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缘何不是“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
阅读提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诞生了。它的出现，使被禁锢多年的文艺界刮起了一阵红色旋风，顷刻之间——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文艺团体争相排练演出。缘于此歌，使得名不见经传、生长在黄土高原山山峁峁的背洼洼里的山丹丹花也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男女老少都会在心情愉悦的时候，不经意间扯开嗓子喊上一句：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由李若冰、关鹤岩、徐锁、冯福宽作词，刘烽编曲。它是一首以陕甘民歌为表现形式，承载浓郁的黄土高原文化和元素的音乐作品。
经典歌曲回眸——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缘何不是“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
1971年12月25日晚，《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陕甘五首民歌联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些久违的优美的旋律一经电波传送，很快就在听众中引起了红色情感的震动。
其实，这5首歌曲并不都是原生态的陕北民歌。其中4首是在原民歌基础上改词或填词而成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新创作的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补写的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不是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编曲刘峰在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这首歌是他编的曲，“歌曲的问世是十几位同志心血的集体结晶。”
打开众多的媒体报道都一个声音——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红艳艳》；百度搜索一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署名几乎都是“陕北民歌”……
多年以来，有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著作权、归属地等各种呼吁、理论探讨文章频见报端、杂志、网络和文献资料，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
关于这首歌的缘起，流传着形形色色的说法，版本众多。
那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不是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那它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是属于怎样的一种情形呢?到底如何“红艳艳”的？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之谜？让我们掀起它的盖头来，一睹“山丹丹”创作、传播背后的真容。
山丹丹，绽放在陕北高原的“君子兰”
一曲耳熟能详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使山丹丹在陕北妇孺皆知。可山丹丹究竟是什么样的花呢？很多人却未必知其然。
从北京到陕北采风之前，笔者查阅相关资料获悉，山丹丹属于百合科，有“红百合”的别称，又名细叶百合，是多年生的球根花卉，花期为6月上旬到9月中旬，多在黄土高原的阴坡上与杂草伴生。
《本草纲目》里说：“其叶狭长而尖，颇似柳叶，与百合迥别。四月开红花，六瓣不四垂，亦结小子。”
《安塞县志》诠释：“色赤，蕊若胭脂，五月间山陬水湄最蕃艳。”
相传，山丹丹本是天上的仙女眼泪变成的，关于山丹丹，在陕北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古代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先民们，在干旱贫瘠的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辛苦劳作，到头来仍一无所获。天上的仙女为他们的辛劳感动得落泪，仙女的眼泪落在贫瘠的山野上，就变成了水灵漂亮的山丹丹花。在每年的夏天，花儿展露出她美丽的容颜，繁衍出无数鲜活且充满生机的生命。
在陕北民间，不但有美丽的传说，还有“山丹丹花背洼洼里开”的歌谣。山丹丹喜欢开在山的背阴处，因其生命力极强，以前在陕北的沟沟坎坎都很常见。她土生土长在陕北干旱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命，挺莛抽叶，臌蕾萌花，充满生机。然而，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山丹丹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隐匿了她的芳踪。
年老一辈的陕北人，几乎都有着关于山丹丹花的记忆。“42年前，我在陕北插队，那时节，虽贫穷，但生态环境还算好，山丹丹漫山遍野，能看到无数的山丹丹花。再苦的日子，看见山丹丹花，就像一根火烛点在心里，往后的日子里，心里总是亮堂堂的，连胸膛都挺得高高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网友在腾讯微博上深情地谈起了他当年在陕北插队时，见到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时的感受。
山丹丹生命力极强，花色鲜红，美如“君子兰”，既可独秀，也可群生。因此在连绵起伏的陕北高原，红艳艳的山丹丹使得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变幻出具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花朵，呈现出一种神奇的美。
“经典歌曲背后有故事”采风组在陕北高原采风的日子里，山丹丹已绽放在大家心坎上。在这个寒风凛冽的季节虽然没看到山丹丹花开，固然有些遗憾，可所到之处看到的听到的红色革命故事不正是一朵朵盛开在华夏大地上的火红火红的山丹丹吗？“延安的宝塔再高，没有延安精神高；陕北的辣椒再红，没有盛开的山丹丹火红。”
“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咱们中央那个红军到陕北……”站在清凉山上，远处传来熟悉的旋律，陕北人爱山丹丹，唱山丹丹，因为火红的山丹丹象征着陕北人共同的情感和性格。
谁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背后推手？
回溯到“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和思潮”的禁锢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仅剩几个“样板戏”、几首“革命歌曲”在播放。流行音乐、抒情歌曲、民歌小调……就如同寒风中的荒草生机全无。
可以想象，当时文艺作品如此稀少，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多么贫乏，对新作品、新歌曲的渴望有多么强烈。
一直到1971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某场合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革命老根据地的歌曲很好嘛，陕北民歌也很好嘛！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们极其锐敏，有人就提出建议：应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的时候组织艺术家改编几首陕北民歌在全国播放，理由是，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陕北民歌自然具有革命的属性。
“五首陕甘革命民歌”的出现并非易事。“经多次呼吁，再加上编播人员的提议，最终获得了中央广播局军管会的批准（还有一说，是周总理批准的），到延安征集和改编革命民歌。”当年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长的王敬之在《人民日报》(2006年8月5日第8版)撰写的——（改编《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记事）一文中，详细记录了歌曲创作、录制、播放的前前后后。
整理和改编这些歌曲也非一帆风顺。1971年3月中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派人到陕西，准备委托陕西省委宣传部、文化局出面组织人员整理、改编出几首红色革命民歌。然而，此时陕西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基本都被打成“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在“牛棚”里关押或在农场中“劳改”,协商创作歌曲的事宜没有获得预期结果。“他们不得不空手而归，据说二人是含着眼泪离开西安返京的。”原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高级记者、《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创作参与者冯福宽回忆说。
随后，王敬之(当年一野文工团演员)和音乐编辑王惊涛两人,又带着中央广播局军管会的公函, 重赴陕西，于1971年5月22日到达西安。
他们再次找到省委宣传部，协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委托有关人员整理、改编民歌。“在陕西省广播局领导和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帮助下，陕西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点名要作曲家、前陕西省的音协（时称中国音协西安分会）主席关鹤岩和刘烽，词作家徐锁、陕西省电台的冯福宽，组成征集和改编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的小组。由陕西省广播局副局长边春光任组长。”当提到这“五首革命歌曲”时，70多岁的冯福宽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显得很激动，“接着，在边春光组长的带领下，大家来到延安住进了‘一招交际处’（延安交际宾馆）进行改编创作，作曲家关鹤岩作为小组的业务组长，负责歌曲改编创作的具体工作。”
此前，关鹤岩正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店杨梧“五七”干校劳动，得到消息后，欣然接受这次特别的创作任务。
在延安，作家李若冰、曲作家梁文达也加入了创作组，组成了10个人的创作班子。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冯福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王惊涛同志参加组织协商事宜。
到延安的第一天，创作组的成员们就去访问了为毛主席代耕的劳模——杨步浩；参观了延安革命博物馆；并得到了延安文化馆的全力帮助，提供了各种曾经流行于陕甘宁边区的民歌资料，供小组选择。
“借歌写歌”编词过程极富戏剧性
当时推行的是“领导出题目，群众出生活，专家出技巧”的创作方法。创作组在原流传于陕甘宁边区的几首歌颂毛泽东的民歌基础上，改词或填词形成《咱们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和《工农齐武装》等4首歌曲。
在改编4首民歌的同时，业务组长关鹤岩根据大家建议提出，应增加一首反映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到达陕北这一伟大革命转折时期的民歌。经反复商讨后，确定选用由剧作家安全作词、作曲家航海编曲的《跟上共产党把革命闹》和由魏风根据陇东民歌《女儿担水》填词的《永远跟着毛主席》两首作品为素材，编写第5首歌曲。
当年在延安工作的贺义、航海、党音之等音乐界人士，曾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民歌素材。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编词过程极富戏剧性。在延安交际宾馆，歌词执笔人徐锁在院子里找到“灵感”后，飞快地跑进窑洞说：“这样开始！这样开始。”接着便哼出一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这个头确实开的好，既符合陕北“信天游”的结构特点；又恰到好处的表现了中央工农红军经过千山万水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生活现实。随后，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等歌词顺利应接下去。然而，就在歌词要收尾时，创作组的才子们却卡了壳。据编曲刘峰回忆：“大家都主张虚一点，也就是浪漫一点”，但想了不少歌词，都不是很满意。最后大家还是从陕北民歌中的“山丹丹花开背洼里红”中受到了启发，“山丹丹在陕北很多，也很好看，只是开在阴坡，所以陕北人民用它来表现藏在心底的爱情，我们要用就要让它开得更红火、更张扬”。
创作组的人先后试过了“红似火”、“火样红”、“满山红”等，“但都觉得一般，不满意。这时，关鹤岩开了口：“就用‘红艳艳’吧！”“红艳艳”一出，大家都拍手叫好，它不仅和前两句押韵，而且“比前面所有的词都生动，都新鲜”。
歌词最后一段是：“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亮了天。”虽然在陕北民歌中有“白天盼来黑夜里盼，中央来啦亮了天”的句子，创作组成员们仍觉得“亮了天”不够确切，因为这儿早已解放，已经是人民的天下，只是遇到了严重危机。所以，改成了“晴了天”。
1994年8月，关鹤岩在参与创作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出版座谈会上曾回忆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歌名来自故事片《苗家女儿》（1958年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中的插曲《满山葡萄红艳艳》。
歌词完成之后，刘峰等人按照陕北民歌和甘肃民歌的素材开始编曲。一首是陕北信天游《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而中间那一段则是甘肃的一首民歌——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十八姐担水》，曲调基本没有改动。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由屠冶九配器，伴奏用的引子和间奏是刘烽创作的。
当时国内有一个英文杂志，在向国外第一次介绍《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时候，刘峰曾写过一篇介绍歌曲背景的文章，直译的名字就叫《野百合开得像火焰一样》。
其后，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提供的一间办公室里，创作组成员对所选每首民歌的曲子，一个乐句一个乐句地共同编就，对歌词则一字一词的共同反复推敲，斟酌填改，充分发挥集体创作智慧，经过10个日日夜夜的创作，这凝结着大家心血和汗水的结晶——《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终于改编完成。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是一首三段体领唱合唱的歌曲，不是纯粹的原生态陕北民歌，八百里秦川向西延伸，吸收、融合了陕西、甘肃、宁夏民歌的特点而成就了这首经典作品。
应当说，《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是文革中创作的当代歌曲，而不是当年红色根据地老百姓流传的所谓“革命历史歌曲”。这就像歌曲《十送红军》是解放后根据众多当年中央红色根据地流传的红色歌曲新创作的一样，都不属于“革命历史歌曲”的范畴。
绥德女娃杨巧结缘“山丹丹”
《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创作完成后，排练、演唱、录制等工作也跟着开始，陕西省歌舞剧院接受了演唱、录制任务。
陕西省歌舞剧院，前身为1940年成立于延安的西北文艺工作团。
领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之前，杨巧从没见过山丹丹花。她老家在陕西绥德县，那一带并没有山丹丹花。直到有一次在南泥湾演出后，当地人告诉她“你身后那个红艳艳的花就是山丹丹”，杨巧才知道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山丹丹花。
自1971年这首歌曲问世至今，演绎的版本、形式众多，但是对于杨巧而言，每次演唱这首歌时，感受都很深刻，因为她是最早领唱这首歌的演员。
当时，杨巧是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演员，她1943年10月生于陕西绥德县，在延安生活了16年。1960年，17岁的她走进了陕西歌舞剧院，开始演唱民歌。
谁来领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起初拟定由一个男高音领唱，大家普遍认为男高音可以唱出这首歌的气势，而杨巧和几十名演员则是给这位男高音伴唱。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聂中明听了那个男高音的演唱后不是很满意，他提议大家现场推荐两名女演员试一下。大家异口同声地推荐杨巧和另外一名女演员。杨巧试唱后，聂中明连连点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这样，杨巧因其独特的嗓音而担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领唱，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里完成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演唱录制工作。当年，杨巧29岁。
“担任指挥的聂中明先生，却提出要让女高音来试一试，就选中了我。”蛇年新春，杨巧在北京的家中向记者讲述起这首歌的来历和她领唱的故事，思维尤其敏捷。“这首歌对于我，从内心来说，”杨巧停顿了一下，“挺幸福，也挺感动的，没想到它能红火40多年。”
“听当年录音组组长王惊涛说，中央台的收发室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是用大麻袋装的。”杨巧回忆说，好多在延安有过革命工作经历的老同志，听了歌曲之后，都流着泪水把信寄到广播电台，那信纸上都是泪痕斑斑，这样的信件，每天都有几麻袋，这首歌成了那个时代传唱最多的经典歌曲。
中国广播艺术团著名指挥家聂中明亲临西安排练、指挥，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师的指导下完成了3次录音。
1972年2月，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在全国各影院放映，更是火爆。
纪录片在全国放映时，杨巧的母亲当时还在老家陕北绥德县，有一天，邻居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她：“不得了，你赶快去电影院看看吧，你女子上了电影啦！”她母亲当时正在做饭，赶紧熄灭炉火，抱上杨巧3岁的儿子直奔电影院。当杨巧在银幕上一出现，“我妈就对她孙子说：‘快看，你妈出来了，赶快叫妈呀！’我儿子就大声叫了一声妈。旁边一位老头说：‘你们在这胡说啥呢，咱们这个穷地方，还能出来这样一个女娃娃？这人肯定不在北京就在上海。’”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颂扬中共红色政权的歌曲，以陕甘民歌作为表现形式。其中心思想既体现了陕甘红火的苏区和英勇善战的红军精神，又歌颂了毛泽东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自陕西省歌舞剧院独唱演员杨巧于1972年发表的首唱版本问世以来，有众多歌唱演员演唱过这首歌，贠恩凤、郭兰英、王向荣、朱逢博、冯健雪、万山红等演员都有过比较知名的版本；眼下这首歌最有名的却不是上述版本，而是商业化的“原生态”歌手阿宝、王二妮等的版本。
现如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不光有独唱、合唱，更有多种乐器的演奏，如古筝、二胡、钢琴等。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播出过程一波三折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毛主席领导我们打江山……”1971年12月25日晚，《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陕甘五首民歌联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说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播出，真可谓一波三折，看似寻常的歌曲播放，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却并不那么简单。5首陕甘根据地革命民歌完成录制后，本应在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期间向全国推广的，可是作品报审后，“七一”却未能播出，竟被搁置下来。
把日历翻到1971年2月,那时国务院刚成立文化组,吴德（时任北京市市长）兼任组长,刘贤权担任副组长,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王曼恬等人为组员,实际由江青掌管。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是江青提名的,王曼恬却不是。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中回忆,他觉得这个差事不好当,想借北京市的工作太忙为由推掉。周总理说:“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江青当面质问他:“毛主席的批示为什么不执行?你这组长为什么不到任?”吴德说:“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我没有文化,也不懂艺术。”万里给吴德出主意,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你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王曼恬和毛主席是亲戚,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德说服王曼恬,天津的职务不动,到文化组兼职,每星期来一两次。王曼恬后来确实帮吴德处理过很多事情。
国务院文化组下属的音乐组由于会泳分管。于会泳感到缺少得力干部,于是就想到了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过的熟人吕韧敏。吕韧敏不但是作曲的内行,行政能力也很强,当时供职于北京军区。于会泳给吴德打报告,调来吕韧敏协助主管音乐工作。
1971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部长王敬之找到吕韧敏。王敬之想在新年时播一点其他音乐。经过讨论，吕韧敏让他打报告到文化组审议。
几天后，王敬之送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5首新编民歌和一个报告。吕韧敏找不到于会泳，就直接找了吴德。吴德看了报告说：这件事再斟酌一下好不好?上个月江青同志刚在一次讲话中讲到：民歌尽是情郎妹子，靡靡之音。吕韧敏据理力争。吴德说：“我看先征求一下老于的意见好不好？他不在就稍缓几天。我没什么意见，但还是慎重一点好。老于同意了，再上报给总理和江青同志审阅。”吕韧敏又找到于会泳。于问老吴是什么意见，吕撒谎说：“他让你先批个意见，老同志尊重你。你不是主管音乐的吗？吴德同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于会泳匆匆地在报告上批了同意，再经江青、周总理同意，这5首歌曲才在1972年春节前终于播出。
5首歌曲的旋律都出自陕北和甘肃民歌，质朴豪放，播出后反响强烈。1972春节（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总理表扬国务院文化组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江青以为是于会泳的功劳，也很得意。
一个和谐的社会，群众享受音乐生活是基本的文化权利。然而，40年前的中国，几首新歌的传播，竟然如此周折。
《（战地新歌）诞生记》一书，详细记录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播出审批的艰难过程。
为配合“陕北五首民歌联唱”在全国群众中的普及和传唱，1972年2月7日,《人民日报》还以《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选》为标题，全文整版发表了这5首民歌，并加了按语：“这五首革命民歌，产生并流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全国解放后更加广泛流传。现由陕西省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并重新发表。——《人民日报》编者”。
同时，《陕甘宁地区革命民歌选》单行本，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2月出版发行。中国唱片公司录制了密纹唱片，歌曲还编入了中小学音乐课本。
从1971年至今，40多年过去了，这首凝聚着老一代艺术家集体创作结晶的音乐作品，犹如“延安精神”一样会越来越红艳，也将成为传唱不息的经典佳作。（2013年2月13日上海赵乐）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歌词
一道道的山来哟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一杆杆的红旗哟一杆杆枪
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千家万户 哎嘿哎嘿哟
把门儿开 哎嘿哎嘿哟
快把咱亲人迎进来
伊呀儿呀来吧哟
围定亲人 哎嘿哎嘿哟
热坑上坐 哎嘿哎嘿哟
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
伊呀儿呀来吧哟
满天的乌云哎嘿哎嘿哟
风吹散哎嘿哎嘿哟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晴呀晴了天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晴呀晴了天
千里的那个雷声哟万里的山
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
山丹丹那个开花哟红艳艳
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