宽阔的前额，他完全是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比我年长五岁，是我当年心中的偶像。由于他受到众多欧美作家，特别是俄国作家的影响，他很深沉，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实际上他的心地平和，对一个比他小五岁的无名小卒，他待我是真诚的，热情的，他是我最早的启蒙者之一。

从初中二年级起，我非常崇拜郭沫若先生的作品。从《克尔美罗姑娘》到《十批判书》，从《女神》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引起我无穷兴趣，给予我丰富的知识，我“攒钱”——将伙食费和零花钱省下来，购买了全套精装本的《沫若文集》。当时有许多学生对郭沫若富于传奇色彩的生平抱有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的偏见。但是只要认真阅读郭老浩瀚的著作，便不难感到其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凡人凡事，不能人云亦云，要首先了解一下再做结论。由于对郭老作品的偏爱，自然而然要转到对其传人的关注。

那是1962年的冬日，星期天，我在东安市场里的旧书店闲逛，正好找到一部郭老在大跃进期间的诗著《百花齐放》。这时候，郭世英和一位年轻女士走了过来——我常想，人的命运，冥冥中上苍已做好了安排，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无法预料而必将降临的，至于是唯心论、宿命论，还是什么玄妙的哲学，我无法解释，也不能用“无巧不成书”这样简单的概念来概括生活。在人生烦琐紊乱的生涯中，在主脉络上延伸出许多细小的分支，每个分支都是你人生的某一组成部分，但与主脉相承，形成复杂的网络，最终汇集成你生命过程的全部图像。我们常说，一个偶然事件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这解释太简单了，“偶然”仅仅是出于自我感觉，而偶然出自必然，或必然形成偶然，这样比较符合“辩证法”，符合科学的分析。因此，不必自怨自艾，一切是有缘分的——书归正传，郭世英身著中式棉衣，头戴罗宋帽，脖子上系一条大长毛围巾，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那位女士很年轻，盘子一样的圆脸，中等以下身材，笑容可掬，有教养，但不漂亮。和郭世英相比，似不很般配。我觉得像郭世英这样的人一定会找个漂亮的女朋友的。（后来方知道，这位女士叫金蝶，是X诗社的人。至于此事涉及什么刑律问题，如何东窗事发，祸及郭世英及他人身系囹圄，从未有任何人对我讲过内情。我想，郭世英出于谨慎和爱护，或因我年龄小，涉世浅，他极少与我谈这类敏感问题）我径直走到郭世英面前，请他在我刚买的《百花齐放》扉页上签个名。他笑了，年轻的女士也笑了，非常坦率质朴的笑，我怎么有资格在父亲的著作上签名呢？——我们就这样正式相识。虽然相差几岁，但都感到对方是诚实可交的人。

1962－1963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O一中，相距不远，骑车十分钟可见面。但是他却喜欢写信，因之我们之间有若干书信往来。他问我除了他父亲的著作，我还喜欢哪些作家。我复函中说，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尔基的书，前两位作家，我完全无师自通地热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巨人。郭世英显然也喜欢这两位作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向我推荐，并借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的短篇小说，以及易卜生的《娜拉》。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贫乏环境中，我看了俄国作家的书后，那些抑郁、沉闷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

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郭世英和另外一位青年来一O一中找我。其人系著名哲学家张东荪的孙子，北大生物学教授张宗炳的公子张鹤慈。他长发蓬乱，一副颓唐的现代青年形象。如果在80年代，这种装束毫不令人奇怪。在当时却引起学校师生们的惊诧。张鹤慈也是本校毕业生，热爱文学艺术。我觉得他多少有些门阀观念，见我如此年轻衣著普通，大概认为不入清流。张天马行空，对旁人蔑视全然不顾，在校园内招摇过市。郭世英则较沉默，不时有熟识的人和他打招呼，为了替张壮行，他也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春天，万物复苏，清冷的风吹着我们，我感到惭愧，自己学识浅薄，在两位老大哥面前孤陋寡闻。我看着张鹤慈的面容，瘦小的身材，女人一般纤细的手指，觉得他“走”得够远的。我想他一定读了许多书，处于青春萌发晚期极度的苦闷彷徨中。我觉得在许多方面他对郭世英形成一定影响。许多年后，我读了佛洛伊德的书，才明白当时我们都处于一种“情结”中，内心深处潜在的广泛欲望无从寻到正确的引导，空寂落寞的社会人文环境，促

使潜意识中的逆反心理逐渐地演绎成畸形行动——这是酿成后来悲剧的根源。

那些日子我们接触频繁，互相交换作品，我开始练习写小说、写诗，我是个小诗弟，郭世英、张鹤慈说我写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还可以。张鹤慈诗写得不错，短小精悍，有股戴望舒加波德莱尔的神韵。他大胆地讴歌爱情。有人说郭世英也写诗，这么多年过去，我实在记不起他和张鹤慈的诗句。要知道，在当时的岁月，热爱文学艺术本身就带有某种倾向。（自由化？）我常常受到同学的嘲弄，感到同人实在无法交谈，于是频繁地找老大哥求教、聊天。郭世英貌似严峻，其实不乏幽默。有次他对我说，抗日战争结束快二十年了，可他们家还在继续进行。我听后一笑。他说他具有日本血统的异母哥哥不会过日子，不到月底工资就花光了，常跑来找老头子要钱。我说，你们过得那么好，应该帮助人家。他很宽厚地笑笑说：“我没有钱。”在一些场合我说话有时不着边际，他就拉拉我的袖子。我记得郭世英不抽烟，但他有只大烟斗，偶尔拿出来也吸几口。有时他和张鹤慈的行为也挺令人费解，他们心血来潮，用英文打字给我寄来一封信，弄得我这个学俄文的初三学生

忘纸兴叹，不得不跑到同学邢祖介家请其父——北大教授邢其毅先生翻译，邢先生说那英文实在不很通，但其中有一句我和邢祖介当时就听懂了，那大概算作一句箴言：“没有希望永远是没有希望。”邢老先生说：“不通。”我们说：“通！”

这句话如果说纯属因语法错误造成的“病句”，那是偶得。如果是处心积虑写出的文字，那算匠心独运。我写信总称呼“世英兄”，对一个十五六岁的人来说，未必有些腐儒，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恰当的名词，郭世英比我大五岁，今天看四十岁和四十五岁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当属于同代人。可是十五岁和二十岁的人在一起，那几乎意味着相隔“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不否认，我们当时都很幼稚，试想即便二十岁的人，不可能字字珠玑，炉火纯青。除了王勃、李贺那样早熟的天才，现代郭沫若先生也是位早熟的大作家，但郭世英从未认为自己是“天才”或“天才之子”。他只是热爱艺术，热爱文学，他比其他人更热爱生活，渴望那个时期他所不能得到的一切。他是一个真诚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时下一天到晚喊着要为理想去死的人绝不会去死，而默默承受痛苦折磨的人则很难预测他们的命运。

有一次，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三个人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郭家，正赶巧一辆又高又大的黑色“吉斯”汽车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和郭世英打招呼，郭沫若先生走下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似乎他儿子和我们一样，仅只是年轻人而已。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我说：

“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可他是你的父亲。”我回答。

“血统上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脑袋，都越长越大，我爸爸每年都换新帽子，旧帽子都戴不下去了。”我很愕然，不知老兄是否开玩笑。“可能每年都长些才气。”我说。张鹤慈不客气地打断我：“近年来长的都是傻气。”我很不以为然。郭世英看出我的心情，低声对我说：“我内心当然爱爸爸，谁让我是他儿子。”——近三十年后我到什刹海郭沫若故居凭吊，郭老最后的岁月案头始终摆着戕于文革的两位爱子——郭世英、郭民英的日记，舐犊之情，至死未泯。洪钟大吕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世英生前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悲哉！

郭民英正提着小提琴从宅内出来，同样很英俊的一位青年。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郭世英给我作了介绍，郭民英很客气，很和蔼，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气，但看得出是花衣锦食家庭的子弟，我们仅有一面之交，便成绝响。

郭老住宅很典雅，隔壁是座基督教堂，院内一座小楼可能也是原教堂的西式建筑。客厅里挂有色彩浓艳的齐白石“百花齐放”的书卷，到处是书。郭世英的房间也到处是书，抽屉里是一卷卷未裱的郭老夫妇写的大宇，可能是习字所留，字字珍品。郭世英对我说，我若愿意就拿走几张。我不好意思，因为有的纸上写着勉励郭世英的话。多年后，我在困顿之中，不免有凡夫俗子的遗憾之感。若今日我手头有留下来的几张墨迹，恐怕今生再无衣食之虑了。但一想到郭世英兄弟，随即大彻大悟。他们愤世嫉俗，为做人的尊严，为了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辈浑噩至今，混迹商界，事业无成，已属于轻薄者流，又何苦看重世俗的荣辱呢！

我和郭世英、张鹤慈侃着，于立群女士走进来。她胖胖的，保养很好，口里嚼着糖，十分慈祥可亲，比起我日后见到的若干位显贵的夫人所谓的修养之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握着我的手，我极难想象这位阿姨胖而白皙的柔软的手竟能写出极其苍劲工整众口赞誉的颜体楷书。

还有一件令我惊诧的事，我在卫生间里，看到窗台和马桶水箱盖上零零散散放着好几张粮票，在人们刚刚度过荒年的1963年，粮票比金钱还要珍贵。我在学校饿得无精打采，吃掺小球藻的窝头和煮白菜根（将白菜根表层剥掉，将芯切成片，放在脸盆内，加糖精，在宿舍的炉火上煮熟，一人分一茶缸。是杨北平——杨勇将军之子的烹调技艺，大概源自红军或八路军）。明明饿得遍体浮肿，却还要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唱“我们的生活多么好”，如果讲实话，则认为大逆不道，甚至要遭到批判。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不止一次探讨过“说实话、说谎话”这么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今天我还是说实话吧，看到深宅大院里的情景，从此我知道什么叫特权。也知道了即使在比较清廉的60年代，最上层人士和我生活的中等家庭之间悬殊也是很大的。我对郭世英说，像这样处境的人在中国是天之骄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他大概回了我这么一句，“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郭世英对强调‘个性解放’这个词先后不下数十次），追求社会的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抛弃舞场、宫廷、情人、白窗帘和红玫瑰，他们为了什么？我不是让你看了安德莱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了吗？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默默无闻，或者出人头地’，我最喜欢的格言。”张鹤慈在一旁说。

我沉默了，安德莱耶夫的那篇小说是写一个艰韧不拔、历经艰险的牛氓似的革命党人回家看望他年老的、高官显赫的父亲，父子沉溺于久别后的天伦之乐中，在老父乐极生悲的泪水下，为了不使慈父伤心，儿子答应不再四处飘泊、从事危险的活动了。而就在第二天，在父亲放心的鼾睡中，儿子悄悄离开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己的危险事业，消逝在一片笼罩在俄国的忧郁的薄雾中……我想，他从事的事业也像雾一样神秘，终生笼罩在我们这一些人身上。

还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师范学院找一位女性，她的姓名我已经忘记了。她很文静，富有书卷气，身材纤小瘦弱、短发。然后我们四个人，郭世英、张鹤慈、师院女生和我，又到百万庄去找一位姓叶的女青年。在叶家看到一幅西方画报的插页：夕下的太阳映得海面一片灿烂，船舷边一个女人面对大海，双手伸向天空，后身剪影。大家都赞美她，我为了显示自己不人云亦云，说了声：“没什么了不起。”“咦——你怎么？”郭世英、张鹤慈转向我：“你还不懂艺术！”夜深了，我们到西苑大旅社外面的新疆餐厅小吃部，我清晰地记得，昏黄的街灯照着五个人的影子，长长的，在孤寂的街上晃动、晃动……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们下饭馆，第一次喝酒。

“敦白——”郭世英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张鹤慈解释道。

我十分的冷静，十分的沉郁，实际上我内心和他们一样，对前途、对生活不那么乐观，因为我父母在1957年已遭厄运，我已知道人间世态炎凉。对于眼前这些年长的朋友，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我也算为X诗社中的一员。后来李岩老太太，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处长（十三处）负责郭世英一案。她夫妇是我父母终生的朋友，对我父亲说：“X诗社最后几次重要活动，敦白都参加了。”还出示了我们的书信往来。我父亲不相信，身为郭老之子，年长我五岁的郭世英竟写了那么多信，真把我这个无名小子当成个“人物”了。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会有曝光的一天，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

在这次X诗社最后的晚餐上（其实对我是第一次），我得知金蝶（前文已述）已成功地抵达香港。

“敦白——”张鹤慈醉眼朦胧：“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见到你，印象不好。”

“所见略同——我也一样。”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出色地回答问题。

“你真会说，有进步。”郭世英笑了，许多天来，他愁云密布，这是第一次绽出笑容，似乎自慰，他没选错朋友，调理出一块材料。大家都笑了，张鹤慈有些尴尬，不过他从此不再把我当成一个讨厌的小孩子了。

是夜，我有生第一次喝酒，第一次酪配大醉。

天气渐渐地热了，我正准备考高中，郭世英和张鹤慈情绪日益消沉，晚自习后到北大找郭世英，他总不在，他的同学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在身边。哲学系一位负责思想工作的教员，三十岁左右，浙江人，当时正在宿舍，硬留下我，从故宫封建土皇帝谈起，一直扯到江南园林风光，不知想从我口中套出些什么，我没有真正预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实际上，网已经撒下，就等着收紧了。

6月，一个黄昏，我到北大燕东园张鹤慈家还书，没想到很长时间没露面的郭世英正独自一人在张鹤慈房间里喝酒。

“走，到前面散散步，就咱们两个。”郭世英对我说。

张鹤慈进来了，样子很颓丧。上次喝酒他哭了，他的气质和处境深深地折磨着他，他早因“意识形态问题”被师范学院勒令退学了。

我晚上尚有两节自习课，近来时有旷课，学校当局已对我提出了警告。

暖洋洋的夏风拂面吹来，未名湖畔还有三三两两的青年，大多数学生已去教室上晚自习，在这时季里，你能感到某种青春期不安的躁动。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X’社的人面临严重的局势，也可能会影响到你。”

我没有说话，毕竟年纪轻，除了崇拜大朋友，自我仿惶、压抑。对日益降临的危险还缺乏感性认识。同时，内心深处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有什么越轨之处。

沿着北大60年代留学生宿舍或留学生食堂前的小道走上假山，四处弥漫着丁香的芬芳，夏风轻轻摇曳树叶。在山上的一个小亭子里我们坐下来。郭世英开始抽烟。

平时他不吸烟，夜色中那张坚毅面孔的倒影显得极其冷峻。

“我们是朋友，我比你年龄大，但，敦白，你是自愿和我做朋友的。”

“我不后悔。”

“真的吗？人到了危难的时刻，什么艺术、哲学、理想、廉耻，都统统扔掉，最后只剩下本能——拼命保护自己。”

后来我深深体会到这些话的分量。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

他一支一支地抽烟，半晌不说话，我也沉默着。我理解一个扭曲的心灵，一个痛苦的灵魂，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充满博爱与矛盾的羁绊的心灵。

“你不喜欢张瑞芳在《白痴》中的配音，但是我喜欢。那是多么彻底的淋漓尽致地发泄自己内心痛苦的声音。我告诉你，那可是真正的艺术。”月光下，郭世英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我。

“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都是人，都有追求。母亲说时代不同了，新社会新青年有新的追求和生活——所以我说，等离开我们，离开我，你还是和大家一样，走大家应该走的路。不要学习我，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了。”

随后，他沉默了，再没说一句话。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时值1963年初夏。

以后郭世英的遭遇，已有人在《男子汉》杂志作了介绍，我不赘言，当然，我“自投罗网”，人生苦涩自此起，我走上艰难的路途。回首往事，除了对亡故朋友真挚的崇敬和怀念，我对上述经历没有丝毫的反悔。这是一个凡夫俗子的脱胎换骨，走上成熟的关键时刻。郭世英及X诗社对于社会、对于文学艺术所形成的影响，尚未有人做出正确的分析，因为他们的作品已经散失，影响不广泛。仅留下一部郭世英的日记，现存郭沫若故居。

郭世英的生命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熄灭，客观的社会现实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1965年他由河南回北京后又转到农业大学读书。我本可以找他，但我想到他说过的话，特别是我自认为已经步入到普通黎民百姓中，已不再留恋任何“布尔乔亚”和“沙龙文化”。我没有去找他。我想来日方长，总会见面，那时我将以一个坚韧的、成熟的、深沉的无产者的形象出现在启蒙老大哥的面前。谁想到这竟成了一个永远难以兑现、令我终生遗憾的虚幻的梦！即使1965年到1966年初我们梅开二度，那么以青年人单纯的热情，同处一叶扁舟之上，又怎么能回避随之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惊涛骇浪呢！

我苟且偷生，活到今日，已经愧对朋友在天之灵，近三十年后，我到郭世英居住过的庭园，又无力超度吾兄亡魂。往事历历在目，然“黄鹤一去不复返”。面对故友，不能自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992年元月--2月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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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冯锡刚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讲述了郭沫若从1966年“文革”爆发到1978年6月辞世，这最后12年的人生沧桑。“文革”给这位古稀老人带来了极大的苦痛，但其中最痛的莫过于两个风华正茂的儿子相继死去。这是郭沫若一家的劫难，也是历史的遗憾。

郭民英：生不逢时的小提琴手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但他未能顺利毕业，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不逢辰。事情的起因是一件现在看来极为普通的小事：1964年的某一天，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这本是一桩有助于增进学业的好事，结果却犯了忌：一是有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与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有悖。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一位知情的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时兴的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关于此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者在该书第11册中的《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一文的注释中，有如下概述：“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不愿意为工农演出，认为他们听不懂音乐，演出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有抵触情绪。……学校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借鉴西洋工具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来信最后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这些，我们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的摘要之后，于9月27日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中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学生的信显然不是可以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8个字来概括的，而作出“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的估计倒是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界和教育界现状的判断。

尚难断言这个学生在信中是否直接点了郭民英和郭沫若的名，但信的批判锋芒所向，郭民英是无可避易了。毛泽东确乎一言九鼎，但要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极其真诚的艺术情趣，洵非易事。面对“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非难，面对热衷“封资修”、崇拜“洋名古”的指责，其内心感受极大苦痛，竟至逐渐为一种类似忧郁症的病痛所折磨。到了1965年的春夏间，郭民英竟无意继续学业，终于黯然伤神地离开中央音乐学院。7月2日，正与夫人于立群作“井冈山巡礼”的郭沫若给秘书王戎笙写信，其中主要是谈爱子转学的事：

关于民英的学校，我们打算让他转学人大。这对他可能好些。另有信给民英，如他愿意，请您费心为他办一办转学的事。拜托拜托。如不能转相当年级，我们的意思，即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以入何系为宜，请为考虑。

无奈郭民英经此打击，已是心灰意懒，不愿从头开始学他并不感兴趣的专业。考虑再三，还是入伍吧。郭民英入伍之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以擅长音乐，成为当时很紧缺而实用的文艺宣传人才。他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锻炼得日见坚强，成为了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开始之后，纵然部队并不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因而相对稳定，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更何况像郭民英这样的名门之后，不能不关注白云苍狗般的时局。

到了1967年早春，时局愈益动荡。整个春季，郭沫若仅在3月下旬有过一次出席某友好国家的国庆招待会的外事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暮云沉沉、愁城四望的时节，4月12日(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日期)，郭民英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在那样一个年头，自杀不唯难以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多半要被视为“反动”之举，因而也多半要招来恶名声。他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弃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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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英：“苦闷的象征”

距郭民英自戕仅1年10天，郭沫若和于立群的次子郭世英以死抗争，年仅26岁。郭世英的悲剧当从五六年前的X诗社说起。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高中部，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年末，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的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该诗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

如果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话，那末这句鲁迅亦颇为欣赏的名言，在郭世英这些有着太多的“智慧的痛苦”的学子身上倒真是得到了验证。双亲在l957年遭到厄运的牟敦白，因着世态炎凉而过早尝到人间的悲辛。他对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郭世英颇觉不解，询问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的回答是：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什么？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牟敦白对郭世英追求的“个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说是前后不下数十次提及，几乎是言必称“个性解放”。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犯忌的话题，万里的儿子和罗瑞卿的女儿从当权的父辈那里可能都有概略的了解，但比较起来，还是周国平的回忆更确切些：“他极其真诚，可以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对一个圈外的同班同学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他在X诗社里会如何放言高论。

X诗社的这些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毛泽东1962年9月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警告的情势下，无疑将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还在X诗社事发之前，张鹤慈因其“意识形态问题”而被北京师范学院勒令退学，金蝶则已移居香港。1963年初夏，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时代高压的诱导下，有人不失时机地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诗社的离经叛道。

案子处理得非常快。1963年六七月间，郭世英尚未读完第一学年，即被下放去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而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没有这般幸运，全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

这个案子无疑惊动了中央高层(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多少也与郭沫若的儿子卷入有关。据说对郭世英的从轻发落是出于周恩来的指示)。这个案子之能触动中枢神经的警觉，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

毛泽东是否与闻此事，现在尚无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但是人们不难从毛泽东后来的许多言谈中作出某种合乎逻辑的推理。毛泽东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又特别是对其中的文科教育的非难；对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殷忧；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极端关注；对高级干部——当权派的严密注视，如此等等。在嗣后一二年间，毛泽东与他的亲戚、同样在大学就读的王海容、毛远新有过多次谈话，其中对高干子弟的思想动向的关注，对教育制度的非难尤其值得深长思之。

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对于郭沫若，X诗社成员中的张鹤慈是必须提及的。

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据梁漱溟(后来也是颇招毛泽东恶感的大学者)回忆，当年他曾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的回答是：“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整整10年过去，殊不料因着张鹤慈而又见到张东荪的名字。这会产生怎样的联想，人们是不难推测的。

在两年的劳动中，郭世英的意趣确乎大变，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发生兴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文革”开场。郭沫若后来在致郭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学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1968年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等三人遭到诬陷，陈伯达称之为“文革”的第五个回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这伙人要他招供什么呢？以置身事外的逍遥派对待“文革”，自然不可能是有关这场运动本身的任何纷争。毫无疑问，这伙人敢于绑架刑讯，症结在5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X诗社的四名成员，除郭世英外均以“反动学生”论处，判刑劳改，而作为其中的骨干却从轻发落。因此，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要说父亲庇护儿子，这自然是并不稀罕的事情，但郭沫若却并非可以决定此案审理判决的政界要人。所以，这伙人的追究若不是出于有预谋的指使，便是为当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时代氛围的激发，颇想干出一点耸人听闻的大事来。

以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刑讯逼供者确有因当年过问此案而敢于将矛头指向他的可能。这年6月初，毛泽东在与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到要打倒陈毅的外语学院某组织，周恩来即插话：他们也是要打倒我的。毛泽东接着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因为有可能涉及周恩来，郭沫若未听从于立群迅即以爱子遭绑架一事径直向周恩来反映的建议。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郭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3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的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年仅26岁。

这打击，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直接击打所致，郭世英则是对遭到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而不堪凌辱的抗争。因为有“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这就表明，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郭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只是他难以预料的是，爱子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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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二弟张鹤慈、郭世英与“X集团”案

作者：张饴慈

多维编者按：张饴慈乃张东荪长孙，原首都师大数学系教授。多维最近转载了《民主中国》宋永毅对张鹤慈的长篇采访，有网友读后推荐来张饴慈关于张鹤慈、郭世英与“X集团”案，答覆友人的书信，可作补充和印证。现全文刊发如下。

张鹤慈是我二弟，比我小二岁，1943年8月生，他从小不像我那样听话，脾气也急，小学六年级，正值冰心去北大附小参观，夸奖过他的作文（谢冰心和我祖父张东荪、父亲张宗炳都熟，但当时她并不知道我弟弟的家庭关系），这大概使他比我们更喜欢上了文科。我们兄弟读的杂书不少，不过因为祖父的关系，家里是坚决反对我们学文的，而且我们兄弟三人理科都不错，老一辈的学问应该说是一流的（二叔、姑姑都是院士），我和小弟都曾是数学竞赛获奖者（一个在北大数学系，一个在北大物理系），张鹤慈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我们差。因此，在当时大气候下，让他学理，他并不反对，只是对文特别喜爱而已。

年青人都有些狂，他大概比我们更厉害些，初三时的一次"早恋"受到了学校（清华附中）的批评，使他和集体的关系弄得很糟，从而和父母也有了顶撞，到了高中（一０一中），由于同学大多来自原来的初中，使他一开始就受人注目，造成他更不合群，自傲，愤俗，其实那时他才十四五岁，"恋爱"是从小说中学的，是一种精神恋爱。他长得漂亮（一点也不像我），确有一些女孩子喜欢他，不过，他在模仿书上的口气，声称他的恋爱观是"合则留，不合则去"，似乎是一种不要婚姻的"现代"理念。在那个时代，即使有女孩子喜欢他，谁敢按这种理念来作他的女朋友（加上他的政治状况）。反过来，他的心气又高，没有几个人看得上。因此，直到入狱为止，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入狱时他不到20岁）。

１０１中的住校生活也使他受不了（他的高中三年是大跃进的1958年到吃不饱的1960年），当时他总千方百计跑回家（家在北大，到１０１中学骑车用不了20分钟）。有一次晚自习时间他去看昆曲，在大会上受到通报批评。同时挨批的有一个高干子弟孙经武，孙的父亲是总后勤部的一位副部长，少将军衔的长征干部，于是，孤独的他与孙相识并成为好友。我不太知道孙的学养如何，但两人在政治上谈得来，他们到底是新中国培养的学生，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崇拜”西方，但是很欣赏苏联，喜欢苏联的电影、文学。那是60年大批苏联的时候，他们却欣赏着苏联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当时挨批的小说，如《一个人的遭遇》等等。孙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要偷越国境去苏联，于是一个人向蒙古方向走去，一个十六七岁，平时娇生惯养的少年，出去不到一周，尚未到边界，就打退堂鼓了，想家了，粮票也没有了，就回来了。

这件事，揭露出来，非同小可，他走之前曾告诉了张鹤慈，我二弟属于知情不举。也许孙是犯罪未遂，更因为是高干子弟，具体的处分我不记得了，只知道其后果是，上大学时，孙去了一个两年制的师专，我二弟到了北京师院数学系（现在是我的工作单位）。从上边说，大概已算十分宽大了，但就我二弟来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去了一个末流的学校（当时师院确实不算好大学，不过，学生水平要比现在好得多，因为许多人来此，只因为其出身不好），和我们兄弟比，心中自然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孙经武当然更不肯去师专，他的父母把他送去当兵，兵种非常好，希望他走从军、当军官的这条路。当然也希望部队能对他改造，不给家中惹事。

他们之间仍频繁通信，其表现使部队和师院都十分头疼。这时又结识了高中同级不同班的郭世英。郭当时在外交学院，而并非人们所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那时高干子弟的出路依次是留苏〔反修前〕，军工院校，外交类院校，也有直接入伍当军官的，然后才是北大、清华这类学校）。这个“小集团”就形成了，后来还有一些次要的人受牵连，但骨干是他们三人，劳动教养的也是他们三人。

他们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守校规，军规，在家顶撞父母，是单位的另类、怪物。举个例子，一次在32路公共汽车上，忽然天降大雨，他们就跳下车来，在雨中长啸，让雨把自己淋个透，发泄心中的一切块垒，让行人侧目而视。

其后果是孙被部队退了回来，我二弟以几门功课不及格为由，被退了学，郭也不能再待在外交学院了。

当时，他们都不到20岁，读了许多书，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感兴趣。那是1961─62年，相对比较宽松，除了公开出版的书籍外，还有许多解放前出版过的小说，记得的有屠格涅夫的《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给我触动最大。他们利用高干子弟的特权，还能读许多内部读物，我也从中看了不少，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之类的小说，《椅子》之类先锋派的剧本，有些我看不懂，另外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萨特、维特根斯坦的着作等。他们接触的面很广，已不再向往苏联了。我相信，就他们的年龄来说，有些东西并没有看懂，但他们很认真地讨论，还时常要与我辩论（那时我思想比较正统），二弟和我祖父也有了交谈，祖父十分喜欢他，不过，年青人狂得很，他觉得祖父在有些方面已经落伍了，当然他们更看不上郭沫若，我二弟几次和我谈起，郭世英对他父亲的剧本及报纸上的诗作的苛评。

郭世英由外交学院转到北大，是他自己选择的，没经过任何考试，他和我二弟商量，我弟弟对北大比较熟悉，选了一些他们认为有学问的教授去一一拜访，例如，西方经济学家陈岱孙、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洪谦教授，最后，决定上哲学系。

这一段时间，孙经武准备考北医，我二弟闲居在家（他的出身使他再上大学已不可能），郭在北大念书，几乎天天来我家。母亲发现他们现在在一起念书、讨论，安静多了，尽管讨论的是数理逻辑之类的东西，但却让家里士放心不少。手抄本“Ｘ”刊物，应是这时的产物，我没有看过。那时候，我也狂，看不上他们写的东西，宁愿去读他们手头弄来的书。“Ｘ”是数学上未知数的意思，表示“未知”，不过，后来定罪时，一定要说这是俄文字母（他们三个人都是学英文的，没学过俄文），是赫鲁晓夫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其实，那时候，他们已不怎么看得上赫鲁晓夫了，刊物中有诗，有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评论，作者就是他们三个人（？），我二弟文才最好，他是主笔，他一生狂妄，但和郭感情最好，最谈得来。

就在这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他们被拘捕了，那是1963年的5月17日，到了9月份，罪名下来，共四条。我只记得前三条：1，组织反革命集团，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企图偷越国境。"企图"出境，是因为他们仅仅是半开玩笑的议论过（他们的生活，无疑是上层的精英，可以看内部小说、电影，吃高级宾馆、饭店），如各自从家中偷些什么东西等等，因为有孙以前的事，这一条当然算。不过，最主要的是前两条。据说，毛1964年讲革命接班人问题，就与他们直接有关。两个高干子弟被一个反革命子弟腐蚀了。当然，不止他们，还有别人，也和他们接近（起码，孙的父母，和于立群，当时都有这想法，尽管我父亲为他们的事，多次给郭沫若写信，请他想办法）。

不过，处理还是"宽大"的。周总理亲自过问，张鹤慈、孙经武各教养二年，郭世英是后来者，劳教一年。开初，张孙在一起，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的一袜子（？）工厂，实在算不得什么，但要求二人不许联系，不许说话。无奈，两个人仍不知天高地厚，最终，二弟去了延庆砖瓦厂和刑事犯在一起，开始了真正的劳教生活，他老实了，给家中写信，除了要生活必需品外，只报平安，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自然想知道他的情形，一次次探亲和打听。有一次他在信的最后引了一首辛稼轩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当时看了，我心中十分难受。

三个人因表现不好分别延长一年劳教。两年后（1965年5月），郭世英出来了，然后去农大念书，惨死于文革，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了。1966年5月，彭真、罗瑞卿分别主持的北京市委、公安部都已瘫痪，我二弟只好继续劳改，不久，接到“暂不解除”的通知，一直“暂”到林彪垮台后的1973年，教养了10年。其间，他从延庆到茶淀，又到邢台，1973年解除教养后，仍不许离场，除了有每年12天的探亲假和每月10多元的工资外，仍是劳改犯的待遇。1978年落实政策，对前三年的教养并未改正，因为是总理的决定，尽管公安部的人向他说，这种事要放在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只对后一段的教养给予平反。据说那是谢富治等人想用此事整总理（我却以为是为了给谢再加一罪状）。我二弟既弄不清也不愿多想，只求公安部赶快把他的户口弄回北京，离开那可怕的农场（当时政策多变，这也颇费了一番周折），毕竟劳改了15年了。

到京后，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曾说，我比那些共产党员更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90年代出国，现在墨尔本定居（孙在日本）。出国前，他已结婚，妻子很好，比他小十三岁，有一个儿子今年上大学。1993年50岁时又有了一个女儿。他无一技之长（入狱时不足20，出来时已35岁），在澳洲开了家洗衣店，买了一所房子，全为稻粱谋了，大概算是朱学勤所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吧！

不过，他还关心人文上的事情，也喜欢你的作品，曾和我说过，希望能得到一本您签名的书，但他自己却什么也不写了。我总劝他写，包括他的经历（十年劳教，他和许多右派曾在一起，如戴煌，每次回国，他都去看他），他反而劝我写我家的一切。可惜我文笔太差。

收到你的信，我和他通了电话，他的诗、日记全没有了（"日记"没有了，是他不肯写的主要原因）。他告诉我，Ｘ抄本和他的"日记"，应该是在公安部了，但怕是无法得到的，因为案子由周总理定，并没有平反，而且若公安部说文革时已全没有了，你也没办法。他不抱任何希望。

1968年1月，祖父张东荪、父亲张宗炳被捕，不知去向，5年间多方打探，全无音信；以前我只听说国民党时，被捕的人"失踪"。况且祖父入狱时已82岁。直到1972年底才知道他们在秦城。父亲早已疯了，奔波多次，方允许监外就医，送进了精神病院，二叔张宗燧、三叔张宗颖、三婶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身亡，母亲也被送到海淀公安局，关了近一年，一个堂弟1968年"为父报仇"，判了15年，直到1978年平反。我虽大学毕业，但因家庭问题，不分配工作，作为下放干部，在农村（京郊）当农民，加上多年的女朋友不得不离去的失恋，一生也算多磨。1987年妻子又患尿毒症，两次肾移植，经济困难不说，低三下四求人走后门，十分令人痛苦，有时胜过文革的挨整。夫人今年初去世。想想我的一家，也许真该写些什么，只是心很难静下来，静下来回首往事，又夜不能眠，加上工作又忙，去年已该退休，延到今年，尚未退，工作已又找来。

不想今夜心血来潮，乱写一通，字又乱，让你费时间读了，十分抱歉。

饴慈2002，4，25凌晨

记得我第一次去探视二弟，是在延庆。天已经很冷了，砖瓦厂的阴森气氛，至今历历在目。会见时，边上有监管人员，只能说些"好好改造"之类的话，他阴沉沉的几乎没说什么。

最后一次探视他是在67年冬，家里出事前（父，母，祖父尚未被捕，二叔也还在）。到茶淀他的所在地，要步行经过一大片荒地。我堂弟陪我去（半年后，他被判刑15年）。因为是两个人，谈了几句后，堂弟故意去和监管人员聊天，我乘机告诉二弟，抄家，三叔三婶自杀的消息。分手时，他为了不让我们见到他难受的样子，抱着我们带给他的东西，飞奔而去，留下让人酸楚的背影。

1968年后家里事太多了，对他已不能多顾。后来在邢台，是母亲和下放到磁县的小弟去看过他。──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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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遭遇

张东荪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７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1968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在“秦城”，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是一个特点。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学社会学，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反对的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常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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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VS曹天予：老同学对簿公堂

2006-2-1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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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杨子云

2005年12月22日，“曹天予诉周国平名誉侵权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公开审理，审理从上午9时半开始，到下午4时半结束，持续了7个小时。原告曹天予认为，周国平在《岁月与性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中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出版方负有连带责任，他要求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51万多元等四项要求。审判长在休庭时宣布，该案将择日宣判。这是著名作家、哲学家周国平在他的本命年里遭遇的第三桩官司。

庭审：曹天予提出四项诉讼请求

12月22日的庭审于上午9点半正式进行。在法庭调查阶段，曹天予的代理律师指控周国平在《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一书中指责曹天予“告发了X小团体之事”，误导读者，将郭世英之死归结为曹天予；使用“侮辱性、人身攻击语言”把曹天予描写成“利用”和“出卖”朋友，人性扭曲、心理变态的人。因此，提出诉讼请求包括在全国性媒体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50万元、停止《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的发行并不得再版等。

针对曹天予的指控，周国平亲自为自己答辩。周国平辩称，“《岁月与性情》全书24万字，其中写到‘曹秋池‘（曹天予曾用名）的篇幅约三千多字。主要内容有曹与郭世英的来往，因为郭世英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所以写他就无法避开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曹。……我的目的决不是要追究以前的历史老账和个人责任，而是为了反思那个时代以及它所造成的人间悲剧。我与曹没有个人恩怨，……凡是与郭有所接触的人无不承认，郭是一个极其善良和单纯的人，正因为如此，曹的行为就更令人费解。”

周国平说，为了减少书出版后曹可能感觉到的压力，所以在书中使用了化名“曹秋池”。2004年8月5日曹开始频繁在媒体和网站上发表措辞激烈的言论后，才引起公众和多位当事人的关注。因此，反响是曹自己引起的。他认为，“我书中对告发等事情很有分寸的陈述不构成对曹的名誉侵权，我也没有侮辱对方人格。从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曹的极端言辞更具有侮辱性”。

在庭审过程中，他总共出示了多达40多份有关证据和证言，并请来三位证人当庭作证，与曹天予的三份证据和一个证人相比，明显占上风。

在周国平的证人中，有特意从日本赶回的原“X小组”成员孙经武，从澳大利亚赶回的原“X小组”成员张鹤慈等人，他们都接受了原告和被告的质询。休庭15分钟以后，下午进行了辩论。当法官问曹天予的调解条件时，曹天予称赔偿数额可以商量，但坚持了其余三项诉讼请求。对此，周国平断然拒绝。法官当即宣布休庭。

周国平：不是想算四十多年前的历史老账

与之前的两起官司相比，这起官司相对复杂，而且由于关联着一段40年前的历史，进而直接逼近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人性。

记者得知，周国平当年在北大求学时，与曹天予同一年级但不同班，自从当年从北大毕业以后，他与曹天予就再也没有来往过。庭审中记者注意到，当这两个四十年前的老同学分别在原告和被告席上落座，虽然面对面，但均没有主动示好。

周国平认为，早在《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之前，公共言论之中就已有曹告发一说。不是书中首先涉及，因此不存在“虚构事实”；与郭世英关系密切的人，都听郭世英说过是曹天予把“X”告了，而且，曹天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1963年4月曾经给郭沫若写信，“企图”是“把郭世英的事全盘告诉他父亲”，“因此，我书中对告发一事的很有分寸的陈述完全不构成对曹的名誉侵权”。

庭审结束后，曹天予仍称，“我当年是向郭世英的父母亲反映情况，根本不是出卖，否则，郭世英后来决不会和我恢复友谊。”而孙经武、张鹤慈都表示，曾听郭世英告诉自己是曹天予告发了“X小组”。张鹤慈称，“根据后来曹天予自己披露的情况来看，说他是诬陷‘X小组‘更准确”。

“我不会在国内等待判决结果，27日就回美国。如果开庭，我再回来。”曹天予说，“我提出的调解条件是善意的，但是被对方拒绝了，我也没有办法。”周国平则表示，“按照曹天予提出的条件不可能和解，如果判决结果我不能接受，将提起上诉。 ”

（发稿前夕，记者得知这个案件仍然没有下达判决。）

■案件回放：

该案起源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的周国平著《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一书。在该书第二部《北大岁月》中，周国平回忆了四十几年前的大学生活，着重描写对作者一生有重要影响的郭世英，并涉及到与郭有密切关系的曹天予（在书中化名为曹秋池），在书中曹天予被指为“告密者”。

2004年8月5日，在《南方周末》上，目前任职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的曹天予对周国平书中关于他告发了郭世英和文学小团体“X”这一说法进行了愤怒反驳，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在此之后，当年“X”的成员张鹤慈、孙经武先后回应曹的言论，在网上发表多篇文章，确认是曹告发了“X”。

2005年5月18日，曹天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周国平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告上法庭。

■“X”小组

周国平、曹天予、郭世英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级学生。1963年，几个年轻人成立了文学小团体“X”，以活页杂志《X》为载体，发表诗歌、散文和杂文，主要成员有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和张东荪之孙、现居澳大利亚的张鹤慈及原总后勤部卫生部长之子、现居日本的孙经武，该团体在中国当代“地下”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本命年里的三桩官司

常听人说，本命年容易有麻烦，一定要小心。还有人叮嘱，最好系一根红腰带，避避邪。我对这类说法基本上不信。可是，今年的确麻烦多多，不说别的，光官司就有三个。这辈子从没有上过法庭，到了这一个本命年，突然就官司缠身了，看来真不能把民间的智慧当成迷信。

我心里当然烦，尤其一开始，发现自己居然与官司搭上了，简直是天大的事。一向过着安静的日子，从此安静不成了，围绕着官司，不得不做许多既不熟悉也不喜欢的事。同时，又少做了许多熟悉而喜欢的事，今年的读书、写作、翻译计划，只完成了一小部分。最不该的是，还害得妻子和女儿跟着担惊受怕。女儿那么小，我是不想让她知道的，可是，律师来，朋友来，大人的谈话难免有几句落进她的耳朵，她就琢磨出了一点名堂。有一次，她写作文，我偷偷看，老天，标题竟是《爸爸的官司（一）》，她写上连载了。那个时刻，我心痛如割。

难过和心烦都没有用，我必须面对。我问自己：上帝让我在本命年遭遇这些磨难，究竟有什么用意？我觉得自己好像慢慢地想明白了，答案是：上帝要让我补课。我这个人，从来喜欢想一些人生和灵魂的问题，不能说我不关心社会，但我只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关心，离社会的现实还是比较远。现在，这些官司似乎一下子把我和社会的距离拉近了，近到了可以看清楚社会机体上的毛孔和尘垢的程度，近到了被纠缠不休、缠住不放的程度。我对自己说：我不惹社会，但社会要惹我，躲也躲不掉，我就干脆别躲了吧。它这么做也许是有道理的，我对它了解太少，它是在给我补课，我对它关心太少，它是在向我讨债。因为自己的官司，我注意到了天天在发生的许多别人的官司，注意到了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注意到了为维权和公正而苦斗的人们。是的，我是欠了社会的债的，作为它的一员，我理应分担它的疾苦和治疗，没有权利置身事外。

人最在乎的是意义，最怕的是没有意义。一旦我相信所遭遇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的心情就豁然开朗了，甚至不再把官司的成败看得很重要。既然问心无愧，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将坦然承受。真正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的过程本身，我在这个过程中的观察和思考。上帝让我补课，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能辜负了我的生命历程中这一段特别的经历。我会把我的所历所思写下来，这是我在社会课堂上的一份学习笔记，也是我担当社会责任的一个实际行动。

2005年12月22日

[链接]

周国平的另外两桩官司

之一：周国平诉叶舟、李世化等侵犯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

从2005年年初开始，图书市场上出现两种署名“周国平”的书，书名分别为《纯粹的智慧》（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2月）和《读禅有感悟》（金城出版社2005年1月）。经调查发现，这两种书皆出自一个名叫叶舟的书商之手，然后由书商李世化和曹永进分别联系出版社出版。对于书商们出示的同一份湖南农民“周国平”身份证复印件，常德市公安局出具了书面证明，证实该身份证是伪造的。至此，两种书的伪书性质已确凿无疑，周国平遂于7月20日向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相关书商。此案于2005年9月26日开庭审理，周国平胜诉。

之二：李保华诉周国平侵犯名誉权

在周国平诉叶舟等制作伪书的案子尚未审理之时，突然因为曾在媒体上批评伪书而成为被告。周国平曾指出：《纯粹的智慧》“完全是一本垃圾书”，“即使不是伪货，至少也是劣货，不管是谁写的，都不该三审通过”。一个名叫李保华的人出来承认自己是《纯粹的智慧》一书的实际作者，并于8月8日以此名义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斥周国平的上述言论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这起荒唐的官司于2005年12月5日开庭，结果未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2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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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北大同窗曹天予状告周国平毁誉被法院驳回

2006-04-26 18:15:44　来源: 新华网　　网友评论 0 条

新华网北京4月26日电（记者李京华）曹天予、周国平两位上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子因名誉权对簿公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一审驳回曹天予诉著名作家周国平及长江文艺出版社名誉权的诉讼请求。

据法院介绍，曹天予诉称，周国平在《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一书中虚构事实或借他人之口指责是曹“告发”了某小团体，毫无根据地断定“某小团体”的遭遇导致郭沫若之子郭世英死亡；误导读者将郭世英之死归咎于曹；并使用侮辱性言辞把曹描绘成一个人性扭曲、心理病态的人，造成其名誉损害。要求法院判令周国平在全国性媒体上道歉，周国平和出版社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1万余元、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万元及要求长江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的发行、销毁库存并不得再版等诉讼请求。

周国平辩称，书中所涉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任何虚构或主观臆断的内容。长江文艺出版社辩称，该社对《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的客观性已履行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根据其他历史当事人已经披露的信息，该书有关曹的记述基本属实，不存在任何诽谤、侮辱的事实。

二中院审理查明，曹天予与周国平曾于1962年至1964年期间共同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的第二部分“北大岁月”中，周国平重点描写其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之间的交往，记述了其所知的郭世英参与成立某小团体、某小团体被破获及郭世英之死的情况。在回忆上述历史事件时，文章中的部分篇幅涉及到了当年与郭世英有密切关系的曹天予（文中化名曹秋池）。

二中院认为，涉诉一书是作者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描写了一些对作者产生过这样或那样影响的人和事。在“北大岁月”一章中，通过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周国平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记述并非凭空杜撰。曹天予认为该文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害证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作出上述判决。（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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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鹤慈：曹天予到底走了多远

作者:张鹤慈来自：真名网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4-10-15

由周国平的自传到曹天予的往事解读，问题的关键，曹天予是不是告密者，这次我可能再次倾向曹天予的说法，即曹不是告密者，告密是指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捅上去，但曹天予的揭发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所以准确地说，他应该被称为诬陷者。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也要学一下曹天予，交待一下材料的来源。我的材料来源几乎全部来自曹天予，即曹的文章《周国平“自传”与往事解读》，特别是他从几百万材料中选出的几千字。曹天予在文字的取舍上下了功夫，他的文中引了大量的来信和他写的信，几封信几乎是引用了原文，但四月四号给郭沫若的信却没有引一行字，他写道：“4.4给郭沫若写了一信。说要找他聊天，谈几件事。当时企图是：（1）把郭世英的事全盘告诉他父亲；（2）表明自己与他有界限。自己一贯想拉他摆脱张影响、让他搞马列主义的。（3）他家里应设法让他离开张”。没有信的内容，只有企图，从他用两个信封给郭沫若写信，怕秘书看见，可以证明不是只想“找他（郭沫若）聊聊天”，谈几件事，而是已经把“把郭世英的事全盘告诉他父亲”。既然是“全盘”，就肯定包括X。所以，在四月四号，曹天予已经把X的事情捅了出去。没有引用一个字的另一封信是他六七年五月四号的申诉信：“以及我1967年5月4日写给中央文革陈伯达申诉信的原件，上面盖有“中国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来信字第529号”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待组办信小组：1967.7.23收。申字第13951号”等红色公章。看到这封转发过的信，我若有所悟：1967年7月那次神秘的保外就医，是否与这封信有关呢？”，但内容一字未提，四万多字的文章中也没有引一句，为什么在你的这篇申辩材料中，不引用你当年的申诉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大量引用你的检查，是你在“特定的背景”，“被指定的调子”，“被迫成的” 检查，而对出自内心的，为自己的辩护却一字不用。

曹提到了给陈伯达写信的事，使我想到了八零年凌云（公安部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给孙经武父亲的回信，信中提到在文革中，谢富治和李震为X的事攻击凌云和徐子荣，说他们包庇了反革命，欺骗了周总理，使这些反革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文革中，加重了对我和孙经武的处理。这两件事有没有联系我不能肯定，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是因为时间上的吻合，二是因为你和陈伯达，谢富治的对立面是一致的。你的矛头指向的是旧北京市市委，旧北大领导，旧公检法，不知道你的申诉信写了什么，得到了“神秘的保外就医”的奖励。至于说到包庇反革命，欺骗总理，是不是指当时公安部没有按你的指控定罪？这些只是疑问，弄清问题的方法就是把你的申诉信的原件公开，退一步也可由刘冰雁（曾为你平反出过大力），林春（你的妻子）出面，请几个和你我没什么瓜葛，又有公信力的人一起看看申诉信。

不管曹怎么用心地在文字上取舍，他还是露出了一个诬陷者的真面目。看了周国平的自传，我认为**年批判曹天予提到的“1963年2月，郭世英和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结成X小组，周国平、曹天予没有参加。曹天予出席了×的成立会议，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这些事根本不存在，认为是批判会上的不实之辞，再也没想到是曹天予自己编的。当X被视为洪水猛兽时，一般情理，人们该躲得远远的才是，曹天予为什么要给自己编这些谎话，这的确大出我的意外，但现在分析一下，清清楚楚地看出曹天予的阴险狡诈。在X问题上，曹天予充其量也只是知情不举，经过谎话改装后的他，罪名也大不过是知情不举，他没有多大损失，但这些谎话却能使他捞到不少好处，一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请他，求他威胁他，他不为所动，没有参加X，二是他劝我们不要搞组织，不搞刊物，不搞政治等等，这些都是他在公安人员处可以表功的，三是他可以在周国平，方小早类似的人中吹吹牛，自诩为X的灵魂，最重要的是，他这些谎话是对我们杀伤力极大的诬陷，X只是四个年轻人办的一个文艺的手抄刊物，根本谈不上什么组织（受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的影响，一群反叛的青年艺术家聚会在巴黎的洛东达酒馆），二月十二号在我家后的小树林，聊天似的商定了X的成立。经曹天予的编造，变成了一个有正式成立会，有宣誓，要制定全面保密计划，对泄密者进行威胁，要订立攻守同盟等等，说白了，就是成立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曹天予对成立会有详细的描述：“在五道口餐厅开所谓“成立会”轮流表示态度（宣誓？）时，我也在场。（共五人：孙、张、郭、叶、我）。最后轮到我，我表示我不参加，不干。张火了：你不参加你来干什么？我：那我就走。张：你走也不行，出了事也跑不了你。你是幕后军师，是主谋！我：要是那样，那我先去交代（当时弄僵了）。我后来又说：我只希望你们出了事别连累我，我是不会去检举的。张也表示这可以，说：把你牵出来，你是出过问题的，我们也没好处。只有使问题严重。于是，事实上订了攻守同盟”。第五个讲话的他和以后的对话都写得很清楚，但前面四个人的话（或誓词）没有提一个字。现在他可以不提，但六三年他在公安部的揭发就不能不提，他既然编了个成立会，编了一个五个人的表态（或宣誓），他就必须为公安部编上具体的内容。这里曹编的每一个字都是诬陷，在他的八个口袋，几百万字中的材料中应该能找到。二月二十号的成立会是不存在的，除了郭世英死了，还有孙经武和叶蓉青可以证明，带公安部大印的材料上也很清楚，X成立于二月十二号，曹天予的二月二十号的成立如果是真的，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公安部故意改动了时间，把二十号说成十二号，但二月十二号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公安部的改动没有任何意义，改动是为了要做文章，公安部没有在二月十二号这个时间上有任何发挥。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骗了公安部，在周恩来亲自过问，公安部七十多天的审讯中，有关X的案情，公安部是全部清楚地掌握的，更何况有你的成立会宣誓，保密条例等等的具体指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滑过去，最后公安部的结论仍是X成立于二月十二号。这证明了公安部对你的这一揭发是否定的，就是说，这是诬告。

这些还都是他自己讲的，实际上，他向公安部的揭发中应远不止如此，他对他自己都可以鬼话连篇，对他所谓的挚友郭世英和没什么交情的张鹤慈，孙经武，想来是很难不发挥些创造力的。

再谈关于外逃的事，在五一郭世英想自杀，失踪，家里四处找人的混乱中，曹天予看准了时机捏造了我们企图外逃，而对他幸运的是，在他的陷害后。使形势变得异常紧张，郭家有武装巡逻，我们背后有盯梢，这使我们真的想起了外逃。

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时间，曹告发时我们并没有想到外逃，他看了我的《谁是谁非》的文章，引用了些对他有利的说法，但却没有引用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在质疑周国平时说，五月初以前，郭世英没有外逃的想法：“实际情况是, 郭世英过去从没有想过出国, 但他对我和孙经武的出国表示支持. 最初的想法, 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 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必须牺牲少数人的发展. 所以他认为我们不适合留在国内. 后来这个想法虽有变化, 但是他还是想在国内有所作为. 他是我所知的最早的所谓”体制内改革者””。另一个关键一条是，曹天予不应该知道我们想外逃的事，这一点他承认了：“周说他找陈是因为我告诉他郭张“试图偷越国境，被发现了”，这纯属无中生有。我已在4月23日与世英“绝交”，他们的意向怎么能知道？有什么渠道？”。那么再看看曹天予文章中的另一个说法：

“4.19中午，遇见郭。郭告诉我，他给我写了好多信，都撕了。于是就出去了。我要他乐观些。他说过去学外交不想干是傻子。

我：你要出国，那机会不是很好吗？他：那时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只觉得搞外交拘束。要现在，那是求之不得了。4．21、4.22，我见郭与张一直在一起。我怀疑他们已经干了什么事了，于4.23 把郭的书籍等等以及书信全还给郭，以示绝交。郭的脸色白了。但第二天又送来一本张鹤慈的“存在主义简史”。我看了，直到4. 29才还郭。那以后，郭成天不在校。我一想我这“绝交”可能更会激郭乱干（叛国），心中惊慌，但又不知如何措施”。既然他承认不知道我们计划外逃，但从文章中看“我怀疑他们已经干了什么事了，可能更会激郭乱干（叛国）”。我真想知道他有什么特异功能，仅从我和郭世英一直在一起就能推断出来我们一直要叛国，这次总不能又推到周国平身上了。如果我们在五月一6号以前真有外逃计划，我们第一个要瞒的就应该是那个告过密的曹天予。四月份曹天予说我们企图叛国的根据是什么，所以五月五号曹天予告诉周国平，我们外逃被发现，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因为他四月份就认为我们要叛逃，或说就编造我们要叛逃。曹说四月二十三号跟郭已经绝交，他已经不知道我们的意向，再看他五月七号找于立群：“当她听到我说从周国平处得知他们要外逃（不是一般地说说要“出去”，那是郭与我时不时挂在嘴上的，而是真的、马上要干、会被视为“叛国”的那种“外逃”）时，神情十分紧张，仔仔细细地问了前前后后。当她确信此事为真时，表情绝望悲愤”。于立群是仔仔细细问了前前后后，而为了让她确信此事，你也应该是仔仔细细地回答了前前后后。但你都回答了什么呢？回答了什么能使她确信，能使她绝望悲愤呢？你对外逃前后有两个说法，一是说你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出逃，只是周国平告诉了你一句话，这一句话再仔仔细细，前前后后也不能使于立群确信此事，另一说是你又说“四月份郭与张一直在一起，我怀疑他们已经干了什么事了”和“我一想我这“绝交”可能更会激郭乱干（叛国）”。你自己都是“怀疑”，“可能”，又怎么能让于立群确信呢？那么，为了使于立群确信，你仔仔细细，前前后后又编了些什么谎话呢？五月六号后，我和郭世英有企图外逃的几天，我们没有任何动作，只是说了说，孙经武回京后，大家一商量，就放弃了外逃的打算。你又怎么能够仔仔细细，又何来的前前后后呢？

第三个主要陷害就是地下政治，曹说：“张向往英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并有搞地下政治的冲动”，他又说：“我把自己定位在搞学术、在哲学上、理论上进行思想斗争的学者，对地下政治不感兴趣，对他们的冲动也一再劝阻”。他在给公安部的揭发中，如果用的是“地下政治的冲动”这种词，公安部肯定会退回去让他重写。更重要的是，他没说清楚我们的地下政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他们的冲动也一再劝阻”，那么是哪些冲动？证明这是诬告也很容易，象他陷害郭世英和我偷机密文件一样，公安部在给我们的定案中，对曹天予揭发的这些，公安部门都没有收单，这就是诬陷的最好明证。

你的诬陷在你自己公布的材料中，已经够说明问题了，在你未公布的材料中，应该更多。在你的文章中，你把一个年轻艺术爱好者的聚会，一个温和的的X，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地下政治组织，你把几个在思想言论上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变成“抓进去也不怕，只要能发生社会影响就行”的激烈的对抗者，你把一个外逃的企图变成了“而是真的、马上要干、会被视为“叛国”的那种“外逃”，你使问题变得尖锐，变得迫在眉睫，使公安部门必须马上出手制止，就是你这些陷害，诬告，把你的所谓“挚友”，郭世英推向火坑，使不满二十岁的我在劳改队度过了十六个春秋。

你在文革后，利用人们对文革的痛恨和对受害者的同情，把自己装扮成X案中的唯一受害者，事实是，我们进公安局后，你仍在大学读书，在追求女生。**年你的被批判，起因也并不是因为X。平反中，你说X中真正惹事的，因家庭背景而未受处罚，你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反而受到牵连。平反中，你用X一案捞了不少好处，事实是，郭世英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和孙经武付出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几年，而这一切，源于你的捏造陷害，这恶毒的一击。

喜欢走法律途径的曹天予，你想不想再走一回呢？我是不会主动提出的，因为你不配。拨开画皮，对你进行道德审判，我想已经足够了，但你如果想试试，不论在中国，美国或者澳大利亚，我都会奉陪到底。

(10/13/200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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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张鹤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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