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寻求真理 投身革命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吴德峰，湖北省保康县直峰乡石磐岭人，1896年6月21日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1909年随父去武昌，在湖北官立二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参加过学生军。1914年，考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冬，吴德峰被录用为湖北省长公署第一科机要股科员。这一期间，经朋友介绍，他常去利群书社阅读《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并购回《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提供他人阅读。他这种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的积极性，受到董必武、陈潭秋的赏识，二人于1921年被推荐担任中共组织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1922年，吴德峰兼任湖北第一师范附小校监，并当选为湖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兼义务教育股主任。1924年2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在中共武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吴德峰当选为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并任湖北师范学会会长。按照组织上的决定，他负责发动女师的学生运动工作，曾多次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到教育厅请愿等活动。
1926年冬，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吴德峰当选为省委委员兼军委常委。后经邓演达推荐，又担任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局长。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视吴德峰为国民党左派，欲除之而后快，只是因为他手中还掌握一支武装才有所顾忌。“清党”开始后，国民党右派对他设下“明里提拔，实则除掉”的圈套。吴德峰识破这一阴谋，他利用新旧局长交接之际，组织了一次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会上，他重申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并借题发挥，抨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嘴脸，最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等口号，向大家挥手告别。自此，吴德峰脱离了国民党，结束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的生涯。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任命吴德峰担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中共鄂南地区特委书记，组织领导鄂南暴动。他深入发动群众，很快组织了近10万人的农民军和自卫队，以咸宁、蒲圻为中心，活动于崇阳、通山、嘉鱼等县。自卫军声势浩大，有檀木土炮数十门、步枪二三百支。但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农民军被迫分散转移，最后导致暴动失败，革命转入低潮。此后，吴德峰回到武汉，继续艰苦的革命征程。
领导秘密交通 甘当无名英雄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吴德峰调任中共赣西南和赣北特委书记。1928年春，由于中共江西省委出现叛徒，波及赣北，他果断地将特委有关人员转移后，偕夫人戚元德住进江边一家小客店，并向在武汉的继母发出“儿病危盼母速来”的电报。继母龚老夫人知道他遇到困难，马上筹集一笔经费赶至九江，随同儿子、儿媳一道前往上海。几经周折，在上海“大世界”见到了聂荣臻，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28年夏，中共河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恢复组织，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于8月派吴德峰去河南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协助省委书记张景增重建党组织。吴德峰接到命令后，立即和戚元德带着未满月的孩子一起去开封。到河南后，他利用当时在河南国民党军队任职的堂弟吴士特的关系，先站住了脚。随后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同志，组织特科“打狗队”，专门惩办那帮为虎作伥、杀害革命同志的叛徒、特务。经过4个月的努力，重挫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中共河南组织基本恢复，工作又走上了正轨。
不久，吴德峰从吴士特那里得知，在武汉时曾在他手下任职的侯某被国民党派来开封。侯某的到来对吴德峰的工作很不利，为此，党组织立即决定将他调回上海，戚元德带着孩子留守机关，处理好善后工作。1929年初，戚元德平安返回上海。
1929年1月，吴德峰受命组建中央交通局，并担任局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当时，他们夫妇以闲居上海的面貌出现，其实则掌握着一条通向全国乃至国外的秘密交通总干线。每一位同志来上海和中共中央联系、每一份情报和机密文件的传递、每一项重要物品的输送，都要经过他具体组织和部署，甚至亲自执行，以确保人员安全和任务的完成。
吴德峰根据多年的秘密工作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当时情况的秘密工作纪律、原则和方法，为完成一项又一项的艰巨任务，为掩护输送国内外革命同志进出国统区，为安置与接待党的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前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费发生困难，在苏区打土豪没收来的黄金又运不出来。为此，党组织决定由吴德峰亲自去鄂东苏区调运一批数额较大的黄金。在鄂东特委书记胡梓的协助下，吴德峰将金条卡进特制的“子弹袋”里，全部安全运到上海。后来，周恩来称赞他是“胆大心细，对党忠诚，是党可信赖的好同志”。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苏区中央局，将白区干部输送到苏区工作。1931年三四月间，王首道、周恩来、黄火青等先后分三批由上海坐船去武汉，预定通过设在汉口一码头的秘密交通点转往湖南株洲，进入革命根据地。就在周恩来、王首道已经从上海出发，黄火青坐的船正要起航时，吴德峰得知武汉出了叛徒，汉口码头的交通点遭到敌人的破坏。他当机立断，精确计算出3人行船的时间，立即派戚元德、肖桂昌和贺步青，分别到九江、南京和汉口码头将3人接回，使他们避开了码头守候的国民党军警特务，转危为安。
4月24日晚，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吴德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又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的应变善后工作，保护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和中央负责人的安全。正由于吴德峰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上海，秘密情报交通工作从未出现过问题，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因此被同志们称为“无名英雄”。
全力开展苏区保卫工作
吴德峰为人耿直，坚持党性原则，曾多次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作斗争。1931年，他遭到王明等人的打击排斥，于同年秋离开上海进入江西苏区，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分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
为了纠正原保卫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首先抓机关的整顿工作，亲自挑选人员，培训保卫干部，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并亲自起草颁发了一系列制止刑讯逼供、乱抓、乱杀人的通告训令，为保卫工作，特别是部队的政治保卫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8月，吴德峰和戚元德随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先遣部队突围西征。在湖南桂东地区，他不幸跌下山谷，摔断了肋骨。但他仍坚持工作，并用自己的医学知识，采用草药、土方为战士们治病。1934年12月，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保卫局局长、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肃反委员会主席。
吴德峰做政治工作时，不仅坚持党的政策，而且能教育团结一切同情革命的非敌对分子，使之为革命做贡献。1935年6月中旬，红军在湖南中堡地区战斗中，俘获国民党军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不久，又拘禁了两名外国“牧师”，交给保卫局处置。吴德峰亲自找他们谈话，宣传共产党的政治观点，并派吴志坚、贺传志等对他们给予生活上的照顾，消除他们的顾虑，使他们由开始的害怕、不服气到对共产党表示相信和佩服。此后，张振汉在长征途中当上了红军学校的教官，外国牧师还为红军翻译法文地图，并在获释后宣传中国工农红军是有信仰、有宗旨的军队，并称吴德峰夫人戚元德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了第二次长征，依战略方针退至湘中，向湘黔边迅速转移。1936年7月3日，吴德峰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区工作部工作。在这里，他曾成功劝导被俘的国民党电台收发员王教言，为红军截获不少国民党军事机要电报，给红军提供了可靠情报。
这期间，吴德峰曾因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而受到打击。过眠山不久，张国焘企图借刀杀人，要吴德峰去收编土匪队伍，组织“抗日救国军”。当时，土匪很多，经常骚扰红军驻地。红军一打，他们便投降，红军一走，他们就哗变，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吴德峰和戚元德带着几个随从人员来到土匪部队开展工作。一次，土匪摆下“鸿门宴”，想夺枪哗变，但看到他早有准备，不好下手，只好拖着队伍跑了。
吴德峰回到西北局后，张国焘竟以“丢失部队”的罪名要处罚他，甚至扬言要杀他。在朱德、任弼时的坚决阻止下，张国焘的阴谋才未得逞。
足智多谋的特工人员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吴德峰率领一批干部到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1938年底，由于国民党的公开反共，西安成为国民党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基地和特务基地，顽我斗争极为尖锐。为了做好秘密工作，吴德峰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的紧密配合下，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开展对敌斗争，并及时准确地向中央提供各种情报。
吴德峰为了接触西安各阶层人士，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和国民党军、政、党、特的一切情况都摸得十分清楚。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沉着冷静，而且善于处置突发情况。他将情报机关设在曹家巷13号，与国民党十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毗邻。有的同志很紧张，但他处之坦然，并认为是“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一次，他在大白天被军统特务盯上，当时他已经走进曹家巷胡同口。他灵机一动，径直朝隔壁走去，扣开门后，还热情地同开门的人对话。特务一看，以为他是自己人，就放心走开了。还有一次，他带着一个机要员外出，手提箱内装有一份秘密文件，忽然发现在前面路口设有“抄把子”的关卡。他走进一家书店，打开箱子取钱，顺手将文件夹在新买来的书中。然后走近“卡子”，若无其事地将手中的书举过头顶，伸开两臂让宪兵检查，结果宪兵自然是一无所获，只好放行。
在对敌斗争中，吴德峰经常会出奇招。一次，他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时，发现经常有一个操着东北口音、伪装成黄包车夫的特务盯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点子”，叫办事处的人抬出两个装有大石头的木制箱子，放在特务的黄包车上，并派人押车绕着西安“游行”，累得特务汗流浃背。在一个小胡同里，特务说了实话，并表示以后再不找吴德峰的麻烦。西安办事处门口经常有个摆香烟摊的特务，吴德峰就叫办事处的人拿着没装胶卷的照相机，对着这个卖香烟的特务“咔嚓咔嚓”拍照，三照两照，就把他给“照”跑了。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对他在西安地区的秘密情报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吴德峰还先后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三十三军高级参议等身份，进行全面社会调查，并将其写成文字材料，客观、翔实地反映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工作人员的状况。毛泽东阅读材料后，找他详谈，深表赞许，称这些材料为中共中央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依据。
顾全大局、清廉刚正的共产党人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在重庆订立停战协定，后由中国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三方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吴德峰受命任执行部秘书、武汉军事调处执行小组顾问。同年3月和5月，他两次去武汉，曾多次截获国民党破坏和谈、向解放军进攻的重要情报，揭穿国民党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从武汉返回张家口后，他调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部长。1947年秋，吴德峰到阜平县领导土改工作，兼任中共阜平县委书记，1948年11月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被任命为武汉市首任市长。1954年10月，调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吴德峰严守党和国家机密，“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在批斗他的大会上，有人追逼他交代过去工作的机密，他一口回绝说：“我不记得了，根据组织原则，我离开原工作岗位的那一天就全部忘掉了。”任人打骂、罚跪、侮辱，他都始终缄默不语。
当周恩来从王震、罗青长的报告中得知吴德峰在病重的情况下仍遭受残酷折磨时，立即打电话通知医院全力抢救。1969年5月1日，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他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立即指示：“吴德峰是一个好同志，一定要‘解放’。”
吴德峰被“解放”后不久，在一次天安门大型集会上，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要交好革命班，把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由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吴德峰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1976年12月11日，吴德峰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0岁。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