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末代皇帝溥仪 百家讲坛末代皇帝溥仪

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关于他的一生经历,曾经被拍摄为多部电影被广为流传,并著有《我的前半生》等自传书,在世界范围影响颇深。他的人生故事究竟给后人带来怎样的启发,本文将引领大家还原这段历史。

1.解读末代皇帝溥仪(上)

(一)溥仪的出生

溥仪生于1906年,是光绪皇帝之侄,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的家比较特殊,因为他父亲和爷爷都不是皇帝,只有追溯到他的太爷爷才是皇帝,即道光皇帝的后代,虽然有血缘关系,但毕竟年代久远,算不上正统的皇室。慈禧之所以选中溥仪继承皇帝,其中原因当然有光绪皇帝没有后代的原因,另外在子嗣里虽然也有人选,但最主要原因是慈禧考虑她自身的政治因素考虑。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同父异母的弟弟。另外,慈禧指定了载沣与荣禄的女儿(溥仪的生母)成亲,她媳妇飞扬跋扈,十分厉害。载沣性格比较忠厚,一直忍气吞声,这也是慈禧安排荣禄的女儿作为内应的原因。1906年2月,溥仪出生了,那一年慈禧已经72岁了。慈禧培养载沣作为未来的辅政,因为载沣有三个优势:其一,各种势力的交汇处,由于他性格乖巧很容易给人好感;其二,实心人物的代表;其三,很好学,学识也不错,满语也很流利。所以溥仪如果将来当了皇帝,载沣作为辅政王将是皇权交接的最合适安排人选。

(二)两宫驾崩

溥仪的执政命运与光绪皇帝有点类似,都是在慈禧政权安排下的傀儡皇帝。光绪34年夏日的一天,74岁的慈禧生了一场病(腹泻),病愈后她回首自己主持中国朝政48年的历史,想到这时老泪纵横,大清朝皇位要确定接班人了。这时立溥仪为帝取代光绪帝,取代的前提必须是光绪帝的死亡,当时光绪皇帝尽管身体有病,但毕竟壮年才38岁,但如果不确定自己身体恐怕也熬不到头了,不安排好自己后事今后将以何种面目去见先皇(慈禧是咸丰皇帝的配偶)和列祖列宗。回想光绪皇帝当年的进宫时候也才四岁,是自己一手安排的(光绪是慈禧的侄儿子,即妹妹的儿子),那时慈禧开始垂帘听政,才有了今天的统治局面。之所以现在要坚决更换掉光绪皇帝,是缘于宫廷内部的一场事变。19世纪末光绪帝策动了一场变法运动,即:“维新变动”,结果逮抓了光绪帝(从此被关押深宫),杀了主张维新的改革派。根据史料记载,维新派发动政变的是掌握兵权的袁世凯,但由于倒戈和出卖致使“戊戌六君子”被杀,之所以没有直接审查此案,还是慈禧顾及自己妹妹儿子的皇帝面子。

为了确定皇位,慈禧找来了张之洞(二朝老臣),说明了立溥仪为帝的想法。随后,醇亲王载沣被立为“摄政王”,立溥仪为“储皇”。1908年11月14日,溥仪入宫之前光绪帝就已经驾崩,时年38岁,关于他的死亡原因,后世众说纷纭,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才真相大白:2008年研究家公布检查的结果令世界震惊,光绪皇帝是摄入大量的剧毒即砒霜才导致死亡,是被慈禧安排人在他的饭菜里下的毒给毒死......

在光绪皇帝驾崩前宣布溥仪继承为“嗣皇帝”,慈禧多年的政治对手也没有了,一阵凄凉,光绪一走,慈禧也顿时泄气了,她身体终于垮了,于11月22日慈禧也走了,享年74岁。

(三)载沣的摄政

1908年12月12日,清朝第十位君主爱新觉罗-溥仪即位成了一国之君,始称为“宣统皇帝”。其父亲载沣为摄政王代为把持朝政,成为最高统治者。载沣(1883年-1908)当时也才25岁。

论领导能力和经验都不足,对当时的中国清政府来说身处于内忧外患,朝野状况用四个字来形容“焦头烂额”一点也不为过,一片混乱的政治局面。因此载沣要管理好国家,确实是杯水车薪难以入敷,他确实也想有所建树。但是在朝野上要资格没资格,要经验没经验。举个例子:恭亲王弈忻的后人传到孙子溥伟手上,他当时听说慈禧要立载沣为摄政王,很是不悦。要找载沣讨个说法,载沣虽然比他小三岁,但毕竟是他的堂叔,他不好直接去找。于是他想到了他的姑姑。溥伟的姑姑是荣寿公主,原因是弈忻的闺女被过继给了慈禧做女儿。因夫婿去世得早,所以一直陪伴在慈禧的身边,谓为心腹。在年龄上他比载沣大了将近30岁,载沣在家族里排行才第5,荣寿公主找到载沣将他臭骂了一顿,因载沣性格比较软弱,半天才回过神来才弄清她的来意,也不好发作,受了冤枉气不说,荣寿公主还表明她是出于公道立场才站出来说话的。这里还有个人物,是隆裕太后,她也是光绪的皇后,光绪死后被立为太后,她是慈禧侄女。在载沣当了摄政王之后,有大臣建议载沣夫妇干脆搬进紫禁城来住。隆裕太后,是个没主见的人在别人的挑拨下,也来找载沣麻烦,载沣哭笑不得只好解释,献媚说后宫是太后的天下,我那敢住进来啊。这时内务大臣来报告说:溥伟在内务府大闹,咋办?载沣说:这还了得。赶忙赶往内务府,到了才发现溥伟居然拎着弈忻当年爷爷皇帝御赐的王刀,见此情形载沣居然无力招架.....载沣将担负起这样的重担,而身边竟然也无朋党,最让载沣忧心忡忡的是王朝的命运,危机四伏,该如何下手。当时的清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被人民唾弃:腐败,卖国。人民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清王朝不能与时俱进,反而更加腐败,卖国。就算载沣能力再强,也很难回天,何况他是这样懦弱的人。

(四)弈诓--晚清第一贪

弈诓是谁?晚清的第一贪官,庆亲王永麟的后人。他发迹的渠道主要靠2种:一是借着名号给慈禧送钱,二他在主管全国经济后,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敛财。他还有一个捞钱的渠道是“卖官”,以前别人卖的虚衔,他卖的则是实职权位。弈诓总理事务衙门多年,光绪27年,弈诓跟国际帝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一丧权辱国耻辱条约。后向慈禧汇报自己的战果,慈禧居然大喜“八国联军”不再追究义和团闹事,对他大加欣赏。弈诓是一个细大不捐的人,收门包,收小费。这样闹居然没人揭发吗?答案有,御史曾向慈禧汇报揭露过弈诓贪污一事,大清国的查办大史,居然半天也未查出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这句谚语,真实再现了当时朝政的状态。腐败统治,天怒人怨,已无人能救。载沣虽然是个性偏软,但是头脑清醒,自己首先要站稳脚根。他发布了御告和谕旨,从法律上明确了监国摄政王的礼节和明确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时溥伟不敢在闹了。载沣以溥仪的口气还提出了“为民造福”的口号,下令地方百官要清廉,实事求是地说,载沣的这些举措虽然可以,但也不能改变清朝的这一状况。在对待弈诓的问题上,他不敢动,其原因官场腐败习气已经积深很久,是一蠹虫无法拔除。在这个时期皇族中弈诓是“弈”字辈分最高的人,已年过7旬。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载沣苦思冥想决定找一个人来作为打击的对象,这个人就是袁世凯,拿他开刀。

(五)袁世凯的罢免

袁世凯,晚清政坛后起之秀。他跟“戊戌六君子”曾称兄道弟,但最后出卖了朋友。当时袁世凯靠着年年用钱笼络弈诓,已成为军机大臣和外务大臣。袁世凯,河南人,1859年生,曾经几次参加乡试屡试不中,1879年他再次落第,他心灰意冷打算用花银子买官,结果买了个中书阁中书。1881年无奈下,他投奔淮军当了一个文案,这成为了他的发迹点。不久,“中朝外务”他的才能得以发挥,进入了李鸿章的视野,破例提拔他为“北洋军”的统领。1898年,鉴于国家形势危急,光绪帝发起了“戊戌变法”,这是一项政治改革运动,即:提倡西方的变革,采用西方的文化和管理模式。在变法前期,袁世凯老谋深算,与变法君子康有为等称兄道弟,打得非常火热。据史学家杨天石考证:“〈戊戌变法政变记〉和〈戊戌变法手记〉都不可信,但袁世凯自传〈戊戌日记〉可信度非常高。袁世凯是可耻的告密者,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软禁了光绪帝,缉抓了“谭嗣同”等六人,变法宣告失败。据查史料考证袁世凯当时是向荣禄告的密,也等同于直接告密,变法的失败,他难辞其咎。之后,袁世凯凭借着政治的手腕步步高升。民间相传: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长达十年之久,在临死前向载沣强调一定要杀死袁世凯替他报仇,这一说法并无依据,实不可信。原因是载沣比光绪皇帝小了十三岁,他入朝之前没有与光绪帝见面的机会。另载沣入朝后,光绪皇帝已经被迫害杀死,根本没有双方见面的机会。其实,建议杀袁世凯的人也有不少,包括流亡在外的康有为,曾多次上书给载沣,请求诛杀袁世凯。当然,还有2层原因对袁世凯不利:社会舆论强烈谴责要求清算袁世凯的需求;朝野统治者出于对政治的需求。袁世凯掌握了北方军的北洋军阀,他与荣禄,弈诓组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要清算谈何容易。溥伟向载沣建议干脆召袁世凯上朝,手刃此贼,言及此情绪十分激动。接着,载沣召集了军机大臣,商议怎么除掉袁世凯,这是走的一步臭棋。弈诓当时一听顿结,兔死狐悲。载沣这时只能指望已年过7旬的张之洞,张之洞虽然也瞧不起袁世凯,但是毕竟跟他没有什么过节和仇恨。张之洞说:“杀袁世凯不难,但北洋军阀如果造反怎么办?”经过协商最后双方妥协,不杀袁世凯实行撤职罢免。1910年1月发布了《罢黜袁世凯的职位的公告》,条约中对袁世凯私自跑回天津,朝廷也没给予追究,罢职的原因只是身体不好回家养病。在临走的时候,弈诓还送了袁世凯一个电台,无疑这次清洗未能彻底清除袁世凯的权利,造成了大清王朝的严重后果,让袁世凯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不久,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

(六)六岁退位

1904年俄国要求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这激发了慈禧的欲望,于是指派宪政大臣去俄罗斯考察。回来后,宪政大臣为讨好向慈禧谎报告了考察的结果,“君主立宪制”是理想中的“皇位永固”,听后慈禧大悦。但其实她并清楚如果实行该制度,就等于是皇帝放弃了中央集权,是事实上空架子的皇帝。慈禧决定推行“预备仿行立宪”,由于种种原因被推迟。载沣主政后继续推行“预备仿行立宪”,但是载沣实行的是集权的方式,他改革的溥仪皇帝是陆海军大元帅,载涛是陆海军总将领,那时载涛也不过26岁。朝廷内部立宪派看来是想把皇帝的权利抢过来,这时民主革命的思想也此起彼伏。为笼络权臣,载沣不得不将弈诓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1911年,在弈诓和其他内阁大臣的强烈建议和要求下,载沣迫与无奈不得不重新启用袁世凯。但这时袁世凯虽没在野,但实际上没在朝廷的这一年多,他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利,私下还与旧部和其他军阀来往甚秘包括弈诓,荣禄等朝廷重臣,特别是因为他有了电台,就算不出门也能很方便的联系和传达信息。因此,重新恢复往日的权利,只是名义上的头衔而已。袁世凯故意推脱声称:“自己年老有病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恐辜负浩瀚皇恩。”实则是与载沣讨价还价,这点让载沣十分窝火且哭笑不得,在群臣的力挺之下,无赖只能拱手将权利交还给了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这一下有了本钱,自己大权独揽,他在很段的时间之内,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嫡系内阁臣员。他笼络隆裕太后软硬兼施,强迫其下懿旨,将载沣摄政王撤职。这时的清政府已经气数已尽,各地义军此起彼伏,外国豪强又虎视眈眈,内忧外患。袁世凯电传中华民国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巴结他邀请其回国主持政事。客观地说,袁世凯是一个把利益看得比情义还重的小人,如果不是他八面玲珑的为官之道和自己的狼子野心,政局也不会变化如此之快。另一方面,孙中山也很快回国成立了中华民国同盟会。在南京方面,由于势力的影响,袁世凯顺理成章被推选为民国总统。

1912年1月16日,当时溥仪的功课也被停了。6岁的娃儿什么都不懂,成天跟一群太监玩木偶戏。袁世凯求见,在见面会上,建议隆裕太后接受皇帝退位。隆裕太后是个没有主见之人,甚至比载沣更无能,但是这是涉及到皇权的问题,她唯唯诺诺不敢支声。会上,弈诓发言了:“赞成退位”。溥伟等直系皇亲大臣当时就火了,冲上前去要杀弈诓,第一次见面会闹得十分尴尬的局面收场。几天之后,会议重新召开。没一个人愿意退位,也没人敢说不愿意退位,心里矛盾但是又怕说错话上断头台。载沣也被请来,但是他的态度是不吱声。作为晚清王朝的臣子们,就算以前有矛盾有冲突,在这一点上都是不愿意退位的。袁世凯祭出了杀手锏,他要段祺瑞发了一封通电。这封通电直指皇室,如果不退位,就诛杀皇族。在这种情形的逼迫下,隆裕太后为求自保,终于同意盖章。1912年2月12日,由中华民国推出的〈皇室优待政策〉正式颁布,同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宣告成立。溥仪6岁退位,这宣告了清王朝皇权统治时代的结束。

(七)隆裕太后

6岁的溥仪还没弄清楚皇帝是干什么的,就被逼退位。虽然保全了皇帝的称号,但是皇权统治的时代实际上已宣告结束。溥仪仍然可以住在紫禁城内,但紫禁城外已是另一番景象。

退位不久,溥仪名义上的母亲隆裕太后就死了。关于她的历史,很少有人知晓。查阅史料,回顾隆裕太后的一生其坎坷遭遇也是令人同情的。隆裕21岁的时候嫁给了比自己小三岁的光绪作皇后,但是婚后一直不幸福,甚至用“悲惨”2个字来形容。原来,慈禧因为不是皇后出身,她是从贵妃直接升为太后的,娘家不能享受皇亲国戚的待遇,这是她一生的憾事。为弥补这一遗憾,慈禧让侄女隆裕嫁给光绪皇帝,也是为了抬高娘家人的地位,但这一“举动”害了两个年轻人的终身痛苦,也间接影响了帝国的命运。光绪帝不喜欢隆裕皇后,从不跟她亲近。在入宫之初,偶尔还搞一些恶作剧来作弄她,如找一些死狗死猫放进她寝室来吓她。后来就干脆不理她了。再后来,皇帝于太后闹矛盾,隆裕又成为双方的出气筒。作为一个女人得不到丈夫和婆婆的关心,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关押在瀛台,情绪低落对她非打即骂。夫妻间关系虽然有过一段和谐时光,但是始终不够融洽,她的遭遇令人同情,但是她的野心也有。尤其是慈禧走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二十年陪伴慈禧耳濡目染,自然也想效仿。这时,载沣主政,她时不时出现对载沣指手画脚。但是隆裕一没才干,二没见识,三没手段,只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只会运用小家子气的办法。偶尔用几次还行,时间长了久用就不灵了,所以懦弱的载沣也不怕她了。不过,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隆裕终于找到了机会,她撤掉了载沣的监国摄政王的头衔,这件事既有来自袁世凯的压力,心力交瘁的载沣也突然提出了辞职不干了。但对于变更国家体制,重大人事变动,隆裕未跟任何人商量,立即拍板同意,将载沣一摁到底,她天真的以为自己垂帘听政的机会来了。载沣的退出,令袁世凯更无顾忌了,而隆裕太后自己面临着无法应对的局面,直到自己亲自签发《退位诏书》,宣告了大清的亡国。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犯的严重错误,自感对上愧对列祖列宗,对下愧对幼小的溥仪,真是万箭穿心的痛苦,从此以泪洗面。

民国建立后,隆裕拎着溥仪过起了关门帝王的生活。但即使在宫中,她也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困境。以载沣为首的近支亲贵,恨她卖国,跟她断绝了来往。宫中那些同治,光绪原来的妃子,也不拿她太后当回事。加上隆裕考虑到,毕竟失去了国家政权,为节省开支,她搞了一次裁员,最后连太监也愤愤不平了。在这种情况下,隆裕感觉有苦说不出,终于积郁成疾,病倒了。1913年旧历新年,母子俩的生活过得惨淡无比,孤儿寡母竟然无人问津,连过生日这样的大事,也都没有人来。2月22日凌晨,隆裕感觉可能不行了,徐柯《清裨类钞》中有段叙述(已对照原话进行了翻译):她抓着7岁溥仪的小手说:“孩儿在你不知道皇帝是干什么的时候,就被逼退位。你母亲快走了,你还不知晓悲伤。你今后的路还很漫长,沟沟坎坎你自己走把,是好是歹随你去.....”说完,隆裕就死了,终年46岁。隆裕太后一生低调,没想到死后却风光了一把,更具讽刺意味地是,给她大办丧事的是取代清王朝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派人送来慰问金,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27天之内各级官员一律手缠黑纱。然后,又举办了“国民哀悼大会”,会场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对隆裕颂扬的挽联。有的挽联甚至把隆裕赞扬成“女中尧舜”,这是对她主持清室退位的表扬。尽管与会的王公权贵感觉不是个滋味,但面子上的排场还是非常风光,所以也没表示什么,相反大家显得比较悠然自得。客观的说,丧礼的举办,虽然有作秀的成分,但是整个仪式过程还是比较严谨和庄重,也算是对清室皇室礼仪的一种安慰把。

(八)国民组阁

就在紫禁城内在大办丧事的时候,城外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袁世凯和孙中山闹翻了。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领导了辛亥革命,但是民主共和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因当初有个交换条件,需要袁世凯出面把清朝推翻,孙中山则让出位子。结果,袁世凯果真把清朝搅黄了,孙中山兑现承诺把总统位置让给了袁世凯。但是,袁世凯上台后的一些做法令国民政府一些官员看不惯和不齿。孙中山决定利用国会选举的机会,使国民党获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在此基础上实现国民新的组阁,从而与袁世凯一争高下。宣传鼓动是国民党的长项,果然如愿以偿。1913年初,投票统计显示国民党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国民党理事宋教仁即将出任中华民国的国务总理。袁世凯本来没把国民党放在眼里,至此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派人给宋教仁送去价值3000大洋的衣服和50万支票的金钱,想借此收买。按照他的理解没有金钱摆不平的事和人,结果遭到宋教仁的严厉呵斥和拒绝。袁世凯顿时感觉颜面无光,十分恼火,就派人杀宋教仁,将他打死在上海火车站。纸里包不住火,很快国民政府就知道元凶就是袁世凯。尽管如此,国民党也没有马上翻脸,毕竟刚取得了国众两院的众多席位,他们想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弹劾袁世凯。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国会依然一筹莫展,袁世凯却步步紧逼。国民党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动武,于是发动了兵变,这一结果正中袁世凯的下怀,北洋军阀很快就扑灭了二次革命,孙中山被通缉,再次流亡海外。

(九)袁世凯的帝制

清皇室做山观虎斗,自然感觉痛快。另外,民国初年,社会上诋毁清王朝的书籍很多,如《清朝秘史》,《清朝后宫韵史》《慈禧的小丈夫》等等风靡一时,十分畅销,让清皇室大为恼火,袁世凯指示命令查办此事。接着,袁世凯又搞起了“尊孔”运动。儒家学派是宣扬等级森严制度,而民国是讲究共和,平等。这一举动意欲何为,这点让清皇室有点摸不着头脑,自然会产生自作多情的遐想,皇室甚至有人怀疑袁世凯可能会归还政权。

1913年底,光绪皇帝的崇陵竣工,停陵待葬达5年之久的光绪和刚去世不久的隆裕一起风光下葬。袁世凯通告全国下半旗下半旗一天,所有学校停课,又派大批民国要员前往清西陵崇陵为光绪帝吊丧,全国哀悼。这些民国的要员大多是前清王朝的官员,都身穿清朝的孝服三跪九磕。只有一名官员例外,他穿了一身西服,在光绪墓前只微微鞠躬,他以前也是前清的旧臣。见此情形,旧臣和遗老们火了,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地,直到他求饶认错才作罢.....在遗老中间还有一个叫劳乃迁的人,他后来干脆上书给袁世凯,建议他还政于清,据说袁世凯看后一笑而置。前清皇室虽然想恢复前清,但是目前须要保持皇室《优待条件》,毕竟身处环境和现状不同。隆裕太后死后不久,果然政局又发生了变化,袁世凯的小人面目也再次露出,他对前清皇室发号施令。先是对“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收归民国,敦促小朝廷搬迁往颐和园居住。简单说明一下:三大殿是封建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地方,由于亡国,目前事实上已经被停用,前清皇室在商议之后决定交就交把,在当初的优待条件里面也有这一条,只是没有规定什么时候搬迁。于是,前清皇室复文中华民国表示同意,不料中华民国接到复文勃然大怒,原来复文的落款写有“宣统5年”的字样,这点让中华民国难以接受,因为民国三年大清就已经亡国了,中国民国采用的是民国纪元,正确的应该是民国二年或1913年。于是,中华民国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对与中华民国相冲突的条文一律概行废止。优待条约中有几项:(解读如下)

1.清皇室等文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2.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不准直接赏赐给国内老百姓;

3.清皇帝不得对人民行使公文告示及行政处罚(即,没有管理人员的权利);

4.宫中(小朝廷)没有对手下人的处罚权;

5.除皇帝祭祀或其他礼仪活动外,国民通用着民国衣服,实行自由剪发,不允许留清朝长辫子......

此时的清皇室已成了任人摆布的纸老虎,消息发布后,社会反响还不错。但是,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的政策,对外卖国,对内实行镇压,他依然不满足自己的专制独裁。1914年,通过镇压,暗杀,欺骗等手段,袁世凯笼络了一大批死党和爪牙,并在同年废除了内阁,将中华民国“共和”的概念歼灭的一干二净。有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段往昔的历史,当时国内民生不好,他也没什么丰功伟绩,甚至有很多人恨他或想杀他,袁世凯怎么可能当上皇帝。再则,他曾经信誓元旦旦表示过永不恢复帝制。回过头来想一下,其实在之前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已为后面打下了伏笔,就是为了今后当上皇帝的宝座,对于这一点他心知肚明。不能出尔反尔,于是他走了一步棋,即:制造民意,造成万民拥戴的假象,最后半推半就登上皇位。通过心腹爪牙利用威逼利诱,最后连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也上书请愿。袁世凯还真认真观看了请愿书,他说:“若辈颇知大体,询属可佳”翻译过来就是连妓女都懂得识国家大体,从国家未来发展考虑,要选我当皇帝,实在可敬啊!他草拟好建国的章程,国号叫“中华帝国”,年号叫“洪宪”。为扫平道路,他决定清除前清痕迹,也就是紫禁城内的小朝廷。

袁世凯帝制在即,前清也坐不住了。据溥仪《我的前世今生》记载:旧臣权贵纷纷走向大街摇旗呐喊,并同时与袁世凯接洽同意接受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大悦,说到:“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留冬(即1915年冬)”。表面上看袁世凯的回应令前清松了口气,但前清皇室依然十分恐惧。因为袁世凯说过那句真话,当年信誓旦旦要维护大清王朝,照样搅黄并推翻王室;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极力拥戴,最后不照旧推掉“共和”的概念,翻脸不认帐,真是伪小人。这时候,溥仪已渐渐懂事。他晚年回忆:当时的心情只能用六个字来形容“心酸,悲愤,恐惧”。溥仪《我的前世今生》这样写到:虽然陈师傅不肯明讲,我也懂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句老话。袁世凯做了皇帝,还能让我这多余的皇帝存在吗...

不久,前清门三大殿围上了脚手架,这是在为袁世凯登基做准备,油漆工爬上爬下,三大殿油饰工程已经紧锣密鼓的动工。宫里人都明白,一旦完工之后,袁世凯登基大典仪式搞完,他们就彻底完蛋了。就在这时,袁世凯帝制刚刚起步不久,云南蔡鄂突然宣布独立,成立了护国讨袁军,一下子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呼应。反袁之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越来越响,在四面楚歌声中,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希望能维护他总统的地位。但天怒人怨,袁世凯处在一片焦头烂额之中,不久北洋军阀也发生了分裂。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抑郁和巨大心理压力之下,一命呜呼,终年58岁。

客观地说,袁世凯一生的经历其直接推动了清王朝的灭亡,开始了中华民国的建立并当上了总统,但他狼子野心,又推翻共和,想复辟帝制自己当皇帝。不可不说是一个的的确确的伪小人,其最终结局也不会善终。溥仪《我的前世今生》记载:袁世凯的帝制闹剧,陈师傅曾发了预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憨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能善终!”

(十)张勋复辟

袁世凯死后不久,张勋当上了中华民国的领袖,他的当权直接改变了溥仪的命运,他拥戴溥仪重新恢复了帝制,尽管时间只有短短的12天,但对溥仪其后命运影响巨大。说到这里,先谈一下张勋的经历。

张勋(1854-1923),年幼父母就相继去世,张勋小时长得眉清目秀,人也聪明伶俐,就这样被一家富裕的官员家庭收为书童。在这里他学习了一些文化,但是呆在富贵人家也不是办法。光绪初年,他投身军营成了一名清军战士。几年后,“中法战争”爆发,张勋参与了镇南关的战役。事实上中法战争中只有镇南关大捷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晚清政府与法国近代交战史上的首次胜利,张勋凭借此次战役的胜利而扬名,从此步步高升。1911年,张勋被提拔为清朝的江南提督,统帅江防营驻扎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进攻南京,张勋负隅顽抗,战败后率溃兵据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为敌。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被称为“辫军”。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他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1916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实权掌握在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手中。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所谓“参战”问题上发生矛盾,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和国会则坚决反对。张勋因德国支持他的复辟主张,而反对对德宣战,但同时又蔑视黎元洪。因此,黎、段争相拉拢张勋,张勋却另有打算。他伪装成黎、段之间的调解人,企图坐收渔利,同时拼凑实力,积极为复辟作准备。1917年5月下旬,当黎、段因解散国会问题争执不下时,段祺瑞策划武力推翻黎元洪并解散国会,黎元洪得到消息,先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张勋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于6月7日率“辫军”北上。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到达北京。
  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张勋于6月30日潜入清宫,决定当晚发动复辟。1917年7月1日凌晨1时,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瓴,率领刘廷琛、康有为、陈毅、沈曾植、王士珍、红朝宗及几位辫子军统领共50余人,乘车进宫。3时许,废帝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张率领诸人,溥仪行三拜九叩礼。接着由张奏请复辟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说:“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也是冲龄践祚。”12岁的溥仪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他公布9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8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政务部长兼议政大臣,并被封为忠勇新王。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防守的“辫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万人唾骂声中收场了。客观的说,张勋的这次复辟虽然只是昙花一显,却让溥仪的思想和观点发生了很多变化,也让溥仪后来找到依靠,投靠日本卖国成为东北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埋下了伏笔。

(十一)宛容皇后

宛容皇后的一生其实是个悲情人物。据溥仪晚年回忆,其实是他害了她,尽管溥仪一直不喜欢她,但没想到死后也会这么悲惨。毕竟是他明媒正娶的皇后。宛容,1905年出生于内务政府大臣荣源府内。1922年,年满17岁的她因其不仅端庄秀美,清新脱俗,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在贵族中闻名遐迩。同年,被选入宫,成为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后。

在宛容进宫之前,1922年11月29日,溥仪就已接文绣先进宫,被册封为“文妃”(当时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12月1日凌晨宛容进宫,皇后大轿来到了乾清宫,传统的清朝欢迎仪式“射箭”被取消,溥仪和宛容结为夫妻。从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也就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使她走向一条不归路。中国在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结束了,从封建走向共和。当时民国政府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为此,溥仪的婚礼则完全照搬皇帝大婚的礼仪,民国政府特准婉容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的后半部,成为名义上的皇后,所以婉容作为历史人物,多年来被人们俗称末代皇后是合乎情理的,但这位末代皇后却与已往的历代皇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皇后的身份因此出现双重意义。对后宫而言,有统领六宫的责任,对国家而言,有母仪天下的义务。但是,作为逊帝的皇后,婉容随有过荣华富贵,但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她在历史上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即是这样,婉容对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内心充满着善良和仁慈,并赋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仅从以下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记载中看看这位末代皇后,在当年国家遭受巨大灾难,百姓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时,她又是如何对待的?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600元,以赈济灾民,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1931年,反常的气候造成“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全国性的大水灾。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是上个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出宫已久的婉容,看到这样的洪涝灾害,立即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及大洋。1931年盛夏时节,长江两岸数省发生严重水灾,当时溥仪捐赠一栋楼房,婉容捐了一串珍珠以贩灾民。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京、津、沪的报纸上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大公报》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贩灾”为题做了专题报导,原文如下: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初九)陈曾寿先生至本社,据谈溥浩然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末果。至昨为本社代收本埠赔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陈先生送至本社变价助赈。并以鄂省灾情最重,嘱以珠价赈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当由本社同仁偕同陈先生至金店变卖,因市价与原价较差,末便贸然处置。侯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办理。珠串现存本社,附图即此珠串之写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楼房助服,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直到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但此时的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更没想到她自己也落入了阴谋的陷阱。在长春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连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个人间地狱。在原国民党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是我的四个卫士之一。由于1925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力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明确告诉联络人,只要她逃走了,就一定帮助溥仪逃走。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韫颖曾给溥仪写信,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结果又没能成功。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便选择了自我毁灭。

小结:爱新觉罗-溥仪做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3岁登基,6岁退位,2次登基,2次亡国....他的帝王生涯折射了一个封建时代的悲哀,再现了中国晚清时期的腐败专政,给今天的后人带来深深的反思。作为后人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不要忘记过去这段耻辱的历史,更多精彩请关注中篇和下篇。

资料引用:溥仪《我的前世今生》《我的前半生》

王从衡《晚清秘史》 溥杰《如烟往事》

郑怀义《皇叔载涛》 徐 刚《袁世凯传》

献韬《复辟纪:张勋传》爱新觉罗啟运《清朝皇族后裔》

解语《清宫之宛妃传》等书籍收集整编(未完待续)

原文曾发表在吾的搜房地产博客上:http://blog.soufun.com/29749356/10932183/articledetail.htm

2.解读末代皇帝溥仪(中)

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关于他的一生经历,曾经被拍摄为多部电影被广为流传,并著有《我的前半生》等自传书,在世界范围影响颇深。他的人生故事究竟给后人带来怎样的启发,本文将引领大家还原这段历史。

(十二)宫中珍宝

晚清时期朝廷腐败,宫中很多珍宝相继被流失,到了溥仪这一代宫中的珍宝就尤为珍贵了。1922年,溥仪大婚后,由于民国政府承诺的优待费一直在拖欠,造成小朝廷经费开支十分紧张,还有一个原因是宫内的人员太多。此外,内务府的贪污及开支惊人,原来内务府为支付庞大的宫廷开支,只能靠变卖珍宝,这点令皇族成员没有办法。由于年仅16岁,溥仪自己在未成年前也大肆挥霍,如购买宠物,杂志,首饰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小朝廷虽原家底很厚,也经不起常年折腾。由于内务府变卖珍宝,引起了日后的严重后果,宫内偷盗开始了。有一天,象往常一样吃过午饭,溥仪一个人在后花园中散步,行至建福宫,发现大门还是象以前那样紧锁,这个已经被尘封近百年的宫内究竟有什么秘密隐藏。溥仪很好奇,在他的印象中在儿时曾听额母(隆裕太后)说过一些前事,相传建福宫是乾隆皇帝以前的寝宫,乾隆好收藏前朝的物品,统统放于此。嘉庆皇帝即位后下令将这里查封,定为禁地。这里还供奉有不少金质法器、藏文经版,以及字画古玩等。至清末,像敬胜斋等建筑,基本为珍宝库房。对于这些溥仪只是模糊的有点印象,里面究竟有什么他也不清楚。溥仪想现在已是民国时期了,自己皇帝位置目前是一个空架子,与其以后让别人开,还不如自己打开了来看看。他喊来几个小太监,命人凿开了门锁.....

溥仪在他的传记《我的前半生》中曾这样描述:“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我叫太监打开了建福官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怎样才能制止偷盗?“庄士敦师傅曾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新开了许多家古玩铺。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后来,别的师傅也觉得必须采取措施,杜绝盗患。最后,我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决定清点一下。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首先是盗案更多了。毓庆宫的库房门锁给人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给人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未获得一点效果。

1923年一天晚上,一件令溥仪心胆俱裂的事情发生了。紫禁城建福宫突然起火。意大利消防队砸开城门进来灭火,没多久北京消防队也赶来灭火。大伙迅速蔓延,到第二天中午大火才被扑灭,建福宫被烧为灰烬。溥仪在《我的前世今生》曾回忆:“这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份胡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根据记载事发后溥仪愤怒到了极点,一是火为什么不能扑灭,还越来越大。二是当天天气很好,可排除天气的原因,电线起火也不太可能,因为皇宫内的电线都是进口的最好的线,无疑是人为纵火,但是最后无法彻查。没过多久,养心殿又着火了,溥仪这时感到皇帝的威严已经当然无存,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十三)驱逐太监

1923年7月16日中午,溥仪下一道“将宫内太监全部裁撤,立即出宫”的谕旨,命绍英、耆令调集全部护军,把太监强送出宫。太妃们开始曾力争不可,后知道溥仪已经降旨,也就无可奈何了,只是要求留下若干名太监,以供驱使。最后决定除3位太妃、溥仪、淑妃这5个宫各留20名太监外,其余全部裁撤。由于绝大部分太监在北京没有家,若让数百名太监流落街头,未免有碍北京的治安,于是又把王怀庆、薛之珩找来,商量处置的办法。议定由内务府筹措一笔遣散费,北京有家或有亲朋投宿的,即刻携带行李出宫;实在无处投奔的,暂时住在地安门内大街雁翅楼内,待领到遣散费后,再各自回乡。傍晚,当绍英把全体太监召集在乾清门内,宣读了溥仪的谕旨时,太监们都非常恐慌和愤慨。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河北沧县、河间一带的人,在宫中当了几十年的差,宫中就和他们的家差不多,也积攒了一些东西;如今限令在几小时内出去,他们将投奔何处?以后怎么生活?有的惨号大哭,有的高声咒骂。晚9时许,太监们除留下的以外,已全部出宫。7月下旬,内务府筹妥了遣散费,在雁翅楼里会同军警人员开始发放。综计这次裁撤的太监,共有700多人,首领每人发200元,一般太监发20元。太监除北京有家的外,其余有的搬到了庙里,有的回到原籍,还有300余人仍旧住在雁翅楼内,靠乞讨为生。不少衣衫褴楼的太监在廊下升火做饭,极像逃荒的难民,其状颇为凄惨。

客观地说,这是溥仪所作的一件令人称道的事情,也结束了封建王朝中国皇帝太监伺候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太监制度在帝制废除之后十几年,终于终结。实际上,如果不是溥仪点查内宫古物,宫监们也没有迫于惧罪纵火,太监迟早也会遣散。当时宫中财务捉襟见肘,拖欠饷银已有多时。众宫人虽未正式下岗,但早就自谋生路,其中一大项就是偷携皇家器物出宫求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溥仪正在派人清点库房,建福宫诸处便是清查的重点所在。只是此次建福宫大火,使得溥仪疑心更起,怕把整个紫禁城全部皇家财产烧掉,于是才下了决心,将太监统统撵走。诚然,宫内二千多太监无疑也成为偷盗的顶罪羊,因为毕竟偷盗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

(十四)溥仪出宫

在紫禁城内小朝廷,在小范围内还能维持皇帝的一点尊严,但是时景不长,“直奉战争”的爆发由此改变了溥仪的人生命运。

1924年的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局的演变,很快地又迫近北京,双方战争是争夺北京政府的掌控权。据爱新觉罗.溥佳晚年回忆:当时,我们还认为这次战争与往昔的内战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不管直、奉哪一方面取得胜利,对于清室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因而仍旧抱着静待哪方面胜利就“欢迎”哪一方面的态度。在清朝时代,很多曾任军谘大臣和训练禁卫军大臣的官员,民国时代也做过巩威将军。因此,在这些军政大员之中,都有新旧同僚和旧日属下、师生等等关系。我父亲(载沣)平素颇喜交往,每当内战结束更换新的政权时,总是送往迎来酬酢不绝,彼此之间的关系搞得相当不错。在当时,上至“皇帝”,下至王公,都有恃而无恐地住在“宫廷”“府邸”之内。没想到直奉战争演到正酣之际,平空传来了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消息(当时北京人都称之为冯玉祥倒戈);同时,市内各重要路口布满了冯军士兵,有些地方还用大车封锁,禁止行人往来。这时空气已够紧张了。紧跟着又听到,曹大总统已被监禁,曹锐、李彦青等已被枪毙的惊人消息。这时我们还以为是军阀们为了争夺政权,才引起了这场突变,仍然与清室方面无关。随后,又从各方面传来消息说,冯玉祥这次来京,不但要推倒曹锟,还要驱逐溥仪出宫,并没收各王公府第。还有消息说,由于溥仪把宫内太监裁撤,引起了太监们的极大愤怒,有人把溥仪密运宝物出宫的情况向冯玉祥报告,因此冯要逮捕溥仪,追还宝物。我们听到这些消息以后,确实感到十分惊愕和忧虑。像有“皇帝之尊”的溥仪,在宫中所过的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自不必说,就以我们这些王公贵胄而论,世世代代过的都是养尊处优、一呼百诺的极端优裕的生活,晴天霹雳地听到行将危及生命财产的消息,又怎能不惊慌失措呢?我记得,为了溥仪的安全问题,王公、帝师、内务府大臣等召集了两次“紧急会议”来商讨对策。会议上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尤其是宝熙(宗室,时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更是高谈阔论旁若无人。但是会议最后毫无结果,人们都悄然垂头而散。

1924年11月4日的下午直至深夜,国务院临时执政,实际上的代总理黄膺白(郛)召集了一个临时摄政会议决定了请溥仪出宫这个议案:命令警卫司令鹿瑞伯(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璧)会同执行,以李石曾为国民代表组织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办理。在这个时候,驻在故宫同景山的守卫兵士,一共有1200多人,隶属京师卫戍司令部。自民国元年(1912)起,就在那里驻扎,可以见得袁世凯也怕溥仪万一逃亡,将要生出无穷的麻烦。但是久而久之,政府当局时时更换,这班士兵却还是袁政府北洋军阀统率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任务,转与清室相亲了。冯系(冯玉祥)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为了要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反倒要防范这一支政府派遣军,怕他们帮助清室反动。于是总司令部以统一军权名义,在4日上午10点钟,先派员将那一部兵士缴械,调驻北苑改编。清室不知所以,当然着了慌,他们急急地写信给国民军询问,总司令鹿钟麟只得派员说明,完全为了维持治安,别无他意。到了11月5日上午9点,司令部又派出一部分军队到神武门一带,命令驻在神武门护城河营房的警察,将他们所有的军械子弹一律缴出,听候改编,或者给资遣散。那里的警察共为四队,每队120人,一共480人,到12点钟,安稳地都缴械点收了。也就派员同所谓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朱益藩接洽,请那废帝溥仪即日迁出宫禁。一面要派员点验宫内公私物品。绍英他们慌忙向溥仪传达,在他们还要说是“奏闻”。溥仪于是召集妃嫔,也算开了一个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事。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官式地说:“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不过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点收。”并由绍英等回答了国民军,并且请“约定日期,清室自迁,物件不予点交”。国民军同他们磋商了两三个小时,认为全部迁出,自然不是仓促可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二日。但是废帝溥仪,应该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能延迟。在这相持之际,鹿钟麟故意做了一个引而不发的姿态,他突然传了一个命令说:“叫他们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动手,事情还在商量。”给了这个面子,反而促成了溥仪城下之盟。至于皇室的优待费,改定了以后年支50万元。溥仪屈伏了,他没有“挥泪对宫娥”,并见了鹿钟麟。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我当然是国民一份子啊!”他很漂亮地答复。“那我们当然应该保护啊!”鹿的话也很得体。于是急急地传知所谓“大内”各宫太监宫女各人,收拾细软物件,准备出宫,并且发出了“内帑”,每太监一名发银10元、宫女8元。宫内计有太监470多名、宫女100多人,宫内乱糟糟了,绍英又传令各守宫太监照旧负责执行他原来的职务。宫内还挂了一面“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牌示”急急摘去。继续着再开第二次“御前会议”,讨论移居何处。决定了德胜桥醇王府。醇亲王本是溥仪生身之父,当初做摄政王,当时派了内务府总管赶去布置。溥仪以及各贵妃一行,在下午4时10分永别了他们占据260年中国的宫廷,乘坐了他们第一次受用的汽车,到了醇王府,那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滋味,不必细说。各太监宫女,除了少数仍居原处暂行服务,亲近的十数名随从到了醇王府之外,其余一律如鸟出笼,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还有清室附属的司法处等机关,同时自动解散。汽车是民国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一共是五辆,鹿钟麟司令第一辆为前导,溥仪带着他的随从坐第二辆,溥仪夫人同她的亲属坐第三辆,张璧第四辆,绍英等坐最后一辆,也称得上浩浩荡荡一行人,直奔什刹海醇王府。

小评:溥仪的出宫,宣告清王朝小朝廷的帝制时代在民国建国后的特殊污点已从挂名保留变成真正意义上政权的瓦解,客观的说影响非常大,也间接改变了溥仪今后的人生命运。

(十四)软禁醇王府

溥仪进入醇王府之后,每天忐忑不安。冯玉祥的手下鹿钟麟每天派兵镇守王府,他的出门都成了问题,另外他担心普通民众怎么看待他,会不会害他等等。溥仪和弟弟们每天挤在一个屋下休息,过惯了皇帝生活的他,自然感觉压抑非常大。虽然,小朝廷现在已经被解散,但在溥仪的心里他还是皇帝九五之尊,他幻想着有一天能重新站起来。两天之后,鹿钟麟又来到醇王府,索要传国玉玺。据史书记载皇帝玉玺是皇帝传位之国宝,明清两代早已丢失。要拿出玉玺谈何容易。纠缠几天之后,鹿钟麟见没有办法拿到玉玺只能作罢,他想总不能白来一躺,于是命令溥仪必须交出银行的存款,在胁迫下溥仪无赖交出了银行现金,鹿钟麟笑嘻嘻地扬长而去。

清室小朝廷的土崩瓦解,咋看好象是与民国政府单方面修改《清室优待条约》有关,但实际上分析一下是与当时的形势和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关联。虽然社会舆论和孙中山支持冯玉祥的兵变和对小朝廷的解散,但外国政府对此事也非常关注,各国时节纷纷要求撤除对溥仪的软禁,对皇帝给予保护,迫于压力当时国民政府时任外交官王正廷,只能承诺保护好溥仪,恪守对清室的优待。没过多久,鹿钟麟撤离了王府的守兵。此时的溥仪,尽管年纪尚轻,但坎坷的波折已经令他的思想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十五)冯玉祥驱逐溥仪的原因

这里还要交代一下冯玉祥,原名冯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夏阁镇竹柯村)人,寄籍河北保定。

民国建立后,冯玉祥一直不耻小朝廷的存在,所以他要驱逐溥仪出宫。这一点在很多史料上说的不够详细和准确。吾查阅了一些典故资料和书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冯玉祥将军虽然是军阀出身,但他父辈也曾是晚清的官员,客观的说还是基于他本人的爱国心,对于小朝廷的存在这一怪胎,他是不赞同的。因此,在民国初期,他也曾上书给袁世凯,由于人微权轻,结果自然石沉大海。历史如果可以重来,吾想没有冯玉祥照样也会有人会把溥仪赶出宫。

一九二二年,冯玉祥被擢升为陆军检阅使。其时,曹锟贿选总统,祸国殃民。冯即与部将协商,起兵讨伐曹锟和吴佩孚(始称北京政变),并任国民军总司令,战争的结果以冯军获胜。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民主建国大计;他改编自己率领的部队为国民军,表示拥护民国;他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迫使溥仪出宫。黄郛摄政内阁是1924年11月2日成立的,4日开会决议: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要逊帝溥仪即日迁出故宫。黄郛摄政内阁执行这一任务的是国民军将领、北平卫戍总司令鹿钟麟、京师警察总监张璧和国民代表、社会名流李煜瀛。根据清朝皇族后裔毓嶦追忆:内阁议决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共五条:
1.大清宣统帝自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称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2.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并特支出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贫民。
解读末代皇帝溥仪 百家讲坛末代皇帝溥仪
3.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得自由选择住处,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4.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礼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5.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国民政府所有。
决议上另有几笔:“执行之者,卫戍司令鹿钟讯麟、警察总监张璧,并以李煜瀛为国民代表,会同办理。”另外,冯玉祥还私下交代了执行任务的成员,如果溥仪不出宫可以采取威逼的政策,也就有了前文鹿钟麟对溥仪的恐吓,“如果你不出宫,我们将采取武力占领,几门大炮已经矗立于城外”。在这样情况下,溥仪为顾及自身安危不得不离宫。

(十六)溥仪投靠日本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曾经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同和支持,但却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溥仪出宫之次日,段祺瑞曾致冯一电,极表不满,其电文大意是:“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驻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夭下乎?望即从长议之可也。”冯复电谓:“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就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砚。过了几天(十一月二一十九日),溥仪即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二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下车后,复由日本人驾车迎往日租界大和旅馆居住。事后,日本公使芳泽通告中国外交部,伪称事前对此事毫无所闻。实际的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看中了溥仪这个可被利用的政治工具,从溥仪逃往日本公使馆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所布置的。但是当时的临时执政段棋瑞却对此政治阴谋等闲视之,始终没有对日本方面提出过一次抗议。当时北京“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曾为此发表宣言,谴责段政府放纵溥仪的行为,同时严正指出,嗣后溥仪如有危害国家的行为,日本人应负责任。

查阅资料和书籍,这个在他的回忆录没有写,其实溥仪投靠日本原因有三个:其一,对张作霖等军阀的不信任。由于冯玉祥的倒戈,冯玉祥在辛亥革命之前也曾在前清的军队服役,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属于宣统皇帝的军队旧将之一。由于遭受多种变故,溥仪早已对军阀失去了信任度,特别是在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疑心已经非常重了。尽管张作霖在溥仪出宫后,多次示好。原因是张作霖前身是绿林好汉,以前接受清室收编后,他认准一个理,即忠清室,他给溥仪多次汇钱。但是溥仪还是不能相信。其二,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后,虽然表面上出于维护清室优待,做了一些事情,但事实上他这个皇帝等于空架子,现在连皇宫都没有了,还靠那门子啊。其三,受到身边的人士影响和建议。溥仪当时毕竟才17岁,就算再成熟也不可能不听身边人的意见。对他影响最大的有2个人,郑孝胥和庄士敦。

(十七)庄士敦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是末代皇帝宣统的英文老师,字志道,作为“帝师”,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学习,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919年2月,赴京,开始了“帝师”生涯。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庄士敦是一个汉学功力深厚、具有学者素养的人,他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如《佛教徒在中国》、《威海卫狮龙共存》、《儒教与近代中国》等。到民国八年(1919)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赴京,正式开始了“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14岁,而庄士敦已45岁,他被溥仪称为“苏格兰老夫子”,他对溥仪的一生影响颇大。同时,他也是清室的保护人,他赞成复辟大清。溥仪曾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还曾当过当代中国文学大师钱钟书的老师。

溥仪在被逐出宫时,他曾通过英国使馆向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但当时英国政府对于是否收留溥仪这个末代皇帝,英国政府并没明确表态。在这种情况下,庄士敦建议溥仪去德国使馆。1923年11月29日,一行人乘汽车离开了醇王府准备去德国馆。行至半路,突然马路上出现很多围观的群众,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就近去了德国医院。根据溥仪自己回忆:当时在简陋的病室内,一行几个人商量了很久,去向如何大家犹豫不决。最后,还是“老夫子”说了一句话,就按孝胥说的去日本使馆,只有这里可能是最好的去处。

(十八)郑孝胥

郑孝胥(1860-1938),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福建闽候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州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1935年下台。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

查阅了很多史料和书籍,投靠日本并不能全部归罪于郑孝胥。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他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如果考查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宫是一八九一年,罗卖古玩字画、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识了给《农报》译书的日人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人比罗要早五年。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至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拢军阀、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没忘掉这个理想。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热烈。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可以看出来。当我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时,陈宝琛担心的是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结果,谢米诺夫这个关系便叫他拉到手上了。后来,他由期待各国支持谢米诺夫,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远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他仍然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为“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得到了我的赞许,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后来,他很满意地告诉我,日本朝野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在这种情况下溥仪被郑孝胥推荐与日本合作,就是顺利成章的一件事情。11月29日下午在溥仪的亲信的共同商议下,大家前往日本兵营,然后进了日本使馆。从日本公使热情接待,欢迎程度令大家非常兴奋。

小评:庄士敦虽然同意了溥仪投靠日本,但他也预见了日本人对溥仪的企图,在这一点上郑孝胥还是要负一定的责任,当然民国政府的漠视,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毕竟溥仪才19岁,思想各方面都不是很成熟,这也为溥仪日后成为日本的傀儡埋下了伏笔。

(十九)东陵浩劫

关于东陵这场浩劫,在很多史料和书籍上都有相关记载,但说法不一。在溥仪的《前世今生》也有相关的描述,溥仪在得知东陵遭遇大劫时的情形,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悲愤,哀伤”。其实在之前东陵也曾被盗过,但是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偷盗,当时的溥仪尽管年幼也曾考虑过,将来如何保护祖宗留下的陵墓,由于当时国内形势和小朝廷的局势,根本无法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笔者认为具体情形如何,后人只能查阅当时调查的一些资料或听取当事人的一些说话来进行推测。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清东陵位于河北遵化,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首要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联合国世界遗产专家说清东陵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天才杰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事件还原:1928年7月,清皇家陵园东陵遭遇浩劫:以孙殿英为首的盗墓者用了7天7夜的时间,盗掘了皇陵地宫。历代皇陵被修建得固若金汤,而传说神秘的地宫则布满机关暗器,在巨大的诱惑之下,盗墓者是如何冒险进入地宫、又是如何面对帝王的遗体以及随葬的无数奇珍异宝的呢?20世纪20年代的清东陵,经过土匪和军阀的历次劫掠,地面上各座陵寝的陈设珍品所剩无几,剩下的唯有深埋于地下的地宫。这时的一份神秘笔记很可能帮了盗墓者的忙。专家介绍说,据传当时有一份《爱月轩笔记》,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口述,由其侄子执笔记下的。它详细记载了慈禧地宫中陪葬的众多无价之宝。此外,清朝极盛时期的乾隆堪称最富有的皇帝。他们的陵寝修建得富丽堂皇,殉葬品也一定极尽奢华。于是,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地宫成了首要的目标。清朝帝后们的地宫上方,堆砌着高大的方城明楼,后方则依山而建。如果不能准确地找到入口,要想进入地宫是十分困难的。从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为自己修建地宫开始,中国古代历代帝王都极度重视地宫的修建,那是他们灵魂转世的场所,是盛放棺椁及殉葬财宝的地方,是帝王墓冢中最神秘的环节。为了防盗,他们堆起高高的封土,修建坚固的城墙,设置数以千计的守陵士兵,制订最为严苛的法律,为保守秘密还杀掉建墓工匠。清东陵的修建吸收了历朝历代的经验,在防盗措施上不可谓不处心积虑,防备周详……1928年盗墓队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原来,在高大的明楼后面,有一个“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在哑巴院北面有一道琉璃影壁,影壁之下就是地道入口。清东陵的陵寝结构大同小异。琉璃影壁下正隐藏着地宫入口。如果从正面横向挖掘,会遇上条砖砌死的隧道;如果从宝顶上垂直往下开掘,则会增加多倍的距离;而如果从琉璃影壁下直接坠入,便能就近打通金刚墙,从最短途径进入地宫。能找到这个捷径的人,恐怕熟知内情。专家介绍说,东陵被盗后,当地留下一些传说,其中就有盗陵士兵死于地宫。当时乾隆地宫里蓄满积水,由于年代久远,以致积水有四五尺深,清室重敛时用抽水机抽了5天才抽干,即使现在都要定时抽水。这么深的积水,而通道很陡滑,不明就里的盗墓士兵有可能是滑倒在有毒的积水中,惊悸窒息而亡......在很多的史料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另外如电影《东陵大盗》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孙殿英找来了当时修建皇陵的几个工匠,在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陵墓的入口,由于入口小,他们采用火药炸开地道.....其实从这些场景的描写,也有它自身的道理。但是关于墓葬里面的石室,电影的手法不一样,作为后人只能通过对文化和陵地的一些情况及个别保留的史料来进行分析和推测。吾想作为后人推测当时是如何盗墓的过程,涵义不是很大。但是有一点,墓葬中一些埋藏的物品和墓葬内的布局,确实值得后人进行研究和探询。


小结:溥仪做为清朝末代皇帝,他的皇帝生涯折射了一个时代---即: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和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给后人带来很多启示,下篇将详细讲述“伪皇”“战犯”“公民”,看看溥仪是怎么演绎这段历史的。

本篇资料引用:溥仪《我的前世今生》《我的前半生》

王从衡《晚清秘史》溥杰《如烟往事》

爱新觉罗 啟运《清朝皇族后裔》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叶参《郑孝胥传》 张旭《东陵浩劫》 简又文《冯玉祥传》

等书籍收集整编(未完请关注下篇)

原文曾发表在吾的搜房地产博客上: http://blog.soufun.com/29749356/10965816/articledetail.htm

3.解读末代皇帝溥仪(下)

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关于他的一生经历,曾经被拍摄为多部电影被广为流传,并著有《我的前半生》等自传书,在世界范围影响颇深。他的人生故事究竟给后人带来怎样的启发,本篇将详细讲述“伪皇”“战犯”“公民”,看看溥仪是怎么演绎这段历史的。

(二十)伪满建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应对国际舆论,掩饰自己的侵略目的,开始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筹建伪满洲国。“满洲国”国名是谁提出的?这个傀儡政权为什么定“都”于长春而不是沈阳?长春又为什么改名为新京?溥仪粉墨登场后,为什么不称皇帝而称“执政”?有很多史料和书籍都有相关记载,具体情形如何,后人也只能通过回忆,吾简单整理了一下。

根据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行色匆匆地来到沈阳浪速广场(今中山广场)旁的大和旅馆。大和旅馆是当时沈阳最豪华的宾馆,在日军中,只有少佐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入住。片仓衷来这里是找一位日本军界的大人物——建川美次,日军参谋部的作战部长。此刻的片仓衷与所有参与“九一八”事变的日本高级军官一样,心情振奋,却又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这次震惊全世界的军事行动要么使他们这些始作俑者身败名裂、自杀以谢天皇,要么加官晋爵,为自己的肩膀上再添一颗星星。片仓衷向建川报告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后,说明来意,请建川去关东军司令部共商善后大计。此时关东军司令部的会议室里已经聚集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奉天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一大帮人。建川走进来后,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本庄繁等人并不知道日本军部的代表、参谋部作战部长对“九一八”事件到底是何看法。建川故作威严地扫了一眼会场后,宣布说:“我此次前来不是来干涉关东军的军事行动的。”听见这话,本庄繁等人都舒了一口气。建川接着说:“现在的情况主要是占领之后的政权建设问题。我听说你们已经以土肥原大佐出任奉天市市长,我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会引来国际干涉。”石原在一旁插嘴说:“我们已经攻占了沈阳,国际上肯定会干涉,既然这样,干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国东北全部占领,直接并入大日本帝国的版图。”建川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地说:“在现阶段的情况下,还是建立一个取代张学良的政权为好。这个政权必须亲日,但名义上还在南京政府管辖之下。”土肥原贤二马上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东北关系到未来大日本帝国的国运,是生命线,不能放弃,必须由日本人牢牢控制在手中。”一阵争吵之后,谁也不能说服谁,会议不欢而散。9月23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日本以什么形式统治东北。这次土肥原一上来就抛出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的方案。主要内容就是要建立以溥仪为首的傀儡国家来统治东北,日本人在幕后掌管这个国家的一切。对这个方案,参会人员一致同意。于是,当日下午4时,关东军即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立刻把溥仪置于其保护之下。此时,清末帝溥仪已经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蜗居在天津日本租界的静园中。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精心筹划和准备,政权很快建立。这里吾就不再展开了。伪满洲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溥仪。1932年3月8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溥仪为皇帝,年号为康德。

当时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政权。但是,国际上以日本为首的法西斯等国家或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国际联盟主张中国东北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这一分裂中国领土恶劣行径的傀儡政权。因此,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为满足其野心而单方面建立的傀儡政权。

溥仪的《前世今生》曾回忆:1932年伪满洲国建国时,国务院以“国务总理”为首,以下各部组织长官则称为“总长”。伪满洲国建国当初的国务院首届内阁如下:  国务总理 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 臧式毅 民政部次长 葆康  文教部总长 郑孝胥 文教部次长 许汝棻  外交部总长 谢介石 外交部次长 大桥忠一  军政部总长 马占山 军政部次长 王静修  司法部总长 冯涵清 司法部次长 古田正武  财政部总长熙洽 财政部次长孙其昌  实业部总长 张燕卿 实业部次长 高桥康顺  交通部总长 丁鉴修 交通部次长 平井出贞三 (二十一)傀儡抗主1932年9月,伪满政府内部已到了无法共存的地步,事情演变的结果出人意料郑孝胥获胜,日本政府让步。1985年溥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利用关东军实现复辟的目的,关东军利用我们实现战略的目的。1932年9月3日,伪满政府国务总理郑孝胥求见,报告溥仪他想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因为伪满国务厅副厅长驹井德三的作为和处事方法已经到了让他无法忍受的地步。驹井德三1885年生,日本滋贺县人。1911年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来中国后曾担任南满洲铁道职员,1925年参加郭松龄满洲独立运动受挫。关东军特务部长,为策划侵华做了大量工作,深得本庄繁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的重视和信任。当了伪满洲国的第一任国务院总务长官后,由于其专横拔扈,令满洲汉奸们都实在无法忍受。1932年5月,满洲国伪满汉奸原希望能与日本任满洲国职务官员和睦相处,但是由于内阁成员安插了很多日本人当官成何体统,怎么可能理顺好一些工作,官员们相互猜忌,矛盾显而易见。另外,满洲国有5个民族如汉族,满族,大和族,朝鲜族,蒙古族。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著。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激烈的会议争斗,即《官吏俸查草案》,也就是薪水工资的问题。据溥杰回忆:当初开会讨论这个方案时日本官员的薪水比中国官员高40%,汉奸们(满洲国官员)见了后十分愤怒。他们要求同工同酬,草案不好通过。驹井德三组织开会,看场面失控也只能宣布散会。几天之后,会议重新召开,驹井德三同意加中国官员工资,但恩威并用,在这种情况下,各部的部长也就没再支声。表面上看以驹井德三为首的满洲官员获胜,实际上加剧了伪满汉奸官员与日本官员的矛盾,他们肯定会伺机报复。因此,找到郑孝胥诉说自己的苦处和坏话,所谓狗咬狗,体现得淋漓尽致。郑孝胥虽然也亲日,但是毕竟年过七旬,满腹经伦,也受不了日本人的指责,再者他对满洲国这样的构架早就有看法。1932年夏天,双方的关系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反对呼声越来越高。只要驹井德三出席的场合,郑孝胥不来。演变到后面,要求撤除驹井德三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也慌了手脚,重要原因是关东军内部也发生了军变。武藤正义不日即将从日本国调来任关东军首领,伪满国没有签字之人,如果撤换郑孝胥伪满国务总理之职位时间也不及。无奈之下,驹井德三只能委屈求全来找郑孝胥道歉,立马遭到拒绝连门都不让进。驹井德三只好来执政府找溥仪帮忙。这里说明一点,溥仪虽是满洲国皇帝,但是他不理政务,事务基本上都是由郑孝胥打理,而且郑孝胥身为国务总理有些文件的批复也必须要他签字才能最后实施。溥仪命令郑孝胥接见驹井德三,这次两人见了面,但是双方言语不合,十分尴尬,这次会面又不欢而散。最后,驹井德三只好再次求溥仪帮忙出面协调。9月5日,日满政务署要求驹井德三限期二十天之内必须搞定此事。1932年9月9日早晨,驹井德三亲率官员恭迎郑孝胥,但是再次遭到白眼。政务署只能临时改变策略,9月10日驹井德三被辞职,时年49岁,驹井德三从此回到日本,不再从政。其实罢免他还有一个原因是调查不得力。虽然赶走了一个日本人,表面上取得了官场上的胜利,但实际上也改变不了傀儡国的命运。(二十二)关东军的高压1934年3月,溥仪在长春粉墨登场,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关于溥仪的登基,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他不过是日本人扶植的傀儡。1934年5月5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以溥仪作为封面人物,在文中写到: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讲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吉冈安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曾这样描述:关东军就象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象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这样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五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军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住,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他有两个身分,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另一个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后者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看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能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要伪满出粮、出人、出物资,我便命令张景惠在一次“省长会议”上,按吉冈的纸条“训勉”省长们“勤劳奉仕,支持圣战”。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兵力不足,要伪满军队接替一部分中国战场上的任务,我便在军管区司令官宴会上,按纸条表示了“与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断乎粉碎英美势力”的决心。此外,日本在关内每攻占一个较大的城市,吉冈必在报告了战果之后,让我随他一同起立,朝战场方向鞠躬,为战死的日军官兵致默哀。经他几次训练,到武汉陷落时我就再用不着他提醒,等他一报告完战果我就自动起立,鞠躬静默。随着“成绩”不断进步,他也不断给我加添功课。例如这次武汉陷落,他又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写亲笔祝词,赞颂他的武功,并指示我给日本天皇去贺电。后来修建了“建国神庙”,我每月去那里为日本军队祷告胜利,也是在这“电线”的授意下进行的。有的书上说,吉冈原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于是便选上了他。其实在天津时,他不过有一段时间常给我讲时事,谈不上是我的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在这个学校担任战史教官。他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请溥杰去他家做客,殷勤招待。他们两人成了好友之后,他即向溥杰透露,关东军有意请他到满洲,担任军方与我个人之间的联络人。溥杰来信告诉了我,后来又把我回信表示欢迎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这时表示,这是他的荣幸,不过假如他不能得到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身分,就不想干,因为从前干这差事的中岛比多吉和石丸志都磨没在满洲站住脚,就是由于没有在关东军里扎下根。后来,不知他怎么活动的,他的愿望实现了,关东军决定任他为高级参谋,派他专任对我的联络职务。他在动身来满洲之前,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同时说:“如果令兄能预先给我准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就更感到荣幸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满足了他的“荣幸”感。过了许久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的眼里既有与我的不平凡关系,在我的眼中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却有了变化:“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哈!”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份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担心,他是否在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考查我。为了使他不疑心,我只好一听说他到,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甚至正在吃饭,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真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小评:正是由于吉冈安直的到来,强硬高压手段,迫使将满洲国的命运推上了顶端,彻底沦为傀儡国,溥仪这个皇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儿皇帝。其实通过查阅其他的书籍和资料,可以证明当时伪满国的昏庸和无能。(二十三)政治联姻关东军的高压迫使溥仪变成了儿皇帝,溥杰是溥仪的弟弟,只比他小一岁。1916年才来到紫禁城,才知道溥仪是自己的哥哥。兄弟见面,亲密无间,而且长得很像。1929年溥仪把溥杰送到日本学军事,溥杰大少爷身份居然也挺了过来。1935年溥杰毕业回来,在关东军担任禁卫军排长,后又回日本继续深造。日本人给溥杰介绍对象,溥杰早在17岁时就结婚了,他老婆叫唐怡莹,人长得漂亮但并不安分守己,后来两口子分居了。所以日本人要溥杰找个日本妻子。溥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哥哥溥仪。溥仪深思良久,越想越怕。如果家中有日本妻子会被处于长期监视之中。溥仪回想起自己与文秀离婚后,只有宛容皇后。溥仪四处给弟弟物色对象,找来宛容皇后的表妹,关东军急了,说帮溥杰找对象我们包了。据溥仪回忆说:“溥杰的婚事,现在成了难题。日本人插手啦!”溥仪显得忿忿然。“非要给二弟找一个日本女人当妻子,表面上是对着杰二弟的,其实这不是明明要控制我吗?!这么着,你赶紧回京城,抢先给杰二弟介绍一个对象,最好是咱们满族人。”办事麻利的二妹领“旨”而去,没过一个月,就托人从北京寻找了几张家族近支的年轻女子照片。经过遴选确定了两三个,想让溥杰从中择妻。机灵的溥杰心领神会,自知这是溥仪之意,于是依据照片匆匆做出了判断。在溥仪的暗中策划下,二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在京城寻找了一个溥杰点头的满族姑娘。她家住北京东四附近,名叫王敏彤,是一位年轻、漂亮的满族女子——当即在其母陪同下,火速由京城来到了满洲国筹备订婚礼。谁想,如意算盘没两天就彻底“黄”了。尽管表面上神不知鬼不觉,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被密切注视此事的日本关东军察觉了。随之,日本人大怒,派人叫去了溥杰。当溥杰进屋后,连座都没让,吉冈安直便板着面孔开始了一顿训斥。“你的婚事怎么样了?”“我,我……”听到单刀直入的问话,溥杰早慌了神,不知如何回答。正在支吾之际,又见吉冈的眼中射出了瘮人的寒光。“溥杰君,你应当明白,大日本皇军的意思是让你找一个日本女子完婚,巩固日满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身为御弟,理应成为表率。本庄繁大将已经过问你的婚事,将亲自做媒为你找一个日本贵族血统的女子。万望你三思而后行啊!”这不啻是最后通牒。吉冈的话里分明暗藏杀机。这哪儿是一桩婚事,分明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姻缘上的温柔字眼,已显多余。刺刀下的“退婚”,终日困坐愁城。溥杰实在没了辙。吉冈的话,再明白不过:如不听从关东军的旨意,必定有生命之虞!其实,名存实亡的婚姻,对他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有的只是“无奈”。在这种情况下,婚事很快确定了。日本人找的是嵯峨浩(日本贵族的子女,当时日本喊贵族为华族)。起初嵯峨家族也没赞同此事,但在日本军方的软硬兼施下,不好硬碰,只能勉强同意答应见一面。1937年8月来到双方约定地方相亲,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效果。嵯峨家族一致认为溥杰有学识,而且是军人。嵯峨浩比溥杰小七岁,两人见面后都比较满意。回国后,吉冈安直逼迫溥杰与唐怡莹离了婚,离婚证明还是唐怡莹的弟弟代签的,因为当时唐怡莹不在家里。1937年9月溥杰与嵯峨浩在日本完婚,溥仪派熙洽做代表,日本军方500人将领全部出席。关东军把溥杰结婚仪式拍成电影带回给溥仪看。1937年8月溥杰结束了日本的学业回国。193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嵯峨浩也踏上了中国的征途。小评:客观地说,溥杰与嵯峨浩婚姻,夹杂着复杂和畸形的政治因素。婚礼成了“政治”。男婚女嫁,成了政治联姻。咋看好象是一起跨国婚姻,日满亲善,实际上是日本想吞并中国而走的一步机关棋,也真实再现了伪满政府傀儡国家的地位。但是回过头来看,嵯峨浩并不是特务出身,她来中国只是夫唱妇随,但这也成为了溥仪的一块心病。 (二十四)嵯峨浩嵯峨浩,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女。与日本皇室是近亲。191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从小受过好的教育。1937年4月,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与正在日本留学的溥杰结婚。当时溥杰30岁,嵯峨浩23岁。同年10月来到长春,居住在西万寿路大街【今西民主大街】。溥杰夫妇感情颇好,并为溥杰生有二女。溥仪最初的判断她是日本的奸细,在接受了弟弟与嵯峨浩的三磕九拜之仪后,亲属关系已经正式确认。在这时溥仪还有一件烦心事,那就是他与宛容的关系已经破裂。宛容皇后吸大烟,这次家庭聚会实际上是最后一次。溥仪新选的贵人叫谭玉龄,当时也只有17岁。因此家庭的烦心事本来就这么多,嵯峨浩的特殊身份怎么不会不令他怀疑了。举个例子:有一天,嵯峨浩做了日本的西餐送过来,走后溥仪左右为难不敢吃。弟弟溥杰也没来,正好这时张廷求见。张廷是谁?介绍一下,张廷的父亲是张园的主人,在当初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曾经招待过溥仪,为感恩溥仪才安插张廷来身边做官。溥仪决定要张廷来试饭。有人怀疑溥仪是否神经过敏,因为在溥杰和嵯峨浩结婚之前,关东军就已经出台了满洲国《帝位继承法》,在这种情况下溥仪的担心就不意外了。又过了半年,嵯峨浩怀孕了,溥仪的猜疑心更重了。在这种猜疑的心虑下溥仪度日如年,又不好发作。到年底,孩子生了下来,是一个女孩。又隔了一年,嵯峨浩又生了一个女孩,终于让溥仪悬着的心转忧为喜。这一年,溥杰才32岁,只要不再怀孕溥仪就高兴。溥仪喜欢小孩一是他自己没有孩子。嵯峨浩作为日本的贵族嫁给皇帝的弟弟溥杰,其生活只享受二等国民的待遇。嫁给溥杰后,她一心只想做个中国妻子。1945年带着孩子回到日本,她找到日本天皇控诉关东军对溥仪皇室的迫害。1961年,分别长达16年后嵯峨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回到了中国溥杰的身边,双方的感情一直很好,坚贞不逾直到1981年去世。溥仪在他的《前世今生》中回忆,感觉很对不起嵯峨浩,我一直把她当奸细,直到1961年才解除对她的疑心。(二十五)忍辱偷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溥仪坐稳了满洲国的皇位,这个时候的溥仪通过几年与日本关东军的周旋,弄懂了关东军不可能帮他复辟大清,他改变了他的处事方法,不再天天去“满清朝廷”,也不再过问伪满的政务。但是,还得想方设法“假戏真做”,以免日本人认为他消极怠工。“七七事变”后,日本的野心显露得淋漓尽致,但是战争旷日持久,把伪满国作为基地,把伪满国的钢铁,粮食运回日本。吉冈安直把溥仪誉为“亲日善模范”,溥仪把自己的地毯也捐献了,支持盟邦,节衣缩食。溥仪想方设法来唱好自己的傀儡皇帝位置,要求抚顺煤矿给日本增加矿产。溥仪还建议日本关东军搞好与苏联的关系。溥仪的步步退让,只为保全他满洲国的皇帝位置。古有“忍辱偷生”,但是他出卖了国家的利益,致百姓生活与不顾,当然他不理政务,也不清楚东北人民的苦难到底有多深。在他的观念中,祖先膜拜,东北是清朝的发源地。“关外三陵”,按例要每年祭祀祖陵,日本想把昭陵改为“北陵公园”,在溥仪再三要求下才没改。但是不准溥仪祭祖。不久,日本人要把“天照大神”搬到中国来,转告溥仪,做好“迎神”的准备。当时溥仪的心情可想而知,自己的祖宗都不能祭祀,还要亲自去把日本天皇的祖宗请过来。1940年6月22日,长春出发到大连,大连再船渡到日本。溥仪真可谓“苟且偷生”亲迎“天照大神”回满洲王国。到了日本,参加了迎接的仪式,日本天皇还故作不愿意,十分不情愿。对溥仪说:“天照大神乃我祖先,实不该去中国,但是东北人民太宠爱了,我自觉对不起祖先,你还是回去吗(已对照原话进行解读翻译)”。日本天皇这一番话,令溥仪非常受震撼且愤怒,但也没办法。7月7日,溥仪带着“天照大神”返回到满洲国。关东军随即发布了《满洲国祭神记》,里面的内容就是要满洲的国民朝拜天照大神,言外之意就是日本天皇的祖先才是你们祖先。关东军刺激汉奸们把自己的祖宗都改了,再是没有骨气之人,心理难免不窝火。1942年的中国,溥仪已出关整整十年,现在连祖宗给抛弃了,做人做到这个地步,窝囊到顶了。日本关东军把“天照大神”搬到中国来可谓“恶毒之极”,其荼毒之心真可谓机关算尽,他们不仅是想占领中国,而且想改变中国人根深缔固的思想,想把日本人的祖先变成中国人的祖先。溥仪36岁,日本关东军借祝贺要求溥仪把日本友邦改为“亲邦”,这一点让溥仪非常窝火。原因是日本人“亲”指的是父母双亲,虽然溥仪日语水平不高,但毕竟也曾在日本留过学,所以知道。虽然名义上他是儿皇帝,但是毕竟没有说破。现在这样要求,等于是要他正式认日本为“爸爸”,自己是儿皇帝。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溥仪的软弱和昏庸到了什么地步,这种情况下他居然也默认了。按照规则溥仪最后只好派手下人去日本求见天皇改“友邦”为“亲邦”。之后不久,日本人有扶持了汪精卫北京傀儡政权。而且让溥仪和汪精卫政权,结为兄弟政权。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国民党蒋汪政权的创立者之一,由于他的背叛,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分裂,史书和资料都有很多这方面记载,这里笔者就不再展开了。正是由于汪精卫的出现,他为了统一政府杀害了溥仪的生父载沣,这个杀父仇人还要与他结盟,称兄道弟,令溥仪非常郁闷和窝火。小评:日本军国主义给东北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什么叫亡国奴?从溥仪所谓“苟且偷生”可以看出,从日本屠杀东北人和拿东北人做实验品可以看出。溥仪等人助纣为虐,不知东北人民的苦和痛。他也听说了日本关东军的一些罪状,也曾让他心惊肉跳。但他只能借信佛,吃素来减少自己内心的惭愧。另外,日本国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那就是让东北学生改学日语,想用“天照大神”来统治,语言改修来达到彻底吞并中国的野心。不研究历史,很难理解当时的深通灾难所带来的影响!(二十六)伪皇退位溥仪做梦也没想到做了14年的伪皇,在日本投降后日本操纵伪满傀儡政权为他办理退位,这是溥仪人生最尴尬的时期。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月9日苏军在东北正式发动全面进攻。日本决定退守南满,决定采取游击战与苏军周旋。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日本人倒霉的时候来了,溥仪居然不相信,直到山本威胁溥仪如不走必遭到苏军的杀害,要溥仪迁都通化。思考了再三,溥仪敲定了一同出走的名单:宛容、李玉琴(福贵人,1943年纳的妾,当时才15岁)、弟弟妹妹及其家属、佣人随从等近200人之多。溥仪能带走的物品有黄金珍宝,现金100多万(伪满货币),小件文物(书画等包括清明上河图),药品,书籍,祖宗牌位,武器(溥仪原从西洋购买的手枪),生活用品等。说是迁宫,大家都知道这一不可能再返回。由于匆忙有很多物品没办法拿,在途中溥仪的亲信李国雄,发现溥仪没有手提箱,把自己的箱子给了溥仪。反正能带的轻便都带走,大件的物品,只能拣贵重的拿,所有的东西和物品全部装箱带走。伪都长春,虽然有一段距离,但是苏军势如破竹,到了长春火车站,溥仪亲眼目睹了逃难的民和日本人逃难的场景。巨大的恐惧令他们急于逃命,火车站黑压压的一片,皇室成员由日本宪兵开道上车。由于人多,大家都往里挤,场面十分混乱和狼狈,最后还是日本宪兵队长起了作用,他大吼了一声。人群才散开一条道,10分钟后在货运站溥仪登上了专列车厢。本站的终点是通化。南满铁道,由于怕遭到抗日武装的下山反击,火车开得很慢。原来才8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结果24小时才抵达通化。

山田讲了战局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他们要把溥仪安排到大栗子镇。这一带环境优美且僻静。此时,战场形势已经明朗。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条约》,即无条件接受投降。伪满的日本人把日本叫“内地”,这一天是中国人狂欢之日,而对溥仪来说则是这下子彻底完了。溥仪和溥杰兄弟俩个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抱头痛哭。可笑的是在场的吉岗安直也哭了。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曾描述:不是天皇投降,“他们”(关东军)逼迫我退位,伪满政权也许还能保留好几年。事实上伪满傀儡政权的命运掌握在日本关东军的手上,将在外,君命可以不受,关键是否遵旨投降。这时,关东军的陆军大臣在得到消息之后有得切腹自杀。关东军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山田决定组织开会研究。16日晚上,会议才临时组织召开,会议上曾有人提出投降马上遭到众人围攻直到被杀死,日本军营内一片直呼宁死不降,现场内气氛非常紧张,谁也不敢再胡乱发言。直到8月17日凌晨,关东军参谋长终于反言:天皇都发言了,要我们投降。我知道大家都很爱国,都很想为国家做点什么,哪怕死。但是目前的形势已经明朗化,既然大家都效忠天皇,也只能跟形势走,抵抗也没什么意义。关东军司令也接着发言:我们是天皇的部队,如果天皇的旨意都不遵守,那我们不是合格的日本军人……1945年8月17日,关东军宣布彻底投降,横行了40年在东北的关东军正式宣告瓦解。可能有很多人不清楚,溥仪为什么要搞一个退位仪式?分析一下也就清楚,作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尽管只是儿皇帝,但毕竟也是一国之君。1945年8月17日下午,武部六藏来到了栗子镇,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武部六藏对溥仪说:“我想奏请皇上,宣布退位…”。溥仪的退位仪式,实际上是日本人的主义。根据溥仪晚年回忆:1945年8月17日午夜,在一个日本房间,日式的推拉门被打开。当时与会的人就是满洲国的一些大臣和日本关东军的军方代表。仪式非常简短,溥仪面色苍白念着已起草好的“退位诏书”,宣读完毕后,日本军方代表作简短致辞,仪式结束。溥仪离开了栗子镇,百感交集,这次永远结束了帝制。自己该何去何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摆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留在国内肯定会被人追杀,没人愿意保护他这一满清皇帝。唯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流亡日本。

点评:1945年8月18日0:30分,溥仪告别了他14年的傀儡皇帝生涯,这次退位是他自作孽的下场,他为了当伪满皇帝,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甚至连自己的祖宗都可以忘记,尽管在他内心深处,他曾深深自责。但他既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东北人民的生活。日本关东军正是看中他软弱无能这一点,建立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达到其不可告人的野心目的,利用步步紧逼,疯狂打压等手段达到统治中国东北的野心。客观地说作为末代皇帝溥仪也有难言之隐,但是犯下的错误是无法挽回的。

(二十七)沈阳被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伪满解体。溥仪结束他的皇帝梦,即将开始逃亡生涯。他准备出逃日本,路线是从通化到沈阳再飞赴日本。因为自己是民国的通缉的罪犯,除了日本没有其他国家会收留他。其实内心深处,溥仪也很矛盾。他实在不愿意去日本,日本人也不会轻易接受他。他的命运还要听联合国的安排。无奈只下,溥仪找到吉冈安直求助,苦苦哀求希望能保全他生命安全,带他回日本。吉冈安直考虑过去的情谊,勉强答应了。这时,溥仪又犯难了,带谁走了?当下溥仪的亲属普遍认为跟着溥仪走,也许是最佳的选择。于是,弟弟溥杰,妹妹,妹夫,二个侄子,贴身随从李国雄(已跟随溥仪近二十年),医生黄子正,人员已确定好。1945年8月18日晚上,宛蓉和李玉琴都哭成泪人送别,临走时溥仪第一次向他家里的佣人鞠了一躬。大家前往大栗子镇火车站。1945年8月19日清晨火车来到通化,一行人赶往通化机场,由于人多货物多,只能分乘2架飞机。上午11点,溥仪乘坐的那架飞机安全降落在沈阳机场,一行人去了候机室休息,等待亲属另一架飞机的到来。突然天空传来一阵阵轰鸣声,是苏军来了。溥仪拔除了手枪,原来苏军对日开战以来,一直不顺。主要原因是天气季节的原因,机械化部队进军受阻。无奈之下,只能采取空降。8月19日他们分别在沈阳,哈尔滨空降象征性占领,正好让溥仪他们赶上。正所谓“天网恢恢,疏尔不漏”。这时,另一架飞机才降落,这架飞机正是溥仪等待的亲属乘坐的飞机。苏军很快冲进了候机室。一会,苏军带着宪兵缴获了。溥仪的手枪。所有人必须服从苏军的安排,被带出了候机室,前往通辽再换上飞机去往苏联。这里要解释一下,当时的苏联与美国不同,他曾承认过伪满政府。其实到苏联去也是不错的选择,溥仪原不愿意去是考虑苏联和共产党关系较好,怕他们遣送自己回国。到了晚上9点,飞机降落在苏联机场。在苏军引导下,来到了苏联远东的赤塔疗养院。在这里苏联提供了较高的待遇,据毓嵣回忆:苏军战俘营房间宽敞,疗养院有一座钢琴,是“克格勃”(苏军军事委员会)的。不久,伪满大臣也陆续来了,大家一块被软禁起来。由于待遇不错,这些大臣还曾想入非非,幻想着有一天重建满洲国。溥仪在苏联的囚徒生活,看起来还不错。溥仪在和大臣交流中才得知:他走后第三天,日本岗哨就撤了。兵荒马乱的山区,伪大臣们还曾希望溥仪来接他们,因为有些文物在大臣们的手上。这时,东北民主联军进驻临江。1946年2月通化残余分子策划了暴乱,皇族人士越来越少,只剩下嵯峨浩和宛容。宛容最终精神失常,可见命运之悲惨。宛容死月1946年6月20日凌晨三点,宛容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宫廷制度的牺牲品。溥仪晚年回到北京,才得知宛容的凄惨遭遇,沉思良久后深深惭愧。

《溥仪的前世今生》里对被俘经过也有所记载:“吉冈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并曾说到飞机到达通辽机场后,在溥仪的要求下,苏军把死缠溥仪11年之久的吉冈安直同溥仪一行分开了。在通辽机场,一群苏联士兵听说俘虏了“中国皇帝”,围拢过来看,还有好奇者要求和溥仪握手。一个军官模样的打趣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说罢哈哈大笑不止。溥仪一行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被押上大型军用飞机送往苏联赤塔。

点评:溥仪的偶然被苏军俘虏,对苏联来说是它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粉碎伪满洲国的一个最大、最具象征性的战利品。他们有了这个日本扶植的傀儡、身份特殊的知情人,无疑是可以在尔后的对日交涉中以至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谈判中起其所希冀的重要作用。

(二十八)庭审

1946年1月,国际上通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开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时,溥仪非常害怕去日本,其原因有2条:一是怕苏军出卖自己不能保全性命;二是怕自己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因此,只能听任苏联的安排和摆布,不敢出言。在苏联的安排下,登上了飞机去了日本。刚到日本,中国检察官就来找溥仪,始料不及溥仪非常惊恐。在对话中,方才得知检察官只要他揭露日本的罪行就既往不究。因为日本战犯如果不能上断头台,无法告慰死去的亡灵同胞。在重压之下,只能来找溥仪要他相助。

不久,法庭开审了。8月16日溥仪第一次作证。季南问溥仪是如何去东北的,溥仪小心地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当溥仪谈到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会面时,他说日本人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但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因此他拒绝了。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当时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问到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使劲用手拍打证人台。在谈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情绪失控,“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时,溥仪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激烈盘问,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当时溥仪在法庭上的表现还是非常抢眼,他的证词最终被法庭采纳。

点评:客观地说当时的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上的做证,还是有演戏的成份,在他内心深处对日本确实也非常痛恨,但是由于当时的思想还是存在帝王的观念,这种仇恨只是建立在伪满亡国的基础上,中国人民承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沉重苦难并没有真正意识到。

(二十九)引渡回国

几天之后,溥仪又被带回了苏联。在溥仪被关押在苏联的做囚徒的时候,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溥仪当时并不清楚。后来,他被转到伯力收容所,这时的生活待遇已大不如前。溥仪第一次生平感受到饥饿的地步。在苏联期间,溥仪多次上书斯大林,希望能长期定居苏联,但这个请求苏联方面既不回复也不答应。他在苏联捐献了自己很多的一些文物和物品。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能为他向上说好话,溥仪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看守所人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语都恭敬从命,对他们的一再索取都是有求必应。在恐吓和敲诈面前,溥仪更是战战兢兢地把携带身边的贵重物品大把撒出去。伯力第45收容所的一位苏联翻译抓住了溥仪的心态,屡屡得手。有次故意对他说,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判了死刑,如何如何等。吓得溥仪一下送了他好多东西,以求他帮忙不被送回国去。

1946年8月29日,溥仪还未离开东京,国民政府再次向苏方交涉引渡溥仪。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作可否。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已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还成为一个包袱,所以从1950年3月起,苏联内务部多次书面请示苏联最高当局拟将溥仪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3月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又书面报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对于被关押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官员、将军以及溥仪的亲信、亲戚共58人及保存在苏联内务部的溥仪1946年5月10日向苏联政府提出请示收下属于他本人的贵重物品(价值47.3万卢布),伪满洲国官员的贵重物品(价值47.6万卢布),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内务部的具体意见。1950年3月9日,苏联外交部部长A.维辛斯基,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联名给斯大林书面报告,对于内务部3月3日书面报告内容,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恰当的作法应是,将上述在押人员及其贵重物品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并在尔后的部长会议决议中提出,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责成内务部进行具体移交工作。

1950年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苏联政府决定引渡溥仪回国。收容所所长来告诉溥仪:“如果现在是蒋介石的中国,你可能还回不去,但现在是毛择东的中国,你必须回中国……”1950年7月,在苏联的安排下溥仪被引渡回国。

回国后,溥仪被送到抚顺看守所。刚开始,大臣们还每天帮溥仪料理生活起居。管理所的同志看着看着,就不乐意了,在监狱里还有皇帝的架子。于是,把他调到其他的监房,要溥仪自己料理生活起居。溥仪成了战犯管理所的一道风景。因他自理能力太差,毕竟40年来养尊处忧的皇帝地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经过管理所和狱友们的帮助,只好自己缝补,洗衣服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几十年高高在上的地位,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不自食其力不行。溥仪从一针一线开始了他的人生改变,这也是他人生觉悟苏醒的前兆。

(三十)走向新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为考虑安全,将溥仪所在的抚顺看守所迁移到哈尔滨。

1952年的一天,他的侄子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要他主动交出皮箱夹层内的珍宝。这里补充一点,在苏联被关押期间,为防止被苏联查获自己随身携带的文物和珍品,溥仪特意在自己的皮箱内做了一个夹层。部分珍贵的物品就放在里面。这可是他从皇宫里所挑选出来最珍贵的物品了,也只剩下这点东西了。这件事情只有几个人知道。溥仪晚年回忆,感觉众叛亲离。溥仪虽然笨手笨脚,但头脑很清楚。想了很久,他痛苦万分。虽然表面上他不露声色,但交与不交让他内心十分矛盾,同时也担心被揭发。

1952年,溥仪和伪满战犯一起关闭在哈尔滨战犯管理所。这时他身上的珍贵文物已经不多。回想起为防止搜查他在苏联囚禁时曾捐献出一部分,但仍然有一部分在他手上,尤其是最珍贵的清明上河图。1952年上半年的一天,也就是他侄儿子递给他纸条一个多星期之后,他终于决定向战犯管理所交代藏宝一事。一路上他忐忑不安。所长接到他的坦白,没有追究他。其实在他来之前,所长已经知晓他藏宝一事,但没有捅破。由于保管员不知道珍宝的来历,溥仪又耐心的一一说明。468件珍宝的收藏条,这件事情意义非常大。1954年3月战犯管理所被迁回抚顺。这时开始处理战犯,进行侦讯。主要是对日本战犯,然后是伪满大臣战犯。有一天审问溥仪,溥仪很焦虑。溥仪交代了1931年与日本关东军勾结的事情。中国检察官希望溥仪交代更多的事情。检察人员并没有为难他,溥仪揭发日本关东军掠夺东北的粮食。侦讯的意义非常重大,日本奴役东北人民14年的深重苦难,溥仪真正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检察人员将一份份资料给溥仪看,溥仪才真正明白自己在东北所犯下的罪责和自己签发的文件。溥仪对自己的罪行第一次有了深刻的反省和认识。他在惭愧录中写到:第一,我勾结帝国主义;第二,由于伪满的成立,给祖国带来了沉重灾难;第三,我接受人民的仲裁,我是罪人,万死不辞。一系列的惨案,悲与血的控诉,让溥仪真正明白自己以前犯下的滔天罪行,他深深忏悔。1956年3月,溥仪见到了自己的叔叔载涛,溥仪哭了。载涛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还说自己是人大代表。早一向还被毛主席接见过。载涛告诫溥仪“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的信念。1956年,日本战犯被带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在法庭上溥仪再次控诉了日本关东军的罪行。这次与上次不同,这次他是带着自责,而上次则是在作戏。法庭最后宣判日本战犯被判12-20年有期徒刑,时间从1940年开始算起,等于是特赦。

为考虑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有些日本罪犯被直接遣送回国。溥仪看到了新生的希望。1957年李玉琴与监狱中的溥仪离婚。1957年1月抚顺看守所释放了溥仪的随从,几个月后溥仪的妹夫也被释放。1957年看守所,组织战犯对沈阳、哈尔滨日本陈列馆进行了参观,溥仪一行人还查看了沈钢、哈尔滨等企业,观后振奋不已。在战犯管理所的生活,让溥仪真正认识到以前所犯下的错误。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他一边改造自己一边积极参与管理所组织的一切活动。在1958年前后曾多次申请,要求战犯管理所对已回收的珍宝贡献给国家所有。

1959年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中国政府决定特赦战犯。当时的溥仪存在一个误区,以为“特赦令”的发榜没有他的名字,他把职位与地位划等。据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回忆:特赦令的第一名就是溥仪,溥仪在这件事上还比较冷静,他现在无妻无子,在这里改造也还可以。他对这里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总体来说溥仪对这里印象不错,改恶从善在溥仪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959年12月2日,在特赦大会召开前金源曾问溥仪:“你怎么看待特赦”。溥仪回答:“跟党走,改造自己”。后又问:“如果特赦名单有你,你怎么做?”溥仪答:“积极改造,重新做人。”

1959年12月4日300名战犯汇集于管理所操场上,两边巨大的横幅醒目的标语“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特赦大会开始了,金源宣布了特赦的名单,当听到第一个特赦的名字就是自己的时候,溥仪此时心绪万千,回想自己在这里已被关押十年,自己的一生命运坎坷,自己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今天也能见证新中国的特赦大会,而且特赦居然也有自己的名字,感叹新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刘春生将特赦通知单交给溥仪,溥仪毕恭毕敬地接过通知单。

1959年12月8日午后,溥仪走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久,溥仪接到了新中国颁发的“公民”身份证,他思绪万千,感谢祖国给了他第2次生命。溥仪热爱新生活,以公民身份为荣,直到1967年逝世,享年71岁。

综合点评:翻看溥仪的一生经历可谓坎坷,作为末代皇帝,2次登极,2次退位。他的一生经历了旧中国封建制度的腐败专政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及日本侵华时期,中国解放时期等,演绎了“皇帝”“战犯”“公民”等身份,到最后被改造成一名普通的公民,堪称世界奇迹。溥仪的软弱和无能让他成为让人唾骂的伪满儿皇帝,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对日本侵略者的指证,当然也有他的功劳。但是,也只能抒发他内心的仇恨。他一生没有儿女,有几个女人,却有不同的人生命运。作为晚清最具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唯一的一个经历了诸多朝代而且是皇帝身份的人,演绎人生巨大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被世界广泛流传研究的原因之一。作为后人,我们翻阅前人的历史,是为了警示中国未来的发展。溥仪作为现代史上传奇人物的代表,给后人带来很多启示。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有现在的繁荣,也是因为前人的奋斗和深痛历史苦难而换来的。

“勿忘历史”,“勿忘前耻”。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创造未来中国之美好明天书写辉煌!

全篇资料引用:溥仪《我的前世今生》《我的前半生》

王从衡《晚清秘史》溥杰《如烟往事》 郑怀义《皇叔载涛》

徐 刚《袁世凯传》 孙献韬 《复辟纪:张勋传》

爱新觉罗 啟运《清朝皇族后裔》解语《清宫之宛妃传》

王从衡《晚清秘史》 爱新觉罗 啟运《清朝皇族后裔》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叶参《郑孝胥传》张旭《东陵浩劫》

简又文《冯玉祥传》贾英华《末代皇弟溥杰传》

毓嵣《我随溥仪在苏联战俘营》金源《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等资料汇编

备注:资料收集和整编完成耗时2个月零18天14小时。

原文曾发表在吾的搜房地产博客上:

http://blog.soufun.com/29749356/10983175/articledetai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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