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密码战中的池步洲、姜毅英、亚德雷、毛庆祥、温毓庆、魏大铭魏大铭赵霭兰-爱华网

他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但据说是不相信，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未能避免。他破译的许多密电产生的重大影响，将随着尘封的历史被揭开而让世人知晓。池步洲，一个破译密电码奇才不平凡的一生。

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一个贫困的农家，这户人家子女众多，他排行第八。因家贫未能上学，从小参加放牛割草等农活，但他特别喜欢读书写字；经常向同村的小学生们学习认字，大地就是他的纸，树枝成了他的笔，学习还特别认真。直至他12岁时，才得到了上学的机会，那年他大哥从保安军官学校毕业，全家迁到福州，家庭经济情况有了改善，更主要的是大哥发现这个小弟弟有过人的天赋，便送他去上学。凭着他过目不忘的高智商，数次跳级，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修完了别人需16年时间才能修完的学业。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大学，并被保送到日本东京大学深造，学习了四年的机电专业，毕业后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署任职，娶了一位日籍姑娘白须滨为妻。

1937年“七·七事变”大爆发，他出于爱国热情，毅然携妻子及一子一女返国参加抗战。那年他还不到30岁。

回国以后，他通过与CC派（指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的留日同学介绍，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机密二股”去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

池步洲在日本学的是电气工程，后来又兼修经济学，可以说对电码一无所知。但他听同学说：“如能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于是他欣然表示：只要能抗日救国，叫我干什么都行。

当时的池步洲，年纪虽然轻，却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已经在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了好几年，居然不知道“中央调查统计局”是个特务机关，只以为那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下属机构。为了抗日，那时候如果叫他填表、宣誓参加特务组织，很可能他也会“欣然同意”的。他之所以能够“入污泥而不染”是因为他到职以后，他的顶头上司李直峰很赏识他，觉得这样一个爱国青年，不应该让他蒙受污垢，就没叫他填表、宣誓。

后来才知道：这个李直峰，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曾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对中文密电码的破译颇有研究。1936年“事变”中，曾译出蒋方的许多密电送往延安，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赏识，为此奉周副主席之命，打入中统局专门从事情报工作。

“八·一三”淞沪战后，局势日趋紧张。1937年10月，机密二股撤到湖南益阳；1938年3月又迁到长沙，由于路途劳顿，水土不服，加上工薪低微，营养不良，一家人相继病倒。两个小孩发高烧，抱到当地最有名的湘雅医院去看，当发现是出麻疹时，已经无法挽救了。为了抗日，池步洲壮志未酬，先献出了两个孩子。

1938年6月，池步洲奉命调到汉口“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这个机构既不属于军统，也不属于中统，而是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就是蒋介石的秘密咨询机关，所以蒋介石任命他的内弟毛庆样为组长，把原在交通部电政司对密电素有研究的霍实子调来当主任，把原中统局的李直峰调来当副主任，全组共有工作人员四五十名。

池步洲在中统局的八个月时间中，忙于转移、安顿，一路奔波，并未实际进行密电码的研究。到了中央军委，不久又奉命撤退到重庆，依旧是疲于奔命，一事无成。池先生抗日报国心切，夫妻二人主动到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担任日语广播的撰稿和播音工作。由于这项工作是能够发挥自己所长的抗日宣传工作，于是安下心来，对密电研究便决定放弃了。突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派人来，要池步洲到军政部无线电台总台去从事日军密电码破译的研究。池先生再三推却，仍无法固辞，最后以“每晚去指导两个小时，不妨碍对日广播工作”达成协议，于是从电台调来两名报务员，在重庆两路口租了两间民房，架起天线，一共就两个半人，从1939年3月1日起开始从事对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

日军的密电码，系统不同，电码各别，其中以陆军密电码为最难破译，整个抗战期间，日军陆军与海军的密电始终未曾被破译过；空军密电码则比较简单，容易破译。池先生在两路口收到的密电码，有英文字母的，有数字组成的，也有日文的，其中以英文的为最多，但不论哪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字符之间不留任何空档，一律紧密连接，不像英文电报每个单词一组，也不像中文电报每四个数字一组。有些英文密电，只从报头的TOKYO判知它是发自东京，内容则连一个字也看不懂。开头还以为它是军事密电，后来从收报地址遍布全世界，初步断定是日方的外交电报。

池先生决定从这数量最多的英文密电码着手，开始进行破译这种密电码的研究。

首先，池先生发现在一长串英文字母中，有许多“双字母组合”经常出现，可以断定不是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汉字，就是表示一个日文字母。于是就按这个思路把一份份密电按“双字母组合”进行划分统计，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共是十组。再假设这十组就是从一到十或从1到0的十个数目字。如果能够找出哪一个是一，哪一个是二，就不难继续找出其组合规律，从而达到逐个破译的目的。

于是他开始作数字的使用频率统计，经过大量的书报杂志统计，发现十个数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一”字，而频率最低的是“九”字。一方面，汉语成语中带“一”字的极多，而只带“九”字不带“一”字的就只有“九泉之下”“九霄云外”等极少几个；另一方面，人类使用数字，不论买东西还是借钱，总喜欢凑个整数，于是九角凑一块，九块半凑十块，“九”字的使用频率，当然就低了。根据这一假设，他把这十组假设的数字代码使用频率最高的定为“一”，把频率最低的定为“九”，再根据“○”一般很少出现在数码开头这一特点，从这十组假设数字的组合中找出一组基本上不出现在开头的，假定它为数字“○”。这样，算是初步破译了三个数目字：一、九、○。

再进一步设想：日军密电中的数，很可能是我军的部队番号、兵员数目、枪支弹药的数量等。于是又从军政部要来部队建制资料进行核对，从“一○二师”的番号，不但假设了“二”字的代码，也推知了“师”字的代码。经过多次摸索，终于从“师长”“师部”等联想字推知了“长”“部”等字和师长姓名的代码等等。

如此零打碎敲，破译了一些字，再根据日语的汉字读音，顺藤摸瓜，又破译出一部分相关字。而最主要的，还是根据日语有十个“格助词”的特点（永远跟在名词的后面以确定其格，例如力是主格助词，又是宾格助词等），因其使用频率极高，很快就一一找出，并由此推测相关的词语。例如电文的末尾，一般都有“返电ヌウ”（请回电）一语，根据格助词的地位，很容易就推知“返”“电”“乞”这些字的代码了。

池先生使用以上方法，单枪匹马，用的还是晚上的业余时间，在1939年3月初到3月尾，建台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日本外务省发到世界各地的几百封密电一一破译出来了。这等于日本外务省的密电码本子，交到了池步洲的手上！

为此，军政部给池步洲颁发了一枚奖章。

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提这件事情，不由得要感慨万千地说：像这种破译密电码的工作，就是用计算机计算，也是需要相当时日，不是半个多月所能获得成功的。这不能不说是破译密电史上一宗奇迹。也由此可见池先生的智商之高，非比一般。

日本外交密码破译成功，为进一步破译日军密电码，军政部调兵遣将，把两个半人的无名电台加以扩充，并命名为“军用无线电总台第四十三台”，后改称军政部研译室，任池步洲为主任。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他也不得不辞去中央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工作，专门从事密电的翻译和研究。——四十三台人员虽然有了四十几人，但能翻译密电的，还只有他一人；而能够进一步研究的，仍然只有他一人。工作之忙，每每通宵达旦。但以用武有地，成就巨大，便不知疲倦为何物。

前面讲过，日方的密电码种类繁多，繁简不一。即以外交密电而言，第一是经常更改编码，需要探索其改码的规律；第二是发现除了已经破译者外，还有另一种密码，一时还无法破译。

已经破译的密电，其特点是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汉字或一个假名字母，通常都以LA开头，习惯上即称之为“LA码”。没有破译的一种，经过研究比较，发现它用两个字母代替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汉字（例如行动、出击、师团长、木端微尘等等）。而且用颠倒词序或每隔若干字插进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字母等办法来“制造混乱”。但是任何密电，都有其内在的规律，经过池先生苦心推敲，这种“高级”的密电，终于也被破译了。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不宣而战，偷袭了珍珠港美军的海空军基地，迫使美国众参两院迅速通过了对日宣战，从此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帷幕。

本来，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的行动，罗斯福总统事先就知道。关于这件事情，抗战胜利以后，曾有传闻说是国民党的特工机关破译了日军的密电，得知日军将对珍珠港有所行动，但是罗斯福不相信中国的特工有如此本事，未作任何防范，以致遭受了惨重损失。

其实，此密电便是池步洲先生破译的。事过半个世纪之后，有人从罗斯福的私人日记中发现，他当年收此情报“留中不发”，是有隐衷而出于不得已。其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关系极为复杂：德、意、日三“轴心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希特勒先与斯大林就欧洲势力范围达成默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趁苏联不备发动闪电战，在一夜之间向苏联发动了全面全线侵略。斯大林仓促应战，生怕腹背受敌；而日本的第一步计划与目标是侵略东南亚，正无暇北顾，因此两国再次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两国的默契，对中国的抗战极为不利，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军对日宣战上。但当时日军还没有进犯美国本土，尽管国内外呼声甚高，美国国会却迟迟不能通过罗斯福的这一提案。

得到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以后，罗斯福当机立断，忍痛作出牺牲：只要日军一出兵，他就师出有名，可以迫使国会通过对日宣战的提案了。

此说虽然只见诸报刊，不是由国家发布，而且也太残酷了些，但却比较合乎情理。

当然，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蛛丝马迹的先兆，日军将出动大量飞机偷袭美国重要军港珍珠港，自然也会有一些兆头。

1940年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的银行存款。这对已经陷于泥淖的日军以极大打击。因为日军的汽油储量只够一年之用，如果不能从美国、荷兰购进汽油，机械化部队和海空军势将寸步难行。为此迫使日军采取断然行动，决心南下，以求石油资源，遂于9月23日进驻北越，并于9月27日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特别是1941年7月2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作出了不惜与英美开战也要进攻越南的决策。旋即日本陆军进驻西贡（今胡志明市），海军进驻金兰湾。——当时法国已经向德国投降。在日、德两国的压力下，法国驻安南（即越南）总督不得不以“共同保卫安南”的口号与日军达成“不流血进驻”的协议。

在这种战局形势下，日本外务省频繁给西南太平洋各地包括菲律宾、安南（越南）、暹逻（泰国）、仰光、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其它群岛上所有的领事馆发出密电，命令除留下最简单的LA密电码之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同时公布了许多隐语，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开战等等，共有十几条之多，并明白规定这些隐语在必要的时候会在无线电广播中播出，要求各使馆注意随时收听。

此外，从1941年5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了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掺杂其间，引起了池步洲的注意。

这些情报，主要是珍珠港在泊舰只的舰名、数量、装备、停泊位置、进出港时间、官兵休假时间等情况。外务省还多次询问每周中哪一天停泊的舰只数量最多，檀香山总领事馆回电：“经多次调查观察，是星期日。”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后来日军选择12月8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主要依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文中还频繁报道夏威夷的天气：说当地三十年来从没有暴风雨，天气以晴为主。——当时世界各国还没有“天气预报”这一学科，因此军港的天气如何，也属于军事秘密范围。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一份特级密电，主要内容如下：（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根据当时情况判断，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池步洲作了两点估计：一，时间可能在星期天；二，地点可能在珍珠港。他把译出的电文交给组长霍实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霍实子点头称是，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空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

霍实子拿着密电译文跑步送交毛庆祥，毛阅后立即亲送蒋介石，蒋也立即将密电内容通知美国驻重庆使节。至于罗斯福总统究竟为什么不因此设防，前面已经说过，麻痹大意的可能极小，忍痛牺牲的可能极大。

日本海军大将、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便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当时他坐镇赤城号旗舰从容指挥，偷袭成功后，曾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攻占英、法的南亚属地，控制马六甲海峡，打开欧、亚通路，与德、意两国会师，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美国海军虽然在珍珠港遭受到巨大损失，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在西南太平洋主动向日本海军进攻。1942年，在密德威（美国海军重要基地）、珊瑚海及瓜达尔堪尔岛等海域的海战中，予日本海军以重创。山本五十六为人刚愎自用，急功喜战，一向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于是拟定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把前进的根据地转移到拉包尔，位于大不列颠岛东北部的港口，是日本的海军基地之一，由他亲自指挥，在所罗门群岛与美军展开海空决战，企图反败为胜，阻止美军前进。为了鼓舞官兵士气，也为了实地考察，他决定在1943年4月18日乘专机出巡。

为保证最高司令长官的安全，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密的。他的谍报机关，也对飞行路线沿途的“战情”做了精密的考察。4月18日清晨6点钟，山本五十六及其幕僚分乘两架专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机场起飞，快要到达第一个目的地巴拉勒飞机场的时候，突然受到从瓜达尔堪尔机场起飞的十六架美国空军P—38战斗机的袭击，护航机立即开火，但无法冲出重围，两架专机失去保护，只好从一千五百米高空急遽下降，企图急降巴拉勒机场，但被美国飞机紧紧咬住，穷追不舍，终于一架被击落在巴拉勒机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一架被击沉于附近洋面的深海底。

第二天，搜索队终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堕机的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军刀，倒毙在原来的座位上。

事后，日本方面关于山本出巡的日程何以泄露一事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日本海军的密电码是在4月1日刚刚更换的，不可能那么快就被破译，只能根据种种迹象妄加推测：有的说是日本海军内部有盟军的潜伏特务；有的说是因为两艘美国潜水艇袭击马琴岛，全歼岛上四十三名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谍报员，缴去密电码本；有的说从1942年夏到1943年春这一段时间中，所罗门群岛上空被击落的日军飞机为数甚多，机上携带的密电码本虽然立即停用，但是有经验的密电码专家仍不难根据旧码把新码破译出来。后来日本拍的电影《军阀》，也据此演绎为美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电码，致有此失。

事实上，这份密电却是池步洲先生破译出来的。前面说过，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方面始终没有破译出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密电码。那么这份海军密电，是怎么破译的呢？

说起来难以令人置信，事实却果真如此：重庆方面破译的，并不是海军专用的密电码，而是外务省专用的LA码。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截获并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这份密电当即由毛庆祥上报蒋介石，蒋立即通知驻渝美方。这回美国相信中国特工人员的水平了，当即部署空军拦击，终于造成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上空“天女散花”的结局。

池步洲和他的同事们从事密电研究与破译前后有五六年，尽管始终没有能破译日方的陆海军密电，但仅就所破译的外交密电与空军密电，如果使用得当，确实比在前方增兵十万还要厉害。除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未能及时利用有功而无效者外，取得巨大成果的情报，包括击落山本五十六专机在内，比比皆是。下面略举几项，以见一斑：

（一）日本为解除西北压力，向南进军，曾派使节到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知道后，也曾派使节到日本劝阻。日本答以“待占领南洋后，实力更厚，再转以北进。”同时又向苏联许愿：“将来日苏共同开发满洲（指我东北三省）。”苏联当时对付德军尚且感到力不从心，也怕腹背受敌，于是达成协议。签字仪式上莫洛托夫举杯致辞说：“日苏有共同利害关系，中苏不会成为好友。”这些来往密电，都被破译。

（二）1942年10月，曾截获一份日本密电，得知日本空军将于某月某日从缅甸的同古起飞，去轰炸印度的加尔各答，中方当即通知英印空军总部，英国空军遂在中途进行截击，予以全歼。为此英国空军还特地派一名上校来重庆向军技室进行慰问。

（三）有一次孙科将从重庆到外地去公干，消息被日方侦得，密令日机在中途拦击。此密电又被重庆军技室破译，立即通知孙科。这时孙科已经到达机场，正要登机，只好悄然返回。此机果然在中途被日机击落，机上人员全部牺牲，其中有经济界人士徐新六、胡笔江等。

（四）1939年汪精卫逃离重庆到达河内以后，云南的军阀和川康的军阀都曾派代表到河内去与日方谈判。河内日方将谈判内容电告外务省，电文也被重庆军技室破译，上报蒋介石。

（五）日本空军的活动以及气象报告的密电，经常被中方截获，以此提供给美国空军陈纳德飞虎队。飞虎队在抗战中的卓著战功，也有破译密电者的一份。

（六）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三天以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伤亡惨重。8月10日，日本天皇自知无力再战，只得宣布无条件投降，仅要求保留天皇。消息广播后，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各自寻找活命的门路。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因与戴笠早有联系，乃与任援道密谋，欲擒陈公博一伙儿向蒋介石自赎。但是事机不密，被陈等察觉，急忙向日本顾问影佐帧昭请求保护，表示愿出巨金，请设法秘密飞往日本，隐藏于乡下。影佐为他们奔走联络以后，于8月24日晚间着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用LA密码向日本大东亚省发了一封密电，大意是：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岑德广、经济部长陈君慧、中央军校教育长何炳贤、侍从室主任周陆庠、安徽省长林柏生、陈公博妻李丽壮、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等，由军事顾问带领，从上海乘军用飞机直飞日本米子机场降落，请派人妥为照料，将陈等秘密隐藏于乡下。

这份密电，也被重庆军技室截获并破译出来。蒋介石据此通知东京盟军总部，勒令日本投降政府照这份名单全数引渡回国法办。

（七）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子弹留在肚子里始终没有取出，时常发炎，引起阵痛。1943年3月，已经担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旧病复发，飞赴日本医治。经日本名医小黑动手术安全地取出子弹，术后一切正常，遂秘密乘专机飞回上海。当时他老婆陈璧君正在广州，就用中文密电通知陈璧君。陈璧君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陈璧君返沪后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命令戴笠趁机暗杀。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到了同年10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日方在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之后，才在11月发出讣告，宣布汪精卫“病逝于日本”，还演出了一场“移尸上海”的闹剧。汪精卫尸体，则秘密运到南京，葬在明孝陵前面的梅花山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还都南京”，又秘密派兵把汪的尸体挖出，沉于长江水底。一代奸雄，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抗战结束，池先生因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从事密电码的研究与破译工作，转到上海中国银行做金融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自问一生历史不但清白，而且光荣，拒绝随蒋军撤往台湾。上海解放后，即动员长子参军，他自己也以“留用人员”的身份任中国人民银行职员。

1951年4月，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上海市“四·二七大逮捕”的当日，池先生以“抗拒反动党团分子登记”罪被捕入狱。多年珍藏的密电译文两大箱，也被作为“罪证”抄走，至今下落不明。九个月后，于1952年1月25日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其罪行的第一条，即为“抗战期间从事密电的破译工作”。——那时候形而上学猖獗，工作方法简单粗糙，办事从“想当然”出发：你在中统特务机关内从事密电研究与破译，怎么可能不是中统分子呢？但是当时池先生提不出有力的反证来，百口莫辩，虽然始终不承认，但也无可奈何。

服刑初期，池先生在上海军工路的劳改工厂“上海劳动板箱厂”当车间统计员，后于1956年6月北上参观，参观后即被安置在山东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作俘虏军官看待。当年年底又调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学习，待遇比犯人好些，但并不撤销原判，直到1963年5月，方才刑满释放，回到上海。三年后，举国开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自不待言。直到打倒“四人帮”，方才得到解放，在1979年5月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聘请任特约研究员，从事台湾经济史的研究。

1983年3月，池先生在上海巧遇当年的顶头上司李直峰和霍实子。他们两位，都已经年过八旬，在狱中受尽了苦楚，刚刚放出。两位老人，—个证明他虽然身在中统，但确实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一个证明他干的都是抗日事业，有利于国家民族。还特别指出他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那份密电，因此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据此为池先生彻底平反。

读着李直峰和霍实子两位老人生前所写亲笔证明和上海高院的平反判决书的复印件，谁能不感慨万千：苍天总算有眼，让李、霍两位耄耋老人在九死一生之余，居然活着跟池先生见了面，不然，这一千古奇功加千古沉冤，就永远没有澄清之日了。

池先生现在侨居日本神户，亥年已臻米寿（八十八岁），身体健康，笔耕不辍，除以自身经历为素材撰写回忆录希图给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之外，还写有《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一书，1994年4月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95年1月17日神户大地震，池先生终因德重功高，得免于难，如今夫妇暂住京都，一切安好。谚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愿池先生福祚绵绵，回忆录早日出版，为我国抗日战争史提供确切的史料。

19世纪，随着战争的需要，出现了无线电密码通信和密码破解。交战双方通过密码破译，来了解对方战况，并对战局做出准确的部署。这就意味着谁能破译密码，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

甲午战争以清廷北洋水师的惨败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使日本多次赢取主动权的，就是日军在双方交战的两个月前破获的清廷密电码，中日密码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抗战期间，秘密战线形势更为错综复杂。重庆大轰炸，蒋介石屡次转危为安。珍珠港余波中，中国密码战线上的英雄人影闪现。中日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方谍报高手在那段历史中“大显身手”。那么，中日双方经历过怎样的密码战？国民党的密电破译部门如何成功破译日军绝密电文？

密码暗战，不见战火硝烟，但却是刀光剑影。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系列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

4月21日，上海电视台记者采访了《蒋介石的王牌特工——破译密电奇才池步洲》一书作者吴越。下面是问答提要。

问：珍珠港事件之前美日的紧张关系，日本怎样渗透珍珠港。

答：珍珠港事件之前，美日之间并没有宣战。美国是一个不对外扩张的国家。在海外没有殖民地，不像英国，在东南亚有大量的殖民地。二战期间，这些殖民地正在逐步被日本所吞并，因此和日本的矛盾很深。对比之下，美国除了有一些经济利益被日本所破坏之外，直接矛盾并不大。加上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取中立态度，把军火卖给交战的双方，发了一笔战争财，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议员们还想老戏重演，所以美国国会一直没有通过对日宣战的提案，而且和日本的大使级谈判，直到珍珠港偷袭的前一天，还在进行着。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山本五十六发动珍珠港偷袭，分明是错误的决策。在战线已经拉得太长、国内民穷财尽、大本营已经捉襟见肘、应接不暇的情况下，就应该让美国长期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应该四面树敌。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有称霸全世界的野心，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发动侵华战争，就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想到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团结起来了。山本五十六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认为只要一举摧毁了美国的海军，那么日本的海军就将无敌于天下，整个太平洋，就都控制在日军的手中了。

珍珠港是美国的海军基地，而且在1941年的一次军事演习之后，大部分航空母舰、潜水艇和军舰，都停泊在珍珠港内。所以山本五十六认为，只要偷袭珍珠港成功，就能够使美军的海军一蹶不振。

珍珠港离美国本土很远，离日本本土也很远。日本要想偷袭珍珠港，也不是想干就能干的。他们只能利用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进行偷袭，力量的部署和技术的准备工作都很复杂。但是山本五十六下决心要这样做。他一方面派出情报人员搜集有关珍珠港内军舰进出和气象方面的情报，一方面在北海道秘密进行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大量飞机进行偷袭的演习。他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必然成功的信心做好一切准备的。

出于山本五十六意料之外的是：这次偷袭，珍珠港内连一艘航空母舰也没有。一说是恰巧在偷袭的前一天有任务调走了；一说是罗斯福接到情报以后，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把所有的航母都调离珍珠港隐蔽起来了。因此偷袭之后，美国海军损失虽然严重，但是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本五十六的偷袭，并没有完全成功。

问：山本五十六是怎样一个人？他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行事作风。

答：山本五十六，是二战中日本的海军大将，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最高指挥者。

一个人的思想行动，总是和他的性格、爱好息息相关的。

山本五十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赌徒，一生嗜赌如命。他精通围棋、象棋、桥牌、麻将。他的赌风也很明朗，只要一上赌场，要么赢个痛快，要么输个精光，绝不半途退场。

1934年，他率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海军裁军会议。出于迷信，他不愿走向西的路，而是横穿太平洋、横穿美洲、再横穿大西洋，这才到的英国。一路上，他谁也不见，在他的包厢里夜以继日地狂赌。可见他的赌瘾之大。

他所策划的偷袭珍珠港，就是一场赌博，一场军事冒险。

他的偷袭计划，是1941年1月7日提出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天之后，即1月27日，美国居然得到了这一情报。可是政府却不重视。将近两年之后，池步洲根据自己的判断，又向美国提出了日军可能要偷袭珍珠港的警告，可是美国政府依然不相信，置之不理。这又是罗斯福的性格造成的错误。他是过于自信，不相信情报；他还有“绅士风度”，信奉打仗要真刀真枪，不主张也不相信敌人会暗地里偷袭。

问：抗战时期，中日密码技术上的水平比较。

答：在二战之前，中国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专门研制、破译密电码的人才。有的，仅仅限于中文密电码的研制和破译，而且水平也很低。戴笠手下的几员大将，大部分都是从电讯训练班毕业的收发报员，也仅仅懂得一些简单的中文密电码编制和破译，水平都很低。从蒋介石军技室中从事研制、破译密电码的人员来看，大部分都是从中文电报员系统转行的，有的人，包括池步洲在内，以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密电码，之所以能工作，都是靠高智商现学现卖，临时发挥的。日本在密电码的研制方面水平遥遥领先，是因为他们早就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各方面都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难怪整个抗战期间，日军的陆海空三军密电码，一种也没被中方破译过。如果没有池步洲破译的外交密电码，那中国的日文密电码破译，就是空白了。难得的是：池步洲能够通过外交密电码，拐着弯儿去了解日军的动态，得到了日军企图偷袭珍珠港这样十分难得的情报。

问：日本的高新科技，能被我方侦破，是什么原因原因。

答：整个二战期间，中国军方根本就没有破译出日本陆海空三军的任何一种密电码。连最简单的空军密电码也没能破译成功。

池步洲到军技室之前，在军政部下属的一个密电研究室单枪匹马破译的，是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密电码，叫做La码。只用于外务省和各驻外使馆联络。

池步洲就是用他破译的La码，成功地破译了日军企图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和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的具体行动，把山本五十六送回地狱里去的。

问：池步洲在军技室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答：池步洲先生，福建省闽清县人。家里贫穷，从小放牛，但是聪明好学，自己向村里的小朋友学识字，居然能读书，家里这才送他上学。中学毕业后，嫂嫂把自己的陪嫁田卖了，供他到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机电，毕业后在中国驻神户领事馆工作，娶神户的望族白滨小姐为妻，生有三个孩子，生活颇为优裕。七七事变发生后的半个月，他冲破层层阻力，携带妻子儿女，回国抗日。但是没有门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最后在偶然的情况下，到了中统局的前身中央组织部情报处调查科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研究工作。几经波折，最合合并到了蒋介石侍从室的军事技术研究室。

军技室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军事情报机构，由四个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密电研究机构合并而成，归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小舅子毛庆祥领导。军技室下分六个组：第四组管收报，第五祖管总务，属于行政系统，第六组只管中文密电，主要是了解国内的非蒋介石系统军队的动向。其余一二三组都管日文密电。第二组专管日本外务省和海空军的密电，第三组专门研究日本陆军的密电。也就是把第四组收到的密电电文进行“研究”，找出其中密电码组成的规律，然后用打字机打出来，送到第一组“翻译”成日文，再翻译成中文。池步洲就在第一组工作。组长是霍实子。但是一直到抗战结束，第二三组的研究破译日本陆海空三军的密电码并没有进展。能够翻译出来的，只有日本的外交密电码La码。

问：霍实子得知池步洲破译珍珠港事件情报后的反应如何？

答：池步洲就是用他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码La码，破译了檀香山日本领事馆和东京外务省之间的来往电报的。从1941年5月开始，这种与珍珠港有关的电报逐渐增多，主要是领事馆向外务省汇报珍珠港内军舰和航空母舰进出港的时间和规律、军人的活动情况，以及珍珠港气象方面的资料。组长霍实子对这些电报非常重视，指示池步洲如有重大发现，立即报告。到1941年11月底，这种电报前后已经有六七十份之多。这种电文，并不是直接写明何月何日要对珍珠港发动偷袭，而是用暗语说出。经过对许多封密电的研究，池步洲基本上掌握了这些暗语的含义。直到1941年12月1日，他破译了日本外务省发到美国以及各地使领馆的电报中有了“东风，雨”的暗语，表示形势紧张，战争即将爆发；“回娘家”的暗语，表示要让日侨回到日本，等等，而且还下令驻美各使领馆把所有密电本子都销毁。池步洲和霍实子方才作出了日军近期要在珍珠港有军事行动的判断。池步洲还根据日本外务省多次询问珍珠港美军如何度过周末假日等情报，作出了日军的行动日期大约在12月头一个星期天的十分准确的判断。

两人有了共识，于是霍实子写出了判断，跑步到毛庆祥那里报告，毛庆祥又跑步到蒋介石那里报告。蒋介石下令通过美国驻华使馆把情报转给罗斯福。

至于罗斯福为什么不信，说法很多。有说不相信中国的特工有这样准确的情报的；有说罗斯福批给了艾森豪威尔，是艾森豪威尔耽误了时间；有说罗斯福采取“壮士断臂”策略，忍痛让日军偷袭珍珠港，以便国会能顺利通过对日宣战。但是与情于理，似乎都说不通。总之，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解开的谜。

问：池步洲怎样发现山本五十六坐飞机去前线视察的消息？对于中方提供山本五十六的情报，罗斯福怎么考虑的？山本五十六被炸死的过程如何？

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山本五十六成了英雄。但是在接下来的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一下子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打了个大败仗。

山本五十六为人刚愎自用，急功近利，而且一向认为“攻击是最好的防御”。接连的海战失利，让他坐立不安。作为一个赌徒，他急于要翻本儿。他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计划抽调300架飞机增援南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基地腊包尔，和美军进行一场海空决战，企图反败为胜。

1943年的4月3日，他飞到腊包尔。

4月7日，他发起了进攻的序幕，180架飞机扑向美军的空军基地瓜达尔卡纳尔岛机场。双方激战三小时。美军损失并不大，但是日军的飞行大队长谎报军情，扩大了战果，把损失不大说成了美军损失惨重，还说瓜达尔卡纳尔机场已经被彻底摧毁，不能再用了。于是山本五十六作出了一个突然的决定：打算在4月18日亲自到前线慰问空战中取得胜利的飞行员们。

电报是1943年4月13日下午发出去的。但同时也到了池步洲的手上，并且译成了中文，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中，并很快转到了罗斯福的手中。

这一回罗斯福信服中国特工的厉害了，立刻部署“复仇行动”，由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组织并指挥，在山本五十六即将到达目的地前的几分钟，把他的座机击落。山本五十六终于在南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场美妙的“天女散花”，让他的罪恶的一生，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既然整个二战期间，日本陆海空三军的密电码从来没被中方破译过，那么池步洲是怎么得到山本五十六要到前线视察并鼓励士气的呢？

说起来，又是一項奇迹。山本五十六的行动计划，除了发给前线日军之外，同时也用La码发给了日本外务省。池步洲所得到并破译的，就是发到日本外务省的这份La码电报!

姜毅英，原名姜鹤根或姜鹤英，190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新塘边一个木匠家庭，少年时期就读于嘉湖小学和衢州中学，后转学浙江中学，1932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警官学校，毕业后入军统从事无线电收发和密电译电工作，是军统电讯第一人魏大铭的得意门生，姜毅英初任军统厦门电台的报务员。都说“江山话”

军统创建者戴笠及其继承者毛人凤均为江山人。戴笠入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之后，偏居浙西一隅的江山人或因信仰三民主义有志抗日救国，或因谋求生计为势所迫，或因同受千年仙霞古道文化熏陶的江山情结，纷纷加入军统行列。

军统特务主要的业务是搜集情报。在搜集情报方面，破译敌方的电报密码，是军统获得敌方重要情报的一项经常性的极其机密的工作。姜毅英，因也是江山县人，所以备受戴笠的重视。

在姜毅英考取警校时，第一期甲科特训班总共13人，每个人都由戴笠亲自考核，面谈。戴笠看了档案，见其中有一名是江山人，好不欢喜，立即召到办公室里。简单问话后，戴笠觉得姜毅英具有男人、女人的双重性格，作为特务培养，可以派上多种用场。

正是这样的一次会面为姜毅英能够成为戴笠身边的红人而奠定了基础。因为性格上的原因和其自己独有的籍贯出身，使其成为军统中能够如鱼得水的女少将。

军统局的机要部门，多被江山人占据，最机密的译电部门，几乎是清一色的江山人。许多江山籍特务，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深得戴笠的信任。戴笠常利用他们监视其他非江山籍的特务。这些江山籍特务，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

在军统局里，江山籍特务相互交谈时，常有意说江山话，不让别人听懂，明显的自成一个派系。

抗战时期的特殊贡献

破译敌方电报密码，是军统获取敌方情报的一项经常性的极其机密的工作。军统头目戴笠对此一向很重视，专门设立了译电科。进入抗战时期不久，戴笠呈请蒋介石批准，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日伪密码破译工作，以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长魏大铭兼任该室中将主任。在该室任破译工作的特务，多为译电员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共30多人。

姜毅英从警校毕业后，入军统局任译电员，因工作勤奋、译电业务熟练，旋升任军统厦门电台主任报务员，兼任监察台密码破译工作。在抗战期间，由于及时侦查得知日军南进情报被嘉奖，升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台长，任译电科长，后来译电科改机要组。

1941年12月初，姜毅英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查得知日军将于同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情报。她即将此情报交戴笠亲自处理，戴笠极为兴奋，立刻将电报转呈蒋介石。蒋如获至宝，即批示：“速通知美国政府。”

戴笠当即讯电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命他立即转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镕权，郭接此重要情报自然不能怠慢，迅速转致美国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美国人一向轻视中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自然也瞧不上眼，因而对中国提供的情报付之一笑。一位海军官员还说：“哪有这种事是中国故意挑拨美日关系的伎俩吧！”

由于美方丝毫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结果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和海军航空兵于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凌晨，突袭珍珠港，使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到灭顶之灾。

尽管如此，蒋介石对戴笠能及时获得日军情报并事先转告美国，感到十分满意，称军统情报工作做得好。提高了中国情报工作的声誉。戴笠则对姜毅英慰勉有加，将她由中校破格提升为少将。

军统破译了日军密码的情况，日方并不知晓。因此，姜毅英继续破译日军密电，又得知以下情报：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特派谍报员吉川少尉前往侦察偷袭效果。

吉川化装成中国驻美使馆外交人员，来到珍珠港的阿兰高地，在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秘密联络点——春湖阁餐厅，与这里的坐探人员取得联系。得知12月7日美军停泊在珍珠港的舰队和舰载飞机，除3艘航空母舰未返航而幸免外，其余120艘舰艇及海空军官兵3000余人、飞机188架，全被日军炸毁。

吉川还了解到，当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美军官兵正在兵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饮酒狂欢，全然不知死神即将降临。

日军的偷袭证实了军统情报的可靠性，美方开始对军统刮目相看。后来，美国海军司令部主动找戴笠，协商成立了“中美情报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作副手。从此，大批美国特务人员及特种装备，源源进入中国。

姜毅英认为这是自己打开了中美合作之门，对此非常得意。

因此凭借这一次的功劳，她成为军统中惟一的女少将，这是她一直引以为豪的。

最后归属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姜毅英任保密局情报处少将处长，由上海逃往台湾。毛人凤死后，姜离开了情报工作部门并脱离了军统，由人介绍充任了台北国立雨声小学的校长。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民党中校级以上的军官江山人占了70多位，将以上官阶的有19位（待考证），而且戴笠和毛人风对江山人十分信任，他们认为江山人可靠，真正的亲信有14个，是他们的“江山子弟兵”。这是内部的叫法，外部则称为“十四亲信”，姜毅英就是亲信之一，是属于毛系一支的。

军统中最机密的部门是译电科，军统局所有给外勤单位的指示，以及外勤单位向军统局送的情报，除重庆单位外，都得通过译电科传送，所以戴笠把译电科的工作全交给江山人来主持，各省省站以及军统局的公开单位都由经过培训的江山人担任译电工作。这样做除为了保密外，还可以利用这些外派的译电员担任监视工作，如发现各省的负责人有什么错误，就可以用密码向其报告。

戴笠死后，毛人凤仍采取这种做法，还有当时戴笠所创立的特务工作中的单线联系法，在现在世界谍报界都仍在沿用。

他们破译了日军密码

2013年04月15日 09:39:49来源：人民政协报

最近，有一系列抗战剧上演，其中有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亮点，那就是在关键时刻破译日军的密码，从而使我军转败为胜。回读辉煌的抗战史册，你会发现这绝非虚构。其实，这一细节的背后，确实有相当一大批奇才用这种手段屡立战功。其中不乏外国人，也有八路军方面和国军方面的。

林迈可

林迈可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世代书香门第。1937年他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担任燕大的经济学导师，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林迈可带着妻子和班威廉夫妇驾驶校长的汽车，逃出北平。经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的护送，到达晋察冀平西根据地。

在平西，受聂荣臻将军的邀请，林迈可担任通讯部技术顾问。他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工课程，由于没有教材，很多课程内容不得不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开始。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也在通讯部工作，任英语课教员。他们发现，用中文发报会有许多的麻烦，一个数码错了，就会译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字，英语是以字母形式构成的语言，拼错一个字并不会影响理解原意。于是，他们共同帮助部队用简单的英语来传递信息。

从1942年到1944年，林迈可一直在晋察冀军区，从事电台设备的整修改进和教学工作。在晋察冀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和骨干。在延安，林迈可一方面为延安的通讯和新闻事业尽力。另一方面，他还主动撰写稿件报告边区概况，请经过和离开延安的外国人带走，或发送给合适的报社、政府机关，或任何对抗日根据地感兴趣的人。

林迈可在中国战斗和生活了8年，他的一儿一女都出生在抗日根据地。他用刚到北平时购买的一架德国造的蔡斯伊康照相机，把自己和平西、晋察冀、延安军民的抗战生活拍摄下来，从战争年代一直保存至今。

亚德雷

1938年11月，化名为“罗伯特·奥斯本”的“美国密码之父”亚德雷经香港抵达中国战时陪都重庆。国民政府授予他少校军衔，并安排30多名留日学生，组成专职破译小组。

1939年5月3日和4日，抗战历史上悲惨的“五三”、“五四”惨案发生了，其中一个现象引起了亚德雷的注意:国民党在重庆市区花大力气部署的防空部队为什么竟没有打下几架敌机？这其中必有玄机。

经过密切跟踪，亚德雷发现日本间谍发出的新密电中开始混杂一些英文字母。通过重新的排列，他发现电报中开始出现诸如“her(她的)”、“light(光线)”、“grain(粮食)”等具有实际意义的单词，可是这些单词从何而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一份密码中出现了“hesaid (他说)”的字眼，这引起亚德雷的注意，因为这样引起对话的词组一般出现在小说中。亚德雷推测日本间谍采用了“书籍密电码”的编制方法，密码底本是一本英文长篇小说，它的前100页中必有连续三页的第一个词分别是her、light、grain，可上哪去找这本小说呢？

就在此时，国民党军统局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一位驻守在重庆的国民党某高射炮团的营长，绰号“独臂大盗”，他有时公然使用附近一个川军步兵师的无线电台和他在上海的“朋友”互通密电，他很有可能是一名汉奸。亚德雷把目光放在了“独臂大盗”身上。

亚德雷和同事徐贞商定周密计划，到“独臂大盗”家去拜访。在拜访过程中，两人巧妙周旋，经过一番困难丛生的波折，徐贞终于在“独臂大盗”的书房中发现一本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该书的第17、18、19页上的第一个词用笔画过，它们果然是亚德雷推导出来的那三个英文单词。

亚德雷回家后，立即寻找到一本《大地》，连夜组织破译，根据密电看来，“独臂大盗”是汪伪政府政权安插在重庆的耳目，他与国民政府中的德国籍顾问赫尔·韦纳等人组成间谍网，密告日军轰炸机保持3660米的飞行高度，以避开射程仅达3050米的国民党军高射炮的射击。

密码的秘密终于告解，“独臂大盗”等内奸被逮捕枪决。

池步洲

中统里边，也有一个密码破译奇才，名叫池步洲。他是中国著名的密码破译专家，因破获日军密码而获取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1908年，池步洲出生在福建省闽清县一个农家。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后，池步洲在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署任职，并娶了出身望族的日本姑娘白滨英子为妻，婚后育有一儿二女，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池步洲回国，经同学介绍，到“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机密二股”(“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前身)去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

从1941年5月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这引起了池步洲的注意。这些情报，主要是珍珠港在泊舰只的舰名、数量、装备、停泊位置、进出港时间、官兵休假时间等情况。外务省还多次询问每周中哪一天停泊的舰只数量最多，檀香山总领事回电:“经多次调查观察，是星期日。”这也是后来日军选择12月8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主要依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文中还频繁报道夏威夷的天气:说是当地三十年来从来没有暴风雨，天气以晴为主。──当时世界各国还没有“天气预报”这一学科，因此军港的天气如何，也属于军事秘密范围。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日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国民政府将这一情报立即通知给了美国驻重庆使节，至于罗斯福总统接到情报后为什么未采取任何防御措施，一说麻痹大意，一说忍痛牺牲，究竟为什么，只能说是“历史的偶然”了。（李永军）

温毓庆，广东省台山县人，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

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财

政部参事等职。由于他精通无线电业务，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二十年代末，

光华大学教授颜任光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期间，温毓庆参与筹建我国第一座国际无

线电台──设在上海真茹的国际无线电台，并出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局长。

魏大铭，中华民国军统局主要将领，少将军衔。

受到戴笠将军的重用赏识，担任军统局第四处处长。1940年，接替温毓庆，担任技术研究室代理主任，后被蒋介石调离，由毛庆祥代理[1]。他对日抗战贡献良多。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技术实验室主任，是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期间破获汪声和夫妇电台，切断苏联调查台湾的线索[2]。

电讯专家魏大铭与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

特务处成立之初，最让戴笠头疼的就是通讯问题。

当年不像现在，有线电话那么发达，即时通讯全靠无线电台。问题是特务处刚成立，哪有条件去建立无线通讯网络，再说也没钱。

这时，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已经成立几年了，在各地已经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其头头徐恩曾本人又是干这个的，因此有自己的通讯网络。于是，蒋介石规定，凡特务处的情报往来，一律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代发代收。

老蒋的这个话，说了等于没用。

首先，大家都是吃同一碗饭的，特务处的情报怎么可能交给调查科去发！再说了，人家调查科的电台装上也不是为学雷锋的，总得先发了自己的东西，才谈得到帮特务处代发。但所谓情报，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份情报，晚了一会儿，可能就一钱不值了。

仰人鼻息的滋味不好受，戴笠发誓要建立自己的无线通讯网。

要办这个事，钱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人，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学生，懂无线电的人太少了。有钱壮飞的前车之鉴，又不敢随便招聘，十分苦恼。

关键时刻，还是戴笠的铁哥们胡宗南帮了他，把当年“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中的一个介绍给了他。

这个人，就是魏大铭。

魏大铭是上海人，早年在外轮上工作，后来被李范一看中，调他到电台当了一名报务员。

李范一，1891年生，湖北应城人。

李范一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一方面，他受过旧式教育，他是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的秀才，当时他才13岁；另一方面，他又是留学生，在美国先学经济，然后又学无线电，1917年毕业以后，一直在美国工作。

北伐军兴，李范一回国，当时正好急需他这样的通讯专才，旋即任后方总司令部交通处长，1927年转前方总司令部任交通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李范一看到无线电只供应军用，造成极大浪费，因而极力推动“军转民”，这样一来，无线电很快得到一个大的发展；李范一遂成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创始人之一。

魏大铭就是李范一的得意门生。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驻常州的胡宗南托李为他介绍一位无线电专家，当时魏大铭正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前线后援组主持电台事务，李遂将魏大铭推荐给了胡宗南。

在很短的时间里，魏大铭帮助胡宗南的第1师建起了一个拥有5座电台的通讯网，胡十分满意。后来胡宗南部调往甘肃，魏大铭不愿意去西北工作。胡宗南恰好做个顺水人情，将他介绍给了求贤若渴的戴笠。

1933年3月18日，魏大铭到特务处报到，地点是在戴笠任政治特派员的浙江警官学校。

当时在场的还有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女生指导员章粹吾等等。他们回忆，当时戴笠正召集他们开会，忽然进来一个风度潇洒的青年人。

戴笠一看非常高兴，马上给大家介绍：“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之一的魏大铭同志，我特地请来，帮助我们建立无线电事业的。”

当时大家穿的不是中山装、就是警服，只有魏大铭穿着一身长袍马褂，跟大家反差极大，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什么事情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建立台网，首先得有话务人员。因此魏大铭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叫做“杭州电讯训练班”，也叫杭州特警班第六队。班主任自然是戴笠，副主任魏大铭。

戴笠对这个班的工作高度重视，派出了阵容强劲的队长、指导员等工作人员，如罗毅、肖坚白、罗杏芳、董益三等等，后来基本上都成了高级技术特务，如肖坚白，后曾任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罗杏芳后任重庆邮检所所长；董益三，后曾任军统电讯处副处长，戴笠曾经着力培养他以取代魏大铭，结果在他任上发生了著名的“张露萍案”，大倒热灶，把戴笠气得要死。

教官，都是魏大铭从外面请的专家，层次极高，如康宝煌、谢松元、苏民等等。

至于学员，自然也要精挑细选，最后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10个，特务处广东站保送了1个，再加上戴笠的本家侄子戴永安，一共12个人，后来都成了特务处在通讯方面的骨干。

第一期培训班的成功，令戴笠非常满意，他特地送给魏大铭一块藏青色毛哔叽布料，让他去做一套中山装，别再穿那身长袍马褂了。另外又奖励他200元钱，魏大铭去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第一期的成功令戴笠、魏大铭都很高兴，同时他们也在总结、检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魏大铭找到戴笠，对她说，觉得从警校的学员中挑选培养对象，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警校的学生出来以后，岁数都不小了，再来学习无线通讯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学什么东西都一样，都是需要“童子功”的，无线通讯，其实跟学外语类似，无线通讯也是一种语言，除了专业性强以外，还需要一定的记忆力，还要求手指的灵活性等等，不是谁都适合学的。特别是年龄，最好是小青年，接受能力比较强，学这个最好。

魏大铭之所以成为电讯专家，有他自己的特质。据特务们回忆，魏大铭的发报，以指法熟练，发报“均匀”而著称，这个“指法熟练”，通过一定的训练不难达到，而发报“均匀”就不是谁都能做得到了。你发报不“均匀”，就会给收报者造成困难，一份电报发了两三次，对方还是译不出来，有这么两回，你这碗饭也就别吃了，这可是军事情报啊！

所以，警校的多数学生，像毛森这样的，从警校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六了，记忆力也减退了，手指也不灵活了，你让他们来学这个东西，会很吃力，也学不好。

第二，还有一个脾气秉性的问题。

我们看电影，凡是反映女特务，多半都是穿着一身美式军服，戴顶船形帽，眉宇间多少带些妖冶之气，手里拿个夹子：“咔”的一个立正：“报告！南京密电。”坐着的长官不动声色地说“念”。多半是这样一种形象吧？

有点夸张，但应该说，电讯人员确实以女性为多，因为干通讯这一行，除必要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求坐得住，静得下来。你想，一天到晚坐在那里，手拿着电键按来按去，或是拿个密码本查来查去，干一天还行，干一辈子，想想都可怕。所以电讯这个事，不是谁都适合做的。

当然，也不一定说男的就干不了。干电讯干出名堂的，有女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姜毅英；也有男的，比如后面我们要说到的张我佛，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报务员，所以还是那句话，什么都不是一定的，看个人造化了。

警校的学生，就尤其不适合，当警察的人，一般比较外向，因为他要与人打交道，所以选材的时候就选的那些头脑比较灵活、能随机应变的人。这些人，你让他学电讯，无异于苦刑、受罪。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第一期的时候，从警校挑学员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费挺大劲也只挑出十来个人，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魏大铭向戴笠提出建议，干脆直接办一个无线电学校，挑选那些年纪比较小，又有一定无线电基础的年轻人接受专业训练。也就是说，通过无线电学校，先培训专业技能，然后再从这些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进入杭训班，进行特务训练和“政治”教育，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关于费用，魏大铭说，办这样一个学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因为一旦开办起来，就有收入，以后就可以“滚”着走了，因此，最初的开办费，有几百块钱就行了。

有这样的好事，戴笠当然是完全支持——培养学生的事，戴笠最重视，最肯下本，别说花不了多少钱，花再多的钱，戴笠也会去想办法。于是责成魏大铭全权负责，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加任何干涉，只要能给我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就行了。

经过一番调研，魏大铭把学校设在了上海，上海是当年的经济中心、工业中心、无线电事业十分发达，国外进口的各种最先进的设备都是最先进入上海，因此当时上海已经有了好几家无线电制造厂商，同时也有几家无线电方面的培训学校，因此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魏大铭有办法，不知他用了什么说词，说动了上海一家叫“三级锐电公司”的厂商，用它现成的名字，建立了一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把杭训班的学员队长萧坚白调来当了所长。教务长，魏大铭请来的是当时国际电台的报务长方砚农。

方砚农也是当年著名的的无线电专家，著有《无线电报务员应用知识》。方并不是黄埔出来的，但此后在军统中落了户，抗战中曾任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注意：这个组织并不是军统的）第四组少将组长。1946年3月18日，国民党政府接收哈尔滨电信业，取消哈尔滨电政管理处，成立“交通部哈尔滨电信局”，出任局长的就是方砚农。

另外还有一个“所长助理”陈祖舜，负责对学员进行调查，了解掌握每个学员的家庭背景、思想倾向、日常言行、社会关系等等，主要是为了避免再发生徐恩曾式的“悲剧”。另外当然也包括对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身体条件等等，毕竟把这些人挑选出来，将来是要当技术特务的，光是思想上合格不管用。

陈祖舜，1901年生，广东始兴人，军校六期。后曾任国防部保密局第四处副处长、国防部二厅七处少将处长。

“三极无线电传习所”第一期共招收了40多个适龄青年参加无线电培训。结业以后，根据上述标准，萧坚白、陈祖舜等挑选了十几个“优秀分子”，以及其他方面报送的几个“好苗子”，一起送到杭州，继续进魏大铭的杭训班，在“三极”所进行的无线电基本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特工技术的培训以及政治训练，培养出来，就是特务处的报务人员了。

至于没有选上当特务的那些孩子，魏大铭也不是就不管了，相反，他还负责给推荐工作，魏大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把学员们推荐到外国的轮船公司、推荐到国际电台，等等，这在当时都是很热门的单位。

既然有这样好的出路，就不愁没有生源，“三极”的全盛时期，居然连轴转，日夜各两个班次，把另外那几家培训学校挤得都不行了。

由于有“三极”作为基础，大大提高了杭训班的工作效率，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魏大铭在杭州共举办了11期培训班，为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人力支撑。

闲话军统（107）

话务员有了，下面亟待解决的解决的就是设备问题。

当时没有专门用于谍报的小型收发报机，都是军用的，最小的就是5瓦手摇发电机式的，体积很大，另外还有15瓦充电发电机式的，更是庞然大物了，根本无法用于秘密工作。于是魏大铭与康宝煌研究，能不能搞点技术革新，研制一种小型的收发报机。

康宝煌是当时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也是南洋公学电机工程科出来的，跟徐恩曾是前后同学，去台后任台湾电信管理局总工程师、台湾电信总局终身顾问等职。

康宝煌就是康宝煌啊，经过研究，他说：“把收报机的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就可以有信号，虽然电力微弱，应该可以试一下。”

以上是康宝煌的原话，什么意思，笔者不是学工科的，不明白，不知道有多难、或者是有多简单。

不管什么意思吧，反正是这个技术革新一举成功，研制出来的，就是后来广泛运用于军统秘密工作中的2.5瓦小型电台，小到什么程度呢，据记载，除了电池、听筒和电键以外，只有“两只饼干桶”那么大。

这个比喻同样不论不类，饼干桶可大可小，谁知道是多大？但按照沈醉说的，他可以把发报机藏在婴儿身下，通过日本人的岗哨，那应该是不会太大。

这个小小的技术革新，一举奠定了特务处、乃至后来军统无线通讯的基础，因为军统干的是谍报工作，如果没有适合敌后使用的小型无线电台，其一切工作都等于零。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戴笠特地要求魏大铭带着他新研制的袖珍发报机跟着他上庐山晋见蒋介石——他要给老蒋露一手。

当时，庐山与各地通讯，也是靠电台，就是军用的15瓦的那种，架在牯岭。庐山是著名的多雾气候，一天到晚大雾弥漫，电力的损耗很大，因此信号特别弱。庐山电台台长花克强，也是个无线电好手，每次发一封电报，有时一、两天都发不出去。收报就更困难了，要一点一点地调整刻度盘，去捕捉微弱的信号，旁边的助手连大气都不敢出，每收一封电报，花克强都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次，戴笠就是要让魏大铭带着他的2.5瓦袖珍机，去挑战花克强的15瓦军用机。

挑战的过程不说了，因为笔者实在不太懂，描绘不出来那种精彩。反正最后的结果令老蒋开了眼界——魏大铭不但帮助牯岭台改进了天线设备，促进了通讯质量和效率；同时，魏大铭让老蒋看到，特务处新研制的2.5瓦袖珍机，同样完成了与南京通讯的任务。老蒋高兴地对魏大铭说：“你好好干吧，我会有工作给你的。”

戴笠的这一趟庐山之行，一举三得：第一，他让老蒋知道自己手下有出色的人才，第二，他通过老蒋的话，鼓励了魏大铭。

还有第三，此后不久，老蒋就批准了戴笠的报告，准许他建立一个无线电工厂，费用嘛，自然不用特务处掏钱了。

无线电工厂建立起来以后，不仅制作袖珍发报机，康宝煌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把民用的普通收音机改装为发报机，便于通过敌人的盘查。要使用的时候，只需要买几个随便哪儿都有的普通配件，一装上，马上就成了一台特工用的收发报机。

随着各地派出机构的增加，大家都配发了2.5瓦袖珍机，新的问题又来了，大家的信号都很微弱，这就要求南京的总台必须强大异常，否则根本无法与外地保持通讯联络。

魏大铭开始着手建立南京总台，一下增加了7、8台收发报机，电力达到1、2百瓦，每台机器之间相连，可以在总台远程控制发报机，通话距离达到一、两千公里。

后来，随着军统的不断扩大，仅沦陷区的秘密电台就达到300多座，一个总台不敷使用，又建立了第二总台，到1944年，又建立了第三总台。全盛时期，几百名话务人员八小时一班，每天24小时工作，总台的电灯从来没有熄灭的时候。

戴笠梦寐以求的无线通讯网，终于建立起来了。

1938年8月，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魏大铭就任第四处（电讯处）处长，少将军衔

魏大铭毕业于通讯部的通讯技术训练所。早在李一范掌握了全国商业电台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魏大铭就成了国际和商业电台所有报务员的“报务员领班”。他受权领导戴笠的特务通讯处，工作范围包括人事培训和密码分析。

魏起草了无线电学校的培训计划，并当了特务处通讯科的头头。他看到自己的搭档主要是由专业人员组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密码、电台及密码分析的技术方面。一线人员的功能在于，他们渗透到内部物色情报人员，通过关系搞情报，并警惕各种现象和信号，而密码培训组则强调了独立执行任务的重要性，那些任务基本属于技术性质。

魏也负责收集和发展工作。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5瓦的地面发报机和15瓦的电台对秘密情报人员来说，携带起来太重，不方便。1933年晚春，魏大铭的培训组制造了一种小型的收发机，它除了电池和耳机以外，不超过冰棍那么大。这个小型的电台效果很好，戴笠决定在庐山把魏大铭引见给蒋介石，向蒋示范这套设备，并要求对他的通讯助手的发明授予军奖。这次对蒋的示范非常成功：这个小型电台可以越过庐山山脉接收外面的信息，而常规的15瓦的电台却无法穿越接收。蒋介石同意制造这种设备，并授权戴笠让魏大铭在南京白鹭洲西石坝街29号建立特务处通讯总台。

作为戴笠特工通讯的头目，魏大铭（他的妻子曾是戴笠的一个情妇）成了众所周知的“戴笠的灵魂”。他对军统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魏的密码分析人员在福建事件中破译了第十九路军的密码，从而向蒋介石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方案来镇压该省的反叛；最终也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使戴笠如此依赖英美“盟国”情报机构的技术援助。

当然，从更广泛的层次上看，通讯情报对蒋介石似乎也同样重要。他很快看出这对自己的统治有着多么关键的意义。事实上，蒋把秘密电台的侦收看成是一种家庭垄断。在1939年下半年，只有3个人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报报告：宋子文、孔祥熙及蒋本人。宋子文后来回忆：由于引进了电台侦收业务而使蒋在对付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和陈铭枢中占了上风。他向罗斯福总统夸耀说：“我因为建立了一种有效的侦收业务，使蒋介石了解了敌人的动向，而为他打赢了两场内战。”

蒋对通讯情报的独占刺激了他在军队和秘密特工部门的头子们竞争的本能。蒋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向温毓庆要一份每日破译报告，但蒋不同意透露这些报告，于是这间接地促使了何将军组建由王敬碌（音）领导的情报收发处，收集和破译日本外交部的情报。

这使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直接与蒋手下由温毓庆领导的部门发生了竞争。温被任命为交通部下属的通讯处负责人，并奉命在1936年3月1日设立一个专门监视和侦破秘密发报的办公室，即“密电监译所”，仅向蒋一人汇报。在四五个月里，这个办公室侦破了日本外交部的电码；1937年日本与中国开战时，中国方面已经拥有了十几个侦收日本外交通讯的秘密电台。总而言之，温毓庆的密电监译所总是占据上风。尽管在1937-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杨宣诚（军事情报）、王芃生（国际研究院）和温毓庆参加的情报会议，但由于温在技术和训练设备上的优势，总是由他说了算。于是，为了自我防卫，戴笠感到他应当在国外寻找更先进的技术来加强自己的破译能力。

1940年初春，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将密码破译集中管理，蒋同意了。1940年4月1日，一个叫作“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全国密码中心成立了。但是，使戴笠失望的是，温毓庆被提拔为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并由魏大铭和毛庆祥（蒋的机要秘书）做他的副手。在温和魏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控制研究室的斗争。1940年6月初，温毓庆为体检去了香港，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为密码中心代理主任魏大铭调进他自己由雅德类训练的密码分析人员敞开了大门。

在追踪温毓庆途经香港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发生了戴笠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段经历：戴将军被香港的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被监禁过夜。在温离开重庆去香港后，戴笠将军立刻随之跟踪而去，欲把他召回来。戴笠一到启德机场，便看见乘客们正穿过机场，准备乘泛美公司的飞机去马尼拉。他一眼认出了其中的温毓庆，温正在与美国驻重庆的海军武官麦考上校握手。片刻以后，恼怒之极的戴笠却被机场的英国警察扣住了。警察们是从戴笠手下一名特务的妻子提供的照片上认出戴笠的。戴立刻被抓了起来，扔进了坐落在九龙的警察总监狱。

由此导致出一系列的活动：军统情报人员纷纷向重庆报告，说英国人在日本人的威慑下逮捕了戴笠；蒋介石政府因此动用了所有的外交手段。次日早晨，香港警察署长亲自确保了戴笠的释放，并转达了香港总督邀请他去府上做客的信息。然而，戴笠将军坚决拒绝在没有中国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出狱。鉴于这种情况，国防部的一位将军从重庆飞来，目睹了戴的释放，并陪同他返回国统区。这段遭遇使戴笠对英国及其情报部门深恶痛绝，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未来几个月里同美国间谍机构的联系。

在重庆仍有雅德类的学生。魏大铭使用这些专业人员再加上日本的战俘，破译出日本空军的一些密码，在通讯战线再传捷报。通过对这些军事信号的监听得出的情报表明，日本正在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据说，戴笠命令他在华盛顿的军统头目肖勃少校通过中国首席武官郑得权向美国海军情报处传达这一信息。据后来中国方面的说法，美国人显然把它看作是个奇怪的念头而感到可笑，他们不相信魏大铭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具有获得这种重要情报的能力，于是对此信息未加理睬。

在中国国民党人的记忆里，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的偷袭震惊了美国战争部。美国信号情报界，尤其是海军情报署突然对戴笠刮目相看。为了解日本的军事密码，他们立即开始争取与中国的合作，而美国海军也开始积极亲近起肖勃少校来。

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倾向戴笠时，正值这位中国特务机构头子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低潮期。在这之前的1941年3月，一组反军统情报机构的官员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申诉状，指责戴笠在管理上为所欲为。被军统的放肆所激怒的蒋撤销了魏大铭的职务，并任命他的前秘书毛庆祥领导特种技术研究室。

作为一个缺乏理工或电子技术背景的政治人选，毛庆祥带了一批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律师和文科人员来。这引起了特种技术研究室专家们的不满，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公开对毛及其下属表示蔑视。但当戴笠企图利用这种不满而对毛进行公开挑衅时，蒋介石站到了他的秘书一边。1942年1月，蒋介石下谕：“命令所有来自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的人员于（1942年）2月底之前离开（特种）技术研究室。”

这是对戴笠沉重的打击，他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若要在向蒋介石汇报的军政情报方面战胜自己的对手，就必须获得美国的电台技术。当时的局势，就像一个亲共产党的观点所表示的那样：

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作“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本空军的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

总而言之，中美双方均感到在获得信号情报方面进行秘密而谨慎的合作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即将诞生的中美合作所的舞台渐渐成形了。

太平洋战争一结束，梅乐斯和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最积极的美国军人便大肆宣扬该组织在中国战区的成功。日本投降一个月后，梯尔门R26;德定（Tillman Durdin）在《纽约时报》上高度赞扬这些壮举：

美国人教会了中国人游击战的新技术并给他们新式武器……中国部队原来的使命是保护美国人及其气象站和情报无线电台，后来它发展成为庞大的游击队组织。在美国教官和顾问的帮助下，他们在长江流域和中国的东南地区广泛活动，袭击小股日军，破坏日本人的通讯系统，炸毁敌人在沿海和内河的船只并收集情报……中美合作所的中美人员在日本部队周围不断地活动，他们对日本人在华的每一个行动的监视，全面到了惊人的程度。沿海监视台对敌人船只动向的报告，为美国潜水艇击沉数十艘日本轮船提供了依据，并在一些最重要的海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沿海监视台的确非常有效，帮助美国潜水艇击沉数十艘日本轮船上所作的贡献当之无愧。中美合作所的特工还向第14飞行队提供了情报，协助他们轰炸日军的军需品供应站、船只、卡车、火车和部队，并从空中投放水雷，迫使日本船只进入易受美国海军攻击的水域。中美合作所的气象报告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战役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它使58特遣队能在日本本土上发起第一次全面进攻。

但是，中美合作所作为游击队训练机构和情报机构的效力，仍值得怀疑。在其敬慕者眼中，中美合作所的成就是毫无疑问的：

日本人的食品运输遭到如此频繁的袭击，以至于许多日军部队中发生严重的供应短缺。在全国的许多地区，日本人完全被围困在他们的部队驻地，而不敢冒险进入乡村。从1944年6月到1945年7月，中美合作所的部队击毙日军23，000人，击伤9，000人，俘虏约300人，捣毁了209座桥梁、84辆机车、141艘船只和97个军械库和仓库。

梅乐斯本人经常提到中美合作所一些英勇行为的例子：在海丰港准备向长崎运送大米的日本轮船上埋炸药的中国年轻特务，第一训练班1943年9月在江苏的大胆作为，包括刺杀伪省长和导致日本人损失九架飞机的上海袭击战等，绰号“人猿泰山”的约翰R26;麦特米勒（John Mattimiller）少尉对厦门码头的潜水袭击炸毁了一艘日本货船，等等。还有，戴笠本人被视为在华美国军人的主要保护人，他通过其无处不在的秘密特工和勇猛善战的游击战士们，确保了美国人在那里的生存。

蒋介石在1921年4月19日的日记上说：“午正，抵城舍，见颖甫来讯，知毛氏又回我家，心甚忿忿。”当时蒋介石与发妻毛福梅闹矛盾。把她逐回娘家，但当毛氏一回蒋家，毛颖甫即作书相告，可见毛颖甫对蒋家家事的关切。蒋介石每次回乡，总要会会这位世交长者。1949年蒋介石第三次下野，1月28日农历除夕，在丰镐房报本堂宴请乡间父老。毛颖甫也应邀入席，当蒋经国为他敬酒时，毛受宠若惊地竟称蒋经国为兄，蒋介石立即加以纠正：“毛老。您太客气了，您就叫他小名建丰吧!论辈份他还是您孙儿辈呢!”

毛颖甫(1880--1963)毕业于清朝浙江法政学校．曾任黄岩盐场知事、暂销局局长，民国时任交通部航政局镇海办事处主任、军需署稽核。1932年至1937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去台，1963年12月5 日病死台湾。蒋介石题赠“轸怀耆旧”四字作挽。

毛颖甫有5子1女，毛庆祥为其长子。他谱名宗骧。生于1898年11月11日。中学毕业后，于1916年去日本留学一年，1917年转赴法国，在法5年。专修农科。回国后先在浙江水产学校任教，1926年转入蒋介石幕下。

毛庆祥在留法期间，因世交关系，与蒋介石一直有书信来往。1926年应蒋之召赴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同年7月随军北伐。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辞职到浙江建设厅工作。1929年回南京，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技正(相当于今工程师)。1930年调任国民政府秘书、主席办公室秘书，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为蒋介石常驻南昌而设)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仍兼蒋介石侍从秘书。1935年3月，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上校组长。1936年12月随蒋介石经历了“西安事变”。1940年1月起兼任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密码室)少将副主任、主任，1943年4月，蒋介石批准毛庆祥的建议，在侍从室设立机要组，并任毛庆祥为中将组长，统管党、政、军、特机要工作。控制机要全局。1944年6月又任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1945年底，侍从室撤销，任国民政府参军处机要室主任。1948年5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毛庆祥任总统府机要室主任。1949年，毛庆祥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趁蒋介石下野之机辞职获准，回到上海闲居，从此离开军政要职。同年去台，1950年举家迁居香港，两年后迁居美国。以后，他看到国民党中一批留法派元老纷纷去南美巴西经营实业，为之心动。携全家到阿根廷去办农场，但以失败告终。最后。又返美国定居，1993年卒于美国纽约。

毛庆祥于1932年主管侍从室的机要工作后，权力逐渐扩大，地位逐步上升，经过10余年经营，最后成为国民党统管密码、译电的头目。

上任之初。毛庆祥主要为蒋介石编发各类电讯密码。以后，蒋介石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可靠情报，命曾任上海国际电台台长的温毓庆组建一个专门研究日本外交、军事等方面秘密电码的机构。1936年3月1日，“密电检译所”成立，温毓庆任所长。“密电检译所”所需经费由蒋介石亲批，每月领取4万元，除职员的薪饷、办公费及水电房租开支外，每月尚可节余近万元。由于密电所既是一个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特殊机构，又是一个可发横财的好单位，所以一时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都想插手其间，或自己举办密电研究机构。一场明争暗斗就此开始。

首先是军统的戴笠，办了一个密电组，主持人为军统特务电讯网的开创者魏大铭。毛庆祥在这方面当然不甘落后，从1938年开始，藉口奉蒋介石之命，在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内设立了一个研究组，着手对日本军方密码电报破译的研究。为了逐步将这项工作统辖到自己主管的部门，毛庆祥先是聘请温毓庆，徐恩曾(中统头子)，郑介民(军统二号头子)3人为顾问，以后，又抽调密电所、中统、军统中的一些侦察报务员到研究组工作，以扩大自己的力量。由于毛庆祥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总管蒋的电讯编码、印信机要事宜，所以大家都要让他三分，在调人时一般不敢拒绝。何应钦也想在这方面做出成绩，1939年春，他要交通部交通司长王景禄组织一个班子，去侦研日本外务省的密电。这样就形成了四个互不隶属的密电研究机构。他们互相抢夺人才，窃取对方成果，作为向蒋介石邀功的资本，从而造成了一片混乱。

针对这一情况，毛庆祥向蒋介石上了一份签呈。指出局面使人力物力分散，不利于对日密电的深入研究，建议这类机构合并集中，筹组一个新的机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统一颁导和管理这方面的事务。蒋介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确定温毓庆为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毛庆祥、魏大铭为少将副主任，指定毛庆祥兼主任秘书，具体负责人事和日常工作。这种安排，使毛庆祥取得了统管密码研究的大权，架空了温、魏二人，使他们有职无权，成为陪衬人物。

温毓庆不甘心大权旁落，决定拉戴打毛，藏笠也想压一压毛庆祥，二人不谋而合，共同进行改变蒋介石人事安排的活动。温毓庆的妻子施惠珍和宋美龄曾同在美国乔治州威士理女子学院求学，两人关系密切，所以后来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上海结婚时，施被邀请为陪伴新娘的四位女傧相之一。温毓庆利用这一关系，叫妻子多次去蒋介石的黄山官邸谒见宋美龄，为温说情。施惠珍还多次去“范庄”(四川军阀范绍曾所建别墅，时为孔祥熙居处)笼络孔二小姐。希图由孔二小姐出面，向孔祥熙、宋子文恳求支持。同时，戴笠也积极配合，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赋予温毓庆以实权，说如此方能提高今后密电侦研的效率和水平。两人双管齐下，多方呼应，终于使蒋介石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取消了毛庆祥主任秘书的兼职。温毓庆取得了支配技术研究室一切事务的权力。1940年4月1日，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重庆正式成立，原密电检译所、军统局密电组、交通部研究组、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研究组等各机构人员、电台和其他设备全部归并到技术研究室。毛庆样独揽电讯机要的目的没有达到。

温毓庆在戴笠支持下，联合魏大铭，夺得了技术研究室的领导权，下设6组1室，工作人员500余人。在他初步安排好各组人事和业务后，因不习惯重庆夏天闷热潮湿的气候而患病。他写报告给蒋介石，要求批准去香港治疗，其主任职务由魏大铭代理，蒋同意了他的请求。魏大铭一上台，就在戴笠唆使下，把军统特务安插到要害部门，用蚕食、渗透，直至收买、威胁、迫害异己人员，企图使整个研究室落到军统手里。魏大铭代理主任10个月，引起下面极大反感，三、四十名组长、科长和专员联名签呈两份报告，列举魏大铭代理主任后的种种劣迹，请副主任毛庆祥转呈蒋介石。毛庆祥接到两份报告，大为高兴，邀请签名者到家密谈。听取意见，核准事实。之后，立即去见蒋介石。蒋当时也有意让自己信任的毛庆样执掌技术研究室，看了报告，即撤销了魏大铭的代理主任职务，命令戴笠将他调回军统局，委毛庆祥代理技术研究室主任职务。毛庆祥接到命令，马上于1941年3月31日去研究室视事。温毓庆在香港了解上述情况后，不愿再回重庆，卷入这一权力斗争的漩涡。不久，应宋子文之邀，到美国华盛顿宋子文主持的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办事处工作去了。

毛庆祥主持技术研究室工作期间，该室曾破译过令国际社会震惊的重要情报。如1941年秋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发给驻美、苏、德、意等国大使的绝密电报：《当前局势和帝国国策纲要》，该纲要前一部分为“帝国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后面谈了要加紧促蒋政权对日屈服，接着说将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并做好对英美作战的准备，对苏德战争暂不介入，待形势有利时再作北进之考虑等等。这个情报对研究日本的侵略动向和制定我方对应策略极为重要。又如当年12月上旬，技术研究室又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紧急通知，内容是电告日本驻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纽约等地的使领馆，限期销毁各类重要文件，准备撤侨。此“通知”说明日本将对美国采取重要行动。侍从室第六组破译此一“通知”，马上提出“速送外交部密告美国大使高斯，并电告我驻华盛顿武官郭德权转达美国军方”。蒋介石阅后批“可”。但美方回答说：美日谈判已陷人僵局，国务院已知道日本撤侨计划，美国也准备同时撤侨。结果，未引起戒备。几天之后，珍珠港事变爆发，美国吃了一个大亏。事后，蒋介石在重庆浮图关接见技术研究室的有功人员。蒋手持毛庆祥呈上的名册，由毛在旁一一介绍，蒋还同霍实等10余名有功人员一一握手。以示褒扬。随后，由侍从室向技术研究室颁发奖金10000元。

毛庆祥对军统方面在研究室的人员采取先礼后兵办法。只要好好工作．一律不予歧视。无奈军统特务们出于组织派性，处处与毛为难，使矛盾日益激化。毛庆祥忍无可忍，报告了蒋介石。蒋也十分恼火，批示“一个不留”。1942年春，在技术研究室的百余名军统人员统统撤回了军统局。戴笠知道毛庆祥的背景，凛于蒋介石的批示，不敢公开对抗，只好另行在军统局成立“特种技术研究室”，派魏大铭当主任。安置这批被逐人员。

毛庆祥在逐步掌握技术研究室全权的同时，又在其他方面扩充势力，将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的一部分业务划出，另行成立“军用译电业务管理处”，全面负责国民党军队各机关、部队、学校译电人员的登记甄别，军用密码表本的审批，密电工作过程的视察和督导，军用电台收发电报的监听等等，以加强国民党军方的译电工作。戴笠原来也有这样的野心，但终于敌不过毛庆祥而作罢。不久，毛庆祥又将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抓了过来。至此，整个国民党军队密电“攻”和“守”两个方面的四个机构，即军委会机要室、军电处、技术研究室、译电人员训练班，便全部控制在毛庆祥的手里了。

抗战胜利后，毛庆祥想活动交通部部长的职位，但是蒋介石认为他缺少政务官的气质和才干，因此，始终不肯放他出去担任“行政院”的阁僚，使毛庆祥对蒋大为失望。1949年1月，毛庆祥退出政坛，时年52岁。

毛庆祥原配严镇东，育有4子2女，继室邱珊英，育4女2子。除2个女儿滞留大陆外，其余子女散居于台湾、美国等地。其次子毛节盛。1931年生，1946年进杭州国民党空军少年官校学习，后在台湾空军官校毕业．长期在台湾空军服役，20世纪70年代退役后进人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工作，专任飞美国航线的747客机指令长和台湾华航培训基地机长训练师多年。2001年迁居美国。

温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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