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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希贤，1940年出生于云南，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国内著名的建筑风水理论与应用学大师；国际地理学会地理学思想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2、3、4届副主任委员，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六届中国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曾数度应邀到美国、俄罗斯等国主持中国民俗风水讲座，两次出席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大会”，在会上介绍中国风水哲学思想。两次抚仙湖水下考古学术顾问，其中第二次直接潜入水下古城实地考察，成为迄今为止唯一潜致抚仙湖水下的学者。出版有《中国方志学大纲》、《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中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址》等十余部文献著作。
他栖身北大，师从泰斗侯仁之院士，是一位严肃的地理学家；他倡导“风水”，认为这种被普遍视为“迷信”的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部分——这看似截然相反的两种定位，会是同一个人吗？
答案是肯定的。
于希贤，北京大学教授、博导，他的另一个更为引人瞩目的头衔则是——著名风水大师。在国内，他备受争议；在一些西方国家，他备受追捧；而在联合国，他曾多次受邀前去教授风水。
1、小时候，他喜欢望着天上飞虎队和日本飞机激战，一点都不害怕
1941年底某日黄昏，在又一轮轰炸结束后，苦难的老昆明城迎来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空挡，除了偶尔几声残垣断墙突然跨塌的声音响起，连狗几乎都恐惧得不愿多叫两下。
位于市中心护国路附近的几处院落还算幸运，不曾被炸弹直接炸到。其中一个院子相当考究古雅，主人叫于乃仁，是当时已经颇有文名的年轻学者，封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袁嘉谷的弟子。于本人没在，其余家人简单地用过晚餐，便陆续就寝。一岁多的小希贤被母亲抱着，躺在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防空警报突然又划破夜空，随即便是飞机的轰鸣，由远而近。紧接着，房顶上一声巨响，一枚炸弹穿房而入，直落而下！
奇迹发生了：这枚炸弹砸在床顶的架子上，竟没有再落下来，更没有爆炸！
“我家的床是古式的，所用木材非常好，而那个炸弹肯定是个伪劣产品，否则，我和母亲全都光荣了。”说起67年前死里逃生的这次经历，于希贤已经没有丝毫的恐惧，而是很淡然。据母亲说，当时仅一岁多的他根本就不曾哭过，在睡梦中笑得很甜。
1940年7月6日，于希贤在日军侵略的战火中降生，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他从小胆子就很大。对于在空中乱窜的日寇飞机，起先他也是一见到就哭。几月大时，随着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进驻昆明，与国军有限的空军力量一起对抗日军，他的胆子竟然也跟着渐渐大了起来。甚至，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又有空战上演，他喜欢蹲在地上，望着天上的飞虎队飞机和日军激战，一点都不害怕的样子。
当然，大人不会允许这样一个小屁孩长时间置身于飞机轰炸的最佳视野之内，更多的时候，只要防空警报响起，父亲、母亲、姑母或者奶妈，就会立即用大衣或外套把小少爷裹起来，撒腿就望防空洞跑。
大胆小希贤从小喜欢舞枪弄棒，特别好动，上小学时，在教师里经常不走该走的通道，而是从凳子或桌子上翻越。学习一点不用功，成绩一塌糊涂。
可能因为家庭条件太优越了：父亲于乃仁做着许多生意，旗下商号甚至香港都有，四十年代，家里就有多处房产，两部小轿车，七八部大卡车。
但这些看得见的家产很快就全都没了——为教育救国，身为一代名士的于乃仁变卖了几乎所有资产，全部捐出来，创办“五华学院”。1946年，这所在战火中诞生的民办高校正式开始招生，当时已经成名、后来成为大师的钱理群、冯国梅、蔡希陶等人，陆续受于乃仁感召入滇，成为五华学院的教授或老师。
但五华学院在历史硝烟中的辉煌仅持续了不到六年，犹如昙花一现。对于于乃仁而言，此间倾囊办学的另一个代价是，让他从一个殷实的民族资本家，回归到了青少年白手起家创业之前的清贫。
那时的于希贤，显然还不能理解父亲的选择，更看不懂自己家境的变迁。
2、踏上徐霞客当年的游历之路，他同时也踏上了成为一名学者的远征之路
建国后不久，于乃仁进入云南省政府，任省高校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后又以知名历史学家身份，调进云南省文史馆。见于希贤刚进小学一年级学习就很差，他便安排儿子住进省图书馆，请儿子的叔父即自己的弟弟帮忙管教。
当年的翠湖环境非常幽雅，鸟语花香，小希贤在这里一住就更加没心思学习。好在学问满腹的叔父管教有方，强迫背诵四书五经，教写作文，“鸡兔同笼”问题，私塾的和新式学堂里的方法全都用上了，果然见效。
此间，小希贤见到过不少与叔父有交往的大人物：国画宗师徐悲鸿、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
再回到正规学校时，小希贤直接跳到五年纪，一些学科的成绩依然在班里名例前矛，“那时我就很能写作文了，其他小朋友是几页几页地写，我经常一写就是一个本子，一本一本地写，老师说写得好，叫我站起来念，一念啊一节课就没啦。”
他几乎没有多少机会能见到父亲，但父子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感情强烈。“比如有几次，父亲外出好多天了，母亲都不知道啥时能回来。我瞎猜说肯定就要回来了，叫父亲别着急。哈，总是我话音刚落，甚至还没说话，父亲就推门进来了！”
于希贤高中是在昆明五中上的，高一时，同学们几乎都比他高，到高三时，他冒得比谁都高出一头。后来，一直长到一米八的身形。
高考对他打击挺大，出于种种原因，只能上昆明师范学院。当年的昆师比较差，别说教授，连讲师都没有几个，教课的多数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但没过多久，就有几名北京的大牌教授因“政治原因”被发配到了这所位于“边疆之城”的学校，这简直是一种阴差阳错的缘，让于希贤欣喜不已。从此，他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许多。由于叔父和父亲的影响，他读得课外书籍非常多，能掌握到的学习参考书也远胜他人，因此，经常有同学和年轻老师都来找他借书。
学地理专业多有外出到野外考察的机会，善于观察的于希贤在辨认矿石方面非常突出。他有一个诀窍的训练方法：把各种小的矿石带回宿舍，放在被窝里，仔仔细细地抚摩，久而久之，竟不需用眼看，就能分清哪块是什么石，哪块又是什么矿，十之八九都不会错。
也就是在大学期间，他认真研读了《徐霞客游记》，并深深地沉浸其中。书中提到，徐霞客当年曾游过滇池。“伟大的徐霞客当年究竟到过滇池边的哪些地方？他的足迹还能找得到吗？”他突发奇想，决定邀请叔父同行，一起以徒步的方式去做一次滇池环线的实地考察。
那次艰难的徒步，成为于希贤研究徐霞客的正式起点，踏上徐霞客当年的游历之路，他同时也就踏上了成为一名著名学者的远征之路。徒步结束后，他很快就以一名学生的身份写出了多篇学术文章，在学界崭露头角。及至中年，他成为了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
于希贤上大学六十代初，正是我国最困难的几年，他亲眼目睹了好几名要好的同学因饥饿而得水肿病，脚肿得又大又亮，倒下，很快停止呼吸。其中，一个同学死后，其哥哥从乡下来处理后事。“让我非常生气的是，这人是第一次来省城，到了就到处玩得不亦乐乎，根本啥也不管！”最后，于希贤只有借钱埋掉同学，“墓碑是我亲自用一块大木头做的，还亲自写上他的名字。生命是那么地脆弱，而有些人对生命竟是那么地漠视！”
3、从地理学到风水学，他把风水课从北大开到了莫斯科大学
昆明师范学院毕业，于希贤被分配到上海的一所中学教地理。此间，他养成了“闻鸡起读”和冷水淋浴的习惯，持之一恒，十年不懈。1974年，他得以回到阔别十年的母校任教，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研究起了云贵高原的自然灾害，包括地震、雨雪等各种气候变化，写出《从苍山积雪高度研究区域气候变化》等论文，主持编撰《云南地震年谱》，连年获评云南省优秀教师。
但高考时就立志上北大的于希贤不甘心。七十年代末的一天，他经人介绍专程进京，到北大燕南园拜见我国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院士。侯先生不在，久候不归，他只有留下自己的两篇地理学论文，悻悻而归。一番闲逛后，他深夜才回到暂住于如今中关村附近的宾馆，刚进去，就被服务员叫住了。
“服务员递给我一张便条，竟然是侯先生留的！后来我才知道，下午侯先生回家后知道我来过，读了我的论文，很赏识，就立即根据我留的地址，骑着脚踏车来找我啦！”于希贤说泰斗级专家侯老先生如此礼贤下士，他感动异常，必定将铭记一生。
次日，他如约再度前往拜见侯先生。相见的情景，至今仍经常浮现在已经年近七巡的于希贤脑海，“当时，侯先生书房里有好几个人，我一去，他便立即称‘约了一个云南的年轻人’，随即摒退众人，接见了我。一开始，我们没有很好的话题，侯先生话也不多，但一聊到徐霞客，他就兴奋了起来，一直很开心地和我聊了两三个小时。我记得我说到《徐霞客游记》里的一个细节，和侯先生记忆里的不一样，争论起来，他立即踩着凳子，从最高的书架顶上取书下来，仔细地查阅。结果你猜怎么着？查实是我记对了，侯先生也不生气，高兴地哈哈大笑……”
几月后，于希贤考上了侯仁之的研究生，开始在这位大师的引领下研究中国地理学史。不可避免地，他接触到了风水学。“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问题。风水学已经发展几千年，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操作方法，而且蕴藏在整个民俗文化之中。中国古代许多的地理学成就都在风水里。要研究我们的历史，研究我们的每一座古城，保护必须懂风水。”
然而，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笼罩，风水在当年依然被认为是典型的“封建迷信”，而专门研究风水的人则更是廖廖无几。
工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在地理系主任候仁之强力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正式开出了风水课，由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北大的于希贤独立教授。但对于开这门课的质疑之声从不曾停息，对于越来越清晰的这位“风水大师”的另类形象，批判的声音也始终存在。
相对于国内以质疑和批判为主的舆论，于希贤在西方国家却受到热情的追捧。1990年到1991年，他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任教，校方请他增加教授一门风水课。听众虽以学生为主，其中也不乏莫斯科大学的院士和教授。让于希贤记忆深刻的是，有些人来听课特意穿着中国唐装，有些女性还把头发盘起来，颇形似中国古代女子。
于希贤精通俄文，讲授风水课时主要用俄文，但总是有不少很专业和很中国化的内容，必须用中文才讲得更形象，更生动，他便不时地辅之以中文。 有一次，台下一名俄罗斯学生突然用中文大声说，“请您全用中文讲吧，我们能听懂！”
于希贤不禁在台上大乐起来，立即换上中文征求大家意见，迎来的是一片掌声。“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越来越为西方世界所接受哟！”
4、抚仙湖水下考古时，他是唯一亲自潜入湖底实地考察的专家
抚仙湖是我国第二大深水湖，也是全国水质最好的淡水湖之一。唐代樊绰著《蛮书》称之为“大池”，后称“青鱼戏月湖”，又名“罗伽湖”，位于澄江县以南5公里处。多年以来，关于抚仙湖的种种神秘传说一直广为流传。为揭开抚仙湖神秘的面纱，有关部门陆续于2001年和2006年组织了两次大型的水下考古活动。
这两次全球关注的特殊考古行动，于希贤都曾以学术顾问的身份参与，在第二次考古时，还亲自潜到湖底，与神秘的“水下古城”亲密接触。他由此成为迄今为止，唯一潜致抚仙湖水下的学者。
“当年，云南省有关领导打电话来北大找到我，说抚仙湖附近的一个叫耿卫的潜水爱好者，拍到了水下的一些录象，云南的专家们都拿不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请我看看。很快，录象资料就转到我了我手中，我一看，录象拍得还算比较清晰，因为抚仙湖的水质很好，水下拍摄的自然条件也就比较好。资料画面里有埂子，有塔，有码头，还有大坝。”于希贤说，当时他就断言，这肯定是一个古城，抚仙湖浩淼的烟波之下，肯定淹没着一个古代的文明。
虽然见多识广，如此发现还是让早已成为著名考古专家的他兴奋异常。考虑到他已经年过花甲，云南省有关方面本来只是就学术上的问题向他做一些咨询和请教，但到第二次考古时，他终于按捺不住，提出想身体力行地直接参与到考古中来。
2006年6月3日的这次水下考古，成为中国考古界的一大盛事，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电视台同时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进行现场直播，这是我国首此进行水下考古直播。此前，组织方主动提出给于希贤购买保险，但老人连连表示“没有必要”。
早上8点半左右，66岁的于希贤在女儿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出现在了湖边的直播间外，相关人员一再追问他是否真的要下水。“当然啦，不到第一现场，考古工作怎么能干得好？”头发花白的他语气坚定，面带笑容。
一共载着四人的小艇慢慢划进深水，按照既定的分工，于希贤和一潜水员下水考察，女儿则和另一名工作人员在水面接应。“大约下潜到七八米的深度时，水下就漆黑一片了，借助强光的水下照明器材，才只能看到眼前一两尺距离的景象。我的呼吸也急促了，不过我知道自己能挺住！”
于希贤回忆：计划潜水时间是一个半小时，结果用了两个多小时，差点就因氧气耗尽而“出大事”。上岸后，他甚至出现了呕吐和短暂的大小便失禁。但他觉得不管怎样都值，“我终于亲自印证了我以前的分析和猜想，抚仙湖之下真的有城墙，有城市的中轴区、街道，这些都是人为的建筑，都是人类生存过的痕迹！”
“关于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古滇国文明’的理论，在考古界已经是一个共识，但真正的古滇国的城市遗址却还从来不曾找到过，这是第一次。”虽然目前还很难对这个“水下城市”进行更多的研究，更奢谈进一步的开发，于希贤依然认为这次发现具有非常重大的考古价值。
对话于希贤
1、“李嘉诚知道出事了，说一定要看风水”
温星：常人眼中，风水基本上是封建迷信的代名词，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界限，应该如何正确认识风水？
于希贤：真正的风水当然是科学，而且是很严肃又严谨的科学。我们所说的风水，具体而言是指建筑风水学，与地理学很近。地理环境在地表的分布千差万别，具有不平衡性，客观上存在着相对较好的、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给人们带来幸运和隐藏着吉祥与幸福的环境，同时，也就有相对而言比较险恶、危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困苦和不吉利的环境。人们本能地要选择、建设、创造符合自己愿望、审美要求和居住安全、舒适的环境，这应当是无可厚非的。
温星：在我国庞杂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中，有人认为风水是精华，也有人以糟粕视之。事实上，风水上的东西，有些是现代科学根本就没法解释得通的。
于希贤：其实都解释得通。这就像我们的中医一样，早年不是也曾受到很多质疑吗？医学有两套系统，一套是西医，我们传统的是中医，中医建立在阴阳、五行的整体有机理论之上，以辨别和调节人体的阴阳、虚实、表里、寒热为要务，以协调人体内部和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是中医的独特之处。
温星：地理学其实不也是有两套系统吗？
于希贤：没错，一套系统源自西方，而另一套，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系统，它和我们传统的中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的。实际上，风水这套理论在城市规划、大型工程建设及民宅选址、布局等方面的应用很多，中外都有很多。
温星：有媒体报道称，比尔?盖茨来中国买房也曾找你看过风水？
于希贤：我说过，风水是严肃的科学，所以我说话也必须很严肃——没有这事，事情是这样的：比尔?盖茨是到北京租房，没有买。房东我认识，告诉我说，比尔?盖茨选住址确实是带着风水大师去的。他们都信这个。
温星：据说李嘉诚倒是真请过你去看风水？
于希贤：是李嘉诚旗下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大约1996年下半年，这家公司在天津搞了好几百亩地，开建工厂。具体管理的是一个美国化学世家的专家，刚开工一月，出连连出事，死了三个人。李嘉诚知道出事了，就说一定要看风水。于是他们就请找到我了。我去一看，那个地点确实有点“凶”，但地是买下的，没法不要了，只能做一些调整，来尽量改变这种“凶相”。我提了一整套方案，但原来请的是加拿大的设计师不同意，就拖了下来。一周后他们又来请我，因为他们还是决定辞退那名设计师，采用我的方案。
2、“风水是中国原创的建筑文化艺术”
; 温星：作为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大牌教授、博导，您对风水学的研究和推崇曾招致过不少非议，您觉得应该如何把正确的风水观与能普遍为人所接受的科学观结合起来？
于希贤：风水本来就是一种文化、一门科学，在文化地理、建筑规划、景观设计等研究领域等发挥着很多作用。其实，西方的景观设计、规划设计等一套理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哪一座城市，哪一个乡村，哪一个有名的建筑不是风水师的思想指导所做的呢？风水出现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封建社会，它是中国的原创的建筑文化艺术，包括三个层次，一个是哲学的层次，二个是文学艺术世俗层次，三是建筑层次，风水是第三个层次。
温星：我读到过您的一篇论文，您把建筑风水学称之为“中国东方环境的诗性艺术”，这恐怕不是很多人都能理解的吧？
于希贤：我为什么说风水是诗性的艺术？风水文化在建筑构造、艺术创造、环境和谐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它是对客观世界的感受，不仅是纯理性的感情，还有诗性的感情。这种诗性的感情能够达到一种共鸣，与大自然的共鸣，这种境界是很最高的。
温星：我记得2005年南京大学也办了个“风水班”，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校领导跳出来声明，这只是个别教师的个人行为，与校方无关。
于希贤：我觉得挺无聊的，我们中国是风水学的发源地，为什么不能教风水课呢？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确实必须先加以区分，单这个区分和认识的过程，可能就比较漫长。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1995年，我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邀，先后两次参加世界文化多元性协调发展的大会，会上都安排我做有关于风水的专题讲座发言。风水是一种民俗文化，存在了几千年，肯定是有其道理的。
温星：在政府持保留甚至批评态度的当今社会，风水学将会是怎样一种走向和发展态势？
于希贤：在古代，风水学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毫不夸张地说，翻开任何一部明清时期的府志、州志和县志，都不难找到与这座城市有关的风水记载。就当前而言，我们都强调城市的规划建设以及建筑群的布局都要有其独特的文化性和艺术个性，更重要的是要达到与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使得风水学有了它的基础和市场。作为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之一，虽然说风水确实很受争议，但至少，它在民间是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忽视它，就应该研究它，并尽量让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