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谈之一 娱乐有时候是最好的教育
——访影视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周盛平）
邀请记录片名家吴文光先生在课堂上讲座和与学生讨论
最好的教育其实有时候就是娱乐
周盛平：电影是一种娱乐的工具，但是电影其实还有很重要的教育功能，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尹鸿：和过去相比，各种媒体的功能在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是媒体的侧重点在发生变化，特别是电影。电影是一个很特殊的消费对象，它必须通过影院放映，而且票价比较高，人要花费时间、精力去看，因此相对来讲，人们对它对的娱乐性要求就越来越高，所以全世界的电影越来越偏于娱乐性，这和电影这个媒介需要比较高的消费能力有关系。
电视、网络出现之前，只有电影，电影承担不同的功能，观众都会接受，但是现在观众认知社会渠道多了，更多是通过电视、网络，电影院的功能逐渐开始变化，现在很难花很多的钱、费很长的时间，跑老远到电影院接受教育，学校也不愿意组织学生，因为成本高，学校给学生买一个DVD或者买一个录像带就可以了。从这一点来讲，电影的教育功能至少在发生改变，可能和原来那种教育功能不太一样了，更多的确实要更强调寓教于乐，它必须通过健康娱乐进行教育。
最好的教育其实有时候就是娱乐，娱乐教会人协作、教会人协调，教会人战胜困难，教会人怎样取得胜利，教给人智慧，不要总想用我们成人固定的东西去教育下一代。电影娱乐从来都有教育功能，只不过教育功能一定是通过故事和人物，通过人物命运完成的，不是以教育者想当然的方式完成的。其实孩子们从来不是被大人要求才学习的，生硬地要求，一般都逆反，你只有让孩子们在娱乐当中发现什么是有效、正确的方法，这才是最好的教育。
把娱乐和教育对立是教育的误区
周盛平：但是很多人认为，玩物丧志，业精于勤荒于嬉，娱乐和教育是对立起来的。
尹鸿：我一直认为娱乐是可以健康的，长期以来，国内教育界还要很多家长把娱乐和正面性、积极性、建设性、教育性对立起来，我认为这是我们教育的误区，尤其是青少教育最大的误区。从小到大，我们自己可不就是在玩游戏当中学会了怎样和人协调、学会了怎样理解社会、学会了怎样战胜了困难？
有很多人始终认为游戏就是庸俗的，就是低级的。我在关于儿童电影的讨论会上，就说我们应该打出一个概念和旗号——健康娱乐，在真正的娱乐行为当中释放孩子们的压抑、焦虑，让他们从那里面出来之后，我们给他们一种正确解决困难、面对逆境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要生硬地教育，只是让孩子们学会沟通、学会理解，学会团结起来、协作起来，而且知道生活要付出代价。这样一来，我觉得电影已经很好地完成了教育的作用。
电影更多地是给人生活的快乐
周盛平：电影的教育功能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尹鸿：现在的孩子接触媒介的机会很多了，几个月大开始就看广告，看电视节目，等到他们进入学校的时候，媒介经验已经很丰富了，因此影视作品如果用硬教育的方法对孩子进行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电影的教育越来越偏于软教育，通过娱乐的方式灌输主流情感，而且更多的不是概念性的，更多是培养一种健康的心态、健康的情感，学会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理论，抽象的道德理论。
我们不要希望通过电影把一切在课堂上从事的教育都通过电影这种形式完成，电影的教育可能更偏重于对孩子们的协调性、智慧、勇气、情感，更偏于这种人际交往、人际交流和面对困难的态度，而不是理念和概念，那些东西可能更多通过别的途径进行教育，包括正确的历史观、历史知识、历史教育。
我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媒介多样化了，孩子们接受媒介的途径也多样化了，不要要求任何一种媒介承担所有的教育使命，要找到各自媒介的优势长处和特点，这样才能发挥最好的教育作用。
不要想通过电影完成所有课本上要教育的内容，老师、家长承担，否则老师、家长要教室、课本干什么？教育是一个系统。每一个东西承担一定独特的功能和一定的作用，你不能让一个东西替代所有的系统对人进行教育，那是不可能的。
媒介素养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大缺口
周盛平：计算机网络以前是一种工具，现在越来越变为一种思维方式，对影像，现在很多人把电影作为一种教学的辅助工具，但是随着视频、影视的发达，影像会不会成为一种影像思维？
尹鸿：影像的思维历来就有，我们过去绘画、雕塑，其实都是在用影像思维，只是过去没有一个技术手段把影像变成连续的逻辑的一个完整的东西，但是电影、电视的出现，使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再现时空完整性的载体，这对青少年肯定有影响。
而且现在你会发现，中小学、大学的孩子们在搞文艺晚会都会加一个多媒体，都会拍一段DV，都会用DV和影像的方式传达情感和情绪。所以这个方面应该说，已经对青少年产生影响，随着家庭录像机和DV的普及，影响还会更大。
周盛平：电视、电影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我们的正规教育并没有跟上来。
尹鸿：是的。我们这一代从小上到大用的是文字，但是现在孩子们接受影像的时间很多，甚至超过了接触文字的时间，怎么办？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媒介素养教育，有的也叫媒介教育。实际上，媒介素养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孩子们正确阅读和使用影像语言、视听语言。
所谓正确地阅读和使用，就是知道它怎么表达意义，知道什么意义是健康的，在影像当中，同时反过来也知道怎样用影像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这应该是我们教育当中非常缺的一门课。虽然现在也有一些中小学生的影视艺术鉴赏课，但是这些鉴赏课大多数是内容性的鉴赏，缺少对青少年视听语言使用能力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不教孩子们怎么看，而只是告诉孩子们这个内容是什么，但是不教孩子们怎么看怎么用，这是我们现在教育当中非常缺乏的一环。
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的中学里，15年以前、20年前就已经开设很多这样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最近很多学者在提出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不足，那和我们的教育方面的缺位也有关系。因为有了这种教育之后，孩子们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他受到的正面影响更大，他会自动过滤掉一些负面的影响，他会具备有更好的理解能力和鉴别能力。
中国缺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和教材
周盛平：您提到几次中国特别缺这么一门课，您觉得如果中国要开这门课的话，应该怎么开？
尹鸿：最主要的就是需要师资。大学里有中文专业，可以给中小学培养语文老师，但是大学的影视专业或者视听语言艺术专业无法给中小学媒介素养专业的老师。视听语言比文字语言一点不简单，它有自己一套很复杂的体系，如果师资没有完全解决，可能教育就会有问题。
还有我们需要一些影像教育的书，一些影像教材，而且这个教材一定不能仅仅是文字的，最重要的它是需要有影像教材，而且应该有很好的专家，很好的视听语言的专家。
我建议将来有机会，可以呼吁有关部门集中一批优秀的专家，从画面、声、光、色、镜头这样一些基本元素分解，而且让孩子们能够边学、边用，可以一边教他们学，一边教他们自己用DV和各种技术手段来拍摄，孩子们很快他就会了解视听语言的使用方法。然后我们再配上一些经典的、健康的电影娱乐作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经典的电影，什么是健康的娱乐方法，这样就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需要一本既有文字又有视听语言的教材，推荐一个经典电影的篇目，配有推荐影片的指导性欣赏方法。所有这些东西起正面作用的前提就是要跟孩子们交流，一定不能是那种耳提面命式的，高高在上式的教育，老师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一定要和你的接受对象交流的，互动的，让他动手的，让他一起欣赏一起理解一起对话的状态。
周盛平：您在清华有一些实践，像影视的欣赏课，您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对中小学有没有借鉴意义？
尹鸿：大学生的情况不太一样。由于清华不是专门教如何制作电影的学院，我们现在开的电影电视课，更多还是偏于让大家通过电影、电视理解社会、理解文化，因此对基本的视听语言教育并不是很多，对媒介素养的基本教育并不是很多。
现在也有很多大学都开设电影鉴赏的课程，这些课程大概是两类，一类就是影视艺术课，偏重于介绍视听语言、视听思维，还有一类基本上是影视鉴赏课，主要通过经典作品的分析进行鉴赏。但是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普遍缺乏很好的教材，没有经典的阅读参考、电影文本的参考材料。
用电影仅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周盛平：现在很多学校让学生看电影，学生自己表演。
尹鸿：这就很好，就是让他们参与。电影把戏剧、音乐、舞蹈等很多的艺术门类的精华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有它自己很特殊的优势。
周盛平：奥斯卡有很多经典影片，如果利用起来搞教育的话，您有一些什么样好的设想？
尹鸿：利用经典影片辅助教学相当好。现在这些电影作品进入课堂，主要是用在文学课、历史课、地理课等课程上吧，其实其他课程大都可以借用的。当然由于影视作品和课堂教育相比，课堂教育可能更要求准确、而电影信息量比较大，而课堂的容量比较小，所以影视作品利用起来会比较困难。
周盛平：现在有一些学校利用电影有利于高考。
尹鸿：用电影做替代一些历史、文学，因为很多名著改变，这个早已有之，一直都有。
我觉得，教育部门过去就是把电影仅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那样一个工具，太狭隘了。其实电影完全可以做成很多套教育体系，包括历史教育，包括感情教育，甚至包括青少年教育，像《死亡之色》、《放牛班的春天》，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优秀的青少年的影片，既可以找到艺术教育系列，历史教育的系列，青少年成长的系列，都可以，而且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等级，这适合13岁以下的，这16岁以下的，可以进行包装，这个东西确实可以做。
电影可以帮助青少年更加健康快乐和充满爱心地成长
周盛平：中国教育各方面问题比较多，您觉得大力开展电影课教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尹鸿：教育是一个大系统，社会大系统环境下的产物，中国教育改革在某些方面没有充分考虑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中国的教育改革想法过于理想化，结果往往和最初的预想背道而驰。
教育体系有问题，包括中小学教科书。，我们对孩子们的教育过于抽象，不符合孩子们的特点，青少年教育不符合青少年的特点，都过于抽象，而且过于政治化，总体上来说，尤其是人文教育过于政治化。
青少年对政治的理解还是很抽象的，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候最好对他们进行公民素质教育，学会怎样跟人正常接触，如何为人处事，不要谈那么高大的口号，爱这个爱那个，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都是很抽象的，他们没有办法辨别该爱什么不爱什么。
现在人文教育没有人文性，只是单纯的政治教育，片面放大了政治教育的功能，我现在看中学选的课本，文学的内容、历史的内容都偏政治化，包括那么小的孩子学政治经济学、学马列主义哲学。不是这些东西不对不好，我认为是好的，但是青少年那个时期接受不了，除了死记硬背根本没办法接受，死记硬背是改变不了他的世界观的。我们会发现，孩子们会背很多的政治概念，但是不会正常和人协调，跟人相处，跟人沟通，这是我们教育特别大的失败。
而优秀的电影，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依靠具体生动的故事和情节来吸引人们的注意，有利于学生理解一些复杂的东西。别忘了，电影从来都是很好的教育资源。电影可以帮助青少年更加健康快乐和充满爱心地成长。
[这是200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访问尹鸿教授的一部分。现在整理出的稿子未经被访者审阅。]
访谈之二 高等学校影视教育现状
——北京电影学院“高校影视教育课题研究人员”采访清华大学尹鸿老师
问：您最初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后来又到清华大学工作，这两所院校在影视教育方面有什么异同？
答：清华大学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的学院叫新闻传播学院。我在北师大时是在艺术学学科里，那时我们正在建设电影学学科，到清华大学之后，因为是在传播学学科下发展，因此主要在传播学的基础之上来教电影电视，范围发生了变化。首先，在艺术学学科下，可能偏重创作方面，偏重“内容”，尤其是对虚构类的创作性内容的研究，而在传播学学科下更偏重于影视的传播过程和传播环境的研究，其中“内容”研究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就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换言之，艺术学学科培养创作型人才，而我们这里以培养策划、管理、运营人员为主，不培养创作类人才。第二，我们的范围要比被艺术学学科更广，把电影电视当作媒介，无论传播的是虚构性的还是非虚构性的内容，是资讯性的还是创作性的，都包含在内，而不是集中于内容创作方面，这也是两种学科之间差异的体现。实际上，在电影电视学科的设置方面，广播电视方面有广播电视艺术学和广播电视新闻学，现在还想设一个媒介经济学，严格来说这一部分应该在经济、管理学科里，但目前国内经济管理类学科没有涉及这个领域，所以这一部分主要在传播学学科下完成，于是形成了各种学科交叉的局面。从艺术学学科来看，全世界范围内的高校都更偏重于创作，但是艺术学学科数量是比较少的，很多艺术创作人员不是靠培养产生的，艺术学学科倾向于纯艺术学学科或大艺术学的环境，教学方式不一样，测评的指数和要求也不一样。我们学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做教育，没有设立影视方面的本科专业，本科只是新闻学专业，进行采、写、编、评的基本训练，其中当然也包括用视听手段去采、写、编、评，关于艺术创作的课程非常少，除了一些鉴赏类的课程之外基本没有。在研究生阶段，我们开设了影视传播的专业，偏重的是影视项目的策划、运营，但主要是经营、运作、管理方面，把影视的传播过程作为我们的教育内容，而不是创作，虽然也有部分制作课，但在我们的学科计划中，制作不是主要的内容。
问：据我们调查，清华大学目前尚没有开设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主持艺术等常见的影视艺术专业，将来有开设这些专业的计划吗？没有开设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答：按照刚才说的定位，我们没有开设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主持艺术这类专业。首先，生源不同，我们学院没有实行艺术类的招生方式。第二，对学生进行综合管理的方式也不同，早先院系调整的时候，清华大学也考虑过与北京电影学院合作，但双方可能都意识到两校之间差别很大，清华大学是一所管理非常严格，非常标准化的学校，而艺术学学科又是相对而言比较开放、自由、差异化的教育。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至今没有招艺术类的专业。
问：您认为影视艺术教育的普及趋势，对于中国影视艺术教育及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影视艺术类专业的开设不宜太多。每年这个行业从事创作的人员容量非常有限，是少数人的工作，容纳不下这样多从事艺术创作的人。的确，行业内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发展到今天，在影视行业中，创作者也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他与整个行业的运营都是有关联。现在很多院校都设立艺术类的创作学科，我认为不需要这样多的人才，而创作人才中有很多也不是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当然，创作者需要大学给他提供一个学习知识和文化的机会，但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在行业中实践、在生活中积累，这些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成为创作人员。大学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机会，但随着未来数字技术的普及，可能影视创作的专业门槛不像以前那样高了，目前中国大学中的影视教育都趋向“同质化”，也就是偏“软”，培养的人员“编”知道一点，“导”略知一点，“说”大家都会。但实际上，你会发现都没有专业性，摄影、灯光、录音、化妆这些工作都做不好。全国虽然有这样多的院校设有影视艺术学科，但大多数是“同质”的，北京电影学院相对而言在专业性上要好一些，但这些年也有稀释的倾向。而其他大多数院校，师资、生源以及就业时与用人单位的对接……种种情况造成这些影视艺术专业的专业性都不够，培养出来的人都是“能说不能做”，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全国这样多的大学在培养影视艺术专业的人才，但真正搞创作的还是以专业院校为主，如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这也说明了综合性大学影视艺术教育的专业性还不足，这也是目前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问：
答：现在存在两个层面的影视艺术教育，一个层面是专业层面，培养专业的影视艺术工作者，这类教育这些年很普及，有一方面原因是影视行业的成功是全社会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这是一条通向成功的光明大道，但事实上在影视界取得成功远远不是那样简单。虽然这几年影视专业教育很繁荣，但是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随着公众对行业知情程度的提高，这种趋势会趋于理性。而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繁荣不是很理性的。在国外大多数名牌大学并没有影视创作类专业，国内也根本不必追求各综合性大学都开设这类专业。
我认为将来影视内容会大量进入新闻传播学科，这不仅涉及创作人才，而是包括策划、运营、管理、经营乃至政府管理，在这个行业中创作人才之外的大部分人才应该是与传播学有密切关系的。而目前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又偏向纸媒和新闻，对影视传播重视不够，在这一点上，我们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与全国很多高校的同类专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涉及电影、电视内容相对而言比较多。我们现在培养的人员，已经有一些学生进入电视台、政府机关从事管理工作，也有些同学进入其他媒介，比如新媒体，而从事虚构作品创作实践的同学相对比较少。
另一个层面的影视艺术非专业的普及性教育，这在全国高校中都已经比较发达了，数以千计的大学都开设了影视鉴赏课程。这意味着除了文字之外，影像已经成为人们交流、传播的主要工具，而电影在所有视听传媒当中相对而言修辞手段最完整，语言系统最丰富，所以在中国高校中影视艺术的普及性教育，也就是素质教育已经全面发展起来了。但是目前这些普及性的影视教育从学科定位、课程设置以及师资还处于成长阶段，条件还没有完全达到普及性教育的需求，还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问：您认为电影和电视两种亲缘媒体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哪里？联系体现在哪里？
答：电影和电视都是运用视听语言手段来表述的，在手段上二者非常接近。区别主要在于电影是通过影院这一特殊传播空间来传播的一种艺术形态，因此在创作观念、制作方式、工艺水平等方面和电视有很大区别，电视是一个家庭媒介，是一个以信息传播为主体的媒介，这个角度看，影、视存在差别。尽管有差别，但两者之间有共同的基础，就像写作一样，新闻写作与散文写作、诗歌写作之间存在差别，但它们都是用文字作为传播手段的，电影和电视之间的关系也类似这样，都用视听作为传播手段，因此有很多相似性。从广义上看，随着数字化平台的建构，未来的内容面对的传播媒介会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丰富，通过影院、电视、互联网传播。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补会越来越明显，电影电视形态上的差异会在与其他媒介的融合中变化，电视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电影表现手段和艺术风格，反之，近年来电影也受到了电视的影响，如美国影片《大象》以及许多纪录性电影。电影使用的语言手段也有变化，在非常封闭的叙事系统中加入一些访谈、对着镜头说话的段落，使用与电视很接近的交流式语言，这些都体现了媒介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叉。现在大多数院校把电影和电视合并在一起，学生自身是有取向和专业选择的，但从学科设置的角度来说，把电影电视合在一起有利于二者之间相互借鉴，这对学生有好处，有不同的积累过程。也可能有学生最初在电视界工作，后来进入电影界。我们不说两种媒介之间的高低，电视更加日常，就像家里天天要吃饭一样，家常的饭不需要非常精致。一直有观点认为电影是艺术、电视不是艺术，是不是艺术不是区分高下的标准，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分，电视好比家常饭，天天都吃，但这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偶而节假日做顿大餐，的确很好，但如果没有日常的饭，大餐也就失去了意义。电影和电视是可以互补的，有密切的联系。
问：您认为动画或多媒体艺术教育的发展对影视艺术教育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发展得如何？
答：清华大学的动画或多媒体艺术教育主要设在清华美术学院，但我们现在也计划和美术学院合作招收动画艺术方面的研究生，这个方向在我们这里主要针对双学位以上的层次，双学位、研究生，将来可能还会申请动画制作的职业硕士。为什么考虑在双学位以上的层次开设这个方向？是希望学生或者有计算机基础，或者有文学基础，或者有美术基础，在有了其他的专业基础之后再来研究动画可能会更好，不一定是动画本科。动画体现了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我们希望学生能把自己原来的长处，和动画专业结合在一起，培养有差异性有特色的人才。
问：清华大学的影视艺术课程，在实践环节主要采取怎样的方式？有哪些需要实践的课程？设备器材条件如何？效果如何？
答：我们从本科阶段就有拍摄实践课，除了最基本的摄像、编辑等课程之外，我们还有类似workshop那种名为“制作一”、“制作二”的课程，让学生分组完成作业，包括一个虚构的短片和一个非虚构的短片。让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也尝试做虚构性的作业，学生们都比较感兴趣，这几年来，每一年的作业质量都有提高，最初很差，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不太会做虚构的东西，他们看片子的数量和艺术学科的学生相比要少很多，这些年来通过培养他们的兴趣，尽管课程上体现不多，但学生们也会自觉地去看片子。通过作业，让他们了解创作的基本流程。实践设备方面，我们学院基本使用数字设备，家用高清设备为主，可以达到一般模拟电视的播出水准，至于胶片，我们这里没有涉及。无论使用什么设备，我们希望学生能学会运用视听语言手段，辅助的设备还包括摇臂、轨道、吊杆等，基本的条件都为学生提供，他们拍摄作业硬件上基本没有大问题。在这个“影视制作一、二”课程中，包括了视听语言课，摄像、编辑的技术、小作品的实践，大家边做边上。目前，在全国高院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中，电视新闻摄像课程已经比较普及了，但把整个制作课开设得像我们这样完整的新闻学科还不多，因为受到师资等条件的影响。
问：清华大学影视专业教师的学缘结构是怎样的？
答：我们影视传播专业教师的来源可以分为三个类。首先，有一部分是从专业院校毕业的，原来学习摄像等技术类专业的教师，除了执教之外，鼓励他们在国外或清华继续深造。第二类，是在业界已经做出比较好的成绩、获得奖项的人员，他们本身愿意教书又具有比较高的学历，可以引进。比如XXX老师，曾经获得优秀制片人、金话筒奖等奖项，后来又取得了博士学位，来到我们学院执教。第三类，是从国外留学人员，学习了大众传媒、媒介制作专业再回国执教。而像我本人这样纯粹中文专业出身的教师是非常少的，在师资配备上，除了学术研究能力，一定要保证教师在行业和专业实践中有亲身经验，教师要有专业性，这样培养出学生就不光是“能说”，还能够真正参与，能去“做”。强调每个老师必须有自己的专长，尽量避免教师之间的“同质化”。你对外国传媒业很熟悉，可以；你对中国传媒业的运作很熟悉，也可以；对某方面制作技术很熟悉，也可以，而不是由一些知识结构差不多的、都是转行过来的教师来执教。现在国内大多数院校的影视学科都存在这种问题，而我们学院基本上避免了这种弊病，各个教师在知识领域的差异性非常明显，彼此之前可以互补。我们也邀请一些校外的人士来做兼职教师，曾经请一位为BBC制作纪录片的资深导演讲了半年课，还请过一位在英国研究电影的学者，也讲了半年，现在曹景行先生在我们这里讲了将近一年多，他做了很多纪录片和访谈节目，通过这种方式补充全职师资的不足。参考国外的经验，专业艺术学科至少要有近1/3的教学资源来自校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罢，南加州大学也罢，每年教学计划中1/3的内容都是请业界的顶尖人物来上，包括香港一些学校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目前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但我们也想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问：据您的了解，国外的影视教育有什么值得国内借鉴的地方？
答：国内影视艺术教育的师资“同质化”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许多老师长期脱离业界实践，跟不上行业的发展，而且总有种封闭在学院里的精英意识，而这种“精英意识”完全不适合行业的发展需求。当前的中国的影视教育总体上滞后于行业的发展，主要原因就是学校的环境是封闭的，始终不能适应影视在数字化、全球化、市场化环境之下的转变，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现代主义精英教育观仍然支配着整个教育观念，大多数院校的影视教育观念都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但那时是一种与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影视生存环境。这也导致了尽管每年影视专业招收大量学生，整个行业“青黄不接”的情况却非常严重。现在不是没有没有事情可做，而是没有人做得了这些事，很多人做的事情是这个行业不需要的。影视艺术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体现在，培养的人都会为了自我而创作，为电影节而创作，却没有人为公众而创作。在中国找出20位获得国际大奖的导演很容易，但想要找出能把主流类型片拍得让人可以接受的导演，找10个都很难。这种现象完全违背了行业发展的需求，这是中国影视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脱离了行业的发展，教育本该为行业培养人才的，而不是用如此高昂的代价培养出一批电影诗人，只为自己写诗，不为公众创作。相比之下，国外的影视教育与行业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会和行业之间进行互动，来改善教学结构和教学模式，甚至很多院校在自己的教学指导委员会里邀请了业内人士参与，他们直接影响教学方案和课程设计，让教学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当然在适应的同时，高校内部有一个系统的教育体系，学生获得的新经验可能也会对原有的行业有所影响，但是必须了解、熟悉和尊重这个行业，才能影响和改变它。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对业内很多事情不屑一顾，那么永远不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
问：您提到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硕士阶段开始培养影视传播专业的人才，您注重培养他们那些方面的素质？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答：会培养他们对于影视文本的基本判断，无论做策划还是做管理运营，首先要对对象有识别和判断，这样的人才现在很缺乏，现在影视行业，要么是会赚钱的，不懂艺术；要么是懂艺术的，不注重市场。我们希望培养出的经营管理人才能够对艺术产品有判断，在教育上提供给他们艺术表达的基本能力、对艺术价值的审美判断。第二，我们现在的课程设计中包括一个经营管理的系列课组，要求学生了解市场规律，从投资到市场判断、推广、项目管理，学习媒介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课程中还有一部分可称为“知识性训练”，给他们上一些（影视）历史课，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一个行业、一个项目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与电影学院不同，我们不要求学生读很多文本、看很多电影文本，而是要求他们了解影视行业发展的每一个时代中，影视产品怎样迎合每一个时代社会变化的需要；政治、经济、技术、市场、观众等因素的变化又怎样影响电影电视行业。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够保持一种知识的动态。不要求学生把戈达尔的电影全看一遍，可以不看，但要知道这样的电影是在怎样的背景条件下产生的，那个时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批电影，知道了这些就会明白今天会产生什么样的电影，今天再做戈达尔式的电影，那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是不可提倡的。讲授历史，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媒介与社会互动的变化过程。对艺术产品评价鉴赏的基本知识、媒介经营管理知识，专业历史的课程是知识结构基本的三部分，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基础研究方法的课程，如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等，让学生了解传播学的规律，毕竟电影电视都是传播媒介，一些基本的传播学规律对它们同样适用。传播学研究方法在我们学院是必修课，主要是以统计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方法，包括设计统计问卷、问卷分析、问卷调查等。这方面的训练是一个专业门槛，大多数对艺术的判断是依靠感觉，但既然培养运营人员，他们定量和定性的能力应该是结合的。在影视行业，纯粹依靠定量行不通，完全没有定量也不行，学生应当掌握定量分析、研究的基本手段。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通过艺术感觉做出判断。为了达到比较理想状态，我们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多的自选课程，研究生期间要求必须选修的课程只有三门，其中之一就是传播学研究方法。
问：清华大学培养出的影视传播人才进入影视行业后发展如何？
答：我们学院每年毕业人数不多，培养的影视传播人才数量就很少，这方面的学生毕业时间也比较短，这些毕业生都是刚进入业界不久。其中进入电视行业的相对更多，发展得都还不错。比如有的在《对话》、《第一财经》等栏目工作；一些成为管理人员，在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广告部、经济频道、国际电视总公司等部门工作。奥运会之前，还有同学在奥组委宣传部影视处工作，其中一位是纪录片《筑梦2008》的制作人之一。在中宣部、广电总局等政府管理部门工作的也有。我们的毕业生主要从事影视管理、运营方面的工作，不同于电影学院培养的直接从事创作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