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计然之策》指导越国实现富强的故事，记载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原文说：“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之策》记载：“修之十年，国富。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是说，当初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被围困在会稽山，差点就亡国了。勾践被迫投降，带着妻子来到吴国，为吴王夫差养马、牵马，当了3年奴隶；为了讨好夫差，勾践甚至还尝过夫差的大便，真是耻辱到了极点。越王勾践被释放回国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反败为胜，彻底打败了强大的吴国，迫使吴王夫差自杀。随后，越王勾践乘胜北上，进军中原，经过一番耀武扬威，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而指导越王勾践反败为胜的就是《计然之策》。(图2)
范蠡是楚国人，老家的地名叫宛。范蠡年轻时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狂放不羁。楚国有一个官员叫文种，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种曾经在宛做过地方官，认识了范蠡。文种认为，虽然表面看上去，范蠡狂放不羁，实际上是个具有大智慧的旷世奇才。于是，文种和范蠡结为莫逆之交。后来两人一起到越国做了官。当越王勾践落难时，范蠡和文种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他，为他出谋划策，终于帮助勾践反败为胜，报仇雪恨。范蠡被封为上将军，是越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可是，正当功成名就、位极人臣之际，范蠡却做出了一般人想不到的举动。他辞绝了所有的高官厚禄，经商去了。《史记》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是说，范蠡帮着越王勾践反败为胜，扬眉吐气，然后，长叹了一声说，《计然之策》共7条，越国只用了5条就反败为胜了。既然《计然之策》能对一个国家发挥如此大的作用，那我呢?也可以用它指导自己经营产业。
听说范蠡要走，越王勾践说什么也想不通。他对范蠡讲，全越国的贵族最尊重的就是您了，全越国的百姓最感激的也是您，我正要重用你，你为什么要走呢?如果你留下来，我分割国土，与你共享，如果你执意要走，我就杀死你的妻子和孩子。可是范蠡不为所动，去意已决。因为他早就看出来了，勾践这个人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享乐，担心自己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于是，范蠡收拾了一些金银细软，带上妻子、孩子，连夜悄悄地乘上了一艘小船，向北方疾驶而去。（图3）
范蠡来到了工商业发达的齐国，一家人在海边定居下来。到齐国后，范蠡改名换姓，叫鸱(chi)夷子皮。鸱夷这两个字在古汉语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指的是皮筏子。再一个指的是用皮革做的酒囊。
范蠡带领家人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史记》记载，范蠡“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是说，范蠡家经过不长的时间就发家致富了，积累了数十万的家产。范蠡白手起家，能在较短时间发家致富，当然首先靠的是范蠡及家人们勤奋的劳作。虽然史书上说“耕于海畔”，但海边盐碱地比较多，生产粮食的条件并不好。因此，范蠡除了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外，主要是利用了海边的盐业、渔业资源，开展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
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范蠡并不仅仅靠自己的力气，他还得到了理论的指导，即《计然之策》的指导。（图4）
《计然之策》究竟说了哪些奇谋妙计呢?其完整的版本早已失传，《史记·货殖列传》里保存了它的一部分主要思想。我们能够知道的《计然之策》主要是两部分内容：
第一，称之为富国之道。即国家通过经营粮食买卖，实现国家富强。具体讲，就是国家通过平价收购粮食，销售粮食，以保持粮食市场价格的稳定。
第二，称之为富家之术。可以归纳为3条商业原则：
第一条，叫作“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计然之策》一开始就讲了“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是说，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必须事先准备好商品，不能等到市场上商品短缺了，才急忙进货。要做到备好商品，必须要了解消费者在不同情况下需求什么样的商品。因此，《计然之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商业原则，即“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是说，大旱之年要想到旱灾过后有可能发生水灾，所以必须提前准备好水上交通工具船只。而大水之年，一定要想到水灾过后可能发生旱灾，所以必须提前准备好陆上交通工具车辆。这一商业原则，在我国工商业经济史上被称为“待乏”。就是预测市场行情，提前做好准备，这是商业经营取得胜利的致胜法宝。市场形势变幻莫测，时机稍纵即逝，如果能提前做好准备，就能及时、准确地抓住市场的行情及机遇。这条商业原则，在我国历史上得到了广泛使用。
比如，我国近代的民族实业家荣德生，人称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他总结说，他的经营之道来自于“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商业原则。
第二条，叫作“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土”。《计然之策》认为，市场上价格行情的变化如同波浪，起伏不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是说，价格上涨到了极限后，一定会下跌：而下跌到了极限后，一定会上涨。商业经营就应该踏准价格波动的节奏，“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是说，当价格涨到一定程度时，要把手中的货物抛售出去，就像抛掉粪土一样毫不吝惜；当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要像抢财宝一样，把货物买进来。
第三条，叫作“务完物，无息币，无敢居贵”。“务完物”就是保证商品质量；“无息币”，“息”是停滞的意思，“币”不仅讲的是资金，也是商品，“无息币”是说无论是资金还是商品，都不能压着，应让它流动起来。
在古代，钱被称为泉，钱所以被认为是财富增值的源泉，因为它像泉水一样是流动的，泉水只有流动才能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汪洋大海，商业经营也是一样。无论是“务完物”，还是“无息币”，要达到的共同目的就是加快资金、商品的周转速度。要做到这一点，《计然之策》特别强调“无敢居贵”，是说，不能把价格高昂的商品居为奇货，在手里压着，捂盘惜售。而应该在价格相对理想时把商品销售出去。这样做似乎没卖到最高的价格，但由于加快了资金周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收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计然之策》的思想，基本上都是研究商业经营的一些理论。但《计然之策》却实实在在地在越国得到了运用。比如说，越国要想反败为胜，无论发展生产还是扩军备战，都需要增加人口。而人口的生产周期比较长，必须提前准备。越国在《计然之策》的指导下，采取了鼓励人口生产的政策：规定男子20岁不结婚，女子17岁不出嫁，父母就有罪；禁止年龄悬殊的人结婚；如果生了孩子，国家要给予奖励，比如，一家生了一个男孩，国家要奖励一壶酒，一只狗；生个女孩，要奖励一壶酒，一头猪；生了双胞胎，国家另外还要再奖励粮食；如果生三胞胎，国家还提供奶妈，帮助抚养孩子。
在《计然之策》指导下，越国人口增加得很快，这就是所谓的“十年生聚。”
范蠡改名叫鸱夷子皮后，不仅发家致富了，而且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在齐国上层贵族中产生了影响，引起了注意。有的贵族说，鸱夷子皮经商做买卖这么成功，说不准也有治理国家的办法，不如就把他推举为齐国的相国吧。齐国贵族们一合计，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准备推举范蠡为相国。同时担心他不干，便提前把齐国相国的大印送到了范蠡家。
范蠡看到桌上摆着的齐国相国的大印，叹了口气讲，经营自家的产业能够积累数十万的家产，做官如再能做到相国，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可以说达到了人生顶点。可是一个人长期享有尊贵的名声，并不是好事。于是，范蠡委婉地谢绝了齐国贵族的推举，把相国大印还了回去。然后，他把自己的家产分了若干份，赠给了一些贫穷的亲戚、朋友、邻里乡亲。自己带着妻子、儿女，及小部分家产，悄悄地离开齐国，来到一个叫陶的地方。
陶，位于现在山东省的定陶县境内，在春秋时是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都会。范蠡认为，陶位于天下的中心，交通四通八达，货物南来北往，商贾云集，是经商做买卖的理想宝地。于是范蠡全家在陶定居下来。这时，范蠡又一次改名换姓，自称朱公。古代时，在称呼一个人时，都好把他居住的地名放在姓名前。范蠡自称朱公，又居住在陶，人们称他为陶朱公。范蠡这时不仅名字是新的，事业也从头开始。他带领妻子、儿子在陶种地产粮，还饲养牲畜，开展商业贸易。这时的范蠡，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并有过非常成功的经历。到这时，范蠡是否不需要再接受《计然之策》的指导呢?不是，范蠡的商业经营活动依然在实践着《计然之策》的理论。（图5）
比如，范蠡非常重视按照“待乏”的原则开展贸易，特别重视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史记》记载，范蠡“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是说，范蠡观察市场的形势，当发现商品的价格相对低廉时，就把一些便宜的商品买进来储存，等着商品价格上涨时再卖出去。为了加快资金周转速度，范蠡坚持薄利多销，从来不追求高利润，叫“逐什一之利”，只赚取十分之一的利润。
再比如，范蠡在经商过程中非常重视人才，还特别重视时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史记》记载了两句话，叫作“能择人而任时”，“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两句话反应了范蠡在用人以及把握市场时机的特点。
用人方面，范蠡的做法叫“择人而不责于人”。择人，就是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范蠡既“择人”，又“不责于人”，就是对手下为自己办事的人，不求全责备，不过分苛求，而是非常宽厚。如果说不责于人，是范蠡用人的特点，那么在对待时机的问题上，范蠡却是极端地认真。
范蠡早在越国时，就高度重视时机问题。他曾经一再对越王勾践讲，抓住时机就应该像救火一样，否则稍有迟疑，就可能来不及了。为什么范蠡“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是说，为什么范蠡对于人才问题的重视程度，甚至比不上对时机问题的重视程度呢?因为范蠡懂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什么是天?天就是形势，就是时机。形势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一旦形势改变了，时机错过了，人的才能再突出，也可能无力回天。
由于经营得法，范蠡在陶又很快地发家致富了。《史记》记载，“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是说，人们议论起天下的富豪，首先就是范蠡。范蠡俨然成为当时的天下首富了。
有意思的是，这期间范蠡并没有一直保有自己成千上万的家产，而是好几次开始重新创业。难道说范蠡投资失败了?经营破产了?家产赔得精光了吗?不是的。《史记》记载，范蠡在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记·货殖列传》)。是说，范蠡在19年的时间里，几次积累了数以千计的黄金，可是他又几次把一些家产分给贫穷的朋友、亲戚、邻里乡亲。真是既会挣钱，又会分钱。他的这种做法在我国工商业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司马迁对他的做法高度评价：“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史记·货殖列传》)。是说，范蠡的这种做法真是既富有，又乐善好施。
毫无疑问，范蠡具有“富而好德，乐善好施”的高尚品德，也有社会责任感。同时，这个做法也充分体现了范蠡对自己的商业经营才干的高度自信。如同李白的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可是，范蠡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头开始，是否有其他的更加深层次的考虑呢?如果把范蠡的一生做一个粗略的梳理就会发现，从头开始，重新创业，这并不是范蠡迁居到陶，人称陶朱公后才开始的，无论是陪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还是迁居到齐国后改名叫鸱夷子皮，以后又把齐国相印归还回去，再把家产分散给亲戚朋友。范蠡仿佛是每当达到一个人生高峰时，都会急流勇退，把自己打到起点，重新创业。范蠡一生中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真可以称得上大折腾了。
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本可以好好享受一番，他却弃官从商，选择从零开始；而当范蠡在商业领域获得成功后，他又把赚来的钱财散发出去，再次选择从头开始；范蠡为什么这样做?这种做法与《计然之策》又有什么关系呢?
首要的原因是因为范蠡对《计然之策》的商业哲理，还有道家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计然之策》不是讲吗?物价波动的规律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所以商业经营就应反向操作；“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些都反映了商人对于市场规律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和道家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道德经》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是说，幸福与灾祸，好与坏都是相辅相成的。在一定条件下，祸可能转化为福，福可能转化为祸。市场形势就是如此，比如，当价格上涨时，下跌的危险性越来越大，而当价格不断下跌时，上涨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人生也是一样，当人达到一个高点时，如果不再继续努力，就可能遭到时代和社会的抛弃。所以道家思想提出了这样的人生处事原则，叫作“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是说，你越爱惜财物，你的破费可能越多。你收藏的东西越多，你的损失可能也就越大。只有懂得知足，才不至于招致侮辱。只有知道适可而止，才不会陷入危险。这是保持长久的办法。
《计然之策》的商业哲理和道家的思想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范蠡年轻时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帮助越王勾践反败为胜的过程中，就开始运用《计然之策》。所以在范蠡一生中的很多大事上，都表现出他受到了《计然之策》的理论和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他的一生集中体现了“知进知退，适可而止”。因此，使范蠡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不断进取的激情和活力，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事业推向一个巅峰，演出一幕跌宕起伏、大开大合，令人荡气回肠的传奇人生。
在我国历史上，范蠡被誉为商圣，受到后代人的高度尊重。后人之所以如此地推崇范蠡，并不因为他曾经是当年的首富，事业做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既体现了富而好德、乐善好施、不求暴利、买卖公平、宽于待人、坚毅自信等优秀的商业美德，又具备了知进知退、适可而止的非凡智慧。这些都和《计然之策》的商业哲理及道家思想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过去曾有个说法，叫作富不过三代。现在，很多人都非常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范蠡在培养继承人的问题上，有没有遇到什么烦恼呢?如果有的话，具有非凡智慧的范蠡又是怎么做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