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博主按：《东学西渐丛书》，季羡林、王宁主编，河北人民出版1999年8月出版。全套丛书共7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详细情况见“博主补记”。本博转载季羡林教授撰写的总序、书评及刘永佶教授撰写的书评，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东学西渐丛书·总序
季羡林
最近几年来，我在许多文章中和发言中，都宣扬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我是根据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有感而发的，没有丝毫主观成分。在这里，关键是一个“交”字，一边倒，向一边流，不能称之为“交流”。古往今来，地球上不知道有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文化不论大小一旦出现就必然向外流布。我认为，这可以算是文化的一个特点，全体人类都蒙受了这个特点之利。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民生活水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从蒙昧的远古起，几乎是从一有文化起，中国文化中就有外来的成分。中国古书上说：“有容乃大”。中国人民最“有容”的，我们肯于和善于吸收外来的好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要对我有利，我们就吸取。海容百川，所以能成其为大。我们能吸收各种文化，所以才能创造出这样光辉灿烂的文化。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正表示了这种精神。
但是，中国不但能“拿来”，我们也能“送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范围内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辉煌的程度，中国人民与有力焉。可惜的是，西方国家自从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上其余的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方学习。即以中国而论，我们今天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甚至衣着打扮，从头到脚，哪一件不是从西方来的？中国素以美食名扬全球；然而，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余的国家更不必说了。于是乎西化之声洋洋乎盈耳，响彻全球矣。西方人大都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以“天之骄子”自命。他们在下意识中大概认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今后也将永远是这个样子。孙子说：“知彼知已，百战不殆。”这是指战争而言。其实在其它方面也是这样。今天，中国人民对西方的了解（知）远远超过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有一些平民老百姓对中国毫无所知：有的人甚至认为今天中国人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一旦世界有事，我们中国是处在“百战不殆”的位置上的。有识之士，必须承认这一点的。
我曾在上面说过，中国人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在历史上的“送去”，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只好送去了。想要上纲上线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
简短一句话，我们编纂这一套丛书的目的，就在这里。表面上讲影响，介绍内容即寓于其中。
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在这里指出，这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我们过去都把它看得过分简单了。我最近读了几篇关于李约瑟的文章，我才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很难译为外文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字，就简直无法翻译。在历史上长期的环境影响下，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内容，都与西方迥异。想介绍中国文化让外国人能懂，实在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是为序
1998．9．2
“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刘永佶：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教授
在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潮流之前，即16至18世纪，地球上却发生着与之相反的交流，即“东学西渐”。对此知晓的人不是很多，因为西方人很“实用”地忘记了这个事实，而中国人也未能对此进行系统的探讨。
对此，法国的艾田蒲（1909—）于1988和1989年分别出版的两大卷《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汉译本），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国学者中，朱谦之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是较早的一部，后有谈敏所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此二书偏重哲学和经济学，但却对这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现在，看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学西渐丛书》，感到相当的兴奋。该丛书已出版7部，其中，包括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还有新著《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
在文明的演进中，人类是趋上、趋前的。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16、17世纪以前的欧洲，在文明的发展中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距。而他们向中国文明的学习，与后来中国人接受欧洲文明的顺序是相似的，即先从科学技术开始，这不仅包括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冶金、纺织等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和兵法等。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学，进而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
不过，与中国人“鸦片战争”以后接受西方文明，即所谓“西学东渐”不同的是，“东学西渐”并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此时的欧洲，封建领主制的统治本身，已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争夺霸权，与中国两千年前春秋、战国时类似。为了争霸，就必须加强实力，但欧洲诸国的办法不像中国历史上诸侯那样，以“耕战”，即以发展农业为主，而是发展商业为主；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强调教徒的个性和自由，反对教廷及其分支机构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东学西渐”，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即设法学习中国的先进文明，以增强国力，并突破天主教的专制。
“东学西渐”的过程，是与欧洲的社会变革过程统一的。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愿意接受中国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在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方面，封建统治者（包括教会）对中国是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他们知道若引进这些势必危及其利益。主张引进并改造、吸收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是代表新兴资本势力的变革者。也正是随着社会变革的进行，他们才逐步完成了对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引进和改造，这同时也就变革了欧洲本身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欧洲也由此而发达。
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对于先进文明的追求，是各国、各民族所共同的，但对先进文明的学习和引入，又要通过各国、各民族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的斗争，即在社会变革中才能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社会变革，不仅不能学习外部的先进文明，而且连本民族的文明也会在保守中衰落。
在“东学西渐”的时候，中国这个创造了先进文明的大国，却因自身的保守正处于衰落之中。从郑和的既无军事又无经济目的的航行以后，中国的明清两代四五百的时间内，由巩固集权官僚制度而生的保守势力，严重抑制了社会的变革，文明基本上停滞不前。直到在社会变革中吸纳、改造从中国引入的文明和制度因素而发达了的欧洲列强，又反过来以武力侵略中国时，中国人才被动地意识到自己的衰落，并由一部分先进分子倡导变革，开始向西方学习，中国才从停滞中走向新的进步。这就是“西学东渐”的过程。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西学东渐”只是外因，内因还在中国社会的矛盾。如何发动中国社会内在的进步势力，变革与现代文明和文明主体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旧制度、旧文化，这看似简单明了的道理，实行起来却相当困难、相当复杂。旧制度、旧文化所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也正是为了保守这部分既得利益，他们坚决地反对变革，也不会容许“下等人”取得政治、经济权利。
从本套丛书所记述的“东学西渐”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西学东渐”是落后者向先进者学习，发展并创造文明的必要过程。虽然承认这一点有些让人难堪，但又是不能不承认的。而承认了这一点，并不是“全盘西化”，即不能把西方的一切都照搬过来，中国也不能“化”成欧洲、美国。但又不能因此而排斥西方先进的东西，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分析，从中找出与人类总体发展规律相统一的一般因素，加之改造和吸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根据中国实际的矛盾，形成变革的思路和策略，并由此而发动民众，对旧势力的保守进行斗争。
100多年的中国社会变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历史使命远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系统地探讨200年前欧洲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东学西渐”，是很有意义的。尤其重要的是，读这套丛书，可以增强我们变革和发展的信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学西渐》这套丛书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
转载于《光明日报》2000年4月13日《书评周刊》
东学西渐与“东化”
季羡林
最近，我的学生蔡德贵告诉我，青岛大学学报《东方论坛》准备开设一个新的栏目“东学西渐”，并转达该学报杂志社社长冯国荣教授的意见，请我写一篇文章，我很高兴。我觉得这个栏目开得好，开得适逢其时。
我一向特别重视文化交流的问题，既主张拿来主义，也主张送去主义。我认为，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
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问题是会贯彻始终的。
为了保持文化的时代性，自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现在，整个社会，不但中国，而且是全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垄断地位。这是事实，眼前哪一样东西不是西方文化？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说我们这穿的，从头顶到鞋，全是西方化了。这个西化不是坏事情。“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西化”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全盘西化”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办不到。
我们不能只讲西化，不讲“东化”。“东化”，报纸上没有这个词儿，是我发明的。我们知道，汉唐的时候，是“东化”的。因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当时在中国。在明末清初以前确实有过东学西渐。不能只重视“西学东渐”而忽视“东学西渐”。根据历史事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从蒙昧的远古起，几乎是从一有文化开始，中国文化中就有外来文化的成分。中国人向来强调“有容乃大”，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吸收。海纳百川，所以成就了中国文化之大。中外文化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
我们中国不但能够拿来，也能够送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中国人与有力焉。可惜的是，在一片西化之声洋洋乎盈耳之时，西方人大都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他们以“天之骄子”自居，在下意识之中，认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今后也将永远是这个样子。今天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对中国不了解，毫无所知，甚至个别人还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连鲁迅都不知道。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的好东西，那我们只好送去了。
鉴于此，我们组织了一套《东方文化集成》，计划出500多种，600多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现在还在继续编辑出版。我还和王宁主编了一套《东学西渐丛书》，199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总共7部，包括朱谦之先生早先写成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还有其他作者的新著：王宁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王兆春等的《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刘岩的《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史彤彪的《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孙津的《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丛书出版之后，有人发表评论，说这套丛书，可以增强我们变革和发展的信心，说这套丛书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16、17世纪以前的欧洲，在文明的发展中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距。而他们向中国文明的学习，与后来中国人接受欧洲文明的顺序是相似的，即先从科学技术开始，这不仅包括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冶金、纺织等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和兵法等。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学，进而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2000年刘登阁、周云芳著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看来，东学西渐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的世纪。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昌盛了几百年，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辉灿烂，远迈前古，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迟早也会消逝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的有些学者已经看出西方文化衰落的端倪，如德国施宾格勒在1917年开始写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也会没落。此书一出版，马上洛阳纸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受其影响，也反对西方中心论。他们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西方文化在今天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
西方文化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因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简而言之，我认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枝节。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两者的不同，十分明确。但是不能否认，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然而，从宏观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具体来说，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西方则是征服自然，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表面看来，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满足了他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久而久之，却产生了以上种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弊端。这是因为，大自然虽既非人格，亦非神格，却是能惩罚、善报复的，诸弊端就是报复与惩罚的结果。
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灭。全面一点的观点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可见分晓。所以结论是：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就可以称之为“东西文化互补论”。
2001年10月，76位中华文化研究者，其中也有我，发表了《中华文化复兴宣言》，肯定：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日本的高速发展，都吸收了中华文化思想的智慧。当前西方一些有远见之士都在尽力研究中华文化，并提出“西方的病，东方的药来医”，形成了“东学西渐”。这些都说明了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仍有无穷的价值！
转载于《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3日
博主补记：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东学西渐丛书”之一。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福州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生于世代业医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姑母抚养成人。民国初，入省立第一中学学习，熟读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祟拜论》等小册子，因而知名于乡里。17岁中学毕业，以全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朱谚之到京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学习，凡二年，又转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直至毕业。当时北京大学由蔡元培主持，学术气氛比较自由，朱谦之深受熏陶。他思想活跃，关心国家前途，勤奋学习．打下深厚功底。他听名师授课外，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以至当时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心馆内的杜科书籍会被朱谦之椟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说到：“我常常和一个北大学生，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朱在法预料的发表《周秦诸子学统述》《太极新图说》等。
本书根据旧稿加以重要的修订与补充，以求更与内容相符合，改为今名。篇章顺序照旧，惟资料方面大为增加，尤以在北京大学善本室得以接触原始资料。
本书提出许多新论题，当然须有极丰富的考证，除尽力应用原始资料之外，更参考现代欧洲及日本汉学家的研究资料。
本书所用参考资料，涉及各方面，有关于中外交通史的，关于来华耶稣会士的，关于17、18世纪哲学家著作的。
本书每编之末均附注释，对于难得或需要解释之资料，则偶录入西文，以资参考，但以英文为限；此一面为求征信，一面亦为读者进一步研究之便利。
本书系统地汇集了19世以前中国思想文化西传的有关资料和当时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十八世纪中欧文化接触以及中国哲学对耶稣会士、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征引的中外文献达数百种，并且注释详尽，内容广涉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文学各个方面，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朱谦之先生的教学研究工作十分广泛，涉及了历史、哲学、文化、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经济、宗教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种领域，有些领域在我国至今还属于开拓性的研究。因之他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本书便是朱谦之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可以算作他的最得意的著作，当然更是功夫下得最大的一部书稿了。为写作此书，他一共花了40年的时间。
目录
前论
第一章 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
一、文艺复兴之物质条件
（一）造纸
（二）印刷术
（三）火药
（四）罗盘针
二、文艺复兴期对于中国之认识
（一）教士
（二）商人
（三）外交使者
（四）游客
（五）工程师及其他
三、《马哥波罗游记》之影响
（一）地理上之大发现
（二）美的与物质的生活之愿望
（三）自由研究之精神
四、文艺复兴期之中国题材
（一）绘画
（二）文学
（三）科学
第二章 18世纪中、欧之文化接触
一、中、欧文化接触之三时期
（一）物质的接触时代
（二）美术的接触时代
（三）思想接触的时代
二、耶稣会
（一）耶稣会小史
（二）耶稣会士东渐始末
三、西学东渐之初期
（一）天文学
（二）数学
（三）地理学
（四）物理学
（五）气象学
（六）生物学
（七）生理学
（八）医药学
（九）语文学
（十）哲学
本论
第一章 耶稣会士对于宋儒理学之反响
一、礼仪问题与耶稣会士之态度
（一）所谓礼仪问题
（二）耶稣会士之态度
（三）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二、耶稣会士之孔教观
（一）孔子哲学的优越性
（二）孔教与基督教之一致说
（三）六经上帝与天即主宰说
三、反理学之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四、反理学在中国所生之影响
（一）正面的影响
（二）反面的影响
第二章 中国哲学与启明运动
一、所谓“理性时代”
（一）反宗教的哲学精神
（二）希腊呢？中国呢？
（三）宋儒理学传入欧洲的影响
二、启明运动之先驱——笛卡儿
（一）笛卡儿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
（二）笛卡儿学派的中国哲学观
（三）麦尔伯兰基论“理”与“神”之异同
三、莱布尼茨与宋儒理学之关系
（一）莱布尼茨之中国文化观
（二）莱布尼茨之宋儒理气观
（三）莱布尼茨之影响——沃尔弗
第三章 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
一、哲学与大革命
（一）大革命的历史观
（二）在哲学旗帜下之革命家
（三）大革命之哲学基础
二、百科全书派与中国思想的关系
（一）所谓“百科全书派”
（二）百科全书派与中国思想的接触
（三）百科全书派之中国文化观
三、重农学派
（一）重农学派之中国思想影响
（二）欧洲的孔子——魁奈
（三）杜阁
（四）余论
第四章 中国哲学与德国革命
一、德国古典哲学之革命的性质
（一）哲学革命的意义
（二）哲学革命与政治革命
（三）中国思想对于德国文学的影响
二、古典哲学与中国文化
（一）古典哲学之代表人物
（二）黑格尔之中国论
三、叔本华之中国文化观
（一）《自然之意志》中所见之中国文化
（二）儒、释、道三教评
（三）叔本华所受朱子哲学的影响
简单的结论
跋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王宁、钱林森、马树德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东学西渐丛书”之一。
前言
20世纪已匆匆离我们而去，但它所探讨研究过的不少问题却还久久留在我们脑间。像季羡林教授所说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不但研究“拿来”西方文化、还要研究“送去”中国文化，都需要学贯中西、通博古今，既要算是学术研究中“难啃的骨头”之一，又要看作“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国际主义义务”。新近出版的由季羡林教授主编、并由王宁、钱林森、马树德三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一书，就是一本专门研究“中学西渐”的简明著作。
该书并不沉湎于“忆古”，而是面对“全球化”多元文化碰撞的现实，将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这一重提的历史，置于当今国际学坛的理论热点背景上，既辨析了西方“中心”与东方“边缘”“东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二元对立”认识模式的错讹，又梳理了“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寻求“21世纪文化发展的新格局”的正确认识与态度——“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之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
为此，该书分别追述了四百多年来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受益中国文化并得以发展的史实及其意义。以史论识地指出，无论是17、18世纪风行“中国热”的英法两国，还是充满了连绵不断“中国情结”的德国；也无论是欧洲启蒙大师伏尔泰、“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异乎寻常兴趣”的拿破仑、后来的马拉美和现代的象征诗派，还是“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茨、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歌德与席勒、乃至20世纪最负盛名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等，都接受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从而发展成如今居“世界文化的中心”的欧洲文明。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的习惯看法，在当今西方学界仍然“不时地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表现出来”，以致出现了包括源起“拿破仑时代”、并续至当今亨廷顿之流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文明早就衰落”论等，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仍然“仅仅将中国文化当作一个远离文明中心的‘他者’来研究考察”。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就在：“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之思维模式”。
与此同时，又从学理上具体辨析与评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其中既有“误读”与“误解”，但也不乏旁观者的清醒评述。他们在看到中国文化的“智慧”“理性”“自然”“友谊”“人道主义”等“伟大”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文化肌体”中的“自负”“闭塞”“迷信”等“病症”要害。诚如马克思曾评说过的：“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因此，他们“出于客观的角度”所提出的批评，“往往是居于局内的中国人自己所视而不见的”。他们对上自四书五经，下至鲁迅老舍和当代作家作品的各种“洞见”，如对中国封建君权说的否定评说，“即把天的一切权威都赋予既不是永生的，又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会犯错误的这样一位尘世的统治者”；或对《聊斋》《金瓶梅》等名著的肯定理由，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民族寓言”，是“反映了整个阶级社会中被压抑的个性。色情风是朝腐朽方向发展的社会所采取的宽容政策的必然结果”都从正反两方面，“有助于克服我们自身的弱点”，去发现“尚未发见的新的文化内涵”并“作出应有的科学评价”。
凡此都告诉我们，无论是“拿来”还是“送去”，双方都“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和广阔的胸襟”，并“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唯此，在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与认识上，“我们的送出将和汉学家的拿来共同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做出贡献”。这样的见解，不仅对中西文化学术交往，就是对当今国际学坛纷纷扬扬的“全球主义”和“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论争，也应当说是一贴“世界共此凉热”的清醒剂。
当然，在总共不过200来页的小书中，想要全面梳理和详尽论述中国文化对欧洲长达四百多年的影响，实是不易之举。因此，书中存在资料掌握和理据论证尚欠到家等“急就篇”瑕疵，也在情理之中。
如16、17世纪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译著及其变异与意义，应作挖掘和探索；而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他既是第一个将彭湃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翻译介绍给欧洲，又是在长征后就最早著文称毛泽东是“东方救星”的第一人，他还是在中国发生“文革”时就痛惜指出这是“浩劫”的第一个批评家，对类似的学者及其思想也当探讨深究等等。然而，该书的这些瑕疵与不足，就如同它的新意与贡献及其论述主旨一样，在西学东渐并“西风”猛吹的全球化今天，对清醒的探讨“西方中心”和“东方边缘”、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认识模式等问题，以及锲而不舍的进行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的。
目录
绪论 形象的演变：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意义批判
西方的东方学和汉学分析批判
文化相对主义重构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第一章 东学西渐的开始：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第一节 欧洲人对中国的发现
第二节 17、18世纪的中英文化关系
第三节 中国文学和文化在20世纪的英国
第二章 中国文化对法国的影响
第一节 法国汉学的发端与中国文化西渐的开始
第二节 汉学和中国文学传播的进一步拓展
第三节 法国汉不宾昌盛与中法文学交流的深化
第四节 法国汉学由衰微到复苏的历史演变
第三章 中国文学对法国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的影响
第二节 中国古典戏剧在法国的影响
第三节 中国古典小说在法国的影响
第四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影响
第五节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法国
第四章 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
第一节 中德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 留学业德国的中国文化精英
第三节 汉学和中国文学研究在德国
第五章 中国对德国的影响
第一节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第二节 德国文学家的中国情结
第六章 中国在其他国家的传播与影响
第一节 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荷兰的影响
第二节 中国文化在北欧的影响
结语 汉学的重建与世界文明新秩序
主参考书目
后记
《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王兆春、潘嘉玢、庹平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东学西渐丛书”之一。
前言
去年底，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来京时，告知他们正在组织国内外学者，编写一套“东学西渐”的学术研究丛书，借以反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向西方传播的历史概貌，其中有一部是关于中国军事科学西传及其产生巨大影响的课题，有意嘱托我们承担这一任务。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在过去虽然也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写过一些文章，但是要将这些内容作为一个专题，写成一部系统的学术著作，却又非易事。然而这一套丛书是一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反映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系统工程。近些年来，在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大潮中，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研究，已经取得蔚为可观的成就，其成果也为，世人所熟知。但是对于“东学西渐”，即对中华民族优秀科技文化西传这一课题的研究，涉及尚少，显得十分薄弱。这种薄弱并非是无从写起和“无可奉告”，而是缺乏卓有成效的组织，缺乏细心的发掘、广泛的搜集、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我们便鼓足勇气，承担这一虽说艰巨却又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战争频繁，兵学昌盛，在军事技术上有众多的发明创造，在军事理论上也有博大精深的建树，它们不但对中国军事科学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传入西方后，对西方国家军事科学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想全面反映中华民族优秀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十分困难的。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选择对世界军事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响最大的三项杰出成就，分三章作重点的论述。即：王兆春撰写的第一章、潘嘉玢撰写的第二章、庹平撰写的第三章。作为撰写人，我们虽然已作了较大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研究不够，很难述得全面，论得恰当，挂一漏万和不当之处也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目录
第一章 火药与火器的西传及其历史影响
第一节 火药的发明
第二节 初级火器的创制与发展
第三节 蒙古（元）军使用初级火器进行对外战争
第四节 中国火器技术向阿拉伯的传播
第五节 中国火器技术向欧洲的传播
第六节 中国火器技术向日本的传播
……
第二章 中国古典兵学的西传及其历史影响
第一节 《孙子兵法》的作者和版本
第二节 《孙子兵法》传入东瀛
第三节 《孙子兵法》的西文译本
第四节 《孙子兵法》与西文的“战略研究”
第五节 对“诡道”和“先知”理论的认识
第六节 西方文学家评《孙子兵法》
第七节 孙子思想与斗争哲学、中国行为学
第八节 《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
第九节 美国出版《武经七书》英译本
……
第三章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西传及其影响
第一节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西传
第三节 毛泽东军事思想对西文的影响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韩琦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东学西渐丛书”之一。
韩琦：1963年12月11日生于辽宁沈阳。祖籍：浙江嵊县
1981年，毕业于浙江杭州第四中学
1985年，毕业于浙江丝绸工学院机电系，工学学士
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合肥），理学硕士
导师：杜石然、张秉伦。论文题目：对数在中国
199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理学博士。
导师：杜石然。论文题目《康熙时代传入的西方数学及其对中国数学的影响》
1994年评为副研究员，1999年被评为研究员，曾任中国近现代与世界科学史研究室主任，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andMedicine）副主席（1999—2002年）；中国数学史学会理事；中国18世纪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史料》编委、《法国汉学》编委。1999—2000年度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 AdvancedStudy）研究员（member）。曾应邀访问美、日、法、英、徳、葡、意大利等国。发表学术论文（中、英、法、日文）四十余篇。1998年获首届“立青中国科学史青年学者杰出论文”，1999年获首届“大象优秀科技史论文奖”一等奖。1999—200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天文学在欧洲”项目支持。
国际学术研究、访问
1）1992年10月—1993年7月，受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Science，JSPS）赞助，在日本关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明清之际中西科学交流。
2）1993年10月，德国柏林工业大学（Berlin Technische Universitaet ）访问学者。
3）1995年3月至6月，英国伦敦大学（The Warburg Institute）SaxlFellowship访问学者，主要研究17、18世纪中英科学交流，特别是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的科学关系。
4）1995年7月至12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Scientifique）访问学者，主要从事17、18世纪中法科学交流史的研究。
5）1996年5月至7月，1996年12月13日至1997年1月10日，法国人文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l’Homme）访问教授，在巴黎从事17、18世纪中、法科学交流之研究。
6）1998年5月1日至9月12日，法国人文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l'Homme）访问教授，从事17、18世纪中、法科学交流之研究。
7）1999年7—8月，法国国立教育学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Pédagogique）访问教授，研究17、18世纪耶稣会士的科学教育。
8）2000年1月3日—5月28日，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Study）研究员（member）。
9）2000年6月—10月2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Recherches en épistémologie et en histoiredes sciences et des institutionsscientifiques，REHSEIS，CNRS）访问学者。
10）2001年1月—6月，香港大学Croucher Fellowship。
11）2002年1月—4月，德国Erlangen-Nurnberg大学访问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史（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印刷史、科学社会史），中外科技关系史
语 言
精通英语、流利阅读日语、法语专业文献；粗通德语、拉丁语
获奖论文
1）1998年获首届“立青中国科学史青年学者杰出论文奖”：“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清华学报》（台湾），新26卷第4期，1996年12月，页421—445。
2）1999年获首届“大象优秀科技史论文奖”一等奖：“《数理格致》的发现——兼论19世纪以前牛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2期，页78—85。
专著
1.《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2.《中国活字印刷史》（与张秀民合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第一篇：数学史部分），董光璧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页87—127。
4.《明清天文学史》（崔振华主编，合著），河北科技出版社，出版中。
5.《中国科学技术史大系》《中国天文学史》卷（陈美东主编，合著），科学出版社，出版中。
本书旨在探讨1582至1793年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在欧洲近代科学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从天文学、植物学、医学和技术的传播诸方面加以论述，并着重讨论18世纪中国科学在法国的传播；另一方面分析栎人对中国科学的看法及其演变。
本书依据了大量原始资料，除欧洲所藏的手稿、档案外，引用的文献主要有：1.来华耶稣会士的通信和著作。多根据笔者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或是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或是耶稣会士自己的研究。2.西方人著作、刊物中有关中国的记述，包括一些欧洲学者的研究著作。在综合中西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考察，即内史与外史相结合，既研究科学的历史发展，又阐述科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关系，把具体问题放到时代背景中去说明。
坦率地说，这部著作在许多方面还不够全面，论述还不够充分。在短短的时间内写出一部通史是不可能的，考量之下，只好把重点放在17、18世纪。就19世纪而言，因时间所限，只得付之阙如。但希望从17、18世纪来审视中国科学技术在欧洲的传播，此书或可提供重要的参考。
前言
本书披露了许多新史料，并澄清了不少模糊的说法，这里仅举几例：1687年，法国国王派出的白晋等“国王数学家”到达中国，学术界对这批传教士已有不少研究，但从未谈到过一部题为《柔远特典》的中文文献。《西传》的作者在巴黎找到这部文献，里面收录了中国官员关于接待这批法国传教士的奏章，从而使我们更加真切地了解历史的细节。
18世纪欧洲医学的一个难题是性病的治疗，欧洲医生曾委托巴多明等来华传教士打听中国的性病医疗方法。韩琦则通过查阅原始文献，发现巴多明寄回欧洲的药方主要采自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传教士将中国治疗性病的知识介绍到欧洲后，为欧洲医学界所接受，这主要反映在法国国王的御医阿斯特吕克所撰的《性病论》中。韩琦通过对照不同文种、不同版本的《性病论》，说明了中国文化对欧洲医学的影响：在1736年出版的《性病论》第一版中，并没有关于中医的性病知识；在过了四年后新版的《性病论》中，加入了中医治疗性病的内容。
人们在研究17、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时，大多集中在欧洲大陆，对英国很少涉及。《西传》的作者查阅了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中保存的自1661年起至18世纪70年代为止的有关档案，发现英国皇家学会与来华耶稣会士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华耶稣会士曾将大量的天文记录、书籍、植物种子等从中国寄给英国皇家学会。此外，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还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容，例如清代重臣年希尧经常出入教堂，对基督教教义十分熟悉。韩琦还详细查阅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刊《哲学汇刊》，发现自1666年到1774年，上面共有关于中国的文章等共计34篇，内容包括中国的史地、天文资料等，这些文章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科学对英国的影响。
17世纪，也有一些中国人到过欧洲，其中之一就是南京人沈福宗。
但人们对此人所知甚少。我国学者方豪曾研究过沈福宗，并说沈福宗到过英国牛津大学，会晤了东方学家Hyde（海德）。但方豪同时又深感资料之缺乏，他说：“对于这样一位三百年前远赴欧洲求学的青年，我们似应多征求他的资料，加以表扬，读者中如有能供给文献的，我们将万分感激。”韩琦在大英图书馆中找到了海德与沈福宗之间书信往来和谈话记录的原件，从而弥补了一项重要的学术空缺。
从本世纪前期开始，李约瑟博士对古代中国科学为什么会停滞不前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索。《西传》则告诉我们，早在18世纪前期，法国科学家德梅朗、巴多明等人就已经在讨论这类问题了。巴多明认为，阻碍中国科学进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科学家得不到重视，另一个是缺乏国外的竞争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竞争。《西传》关于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看法的内容，为我们揭示了“李约瑟问题”的源流。
就篇幅而言，《西传》只有18万字，并不起眼。但是，评判一本学术著作的标准，并不在于字数的多少，而是要看它在内容上有多少创新之处。对于历史学来说，所谓的创新，首先是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当学术泡沫在四处炫耀的时候，当学识的浅薄被灰涩的语言掩饰起来的时候，当学术界还在躁动的时候，读一读像《西传》这样一本不厚的著作，人们会感到学术研究的艰巨性与严肃性。
目录
第一章 欧洲科学界与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调查
第一节 16、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的记述
一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志》对中国科学的介绍
二 《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中国科学的看法
第二节 法国皇家科学院与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
一 法国的异域科学考察计划
二 国王数学家来华
三 皇家科学院的计划
四 中国科学院：皇家科学院的附属机构
第三节 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论著
一 《耶稣会士书信集》和杜赫德《中华帝国通志》
二 《中国论丛》对中国科学技术的介绍
三 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和戈罗西的《论中国》
第四节 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科学交流
一 波义耳、海德和沈福宗：英国科学家与中国科学
二 皇家学会所藏在华耶稣会士的科学档案
三 《哲学汇刊》中所刊载的有关中国的文章
第五节 莱布尼兹和白晋：《易经》和二进制
第二章 17、18世纪中国天文学在欧洲
第一节 历史纪年和欧洲人对中国天文学的兴趣
第二节 欧洲人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开端
第三节 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及其贡献
一 生平和著作
二 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背景
三 对黄赤交角变化的看法
第四节 法国学者对天象记录的收集和利用
一 德利勒与中国天文学史手稿之收集
二 潘格雷对中国古代彗星观测记录的利用
第五节 伏乐泰、巴伊对中国天文学的看法
第三章 中国植物、医学在欧洲的传播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中国植物的考察
一 中国植物在欧洲的引进
……
第四章 中国传统工艺技术在欧洲的传播
第五章 17、18世纪欧洲人中国科学观之演变
附录
《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刘岩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东学西渐丛书”之一。
目录
第一章 概说
第二章 中国文化对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的影响
一、爱默生与孔子
二、梭罗与儒家思想
第三章 中国文化对现代美国文学的影响
一、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
二、庞德和他的《中国诗章》
三、《松花笺》与洛厄尔的汉风诗
四、艾略特的诗作及诗歌理论中的中国影响
五、威廉斯、史蒂文斯和林赛诗中的中国主题
六、奥尼尔与中国
第四章 中国文化对当代美国文学的影响
一、雷克斯罗思的杜甫情结
二、斯奈德、寒山诗与禅宗诗
三、金斯堡与中国
四、布莱、赖特与深层意象诗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史彤彪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东学西渐丛书”之一。
史彤彪，1962年生，山东昌邑人。1981年至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法律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法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律史和比较法律文化。著有：《威严与尊严——中西法律文化宏观比较》《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宪政理论与实践》。
目录
第一章 中国法律文化对英国的影响
第一节 坦普尔爵士与孔子学说
第二节 中国故事与英国的政党斗争
第三节 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从中国士大夫的角度看英国的政治法制度
第四节 亚当·斯密：用经济的眼光看待中国长期停滞的原因
一 停滞于农业和农业的停滞
二 对工业和商业的轻视
三 中国的法律制度已到了极限
第二章 中国法律文化对法国的影响
第一节 孟德斯鸠：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批判与提取
一 对中国知识的获得
二 对中国专制主义法律文化的批评
三 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提取
第二节 崇尚中国典章制度的魁奈
一 欧洲的孔子
二 魁奈及其门徒推崇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原因
三 《中国的专制制度》
四 重农学派的自然秩邓思想与中国古代自然法学说的联系
五 魁奈的理想：中国的开明专制制度
六 土地单一税理论与中国古代税法思想及其制度的关系
七 财产所有权观念与中国对财产所有权的特殊保护
第三节 伏尔泰：宣扬中国德治主义法律文化的最著名代表
一 在东方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道德世界
二 中国道德与政治、法律相结合，成了公正与仁爱的典范
第三章 中国法律文化对德国的影响
第一节 莱布尼茨：认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之第一人
一 为何倾心于儒教
二 对儒教政治与道德的赞美
三 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具有互补作用
第二节 沃尔弗：孔子的殉道者
一 沃尔弗的道德政治论与儒教的关系
二 一切道德政治，都不能与中国人的原则相比拟
第三节 赫尔德：在一切领域反中国癖
一 历史哲学中的东方文化
二 中国没有大发展的原因——缺乏个性自由
三 中国人的立法与道德是人类理智幼稚的尝试
……
第四章 中国法律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第五章 中国法律文化对美国的影响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孙津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东学西渐丛书”之一。
孙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从事美术创作及哲学和美学研究，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黄药眠、童庆炳。近20年来的教学科研领域主要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特别关注比较现代化和中国农民问题。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
政治学、社会学类包括：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201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编
《社会政治引论——政治的社会联结》，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比较社会学引论》，2004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2004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为人民服务》（与宋强合著）2003年，经济日报出版社
《赢得国家形象》，2002年，河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新中国外交启示录》，199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转型的中国》，1994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哲学、美学类包括：
《绵延与断层――中国波普》（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年）
《美术批评学》（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4/2000/2011年）
《基督教与美学》（重庆人民，1990/1997年）
《在哲学的极限处》（作家出版社，1988年）
《西方文艺理论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杂文集：
《充实的惆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影响与比较
一、为什么要搞现代化
二、自发与外力
三、比较的意义
四、社会发展与价值取向
五、基本问题
第二章 格局与选择
一、“亚细亚方式”与中国
二、中国的封建社会
三、欧洲的封建社会
四、“卡夫丁峡谷”
第三章 冷战与缓和
一、两件大事
二、三种形式
三、悄悄的转变
四、冷而不战的“中国威胁论”
第四章 计划与市场
一、从计划到市场
二、政治与经济
三、混合经济
四、道德取向
第五章 参与接纳
一、从自力更生到对外开放
二、国际统一战线的变化
三、接轨的矛盾
四、协议内外
第六章 政治与社会
一、政治文化
二、社会的有效性
三、知识他子
四、政治改革
第七章 文化与文明
一、文化与传统
二、现代化与西化
三、文明冲突
四、中国特色
第八章 发展与秩序
一、中国的发展
二、国际新秩序
三、力量评估
四、人口与资源
主要参考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