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施蛰存《勉铃》——发表在《学术集林》（卷二）。
《金瓶梅》是一部“淫书”，做“淫书”的人，兰陵笑笑生，当然是一个“淫棍”。但是，全书中有淫事描写的只是三十七回，每回中最多的也不过二百多字，把全书中淫事描写总算起来，还不到一万字。因此，把这些描写文字统统删净，《金瓶梅》还是一部值得看的小说。《肉蒲团》、《痴婆子传》就不同了。删净了淫事描写，它们就不成为书。为此，我要替兰陵笑笑生洗刷，他还不是一个大淫棍。
再说，他的淫学知识也肤浅得很。他写男女交欢，没有什么新的把式。葡萄架一段，要算是他的大发明了。可是，如此这般，实在也不见得新鲜有趣。对于此道，我说，作者的“黔驴之技”，也只是“止于此耳”。
西门庆随身带有一个淫器包儿。这个包儿的内容，属于药物类的有“闺艳声娇”、“颤声娇”，这二者是同物异名。有“封脐膏”。属于淫器类的有“银托子”、“硫黄圈”、“相思套”、“药煮白绫带子”、“悬玉环”、“景东人事”、“勉铃”。一共只有十种，大概作者所知道的已全部开列出来了。
一九三八年，我在香港德辅道一家小饭店里午餐，独占一对火车座。正在吃饭之时，闪来了一个“老鬼”，手提一个小皮喼（箧）。他坐下在我对面，把皮喼放在桌上，打开来给我看。我一看，都是小纸包、小玻璃瓶、小器物。纸包上，瓶上，都有木戳子打印的品名，例如“久战丹”、“芙蓉膏”、“牛鞭丸”之类。小器物奇奇怪怪，我都不识，随手捡出一个有茸毛的橡皮套，问他：这是什么东西？那老鬼不做声，伸出右手中指，把橡皮圈套了进去，我才明白，大约就是“相思套”之类的玩意儿吧。我请他一支纸烟，摇摇头，挥挥手，打发他走了。这是我生平唯一的机会，见到这么多的淫器春药。因此，我敢说：这位兰陵笑笑生的淫学知识，还不如我。
明朝从万历年以后，很有些像罗马帝国晚期的颓废时代。从士大夫到富商地主，都在追求生活的佚乐。起造大花园，讲究饮食肴馔的精美，服御、器用，争奇斗胜，家里都养着歌僮舞女。男女之间的隐私事，也公然成为戏谑谈笑的资料。色情文学，从小说、传奇到山歌小唱，也在此时大量出现。说得美化一点，这是一个讲究生活艺术的时代；说得现实一点，这是亡国的先兆。
兰陵笑笑生在他的小说中插入三十七段淫事描写，也只是赶时髦，随大流，正如现在青年作家时行在他们的作品中硬安排几段“性的解放”一样。西门庆的淫器包儿里的十件淫器，作者虽然简单地说明了它们的用法与效果，但我怀疑作者并没有见过或亲自使用过这些东西。我可以举“勉铃”一件来证明。
“勉铃”大约正是万历年间从缅甸传来的一种贵重淫器，当时一定成为群众注意的新事物，正如三十年代初期从日本进口的避孕套一样。《金瓶梅》作者也特别重视“勉铃”。第十六回有一首西江月词赋咏这件东西：
“原是番兵出产，逢人荐转在京。身躯瘦小内玲珑，得人轻借力，展转作蝉鸣。解使佳人心颤，惯能助肾威风。号称金面勇先锋，战降功第一，扬名勉子铃。”
至于这件东西的功效，作者也有说明：
“妇人问道：是什么东西，怎的把人半边胳膊都麻了？”西门庆解答道：
“这东西名唤做勉铃，南方勉甸国出来的。好的也值四五两银子。先把它放入炉内，然后行事，妙不可言。”
由此可知，这是使妇人肌肉麻木，感觉不敏的东西。放入炉内，是为了加热。不过从“惯能助肾威风”一句看来，这个东西是用于男根的。但是，在三十八回中，却说：“西门庆教妇人把勉铃自放牝内。”这里就出现了矛盾。再说，这个东西别的记载中都说是“缅铃”，因为它出于缅甸。只有《金瓶梅》中写作“勉铃”，还要加一个字，作“勉子铃”，可见作者是从道听途说得来，他的地理知识中没有缅甸。
现在，我们看看别的记载：
“缅铃薄极，无可比拟。大如小黄豆，内藏鸟液少少许，外裹薄铜七十二层，疑属鬼神造。以置案头，不住旋运。握之，令人浑身麻木。收藏稍不谨，辄破。有毫发破坏，更不可修葺，便无用矣。鸟液出深山坳中，异鸟翔集所遗精液也，莹润若珠，最不易得。”
——包楫《南中纪闻》
“滇中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热气则自动不休。缅甸男子嵌之于势，以佐房中之术。惟杀缅夷时活取之，皆良。其市之中国者，皆伪也。彼中名为太极丸。官属馈遗，公然见之笺牍矣。”
——谢在杭《五杂俎》
以上两条是明朝人的记录，正是万历年间的著述。
“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之术。有得其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铃。余归田后，有人以一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入手，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
——赵翼《檐曝杂记》
以上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记录，可知当时还有此物。
底下是现代人邓之诚的一条转录：
“滇南有树，名曰鹊不停。枳棘满林，群鸟皆避去，不复下。惟鸮之交也，则栖止而萃其上。精溢于树则生瘤焉。士人斫瘤成丸，大如鸟卵，一近人肌肤，辄自相跳跃，相传闺阁中密用。然滇中殊贵重，不能多得也。见陈尚古《簪云楼杂说》。鹊不停，即缅铃，一名太极丸。鸮，或谓应作鹏。”
——邓之诚《骨董琐记》
以上四家记述，前三家所说略同，缅铃是一个小铜球，遇热能自跳动，用不到放入炉中。缅甸男子以此物嵌于势上，与妇人合欢时使其颤动，以求刺激。此物大小的记录，从小黄豆到鸟卵，差距颇大，未知孰是。但无论如何，此物决不是放入妇人牝内的！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兰陵笑笑生实在没有见识过缅铃。
元人话本小说中有一篇《金虏海陵王荒淫》，其中也提到过缅铃：
“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铃，只有人才是活宝。”
这篇小说，向来有人怀疑它是明朝人的伪作。现在，我提出缅铃为证，肯定它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伪作。
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
二：许宏泉《管领风骚三百年》（三集）
施蛰存（1857-1931） 文坛退场癖金石
香洲兄送我一叶施蛰存的诗稿，并讲了一段他与施先生的往事。
施蛰存所经历的是中国文化史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可谓“天崩地裂”。传统戛然进入现代，让许多人兴奋不已，也措手不及。
传统在五四那个年代就像一片湿地，神秘而渐近芜荒，却又依然显示着勃然的生命气息。对于旧时代走过来的文化人，它无疑具有不可抵御的诱惑力。然而，他们十分警觉陷入其间仿佛落荒沼泽而不可自拔。徬徨之际，许多人不经意流露对传统文化趣味的一往情深，或表现着浮躁的轻薄。鲁迅、钱玄同、胡适之是多么地痛恨旧的文化，甚至要焚旧书坑老儒了。但鲁迅对金石碑刻和旧体诗的依恋是一种怎样何其深情的文化情结呢？
施蛰存从“先锋作家”而成为一个纯粹的旧式文人，体现文化的变数。同样，也是文化人的面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无奈。用当年那句时髦的话来说叫“适者生存”。“鸳鸯蝴蝶派”既不适用大好形势，便躺进小楼把玩那些断碑残石的拓片，似乎有点“后乾嘉学派”的意思，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逸，虽有消极因素，对文化自身而言，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晚年施蛰存尝自称：“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历史却会“颠三倒四”，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来，“新感觉派”文学“时来运转，他在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随之重获评价”，（陈子善《施蛰存先生侧记》）他尝自嘲，“像鉴定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这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老年明星”现象，人们对现实的不如意，便会去历史的深山老林大壑河源去寻找或重温旧时的风景。
说真的，“新感觉派”我实在感觉不到啥子滋味，从《薄暮的舞女》到《金石丛话》，施先生给我的印象乃是“风花雪月”十里洋场的大少爷而为沉湎“闲情逸趣”“绝学”老人。虽然，他早岁与鲁迅有个激烈的枪战。某日，偶于《文学自由谈》（2004年5月）上朱健国与施先生访谈中（《施蛰存的第五扇窗户》）读到他1956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杂文《才与德》中的一段话，深信此老绝非迂腐书生，他写道：
从历史上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天下离乱方定，若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朱健国称这是“最刺人的句子”，这也是他划为“右派”获狱的主要“罪证”之一，作为“攻击革命干部”的把柄，与当年“攻击鲁迅”两罪并罚。
施先生在谈话中称自己，“ 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并说，“参与就惨了。傅雷就上吊了”。“我一生九十多年，十年一变”。以“变”以应时势，你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世故哲学，但我深信“边缘是一种立场”，施先生活到九十九岁，他珍爱生命，令我们感动。钱谷融说他“重性情、讲趣味，热爱追求一切美的东西”，忍辱负重，苦中作乐，美与艺术和生命一样有一种不可摧灭的力量。
施蛰存晚年作诗话随笔，有《勉铃》一文，释旧时淫具，却能文字风雅有趣。先从《金瓶梅》而联系到明明万历以后，“从士大夫到富商地主，都在追求生活的快乐……男女之间的隐私事，也公然成为戏谑谈笑的资料……说得美化一点，这是一个讲究生活艺术的时代；说得现实一点，这是亡国先兆”。遂又想到：“兰陵笑笑生在他的小说中插入三十七段淫事描写，也只是赶时髦，随大流，正如现在青年作家时行在他们的作品中硬安排几段‘性的解放’一样”。我在想，施先生的议论想必是针砭时尚的有感而发，斯时与施先生同居海上的卫慧、棉棉，时人称为“下半身写作”的一班以及“80后”女写手，比起兰陵笑笑生不知要解放许多许多了。施先生关于“勉铃”的考释，也是由《金瓶梅》缘起的，第十六回中有一首《西江月》词，句云：“号称金面勇先锋，战降功第一，扬名勉子铃”。西门庆释之：勉铃，南方勉甸国出来的。先把它放入炉内，然后行事，妙不可言。由此可见，这小玩艺原为泊来物。
施文例举明代人记载，一则包楫《南中纪闻》：
缅铃薄极，无可比拟。大如小黄豆，内藏鸟液少少许，外裹薄铜七十二层，疑属鬼神造。以置案头，不住旋运。握之，令人浑身麻木。收藏稍不谨，辄破。有毫发破坏，更不可修葺，便无用矣。鸟液出深山坳中，异鸟翔集所遗精液也，莹润若珠，最不易得。
又谢在杭《五杂杂记》：
滇中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热气则自动不休。缅甸男子嵌之于势，以佐房中之术。惟杀缅夷时活取之，皆良。其市之中国者，皆伪也。彼中名为太极丸。官属馈遗，公然见之笺牍矣。
遂又举清人赵瓯北《檐曝杂记》：
余归田后，有人以一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入手，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
邓之诚《骨董琐记》所转述。此物到后来原有功能已渐隐失，成为文人谈助。综上所述，施蛰存总结缅铃乃是“一个小铜球，遇热能自跳动”。却又不解，炉为何物？“用不到放入炉中”。他以为：“缅甸男子以此物嵌于势上，与妇人合欢时使其颤动，以求刺激”。“决不是放入妇人牝内的”。所以他说“兰陵笑笑生实在没有见识过缅铃”。
说到这里，便引出开头香洲兄的故事来。香兄见罢此文，某日在嘉兴秀洲书局谈及，以为施氏尚未明白那“炉”者即为妇人之户别称也。香兄少年气盛，颇有得意神色，丢下几句不中听的话。《秀洲书讯》1995年8月首条记称：
吴闲亭8月2日在秀洲书局说：“施蛰存这个人蹩脚。看看他发表在《学术集林》（卷二．王元化主编）上的那篇《勉铃》。文章中的”炉“字明明是女阴，他理解成炉子的炉。其实《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有这个解释。
施先生后来见到《书讯》，8月31日致信书局主持——《勉铃》一文，是我交给陈诏，原来是给另一刊物的，他交给王元化，王采用了，我十分惭愧，此文编入《学术集林》，是给学术丢脸。
信亦刊于《秀洲书讯》。
后来，香洲每忆及此事，深折施先生虚怀若谷，绝非倚老卖老辈可以梦见。又说：论学问，我同施老无法比，只是这件事老先生撞上我的枪口了，哈哈。
附记：
写完这篇小文，于当年施（蛰存）、丰（之余）的公案仍不能释怀，本来不想在文章中提及这桩旧事，忽然又觉得有要说说的欲望。
施蛰存当年在申沪，是《现代》杂志的主编，1933年10月，他在《大晚报》上向年青人推荐《文选》和《庄子》。谁知这事却招来鲁迅先生的反对，10月1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鲁迅用”丰之余“别名所作《感旧》一文，讽刺施蛰存是”复古思潮“之馀绪，是新文化运动的倒退。”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施蛰存也作出回应，认为他”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版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自刻印版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庄子﹥与﹤文选﹥》）起初，施蛰存并不知晓这位丰先生就是鲁迅，后来，从黎烈文那里知晓”丰之余“的真相，在他推荐鲁迅著作的文章中忍不了作一番讽刺，这下如同刺了鲁迅一针，从开始尚平和的学术讨论最终成为意气用事的相互攻击，鲁迅更作《扑空》一文，让施蛰存背了几十年”洋场恶少“的骂名。
鲁迅不是”愤青“却有”愤青“的情怀，他敢恨，或者说他敢于抨击一切的黑暗势力，骂统治者的独裁和民族的劣根性，对于历来顺从愿做稳奴隶的文人无疑是一次彻底的形象颠履。然而，他鲁迅却不敢爱，尤其不敢去爱自己的”敌人”，他的“正义”使他最终为他所假想的自由主义捆绑。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奴隶”。他无愧为文化斗士，但五四文人的轻薄与激进依然毕露无疑。他的一切言论为了服从于他的”革命“理想，而并非完全地出于真实的感受，他对碑版木刻书法从未曾释怀，但为了”新文化运动“，他宁可偏激地”呐喊“。鲁迅比孔子幸运，在他身后至今未像孔夫子那样被批砸，但事实，文革中的鲁迅只不过毛文化战略中的一颗棋子。
施蛰存有着传统文人的情怀，他的晚年更沉浸于金石碑帖，按丰之余当年的批评，那真是一退再退，更作起《勉铃》这样考据来，好在时代变迁，鲁迅先生也早已过去，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很久，所幸鲁迅先生没有看到在他的身后所发生的一切，先是文革对旧文化传统的彻底扫荡，比起当年的新文化运动，真是彻彻底底。而今日，人们又开始倡言振兴国学，当年施先生所推荐的不过两部常见的传统文学读本，今天的学者们更要年青去读老子、孔子，词的形式，旧式的信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遗产。是复辟还是革命？可惜这一切两位老人已不再为之操心，大动肝火地讨论了。有道是。”这个世界变化快“啊！
毋庸置疑，我们需要五四，那样的机遇，对中国来说实在太必要了。但我们又不得不反思五四。张灏说：“五四的负面遗产主要有三个方面：科学主义、全盘反传统主义，高调民主和乌托邦思想，这三者结晶成一条五四红线”。反传统主义和今天的高调国学一样是肤浅浮躁的表现，更可怕的是以国学（更多的是儒学）代替一切，包括宗教与民主。
回头来看，从尊孔到批孔，1966年11月北师大200多名红卫兵跑到曲阜破了一个多月的“四旧”砸烂孔家店、烧毁孔庙“万世师表”的牌匾，再到今天的以儒学为国教之说，对于老百姓来说，好像从来就是这样不加思索地接受着这一切，而这一切，并非来自他的“精神领袖”，而是“政策”所决定。事实上，我们正缺少可以立足普世的高度宏观地解释我们的传统，清晰梳理出传统思想中具有新生命的遗产结合当下，而非一味地“怀古”。在这里，我倒又要犯“丰之余”的毛病，全盘拿来主义，不加思索地将寻求文化的当下出路全部寄托在儒家学说，希望“国学”振兴，无疑“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哈哈，这是一句似曾相识的文革话语，偶尔说起，不止是有点荒谬甚至有点令人发悚的感觉，而每当我看到邻家的儿童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三字经》，一样有着异样的感觉，“这世界还会好吗？”突然想起当年梁济问儿子梁漱溟的一句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