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晋之亡，其亡速之快，堪比秦、隋。但秦、隋承乱世之后分启汉、唐盛世，而西晋王朝的覆灭，却使刚结束汉末近百年分裂局面始得统一的中华大地又重新陷入了比此前更为惨烈动荡的乱世深渊，中国历史也随之堕入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漫长黑暗时期。数百年间，群雄逐鹿，汉室凋零，公子王孙，贱若泥沙，流民百姓，泪尽胡尘……
一样的花开却结出了不同的果实，这中间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源于何处。
其实，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放得更为广阔一些，就会发现公元三、四世纪时期的晋朝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有某些相似之处。
中国最早的王位实行“禅让”，从夏开始改为“世袭”，这个惯例后来一直延续到清末。自从私有财产出现以后，王位“世袭”便出现了。因为只有王位世袭才能保证财产世袭。
周朝实行分封制，这仍然是一种“世袭”制度，只不过它“世袭”的范围扩大了。由独家世袭变化多家世袭。
西周时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权威，他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再也没有了控制诸侯的力量，“国中有国”的局面开始形成。独家世袭变成了多家世袭之后，“春秋五霸”开始形成。“国中之国”再次发生裂变，这其中以晋国最为典型。
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内部嫡系和旁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晋献公曾大批屠杀公族内的公子，规定从此以后晋国不许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公子、公孙们只好离晋去其他国家做官，这就是所谓的“晋无公族”。晋献公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为了捍卫王权，避免西周分封王权旁落的教训重演。但是，在一个以贵族集团为政权基础的王朝，献公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由于排斥公族，导致了异姓或国姓中较远的卿大夫得势，政权逐渐为他们所掌握。春秋中期以后，10余个卿大夫家族控制了晋国的政局（这和东晋政权轮流被几家门阀贵族所控制极为相似）。他们之间不断地进行争斗兼并，到了春秋晚期，只剩下韩、魏、赵、范、智、中行六家最大的宗族。六家之间继续争斗的结果剩下赵、韩、魏三家，再往后，他们都被秦国所灭。
秦朝之后，郡县制和分封制，中央集权和贵族政权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息，到晋朝时达到了高峰。
从春秋时期的晋国到南北朝时期的晋朝，这中间，历史跨越了近八百多年，为何相似的一幕还会重演？分析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秦统一以来就存在的郡县制和分封制、中央皇权和贵族政权的争斗到晋朝时仍然没有结束，这也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秦、隋以后有汉、唐盛世，而晋以后仍然山河破碎。
楚汉战争中，项羽得胜后，便实行了封王封地的办法。刘邦在建立西汉前为鼓励将领英勇作战也曾实行过封王的办法。西汉建立后，刘邦和萧何意识到如此封王有可能重演周朝分封制的悲剧，于是开始着手削王。刘邦之后，西汉的中央集权平稳运行了几十年，到汉武帝时期达到高峰。
但是这种中央集权体制在汉元帝时遭到侵蚀和破坏。到汉成帝时，朝政混乱，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纷纷兼并土地蓄养奴隶，成为新兴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也争先恐后兼并土地。
仔细分析豪强们的这些行为，其实就是变相的分封制需求，分封制无非也是把土地和奴隶分给王、侯。所不同的是，秦以后毕竟强调中央集权，地方官吏的任免权和军队调动权还在中央，豪强们无法染指，但这两项权利也是随时可能遭到破坏。豪强贵族们可以通过控制中央政府而达到染指地方政府的目的。
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最突出的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和奴婢无限增加。这两个因素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国家的赋税减少，一个个庄园，犹如国中之国，将中央集权的国家变成了皇帝和贵族联合执政的国家。太后、外戚、王、公假皇帝之名行贵族政权之实。
东汉建立后，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汉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个豪强地主，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就是以南阳豪强为基础的豪强集团，因此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使有限的控制。
西汉末年对大地主、大贵族政权的摧毁远不如秦朝末年那样彻底，因而东汉政权腐败的速度便比西汉迅速。
东汉政权建立后之所以还能平稳运行几十年，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乱之后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抛荒，农民有田可种，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何况，东汉建国毕竟还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但是东汉的中央权威比之西汉全盛时期相去甚远。所以，东汉到第四任皇帝汉和帝手中时就开始走下坡路，历经安帝、顺帝、桓帝，以致灵帝时，东汉王朝就已病入膏肓。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有极其精辟入理的分析：“具体的史实，就是在东汉社会后期，往往都是母后称制，外戚专权，宦官祸国。但这只是东汉政权腐败的表现，并不是腐败的原因。因为在东汉社会前期，在皇朝之中，也有母后、外戚、宦官，但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没有腐败。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母后称制，就意味着英明帝王的消失；而外戚、宦官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就表明了一个政权已经落在了皇帝的亲戚和家奴的手中。”
自从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后，贵族们想瓦解和分化皇权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天子以令诸侯”是权臣瓦解皇权的重要形式之一。
外戚、宦官的登台，说白了就是要分化或代替皇权，东汉后期的外戚、宦官、官僚集团拼命从皇帝那里攫取权力，实际上他们在意的不是皇帝而是皇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因为毕竟从秦以后，“天子”的概念和中央集权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只有“挟天子”才可能在政治上主动。
自从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后，贵族们想瓦解和分化皇权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朝廷急命各地起兵“勤王”，一时间十几路“诸侯”奋勇杀“敌”，联手将黄巾军起义扑灭。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贵族们忠于朝廷的举动，他们只不过是想取而代之罢了。等到董卓进京，这种意图便一目了然。接下来，便又是十几路诸侯讨伐董卓，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申张正义，保卫皇权，只不过不想让董卓专权罢了。这样的情景在春秋时便上演了几百年。
春秋时在保卫周天子的名义下各诸侯国混战，最终形成春秋五霸，之后又演变为“战国七雄”，当最后五霸和七雄格局形成后，“周天子”被废的命运便成不可逆转之势。
所以东汉末年，群雄争霸时期，汉献帝尚能苟延残喘，当最终三国争雄的局面形成后，汉献帝被废的命运便成定局。东汉末年，争夺天下的主要是豪强贵族，官渡之战前以袁绍为代表，官渡之战后以曹操为代表。曹操出身不好，不具备十足的贵族身份，所以他才“唯才是举”，等天下一定，他的儿子曹丕便颁布“九品中正制”，将贵族联合执政的形式加以肯定和强调。魏晋时代，魏代汉、晋代魏之所以没引起大的社会动乱，就是贵族政权的背景起了支撑作用。而匈奴贵族刘渊代替西晋也是基于这样的心理。
东汉以后，隋以前几百年中之所以出现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一是因为秦以后中央集权对社会的影响，使统一成为人心所向，二是因为群雄争霸的后果就是无休无止的战争，人民渴望安定。西晋以后，中国又陷入分裂状态，就是因为贵族政权还没有走进它的灭亡时刻，而且在东晋时代，成为它发展的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