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壶公评论2008-05-17 09:30
中国是一个多灾变的国家，地震是种种灾变中一种难以预防、难以抗御的灾难。尽管现代科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人类面对大自然，仍然无可奈何于天变地动，唯有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求应变之策――这就是人类响应大自然而形成的文化。与之比较，人类解决自身社会中的种种矛盾而影响着文化形成的意义则退于其次。
如何面对大地震，对于生存于中国这一片热土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国这一片版图的形成，中国文化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和我们的祖先们和现代的我们面对种种来自大自然的考验所采取的态度密切相关的。古人言，多难兴邦，主要说的是人们面对灾难的态度，灾变作为难以抗拒的重大事变对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的意义。如何面对大地震？在更广大、深刻的角度是在谈论民族的兴衰。（壶公评论）
虽然对于那些久远的文化，在实证上我们现在还感到茫然，但是立足于后来可见于记载的历史，遵循可阅读的经典理论的反向推理，并且与种种传说相印证，我们可以窥视古老文化的内涵和路径，并且因此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为至善文化，源于上古五帝时代，虞舜、大禹的思想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源泉，可见证的就是他们在应对灾变所持的态度。至善文化在宋代达到高潮，但是不幸的是它没有在大变革中获得成功，却为蛮荒状态的北方部落的二次入主而走向没落；
其二为自强文化，源于北宋后，也就是汉族基本定型之后发生的两次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且因此形成的文化。（壶公评论）
在汉族仕子看来，边疆少数民族的入主是“亡天下”的行为，因为它是至善文化的终结――“亡天下”实质上就是亡文化，例如满清时代，取代至善文化的是迎合强权的汉奸文化和强权之下的奴隶文化――这类文化在现代的痕迹就是所谓的“国粹”京剧（其实是满清国粹）和赵本山式的“二人转”。
自强文化是与奴才文化相对立的文化，是正义和愤激的产物，这种痛定思痛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反思，在中华民族观取代了汉族观之后――也就是近代仍然得到张扬，则是因为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种种压迫。
比较两文化的特性：
至善文化是社会的自然属性的表达，是人类终极理念的感召。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说的就是这种本质性的社会自然属性。后来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或者是西方的斯宾诺沙学说、康德学说及于罗尔斯的《正义论》等等，都是以至善文化为导向。
自强文化是社会抗争的理论，其本质是人群强烈的自保或是无限求索的心态，在正义之余必然导致功利主义的无限膨胀。人类社会因此产生畸变――总是有一种人以自强相号召，也总有一种理论要求多数人做出牺牲以满足“整体”的自强，或者由社会宽容一部分人的恶性――据说也是为了自强。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因为只有“有余”者才能是强者，也才能获得，例如现在有权有势的官僚政客和资产者，常常钱多得不知道放在那里；而“不足”者就是弱势群体，除了满足强者的压迫和剥削之外，剩下的就是守住生存底线。如果在政策上不能够遏制这种倾向――自强文化的必然畸变，弱势群体为强势群体所作的奉献将理所当然的继续进行，直到社会崩溃。
至善文化是宋及之前中国文化的主流，正是这个文化的作用促使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演绎了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壶公评论）
自强文化主要体现于欧洲的中世纪，无穷尽的求索促使欧洲土地上不断地爆发内外战争，至今不能平静；
自强文化同样表现在南宋及其后的中国历史，即表现为奴役者的文化、背叛者的文化、反抗者的文化，它最初的表达就是南宋时期的事功主义――它的主张是义与利的综合，实质上必然导致重利而忘义。宋之后，中国每况愈下，即是自强文化延续的背景，也是自强文化推动的结果。
相对于自强文化，至善文化是人类生存观深层次的信念――终极理念。至善文化和自强文化都是与社会存在相适应的人类自身的生活态度，重要的是人类自身的抉择，例如在天灾人祸之前人类对于善与恶的抉择。
一、全球构造板块学说。
地质学家们根据全球构造板块学说，把全球分为三大地震带，其中两个影响中国。笔者外行，但是灾变之中谈兴衰，却不能不有所知悉。
新华社的文章介绍，贵州大学地质构造学教授杜定全说，根据全球构造板块学说，地壳被一些构造活动带分割为彼此相对运动的板块，它们是：
太平洋板块、亚欧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板块。全球大部分地震发生在大板块的边界上，一部分发生在板块内部的活动断裂上。
杜定全介绍，影响中国的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
环太平洋地震带：
即太平洋的周边地区，包括南美洲的智利、秘鲁，北美洲的危地马拉、墨西哥、美国等国家的西海岸，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纽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这个地震带是地震活动最强烈的地带，全球约８０％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
欧亚地震带：
该带从欧洲地中海经希腊、土耳其、中国的西藏延伸到太平洋及阿尔卑斯山，也称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这个带全长两万多公里，跨欧、亚、非三大洲，占全球地震的１５％。
台湾地区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影响地区的主要代表，而四川、西藏、云南等中国西部地区受欧亚地震带影响较多，这些地区成为地震频发区。
壶公评论写于08－05
大爱无沿――感受至善文化。
所谓文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群体的久远形成的习惯与习俗。
中国的文化是什么？不是那些所谓精英文人的调侃和戏说，许多年来，我们在各种影视上看到所谓文化常常只是渣滓文化。
中国的文化是什么？
08年上半年天灾人祸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和启发。我们研究文化，尤其注重至善文化，企图寻觅和理解人类文化的共同路径，但是文献给予的是抽象，天灾人祸中人们的行为却让我们感受到活生生的事实。
我们摘取了许多资料，记录石火碰撞中展现出的内在的光芒，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样的一些时刻。
论语《八佾》篇：“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我们在现实中感受至善文化，我们又为什么不应该紧跟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呢？
述一心声：“郁郁乎文哉！吾从中国共产党。”
壶公评论写于08－05
1、美联社：“人民的总理”是抗震英雄
在中国这次地震救灾中，广受欢迎的英雄不是身材伟岸的消防员，也不是成熟老练的警察，而是这个国家爬上重灾区成堆的废墟、召集灾民的戴着眼镜的总理。温家宝总理用一身风雨夹克和手提式扩音器换下了平素的深色西服，在7.9级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就到达了震中慌乱的四川省。国家媒体报道说，他蹲在一所小学的废墟中，向被困的学生们喊，“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他那显然不知疲倦的努力--督促身穿橘色衣服的救援人员，访问丧失亲人的父母和不堪重负的医务人员--赢得了中国人的广泛赞扬，人们把他视为“人民的总理”。“中央没有忘记这个地方！一定把受伤的群众解救出来！公路不通，我们就用飞机把伤员运出去进行救治！”他在震中汶川对疲倦的幸存者说。他的声音在随后几天类似的访问中连续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温家宝在抵达一所坍塌学校时宣布，“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救援人员就会继续努力。这句话被不断地在国有电视台上播放。温家宝在地震灾区只是他近年来在各种灾难现场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他出现在矿难现场，安抚遇难矿工家人，并努力安定今年冬天雪灾后在车站等候的人群。这种同情心的显露使66岁的温家宝成为中国领导层最受欢迎的人之一。“总理不再年轻，他这3天都在灾区，3个晚上没有睡觉。他的心里有人民。”北京一名40岁的刘姓会计说。72岁的退休职工蒋士民（音）提及了最近温在视察灾区时不慎摔倒,手臂受伤出血的报道。“但是，温家宝总理拒绝医疗救助，并把要给他包扎的医务人员推开了。我非常感动。”他说。总理头戴黄色安全帽进入一栋坍塌大楼，并抚摸一名饥饿儿童脸蛋的画面也成了新闻报道的焦点。广州一家日报的头条报道标题是《温家宝：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在这则新闻被张贴到新浪网之后，9小时内回复达到35000条。其中一条回复是一首诗，开头写道“总理，我们求求您；总理，休息一下吧。”另外一条来自云南昭通的回复写道：“我只能含着泪说，我真的很爱很爱您。” （陈二）文章来源: 环球网
2、年轻妈妈怀抱女儿遇难女婴含乳头吮吸活命
抢救人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是被垮塌下来的房子压死的，透过那一堆废墟的的间隙可以看到她死亡的姿势，双膝跪着，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着地支撑着身体，有些象古人行跪拜礼，只是身体被压的变形了，看上去有些诡异。救援人员从废墟的空隙伸手进去确认了她已经死亡，又在冲着废墟喊了几声，用撬棍在在砖头上敲了几下，里面没有任何回应。当人群走到下一个建筑物的时候，救援队长忽然往回跑，边跑变喊“快过来”。他又来到她的尸体前，费力的把手伸进女人的身子底下摸索，他摸了几下高声的喊“有人，有个孩子 ，还活着”。 经过一番努力，人们小心的把挡着她的废墟清理开，在她的身体下面躺着她的孩子，包在一个红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3、4个月大，因为母亲身体庇护着，他毫发未伤，抱出来的时候，他还安静的睡着，他熟睡的脸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很温暖。随行的医生过来解开被子准备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的看了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却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个看到短信的人都落泪了。
3、女儿对母亲期盼：“妈妈，女儿等你平安归来！”
王麒是刚刚大学毕业来到绍兴县消防大队的一名女参谋。5月14日，她的心情也异常激动，她一面在为战友蒋华母亲发来短信支持儿子上抗灾一线而感动，另一面她还有着自己的“小秘密”——她的妈妈，省消防总队的副主任护师（副师级），已随浙江首批医疗应急救援队一行21人开赴四川省都江堰市，成为全国消防部队最早奔赴四川灾区的医疗救援队之一。而就在前一天，得知妈妈要去四川参加抗震救灾的消息，小王的心情激动万分，她知道自己所在的绍兴县消防大队距离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不远，乘车几十分就能赶到机场为妈妈壮行，但最终她的送行计划未能如愿。她只能以手机短信向亲爱的妈妈道别致敬:“妈妈，到了驻地一定别忘了给女儿回复消息哦。妈妈，女儿等待你平安归来！”小王的短信发出去，一直没能收到妈妈的回复，作为军人的她，女儿非常清楚妈妈此时身负重要使命，没时间和她儿女情长。5月14日下午，妈妈回复了女儿小王的短信，只简单的一句：“女儿，我们到了，妈妈面对震惊的灾区场面，就一个想法，立即行动，时间就是生命！”(浙江消防总队)
4、医疗队中的妈妈：妈妈要去救治更多的人 你要乖
72小时，人生长河里短暂的一瞬。然而，这对于此次前往四川灾区救治伤员的我市101名医护人员来说，却是不平凡的72小时。本报记者随行，见证了他们的酸甜苦辣。“宝贝，妈妈要去救治更多的人，你要乖乖听医生的话，妈妈爱你！”“亲爱的，我走后你要保重自己哟，我回来肯定会对你更好！”……5月12日晚22时30分，前往灾区抗震救灾的市卫生局医疗队车队还没出发，各个车厢里，传来阵阵“肉麻”的电话声。交代宝贝听话的市疾控中心应急办副处长周爽告诉记者，4岁的女儿这两天生病，天天要到医院打针；与心爱的人道别的是重医附一院的帅哥小梁。“妈妈，你和爸爸一定要保重身体，假如我回不来，也不要太难过……”、“老婆，进去后就没有信号了，你放心，我会平安归来！”……15日凌晨2时许，都江堰紫坪埔水库草坪，零星的灯光下，队员们纷纷晃动着，寻找手机信号最好的位置，给最心爱的人道别。电话的内容，几乎都是交代“后事”的，听得催人泪下。
5、孩子，我就是你的妈妈
5月16日，四川江油县公安局女民警蒋小娟在地震灾民庇护所为一名地震灾区孤儿喂奶。蒋小娟义务为一些急需哺乳的地震灾区孤儿喂奶，却“狠心”把自己才6个月大、同样需要母乳喂养的孩子交给父母照料。
6、夫妇决定放弃丁克家庭 未婚女要求领养孤儿
5月15日，唐山地震孤儿党育新随唐山市赴四川德阳市、北川县的抗震救灾专家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赶赴灾区，她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安抚在四川汶川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孤儿。
中国人寿收养“地震孤儿”
本报讯（记者纪晨璐） 汶川地震中不少孩子成为孤儿，本报昨日发出呼吁，希望社会各界收养地震孤儿。企业界的救助活动也与本报形成互动，中国人寿14日晚间宣布将全面收养“地震孤儿”，抚养其直至18岁。记者昨日获悉，经中国人寿设立的“国寿慈善基金会”理事会研究决定，该基金会将向在“5.12”汶川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提供成长到18岁的基本生活保障，具体实施方案正在与政府相关部门商定。据了解，中国人寿此次收养计划涵盖了全国范围内所有因为5.12地震而失去双亲的孤儿，并不只限于四川地区。此外，中国人寿通过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向所有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广大新闻工作者每人提供保额为2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7、领养孤儿：已经有312个读者要求领养孤儿
本报讯 （记者何有贵、何道岚）《收养地震孤儿 给他们一个家》的本报呼吁在读者中引发了极大的共鸣，截至昨天晚上8时，本报的报料热线已有312个电话打进来要求领养。有的是自己无子女要领养，有的已经领养还继续领养；有的是以部队的名义领养，甚至一名在监狱服刑的人员也要领养——不管是否符合领养条件，但是作为爱心的表达，已让我们感动。
未婚女性：“已经领养两个弃婴，再领养两个也不成问题”谢女士说，自己没有小孩，在3年前已经领养了两个弃婴，一个是在8个月大的时候领的，一个是在1岁3个月领养的，现在小孩的状况很好。我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有相当水平的物质保证。而且，我的姐姐是幼儿园老师，妹妹则是一所小学的校长，这些条件足可以让小孩健康成长。
丁克家庭：“为了灾区做贡献，决定放弃丁克家庭”莫小姐结婚已经8年多了，繁忙的工作使她和老公决定不要小孩，来个丁克家庭。但是看到这次的灾区报道，他们的心被深深震撼了，他们决定领养一个2岁以下的小孩，让小孩忘记过去，给他一个新的生活。
退休教师：希望资助一个读初中的女孤儿陈老师去年刚从加拿大的一所中学退休，如今住在番禺祈福新村。对于她资助孤儿的计划，现为华南农业大学客座教授的丈夫还不知情，"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我的。"陈老师笑着说。“我要资助一个读初中的女孤儿，起码让她能够完成高中的学业。”她说。记者刘文亮、黄茜、陆建銮、何道岚、徐静大洋网—广州日报
8、女浙商建起“妈妈陪护队”“看到电视上那些劫后余生的孩子无助的眼神，我觉得心都碎了”，正是那一刻心灵的触动，让浙江人张丽虹萌生了筹建一支呵护孤儿心灵的“妈妈陪护队”的念头。前天，张丽虹和几位同事一起，专程赶到了四川成都，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25位妈妈的“陪护队”：张丽虹是浙江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前晚，她抛下了手头繁重的工作，搭乘晚班飞机到了成都。“救灾刻不容缓，早一分钟给孩子们送去心灵的关爱，就可能挽救一个孩子的一生。”张丽虹说，经过这一场劫难的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资，还有来自社会的关爱和心理抚慰。“我心里之所以涌出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一时兴起。”张丽虹平日里对儿童心理干预就非常关注。她说：“物质只是人的基本需求，我们灾区的孤儿在政府的关心下，在物质上一定能得到满足。然而，失去父母，本身就意味着人生将发生改变。心灵的修复需要漫长的时间，怎样掌握从废墟中走出来孩子的心灵渴求，是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两天，张丽虹已经在华西医科大学、四川省团委、四川省红十字协会的志愿者报名点发出了他们的倡议，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她们的队伍，她说：“我们的要求主要有三点，志愿者一定要是已婚妇女，其次要有养育孩子经验，而且对幼儿教育或护理专业很精通。”“让人激动的是，她们的倡议一出来，立刻就引来了无数热心人。“报名的人太多了，几乎都是母亲。估计快上千了，我们从中精挑细选了25个最合适的。”让张丽虹感动的是，有的报名者在这次灾难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却在第一时间想到为孤儿送去浓浓的母爱。”
9、孩子眼里妈妈大过“天”
昨天中午，她们接到了来自四川省红十字协会的赞扬和鼓励。张丽虹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下午，记者跟随张丽虹及其同事来到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病房，这里收治了20多个来自灾区的孩子。见到了在地震中刚刚失去双腿的女孩黄丝雨，美丽的小丝雨今年刚满12岁。在此次灾难中，她的父母双双遇难。当小丝雨被赶到的救援官兵从废墟中扒出来的时候，她的双腿受伤严重，只能立即截肢。据护士说，小丝雨自从来到医院后就一直沉默不语，在睡梦中还会惊叫起来。此刻，小丝雨刚刚熟睡过去，张丽虹生怕打扰到孩子的睡眠，小心翼翼的从病床边走过。她将记者拉到门外，才轻声说：“专业的妈妈陪护队员明天将会对她进行陪护，这个时候。孩子最需要的就是妈妈。在她们的眼里，妈妈大于‘天’啊。”说到这里，47岁的张丽虹眼睛湿润了。
10、失去家园不能失去心灵的家园
“除了孤儿，这次还有很多儿童在地震中受灾，他们年龄小，还没有遭遇到很多挫折，成熟度非常低，抗压能力也比较弱，特别容易在灾难之后留下比较深的心理阴影。”张丽虹注意到一些并没有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心灵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父母也要多花心思注意孩子的心理变化，帮助他们度过这道坎。”当记者和张丽虹谈到，前两天在绵阳地区江油市的灾民救助站里，看到了两个失去父母的孩子一直低头不跟人交流时，张丽虹立刻焦急的询问救助点的详细地址。“我们会尽量配合政府早点把灾区的孤儿接出来，一是成都相对安全，另一方面就是暂时离开灾区也可以缓解孩子心理上的压力。”“妈妈陪护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这个非常时期，努力维护孩子的心灵健康，让他们感受到妈妈的亲情和抚慰。”张丽虹认真地说：“这些孩子暂时失去了家园，但我们不能让孩子失去心灵的家园。”昨晚，张丽虹与同事们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几个人就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列出了计划表，准备一步步实施。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事，需要一步步摸索。今天一大早，他们已起身赶往都江堰，那里，还有许多历经灾劫的孩子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王天娇）文章来源: 钱江晚报
11、母亲在倒塌废墟中安慰被埋的儿子
5月13日，四川绵竹市汉旺镇。一位母亲在倒塌的废墟中，安慰仍被埋在里面的儿子，等待救援。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地震废墟，时刻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这位母亲，已经顾及不了太多。当营救人员积极组织营救的时候，她趴在废墟上做着自己能做的所有。文章来源: 中国网
12、有一位可敬书记
CNN一个记者采访陈家坝村的视频。里面有一位可敬书记，父母妻儿全部在地震中身亡仍然战斗在第一线。
“……本地的领导救援的共-产-党-书记告诉我超过3000人失踪，当他带着我看他的地区受到的破坏的时候，我问他有多少人死亡。他在眼泪中崩溃了。‘500人死了’，他说，其中包括他的父母、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孩子……正当他极度悲痛的时候，他的对讲机里突然传出来消息需要他，然后他就又跑回去继续工作了”
CNN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 称对华人怀有最崇高敬意
中新网5月15日电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近日，CNN总裁致函中国驻美国大使，代表CNN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信函说，“CNN对全世界华人怀有最崇高的敬意。我们确信，中国人民确实被卡弗蒂的评论所冒犯。我谨代表CNN就此向中国人民道歉。”
两个关于CNN的故事，使我想起孔子在《论语卷八季氏第十六》中的一段教导：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美国人的捐助：
依据美中贸易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据，美国27家企业和民间机构对华提供的赈灾援助，其中包括通用电子（1000万人民币、50万人民币物资）、可口可乐（500万人民币）、沃尔玛（300万人民币）。
据新华社17日报道， 汶川地震发生以来，美国政府、美国红十字会、企业及其他民间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灾区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总额已超过2300万美元。
美国政府除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助50万美元外，还派两架专机向灾区运送价值近70万美元的救灾物资。美国红十字会宣布向灾区人民捐助1000万美元。美国企业界迄今已捐助价值超过1200万美元的资金和物资。
目前，美国各界的捐助行动仍在继续进行中。（刘 洋）
我们能够感受人类彼此的爱。
二、中国的第一号强震与至善文化的形成：
壶公评论2008-05-19 11:55
帝舜三十五年(约公元前2222年)，位于北纬34.9°、东经110.4°的山西永济蒲州，日月无光，山河震动。这次地震是中国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具有破坏性的地震，震级：51/2，烈度：Ⅶ，1995年地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将其编号为第一号强震。
从现在的地理标识看，无论是“蒲州地震”，还是同时的“三苗地震”，都发生在欧亚地震带。
关于蒲州地震，有记载：
舜，建都蒲坂（即今山西永济蒲州），统治所及古冀州，含陕西黄河以东至河南黄河以北的区域。
关于三苗地震，有记载：
地震的区域并不只是舜都。《墨子.非攻》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庙，犬哭乎市；夏冰，地拆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太平御览》记：“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
比较发生于蒲州与三苗的地震，在“三苗”生存的区域，地震更加严重。从两地的相对位置看，所谓三苗地震的地域基本上就是现在发生汶川地震的区域。
笔者在最近看了一篇文章称，汶川是阿坝州的门户，有源远流长的岷江文化。根据考古发掘，岷江上游在5500-5000年间，就已经有以“营盘山文化”为中心辐射开去的江源文化――又称岷江文化，开启了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金沙文化、三星堆文化。
还特别提到，这里是大禹故里，大禹的出生地就在汶川县绵虒镇高店村飞沙关石纽山刳儿坪。据说大禹治水始于岷（汶）。“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治水成功后，即被舜禅让为帝。
这种说法是否能够成立？不敢妄言，因为五帝时代的历史还是朦胧的。但是从舜和禹处理这一次地震的情况看，禹和汶川地区显然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后来中国历史的记录看，因为治水和种种救灾活动，大禹的行止遍于现在中国的许多区域，令后世史学家和社会学者刻骨铭心，这实在是一个伟大文化的感召。读史感动之余，笔者写了一则感想《以善为德，融合四方》，其内涵已经不只是记录一些事件，而是感受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了，而且从内心为这种至善文化所折服。
舜、禹时期的人们即信祖宗神，更信上天，唐突不安中总觉得有什么灾难还在继续，最后总算知道三苗地区被难更重，而且人情汹涌，乱象丛生。
从现在看，“三苗”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上古五帝时期“三苗”地区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或者说它还没有正式纳入华夏的版图。
虞舜是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因其先国于虞﹐故称虞舜，查其档案：
《书·尧典》：“师锡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 。”；
张守节正义：“瞽叟姓嬀 。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 。”
《书》曰“克谐以孝”，是对个人德行最高的评价了。笔者常常为先贤感动，于是常常不厌其烦地查找资料，以探索这些资料于现实生活的意义。
三苗的先民就是“九黎”，是传说中的三大部落联盟集团之一，蚩尤是这一部落联盟集团的首领，距今约5000年前。九黎部落联盟与黄帝、炎帝为首的两部落集团发生冲突，在涿鹿大战。
孔安国的《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曰：“九黎君号蚩尤。”；《国语?楚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都证明蚩尤是九黎之君。被称之为“蚩尤九黎”或“九黎蚩尤”好战，《管子?地数篇》：“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龙鱼河图》：“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食，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山海经》：“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军士皆昏迷。”
尽管都是近于神话传说式的历史，和西方的《荷马史诗》相似，都是属于必须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但也并非子虚乌有。从远古而来的中华民族是由“九黎”、“华夏”和“东夷”三大族群逐渐形成的，蚩尤与炎黄二帝是“中华三祖”。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认为，无法以国家为单位对西方的历史作一个探讨。所以汤因比以宗教或文化为单位研究历史，比以基督教为单位涵盖了西方世界而作为一个研究整体。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企图以佛教涵盖中国文化，所以早期汤因比的中国研究十分混乱，甚至产生了中国文化僵化且即将灭亡的结论。汤因比景仰中国文化，甚至希望来世生为中国人的时候，是在他的晚年，他印证了“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名言。
中国先秦文化的主体是共和文化。孔子学说尤其重于共和，名曰“有教无类”； 庄子说：“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秋水》）如果有所界限，庄子的鲲鹏也无展翅之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畛域只在善恶，善恶之辨是中国哲学的原点命题。
善恶之辨同样是基督教文化的原点，离开这个原点，中西文化有许多区别；但是意识到这一个原点，并且立足于这一个原点，对于人类自身的前景，益莫大焉。这一论点见证于中国历史。
舜、禹稍后的墨子等学者为了辩证善恶，还评论不曾归化的“三苗”“天命殛之”，但是更后来者已经把“三苗”或者是舜、禹都视为自己的祖先了，唯有以善恶评之。例如：
史学家白寿彝说：“蚩尤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黄帝神通更大，派天女下来，驱散了风雨。最后，蚩尤还是被黄帝打败了。”蚩尤战败，对于三苗族群来说后果严重，从此退出了黄河中游，甚至退到长江以南，真是一泻千里。
有人认为三苗是真正的“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后裔，而所谓华夏族群其实只是陕西蓝田人的后裔。所谓的东夷、苗蛮其实是一家子，其共祖为伏羲女娲、神农、蚩尤等。这种争辩当然只是一些学术上的讨论，东夷、苗蛮最后归化华夏族群并不只是战争的縁故，因为所谓东夷、苗蛮严格的概念上并不具有整体性，只是尚未进入华夏族群的部落的统称，而华夏族群，尤其是进入夏朝，已经进入封建制度的社会，整体性、结构严密的社会自然比散乱的部落社会更有力量。在华夏族群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东夷、苗蛮的部落逐渐进入华夏社会是很正常的。
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历史有充分的记载。《帝王世系》载：
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午之，有苗请服。
而《吕氏春秋?上德》记：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
在《荀子?赋篇》则表述为：
干戈不用三苗服。古史大言舜之德政，当然也无须过于理想化，以免宋襄公的迂腐。其实之所以能够执干戚而舞之，是示之以强大的武力，与穷兵黩武者比较，区别在慎于武力。
从地震发生的情况看，舜不仅仅没有对三苗动武，而且帮助抗灾了。史载舜帝将部分三苗部落迁移到北方，使其与北方族群相融合，这里面显然含有为灾民安排生活出路的问题。
除了舜的德行，舜的出身也是决定其共和观的一个因素，两者决定了一代至善主义的产生。
舜为何方人氏？
《孟子》以为舜出生于现代山东一带，属于东夷族；而尧为黄帝后裔，属于华夏族。
何光岳在其《舜裔源流》中提出：“舜帝正因入赘于黄帝、颛顼族的尧，为尧的女婿，所以舜的子孙便把尧、颛顼、黄帝当作祖宗来祭祀。所以说舜是由东夷族融入炎黄族的。”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华夏族群仍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有一种说法认为，尧之所以不用其子的丹朱，只是因为丹朱“嫁”给了三苗人，上述的争端也只是因为争位而起，另作别论。
舜登临帝位，在任命的二十二位官员中，除皋陶、契、伯夷、夔、垂、益是舜帝同族的东夷族外，禹、后稷、龙等均为炎黄族。
中华民族能够以大一统的方式发展至今，以善为德融合四方的思想观点的指向是极为关键的，其实这一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的内外政策。
应该如何面对地震？是灾难也是转机，关键在在于自己的态度。
观察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强烈地震， “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午之，有苗请服。”舜的至善为后人提供了典型性的示范。
在汶川地震中，由于执政者领导了全民族对灾区的救援表达了大爱和至善，不仅仅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情感，也赢得外国民众的支持，甚至原来那些顽固的对立面也在改变自己的态度――人们不能忘记，在这之前的奥运火炬仁传递，西方掀起了反华浪潮。
对于人类的影响，有西方文化的征服，也有中国文化的“仁者无敌”。我们努力寻觅文化最本源性的主题，以求索达于至善的路径。
壶公评论写于08－05
三、歧山地震与中国轴心时代至善文化的进步
壶公评论2008-05-21 06:22
数千年间，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灾变不断，而中国人面对灾难的手段和态度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在政治上，灾变的典型性如同试金石检验着各个政权的善恶特性，决定着社会大众对政权的信任度，也就决定了各类政权的命运。天道――中国人潜意识中的至善文化和它提示的道德标准，始终决定着人心向背――有德者居天下，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在文化上的普选体制。
在文化上，从易文化――筮卜文化到汉唐文化――谶纬神学，都是与灾变密切相关的，从这一路径认识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它有别于另一路径，即从易文化、老子和孔子的学说、佛学、魏晋玄学到唐宋间出现比较成熟的哲学即道、理学。
何谓筮卜文化？
筮，从竹,从巫。“竹”为草木,“巫”为卜者，即古代用蓍(shī)草占卜以会意于天道，如《礼记－曲礼》称：策为筮；《左传》谓：卜之,不吉;筮之,吉。
关于古代占卜，张光直认为：“商朝占卜活动专门为商王的仪式和政治目的服务，一般在宫廷中进行，商王届时亲临监督。众多的臣子，包括具有巫师身份的神职人员都要参加。”（1）
宋镇豪认为：“巫师似乎成了一位向王提供参考意见的副手。尽管王和巫同时都充当了与鬼神沟通的中介人角色，但王是主角，巫只是王的配角，只是服从王的言行举止。”（2）
连劭名则认为：“卜人对于王朝政治有重要影响”、“卜人可以占卜商王的意见”、“卜人有时反对商王的意见，提出截然相反的看法”、“反映了商王与卜人间的微妙关系。”（3》）
上述学者都说明了筮卜文化的意义和社会地位，是在天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关于灾变的预测和评论是筮卜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支撑着筮卜文化的社会地位。筮卜文化始于对自然的观察，经验的汇聚，而导引出预测。至于盲目揣测而沦于迷信，则完全是浅薄者的行为――其实任何一种理论或主义都可能因为浅薄者的误导而成为迷信。
现代科学与筮卜文化的思维路径其实是一样的，都包括对大自然的观察、分析与预测，区别仅仅在于能力的大小。但是，现代科学常常沦陷于纯粹的技术，与筮卜文化达于天道的至善文化的背景并不相同。其实现代人常常囿于科学观与道德观冲突的困局，对于原始的朴素实在应该予以尊重。
中国文化对于原始性的《易》是极为尊重的，中国文化的本质在于求索和实践至善文化。伟大的思想家朱子说：“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卻出入乎其間也。”在这里，朱子是在说明易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伏羲易是原始状态的人类对大自然的观察和认识；文王易则把这一种认识上升为理论，并且企图用以解释正在形成的社会状态；而孔子的易传已经以易文化为导向阐述社会的规范和契约。
筮卜文化固然证明原始人类对于大自然认识的贫乏和敬畏，但是并不是迷信。迷信是宗教的一种特征，是对于某种认识的教条式的僵化，或曰刻舟求剑。从典型性的理论延伸出去的两种文化形态是哲学和宗教。哲学和宗教是双胞胎，哲学是精英的思维方式，宗教是大众的思维方式。
注意一下周代的一次震灾，也就可以读出筮卜文化内在的至善特性：
公元前780年，陕西发生地震，岐山崩，《史记－周本纪》载：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所谓“三川”，《史记》的注释是：“泾、渭、洛也。”；
而震中是在镐京，记“西周镐京地震动，故三川亦动。”
镐京与洛邑是西周时的两大都城，镐京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作为西周的首都始于文王末年，止于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 年，）凡二百五十七年。因为镐京在洛邑之西，故史称西周。
其间经历周穆王、共王、懿王而“王室遂衰，诗人作刺”也就是说王室衰败不得民心。又经过周厉王、宣王到幽王，或“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或“不脩籍於千亩”，或“嬖爱襃姒”，一塌糊涂，西周灭亡。
周平王继位，东迁于另一都城洛邑，即原来的东都。但是既然远离至善之道，周政权已经从内部腐烂，无可救治，于是太史公记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周室在幽王时期衰败得特别明显，而这时候又发生了地震，在筮卜文化时代自然引起巨大的联想。
地震于周政权的影响，时人伯阳甫有这样的评论：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太史公记曰：“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把天变与人道相结合，从现在看是没有科学依据，即使从先秦的情况看，也不能解释尧、舜、禹时期天变而导致共和的大团圆现象。但是，在面对人间强权无可奈何的时候，求助于上天，以天道证于实，虽然沦于迷信，却也不失寻求权力和责任平衡的一种方式。
伯阳甫是谁？《史记》的注释者认为：“伯阳父，周大夫也。”或曰：“伯阳父，周柱下史老子也。”现代的中国人通过《道德经》，都知道老子是圣哲型的正人君子，迷信不迷信，他的主张却是能够令人信服的，尽管这里的“伯阳父”可以理解为伯阳甫的父亲。
《史记》重实，但是在行文之间也倾向于天人感应，所以记录了伯阳甫的挥洒，例如“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禹都阳城，伊、洛所近也。”或曰：“商人都卫，河水所经也。”君失其政而“水泉不润，枯朽而崩也。”即使牵强，也要说得明白――古人在努力说个明白。
筮卜文化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及西周前期；
是老子、孔子开始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哲学时代，也就是中国人摆脱盲目崇拜而进入一个精神独立、思维焕发的时期；
但是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改变了思维的进程，到了秦汉，中国人再度进入盲目的时期，也就是谶纬神学阶段。
对于这三个阶段的演变，从黑格尔的评论中似可见一斑。
德国人黑格尔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从中国返回的耶稣会教士对《易经》的解读，引起了他的关注。黑格尔居然懂得，他们“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不过黑格尔终究与中国读不懂文字的愚民一样，认为“尽管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黑格尔甚至企图论述八卦组成的象征意义，黑格尔写道：“我将举出这些卦的解释以表示它们是如何的肤浅。”这实在是中国算命先生们的水平了。
对《易经》的认识，黑格尔和他的老师莱布尼茨差远了。但是老子的学说却让黑格尔大为感动，他认为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他从《道德经》中的思辨哲学得到启发――当我们今天把黑格尔哲学和《道德经》的思辨相比较的时候，常常感觉出黑格尔对老子学说的抄袭。黑格尔理论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对《道德经》的学习，重要的是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对他的帮助――１８２６年黑格尔访问巴黎幸运地听到了雷慕沙在法兰西皇家学院的讲演，并且因此与雷慕沙有了交往，这一点弥补了他在汉语上的严重不足。
当然，在这里笔者仅仅只是借鉴了黑格尔对于《易经》和《道德经》的不同认识，以说明二经之间的联系与发展。
岐山地震不仅仅震垮了西周政权，从伯阳甫的评论看，至善文化也因此摆脱了筮卜的外壳而进入哲学的世界，老子、孔子、庄子、墨子等中华圣人的学说，都是以至善为内核。至少可以因此证明岐山地震震出了中华至善文化的质变，从这一点说是多难兴邦――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实在只是过眼风云。这一时期奠定的中国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深刻地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壶公评论写于08－05
四、谶纬之学与至善文化
壶公评论2008-05-24 08:20
谶纬之学又称符瑞文化，泛指各种预言未来的神秘文书。它是继筮卜文化之后出现的企图勾通天人关系的又一学说，它的进步在于它是以实际的天象、地动、物变为评论依据的，而不是根据焚烧草木、龟壳之类的变化以作推测。
杜甫写到：“唯累圣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缉；兹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备及。”（1）说的是谶纬之学和五行理论的关系；
朱光潜写到：“人说的话要明白，神说的话要不明白，才能显得他神秘玄奥，所以符谶大半是隐语。” （22、《诗论－诗与谐隐》）说明谶纬之学探讨的是人神之间的关系及其显现的特点。
谶纬之学以其所在的时代人类对大自然简陋的认识，企图解释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并且以之解释社会本身。
一)谶纬之学源自何方？
周人伯阳甫对歧山地震的评论证明，周人的理论已经具备了谶纬学的要素，或者说谶纬学和道学有着深刻的渊源。不过，谶纬之学不仅仅是得之于道学之类朴素的理性，更重要的是，它与筮卜文化一样都因应于灾变。
谶纬之学兴盛于汉、隋之间，种种灾变之中汉、隋之间记载下来的特大地震就有4次：
1、 公元前70年6月1日（汉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山东诸城昌乐一带（36.3°N,119.2°E）M≥7（震中烈度≥Ⅸ）。
史载“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琊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3)
2、143年10月后（东汉顺帝汉安二年九月后）甘肃甘谷西（35.0°N,104.0°E）M7（震中烈度Ⅸ）。
史载“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4）
3、180年秋（东汉灵帝光和三年秋）甘肃高台西（39.4°N,99.5°E）M71/2（震中烈度Ⅹ）。
史载“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地，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5）
4、512年5月23日（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四月庚辰）山西原平代县间（38.9°N,112.8°E）M71/2（震中烈度Ⅹ）。
史载“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师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峙、桑乾、灵丘，肆州之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杀五千三百一十人，伤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马杂畜死伤者三千余。”(6)
所谓汉文景之治，是中国仕文化中的治平之世，其实这一时期的内外危机，自然灾害重重叠叠。后世景仰的汉武刘彻具有匡扶天下的志向，也就有了一振朝纲的决心，而大儒董仲舒也就应运而生了。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取儒、道、阴阳和五行学说之精华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实现了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的他律与自律的构建，它的意义和资本主义形态下孟德斯鸠类法学建立的意义是一样的。
“崇圣隆礼”为封建王朝实现了他律的权力；
“天人感应”则企图向封建统治者提出自律的要求。
关于执政者自律的提议，董仲舒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不过汉武刘彻能够容忍董仲舒的挑衅，不能不说此君雄材大略。汉代制度是奠定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汉武刘彻对于董仲舒提出的他律与自律的认同，无疑对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延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也就获得了社会的认同。
于是后人常常把“天人感应” 作为谶纬之学的理论核心，虽然常常有君王利用它找出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但是也常常成为一些企图拯救天下，表达至善文化的仕子们监督统治者的利器。
后人把谶纬之学注释为封建迷信，但是查其源流，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学说是人类某一认识阶段上对于天道，也就是达于至善的路径上的求索。而今我们笑古人，难免后人笑我们，如果不笑――那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二)董仲舒与“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极其显赫，他是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的，因为他的勇气和智慧。董仲舒的理论可以与基督教中的圣人奥古斯丁的理论相媲美，从精神自律论的透彻上董仲舒稍逊一筹，但是在与现实的联系上――也就是说因为有了“崇圣隆礼”的一翼，董仲舒的理论取得统治者的认可――而基督教得到罗马统治者的认可则因应于战争的危机，或者说是战争的需求促使基督教政治地位的确立。董仲舒的理论较之奥古斯丁的理论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一点当然可以从这一时间段上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远远高于西方的史实中得到证明。
从现代民主理论说，西方以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终于把社会不得不产生的统治者关进牢笼，以避免“苛政猛于虎”；而中国在公元前的134年，已经提出牢笼理论――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但是，“天人感应”建立于天道观――至善文化的基础之上，是外在的――于是常常受到个别人的利用或忽视；而西方的自赎论则建立于每一个人自身的对于至善的请求，是内在的――为人性恶建立了一个心上的牢笼。
在我们追求实现现代人类文明的时候，回瞻我们自己的古代文化，是在寻找我们身上的至善基因，也同时是在理解我们应该修补的缺陷。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在其《贤良对策第一策》中提出的。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期望依赖变革求富强的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
关于董仲舒和“天人感应”论的详细记载，主要见于班固的《汉书》。而太史公司马迁是汉武帝同时代的人，在《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他谈到了董仲舒，但是比较简略。后来《史记》的注释者才说明了，董仲舒是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太史公倒是记录了董仲舒创立的“天人感应”论所经历的种种风险，如“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索隐案曰：“汉书以为辽东高庙及长陵园殿灾也。仲舒为灾异记，草而未奏，主父偃窃而奏之。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以此看，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文革中的阶级斗争颇为相似，同志相疾，师生相疑。后来董仲舒又因为《春秋》的水平高于公孙弘治，并且“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因此“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 于是这个大思想家只好“以修学著书为事”，思想丰富而生活清贫。
班固（公元 后32～92年）的学术生涯活跃于汉章帝时代。汉光武及于明、章二帝的统治时期是东汉鼎盛的时期，后人论史总以强盛为要，若论宽和仁爱则不能不称许“明章之治”。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统治者重于自律，表现在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的统一。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谶起兵，即位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基础理论，用人施政、决策辨异都依谶纬为准绳。汉章帝则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亲自裁决，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的结合。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并整理出《白虎通义》，因此在史学之外奠定自己在思想史中的位置。
汉武帝之后关于谶纬之学的波折充斥于班固《汉书》中的《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等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就记录于班固的《汉书》中。
班固详细地记录了董仲舒和刘彻的应对（7）：
汉武帝问到：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
归纳为三问：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性命之情，未烛厥理，百姓和乐，何修何饬？
汉武帝寻求的是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在秦汉变后，统治者不能不寻求天命与人性的支持，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后来，这一条也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奠基性的一条原则，包括现在。
面对各类学者，汉武帝连问三策，作为儒学工作者的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史称《天人三策》。
第一策的主题是“天命”和“性情”。
董仲舒答道：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这一段应答，董仲舒以《春秋》所记载的历史经验，小心谨慎地告诉汉武帝，上天惩治国家失道的三个步骤是先“谴告”，后“警惧”，再“伤败”，几乎是仁至义尽了。董仲舒还特地举例《诗经》“夙夜匪解”与《尚书》“茂哉茂哉！”句以说明“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的意思，以证明上天对统治者无微不至的善意与关爱。
当然董仲舒并不真的以为自己是代天宣言，或者是正确地表述了天意――如果他真的有“天”做后台，还对人间帝王客气什么？董仲舒鼓起勇气宣扬儒家至善文化的时候，眼前大约总是跳跃着那些被活埋在土坑中的儒生们的悲情。
有了上面的警示，董仲舒才告诉刘彻三代受命，其符所在。他说：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
简略地说，如果你自身毫无德行于世，还想什么天降祥瑞？
董仲舒告诉刘彻灾异之变的原因：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这一段的议论与周人伯阳甫对歧山地震的评论有呼应之势。
董仲舒告诉刘彻何为“性命之情”：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也就是说性命之情与统治者的德行有关，如果统治者骄横跋扈、民生凋敝，遍地是下岗的工人，遍地是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遍地是贪官污吏，又怎么能够希望老百姓有一个好的性情呢？谁又能服服帖帖呢？
至于何修何饬？董仲舒告诉刘彻的是一大套儒家的经典思想，如：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然后他告诉刘彻：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也就是说，你是有能力得到祥瑞的，也就是说你是能够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关键看你自己怎么做？
董仲舒是把话说了一大堆，不过象刘彻这样个性强烈的老少爷们常常却是叶公好龙，要不司马迁就不会记下那一段董仲舒差点丢了性命的故事。笔者确实钦佩历史上那些为至善文化的实现而奋不顾身的人们，也难怪郑板桥感慨：人生识字糊涂始。试问，为了那些与自己无关痛痒的仁义、道德，连自己的生命都搭上的家伙们，不也糊涂吗？糊涂得至今的人们还记得他们。
壶公评论写于08－05
五、张衡与谶纬之学
壶公评论2008-05-25 11:23
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周总理号召科技人员开展地震监测研究，拉开了由中国政府组织的以监测预报为基础的防震减灾工作的序幕。但是，直到08年的汶川地震，现代的地震的预测依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发表了学术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北川和彭灌断裂活动构造》的周荣军研究员等中美欧三方的专家，虽然得出了北川映秀断层是活断层的结论，但是那些地方容易发生地震，何时会地震，仍然无从知晓。谈论地震，是不能不说东汉张衡，因为张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张衡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试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张衡主要活动于汉安帝、顺帝时期，在班固之后，所以他的事迹主要见于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后汉书》记载，张衡在“（顺帝）阳嘉元年（即公元１３２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地动仪能够测试千里之外的地震，令当时的京师学者们叹服，也令现在的人们叹服。张衡将置于洛阳城南的灵台上以作观测，但是在晋永嘉之乱之后失落。据说北齐的《器准》和隋代的《地动铜仪经》中有地动仪的图式和制法，可惜这两本书也已经亡佚。只是《后汉书》等文献中记述了这个故事，而它的原貌已经成千古之谜。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从科学的角度说，张衡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除了地动仪，张衡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张衡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为了纪念张衡，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郭沫若先生对张衡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凡此种种，后世称张衡为科圣，其实更应该关注张衡在文化上的贡献，科学与文化的统一是中国文化的特性。
张衡亦不脱谶纬之学，这一点可以从他自己的言论中得到证明，《后汉书-张衡列传第四十九》记：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谓崔瑷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
其中的“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很说明了张衡之学与谶纬之学的关系。
《后汉书》又载“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心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汉安帝是汉章帝之孙（94年－125年）在位十九年，承接明章治世，尚能保存一些胜世景象，不过张衡是活了，而另一个“四大发明”的专利人蔡伦却因为政治的牵连自杀了。汉安帝看重张衡的还是“善术学”、“研核阴阳”，张衡终究不脱谶纬之学。
张衡为什么创造地动仪？
地动仪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地动仪在后世亡佚？
对于中国人而言，科学并不自外于文化，历史上并没有出现欧洲启蒙时代之后科学观与道德观的冲突。张衡创造地动仪，是为了实现谶纬学的预测，这一点无论是他所在时代的文化思想背景，还是他个人的文章都可以证明；
地动仪的作用服务于谶纬学，范晔的“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就是说明，它的作用使“咸怪其无征”的京师学从此口服心服；
地动仪在后世的命运是与谶纬学的兴衰同起伏的，它的亡佚与谶纬学的终结几乎是同步的。科学发展服从于政治，中国历史上的这一模式亦佳亦悲。
当然，这样的评论是以现代一些以谶纬之学为迷信的观点为视角的，因为现代中国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势力太强大了――如果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说，无论筮卜学、阴阳学、五行学或是谶纬学等等，都具有所处时代的科学代表的特性。而现代人诟病的所谓迷信特性，其实只是这些学说处于没落时代的一些表现，这一观点固然不是庸俗唯物论者可以理解的，却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不能不承认的。
张衡服膺的是至善文化，他在《应闲》一文中述志云：
“盖闻有闲余者曰：盖闻前哲首务，务于下学上达，佐国理民，有云为也。朝有所闻，则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伊思使君为尧、舜，而民处唐、虞，彼岂虚言而已哉，必旌厥素尔。咎单、巫咸，实守王家，申伯、樊仲，实干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迹不朽，垂烈后昆，不亦丕欤！”
他景仰于先贤们的“下学上达，佐国理民”；
他景仰于先贤们的“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他景仰于“君为尧、舜，而民处唐、虞”的时代。于是他提醒世人务必效仿“前哲首务”为社会服务；务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朝有所闻，则夕行”；如果能够做到实干、重礼仪、以天地之变为自警，即“实干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那么，对于个人而言也就“厥迹不朽，垂烈后昆，不亦丕欤！”――高尚的德行是不朽的，英雄的行为是后人的榜样，如果人的一生能够做到了这二点，人生也不虚渡了。
张衡写到：
“且学非以要利，而富贵萃之。贵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称以‘大业’”。
他认为：努力学习、付诸实践而且不计较名利，能够得到大众支持，财富和名誉自然集聚在你的身旁。当你处于高位，你的权力应该使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当你拥有财富，你应该帮助弱势中的人们共同走上富裕的道路。如果你做到了这样二点，你也就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功业，也就是成就了《易经》里所说的“大业”。
张衡写到：
“质以文美，实由华兴，器赖雕饰为好，人以舆服为荣。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约已博艺，无坚不钻，以思世路，斯何远矣！”
是啊，朴素的本质需要优美的文章给予表达，合理的事实需要大家的认同才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器具经过雕饰之后更为精致，高档的服装使人自觉荣耀。我愿意培养自己的德行实践于至善的大道；我真诚地服膺仁义的信念，钻研科学知识，攻克种种难题；我不能满足于现状，前面的道路多么遥远，前面的道路充满光明。
张衡写到：
“是何观同而见异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羡旃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贪夫之所为，未得而豫丧也。枉尺直寻，议者讥之，盈欲亏志，孰云非羞？”
他问到，为什么人生有不同的生存观？
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不为自己是否位至崇高而烦恼，他时时检验的是自己的德行是否完备；不为年薪的多寡而发愁，忧虑的是自己的知识还有许多的不足。知识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德行可以在自己的修身和实践中实现，官位和财富则与命运和机遇有关。因为名誉地位而牢骚太盛，不是智者所为；冒险犯难而寻求名利，是贪官污吏的行为。
是啊，表面受点委屈，以求得思想上的深刻，固然时而令人不解；可是放纵欲望，丧失志向，你怎么不感到羞耻？
记录数语，以证张衡至善之求。
因此，论谶纬之学的时候，不能不对其发展的过程及其具体的表现有所辩证。谶纬之学兴起，很快地吸引了一些所谓精英学者的注意，却也很快地得到许多庸俗化的注解。张衡对此深感忧虑，《后汉书》记：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
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
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
张衡认为，光武帝善于谶纬之学，后来作为传统延续下来，得到发扬光大。可是现在有一些自称儒者的人却为了谋求出身，争先学习图纬，却又不好好学，只是以一些皮毛的知识妖言惑众以谋取名利。此类的图纬之说毫无道理，不是我们的社会应该提倡的。
因此张衡对皇帝说：汉代取代秦代，是用兵力战取得的，这样的大事，当时的人并没有用图纬的方式来解说。图纬之说是在西汉成帝与哀帝之后才出现的，各种解说与事实常常不符。
张衡说到：
“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他对这些为了名利，虚伪造作的小人们深感厌恶。
张衡说到：
“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 他谴责这些稍识谶纬学于皮毛，却任意篡改其本意的行为。他说到：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封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硃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一疏之中，把那些庸人俗士对于谶纬之学的扭曲极尽批驳。事实上，当我们现在面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解释，或者对西方一些理论进行实用主义的断章取义的时候，我们很能够理解张衡的激愤。张衡的激愤，其思想基础就是对至善文化的认识和执着。
既然正直，自然异于篷草；因为脱俗，何不安道？后张衡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和历史上多数执着于至善的仕子一样，张衡终于被一群小人排挤出官场，他把自己的心声表达于他的名篇《思玄赋》。
译《思玄赋》结束语以记张衡情思：
天长地久挽不住时光的流逝，黄河啊你什么时候清澈呢，让我忧伤；
走吧，走吧，我要去到远方，天上地下到处是我要去的地方。
跨过高山，超越深涧，放飞自己的理想追随自己的信念；
天路无梯，仙人稀疏，可是柏木作的船啊，你又为何不能载去我这不得志的仁心？
仙人松乔呵，是我的榜样，我愿意与你们结精远游回到本初的世界；
辗转彷徨的志向归于玄妙，皈依于天地间的真理，我还有什么留恋？
张衡是这样离去了，离开了那些庸俗的小人；张衡是回来的，回到永恒的历史之中。张衡情思是具有追求至善的历代仕子共有的情怀，张衡从此脱离政治潜心于学术理论和科技研究，《思玄赋》表达了与屈原相似的求独善其身、不与世俗的高尚情操，也在诗体上脱离了楚辞汉赋的诗句形式，以偶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已经构成七言诗的体裁。张衡的至善信念和科学理念达到中国科学精神的顶峰，张衡的人格及其科技成就是中国科学界永远的楷模。
壶公评论写于08－05
六、隋文帝杨坚与谶纬之学
壶公评论2008-05-25 19:51
从宽仁厚德的标准说，隋文帝杨坚是可以与汉光武刘秀齐名的――这样的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是凤毛麟角的，他们在政治和制度上所留下的印记值得倡导和谐社会的人们的借鉴。而最值得现代人注意的就是他们的自律，尽管他们冀以自律的谶纬之学是多么脆弱，以至于后世的庸主暴君们可以把它肆意折辱，而现代的人们视其为迷信，但是谶纬之学造就了明君和开明之治却是难以否认的。从历史的演变过程看，没有统治者的自律，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良性的社会。
谶纬之学在汉末、魏晋、南北朝已经沦落，但是在隋朝初年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汉光武之后的“明章之治”再开“开皇之治”，不能不说，帝王的自律是古代中国治世出现的必要条件。
司马光评论谶纬之学在隋朝再兴的原因时，辩证了隋文帝的心态，认为：“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8）
因此，我们读《隋书》，到处可以看到谶纬学的解说，例如：
隋文帝杨坚生而异象，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兒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
又“皇妣尝抱高祖（即隋文帝），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又，年十六，周太祖见而叹曰：“此兒风骨，不似代间人。”相者赵昭视之，阴谓高祖曰：“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
又，定州城西门久闭不行，齐文宣帝时，或请开之，以便行路。帝不许，曰：“当有圣人来启之。”及高祖至而开焉，莫不惊异。
谶纬之学既然对杨坚如此有利，杨坚自然深信不疑，“周德将尽，祸难频兴。。。往岁长星夜扫，经天昼见，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聚，除旧之征，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钟石变音，蛟鱼出穴，布新之贶，焕焉在下。”杨坚就这样在一片天命在迩的鼓励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开皇三年正月，“甲戌，泾阳获毛龟。”“辛卯，渝州获兽似麋，一角同蹄。”（9）说不清龟麋因杨坚而成吉兆，还是杨坚之德印证龟麋成精。
谶纬之学是否谬误不必与论，但是它迫使帝王有所自律却也卓有成效。例如成了隋文帝的杨坚声称：
“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
又“朕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迩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俱尽。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
或谓：“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10）
自220年东汉亡，天下大乱，其中的“五胡十六国”(304-589)，又称“五胡乱华”，祸乱不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战乱，公元581年隋朝建立，589年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中国，重现治世，史称开皇之治。
其间发生数次地震，例如：
开皇十四年五月辛酉，京师地震。关内诸州旱。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灾变之时，隋文帝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看到灾民饥饿，隋文帝还亲自带领百姓“就食于洛阳。”
开皇十五年春隋文帝还亲自深入灾区“车驾次齐州，亲问疾苦。丙寅，旅王符山。庚午，上以岁旱，祠太山，以谢愆咎。大赦天下。
隋文帝是个明君，励精图治而有方。治平十几年，各地府库盈满，粮食布帛充溢。隋朝又是周、秦、汉后在典章制度方面有大的更新创建的时期。隋朝在日无多，但是这些制度为唐朝所继承，不仅仅沿袭后世，也影响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外。其间创立的科举制，沿袭1000多年，直到清末才开始演变为现代的高考制度，它体现的公正性和平民性，甚至直接影响了西欧如法国的文官制度。
隋朝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北达涿郡（今北京通县），全长2000多公里，对于中国各区域的融合与经济的交流有重大的贡献；
现代从洛阳东北郊发现的隋代大型国家粮仓库是否为因应灾变而设？《隋书》上说杨坚关心百姓疾苦，为防备灾荒之年，于开皇五年开始诏令各郡、县设置“义仓”。实物见证，看来是把朱熹为备荒而建立义仓的创举向前推进了5－6个世纪。
隋文帝同样严于责己，他的儿子秦孝王俊死了，王府僚佐请立碑，他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隋文帝性节俭，其子勇尝文饰蜀铠，隋文帝见而不悦，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1111、《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九 ）
但是，灾变示警并不总是有意义的，谶纬之学的魅力也是有限的。
《隋书》记，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师大风雪。以晋王广为皇太子。
晋王广就是后世臭名昭著的隋焬帝，隋文帝的功业就是败在废太子杨勇而立杨广为皇太子一事上。史载“令上出舍大兴县。其夜，烈风大雪，地震。”（1212、《隋书·帝纪第三 炀帝上》）只是这个时候的隋文帝也没有感觉了，那怕地震预警来得如此急迫。
谶纬之学的意义是很有限的，说到底不免是弄神弄鬼，只是耗尽了那些想把至善文化表达出来的士子们的奇思妙想。
开皇三二年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秋七月乙未，陇西地震。这些地震或者是上天昭示隋朝的灭亡，或者什么也不是。这一时期谶纬之学已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对统治者制约逐渐成为嚣张的统治者的囚笼，魏晋间的乱世之主基本上不信谶纬，谶纬之学虽然在隋文帝那里有回光返照之势，但是豪放不羁的隋炀帝则把它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
由于264年满清的统治，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扭曲；由于对满清文化的不同定位，近代中国学者们或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于是，即使到了现在，对中国文化作出一个中肯的辩证，仍然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课题。如何分清至善文化和它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体用之别，在现在看来也是如此茫然。
我们常常质问，那些大谈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到底在干什么，马克思和他所继承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正是研究文化史的方法？
我们也常常质问，那些大谈中国文化的人们到底在干什么，从《易经》、《道德经》到孔子学说的损益论，不也是一脉相承的辩证理论？
为什么现在的人们面对中国文化始终不得要领呢？
壶公评论写于08－05
八、灾变与明王朝的兴衰（前言）
壶公评论2008-05-30 06:4
明朝天启六年丙寅五月初六日（公元1626年5月30日），北京王恭厂突发爆炸，数万房屋尽为齑粉，死伤2万余人。
官方的《天变邸抄》报道：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西及平则门，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
《天变邸抄》称。爆炸中心的“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
《帝京景物略》的作者是由明人刘侗、于奕正共同撰写的。刘侗是崇祯甲戌进士，于奕正是崇祯朝诸生。他们编载北京景物，由老北京人奕正摭求事迹，而侗排纂成文。他们是这样描述王恭厂爆炸：
“木石人复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数，人以百数……死者皆裸”。
《国榷》作者谈迁(1594～1658)，其祖先随宋室南渡，而生活于明末清初的谈迁再遭亡天下的变故，作为史学家其心怆然。他撰写的编年体明史取名《国榷》，荣膺满清禁书。《国榷》记录王恭厂爆炸
“凡死伤俱裸露，员弘寺街轿中女赤体无恙”。
这些记录除了描述爆炸的残状，更重要的是在强调一种怪异。心态的怪异是明末人心涣散的重要特点。人们认为“脱衣”现象是苍天表达对魏忠贤之流的愤恨，借助灾祸来抒发“天怨人怒”。但是，实际上这次灾变唤起了人们对现实的忧虑，它对人心的伤害远远不止于此。其后，北京城面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和满清的入主，基本上持不抵抗主义，例如龚鼎孳，前是崇祯进士，官至的兵科给事中，后投靠李自成任直指使，再降清为太常少卿。
这一时期社会上的多数人认为，明王朝已经为天所弃了，人人在寻找新的出路，尤其是敏感的仕大夫阶层。例如，谈迁撰《国榷》，署名“江左遗民”，以呕心沥血之巨作寄托其亡国之痛。但是，明之不可救也如此，南明弘光元年(1645) 谈迁作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南明要员的赏识，正当要为他升官的时候，他却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引退回家隐居。
其实如同谈迁之类从忠诚而终于沦于失望的仕子在明末占仕子的绝大多数。其中弃明投清在明末清初之季两朝为官的人物就有120余人，后来被满猷乾隆收录在《贰臣传》中。而避居山林甘为明朝遗民的仕子更是不计其数，例如王夫子等人。对一个王朝如此绝望，这种现象在中国史上是没有见过的。明代思想的混乱是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而思想混乱本身就在质疑封建王朝面对种种灾难和动乱的能力，也说明封建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已经走上末路—尽管公民社会的展望只是在很少的一部份精英中出现，例如一些东林党人。
读《明史》，笔者注意到明王朝与现代中国有相似的四个基本特点：
其一，都是在“亡天下”之后，依托中华文化复兴的国家政权；
其二，明王朝的建立过程中以流行于当时世界的摩尼教（明教）为精神力量，而现代中国的建立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实际上受到俄罗斯的民粹文化深刻的影响。摩尼教与马克思主义及于俄罗斯的民粹文化的共同点是以民众的运动作为政治斗争的核心。而这两种思想的存在无疑突破了原来中华文化的框架；
其三，明王朝与现代中国的建立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背景，反元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其四，明王朝与现代中国都处于进入公民社会的前夜。区别在于明王朝走入死胡同而最终亡天下于满清，而现代中国则正在发生质变，即具有了抛弃官僚社会而进入公民社会的可能。
明王朝的兴衰无疑对现代中国有许多可借鉴之处。明王朝的兴衰决定于三个基本矛盾的处理：
其一、如何面对灾变，如何承受灾变；
其二、如何解决与东边倭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其三、如何解决社会思想的混乱――尤其是仕大夫思想的混乱。
明王朝显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嘉靖之后，明王朝社会显现这样的特点：
君权衰微，仕权膨胀，民权沦丧，社会糜烂。
不必笑明王朝，现代中国同样时不时出现上述危机的一些特点，以史为鉴而知兴衰，一个理性的时代应该具有这样的智慧。
壶公评论08－05
九、地震、朱元璋和理学
壶公评论壶公评论
－、明代地震与其它：
探讨灾变，明朝是不可或缺的一页。14－15世纪，地球经历气候异变的时期，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暖转冷；同时由于蒙元游牧政权对中原农业经济的破坏，由于驱逐蒙元引发频繁的战乱，中国北方经济落后而社会脆弱。1402年明成祖朱棣即位，1421年迁都北京，开始了中国北方地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开发。
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北移，中国北方气候的变迁，构成了明王朝是否稳定的决定因素。不幸的是两个基本因素如此猛烈地冲突，明王朝因此逐渐进入震荡而终于风雨飘摇。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嘉靖之后，“无岁不告灾伤，一灾动连数省”，猛烈地打击着农业生产、社会安定和明政权的根基。嘉靖时代是明王朝兴衰的转折点，如果说嘉靖之前的明朝皇帝们对灾变基本上持积极的态度，勇于面对，追求至善；嘉靖之后，这些天子们已经视执政如畏途，而沉溺于长命的丹药，把政权交给病态的宦官和沉湎于勾心斗角的大臣们。
一）从洪武到嘉靖前期：
农民皇帝洪武朱元璋：
尽管满清奴才文人极力诽谤，但是观之历史，应该承认1368年登基的洪武皇帝朱元璋（1328-1398）是一个作为不同于之前列代统治者的农民皇帝――尽管他不能与后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们相提并论，但是他较之于官僚军阀或者是游牧猷长们出身的政客们要好得多，这一点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的皇帝群体，朱元璋是唯一的贫下中农出身。关于朱元璋的出身，《明史》载：“正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1）
对于个人而言，这一段历史是十分凄惨的：
1343年，朱元璋的家乡濠州发生旱灾，次年春天又发生了蝗灾，接着又发生了瘟疫，真是一个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时候。朱元璋的父母、长兄同时死于饥荒，甚至无葬身之地，是邻居刘继祖给了一块坟地得以草草安葬。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可谓字字泣血。这一段经历对于朱元璋人生观的形成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我们今天审视这个700年前的皇帝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沉积的平民情感。
正因此，朱元璋非常重视对灾荒的防备和救治，终洪武一朝，他对官僚政客极尽苛酷，表现出一个农民彻头彻尾的仇官情结；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农民式的恤民思想，体现在面对灾变。
明代建立了严格的救灾制度，从地方官员报勘灾情，户部派员复勘，到中央视情作出救灾决议和定出具体措施。明朝前期，由于对贪官污吏的严厉惩治，吏治较为清明；由于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复苏，税源相对充足。因此对灾荒救治的力度较大，地方官也严格按照既定的政策办事，通过蠲免、折纳、赈济、抚恤、调粟等措施，解灾民于倒悬之中。至善之下，仁者辈出，出现了不少舍身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
朱元璋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仁者，洪武二年庚戌，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诏告天下：
“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乱，率众渡江，保民图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祐，悉皆戡定。用是命将北征，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顷者大军平燕都，下晋、冀，民被兵燹，困征敛，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今年田租亦与蠲免。河南诸郡归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师过其地，是以未逞。今晋、冀平矣，西抵潼关，北界大河，南至唐、邓、光、息，今年税粮悉除之。”（2）
又诏曰：“应天、太平、镇江、宣城、广德供亿浩穰。去岁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诸郡及无为州今年租税。”、“三月庚子，徐达至奉元，张思道遁。振陕西饥，户米三石。”
从上述言论和行为看，朱元璋没有忘记自己苦难的岁月；朱元璋没有忘记与自己同甘共苦的人民。
洪武一朝有24次地震，也有24次拯灾济民的历史记载。灾与救，几乎年均一次。明代多灾难，但是它的开国皇帝的至善却也显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点为他的后代子孙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至善文化为大明朝奠定了267年的基业（1368－1644）。
斗士皇帝永乐朱棣（3）：
明成祖朱棣成长于元末的战乱之中，他甚至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不知道，登皇位后，这位雄材大略的皇帝热衷于强国，在拯灾济民上朱棣却稍逊一箸，《明史》载，明成祖朱棣在灾变中有所应对的有4次，其中采取了具体措施的只有1次，而无所应对的也有4次。
朱棣热衷于强国，他煊赫的武功包括五次北征平服北元，南定越南而西合十世班禅，以及郑和七下南洋等等，奠定中华疆域；他的璀璨文治包括组织编纂永乐大典，建造紫禁城，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等等。朱棣在文治武功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其附产品厂卫特务和太监干政在永乐朝有了充分的发展，成为后世的隐患。朱棣在至善德行上功亏一篑，他太忙了。
至善皇帝洪熙朱高炽：（4）
继朱棣之后的是仁宗朱高炽，1424年即位，年号“洪熙”，在位1年。仁宗仁矣，一年虽短，德行铭记于史。《明史》载：
“洪熙元年。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庚辰，河溢开封，免税粮，遣右都御史王彰抚恤之。”
又诏有司：“条政令之不便民者以闻，凡被灾不即请振者，罪之。”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有点闭关自守的味道了――如果当年把东南亚，甚至印度洋上的一些小王国都搜罗进大明帝国，现代我们的周边不也少了许多纠纷。
不过从当年仁宗朱高炽的角度看，无疑是在改变好大喜功的发展方式，而采用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主要指的就是正视现实，重于实现。其中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国家的强大，民生的繁荣何为首要？二者如何统一？
仁宗朱高炽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建树，在西洋宝船和拯灾济民二件事上他选择了后者――事实证明，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执政者在现代中国也不多。
仁宗朱高炽在拯灾济民上的表现可以说达于至善。他告诉行政部门，条例政令要让老百姓明白――也就是透明化，如果受灾者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拯济，相关的部门要负法律责任。在这里，他并不把灾变的责任推诿于“天”――大自然；也不认为自己是灾民的救星。他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即为天之子，就必须为所发生的种种灾变负责，如果做不到，那就是犯罪。
上任不久，也就是洪熙元年二月，南京地区屡次发生地震。仁宗朱高炽尽管竭尽全力，但是总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于是在“三月丁丑，求直言”，也就是让大家无顾忌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是非常真诚的一个举动，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让自己直面社会的监督和挑剔。
还有非常感动人的一节发生在洪熙元年二月：
“戊子，隆平饥。”户部报告能不能把官仓里的麦子借给百姓以度荒年。
仁宗朱高炽批示：既然是拯灾济民，还说什么借不借的事？
也是这一年的夏四月壬寅，仁宗朱高炽听说山东和淮河流域的老百姓因为灾年已经没有什么粮食了。此时正是行政部门急于征收夏粮税收的时候，大学士杨士奇了解了这种情况，建议“免今年夏税及科粮之半”。 仁宗朱高炽同意了杨士奇的意见，但是杨士奇还有点忧虑，他说：“皇上你大恩大德，我是想要不要也让户、工二部知道这件事？”仁宗朱高炽又有一段值得记住的名言：“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他命令杨士奇，就在身旁的门楼书诏，立即盖上自己的印章发布施行，然后才对士奇说：“好了，现在可以告诉户、工二部的那些大臣们了。”
可惜这位至善的皇帝寿命不长，五月“庚辰，帝不豫”，“辛巳，大渐。”一代仁者去也。
仁德皇帝宣德朱瞻基：
仁宗长子朱瞻基继位，即宣德皇帝（5）。在位9年，基本上继承了仁宗的仁政，期间发生了4次地震共有4次拯灾济民的行为。
史笔赞扬仁宗与宣宗的至善德行，以仁宣之治誉之。在灾变之中谈兴衰，笔者不能不对这些农民皇帝刮目相看。
宣宗之后的各个皇帝表现平平，救与不救在两可之间，例如：
宪宗朱见深在位22年，共发生有记录的地震8次，其中“成化二年（1465年）夏四月，四川地屡震，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但是实实在在的救灾行动只有一次，多数只是“大祀天地于南郊。” （6）；
孝宗朱佑樘在位17年，《明史》记录的地震6次，《明史》未录而《明孝宗实录》记载的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地震就有6次，但是唯有“弘治七年冬十一月壬子，京师地震。。。是年，免北京、河南、湖广、陕西、山西被灾税粮。”；
武宗朱厚照在位15年，共发生有记录的地震4次，只有一次仍拯灾行为。
从洪武四年到嘉靖三十四年（1372－1556年）的184年间，不计复震，有记录的地震共计118次，其中7级以上的地震有6次。
明前期四帝对于灾变的态度足以为后世楷模。终明一代，统治阶级始终把拯救灾荒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在临灾救治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和应急措施。明中后期，灾情更为加剧，而吏治腐败，财政日绌，政府救灾渐渐力不从心了。但是民间由地方缙绅发起的救灾活动却日益活跃，众多的救荒者怀着民胞物与、爱物仁民之情，甚至出现了为拯救灾民而舍身纾难的仁者。
明代灾荒对于明王朝的兴衰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发生于山西的气象、洪水、地震和农业等自然灾害就有601次。明初山西气候较为温和，社会安定，因灾朝廷减免赋税等政策稳定了山西经济的发展。明中后期则由于气候转冷使气象和灾害增多，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山西经济每况愈下。灾荒的危害,即取决于自然灾害的强度和频率；更取决于社会的救治能力。灾荒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效的灾荒救治能成功地抵御并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凝聚民心，对生活形成一个积极的态度。
农民皇帝朱元璋的政治是现代政治之前的一个高峰，孙中山之前，唯朱元璋而已。宗教的虔诚是指引平民大众、凝聚人心以反抗暴政的唯一方式，朱元璋能够成为中国史上唯一成功的农民起义者，原因即在于此。
不过，这个农民皇帝朱元璋在登上宝座之后，迅速地升华了自己的思维，他接受了近代人类思想的先声朱熹理论，于是此君唯天理而行，达于至善之道。朱子理学在宋理宗时代得到政权的认可，但是这是一个极度衰微的时代；朱熹理学在朱元璋时代有了国学的地位，不仅仅朱熹理论这一人类现代意识的先声因此得到弘扬，明王朝也就进入近代民主社会的前沿。
尽管庸俗儒生、满清文人诟病朱元璋的残暴，例如在胡惟庸和蓝玉二案株杀共7万多人，不过笔者却极为欣赏朱元璋信念的坚定――对于骄横跋扈的贪官污吏的任何宽恕都是对待民众的残忍，这是一个农民刻骨铭心的信念，也是现代意识中一个奠基性的原则，朱元璋对于天理的理解和对于天道的维护令人钦佩。
斗士皇帝朱棣基本上继承了乃父衣钵，他组织编撰的《永乐大典》对于中华文化的意义远远超过后来的《康熙字典》，因为后者是论证一个蛮族统治的合法性而对中华文化和历史进行无耻歪曲的产物，是一所禁锢汉族仕子思想的文字监狱，朱棣一朝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颇多。
后世的庸俗儒生、满清文人诟病朱棣的残暴，例如方孝孺一案。从此案过程看，显然是方孝孺的偏执和激切激怒了刚烈的朱棣，于是有了“十族”之诛。笔者对于方孝孺在崇圣隆礼上的偏执深感惊讶，这是在维护天理吗？天理是至善的表达，还是对皇帝谱系的维护？方孝孺不也差矣！笔者对方孝孺的残忍也深感厌恶，他能够看着“十族”873人在他的眼前走向凌迟处死而一言不发，如果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是这个偏执狂，人间岂不塗炭？！如果说朱棣的激烈为后世开始了厂卫特务和太监干政的恶政，方孝孺对理学的误导是为明仕子思想的膨胀和混乱开了一个恶例。
笔者曾经与一些朋友在网上谈论过明清史辨，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以至善文化为准绳，能够正确认识明朝，更重要的是这种认识足以拨开满清文化的迷障，正视我们中华文化的真实。
壶公评论写于08－05
附：
明代地震：
洪武年间的地震
1、洪武四年正月己丑。巩昌、临洮、庆阳地震。
2、五年四月戊戌，梧州府苍梧、贺州、恭城、立山等处地震。
3、六月癸卯，太原府阳曲县地震。
七月辛亥，又震。壬戌，京师风雨地辰。
4、八月癸未，太原府徐沟县西北中有声如雷，地震凡三日。
5、戊戌，阳曲县地又震。九月壬戌，又震者再。十月戊寅、辛卯，复震。是年，阳曲地凡七震。自六年至十四年，复八震。
6、八年七月戊辰，京师地震。十二月戊子，又震。十一年四月乙巳，宁夏地震，坏城垣。
7、十三年二月甲戌，福州府、广州府、河州地震。
8、十九年六月辛丑，云南地震。十一月己卯，复震，有声。
9、二十三年正月庚辰，山东地震。
10、建文元年三月甲午，京师地震。
永乐年间的地震：
1、 永乐元年十一月甲午，北京地震。山西、宁夏亦震。
2、 二年十一月癸丑，京师、济南、开封并震，有声。
3、 六年五月壬戌、十一年八月甲子，京师复震。
4、 十三年九月壬戌、十四年九月癸卯，京师地震。
5、 十八年六月丙午，北京地震。
6、 二十二年六月壬申，南京地震。
洪熙年间的地震：
1、洪熙元年二月戊午，六安卫地震，凡七日。
2、是岁，南京地震，凡四十有二。
宣德年间的地震：
1、宣德元年七月癸巳，京师地震，有声，自东南迄西北。
2、是岁，南京地震者九。
3、二年春，复震者十。
4、三年，复屡震。
5、四年，两京地震。
6、五年正月壬子，南京地震。辛酉，又震。
正统年间的地震：
1、 正统三年三月己亥，京师地震。庚子，又震。甲辰，又震者再。
2、 四年六月乙未，复震。八月己亥，又震。
3、 五年十月庚午朔，兰州、庄浪地震十日。十月、十一月屡震，坏城堡庐舍，压死人畜。
4、 十年二月丁巳，京师地震。
景泰年间的地震：
1、 景泰二年七月癸丑，京师地震。
2、 三年七月，永新珠坑村地陷十七所。
3、 是年，南京地震。
4、 五年十月庚子，京师地震，有声，起西北迄东南。
5、 六年二月甲午，安福大雷雨。白泉陂羊塘地陷二，一深三丈，广十余丈，一深六尺，广一丈有奇。
天顺年间的地震：
天顺元年十月乙巳，南京地震。
成化年间的地震：
1、 成化元年四月甲申，钧州地震，二十三日乃止。
2、 三年，四川地震，凡三百七十五。
3、 五月壬申，宣府、大同地震，有声，威远、朔州亦震，坏墩台墙垣，压伤人。
4、 四年八月癸巳，京师地震，有声。
5、 十二月戊戌，湖广地震。
6、 五年十二月丙辰，汝宁、武昌、汉阳、岳州同日地震。
7、 六年正月丁亥，河南地震。是年，湖广亦震。
8、 十年四月壬午，鹤庆地震。九月己巳，自寅至申，复十五震，坏廨舍民居，伤人畜。
9、 十月丁酉，灵州大沙井驿地震，有声如雷。自后昼夜屡震，至十一月甲寅，一日十一震，城堞房屋多圮。
10、 十二年正月辛亥，南京地震。十月辛巳，京师地震。
11、 十三年正月己巳，凤阳、临淮地震，有声。
12、 闰二月癸卯，临洮、巩昌地震，城有颓者。
13、 四月戊戌，甘肃地裂，又震，有声。榆林、凉州亦震。宁夏大震，声如雷。城垣崩坏者八十三处。甘州、巩昌、榆林、凉州及沂州、郯城、滕、费、峄等县，同日俱震。
14、 九月甲戌，京师地三震。十四年六月，广西太平府地震，至八月乙巳，凡七震。
15、 七月，四川盐井卫地连震，廨宇倾覆，人畜多死。十六年八月丁巳，四川越巂卫一日七震，越数日连震。
16、 十七年二月甲寅，南京、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和州、兗州及河南州县，同日地震。
17、 五月戊戌，直隶蓟州遵化县地震。六月甲辰，又震，日三次。永平府及辽东宁远卫亦三震。
18、 二十年正月庚寅，京师及永平、宣府、辽东皆震。宣府地裂，涌沙出水。天寿山、密云、古北口、居庸关城垣墩堡多摧，人有压死者。
19、 五月甲寅，代州地七震。九月辛巳，费县地陷，深二尺，纵横三丈许。
20、 二十一年二月壬申，泰安地震。三月壬午朔，复震，声如雷，泰山动摇。后四日复微震，癸巳、乙未、庚子连震。
21、 闰四月癸未，巩昌府、固原卫及兰、河、洮、岷四州，地俱震，有声。
22、 癸巳，蓟州遵化县地震，有声，越数日复连震，城垣民居有颓仆者。
23、 五月壬戌，京师地再震。
24、 九月丙辰，廉州、梧州地震，有声，连震者十六日。
25、 十一月丙寅，京师地震。
26、 二十二年六月壬辰，汉中府及宁羌卫地裂，或十余丈，或六七丈。宝鸡县裂三里，阔丈余。
27、 九月辛亥，成都地日七八震，俱有声。次日，复震。
弘治年间的地震：
1、 弘治元年八月壬寅，汉、茂二州地震，仆黄头等寨碉房三十七户，人口有压死者。
2、 戊申，宣府葛峪堡地陷深三尺，长百五十步，阔一丈。沙河中涌疄，高一尺，长七十步。
3、 十二月辛卯，四川地震，连三日。
4、 二年五月庚申，成都地震，连三日，有声。
5、 三年十二月己未，京师地再震。
6、 四年六月辛亥，复三震。八月乙卯，南京地震，屋宇皆摇。淮、扬二府同日震。
7、 六年三月，宁夏地震，连三年，共二十震。
8、 四月甲辰，开封、卫辉、东昌、兗州同日地震，有声。
9、 七年二月丁丑，曲靖地震，坏房屋，压死军民。
10、 是岁，两京并六震。
11、 八年三月己亥，宁夏地震十二次，声如雷，倾倒边墙、墩台、房屋，压伤人。
12、 九月甲午至辛丑，安南卫地十二震。
13、 十月壬戌至甲子，海州九震。是岁，南京地再震。
14、 九年，两京地震者各二次。十年正月戊午，京师、山西地震。
15、 六月乙亥，海丰地震，声如雷，数日乃止。是岁，真定、宁夏、榆林、镇番、灵州、太原皆震。屯留尤甚，如舟将覆，屋瓦皆落。
16、 十一年六月丙子，桂林地有声若雷，旋陷九处，大者围十七丈，小者七丈或三丈。
17、 十三年七月己巳，京师地震。十月戊申，两京、凤阳同时地震。
18、 十四年正月庚戌朔，延安、庆阳二府，同、华诸州，咸阳、长安诸县，潼关诸卫，连日地震，有声如雷。朝邑尤甚，频震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压死人畜甚众。县东地拆，水溢成河。自夏至冬，复七震。是日，陕州，永宁、卢氏二县，平阳府安邑、荣河二县，俱震，有声。蒲州自是日至戊午连震。
19、 丁丑，福、兴、泉、漳四府地俱震。
20、 二月乙未，蒲州地又震，至三月癸亥，凡二十九震。
21、 八月癸丑，四川可渡河巡检司地裂而陷，涌泉数十派，冲坏桥梁、庄舍，压死人畜甚众。
22、 癸酉，贵州地三震。
23、 十月辛酉，南京地震。
24、 十五年九月丙戌，南京、徐州、大名、顺德、济南、东昌、兗州同日地震，坏城垣、民舍。濮州尤甚，地裂涌水，压死百余人。是日，开封、彰德、平阳、泽、潞亦震。
25、 十月甲子，山西应、朔、代三州，山阴、马邑、阳曲等县，地俱震，声如雷。丁卯，南京地震。
26、 十六年二月庚申，南京地震。
27、 十八年六月癸亥，宁夏地震，声如雷，城倾圮。
28、 九月癸巳，杭、嘉、绍、宁四府地震，有声。
29、 甲午，南京及苏、松、常、镇、淮、扬、宁七府，通、和二州，同日地震。
30、 辛丑，蒲、解二州，绛、夏、平陆、荣河、闻喜、芮城、猗氏七县地俱震，有声。而安邑、万全尤甚，民有压死者。
正德年间的地震：
1、 正德元年二月癸酉至乙亥，觔阳地震者十余，有声如雷。
2、 四月癸丑，云南府连日再震。木密关地震如雷凡五，坏城垣、屋舍，压伤人。
3、 八月丁巳，莱州府鰲山卫地震，声如雷，城垛坏，以后屡震。莱州自九月至十二月，地震四十五，俱有声如雷。
4、 二年九月庚午，云南府安州、新兴州三日连震，摇撼民居，人有死者。
5、 四年三月甲寅，广宁大兴堡地陷，长四尺，宽三尺，深四丈余。
6、 五月己亥夜，武昌见碧光如电者六，有声如雷，已而地震。
7、 六年四月乙未，楚雄地三日五震，至明年五月又连震十三日。
8、 十月甲辰，大理府邓川州、剑川州、洱海卫地震。鹤庆、剑川尤甚，坏城垣、房廨，人有压死者。
9、 十一月戊午，京师地震。保定、河间二府及八县三卫，山东武定州，同日皆震。霸州连三日十九震。
10、 七年五月壬子，楚雄府自是日至甲子，地连震，声如雷。
11、 八月己巳，腾冲卫地震两日，坏城楼、官民廨宇。赤水涌出，田禾尽没，死伤甚众。
12、 八年十二月戊戌，成都、重庆二府，潼川、邛二州，地俱震。
13、 九年六月甲辰，凤阳府地震有声。
14、 八月乙巳，京师大震。
15、 十月壬辰，叙州府，太原府代、平、榆次等十州县，大同府应州山阴、马邑二县，俱地震，有声。
16、 十年五月壬辰，云南赵州永宁卫地震，逾月不止，有一日二三十震者。黑气如雾，地裂水涌，坏城垣、官廨、民居不可胜计，死者数千人，伤倍之。
17、 八月丁丑，大理府地震，至九月乙未，复大震四日。
18、 十一年八月戊辰，南京地震，武昌府亦震。十二月己未，楚雄、大理二府，蒙化、景东二卫俱震。
19、 十二年四月甲子，抚州府及余干、丰城二县，泉州府，俱地震。浙江金乡卫自是日至七月己丑，凡十有五震。
20、 六月戊辰，云南新兴州及通海、河西、{山習}峨诸县地震，坏城楼、房屋，民有压死者。
21、 九月己卯，济、青、登、莱四府地震。
22、 是岁，泉州二月至六月，金华二月至七月，皆数震。
23、 十三年六月己巳，大理府及赵、邓川二州，浪穹县地震。是日，蒙化府亦震。十月甲午、十一月癸卯，又震。
24、 十四年二月丁丑，京师地震。九月丙午，昌平州、宣府、开平等卫亦震。
25、 丙辰，福、兴、泉三府地震。
26、 十五年三月丙申，安宁、姚安、宾州、蒙化、鹤庆俱地震。蒙化震二日，仆城垣、庐舍，民有压死者。
27、 八月辛酉，景东卫地震，声如雷。摇仆城墙、廨宇，地多拆裂。乙丑，济南、东昌、开封地震。
嘉靖前期地震（至嘉靖三十四年华州地震）：
1、 嘉靖二年正月，南京、凤阳、山东、河南、陕西地震。
2、 七月壬申，浙江定海诸卫地震，城堞尽毁。
3、 三年正月丙寅朔，两畿、河南、山东、陕西同时地震。
4、 二月辛亥，苏、常、镇三府地震。
5、 是年，南京震者再。
6、 四年八月癸卯，徐州、凤阳一卫三州县及怀庆、开封二府俱地震，声如雷。
7、 九月壬申，凤阳、徐州及开封二县复震。
8、 五年四月癸亥，永昌、腾冲、腾越同日地震。贵州安南卫地震，声如雷。坏城垣。壬申，复震。
9、 六年十月戊辰，京师地震。
10、 十二年八月丁酉，京师地震。
11、 十五年十月庚寅，京师地震。顺天、永平、保定、万全都司各卫所，俱震，声如雷。
12、 十六年九月癸酉，云南地震。
13、 十八年七月庚寅，楚雄、临安、广西地震。
14、 十九年四月庚午，洮州、甘肃俱震。
15、 二十一年九月甲戌，平阳、固原、宁夏、洮州同日地震，有声。
16、 十一月丁巳，巩昌、固原、西安、凤翔地震。
17、 二十二年三月乙巳，太原地震，有声，凡十日。明年三月，复如之。
18、 四月庚辰，福、兴、泉、漳四府地震。
19、 二十三年三月朔，太原地震有声者十日。
20、 二十七年七月戊寅，京师地震，顺天、保定二府俱震。八月癸丑，京师复震，登州府及广宁卫亦震。
21、 三十年九月乙未，京师地震，有声
22、 三十一年二月癸亥，凤阳府地震，有声。三月丙戌，山西地震，有声。
在明孝宗至明神宗年间（1490－1607年）的百年之间，即发生“有声如雷”的汶川地震达9次。
1、《明孝宗实录》弘治三年正月辛酉：“四川汶川县地震，有声如雷。”
2、《明孝宗实录》弘治九年十月丙子：“四川汶川县及威州俱地震有声。”
3、《明孝宗实录》弘治十四年二月辛卯：“四川汶川县初八日地震，至日，复震，俱有声如雷。”
3、《明孝宗实录》弘治十四年闰七月壬辰：“四川汶川县地震，有声如雷。”
4、《明孝宗实录》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丙辰：“四川小河叠溪守御千户所，及岁茂、汶川等州地再震，有声如雷。”
5、《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七年正月丙子：“四川威州及汶川县，地震有声如雷。”
6、《明武宗实录》正德元年十月壬申：“茂州、汶川县地震。”
7、《明武宗实录》正德九年冬十月乙卯：“四川茂州及汶川县地震。”
8、《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卯：“松潘、茂州、汶川等处地震数日。”
7级以上的强震有6次：
1、1411年10月8日（明永乐九年九月十二日，藏历第七绕回（）阴铁兔年九月十一日）西藏当雄西南一带（30.1°N,90.5°E）M8（震中烈度Ⅹ－Ⅺ）"约半夜时分发生强烈地震，黎明时发生比前更大的地震。许多房屋倒塌，经堂东门墙壁倒塌五至六度长，门窗亦倒，旧依怙殿门前经书倒下约五十捆，金顶下塌一大块墙壁；正中的供奉品亦倒下来。此时佛仍在背诵经文，并令念经之僧众迁居室外。十五日又发生大地震，托其恩泽，幸无大损失。其他地区灾害严重，出现山岩塌落、湖崩等现象；有的村庄被埋入地下，平地出现大裂缝，众多人畜死亡，损失惊人。"(《达隆白教传》页117）
2、1500年1月13日（明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己丑）云南宜良（24.9°N,103.1°E）M≥7（震中烈度≥Ⅸ）"冬地震，有声如雷，从西南方起，自子时至亥时连震二十余次。衙门、城铺、寺庙、民房摇倒几尽，打死压伤男女无数。嗣后或一日一震，旬日一震、半月一震、一月一震，经四年方止。"(康熙《宜良县志》卷2)"弘治十二年冬，宜良县地震，自西南来如雷，民居尽圮。压死以万计，旬月常震，越四年始宁。"(隆庆六年修万历四年刊本《云南通志》卷17)
3、1501年1月29日（明弘治十四年正月庚戌朔）陕西朝邑（34.8°N,110.1°E）M7（震中烈度Ⅸ）"陕西延安、庆阳二府、潼关等卫、同、华等州，咸阳、长安等县，是日至次日地皆震，有声如雷。而朝邑县尤甚，自是日至十七日频震不已，摇倒城垣楼橹；损坏官民庐舍共五千四百余间，压死男妇一百六十人，头畜死者甚众；……"(《弘治实录》卷170）"……据本府朝邑县申，……将本县城楼、垛口，并各衙门仓监等房，及县军民房屋，震摇倒塌，共五千四百八十五间，压死大小男女一百七十多口，压伤九十四名口，死头畜三百九十一头只。……汛流震开裂缝，长约一二丈、四五丈者，涌出溢流，良久方止；蔡家堡、严伯村等，四处涌出，几流成河。"（《马端肃公奏议》卷7）
4、 1515年6月27日（明正德十年五月壬辰）云南永胜西北（36.7°N,100.7°E）M73/4（震中烈度Ⅹ）"云南地震，逾月不止，或日至二、三十震，黑气如雾，地裂水涌，坏城垣、官廨、民居，不可胜计。死者数千人，伤者倍之。"（《正德实录》卷125）
5、1536年3月29日（明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四川西昌北（28.1°N,102.2°E）M71/2（震中烈度Ⅹ）"二月二十八日丑时建昌卫地震，声吼如雷数阵。本都司并建前二卫大小衙门、官厅宅舍、监房仓库、内外军民房舍、墙垣、门壁、城楼、垛口、城门俱各倒塌顷(倾)塞，压毙……内外屯镇乡村、军民客商人等，死伤不计其数。自二十八日以后至二十九日，时常震动有声，间有地裂涌水，陷下三、四、五尺者。卫城内外，似若浮块，山崩石裂，军民惊惶。又据宁番卫申称，同日地震，房屋墙垣倒塌无存，压死……。"(嘉靖二十年抄本《四川总志》卷16)
6、1548年9月22日（明嘉靖二十七年八月癸丑）渤海（38.0°N,121.0°E）M7"癸丑，京师及辽东广宁卫，山东登州府同日地震。"（《嘉靖实录》卷339)
拯灾：
《明史》录：
洪武八年有四次拯灾行为：
1、“春正月癸酉，命有司察穷民无告者，给屋舍衣食。”；
2、“夏四月丁巳，至自中都。免彰德、大名、临洮、平凉、河州被灾田租。”；
3、“秋七月戊辰，京师地震。丁丑，免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及蕲、黄诸府被灾田租”；
4、“十二月戊子，京师地震。甲寅，遣使振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太平、宁国、杭州水灾。”
洪武十年有二次拯灾行为：
1、春，振苏、松、嘉、湖水灾”；
2、月丙申，振绍兴、金华、衢州水灾”。
洪武十一年有一次拯灾行为：
诏曰：“今春雨雪经旬。天下贫民困于饥寒者多有，其令有司给以钞”；
洪武十九年有4拯灾行为：
1、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灾”；
2、夏四月甲辰，诏赎河南饥民所鬻子女”；
3、六月甲辰，诏有司存问高年。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产者罢给米”；
4、丁未，振青州及郑州饥”；
洪武二十三年有6次拯灾行为：
1、 “秋七月壬辰，河决开封，振之”；
2、“癸巳，崇明、海门风雨海溢，遣官振之，发民二十五万筑堤”；
3、“八月振河南、北平、山东水灾”；
4、“冬十月己卯，振湖广饥”；
5、“十一月癸丑，免山东被灾田租”；
6、“十二月癸亥，令殊死以下囚输粟北边自赎。壬申，罢天下岁织文绮”；
洪武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有8次拯灾行为：
1、 “二十四年春正月丁巳，免山东田租”；
2、二十四年“冬十月丁巳，免北平、河间被水田租”；
3、“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河决阳武，发军民塞之，免被水田租”；
4、“二十六年夏四月乙亥，孝感饥，遣使乘传发仓贷之。诏自今遇岁饥，先贷后闻，著为令”；
5、二十六年夏四月“庚寅，旱，诏群臣直言得失，省狱囚”；
6、“二十七年辛酉，发天下仓谷贷贫民。”
7、“二十八年己丑，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
8、“二十九年秋八月丁未，免应天、太平五府田租。”
《明史》载，明成祖朱棣在灾变中有所应对的有4次，其中采取了具体措施的只有1次，而没有无所应对的也有4次。
1、永乐元年冬十一月甲午，北京地震。乙未，命六科办事官言事。
2、二年十月癸丑，京师及济南、开封地震，敕群臣修省。
3、二年戊午，蠲苏、松、嘉、湖、杭水灾田租。
4、六年春五月壬戌夜，京师地震。六月庚辰，诏罢北京诸司不急之务及买办，以甦民困；流民来归者复三年。（《成祖二》）
而没有采取应对的也有4次：
1、十一年春八月甲子，北京地震。
2、十三年九月壬戌，北京地震。
3、十八年六月丙午，北京地震。
4、二十二年夏四月壬申夜，南京地震。（《成祖二》）
仁宗长子朱瞻基继位，即宣德皇帝（《本纪第九宣宗》《明史》清·张廷玉等著）。在位9年，基本上继承了仁宗的仁政，期间发生了4次地震共有4次拯灾济民的行为。
1、1425年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
2、1425年冬十月戊寅，南京地震，戊子，敕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学士、给事中审覆重囚。
3、宣德元年秋七月癸巳，京师地震，乙未，免山东夏税。
4、宣德四年春正月，两京地震。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己丑，南京献驺虞二，礼部请表贺，不许。
5、宣德十二月乙亥，京师地震。壬辰，罢中官松花江造船。
《本纪第十五孝宗》
1、弘治三年（1490年）十二月己未，京师地震。壬戌，减供御品物，罢明年上元灯火。
2、弘治四年六月辛亥，京师地震。八月乙卯，南京地震。
3、弘治七年秋七月乙巳，京师地震。
4、弘治七年冬十一月壬子，京师地震。。。是年，免北京、河南、湖广、陕西、山西被灾税粮。
5、弘治十三年秋七月己巳，京师地震。八月辛卯，振江西水灾。冬十月戊申，两京地震。
6、弘治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陕西地大震。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本纪第十六武宗》
1、正德元年（1505年）九月甲午，南京地震。
2、正德六年六年十一月戊午，京师地震。辛酉，敕修省。
3、正德七年九年八月乙巳，京师地震。。。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己卯，免南畿旱灾秋粮。
4、正德十四年二月壬申京师地震。
《本纪第十七世宗一》朱厚璁(1507-1566)也就是罢海瑞官的嘉靖皇帝，该生1521年即位，在位46年。据说前期颇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淫无度，政治腐败，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世宗因服丹药中毒死，时年60岁。
1、三年春正月丙寅朔，两畿、河南、山东、陕西同时地震。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丙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请改称孝宗皇伯考，下廷臣议。是月，朵颜入寇。
2、庚戌，南京地震。三月壬申，振淮、扬饥。辛巳，振河南饥。夏四月己酉，上昭圣皇太后尊号曰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庚戌，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癸丑，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大赦。
《本纪第十七世宗二》
3、十二十七年春正月，秋七月戊寅，京师地震。其中虽然多有战乱，但是是年日本入贡，也算是好事。
4、三十年秋九月乙未，京师地震，诏修省。冬十一月，俺答犯大同。
明嘉靖三十四年之后的地震：
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地大震，河、渭溢，死者八十三万有奇。是年，琉球入贡。
至今震级最大的地震是1960年5月21日至6月22日智利的震群型地震达8.9级；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是1556年1月23日中国陕西华县8.0级地震达83万余人……
地震日期：1556.2.2 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子时 震中位置：陕西华县 震 级：(8 1/4)
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三十七年正月庚申，陕西地震。三月丁丑，昌平州地震。五月丁卯，蒲州地连震三日，声如雷。六月甲申，又震。十月丙午，华州地震，声如雷。至壬子又震，戊午复大震，倾陷庐舍甚多。三十八年七月辛巳，南京地震，有声。三十九年四月，嘉兴、湖州地震，屋庐摇动如帆。河水撞激，鱼皆跃起。四十年二月戊戌，甘肃山丹卫地震，有声，坏城堡庐舍。六月壬申，太原、大同、榆林地震，宁夏、固原尤甚。城垣、墩台、府屋皆摧，地涌黑黄沙水，压死军民无算，坏广武、红寺等城。四十一年正月丙申，京师地震。是岁，宁夏地震，圮边墙。四十五年正月癸巳，福建福、兴、泉三府同日地震。
隆庆隆庆二年三月甲寅，陕西庆阳、西安、汉中、宁夏，山西蒲州、安邑，湖广郧阳及河南十五州县，同日地震。戊寅，京师地震。是日，山东登州、四川顺义等县同日震。乐亭地裂三丈余者二，黑沙水涌出。宁远城崩。四月癸未，怀庆、南阳、汝宁、宁夏同日地震。乙酉，凤翔、平凉、西安、庆阳地震，坏城伤人。七月辛酉，陵川地裂三十余步。三年十一月庚辰，京师地震。四年四月戊戌，京师地震。五年二月丙午，广西靖江王府及宗室所居、布政司官署，俱地陷。六月辛卯朔，京师地震者三。
万历元年八月戊申，荆州地震，至丙寅方止。二年二月癸亥，长汀地震，裂成坑，陷没民居。三年二月甲戌，湖广、江西地震。五月戊戌朔，襄阳、郧阳及南阳府属地震三日。己亥，信阳亦震。六月戊子，福、汀、漳等府及广东之海阳县俱地震。九月戊午，京师地震。十月丁卯，又震。己卯，岷州卫地震。己丑至壬午，连百余震。四年二月庚辰，蓟、辽地震。辛巳，又震。五年二月辛巳，腾越地二十余震，次日复震。山崩水涌，坏庙庑、仓舍千余间，民居圮者十之七，压死军民甚众。六年二月辛卯，临桂村田中青烟直上，随裂地丈余，鼓声轰轰，民居及大树石皆陷。七年七月戊午，京师地震。八年五月壬午，遵化数震，七日乃止。七月甲午，井坪路地大震，摧城垣数百丈。九年四月己酉，蔚州地震，声如雷。房屋震裂。大同镇堡各州县，同时地震，有声。十一年二月戊子，承天府地震。十二年二月丁卯，京师地震。五月甲午，又震。十三年二月丁未，淮安、扬州、庐州及上元、江宁、江浦、六合俱地震。江涛沸腾。三月戊寅，山西山阴县地震，旬有五日乃止。八月己酉，京师地震。十四年四月癸酉，又震。十五年三月壬辰，开封府属地震者三，彰德、卫辉、怀庆同日震。五月，山西地震。十六年六月庚申，京师地再震。十七年七月己未，杭州、温州、绍兴地震。十八年六月丙子，甘肃临洮地震，坏城郭、庐舍，压死人畜无算。八月，福建地屡震。十九年闰三月己巳，昌平州地震。十月戊戌，山丹卫地震，坏城垣。二十三年五月丁酉，京师地震。十二月癸亥，陕西地震，声若雷。二十四年十一月，福建地震。二十五年正月壬辰朔，四川地震三日。八月己卯，辽阳、广宁诸卫地震，涌水三日。甲申，京师地震，宣府、蓟镇等处俱震。十二月乙酉，京师地震。二十六年正月丁亥朔，宁夏地震。次日，长乐地陷五丈。八月丁丑，京师地震，有声。二十七年七月辛未，承天、沔阳、岳州地震。二十八年二月戊寅，京师地震，自艮方西南行，如是者再。三十一年四月丙午，承天府钟祥县地震，房屋摧裂。五月戊寅，京师地震。三十二年闰九月庚辰，巩昌及醴泉地一日十余震，城郭民居并摧。白阳、吴泉界地裂三丈，溢出黑水，搏激丈余。三十三年五月辛丑，陆川地震，有声，坏城垣、府屋，压死男妇无算。六月庚午，灵川社坛有声，陷地十余丈，深丈余。九月丙申，京师地震者再，自东北向西南行。三十四年六月丙辰，陕西地震。三十五年七月乙卯，松潘、茂州、汶川地震数日。三十六年二月戊辰，京师地震。七月丁酉，又震。三十七年六月辛酉，甘肃地震，红崖、清水诸堡压死军民八百四十余人，圮边墩八百七十里，裂东关地。四十年二月乙亥，云南大理、武定、曲靖地大震，次日又震。缅甸亦震。五月戊戌，云南大理、曲靖复大震，坏房屋。四十二年九月庚午，山西、河南地震。四十三年二月己卯，扬州地震。狼山寺殿坏塔倾。八月乙亥，楚雄地震如雷，人民惊殒。十月辛酉，京师地震。四十五年五月甲戌，凤阳府地震。乙亥，复震。八月，济南地裂者二。四十六年六月壬午，京师地震。九月乙卯，京师地再震，畿辅、山西州县一十有七及紫荆关，马水、沿河二口，偏头、神池同日皆震。四十八年二月庚戌，云南及肇庆、惠州、荆州、襄阳、承天、沔阳、京山皆地震。
天启天启元年四月癸丑，延绥孤山城陷三十五丈，入地二丈七尺。二年二月癸酉，济南、东昌、河南、海宁地震。三月癸卯，济南、东昌属县八，连震三日，坏民居无数。九月甲寅，平凉、隆德诸县，镇戎、平虏诸所，马刚、双峰诸堡，地震如翻，坏城垣七千九百余丈，屋宇万一千八百余区，压死男妇万二千余口。十一月癸卯，陕西地震。三年四月庚申朔，京师地震。十月乙亥，复震。闰十月乙卯，云南地震。十二月丁未，南畿六府二州俱地震，扬州府尤甚。是月戊戌，京师地又震。四年二月丁酉，蓟州、永平、山海地屡震，坏城郭庐舍。甲寅，乐亭地裂，涌黑水，高尺余。京师地震，宫殿动摇有声，铜缸之水，腾波震荡。三月丙辰、戊午，又震。庚申，又震者三。六月丁亥，保定地震，坏城郭，伤人畜。八月己酉，陕西地震。十二月癸卯，南京地震。六年六月丙子，京师地震。济南、东昌及河南一州六县同日震。天津三卫、宣府、大同俱数十震，死伤惨甚。山西灵丘昼夜数震，月余方止。城郭、庐舍并摧，压死人民无算。七月辛未，河南地震。九月甲戌，福建地震。十二月戊辰，宁夏石空寺堡地大震。礌山石殿倾倒，压死僧人。是年，南京地亦震。七年，宁夏各卫营屯堡，自正月己巳至二月己亥，凡百余震，大如雷，小如鼓如风，城垣、房屋、边墙、墩台悉圮。十月癸丑，南京地震，自西北迄东南，隆隆有声。
崇祯崇祯元年九月丁卯，京师地震。三年九月戊戌，南京地震。四年六月乙丑，临洮、巩昌地震，坏庐舍，损民畜。五年四月丁酉，南京、四川地震。十月丁卯，山西地震。十一月甲寅，云南地震。六年正月丁巳，镇江地裂数丈。七月戊戌，陕西地震。八年冬，山西地震。九年三月戊辰，福建地震。七月丁未，清江城陷。十年正月丙午，南京地震。七月壬午，云南地震。十月乙卯，四川地震。十二月，陕西西安及海剌同时地震，数月不止。十一年九月壬戌，辽东地震。十二年二月癸巳，京师地震。十三年十一月戊子，南京地震。十四年三月戊寅，福建地震。四月丙寅，湖广地震。五月戊子，甘肃地震。六月丙午，福建地震。九月甲午，四川地震。十五年五月丙戌，两广地震。七月甲申，山西地震。十六年九月，凤阳地屡震。十一月丙申，山东地震。明年正月庚寅朔，凤阳地震。乙卯，南京地震。三月辛卯，广东地震。（志第六五行三（金土））
十、嘉靖时代－－大变革的前夜
壶公评论2008-06-03 12:13
嘉靖皇帝为什么不杀海瑞？
因为海瑞骂皇帝，所以嘉靖皇帝是昏君，一骂成千古。
嘉靖昏否？
察之于史，事实并非如此，即使以满清康雍乾三朝宠臣张廷玉为总纂官撰写的，对明王朝不无贬意的《明史》，对于嘉靖皇帝的评论仍然是：
“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应该说，这个评论是比较客观的。近代中国再度陷入教条主义和庸俗论的困境，对于这一历史片段的评论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当然与中庸理论的合理与合度的分析方法更是相去甚远。
《明史》主要批评嘉靖皇帝朱厚熜二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大议礼之争”，曰：
“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
在肯定朱厚熜天性至情的合理性的前提下，《明史》批评了他的过分之处。从评论上看，满清文人只是把这一事件作为朱厚熜个人的事务看待的，并不愿意明白，在明朝，中国传统的以皇帝和仕族共治天下的模式已经破裂。这一特点即是朱元璋作为农民领袖的特质所确定的；进而，在朱棣和方孝孺的对立时，这个裂鏠已经成为重创。而“大议礼之争”典型地反映了朱厚熜对君权的维护和对仕权的摆脱。
笔者读唐人李商隐诗及于评论，发现清人对于政治问题常常三缄其口，也常常将政治问题以生活的情感予以掩饰。注意到：
中国的传统社会，以君权、仕权、民权三权共立，而以君权、仕权合一统治社会，这一社会形态，是以荀况和董仲舒的理论为基础的；
到了明代，由于政权的农民性质，与仕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可是明王朝终究无法完成君权与民权的统一，也就保持了与仕权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状态，具备了近代民主社会的一些特点；
到了满清时期，由于汉仕子处于奴才的位置，以君权为代表的满清族权统治了社会，其政治的特点显现了韩非理论的特色；
当社会进步至毛泽东时代，仕权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被要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或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执政权和民权的统一有别于西方的执政权与精英权（仕权）的统一，尽管现代有了种种变异。
因此笔者认为，满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在这样一个不幸的时期，有了张廷玉式的沉默，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二、认为朱厚熜不理朝政，以至于为国日衰，曰：
“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朱厚熜崇尚道教，其政治有了两个特点：
1、是缺点，他迷于长生不老之术。不过观诸前朝皇帝，迷于此道者不乏其人。当皇帝的要长生，是从秦始皇就开始的，也算是寡人有疾了；
2、具有后世哲人胡适主张的无为而治的特点。在现代看来，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君主立宪体制也是如此，只是朱厚熜的模式比较原始了一些，远在英、日等国之前，也是怪不得的。
张廷玉们的此类议论也受到时代的局限，因为满清实行的是一人专制的模式，与明王朝皇帝与首相权力分立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张廷玉们即便识其机关，又岂敢深入？
除了上述二点，张廷玉们没有论证明代的灾变，尤其是嘉靖三十四年的华州地震，因此至少可以给他们加一个非唯物主义的帽子。灾变是决定明王朝命运主要因素之一，是不能不予以关注的。
了解中国文化，明朝是一个转折性的时代；了解明朝，嘉靖一朝具有典型的意义；嘉靖一朝的典型性就表现在两大激变性的事件：“大议礼之争”和华州地震。这二个事件和后来的二个外患――万历朝的抗倭和崇祯朝的亡于滿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进入现代社会的黑暗和动荡的前夜。它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看来是如此醒人，以至于笔者成为反滿斗士而作明清之辨。
壶公评论写于08－06
十一、庸俗化与本源性的一次碰撞
壶公评论2008-06-08 08:36
一）关于“大礼议之争”
所谓“大礼议”是指与明嘉靖生父兴献王名份认定相关的礼仪。谓之“大”，因其与纲常伦理相关；而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大”涉及到至善文化的庸俗化与本源性的对立。
从前述几种文化的演变，及其后及于现代种种理论的演变，庸俗化与本源性的对立贯穿于人类认识社会的全过程，以至于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后期，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康德提出了对于哲学的重新界定――康德把生活世界区分为本体与经验两个范畴，关于“道德律”或者是更高层次的“理”，康德认为这一命题只存在于本体的生活世界之中，不能以经验的生活世界中的现象予以解释。
关于庸俗化与本源性的对立，事实上很早时期的孔子就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命题予以说明。这里的“义”即“宜”，在易文化中表达为变动不居，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不断调整的合理、合度的路径；而小人则只能故步自封，嗜利短视。孔子的这一观点在他的中庸之道中说得再明白不过的了――问题是后人并不能从中感悟出康德的思路，却把它作为等级论的注脚。
但是，当我们回顾思想史上种种理论的演进，正是种种理论内部的矛盾――庸俗化与本源性的对立，这种对立即扬弃了作为自身载体的理论，而发展出新的理论，并且重演一轮庸俗化与本源性的对立，演绎人类思想不断的扬弃和进步。
关于“大议礼之争”，这一次所涉及的是程朱理学的理论了，后来推演出王守仁的心学和李贽的童心说，人类思维视域的波澜壮阔，令人惊讶莫名。
壶公评论08－06
二）发生“大礼议之争”的时代特点：
“大议礼之争”的发起人杨廷和是成化十四年进士，也就是说他是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元老，这种经历把杨廷和推上一个时代的浪尖。可惜他个人在知识上的缺陷引发他所处时代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理念上的内在矛盾的共振，促使明王朝走向衰竭。
必须承认，杨廷和是一个正人君子，如果他知道明王朝因此堕落，他一定不会这样做的。鲁迅先生在探讨中国的历史的时候，认为“仁义道德”其实是吃人的制度，这种说法确实愧对那些与鲁迅一样为了至善文化的实现而奋斗的人们。我们实在很需要知道是什么导致历史的兴衰。
应该说，杨廷和主要的是一个文笔吏。文笔吏和政治工作者的混淆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特色，也是政治思想背离哲学本然而迅速庸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事在人为。
《明史》载：“廷和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为文简畅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郁然负公辅望。”（2）赫然一文仕以夸夸其谈成气候的景象。
杨廷和的实际业绩是：
1、弘治二年进修撰。
2、《宪宗实录》成，以预纂修进侍读。
3、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讲读。
3、修《会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学士，充日讲官。
4、正德二年由詹事入东阁，专典诰敕。
5、以讲筵指斥佞幸，忤刘瑾，传旨改南京吏部左侍郎。
6、瑾摘《会典》小误，夺廷和与大学士李东阳等俸二级。寻以成《孝宗实录》功还之。
从这个经历看，此翁是一个秘书型的人物，无多历练，更没有孟子主张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3）等等，诸如舜、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式的锻炼。自然也不会有孟子的“我知言，我善于奍吾浩然之志”。
孟子的“知言”和“养气”都是以良心作为基础的，所以王阳明阐明其哲学命题“致良知”的时候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4）王阳明的说法是对明代教条主义风气的否定。
“大礼仪之争”的责任并不全在这个平庸文人的身上。大明王朝在中国史上是一个特殊的皇朝。一个农民的皇朝摆脱了自身原来的宗教信仰，却又不得不求助于文人墨客的规范；一个也想孝治天下的有点羞涩的君主，却又不得不面对滿脑门的道德糊涂帐。于是我们看到了原朴与雅致的冲突，本然与规制的对立，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吵闹。一个庞大的王朝的政治纠缠在一些个人的情感之上，在现代的人们看来似乎不可理喻，这些琐事在古代的仕子们看来却是一件值得牺牲自己生命的事业。他们的执着令今天的人们钦佩，也不能不诘问他们奉行的“礼制”的荒谬；他们的痴迷让今天的人们困惑，也不能不诘问以科举选才的文官制度的缺陷。
对这种现象作一个较为深入的思考：
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特色，如同印度的种姓文化、俄罗斯的村社文化、西方的僧侣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平民文化。
仕权以官僚――当官的仕子为载体，是一种理念与社会认同的综合物。经过宋代，仕文化有了一个向理性化的进步；经过元代，中华文化受到了一次血腥的考验。于是，仕文化在明代进入一个慷慨激昂的时期，从明初的齐秦、方孝孺到明末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和钱谦益等人，程朱理学作为一种理论和信仰得到狂热的推崇和实践。
可是为什么后来导致“亡天下”，也就是文化灭亡的命运？观察这一个过程，明代仕文化显然存在三个致命的缺陷：
其一、教条主义是明代仕子之所以耽于迂腐与偏执的理论和性格的根源。宋之前的人们重仁学而轻易学，使政治哲学常常失其“道”而混乱；明代的人们重“礼”教而轻“理”念，同样使政治行为背离理性而陷入盲目的冲动。明中后期产生王阳明的心学，实质上就是对教条主义的否定。但是无论是杨廷和的教条主义或者是王阳明的心学都无法达到“义者，善政”（5）的境界，也就不可能实现“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6》）。
其二、仕子的孺子化与明仕子精神上的亢奋形成巨大的反差，“大礼议之争”中杨廷和们经不住嘉靖皇帝的一阵敲打就土崩瓦解了。到了明末，面对内患外忧，这些仕子们腹无良策，手不举兵，最后只能作鸟兽散。后来的观察者们对明代的书呆子们有深刻的印象，于是在明末清初出现颜李实学。颜元讥讽明仕子“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或是“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7）。颜李实学在清末民初同样受到重视，梁启超、胡适与毛泽东都论之而赞叹有加。梁启超评曰“中国两千年提倡体育的教育家，除颜习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 （8）毛泽东写到“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 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9）务实的精神与坚强的体魄都是明仕子所缺乏的，明仕子仰俯于他人股掌之上是不值得奇怪的。
其三、仕权的膨胀必然与君权冲突，也必然祸害平民。李贽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以伊斯兰文化为内涵的，他强烈地反对儒学、理学，尤其反对礼教，准确地说是从伊斯兰教的平民立场出发的。在中国的君权时代，仕权是只能是君权的依附，当仕权与君权统一，名为治世，也只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能够活下去的条件；而仕权与君权的冲突，只能导致君权的非理性化，也只能导致民不聊生，明中晚期的社会正是如此。而明中晚出现如李贽对仕权的质疑，或如海瑞为民权张扬，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现象。
当笔者理解“大礼仪之争”所显现于社会制度层面上的矛盾，事实上也看到数千年间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已经在这里出现了征兆。尽管，现代的许多事实依然令人困惑，例如官僚制度，例如没有能够受到社会大众监督的官僚体制所产生的大量的贪官污吏，事实上正在深刻地瓦解着社会的结构，但是笔者注意到，这个变革进程虽然缓慢却是具有不可逆的趋势。中国社会的进步在满清统治时期回转而形成一个巨大的问号，只是青山留不住，毕竟东流去，现代的每一个事件都在发出社会进步的呼喊，包括这一次汶川地震。
壶公评论写于08－06
“大礼议之争”的起源：
1522年，耽于游戏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因戏水突然身亡。
死就死了，中国史上缺少的是圣人，并不缺乏皇帝。问题在于，此君身后无子，而且其父明孝宗也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也就是说连兄终弟及都无法实现了。这种悲剧不免令大臣们烦恼。
幸亏这时候惑乱朝政的宦官刘瑾已经被杀，而当政者是几经历练且敬奉理学的杨廷和。
《明史》载，朝廷重臣杨廷和举《皇明祖训》宣示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1）
从上面的程序看，似乎没有值得争议的地方，而后又为什么产生了许多争论？人类的不成熟常常就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了。
引起后来激烈争议的原因主要在这样的两个方面：
其一、杨廷和个人的智商问题：
应该承认杨廷和的上述作为是合于理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本来机警权变的杨廷和后来却变得那么自以为是，以至于埋下问题复杂化的祸根。
嘉靖朝45年，出了名的人不少，臭名昭著的有严嵩，名垂千古的有海瑞，唯独没有杨廷和。到了这个层面上，个人的成败基本上决定于性格，更决定于智慧。
史评杨廷和“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算是一付好性情，看来他个人身上的缺陷就是智慧上的问题了。虽然他碰上了与伊尹、霍光相似的机遇，却没有伊尹、霍光的能耐，只能算是一个中平之材，可惜把嘉靖朝搞得一塌糊涂，甚至导致了大明朝从此走进了下行道。
理学的祖师爷程颐曾经这样描述“理”的特性：
“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即在“理”的世界里虚寂恬静而一无征兆，就其本身而言不具备实形，不存在时空限度，只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在这里把它形容是一个世界，尽管空泛仍然不失其形，实在只是为了说明它的存在的縁故。
显然，没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见识，轻易不言“理”。中平之人对“理”存一分敬畏，有一点宗教情结还是必要的。
可惜崇高的官位和立储的不世之功，冲昏了杨廷和的头脑，他把“理”作为“礼”看待，回到了汉唐儒学混乱的时期，他没有王莽的狡黠，却有王莽的冥顽。杨廷和打开了明代理学庸俗化的大门，他举起伪道学的鞭子，企图驱使嘉靖皇帝，却把自己和自己的拥护者鞭打得遍体鳞伤。
不知不觉中，这一时期的皇帝、官僚们陷入了董仲舒时代关于伦理道德与礼制的争论，也就是孔子学说的忠孝仁义论与荀况的崇圣隆礼观的冲突。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反对崇圣隆礼的却是本来应该受到吹捧的皇帝本身，而撕裂伦理道德的却是一些信奉道理至上的儒生。
论理，继统是件大事，岂同儿戏。如果朱厚熜只是一个纨绔子弟，杨廷和们效法伊尹、霍光也不迟。问题是，朱厚熜尽管只有15岁，却很有当皇帝的样子。登基之后，朱厚熜很做了几件好事：
他“大赦天下。恤录正德中言事罪废诸臣，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赋尽免之。”
其后又做了几件好事：
例如嘉靖元年五月杀了一些贪官污吏：“壬申，钱宁伏诛。六月戊子，江彬伏诛”；
也纠正了朱厚照贪玩的生活方式：“乙未，纵内苑禽兽，令天下毋得进献”；
同时实现了一次机构改革：“丁酉，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
这一年，他还主持了救灾两次：“戊戌，振江西灾”、“癸卯，振辽东饥”。
很有一些少年皇帝志存高远而雷厉风行的气概。
无论是朱厚熜还是杨廷和，其行为只要是合理、合度的，也就能和衷共济，也就能兴利除弊。在嘉靖初期，在矛盾还不激化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祥和的气象。可惜，杨廷和们不明白“理”的本质在于寻求和维护一个合理、合度的社会体系。当我们浏览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到一阵阵火药味，虽然坚毅但是谦和的程颐和朱熹什么时候让他的弟子们养成如此乖张而又自以为是的德性？他们居然不问事实而追求那些偏狭的境界，与“理”的信念不也背道而驰？
其二、朱厚熜在皇位继承序列上的问题：
准确地说，朱厚熜在皇位继承序列上是不存在问题的，因为在他之前并没有其他皇位继承人，如果不是杨廷和们在礼制自我设限，一切都将顺理成章地发展。
杨廷和们想不通的是《皇明祖训》中的“兄终弟及”的规定。《皇明祖训》的制定者们规定“兄终弟及”，而不是单纯传位于嫡长子，已经是总结了以前皇朝因子幼势弱而政权毁于奸人之手的经验――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在运作这一个程序了。但是《皇明祖训》的制定者们当然不愿意设想因为皇族衰微以至于连“兄终弟及”都无法保证的局面，起码在文字上他们不愿意描述这种状态，他们的“兄终弟及”实际上已经隐含广义的解释，说明的是一个传位的顺序。《皇明祖训》的制定者们更没有预料到后世有那么一些蠢货，居然不明白“兄终弟及”的含义，可惜他们又不能从九泉下走出来承担起解释者的责任。
杨廷和宣示：“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这里说的“兴献王长子”就是朱厚熜，他的父亲是明宪宗的二儿子，明孝宗的亲弟，也就是说朱厚熜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时年十五岁。因为是堂弟继位，和《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在字义上是有差别了，正是这一点让执拗的杨廷和们不知所措，他们必须解决从“堂弟”向“亲弟”之间的转换――尽管这只是改变不了事实的形式。杨廷和们慨然把皇位交给朱厚熜，实在是认定谁都想当皇帝――只要皇位在前，那怕先当别人的孙子也在所不惜。
不幸的是他们碰上了一个乳臭未干的朱厚熜，十五岁的朱厚熜居然宁弃皇位，也不愿意给别人当儿子，《明史》记载，当杨廷和们要他先当皇子，再当皇帝――也就是说先给张太后当儿子，成为朱厚照的弟弟，然后再“兄终弟及”时，朱厚熜拒绝了杨廷和的要求。
《明史》载：
“百官三上笺劝进，俟令旨俞允，择日即位。其笺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览礼部状，谓：‘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为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仪，世宗不听。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即帝位。诏草言‘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帝迟回久之，始报可。”
又，《明史》记载了：
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武宗崩，无嗣，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以遗诏迎王于兴邸。夏四月癸未，发安陆。癸卯，至京师，止于郊外。礼官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王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2）
从“百官三上笺劝进”的迟缓，及“至京，止城外”的犹豫，到“世宗不听”的拒绝，最后是“帝迟回久之，始报可。”的妥协。估计，如果不是朱厚熜亲信们的劝告，这个小王子大约要弃皇位而打道回府了。后来“大礼议之争”进入高潮的时候“会献王妃至通州，闻尊称礼未定，止不肯入。帝闻而泣，欲避位归籓。”（ 3 ）当皇帝的也要大唱“归去来兮”了。
后来西方的大英帝国出了一个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国王爱德华八世（1894－ 1972），人们似乎忘记了，1522年的中国有一个只要父母不要江山的皇帝。
上述两点仅仅只是“大礼议之争”的起源，可怕的是此后整个朝廷几乎都卷入了“大礼议之争”。“大礼议之争”几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古代版，只是它的进程导致政治的大混乱。参与讨论的基本上可分成三个部分：皇帝、造反派、保皇派。
其一、这一时期，朱厚熜是很孤立的，可怜楚楚，大约只有几个近臣或者是宦官在安慰或替他出谋划策，这就决定了朱厚熜无法在理论上压倒硕儒杨廷和们。但是，在笔者看来，朱厚熜的理论就在孔门圣人曾子的《孝经》中，如果当年他挂起孝治天下的旗号，估计足以让对立面分化瓦解。
其二、造反派来势汹汹，几乎包括朝廷的重臣们，例如依次相连的三任首辅杨廷和、蒋冕、毛纪，还有吏部尚书、大学士石珤。这些大头之下就是武宗的老师毛澄、礼部尚书汪俊、翰林学士廷和子杨慎等。其理论就是理学宗师程颐的《濮议》，也就是要嘉靖皇帝循皇子嗣位的程序，给别人当儿子。
其三、保皇派见机行事，却也摆脱了庸俗道学的桎梏，这在当时也是需要一点的勇气，并且能够承受一定的牺牲。他们是“时在部观政” 张璁；刚刚“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的桂萼；丁母忧初还朝的庶吉士方献夫，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的席书等等，基本上是官卑言轻的下僚。其中席书与方献夫都是王守仁学派中人。他们举起的就是孝治天下的旗号， 朱厚熜得到这样的支持心花怒放，史载“帝方扼廷议，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现代的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了解，基本上囿于对满清政治的认识，或者是受到民国时期一些幼稚、不成熟的理论的影响。其实，中国史是极为生动的，尤其是明代政治。
壶公评论写于08－06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