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下中国，一个因掌握知识而拥揽财富、因标榜自由而倾情消费、因向往民主而踊跃建言的可观群体，一股促使社会结构形态日趋“橄榄化”的有生力量，伴随着30年的改革浪潮，闯入大众的视野，常谓之“中产阶级”。今天，我们设问未来中国改革之路，中国中产阶级的沉浮是无法回避的槛儿，而左右其沉浮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则首当其冲，需作透析。本期，我们特邀几位多年来致力于中产阶级研究的学者，他们以崭新的视角、理性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中产阶级乃至中国明天的蓝图。
——主持人：李梅
中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8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这场影响广泛且深远的社会转型运动与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许多地方都曾申明，尽管全球中产阶级的成长大多和工业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但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造就一个特定的中产阶级。
变化发生在1978年。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此后的30年中，在科学技术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越来越急速的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大陆不仅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完成了20世纪的巨人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伟大设想，使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连续30年一直以10%左右的增长速度狂飙突进，从2683亿美元上升到近3.5万 亿美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令人瞩目的社会转型。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孕育中国中产阶级的第一个现实变化是，1978年后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能够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回到30年前，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首先出现的一个有意义的政治变化，是1979年后中共中央宣布为地主和富农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国中产阶级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
孕育中国中产阶级的第二个现实变化是30年中中国经济持续稳固的发展。在这30年的变化中，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上，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2010年将上升到81%，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同样重要的是，在2004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将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正式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其实，在此之前国家推行的发展私有个体经济的政策，已经从一个侧面肯定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并且这一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孕育中国中产阶级的第三个现实变化是，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1978年前，在文化和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级（即使在经济收入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的30年中获得的。另外，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级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1977年，中国大学招生28万人；30年后的2007年，中国大学招生567万人。仅仅30年，中国大学招生人数提高了整整20倍。与此同时，这30年中，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也在不断提高，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切都为中产阶级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不仅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一道壮丽的景观，事实上也左右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依附于政治权力，且没有“群意识”、“没有政治参与的管道和能力”，但如果我们不将政治参与狭隘地理解为政权或政党运动，而是宽泛地理解为制定、贯彻、影响或改变公共政策的活动，那么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中产阶级现在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而且由于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借助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社会流动的频繁和正常社会晋升制度的建立，也使不同阶级、阶层间的冲突和摩擦获得了现实的降解。中产阶级不仅通过业主委员会、维权小组等组织形态，通过网络平台，围绕涉及自身利益的特定问题（如城市开发、房屋拆迁）显示了行之有效的行动力量；而且对涉及城市和社会发展的一般问题，也表达了自己的声音。从早几年的“孙志刚事件”到近年来的厦门PX项目的废弃，中国中产阶级的意识和行动都体现出了某种先锋性。可以设想，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成长、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健康而现实的民主政治的建构也不会永远停留在蓝图之上。
中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功能似乎无可争议。这个被称作“中等收入群体”的阶级或阶层，不仅是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和建构者，事实上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人们现在或许已经注意到，自1990年代后半叶起，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和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之间已经显示出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现在这两个过程的年增长率都在1%）。并且在这两者之间，我更愿意认为，是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级的扩大，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另外，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突出作为，同样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商业社会的到来。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性，他们所追求的消费的符号意义，以及文化资本的含量，起码促进了中国产业的分化，导致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正以超过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一日千里。
既然谈到文化资本，同样不能否认，中产阶级还有着鲜明的文化功能。说中产阶级具有鲜明的文化功能，究其根本是因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本身就是凭借文化资本或社会声望在现代社会分层体系中立足的。如果说，文化资本如布迪厄所说，首先“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那么，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带来的高等教育的扩展，确实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化的僵化和意识形态控制，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而且使中国人开始了追求生活方式的生活。进一步，中产阶级的日常文化消费实践，还通过电影、电视、音像、网络和报刊等媒介手段，直接促成了以大众文化制造和传播为目的的文化产业的崛起。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变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除了上述功能以外，中国中产阶级还具有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时，邓小平就已有预见。他写道：“一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中产阶级的示范作用对更广大的劳动人口的意义，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或“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的。他们改变了劳动或工作的形式（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但没有颠覆劳动或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在我们进行的调查中，单凭白领或新中产阶级比普通的草根大众睡得更少、焦虑感更高这两点，就能够准确地对他们的工作或劳动进行量和质两方面的度量。因此，在我看来，在国内进行的多次职业声望调查中，与新中产阶级有关的职业之所以都能获得较高的评价，不仅是因为这些职业都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含量，而且也是因为它们没有偏离中国人鄙夷不劳而获的传统价值观。
中国中产阶级的存在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它像中国的股市和楼市一样，可能也有着或多或少的泡沫。但对这个新兴的阶级或阶层而言，我的态度一直十分鲜明：一方面，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刚刚开始迈出自己的步伐，即使以单一的经济收入为指标的话，目前中产阶级的人口最多不过占总人口的20%，如果按每年1%的增速计算，20年后也不过40%，它的增长具有相当的上升空间。另一方面，我也从不幻想中产阶级的成长就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全部问题。为此，在指出中产阶级成长的美好前景的同时，我们也一再提请整个社会关注与中产阶级的健康成长有关的各种问题，包括解决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同时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问题、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的问题，以及解决与中产阶级成长相关的意识形态难题。如果不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不仅会困难重重，作为改革开放的产儿和受益者的中产阶级，本身还有可能首先成为社会不公的替罪羊。从早几年就出现的对机关公务人员的不满，到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对包括医生、法官、律师甚至教师在内的专业人员或标准“新中产阶级”的诟病，都说明我们的担忧并不是一种凭空的臆想。由此，我们认为，通过包括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手段缩小贫富差距，在现在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口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如果我们不想预支未来的发展空间，就应该给尚未步入中产阶级的广大人口以更多提升生活水准的空间。我们希望看到，在21世纪，在中国的农民通过工业化不断进入城市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和普通市民中的大多数也将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尚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中的一员。 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界定
□张宛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西方社会理论中关于中产阶级的概念一直众说纷纭，迄今没有一个清晰、严谨的界定，以至于被称为“中产阶级的混乱”。这与该阶级构成的特质、社会功能的复杂性，以及各民族社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有关。对中产阶级的研究界定，不同的社会理论及流派，虽然依据其特定的理论立场和解释视角各持己见，但对其结构特征亦有某些共识。那么，当代中国社会是否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状态如何？这些问题成为近些年相关研究争论的焦点。争论皆源自于对中产阶级阶级边界的把握和构成特征的不同认识，更因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独特经验而增加了其界定难度。从目前的争论看，对中产阶级的研究界定可能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间阶层”与“中产阶级”的关系？二是中间阶层是社会实体还是社会文化现象？三是其是全国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四是规模观还是功能观？①限于篇幅，这里仅集中讨论前两个问题。
“中产阶级”——社会中间层
在西方社会理论中，最早出现的“中间阶级”一词可能应算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的有关论述。在他眼中，“中间阶级”是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和经历者，他们已形成了共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价值观、生活方式，是一个明显地区别于社会下层和上层的社会中间实体。他认为，城邦社会结构中的这一“中间阶级”，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现在所讲的“中间阶级”或曰“中产阶级” 一词，是从西方社会理论转引过来的，一般是指西方社会现代化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成为社会发展中主要社会力量的社会中间层；正是这一层级的出现和作用，改变了主要依赖于权力及先赋因素的极端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致使传统社会中的少数上层统治下层的不平等的金字塔型的社会地位层级结构，转变成为中间阶层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社会中间层开始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社会力量。而从西方社会结构变迁的演进看，大致经历过新、旧中间阶层的历史性替换，即新中间阶层代替旧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中间层的主体的过程，亦被称为“白领革命”。
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认为，“旧中间阶层”通常指产生于前工业革命初期诸如小农、店主、独立经营者等小资产者和自雇者，他们以自己所拥有的财产所有权独立经营借以谋生。对于“新中间阶层”的界定，在不同学派的理论中，颇有差异。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曰“后工业社会”中“靠工资谋生”、以占有较多的知识资源为资本提供劳动的各种、各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公职人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论中被称为“新小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而在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中则被称为“中产阶层”、“新中间层”。然而，研究者们对“新中间阶层”的特征在一些方面仍取得了基本共识，其最核心的特征是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更多依赖“组织资本”（即管理权力）和“文化资本”（即专业技能），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社会地位。
中国的情形如何呢？基本的研究认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西方现代化社会变迁中的“新中间阶层”②。
是社会实体还是社会文化现象
C.莱特·米尔斯认为，“新中间阶层” 概念表述的是在工业化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地位分配系统上，分布于竞争性较强、市场回报较高、具有特定社会影响力的一些不同职业群体，在职业收入、权力、声望、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中等水平地位状态的一个异质性的地位群体集合。其构成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是界定该阶层边界的一大困难之处。
换言之，对“新中间阶层”边界的认识和争论始终存有两大倾向：一是社会实体倾向，即认定其是一个可辨识其边界（尽管这一边界具有模糊之处）的社会实体阶层；二是文化解释倾向，即认为“新中间阶层”是一种以特定社会文化理念建构和诠释的社会文化现象。主张“社会实体”者，大多从“阶级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反映论”入手，辨析“新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位置及其社会功能。于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的新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新马），还是韦伯主义及其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研究者，均依据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及其变迁历程发现了这样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存在。只不过，对该阶级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一系（包括新马）看来，社会生产资料的控制及其转换是更具根本意义的；而在韦伯主义一系（包括新韦伯主义）看来，还有市场机会、权力和社会声望等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主张“社会文化”建构和诠释者（如那些主张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家），则普遍认为，“是一种集团文化建构了其成员经历的实际”，因而，他们强调“中产阶级的认同感”——诸如价值观、行为方式等——的明确表达“造就”了中产阶级的历史叙述。
上述这两种对中间阶层边界的认识争论，其实质关系到阶级形成的解释，前者论点可谓之“阶级是社会经济实际的反映”，而后者论点则是“阶级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约翰·斯梅尔敏锐地看到了这两者的认识皆有偏差，“为了消除这两种阶级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一种解释社会经济实际而不是受社会经济实际决定的阶级理论”，他借鉴布迪厄、吉登斯、萨林斯以及格尔茨的思想中有关文化和文化变迁的概念，发展出“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以研究和认识“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文化功能。他指出：“阶级经历应该看成是一个集团理解自身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社会关系本身”，“阶级经历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同时，“阶级意识应当看成是与有关人员的社会经历相联系的事物”。他强调，“尽管这种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对于所有的阶级分析都是有效的，但是他在澄清中产阶级起源方面特别有用”，因为他发现，在诸如有关英国中产阶级形成的研究成果中，“尽管构成中产阶级认同感的一系列价值观、态度、行为方式和世界观等关键因素在18世纪确已形成，但人们却难以识别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所附属的一个一致性的社会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分析的意义重大，因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与阶级认同的关系上来，阶级认同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借鉴斯梅尔的有关思路，我们不难看到，时下对中国中间阶层形成的一些研究之所以会在“是社会实体还是社会文化现象”上缠绕不清，可能与我们如何把握和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阶级关系演变的独特经验有关。有人曾形象地说过，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在过去“消灭了阶级”的时期搞了“阶级斗争”，而在当下出现了“阶级”的时候却又不讲阶级（分析）了。的确，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分化，已将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去阶层化”的结构一变而为“阶层分化加速、明显”的社会结构。眼下，我们遇到的问题：一是1949年以前的私有关系的“旧传统”与改革开放前的“共产主义新传统”，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及其群体记忆的断裂和重新整合问题；二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所呈现的时空压缩型急剧变迁形态下，虑穷思富、发财致富的社会心态和“有闲文化” ③间的张力（即是一种文化建构的张力）；三是权力垄断与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的复杂关系。
孙立平认为，改革开放早期，经济体制变革所释放的“自由流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在社会经济关系上打造了一个“中间阶层”赖以发育的社会经济实际世界；消费社会的出现，也使我们观察到一个类似西方工业化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新中间阶层”破茧而出。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钱权交换”及其精英联盟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资源再分配向着有利于权力者和“政策精英”倾斜。于是，中间阶层的发育遭遇“精英排斥”的陷阱。一时间，“中间阶层存乎”又成为一个焦点话题。我以为，除了看到社会经济关系变化的实际作用外，在认识当代中国中间阶层形成的过程上，斯梅尔的“阶级经历也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观点是有一定解释力的。以“精英联盟”排斥中间阶层发育为例，前者排斥后者，除了以其行政赋权所掌握的权力资源为基础外，更可以在“共产主义新传统”中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权阶级的文化经历上构筑“权威优势”；而后者所要挑战的不仅仅是一个“权力优势”者的社会经济实际世界，还是一个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阶级文化经历的“老手”，而其自身尚未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倘或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曲折的社会认同过程。就此而言，分析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变化，追踪这一新阶层发育过程中与社会上、下层的关系演变，关注其阶层文化的形成经历和阶层构成的独特性，应是今天该研究的着力之处。
注释:
①所谓“规模观”，这里特指那种以人数多少、规模如何来估量中间阶层的前景和作用的认识；所谓“功能观”，特指以中间阶层所具有的独特社会功能而非单以数量规模认识其社会结构意义。
②本文秉持作者的一贯理解，使用“新中间阶层”这一称谓。
③“有闲文化”常被视为中间阶层形成的一个识别标志。民间一说为“有钱、有闲和有权”是当今中国的中产者。
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
新的问题和视角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是有关中间阶层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我将暂时搁置有关中间阶层界定、中间阶层异质性等等方面的争论，而是将中间阶层视为一个整体，讨论在中间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研究上需要推动的“问题转向”。
大量的研究和现实都已经表明，中间阶层具有多面向的社会—政治功能，例如，中间阶层是一个保守的阶层，具有“稳定剂”或“缓冲器”的社会功能；或者是一个激进的阶层，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有时在某些社会和某个时期，它又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即依附于威权、甚至是独裁的政体。在这一点上已经无需再多的讨论或争论，因为各种功能特征都是事实。因此，现在的问题是，鉴于中间阶层在现实中所彰显出来的不同功能特征，有关中间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讨论，应该实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争论中间阶层的单一功能特征维度转变为分析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间阶层会彰显出某一社会—政治功能，以及不同功能特征的转变。在我看来，这一“问题转向”对于相关研究来说更具意义。
而讨论这一新问题的理论前提是对于中间阶层基本性质的分析，因为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基于其基本性质在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产物。
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社会位置的概念，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界定，例如，收入（财产）、职业、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主观认同、社会关系等。无论是何种维度，其核心都是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中间位置以及与上、下阶层的关系结构。可以说所谓“中间阶层”就是“嵌入”在过去的两分等级结构中所形成的三分等级结构。中间阶层多维度的社会—政治功能特征就根植于这种特定的社会位置中。它们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和上、下阶层的关系构成了中间阶层“矛盾特征”的基础。
此外，中间阶层功能特征的多维性质，不仅源于它们在复杂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还来自于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间阶层的弱小和壮大意味着它生存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影响力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如果上述关于中间阶层基本性质的分析是成立的话，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析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间阶层有可能彰显某一社会—政治功能。这是一个涉及众多复杂因素的问题，但借助于“理想类型”的方法，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典型的个案资料，建立起一个理想类型式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将新的分析思路清晰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在新的视角下将需要关注的因素提取出来，构成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经济发展、政体性质和社会的秩序化程度等三个因素，构成了中间阶层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空间，因而也构成了影响中间阶层社会—政治功能彰显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随着这些环境因素相互关系模式的变化，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也会发生改变。
1.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经济—技术的发展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更替，每一个社会阶层的相对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其次，经济发展意味着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原本一个两分的结构日益转变为“三极化”的结构。再次，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的迟缓或“中断”将会直接影响中间阶层的生存和利益。所以，现代经济发展不仅是中间阶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间阶层也会彰显出不同的功能特征。例如，我们在某些新兴工业化社会所看到的中间阶层由依附到激进的转变。
但是，再没有把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现象直接联系起来更为简单的社会科学分析了。经济发展无法直接解释不同国家（地区）中间阶层所彰显出的社会功能特征：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制度结构背景下实现；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现象，除了受到经济发展的因素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彰显同样如此。
2.政体。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政体对于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社会—政治功能具有重要影响。政体可以被区分为“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两种基本类型。我们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分别考虑两种政体的影响或意义。
在“民主政体”下，权力结构及其等级秩序是通过公民及其（利益）组织公开、合法、有序和竞争来建构的，因此，政体对于社会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响应性，即政体对于社会状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制度安排相应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下，虽然在中间阶层上面还存在一个上层阶层，但是，其相对独立性在相应制度安排中是有保证的，其特定利益是可以预期的，并且可以将这种社会位置在代际之间延续下去。因此中间阶层更有可能成为米尔斯所说的“政治后卫”，或人们所使用的其他一些概念，如“稳定器”、“缓冲层”等。
“威权政体”意味着国家保持着对社会较高程度的影响和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各种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威权政体下，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中间阶层将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而逐渐发育和成长，但因为其发育、成长都依赖并得益于威权政体主导的经济起飞和增长过程，因而总体上表现出依附性特征。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随着中间阶层的壮大，其相对独立性和利益日益凸显，因而导致与威权政体的矛盾和冲突，其“激进”的反体制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就有可能开始彰显。
3.（社会）秩序化。社会秩序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等级秩序（包括分层秩序，或者阶级秩序、阶层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内容之一。无论是在威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下，“秩序”和“混乱”都是可能存在的社会状态。
在有秩序的状态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政体背景下，中间阶层有可能表现出保守或激进的特征。尽管激进的中间阶层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对秩序的破坏，但这样的激进运动大多是一种低度混乱的运动，不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社会无秩序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过程，而且更有可能威胁到中间阶层赖以生存的社会等级秩序。因此，当中间阶层不足以主导社会秩序时，它就有可能彰显出“依附性”的特征，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反而会表现出强烈地借助于威权主义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经济发展以及自身发展的倾向。
在这样的环境模式下，中间阶层的功能特征可以得到基本确认，并且给出了这些环境变量与中间阶层不同社会—政治功能的逻辑联系。但是，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结构。上述分析只是指出了决定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基本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许发挥了更加直接的影响，例如，意识形态、国际环境以及中间阶层本身的因素等。一句话，中间阶层不同的社会—政治功能是社会环境模式的产物。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不仅是一个处于高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正在经历渐进式制度转型的社会。这意味着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空间都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对它的社会来源及结构、形成过程、行为取向和社会功能等都将产生直接影响。例如，对于中间阶层来说，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或“总体性社会”，其所形成的中间阶层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空间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转型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新旧体制的并存，以及旧体制对当前社会环境的重要影响；而中国持续高速的现代化过程又推动了中间阶层、特别是新中间阶层的迅速壮大。中国中间阶层所面临的是一个带有特殊因素的环境模式，这一模式最终决定了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
□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新中产阶级持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态度，一直是中产阶级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研究者们尤其关注的问题是，新中产阶级在推进民主政治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内研究者对这一问题一般持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派观点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变革；另一派观点则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政治上较为保守，他们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后一种观点的理由是，中产阶级是经济改革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基本上支持政府实施的经济改革政策，并且希望政治维持稳定，以保障经济稳定增长和他们个人收入的稳定增长。还有另一理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核心部分是为政府工作的公务人员、由政府控制和提供经费的各类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研究机构等等）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这导致了中产阶级在整体上与政府具有紧密的联系，对于国家有较强的依赖性。
上述两种观点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中国社会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究竟是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的力量还是引发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GSS对社会各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进行了全面的考查（数据分析结果参见表1），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作为中产阶级主体部分的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倾向，以及与其他阶层的异同，进而我们也可以推测中产阶级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一、 对个人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最高，但安全感处于中等水平
我们通过两个态度指标——个人生活感受和安全感——来考查新中产阶级是否比其他阶级更加地安于现状，也暗示着他们在政治上是否趋于保守和希望维持现存秩序的稳定。
表1列出了五个阶级的个人生活感受的平均得分，得分最高的是新中产阶级，得分最低的是工人阶级，其余三个阶级（企业主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得分相差不多。很明显，新中产阶级对个人生活现状的满意度最高。70.9%的新中产阶级声称过去五年他们的生活水平上升了，这一比例在五个阶级中最高；只有7.5%的新中产阶级表示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这一比例是五个阶级中最低的，其他四个阶级成员中声称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是新中产阶级比例的两倍或更多。对未来五年生活水平的变化，68.6%的新中产阶级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会上升，这也是五个阶级中的最高比例；只有6.3%的新中产阶级认为生活水平会下降，除了企业主阶级以外，这一比例是最低的。不过，在安全感方面，新中产阶级并不是最具有安全感的人群。五个阶级相比较而言，新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与工人阶级类似，处于中间水平，企业主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安全感较高，而边缘中产阶级最缺乏安全感。
二、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以及对社会现状的评价较好
对政府信任度和社会现状评价这两个指标，是为了考查各阶级对现任政府执政的综合评价，并且检测新中产阶级是否对政治现实具有比其他阶级更强烈的批评倾向，从而暗示他们是否有可能成为推进政治变革的力量。
研究表明，新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其他阶级没有差别，综合来看，五个阶级都显示出对政府较为信任的态度。新中产阶级对中央政府持信任态度的比例高达94.1%，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比例为73.3%，对政府新闻媒体的信任比例为74.4%，对信访组织的信任比例为61.5%，对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的信任比例为58.5%，对法官和警察的信任比例为65%。其他各阶级的相应比例与新中产阶级极为接近。对于社会现状的评价，五个阶级也没有显著差异，新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一样对社会现状的评价是“略感和谐”。新中产阶级认同社会形势稳定的比例为80.2%，此比例略高于其他阶级；新中产阶级认为当前社会和谐的比例为75.2%，此比例与其他阶级类似，只有工人阶级的比例略低。
从上述两个指标来看，新中产阶级对于现任政府和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评价是较为肯定的，这意味着新中产阶级并没有强烈的动力去改变现状。不过，这样的结论是否与中产阶级在公众舆论和网络媒体上表现出对政府的诸多批评和不满相矛盾呢？
近几年来，大众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是对政府的住房政策、医疗政策、教育政策以及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的指责，这些批评浪潮的主要推动者是中产阶级——包括新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主。对这些批评和指责的内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批评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企图影响政府决策者去调整、修改或强化相关政策，而非意图改变现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甚至，这些批评是要求政府对相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更多的干预和更强化的管理。这也说明，中产阶级可能对政府寄于更高的期望和更多的要求，他们批评政府的具体政策而并不攻击现存政治制度，表明他们基本上是相信政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三、国家权威意识较弱和政治民主意识较强，但不主张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
新中产阶级对现任政府的较高程度的信任，是否意味着他们认同国家的绝对权威地位，从而缺乏民主意识呢？或者与之相反，他们是否比其他阶级具有更强烈的民主意识而可能成为推进民主进程的力量呢？
国家权威意识这一态度指标的测量结果显示，新中产阶级在国家权威意识认同方面与其他阶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新中产阶级的国家权威意识最弱，边缘中产阶级也比较弱，而另外三个阶级对国家权威的认同程度较类似。比较五个阶级对上述六个观点的判断，我们可以发现，新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具有更多的民主意识。对于“国家大事有政府来管，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这一说法，新中产阶级仅有20.5%的人表示赞同，边缘中产阶级有23.5%的表示赞同，而其余三个阶级赞同比例在35%~36%之间。对于“民主就是政府为人民做主”的说法，新中产阶级的赞同率是48.2%，边缘中产阶级的赞同率是57.8%，其余三个阶级的赞同比例在66%~71%之间。对于“老百姓应该听从政府的，下级应该听从上级的”说法，新中产阶级的赞同率是42.7%，边缘中产阶级的赞同率是50.7%，其余三个阶级的赞同比例在60%~62%之间。对于“政府搞建设要拆迁居民住房，老百姓应该搬走”的说法，新中产阶级的赞同率是38.8%，边缘中产阶级是41.6%，其余三个阶级的赞同比例在48%~49%之间。对于“老百姓交了税，政府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的说法，五个阶级的赞同率都很低，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赞同比例分别为8%和8.5%，其余三个阶级的比例大约在14%左右。而对于“党和政府是有办法管理好我们国家的”的说法，五个阶级都表示高度赞同，赞同率在91%~93%之间，新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没有差别。
综合这些数据来看，新中产阶级的确具有比其他阶级更强的政治民主意识，但同时他们对国家权威的认同也并不是很低，这一点与他们对政府较高程度的信任有一定关联。另外，新中产阶级对于政治民主有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普遍赞赏西方的政治民主体制，尤其是那些因工作、求学或旅游出过国的人，他们对于现存政治体制中的一些不民主做法而导致的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和决策失误等现象表示不满。但另一方面，较少有人认为中国需要立即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
他们提出的一种解释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太适合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区差距巨大和情况复杂；或者，至少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太适合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们的文化素质还比较低等等。新中产阶级的普遍看法是，目前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可能引发社会政治局势的动荡，而这将影响经济增长。还有些新中产阶级成员认为，政治民主制度是迟早要实现的，是一种发展的大趋势，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逐步地、渐进地推进，政府正在推进这一进程——如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增加民众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新中产阶级成员并不认为他们个人需要做出什么努力去推进政治民主进程，他们也没有迫切的或强烈的愿望要改变现有的政治秩序。然而，当政府推行的某项政策影响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或者某些利益集团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时，他们则有可能采取行动维护他们的利益，比如对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通讯公司（涉及手机和网络收费）等垄断行业的企业（涉及汽油价、电价、水价和其他公共服务收费），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涉及税收、房屋拆迁、市政道路规划和建设等）施加舆论压力或采取抵制行动。
综合上述各方面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的考察，我们可以说，就目前来看，正在兴起的中国中产阶级是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的力量，他们是近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极大获益者，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将继续显著提高。在这种状态下，中产阶级表现出对政府较高程度的信任和对社会现状的较好评价，同时他们也希望现存社会政治秩序能够维持稳定。
另外，中产阶级也显示出较强的民主意识，包括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意愿和自身利益的维护意识，这使他们对政府政策有诸多批评和监督，但这些批评和监督总体上是有利于现存体制的改善，而不是破坏和摧毁现存体制。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产阶级目前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是以其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前提条件的，如果经济形势出现波动而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比如，今年以来出现的股市波动和物价上涨就对中产阶级的心态有些影响。
注释：
① 表1中的五个阶级分类是EAMC项目（东亚中产阶级国际比较研究）中的中产阶级分类，其中：“企业主阶级”是指私营企业主，“老中产阶级”是指个体工商户，“新中产阶级”是指中高层白领从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边缘中产阶级”是指下层白领从业人员，“工人阶级”是指蓝领从业人员。广义的中产阶级概念包括了“企业主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狭义的中产阶级概念主要是指“新中产阶级”。
文化资本与新中产阶级
□王浩斌,《南京大学学报》编辑、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周晓虹认为，中产阶级从其英文字面上看，指的是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于社会结构中间层的阶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社会资源占有的最主要表现方式是什么呢？更进一步说，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来说，以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范式来理解和把握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正是我们研究社会结构和界定中产阶级的关键所在。
在西方中产阶级理论中，名声最大的是米尔斯所主张的新老中产阶级交替论，它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变迁体现为“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不管是以财产（老中产阶级）还是以职业（新中产阶级）来进行社会分层，它所反映的都是一个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变迁”问题。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来看，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之变迁的现代性问题，可以转换为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个命题。从资本主义兴起这一逻辑思路出发，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层问题，以及人们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地位，都可以从“资本”的角度进行分析。正如布迪厄所提出的：“社会世界是一部积累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生产关系简化成行动者之间瞬间机械平衡的不连续系列，如果我们不把行动者仅仅看成可以互换的粒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把资本的概念和伴随着这一概念的积累物及其全部效应重新引入社会世界。”“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中资本的最核心本质不是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表现形式所承担的社会关系。从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角度来进行社会分层，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总是可以分成所有者与劳动者，比如，在当代社会中，我们依然可以明确地区分出老板与打工阶层。而从拥有资本（社会权力）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中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权力再分配直接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经济关系相对简单，整个社会也很容易区分出资本家与工人两大群体，而随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管理、知识、技术等要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权力不再完全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是为管理阶层所分享。由于现代社会中的管理和技术阶层群体不断壮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这就导致了新中产阶级的诞生。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并不掌握生产资料，所以不属于资本家阶级，但他们又不同于传统的、从事体力劳动、仅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阶级。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大部分从事的是脑力工作，而且穿着体面、收入丰厚，从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早期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状况。
这个新兴社会阶层的阶级归属问题，曾引发了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纷争。对于伴随着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新型熟练工人、经营辅助人员、经理及工头、白领阶层、公务人员等薪金雇员，卢森堡等人认为，虽然这些薪金雇员工作体面、身着西装领带，与传统绅士有几分相像，但他们仍然不占有生产资料，是无“产”者，所以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考茨基与卢森堡的立场比较接近，他把薪金雇员称为“硬领无产阶级”，认为他们虽然工作体面、收入颇丰，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阶级格局。而从考茨基所称的“硬领”概念中，我们却依稀可见后来“白领”概念之雏型；因为所谓的“白领”，指的便是穿着硬领白衬衫，系着领带、领取薪水的非体力劳动者。作为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伯恩斯坦认为，阶级的分化主要体现为贫富之间的分野，而不是所有权争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瓦解这个社会，而是要不断努力使工人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向“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上升。在伯恩斯坦看来，白领雇员数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反映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工人阶级正向着他所说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上升。
从第二国际内部对薪金雇员阶级归属问题的讨论来看，其关键点还是在于管理阶层到底有没有资本。然而，资本本身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后来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化，科学技术、管理、文化等成为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在此背景下，技术、知识、文化等构成新的资本形态，以致在知识经济时代出现了“知识资本家”。考茨基与伯恩斯坦所争论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对现代社会中的资本形态的不同认识。考茨基实际上是坚持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实物资本的观点，认为薪金雇员不拥有实际的生产资料，所以仍是无“产”者，但他没有看到薪金雇员已掌握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文化知识资本。伯恩斯坦将分析的焦点从生产关系转换到财产（分配）关系，无意中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即，薪金雇员所构成的中产阶级为何可以获得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传统的工人阶级为什么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中产阶级虽然不拥有实物资本，但拥有文化资本，他们通过这些文化资本分享到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由于没有任何形式的资本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从这一现象来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形态由传统的单一的货币资本、实物资本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形态的资本，使得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不再简单表现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两极对立。与这种资本形态变迁相对应的是，“股份制”在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形式中悄然兴起。现代社会的股份制企业大规模地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使许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分享到了丰厚的剩余价值，他们通过拥有文化资本主而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资本的权力。由此看来，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资本形态的历史性变迁。从福柯所说的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看，生产资料所有权由于代表了一定的权力，故而成为“资本”。在现代知识经济的社会中，由于知识与文化成为一种权力，所以也就成为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古尔德纳在提出其“新阶级”理论时，特别强调他所提出的由“知识分子和知识匠”所构成的新阶级在“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共同征性，具体来说，共同拥有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
由此看来，所谓的新中产阶级，指的便是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中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资本权力的人，这似乎是培根的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社会学诠释。
中国中产阶级的认同及其整合
□沈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不管在什么国家在什么时代，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异质性较大的群体，因此凡是谈到中产阶级的认同，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的认同是动态的，它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如19世纪50~60年代英国早期中产阶级创业阶段的传统价值观是：自立、敬业、勤奋、节俭、认真、坚毅、耐心和责任感等，但到了维多利亚中期，中产阶级价值观已经蜕变成为达到目的而对财富不择手段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级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而导致的价值多元甚至对立。如英国维多利亚中期的专业人员——中产阶级中的职业阶层，Perkin,H. 认为：“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社会理想，虽然有时只是下意识的。他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专业知识和根据才能选择人才基础上的社会。”因此，他们不认同正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有时甚至还公开批判这些观点。
相比于西方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年轻的中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认同显得尤为模糊。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前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在内部构成上，不仅表现出周晓虹所称的“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资产阶级）同时增长”的格局，而且即便在新中产阶级群体中，也有着“本土化”和“西化”两条生发途径。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加快和我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深入，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整个社会呈现出多元价值倾向。这个多元价值倾向同样表现在中国中产阶级群体身上。
尽管如此，当我们从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行为表现去反观，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他们较为一致地奉行着消费主义价值观。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媒体与广告宣传的一个严重倾向就是消费主义，而其主要的目标群体定位就是中产阶级。在那些经典策划的广告案例中，“中产”总是与“品位”和“格调”相伴随，这一方面迎合了一部分中国新生中产阶级急于展现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彰显他们独特的符号标签与身份意义；另一方面，铺天盖地的消费宣传也不断刺激并催生着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情结。打开报纸，上面有关汽车、房产的广告，图片都特别大，色彩也特别引人注目，主题鲜明地向中产阶级发出邀请。还有许多服饰报道也都采用大图片，亮色调，同样激发着中产阶级的购买冲动。网站上的时尚文章，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趣，各种小资情调充斥着都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一些应景之作也频频现世，《向中产看齐》、《情爱小资》、《你中产了吗？》、《中产线路图》、《中国中产者调查》等，无一不在刺激着当前浮躁心态的人们的脆弱神经……俨然“奋斗”、“赚钱”、“享受”就是中产阶级的人生三步曲。
受雇于外企的高级白领阶层，是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坚定实践者。由于长年在西方跨国公司工作，他们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还是在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都打上了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深深烙印。他们实际上成为西方消费主义嫁接到中国的一个中介载体，并通过他们的行为表现，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认同造成冲击。如卢风所论，消费主义在西方已经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因为它要求人们把消费当作人生的最高意义，激励人们拼命赚钱，及时消费。但它却使人们的欲望总处于激发状态，而无法产生真正的幸福感。再如赵小鸣所言，更严重的是，它会给人类带来极其深重的生态危机、精神危机以及价值观念的迷失。因此，年轻的中国中产阶级在为自己光鲜亮丽的外表和卓尔不群的品位自我陶醉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世界却同时充斥着某种程度的空虚、浮躁、不安全和缺乏归属感。他们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工作，并且还必须更加努力，以便保持自己的经济水平和成就，从而获取更大的成功。他们有着与一般大众或已经富有的人不同的风险和选择。在他们的生活中，总存在矛盾的双重性：既渴望享受自己所得，同时又不安于现状，总是急不可待地投入到更加努力的工作中，以期能够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更加丰富自己的资源。在他们的生活中，总是交织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和冲突……
尽管如此，中产阶级的奋斗充其量也只是在追求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和突破，因此他们很难获得群体层面的共同而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自觉行动。因而在社会政治倾向上，他们是消极后卫的。在中国强大的国家力量控制之下，中国中产阶级相比于西方中产阶级似乎更加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又加之他们的个人职业奋斗本质是排他性的，所以中国中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讲，缺乏寻求群体合作与共赢的意识。
中国中产阶级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至少说当前的条件还不具备。约翰·斯梅尔在《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一书中提到：“一个群体的阶级认同，依赖于一种其成员共同享受的文化，一种包含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在内的具有共同世界观的文化。”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社会集团理解其经历的方式，而文化建构又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 “当那些个人和集团先是通过经历，最终通过意识，造就使自己处于社会等级某一位置的结构时，阶级认同便产生了。”中国中产阶级要想获得自我意识和团体凝聚力，首先要获得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文化。只有靠文化这种无形而潜移默化的作用，才能逐步使得中国中产阶级 “一盘散沙”的格局获得某种整合。然而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阶层，他们的群体规模还不够大，同时也缺乏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经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依靠的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制度安排以及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的需要，其本身还没有一种自发的或自觉的阶级意识或利益目标。就这些因素而言，我们可以暂时断言，中国中产阶级的认同整合之路将是极其漫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