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120师民运部工作员，山西朔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晋绥八分区专员。
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至1949年），他担任晋县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一野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保卫延安和榆林战役、瓦子街战役以及解放兰州的战斗，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石油会战
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1955年7月至1956年9月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1955年10月起）。1956年10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委员、党委书记（1965年2月起）。
六十年代初，康世恩同志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为我国石油自给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国家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困难，苏联又撤走专家，中断我国的石油供应，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作为石油会战总指挥的康世恩，代表石油部党组向党中央表示：下决心拼命也要拿下这个大油田。他亲自组织调遣各油田力量，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展开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工作。
期间，康世恩同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住帐篷，战严寒，带领几万名会战工人，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和“三老、四严”作风，敢打硬拼，艰苦奋斗，夺得了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开创了陆相地层寻找大油田的先河。在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康世恩挥师南下，进入地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渤海湾地区，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1967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69年至1971年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江汉油田会战指挥部副指挥。1970年6月至1971年9月任燃料化学工业部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1971年9月至1975年1月任燃料化学工业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代组长。1975年1月至1978年3月任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8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其间：1978年3月至1981年3月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78年6月至1981年2月任国家经委党组书记；1978年9月至1979年3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3月至1981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渤海事件
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这样的处分决定，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对一向红旗飘飘、战功显赫的石油工业战线来说，这种打击是空前的，以往一声吼，也能让地球抖三抖的百万石油工人，此时一下在全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受到的屈辱不言而喻。
“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发生，是由于石油部领导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职工意见和历史教训造成的。石油部领导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
壮心不已
1980年至1982年5月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第二书记；1981年3月至1982年5月兼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除满腔热情地做好培养青少年的工作外，还时刻关心着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康世恩同志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康世恩同志在长期领导石油工业的过程中，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中国的石油勘探和油田开发，他善于把石油科学的一般原理和中国地质条件结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石油地质、油田开发的理论和应用科学。他参与领导和组织指挥了克拉玛依、大庆等十大石油会战和其他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对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5年4月21日，康世恩同志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
不了情
知道石油工人王铁人的人大都听说过康世恩这个名字。他曾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也是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受敬重的“石油赤子”第一人。这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浓浓的亲情、乡情
1946年夏日的一个中午，身为晋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康世恩，与离别10年的儿子卫平团聚了。上次 见面时儿子才刚刚1岁，康世恩正在清华大学读书，因为得知妻子逝世，赶回家乡河北怀安群山
康世恩陪同周总理接见石油战线英雄代表。总理身后站立者为康世恩，左一为铁人王进喜。
环抱的田家庄，办完妻子的后事，他没能认真爱抚一下儿子，就匆匆返回学校了。不久，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从此跟着党辗转战斗，和家乡断绝了联系。眨眼间10年过去了，在他心中还是刚刚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幼儿，已经成长为11岁的少年。10年里他常想起儿子，只因为战争形势严峻，没把儿子接到身边。如今，他见到儿子，又想起了早逝的妻子，不免伤感。
这次他们父子能团聚，纯属偶然。4月的一天，他的一位远亲在县城看到《晋绥日报》上登载的“黑茶山事件”——叶挺、王若飞、秦邦宪等人飞机失事，负责处理这一事故的人员中有个叫康世恩的。他把报纸拿回家交给康世恩的三弟。三弟认定报上的康世恩就是亲哥哥，马上按报上的地址给康世恩写信，告知卫平的情况。于是，康世恩想方设法把儿子接到了身边。
康世恩的夫人杨华甫看到他们父子团聚的动人场面，禁不住流下了热泪。1936年参加革命前，16岁的杨华甫已是山西朔县完小的校长。她心地善良，很懂得孩子心理。杨华甫和康世恩1939年结婚以后一直没生育，这更加深了她对小卫平的感情。小卫平从杨华甫那里感受到母爱的温暖，把她视同生母。
那时，曾有过这种说法：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后代幸福。康世恩夫妇就这么一个儿子，按说该让从小受穷受苦的儿子享享福。但康世恩却认为，后代要有本领，就必须学习，也要能吃苦。解放后，康世恩曾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那时，卫平在北京住校读书。康世恩多次到北京出差，但只带儿子看过一次电影，上过一次小饭馆，游过一次故宫，进过一次商店。卫平高中毕业要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了，康世恩特地领儿子去买了一条毛毯，说南京冬天不生火，很冷。他反复叮嘱儿子一定要多读书。
后来，康世恩调到北京，儿子也转业回来。卫平因为所学专业一时难以找到对口单位，在家等待通知。照说，身居高位的康世恩要为儿子安排个工作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可他就是不开口，让儿子等待组织安排。同住一个大院的余秋里认为卫平这么呆着不好，于是主动帮忙，让卫平进了石油部下属的一个研究院。
“文化大革命”开始，康世恩在劫难逃。卫平不过是研究院小小的保卫科科长，也遭陪斗。1967年冬的一天深夜，卫平在被揪斗后突然失踪了。康世恩、杨华甫四处打听没结果，老两口心如刀割如锯扯。后来他们母子终于在被揪斗的台上见面了，但由于在造反派严密监视下，他们彼此没有说一句话，惟有让泪水默默地流……
1993年4月中旬，74岁的杨华甫在即将走完一生旅程的时候，握着急匆匆从巴基斯坦赶回来的儿子的手久久不放。康世恩在一旁端详着共同战斗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伴侣，也悲痛地握着她的手久久不放。
康世恩一生廉洁，一尘不染，惟一破例的是为了未出世的孙子拿了食堂几块酸菜，那时，儿媳怀孕想吃酸菜，酸菜本是极便宜的东西，可1961年市面上哪都买不到，无奈，康世恩只好向食堂的师傅要了几块。这之后，他曾多次提到：“这也算是多吃多占哪!”
康世恩自当年安顿完结发妻子的后事之后，就一直没回过家乡。但他很想念家乡，那里的一草一木时常出现在他的梦中，可他却始终没有回去看看的打算。他私下对儿子说：“我一回去，家乡不会不接待，村里乡里兴师动众的。还有，家乡有困难，若提出要点油要台车，我办不办?”此外，他还有难言之隐：祖父靠从内蒙古往保定一带贩运牲口维持生计，晚年置下一些土地，年纪大了干不动后，雇了几个长短工；父亲在县城教书，曾在县教育局任职；土改时，他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如今自己身为国家的副总理、部长，回去会不会给“地主家庭”光宗耀祖呢?为此，他连母亲去世也忍痛不归。后来，家乡人寄来了一张墓地的照片，康世恩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结发妻子的坟，他告诉儿子说：“这就是你妈的坟。”
康世恩的家乡实在贫困，没有可通车的路。县里想找有关部门批准建个化肥厂，修条山区公路，找康世恩帮忙。康世恩几经考虑后帮了忙。后来，他家乡开发了一种油田紧缺的钙质膨润土，还出口到美国与澳洲。这件事让他心里很高兴。
康世恩逝世后，康卫平和妹妹(康世恩的养女)把父亲的17000元稿酬捐赠给了父亲的母校田家庄小学。如今，田家庄小学经过中国天然气石油总公司多次关怀，也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山里边，怀安更是迈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
铁人王进喜的最高领导、亲兄弟
康世恩从1949年出任玉门油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代表起，几乎半个世纪没离开过石油。
“铁人”王进喜，就是康世恩和余秋里在大庆石油会战中发现的，这面映红了一个时代的红旗，今天仍鼓舞着千万个建设者。 康世恩与王铁人的感情非比寻常，他总是亲切地叫王铁人为“老铁”。
一天，王铁人因劳累过度在井场边睡着了，突然觉得有人推了他一把。他大吼了一声：“一边去!”随即，他听到一阵熟悉的哈哈大笑声，立时揉着布满血丝的双眼弹了起来，不好意思地挠着脑袋
笑了。原来，站在他跟前的正是石油部部长康世恩!康世恩看到王铁人疲惫的样子，大声命令道：“就是铁打的汉子也经不起4天4夜的煎熬啊，你立即回屋给我睡觉去!”说完转身就走，没走几步又倒回来说：“你是队长，是英雄，全国人民还等你钻井进度超苏联，超美国呢!你要是垮了，我可饶不了你!”康世恩的口气虽硬，心里可是疼着王进喜的啊!后来，王进喜的儿子听老师说王铁人带领的钻井队日进尺已超过美国的名牌队，一放学就唱啊、跳啊，蹦蹦跳跳地回家。还没进家门，他就听到满屋子的笑声。进了门，他看到一位戴眼镜的伯伯正大声地对父亲说：“你老铁可不能骄傲哇，不拿下大油田，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歇气……”这个戴眼镜的伯伯就是康世恩。后来，他常看到一身工人打扮的大部长康伯伯在他家进进出出，和父亲亲热得像兄弟俩。逢年过节，康世恩总要亲自登门看看王铁人，有一年春节没什么可拿的，就提上了几块冻豆腐。
1970年5月，王铁人在京又一次受到周总理接见，此时，他胃病复发到医院检查，结果竟是“胃癌”。周总理立即批示让王进喜住进301医院。康世恩闻讯焦急万分，多次到医院看望，并亲自联系了好几位著名中医会诊，想尽一切办法为他医治。可这一切都没能挽留住王铁人的生命。
王铁人逝世后的多年里，康世恩对他仍感怀不已。在王铁人逝世后的20多年中，康世恩对他的家属始终关怀备至。王铁人的妻子王兰英后来患上糖尿病来京求医，适逢301医院床位紧，康世恩便亲自给院长写信，王兰英得以住院诊治。一个月后，王兰英病情好转要出院了，康世恩又派人把王兰英接回家中，与夫人杨华甫一起陪王铁人的妻子、儿女们吃饭，嘘寒问暖。王兰英离京回大庆时，康世恩还用专车把她和她的儿女送到火车站。
副总理受处分第一人；获“石油赤子”赞誉
1979年11月25日拂晓，渤海湾风急浪高，突然一排几丈高的大浪涌来，几十吨重的一艘石油钻井船翻了，72人顷刻沉入海底。这就是震惊国内外的“渤海二号事件”。
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起重大事故极为震惊，他及时果断地向有关部门作出指示，令全力查清事故原因，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那些日子，康世恩悲痛之余，时时思索事故的诸种因素。
1980年8月25日，康世恩列席了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在研究“渤海二号事件”时，认为康世恩负有直接责任，决定给予他记大过处分。康世恩成为了我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受记大过处分的第一人。
这天傍晚，康世恩回家一反常态，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色蜡黄。卫平感到父亲有事，忙问：“爸，你咋啦?哪儿不舒服?”康世恩伸出手来，有气无力地说：“今天心慌，你给我号号脉。”卫平一号脉就吓了一跳，那脉搏在停停跳跳的。卫平急了，要叫人送他到医院。康世恩摆摆手，轻声说道：“病也有一点，我受处分了，心情当然不愉快。”儿媳(北京一家大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哭着劝他说：“您别不顾身体地干了!”康世恩沉重地说道：“牺牲了72个同志啊，他们的老婆、孩儿怎么办?这个事情可真不好办啊!孩子小的要上学，上完学的要安排工作，我得给人家想想办法。”杨华甫深知他一向的为人处世，一个劲劝他想开点。他最后认真地说：“我受了处分也好，这可以减轻其他同志的责任。”不久，康世恩在国家经委党组扩大会议上做了认真的检查，他为牺牲了72位同志而深感痛苦和内疚。
1981年初，我国石油工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原油产量趋于下降，再不采取措施后果严重。国务院为解决石油“滑坡”的局面，考虑调康世恩回石油部兼部长。康世恩当时因“渤海二号事件”刚刚受到处分，思想上有压力，身体状况又不太好，但面对严峻的局面，他不顾个人得失，毅然主动提出回石油部工作，要力挽狂澜，扭转颓势。要知道，他这可是从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上退到部门工作呀!而康世恩坦然地下来了。
同年，在第五届人大代表提案的呼吁下，沉船被打捞上岸，基本查清了翻沉的真实情况：经科学鉴定，确认不是石油部的责任事故，而是该船体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
1982年6月1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指出：“鉴于近两年康世恩同志在石油工业部的工作卓有成效，国务院决定撤销对康世恩同志记大过的处分。”
襟怀坦白的康世恩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把国家利益和组织决议放在第一位，虽背上了处分，但他仍抱病上阵，从不气馁、不松劲。他在油田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经过反复论证，提出了生产1亿吨原油的包干方案。
康世恩一工作起来就进入忘我境界，眼前和心里除了工作外，一切都淡出了。有这样的小插曲。他主持半天会也不上厕所，回家一进院子却直奔厕所。杨华甫这时会说：“你就这么顾家?连泡尿都舍不得尿在外头!”康世恩的家人都知道，他办公室的灯光每天总要亮到午夜。
康世恩关心工人、爱护工人，他再次到石油第一线时仍像当年一样和工人在一起。一位老工人患有肝炎不敢和康世恩握手，而康世恩却主动上前拉住他的手。有陪同的干部提醒康世恩，康世恩却说：“我就不信握握手就会没命!”
老工人也许不知道，眼前的部长不久前曾与死神恶战并战胜了死神——他1985年因患膀胱癌住院并战胜了癌魔。
在康世恩和石油系统各方面同志的努力下，第二年石油生产形势就出现了新的生机，产量开始稳步回升，后备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石油工业改革方案也一项项随之出台。康世恩为中国石油工业立下了新功。
康世恩后来任国务委员，退居二线后又先后任中顾委常委、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主任。1994年，癌魔再次向康世恩袭来。身卧病榻的康世恩面带愧疚地对儿子说：“我这一生，只知道工作，到死也没给你留下任何东西。”卫平含泪安慰父亲：“您不要考虑这个，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一次，卫平扶着父亲去厕所，父亲说：“我快不行了，可还有两件事情想做：一是还想去大庆，他们的薄层采油搞得好，我想去看看；二是我想回老家去看看，出来60多年了，我老不回去也不见得好，毕竟那是我的乡土嘛!”
康世恩弥留之际，用力睁开眼睛，手微微颤动。卫平及工作人员知道他有话要交代，急忙拿来纸和笔。老人艰难地写下了一个歪歪斜斜的“油”字，笔突然从他手中滑落——他怀着深深的不了情走了。
石油战线的人忘不了康世恩，称他为“石油赤子”。
记大过
但是“渤海二号”事故对石油人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并非是余秋里的一番鼓动所能彻底扭转的。最要命的是，此刻的另一位石油统帅人物——康世恩出了大事：1980年秋，正当秦文彩他们与数家外国公司就招标问题展开一轮又一轮谈判，等待最终拿主意的康世恩同志作出决策时，这位为新中国石油工业操劳了几十年的副总理突然时常感到膀胱难受和疼痛，在秘书和家人的多次催促下，康世恩来到301医院检查，结果令大家大为震惊：康世恩患的是膀胱癌。
听到这个消息，本已非常消瘦，又因近几个月承受种种压力的康世恩，虽然脸上表情平静，可内心的痛苦在亲近人的眼里是可以看得出的——他躺下了……带着疲惫与痛苦，还有无数说不出的忧虑与无奈。
石油工业对外开放刚刚起步，这两年各油田的生产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滑坡，有许多事情急着需要去处理呀！65岁的康世恩好像第一次感到了力不从心，可又心存不甘，然而医院的医生命令他“躺下”——他哪儿能躺得下嘛！
“渤海二号”事故的影响，是直截了当的显现：1978和1979两年，中国自产的原油实现了1亿吨，达到1.06亿吨。1亿吨，这在当时是中国石油生产的标志性数字。而经过两年多调整与改革后的国家经济，正处在复苏时期，百业待兴，石油是必不可少的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讲，石油的产量，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全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条不变的规律，尤其是全球化经济形态下的国家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