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前，从前……并不很久以前，有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叫莫言，他得到一个北欧小小国家的文学奖。十二月瑞典天候黑暗，家家备妥四根蜡烛，十二月每逢周日是耶稣降临节，要点起一根蜡烛，每天用餐皆燃相同蜡烛，直到圣诞节四根蜡烛一起点燃。窗上挂起一颗星灯，暖色，守候一年当中最黑暗的时节。可是当莫言来到瑞典时，忽然暴雪一来，大放光明。
12月5日 星期三
前天开始飘雪，夜里大雪纷飞来得很突然。周三早晨已经传出市区的交通极紊乱。日本翻译家吉田富夫和他的夫人多满子（京都知名的歌舞伎戏剧评论家），来瑞的飞机原定下午六点多钟到达。我们早订了礼车去接。
莫言邀请多位翻译家来参加诺奖典礼，这些翻译家不只是翻译莫言，葛浩文、吉田富夫也翻译李锐的小说，杜特莱是法籍诺奖得主高行健多数作品的法文译者。莫言可以邀请十四名贵宾（连同他跟妻子共十六名）出席诺奖宴会。其中瑞典学院邀请三名翻译家——葛浩文、吉田富夫以及法文译者尚兰登。在这当中，葛浩文、吉田以及杜特莱先生跟我们为旧识。可以说在欧美从事现代文学翻译研究的汉学家们，很容易在学术讨论会见面，但在诺奖颁奖典礼见面，意义不同。莫言得奖对我们来说很高兴，可以跟一些汉学家老朋友见面。葛浩文学习中文跟台湾非常有渊源，他的闽南语讲得非常好，我在台湾当记者时，他告诉我最欣赏的中文小说家是黄春明，可惜黄春明早就停笔了。
吉田先生已近八十，旅途最遥远。广播传出机场可能关闭的消息。过了七点，吉田富夫的手机接通。他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滞留一夜。
细雪朦胧扑飞，把我家厨房的窗景填满，真好看。我从2006年冬天到瑞典，地球暖化，连续三年无雪。北欧人喜欢雪，十二月的雪就像礼物，因为此刻天候太黑，若无白雪反光，则生活更加黑暗无趣。
几天前，凑巧2009年诺奖得主荷塔·穆勒女士到瑞京来访，她的相片立在老城诺奖博物馆大门口，我路过这儿，仰望荷塔那张非常淡漠的脸孔。几年前她得奖时，还曾感觉到一股清新的惊喜，她的笔触感性，饱含诗意，偏向于一种纪实小说的写法。老城广场扎起一棵圣诞树，周围是小红亭子卖圣诞节礼品的小贩，路上走来的行人都给冷空气捏红了脸。左翼的大报纸《DN每日新闻》(以下简称DN)刊登她批评莫言获奖的专访，说是“一场灾难”，引起欧美媒体传播。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稍后回答，荷塔·穆勒的意见是她的看法，也应该看看另一位亚洲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看法，大江非常推崇莫言作品，是纯粹文学的看法。DN的报导是一家之言，报导引起英文世界许多报纸跟进，DN非常埋怨瑞典其他报纸不跟进。必须解释这一家“自由派”报纸跟保守派《瑞典日报》的区别。在1968年欧洲兴起的国际文革学潮，那个时代瑞典知识界很“红”，DN最“红”。197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作家哈瑞·马丁松遭受DN攻击，认为一个诺奖作家一定要承担起关心社会政治的责任。马丁松年轻时害有忧郁症，得奖不久即无法忍受批评，住进医院，后来自杀身亡。
在那个时代，遭受指责不关心政治的作家名家，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也在内，特翁一直到2011年才得奖。从历史上看，瑞典人隔了三十七年终于再得到诺奖，特翁本人中风二十一年以后获奖，他还健在本身就是个奇迹。特翁得奖时，他在全世界有六十种语文译本，瑞典人心服口服，满心欢喜，这与马丁松不同。马丁松的文学价值很高，但他的作品非常不容易翻译成外语，选择一个在外国不容易有文学读者的瑞典作家，也是当时的本国舆情所不能接受的。在诺奖百年历史上．不是只有外国人对诺奖不满意，整体来说，二次大战以前的诺奖得主选得比较差，大战以后较具世界宏观。当年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没有得奖，瑞典有一百一十名本国作家签名抗议瑞典学院，算是诺奖史上一次堂皇的纪录。
许多中国记者已提前赶到斯德哥尔摩展开访问。诺奖提名小组主席（瑞典学院院士）佩尔·魏斯特拜耶接受《重庆日报》杨帆访问透露，大江健三郎连续五年提名推荐莫言，引起诺委会的重视。
每年诺委会小组收到的提名大约二百名。只要是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作协文学团体的主席，以及诺奖得主都具备提名资格，最后就是瑞典学院十八名院士各个都有提名权。提名没有国籍、语文、宗教信仰、党派限制，只要是一份英文传记跟作家的创作书单就足够。但是作家不能自己提名，必须是作协主席（个人）提名，不能由整个团体来联署提名，因为提名资格很宽、条件限制很低，所以世界上你能想像的有名作家都上过提名名单。理论上是这样的，却有一个国家例外：中国因为长久以来不了解提名程序，或者是不愿意提名（前任诺奖提名小组主席埃斯普马克答中国记者提问，为何住在中国境内的作家那么晚才得奖时，说了“长久以来都没有提名过来是很大的阻碍因素”）。
大江健三郎早在1994年得到诺奖致词时提到莫言跟另一位海外华人作家，终于莫言也要跟大江站在相同的诺奖大厅领奖。
《重庆日报》也访问了悦然，悦然还记得重庆话，1948年9月悦然到中国去，首先在重庆呆了一个多月，访问许多民众录音。记者访问全程说重庆话，似乎很开心。走出学院到广场小摊买杯暖红酒喝，十二月的姜饼随手拿来吃。
我喜欢老城迎接圣诞的小贩广场气氛。这样的寒冬跟小市集，跟瑞典学院的诺奖气氛，让人心情放松了。
12月6日 星期四
暴风雪以后，安安静静的早晨，莫言带着妻子、女儿、表弟来到寒冷的首都，来到国王王宫的对岸，波罗的海港湾的“大饭店”(GrandHotel)。从七楼房间的小圆窗望出去，可以看见国王的王宫，四四方方，一个矩形王宫，腾在海面上。十二月的斯德哥尔摩原来是很黑暗的。海的背面此刻是金黄色的光线，这是瑞雪之光。
我们跟礼车司机喝咖啡看报，等候一个半小时。十一点半吉田夫妇终于出关，风尘仆仆，神情微微恍惚。他们一早五点即从过境旅馆到机场，一路辛苦。
马悦然最欣赏京都学派汉学家的严谨治学。著名的汉学家诸桥辙次留下一部《大汉和辞典》，第一稿曾于战火中销毁，诸桥埋头重写，让西方汉学家受用无穷。莫言的得奖，来自于大江健三郎的提名推荐，使大江了解莫言文学价值的日本汉学家贡献显著。特别是在莫言1985年小说《红高梁》以前的短篇作品已见其天才手笔，那些早期的短篇小说，日本文学界明显的比欧洲、美国汉学家翻译得多！
受诺奖提名小组委托，马悦然考察了莫言长篇以外中短篇小说的美学价值，来补充欧洲语言已大量翻译的长篇小说（法文的译本特别齐全）。马悦然选择翻译《透明的红萝卜》、《翱翔》、《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以及大量的散文与演讲稿。他曾想翻译《大风》（已有英文版）、《长安大道的骑驴美人》（已有法译本无须再译）。
莫言得奖揭晓以后，法国一家大报纸的标题写着：《不好意思，我们只翻译了二十个译本！》。法国真乃文化大国，相对瑞典语版只有莫言三个长篇小说译本。瑞典拥有高本汉先生开创的伟大严谨的汉学家传统，但是在出版跟文学阅读方面，瑞典在欧洲属于了解现代中文文学的后进国家。
在瑞典翻译中文文学的只有马悦然、陈安娜两个人。陈安娜是图书馆员、文学博士。如同马悦然说，翻译有三种人，第一种人非常幸运，全职的翻译家，靠此生活，又翻得非常好；第二种是“业余的”，比如他是大学教授，翻译中文文学是爱好跟乐趣，这一类的译者不是为了赚钱，往往也翻译得最好；第三种人是诗人，有时候很不幸的他们会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华，去“改正”别的诗人的语言，使其“正常化”。这三种翻译皆在世界上常见。陈安娜翻译的作品有二十多部，她翻译莫言三本长篇《红高梁》、《天堂蒜薹之歌》，以及《生死疲劳》，凭其热情兴趣支持“鹤”出版社，分文不取，《生死疲劳》获得一笔学术奖学金得以支持下去，翻译时间长达六年。而“鹤”出版社是瑞典唯一一家出版亚非洲文学的出版社，亚非语言文学语种占瑞典每年出版总量不到百分之一，这是欧洲出版的普遍情况。
我们送吉田先生到达“大饭店”，整顿好以后，在一楼的诺奖宾客中心领取行程表票券。一转身，从大门旋转门进来的就是莫言夫妇，感觉他们长得很相像，真有所谓的“夫妻相”，莫言穿得漂亮，人也很精神。他们刚从瑞典学院结束记者会，步行返回旅馆（学院就在王宫旁）。随后见到莫言的随行翻译秘书秦碧达女士，她是马悦然的老学生，当过韩国公使，翻译过大量的中国电影。
可惜秦碧达没有担任莫言记者会的翻译，她是诺奖基金会考选的随行人员。而瑞典学院为了国际媒体来访，聘用一名联合国机构华裔翻译，当日远从日内瓦赶来，也在机场折腾了一番。阅读以后的报导，中国记者不满意翻译的表现，一是对那些无关文学争执的细节不大清楚，许多发问确实非关文学；二是因为不是瑞典人，亦不知“马悦然”的瑞典语名字，确实是一个缺憾。
此前，大陆媒体刊登一则莫言聘请数种语言的翻译家到瑞典的消息（实情是翻译莫言著作的翻译家获邀出席诺奖晚宴，是客人，并非来为莫言工作），所以媒体认为，那场记者会是莫言自己聘请的翻译，显然是误会，错怪了莫言。
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的妻子提前进了产房，英格伦没有赶来主持记者会。也因为女儿的出生，英格伦必须留在乌普撒拉，连诺奖宴会也都未及参加，很可能创下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没有见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首例！真可惜了。英格伦非常欣赏莫言的作品。
许多外国媒体并不知道瑞典学院十八名院士之间有一项君子协定，即诺奖揭晓以后，若有争议，仅能由常务秘书代表发言。其他院士固然可以个别接受外国媒体专访，但在瑞典媒体则由常务秘书一人代表发言，避免因为意见不同，院士之间产生嫌隙。因为这些特别的规矩，有些外国媒体评述瑞典学院有如“罗马教廷”，门庭很深。
由于常务秘书不在，往后的这几天所有莫言的活动，瑞典学院并没有人发言。
晚上看电视播出莫言在瑞典学院的画面。他穿了西装，结蓝绸领带，坐在一张学院的蓝丝绒椅子上。这张椅子是著名的古典形式，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农夫洛可可”。
创于公元1786年时期的瑞典学院，楼房前身是交易所，建立学院的古斯塔夫三世国王，同时间设立三个学院：皇家历史人文考古学院、皇家科学院（诺奖科学奖的评委会），以及瑞典学院。唯独瑞典学院不称“皇家”，其宗旨即在明示瑞典人必须超越“王室体制”，超越“皇家”，史家认为古斯塔夫三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模拟法国法兰西学院的体制，却在中国翻译为“瑞典文学院”，翻译本身就不正确，因为瑞典学院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瑞典语的纯洁与文学的创造。那个时代摹仿法国家具的洛可可形态到了瑞典，修饰了它过分的雕琢，得其形态之大方，线条更为简洁，称之“农夫洛可可”，在电视上看到农民之子莫言打了一条跟瑞典学院的丝绒蓝非常相称的领带，一时之间，就忘了所有文学以外的争议。我实在很喜欢老家具。这些东西最好留在老房子跟博物馆里头，个人别收藏。
诺贝尔因发明火药而遗留下许多遗产，创办诺奖百年，使瑞典小国成为有名的国家。但综观那笔奖金，也着实不多。如果莫言只能在北京买一个不大的房子，那么美国曾经产生过那么多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实际也有能力策划一个奖，这许多年来日本、港台地区都有企业主想仿照此奖，来使企业主增加知名度。
综观瑞典历史，诺奖的资金实力固然好，当年的国王甚至不太情愿把奖金颁发给外国人，诺贝尔家族、基金会跟王室确实有一些协调的故事。然而，18世纪的古斯塔夫三世国王才是使诺奖跟瑞典小国在世界发扬光大的最重要因素，他是一个戏剧家、文学家、导演，他建立三个学院，并且以特殊的建制，使三个学院都有独立的资产，培养人才库（学院的院士都是终身制度），学院院士应诺贝尔遗嘱承担了评诺奖的责任，这才是诺奖成功的要素。以瑞典学院来说，其独立运作基金达二百亿克朗，由十八位院士共同管理，该院财务跟诺奖基金会无关，只有评发诺奖奖金为基金会所发。这十八位院士只有常务秘书有薪水，相当于一个省长的薪水，其他院士开会一次只有一百五十克朗，要缴税，没有办公室，看戏免费，学院出钱。
仿造诺奖的奖金容易，仿造评选院士的百年人才库困难多了。其他包括国王是否参加、王室的配合种种，这都是花絮，王室的配合纯粹是对于王室体制延续有利。古斯塔夫三世极崇拜法国的文化，又非常惧怕法国的启蒙思想所带来的革命，在有生之年，他一直不断地灌输给人民一种思想，遥远的中国有一位仁慈而有哲学思想的君王乾隆皇帝，拥有疆域广大的以农业为主的美好国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革命，要维持王室，使瑞典语言的文化保持得像中国那么美好，那么我们的瑞典学院就必须凌驾王家之上。瑞典学院每一年最重要的收入约一千二百万克朗，来自一份欧洲最古老的报纸——《内政邮报》，当政府通过一项法案，就要刊登在此说明，并且付一笔刊登费用。另外，当年国王还送给学院北方一条河流的渔获权利金。后来出让以后，瑞典学院改为投资房产，调度灵活。
时隔二百多年以后，有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作家莫言坐在那张“农夫洛可可”的椅子上，非常能满足我对历史解读的乐趣。就像我去布拉格旅游，总统府门前卫兵的制服是哈维尔当总统任内自己设计的。哈维尔说过，掌握权力让他感觉自己可疑。
但是一个有权力的总统设计好看像样的衣服，这种事情使人快乐。
12月7日 星期五
这一天最重要的大事，是《晚报》刊登一则夏谷的评论，抨击《DN每日新闻》的文化版主管威曼，连续几天以他自己的偏见为主导，刊登荷塔·穆勒女士，以及一位刚得到德国书商和平奖的海外华人作家的抨击。这篇评论题为《对莫言的围攻不值一哂》，非常有意义，马悦然后来接受一家中国网站的访问说，夏谷是瑞典广播电台资深的书评家、影评人，汉学博士论文写的是《文心雕龙》，他的老学生。夏谷这一篇评论把所有批评莫言的无理意见都压倒了，他好高兴。
马悦然桃李天下，可不是他所有的学生都支持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孔子学院院长罗多弼认为莫言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显然误以为“诺奖是选择某一国最好的作家”，这种看法不只是外国人，连瑞典人也误会），罗教授研究专长在思想史，他是一个道德感非常强的学者，你可以用“公知”型的学者来想像他，他批评莫言的理由，出于真诚，我知道他可能没有读过多少莫言的作品。当莫言得奖时，各国汉学家都在他们的媒体界隆重登场了，据有一席发言权。然而，汉学领域每个人的分别很大，真正搞现代文学研究的没有多少人。究竟有多少汉学家真懂了莫言写什么？有人一开始就迷失在那些巨大的长篇中，还说读莫言能把人给烦死（一位德国三流汉学家的名言），而他们又不肯读莫言的短篇（有八十篇之多）、中篇，对于莫言的美学能掌握多少？或者没明白反讽文学需要多一层心眼理解，文学是一座歧路花园。
无论如何，罗多弼教授一方面批评莫言，另一方面积极筹划12月9日大学中文系的莫言讨论会，他向来能够两方面平衡，面面俱到。2002年莫言到瑞典来访问，罗教授请他到校演讲，也算独具慧眼。莫言不能拒绝他的热情。
回到夏谷的评论，在此之前，夏谷已在电台节目做过一段非常杰出的评论，针对马悦然是否应该“回避”不能翻译莫言的作品来讨论。
当学院宣布莫言获奖，现场一个SVT老记者来问马悦然是否翻译莫言，马悦然回答，翻译了，但是在宣布以前不能发表，等宣布以后，才能寄给“鹤”出版社。
马悦然以后确实寄出翻译稿，寄出的时候声明，他已得到瑞典学院的稿费，所以他想要的报酬是“零”。就在莫言得奖以后几天，SVT文化部门的独立制作人安·维多琳，来向马悦然索取全部的翻译稿，SVT要制作一个诺奖得主的专访节目，在诺奖周播出，维多琳还要到高密进行拍摄。就那几天的一个晚上，SVT的文化新闻部打电话给马悦然说，我们过一个小时播出，有个新闻专题，是批评你的，没有访问你，如果你有意见，恭候你指教。
SVT有一名主管安东认为，学院的院士没有资格翻译未来的诺奖得主作品，更不能出版，一出版就是涉及利益。节目播出扣住宣布莫言得奖时，悦然述说即将交付译稿的画面，接着访问“鹤”出版社老板，他回答说，马悦然要多少就给多少，毕竟是诺奖得主，可以报价（出版社老板是否看邮件太仓促，没有发现马悦然要的是“零”）。
马悦然当天晚上给维多琳写信说：“安，明天早晨你到电视台开会喝咖啡时，最好带一个手电筒，或者戴一副很大的眼镜，跟这些‘傻瓜’一起工作，文化媒体的气氛深幽到叫人看不清楚视线。我们可得小心了，有这些‘傻瓜’存在，那么瑞典文化就是一个塘鸭游水的小池子……”
悦然点名媒体文化主管叫“傻瓜”，有其愤慨不平的理由，当然更加引起文化主管的攻击。陈安娜在推特以英文详列七条理由，重点解释诺奖评审程序，是诺委会小组要求马悦然翻译的，作品翻译以后如果只给十八名院士看，以后烂死在计算机里头，不让瑞典读者阅读未免可惜。当常务秘书澄清马悦然要的稿费是零，媒体立刻批评马悦然搞坏了翻译市场，害翻译家得不到应该有的报酬。安娜在这七条里说，翻译中文的市场就这么恶劣，只有她跟马悦然两个人做中文文学翻译，如果连她过去都没从出版社的“金库”挖到一毛钱，那么市场还可能更坏吗？
夏谷在广播电台做了一则评论，回顾诺奖历史当中究竟有多少院士翻译或研究诺奖得主，答案至少有五个。一、院士Gullberg翻译1945年诺奖得主列拉·米斯特拉尔，以及1963年得主乔治·塞菲里斯；二、著名的诗人院士Ekelof翻译了1947年得主纪德；三、院士Osterling翻译1959年得主夸西莫多，以及1975年得主蒙塔莱；四、院士Lindergren翻译1960年得主圣·琼·佩斯，以及1966年得主奈莉·萨克斯；五、ArturLundkvist翻译1971年得主聂鲁达，以及1977年得主阿莱克桑德雷。远的不说，说近的，院士埃斯普马克写过三本关于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著作：前任常务秘书恩达尔给一名研究特翁的学者著作写过序言，另外，又是马悦然，他是特翁的英文跟中文版的译者。难道以上这些院士都不应该回避吗？请问经历过这样百年诺奖历史的发展，那些媒体文化的主管竟然要求研究与精通某种语言文学的院士不允许又翻译又投票，不允许院士有“双重角色”，把文学奖的评审当作世足赛跟奥运的判官来作所谓利益的“回避”，似乎没有比“傻瓜”更好的词汇来形容媒体，而此刻争着在聚光灯底下荒谬演出的也非傻瓜莫属。
7日夏谷发表的这篇评论，针对DN主管比雍·威曼连续多日以自己的偏见，拥荷塔·穆勒女士以自重来围攻莫言，称其根本不值得一提。夏谷像写侦探小说那样，一开始指出，当莫言获奖的那一天，DN启用十二位书评人来评论莫言，当时只有一位对于莫言稍持保留态度，其他书评人都对莫言高度赞誉，其中包括非常卓越的文学评论家古斯塔夫森女士。以后威曼就选择这一位批评莫言的书评人，在12月2日的周日评论，来证明自己的胡言乱语。威曼在这篇评论中大发雷霆，认为荷塔·穆勒批评莫言的人格卑下，没有引起中国的注目，那可能是穆勒提出的这个批评早在五月份就于中国的博客四处回旋了无新意（笔者注：即所谓“手抄讲话”，当时夏谷做过深度评论）。威曼没有选DN资深的驻北京特派记者雷雍夫德（马悦然的老学生，博士论文写“文革”大字报），也过滤掉跟中文笔会刘博士有同事关系的陈迈平。
夏谷具体点名，对中国社会有经验的观察者：拉格奎斯特（研究中国互联网）、恩斯特罗姆（前《瑞典日报》记者）。他们并非当然人选，可以评价莫言的文学质量，或者莫言在中国文学机构当中的地位，但是这两个人因为和威曼的看法相同而人选。威曼自己要拿荷塔·穆勒女士的意见来批评莫言，却不拿相对阅读莫言自然更有深度更宽广的大江健三郎来对比，已明显是偏见。
夏谷首先嘲讽威曼像大多数的空头知识分子一样，用反问装模做样，缺少合理而实质的分析，只是使这个痛苦现实更增紊乱。接着，他以前苏联时期、罗马尼亚、波兰等国作家来作比较。
在属于莫言的文学国度里，就必须涉及讨论到所有作家，而先不论作品内容跟读者效应如何，例如罗马尼亚的斯坦尼斯库、迪奈斯库，以及荷塔·穆勒本人，那么，我们该怎么来评价孔维斯基非常刺激的讽刺小说《小启示录》、《波兰情结》？还有安德烈瑟亚夫斯基的批评寓言《天堂之门》、《黑暗遮蔽地球》、长篇《烟灰与钻石》（改编成著名电影）还有姆罗切克、坎图尔的荒诞戏剧？
如果把莫言的文学作品解释成“党的安全阀”，那么波兰的诗人辛波丝卡曾歌颂过斯大林，辛波丝卡的作品如何能跟党棍普特拉门特、切克区分文学的价值？前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维索斯基、塔克夫斯基、乌库兹瓦亚们难道从事的只是“精神按摩”，是不是没有足够使政权不舒服，没有去坐牢就不能测量度衡文学的价值？
“我们自然可以要求一个作家在道德上做得适当而得体，或者也可不管只欣赏文学作品。就我所知，也听很多人说过，莫言是一个适当而体面、温文尔雅的作家。他那部有突破性的小说《红高梁》（由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的作品），另一位诺奖得主曾预言，将使中国文学带来天翻地覆的效应，2000年作家高行健得奖时，莫言是少数跟海外作家刘再复祝贺高行健获奖的大陆作家。”
使用当局的祝贺来作为衡量莫言文学创作含金量的尺度，也是这一类盘根究底的传统判官常常使用的方法，进一步说，有些人还不加掩饰地蔑视说，莫言的语言是乡巴佬而不是文化贵族的语言，这其实揭示的是另一种中国文化政治的方面。
莫言当然是中国作协好几位副主席之一，这是很高的位置，有一定权力跟影响力，但是实质性的问题是，莫言用这种影响力做了什么，或者曾做过什么？曾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老作家巴金曾在“文革”遭受批判，但他在1983年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这是邓小平亲自决定进行的选举，说明作家的独立性跟表达自由有所增加。巴金一直当主席到2005年，一百岁离世，以他值得尊敬的年龄跟道德人格力量保护作家，为言论自由起到作用。除了宏大的谣言以外，没有什么事情说明莫言要利用他的地位来限制作家们的言论自由，相反，在某些需要出版自由的时候，他起了作用。
“威曼引用林培瑞在《纽约时报》的书评来批评，而林只能算是一位不太精细的意识形态批评家。借助林的帮助，威曼搭建一个忏悔室，意图要莫言在诺奖颁奖场合，交代承认他的政治罪过，而在这个忏悔室里，我们这些神父神母能够坐在我们事先可知的民主屁股上，说服我们自己给他一个殖民者的赦免。对于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跟‘牛鬼蛇神’批斗会的人来说，这种对待他的方式不仅是令人反感和好笑的，也首先是荒诞不经的，就如同宗教裁判。”
12月7日下午四点。
街上的汽车很多，积雪堆在路面。开往老城的途中，我还在联络给朋友演讲票券，请朋友到学院门口等待。有人到现场发传单，事后发传单的人自己在海外撰文报导警察出来制止她。这很可笑，瑞典学院是一个独立机构，跟政府无关，怎么会有警察？谁都知道学院聘来的是特约的保全人员。反对中国籍莫言跟反对法国籍高行健得奖的是相同的瑞典籍的华人。他们指责高行健只从事文学，不过问人权与政治，这一次又指责莫言是共产党员。
悦然跟院士们在演讲台前的院士坐席，我稍晚进去，很高兴见到多年不见的葛浩文。所有的翻译家坐在左边的席次。学院替悦然跟我写了坐席名字，就在讲台正前方的第一排，我非常感动。这是工作人员的细心跟体贴，让我们直面莫言听演讲。
学院的主管奥德先生请我帮忙，在他主持会场广播瑞文、英文以后，接着说中文，欢迎大家并请求所有与会者关掉手机与照相机。全场肃静。
此时莫言夫人杜芹兰女士在奥德带领下进场，不久，从长廊地毯走来的，是院士埃思普马克，他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诗人、小说家，前诺委会提名小组主席将代表常务秘书做介绍——
亲爱的莫言与杜芹兰，瑞典学院院士们，女士们，先生们：
热烈欢迎你们到瑞典学院参加今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演讲！
故事也许是人类最原始的知识根源。故事可以用来讲无论如何的事，也不受语言的任何限制。故事最重要的作用是让存在显而易见。故事是一种小的世界，一个逼迫大世界显出它的脸面的微观世界。一个真的讲故事的人会以描写一个乡村的方法让我们看得出整个儿的社会。
古希腊文化把历史与故事分得很清楚。历史所讲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故事所讲的是可能发生过的事。这种真理与可能的区别好像降低故事的真实性。可是故事它只绕一个圈儿而让我们惊讶。有时候故事告诉我们的比传统的历史清楚得多。真的，故事有时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就站在真的历史当中。
有力量的故事让我们看得见我们以前只认为我们看得见的。这就是故事的力量。这就是讲故事人的责任。
莫言，请你上来！
（本演讲稿由马悦然院士翻译成中文）
莫言上台以后，首先恭喜常务秘书喜获千金，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由于不在翻译讲稿之内，他希望在场的中国人传播出去。如读者所知，莫言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以怀念母亲的故事作为个人文学经验的开始。
演讲最后的三个小故事非常动人，一座大庙在神话预言传奇一般的轰然倒塌。莫言的背后站立着古斯塔夫三世国王的雕像，他阅读文稿流畅的演讲，面容甚为宁静。我不重述莫言的讲稿，母亲的故事在作家心里是一个巨大的圣堂、庙宇，是这个慈悲的观音母亲供养着一个怀有诗心的“黑孩”。
莫言缓缓走下台，接受花束，观众的掌声响起，长长的掌声，没有任何一个观众或记者打开照相机，享受这份漫长的美好与升华，我非常感动中国记者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抢拍，掌声长长久久。佩尔·魏斯特拜尔有一天给我们写信说，这次中国记者来专访他，他夸奖中国记者比瑞典记者专业，很专心询问诺奖的得奖流程，以及莫言的文学表现。佩尔说的是真的，我很感谢他们那么安静。
之后莫言夫妇走进瑞典学院内堂，随院士们到别庄晚宴。我从学院绕出来再到会场，所有的与会记者留在会场，有不少华人观众轮流上演讲台，坐在莫言的椅子上照相，那张“农夫洛可可”的椅子。还有许多记者访问几位翻译家对演讲的看法。我望望身材非常高大的保安人员，问他是否见过这样的场景，他脸酷酷地说，确是很特别的经验。
此时我看了看随身的手机，特朗斯特罗姆夫人莫妮卡发来邮件，他们从电视上即时收看莫言的演讲，觉得非常精彩，甚表祝贺。几天前，莫妮卡即已来信说，他们得到安娜跟迈平送给他们的《生死疲劳》译本，特翁非常欣赏莫言讲故事的魅力，觉得莫言值得这个奖！即使只是私人的友谊与支持，特翁的支持也表现得那么实时而温暖！
最后我离开学院时，看见那个发传单的胖女人笑嘻嘻地排队等候拿大衣。
12月8日 星期六
我要求所有的记者只能这两天来忧斯宏的“燕鼻子住客之家”采访悦然，因为周末，瑞典学院办公室不开。在城外十二公里，搭了地铁换公交车，周末一小时只有一班公交车。来了好几拨人。我事前叮咛香港记者到瑞典来一定要穿冬靴，他不听。幸好香港记者是一群年轻人结伴青春行，驱走寒意。新浪网、央视，我家两间房的书斋容不下那么多人，我带他们去小区图书室看看风景，再回来访问悦然。上海一记者独自来，公交车司机过站忘了告诉他该下车，回头要等一小时，他决定回饭店。
待所有记者离去，我们发现诺奖音乐会的票券留在学院，忘了带回来。
我们难得留在家里看电视音乐会，看着台湾来的小提琴家陈锐投入的表演，在熟悉的音乐厅包厢位置，远远认出莫言跟杜芹兰的身影。
12月9日 星期日
莫言的演讲《讲故事的人》扭转了一般大众对他的观感。莫言还到林克比区中学陪少年儿童写书法。我渐渐感觉，莫言婉拒瑞典媒体的采访，只接受夏谷一个专访，宁可接受瑞京的华侨人士安排包饺子这一类的活动是对的。
这一天悦然接受上海跟湖南记者访问。记者们下午都要到斯大中文系听莫言的演讲，记者很奇怪我们不出席。原因是，皇家话剧院每一年为诺奖得主安排一场朗读会，才是诺奖周的传统。剧院的演员是专业的文学朗读人士，文学总监佛林掌管莫言朗读会所有的流程，找过悦然跟我开会。皇家话剧院曾经演过多个高行健的剧作，剧场的主要演员跟悦然是老朋友。悦然提出莫言的《小说九段》第一段《手》的朗读，一定要给女演员IreneLindh，她的声音最能表现那位生来就有无限魔力的女人的手。剧院安排安娜跟莫言对谈，相信这是深度的文学访谈。文学总监从译本文本到茂腔音乐、高密艺术家邓辉剪纸画面背景，都准备好了。
斯大准备有点匆促，罗教授筹划，先准备朗读一段《灵药》，但发现译文太长，又找悦然。悦然只好请他与话剧院协调改读《小说九段》，错开不同的段落。佛林协调以后，将悦然给话剧院的《上海文学》的《小说九段》纪念版（编者注：《上海文学》2012年11月号“莫言特辑”）转给了斯大。10月下旬，悦然跟我在上海于下榻旅馆的花园咖啡座，偶遇老友张翔，张翔陪着《上海文学》副主编金宇澄跟小说家西飏，手上正捧着刚出版的纪念刊，同时重刊莫言2004年的《小说九段》，以及2005年马悦然戏仿的《小说九段》。
我们虽未参加，还是从网上看到莫言拿着一本刚出版的《上海文学》，朗读《小说九段》中的《狼》，这本《上海文学》从上海的咖啡座到瑞典皇家剧院，再转到斯大。
斯大的朗读跟座谈会，主要在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大，瑞典未见报导，（因为说中文）轰动本地华人圈。但是那一天的座谈据说汉学家盘问莫言文学以外的问题更多，也更尖锐，颇使中国记者意外。莫言的回答非常流畅幽默，那毕竟是一个对汉语友善的环境吧。记者的疑惑，我能解释的就是，每个汉学家的研究领域根本就很不同，很少有人在大学做现代文学研究。在马悦然当斯大中文系教授的时代，他把自己当作一个平台，尽量提供学生往不同领域发展，因为汉学的各方面研究需要不断的开发，学生也以自己的志趣发展出研究领域，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思仁做善本目录研究成为大家，班大为在美国立罕大学做古代天文，白山人在高中教拉丁文，退休以后翻译完成《红楼梦》，史美德毕生为东方博物馆的馆藏做出贡献，冯辽作为前任远东图书馆馆长，以研究中国烈酒、蟋蟀、音乐、戏曲成为民间的汉学家，而夏谷、安娜、秦碧达都跟现代文学有所关连。汉学研究能找到的工作机会有非常有限，目前斯大只有一位德国来的女学者研究现代文学创作，而罗多弼这两年奔波于香港教学，斯大除了孔院的教学成果，少有新的汉学发展，几乎已给乌普撒拉大学中文系两位年轻的汉学教授赶超。跟罗多弼同时期的同学、隆德大学中文系教授罗思编了一部中文瑞典文大字典，穷尽心力。最后由于对莫言的争议沸沸扬扬，只好读了莫言，发现是太好的作家，写信来给他老师。斯大的朗读会仍然有贡献，孔子学院的副院长冠夫姓李的女汉学家（她研究法律学）在DN有一篇反驳文章，认为质疑莫言的人，从没给莫言机会辩驳。这个观点总算是呼应了夏谷的批评，有些人把自己当成教宗，用自以为是的道德审判来看文学。
晚上诺奖周的鸡尾酒会在北欧博物馆举行，所有诺奖得主跟各界人士聚会，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场面。上届诺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夫妇参加派对，见到莫言夫妇，莫言恭敬地给年长的特翁鞠躬。两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会，是颇为难得的画面。特翁今晚精神很好，饶有兴味地看着翻译家们跟大家照相。
晚上瑞典电视台播出维多琳到山东高密专访莫言的节目。我们在北欧博物馆遇见维多琳，她当面相赠节目光盘，跟马悦然道谢说，如果没有他的这些译本，很难下手了解莫言写作的故事，这个节目就无从诞生。
12月10日 星期一
吉田富夫抵达时，依照诺奖宾客中心的指示到一家服装店量燕尾服，所有宾客的燕尾服都在这家订制。穿燕尾服对许多男士都是新奇的经验。北国风雪，女士们身着礼服，下了汽车踏雪而过有点辛苦。北欧人很实际，进人大堂可换靴鞋，排队寄放衣鞋，等候的时间颇长。我们通常早一点抵达干草广场的音乐厅，广场很小，平日是市集菜场，当有诺奖活动时，大型吸尘车一出动，广场焕然一新，交警指挥广场上百部礼车进出。很难想像“伟大的”诺奖在一个中型的音乐厅颁发，还面对一个出入极小的广场。所有的管理都高度规范化，伟大的不是诺奖，而是颁奖过程搭配的许多细节，比如一下车，穿了斗篷跟大白盘帽的大学生来为你开门，欢迎你进入诺奖礼堂。
马悦然担任院士二十七年，参加诺奖至少三十次。他在斯大求学时，也担任过诺奖的学生礼仪员。颁奖活动是大学生养成人文素质的一个过程。
皇家科学院与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必须群体集结，先到舞台上安坐等待。他们今天是诺奖得主的美丽“背景”，俗称“企鹅山”，因为身着燕尾服有如企鹅（院士还是男性居多），环坐舞台围绕有如小山。
诺奖得主由礼仪学生带领，伴随乐团演奏响起，王室家族王后、国王、公主、王子进场，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开始演说。希维亚王后忽然咳嗽咳个不停，主席忍不住停下望了她一眼。有个坐在王后左边的院士倒了一杯水给她（我很惊讶他竟然还找得到一杯水）。首次来参观诺奖的人，应该目不暇给，为堂皇的布景、诺奖得主的衣着、宾客的美丽目不暇给。而我连续参加七年，留意的小细节不仅是莫言。隔天去王宫的宴会，果然听到一些了解王宫历史跟礼仪的史学家讲述，如果是在古代，那位倒水给王后喝的院士这么体贴，应该可以封个公爵。
莫言穿燕尾服很好看，礼服通常有修饰身形的作用。每一年总有许多美国科学家得奖，这款礼服的蝴蝶领结如不是手打的，而是钉好的，会挺不舒服。坐在“企鹅山”的院士们最喜欢在后头欣赏那些微微扯着领结、初次穿上企鹅装扮的诺奖得主那股小小的不自在。
佩尔·魏斯特拜尔为莫言做了授奖致词演说，佩尔不仅是一位大文豪，也是国际笔会前任主席，一位人权斗士，他曾经以国际笔会主席身分，为南非政府种族歧视奋斗，募得许多资金支持曼德拉的奋斗；他也是一位真正的文学演讲大家，这段日子以来，他颇为瑞典媒体对待莫言的偏激态度气恼。如同前述，这段时日代表学院发言的就只能是常务秘书，媒体未见得会去访问个别院士。就在颁奖前两三天，佩尔写信告诉悦然，当他为莫言感到忿忿不平时，即打开计算机阅读悦然翻译莫言的短篇小说、散文，在那些文章当中，他可以愉悦地享受跟确认莫言是多么好的作家。佩尔劝悦然必须开一个博客，尽快将莫言的作品刊在博客迅速发表，让媒体或者一般读者阅读莫言长篇以外的作品。只有让大众直面作品，才能了解莫言的文学价值。
我听过佩尔许多次的演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慷慨激昂，声调非常清楚有力道，甚至我听得出来他真的有点生气。讲稿如下一
尊敬的国王和王后陛下，尊敬的王室成员，尊敬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莫言是一个诗人，一个能撕下那些典型人物宣传广告，而把一个单独生命体从无名的人群中提升起来的诗人。他能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也鞭笞社会的不幸和政治的虚伪。他用嬉笑怒骂的笔调，不加掩饰地讲说声色犬马，揭示人类本质中最黑暗的种种侧面，好像有意无意，找到的图像却有强烈的象征力量。
高密东北乡包容着中国的传说和历史。他的旅行能够进入一个驴子和猪的声音比人民委员们的声音还高的国度，很少有现实中的旅行能够超过它们，而且这个国度里的罪恶和爱情都能达到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想像飞越在整个人类的存在状态之上。他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自然描绘者，他对饥饿最有体会了如指掌，也从来没有作家如此赤裸裸地描绘过中国整个20世纪的暴力，包括那些英雄、情人、虐待狂、土匪——而首先是力大无穷不可降伏的母亲。他向我们展示一个没有真理、没有理性和没有同情的世界，也是一个人类失去理智、无力无援和荒诞不经的世界。
一个这种社会不幸的例证是在中国历史反复出现的“人吃人”现象。在莫言笔下，这也表现为不加节制的消耗浪费、产品过剩、垃圾堆积、纵情声色和难以言说难以置信的欲望，只有这位作家能够在所有的禁忌界限之外来措辞言说。
在长篇小说《酒国》（英语书名RepublicofWine）中，人们最喜欢品尝的美味佳肴是一个烤熟的三岁婴儿。而正是男孩变成独一无二的食品，那些被忽略的女孩就幸存下来。这种反讽指向中国的家庭政策，女胎儿要流产，而数量到了天文级别：女孩甚至都不值得吃。有关此事莫言又写了一本完整的长篇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有神话和寓言的诉求，将所有价值都彻底颠覆。我们从来不会在他的作品里遇见在毛时代的中国曾是标准人物的那种理想公民。他的人物生气勃勃，甚至采取最不道德的方式和步骤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炸毁那些命运和政治把他们禁锢起来的牢笼。
莫言描绘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喜欢广告宣传的历史，而是描绘一种往昔，用他的夸张、戏仿并在神话和传说中开局起步，让人深信这是对五十年政治宣传所做的至关重要的修正。
在莫言最奇特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妇女视角控制全局，而他用尖锐讽刺的细节，描绘了中国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大跃进”及大饥荒。这里嘲笑了那种革命的伪科学，用兔子的精子给绵羊做人工授精，而怀疑这种做法的就成了“右派”，被发配流放。这部长篇小说以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收尾，骗子可以用美容剂致富发财，还通过嫁接而寻找出凤凰。
在莫言作品里，栩栩如生地将一个消失了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升起展开，你能感觉到它的鲜活味道，即使是最腥臭的气息，虽然残酷无情让你惊骇，但是两边又排列着快乐的牺牲品。这里没有一个死去的瞬间。这位诗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描绘一切——各种各样的手工艺，锤炼出来的，建筑起来的，挖掘出来的，有家畜的饲养，也有游击队的诡计。你感到整个人类的生活都能在他的笔尖下呈现。
他的写作比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的大多数作家都更趣味横生，也更恐怖丑恶，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的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如此。他端上来让人享用的是苦涩的调味品和佐料。在他跨越近百年中国的宽广织毯上，舞蹈的不是独角兽，轻巧踱步的不是少女。但是他描绘的也是一种牲口棚里的生活，让我们感觉，我们在其中已经居住得实在太久。因为种种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而人类的利己主义和贪婪无耻依然如故。因此莫言守卫维护着那些渺小的个人，不让他们受到任何不公正的伤害——从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到毛式的恐怖，直至今天的产业疯狂。
那些来到莫言家乡的人，能看到这里无限无尽的善良与最令人厌恶的残忍的斗争，等待他们的是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阅读冒险。可曾有过这样一种史诗般的春潮淹没过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吗？在莫言那里，世界文学发出一种强烈的声音，能感染当代的几乎所有人。
瑞典学院祝贺你。我请你从国王陛下的手中领取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用中文说）莫言，请上前来！
莫言起身以后走向国王，国王颁奖以后，他要对国王还礼，向院士一鞠躬，转身面向观众，如大海浪潮的掌声涌来，久久不停息，他的表情几乎有些惊讶跟意外。我相信他没想到会得到这么热烈的掌声，他轻轻按了手背，盼望大家停止鼓掌，退回坐席。
典礼结束时，所有身穿礼服的观众各自从边门退场，舞台上的院士必须一一下来跟得主致意。坐在边门不远的院士夫人席次的所有院士夫人已经出来等在舞台边门，等到佩尔出来，大家拥上去给他大大的拥抱，演讲太成功了。
颁奖以后的宴会在面海的宏伟市政厅——著名的蓝厅举行，一千六百人的席次。蓝厅不蓝，建筑师一看砖头红色自然的裸色甚喜。2006年帕慕克得奖那年才增加晚宴的表演节目。今晚是一个马戏家族表演的杂技，非常高雅，宫廷味十足，充满想像力。葛浩文、林丽君夫妇跟我同桌，葛浩文看到表演一个接一个，赞叹“没完没了啊”！一开场时，诺奖得主跟王室家族与政府首长们一起款款从楼梯走下。宴会餐点上菜侍者踏出有如军队纪律的步伐。我们这一桌都是翻译家跟院士，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荷兰的莫言的出版商，在他对面的是女院士卡特琳娜，我听到他们聊到荷塔·穆勒，卡特琳娜说穆勒女士对莫言的看法“惊吓了她”，葛浩文听到以后也跟她聊起来。
莫言夫妇坐在中间王室家族的长桌。吃过晚宴，得主一一致谢词，每上台一次，都全体起立。吉田先生忍不住对我说，这么讲究礼仪啊？我想他领教到比日本人还多礼的瑞典礼节。莫言上台，说他忘了讲稿留在宾馆，还说文学的最大用处就是无用。
餐宴以后上楼到“金色房间”跳舞，这个房间铺满金色的砖画，受到新艺术运动的建筑装饰影响，表达到极致。一千多人轮着走上楼。今年的乐队演奏非常重金属节奏，诺奖表演越来越年轻化。上楼不久，吉田跟葛浩文夫妇告退回家。安娜在宴会中途，就要接受电视节目采访，不知吃得好吗？最后在楼上见到秦碧达跟莫言夫妇，身边围绕闪光灯。
12月11日 星期二
接近中午，我们去了一趟特翁家，将上海出版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送给特翁夫妇。从10月下旬到上海宣传新书回瑞典，还没机会赠书给特翁。特翁大乐。这天有一名上海记者陪着来，他前日已来找寻过南城特翁小时候的住家、特翁在《记忆看见我》中读过的拉丁文学校，说得悦然心里一阵感动。
莫妮卡讲述了特翁的外祖父的航海生活，厨房里外祖父的画像面对波罗的海，他终生爱着海洋。
晚上进王宫宴会。国王的宴会比诺奖市政厅更加华丽，宾客规模只有十分之一，一百六十名宾客，但是跟国王在同一张长桌。桌上布置着古代银制烛台，点燃起来，跟天花板的巴洛克雕像绘画辉映，像一场梦境。
这一天吃的驼鹿（大角鹿）是国王自己打猎得来的。诺奖晚宴避免这套菜，一是避免环保人士批评，但真正的理由还是隔天宾客会在王宫吃到这道菜。瑞典的大角鹿非常多，有些高速公路有小心大角鹿的标志，它们像牛一样硕大，必须谨慎留意。
卡尔·古斯塔夫十六世国王是一位热爱环保的人士，他也喜欢打猎，还喜欢农庄里跟农业相关的许多事务。瑞典人民支持王室体制一直在五五开左右。他的作风很朴实，由于年轻即登基，从小就知道自己当国王，他有一种特殊的害羞，也一直保有孩子气的顽皮。
1981年，悦然曾随国王王后出访中国，与王室有些辅佐国王的工作人员是老友。由于前一天诺奖宴会，美丽的小公主玛德莲跟日本科学家中山坐在一起，莫言跟夫人芹兰坐在一起，我猜到在王宫莫言可能跟玛德莲邻座。拿到座次表，莫言坐在玛德莲跟王后中间，芹兰坐在悦然旁边。玛德莲有欧洲最美丽的公主之称，这次诺奖宴会，媒体最关心她的美国富商男友是否出席，如不出席，那么订婚会在诺奖以后才宣布。
宾客要在等候大堂，等待国王出来，我告诉莫言，他今晚跟公主王后吃饭，她们会对他很好的。莫言回了我一句：“我怎么觉得你对我最好啊！”芹兰大笑。这大概是我这一周跟莫言有限的接触中，他最轻松的一刻。对于每位诺奖得主来说，11日到王宫吃饭是最愉快的，没有任何演讲。国王从来不发表谈话。
国王进来以前，礼宾司长先进来用他的手杖敲敲地板，请大家站好。院士TomasRaid站在我身旁，不知怎的，我们还是聊到穆勒女士。他说，穆勒非常可怜，使人感觉怜悯而遗憾的是，她说了那些话语批评莫言，跟文学毫无关系。Tomas有阿拉伯血统，他是瑞典当前最富创造力的一位语言学家，悦然不但钦佩他，还羡慕他的合唱队。1946年马悦然从乌普撒拉大学转到斯大跟随高本汉学习汉语，唯一的遗憾就是他已经考上乌大的合唱队，瑞典的男学生合唱团可以唱到八十岁，Tomas当大学教授、院士，每周末还演唱。瑞典学院去年夏天会期的餐会，就是由Tomas合唱团演唱，当时他坐我旁边，吃完头一道菜起身离去，随后跟合唱团进来演唱，把我惊呆了。
晚宴以后，首相冉斐尔陪着国王跟莫言谈话，大使馆的文化秘书为莫言翻译，谈了很久。我站在不远的地方跟芹兰和王后、印度大使夫人谈话。王后平时对人特别友善，乐于谈话，对芹兰也是谈中国旅行，芹兰这位农村妇女很爽快，邀请王后去高密玩，王后也频频微笑点头。后来我问悦然，国王跟莫言聊什么，怎么谈这么久。我还没见过国王跟文学奖得主谈话，原来是问莫言放羊啊，养牛啊，喂鸡啊，这些事情国王非常喜欢，他喜欢农业，自然关心中国的农业。
回家以后，我跟悦然说了Tomas的见解。悦然说，穆勒会后悔。总会有这一天。
12月12日 星期三
莫言在诺奖领奖一星期，最受瑞典媒体欢迎的故事，发生在林克比中学图书馆。
瑞典大众透过SVT节目，看到了莫言山东高密家乡实景，九十岁的父亲管贻范先生、大哥管谟贤、二哥管谟欣以及女儿管笑笑，乃至一岁四个月的外孙女都人镜了。那些家乡祖祖辈辈们留下来《聊斋》一般说故事的传统。国王跟王后都看了节目，维多琳问管贻范有什么话跟国王说，管老先生说，要好好休息。国王见了莫言说，令尊比我年长多了，请他多多休息。
斯德哥尔摩偏西北角的林克比是很奇特的地区，它原来是瑞典首都最破败的景象，林克比中学(Rinkebyskolan)百分之九十八是新移民，来自近九十个国家，有至少三十种以上不同的语文背景。80年代学校遭遇重大危机，学校盖房子，环境差，学生们脾气很坏，老师们接连求去，学生捣乱，在空教室放把火，闹了场火灾。来了一位新校长BoricEhrstrand说闹够了吧，召开民主会议，找来家长跟学生老师们，问大家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理想学校，多半说是要干净要有安全感要有好的知识，他们一步步来按表操课。
这位强悍的校长要老师们爱学生，要形于内外地表现出来，他看得很清楚，学生们能识破老师是不是真心爱学生。还让老师们抓紧语文功课，学生的瑞典语要是够好，就能够展现自信，就有创造力。林克比学校终于成为瑞典文跟数学两项成绩甚好的模范学校。
瑞典冬天的圣塔露西亚传统节日是12月13日，是一整年气候最暗的日子。学生们穿起白袍，戴环花，点燃头上的蜡烛，唱来自意大利的民歌《圣塔露西亚》。这一天学校邀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学校，学生献上集体编写有关诺奖得主的一本手工书，这本书绘画编写他们阅读诺奖得主著作的感动。林克比学校建立十几年，有年年为诺奖得主朗读传记故事的传统，主持活动的女作家老师路葛雷(GunillaLundgren)，是带领孩子们阅读的核心人物，通过她的评价，诺奖得主的文学作品得以进入少年们的视野。许多文豪都有不平凡或者受创的童年经验。这里使诺奖得主流泪。
莫言行程紧凑，林克比的朗读提前一天，由8年级A班学生朗读。学校图书馆坐席大约五十人。10日颁奖日那天为莫言致词的瑞典学院院士ParWastberg坐在第二排。8A领头的小少女头戴红帽领着莫言进场，后面跟着两列唱歌的露西亚合唱队，有少女少男也有儿童，皆身穿白袍，点着灯泡烛光入场。
日常的瑞典孩子给大人唱这首歌，冬日里头寻得孩子温柔的一点点烛光祝福，大人们就感动得不得了，何况此刻唱给莫言，一个孩童时期饱受饥饿、阶级歧视跟劳动之苦的人听。我都感觉坐在我身旁的培尔吸鼻子，最好不要把脸转过去望身边的人……
以后同学们开始接棒朗读《生死疲劳》（西门闹跟他的七次人生），最后同学们献给莫言的一本书，大地主西门闹收养的“蓝脸”，脸上的蓝印子十分清晰，背个箩筐。西门闹以后转世变成驴、牛、猪、狗、猴。“西门闹不幸被枪毙了，到了阴间。他在那儿呆了两年，太可怕了。鬼卒把他放在油里煎。阎王爷让他转世，但他变成一只驴。”几个中亚面孔的男孩用瑞典语朗读这些故事。献给莫言的手工书，已请了当地的中文老师帮忙翻译了这些短句。
莫言听完站起来即兴演讲。昨天晚上到王宫吃饭，美丽的公主挽着他的胳膊走进大堂，他太紧张而毫无感觉，今天林克比的美丽小红帽少女挽着他胳膊走进图书馆，他发现林克比学校比王宫还要美好。听到每个孩子用不同语言跟他道好问候，他意识到林克比小区的语言环境多么奇特，如果每个孩子保有自己的语言也就是自己文化的尊严，又能使用瑞典文或者英文彼此跟同学们沟通，那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就好像2006年诺奖得主帕慕克来自土耳其，那里是冷暖洋流交汇之处，听说那里的鱼群多又好。林克比的孩子也是相同的情况，不同的语言文化交流激励跟成长，有一天林克比长大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人物，到了那一天，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告诉世人，我是从林克比小区长大出来的。
莫言自己是一个农村出来两只脚踏在土地上的农民。作家路葛雷事后跟我们说，她读了莫言7日演讲《讲故事的人》特别感动，莫言感怀自己受苦为家庭牺牲的母亲，母爱很动人。她认为每个瑞典孩子都应该阅读这篇演讲稿，莫言母亲曾在拾麦穗时遭守田人殴打，长大后莫言想为母亲报仇，母亲却说，孩子，那不是打我的人。母亲重病时，莫言常担忧母亲会自杀，这种种感情平实朴素动人，是一种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就好像莫言是林克比的一个孩子。
路老师说，莫言的三个瑞典文译本《红高梁》、《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后者最适合给中学生阅读。
这就是每一年我们都在林克比的图书馆，跟孩子们一起学习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堂课。
晚上在皇家话剧院，朗读会隆重登场。大导演伯格曼曾是皇家话剧院的院长，他的演员都是此剧院的精英要角，他晚年虽隐居哥特兰岛边上的羊岛，但他曾预言他死后成为鬼魂就会回到话剧院来游荡。我常来看戏，一到诺奖朗读会我就有点忧虑，是否伯格曼鬼魂要出来。
现场有红色的高密剪纸，茂腔音乐已把话剧院烘染出一股特别的气氛。这一天的翻译是周宇婕，她很好，是在瑞典长大的温州人后代。主持人是广播电台原来派驻在中国的记者韩娜。韩娜的中文很好，话多，好些瑞典记者很想采访莫言，大约都吃了闭门羹，韩娜太兴奋，不知不觉她就把主持工作变成她跟莫言的对谈，把对谈人安娜冷落了。安娜很机智，快速穿插几个问题进来，巧妙地将对谈拉回文学讨论。一是谈到莫言所有的作品都有“我”的成分，他非常喜欢“我”的置身其中，而使所有的故事幻觉充满真实感，冲突的要素不断发生、摩擦跟“我”的关系；二是《聊斋》在他创作的背景中常常不自觉溜出来，比如短篇小说《爆炸》里的狐狸。莫言忽然承认他没怎么见过狐狸，还是在日本，有一次一只狐狸窜过身前，他对狐狸所有的想像都消失了。观众大笑，他大概不知道瑞典狐狸很多，在我家附近我就见过狐狸。学院院士恩德尔就很喜欢《聊斋》的狐狸精。奇怪的是，那么多狐狸的瑞典却没有《聊斋》。
接着莫言讲到童年家里杀鸡，因为饥荒不忍丢弃鸡的肠子，母亲令他帮忙清洗，但他不会，有一个同学非常能干，莫言找他来家里，示范用手指头轻轻一摁，清水直倒进鸡肠子。
院士魏斯特拜耶盛赞过莫言对于“匠人”工作的详细描述。马悦然指导我写《黑孩的诗心》评述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特别指点我，工匠在欧洲文学艺术中有悠久的传统，莫言描述那些铁匠、风箱、黑孩如何掮火，细节情景非常迷人。当他这时讲到洗鸡肠，周宇婕一时为难想不出恰当的词语，而观众席整个轰的一声为之神往（瑞典人遇见吃惊赞叹的情景，“哼轰”的一声很像噎住了。我有几次跟人用餐聊天时，稍受惊吓，后来才知这表示赞美，尤其是瑞典女性很喜欢这样）。
莫言还讲到一桩瑞典奇遇记。当他写《丰乳肥臀》参考山东的真实历史背景，故事主人翁是瑞典传教士，他写出来，有人讥笑他是为了得诺奖写瑞典传教士。前几天，他在饭店见了一位瑞典老太太，专程从乌普撒拉搭火车来见莫言。老太太一开口说中文就是一口高密腔——她是一位传教士的后代。
皇家话剧院的演员成排坐在左侧，都是明星级的大演员。在伯格曼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演出牧师一角的老演员杨(JanMalmsjo)，跟他妻子合作朗读《小说九段》的《翻》，那个故事有点残忍，而杨朗读时，稍微读得比较幽默了。有一个年轻女演员，我觉得她很尽力读《生死疲劳》西门闹下油锅那一段，不容易。漂亮的女演员蕾娜读了一段什么我忘了，她是好演员，曾经演过高行健的戏剧，几天以后她因为第四次结婚上了晚报。最后艾莲出来朗读《手》，莫言这一次没拿《上海文学》，而是从西装里掏出一张影印纸朗读。
朗读会结束，我们到楼上的派对吃点心，喝点红酒。文学总监佛林向大家致谢，老演员杨带了一本书请莫言签名。莫言的编辑曹元勇对朗读会赞叹不已，演员的朗读是高水平的演出。演员朗读往往容易卖弄，而瑞典皇家话剧院的文学素质很高，安娜说，整个朗读过程她十分享受，听别人朗读自己的翻译多快乐。
悦然跟杨说，《翻》那个故事好惨的，杨眨眨眼睛说，可也好幽默的。莫言已经很累了。他终于站起来说，我要回家了。我困极了。
我想他累得连伯格曼的鬼魂都不会来找他。大家欢送莫言。再见。
（写后：12月10日当天的《瑞典日报》与两家晚报，都给莫言著作安娜的译本热烈的好评，当天唯一一个批评，来自DN罗多弼教授。19日DN派记者专访马悦然，藉此谈到十八名院士当中唯独他一人受到谣言的压迫。访谈于2013年1月2日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