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胖是北方人，来泰州做装修工已经三年多了，可有些泰州话，他还听不懂。但张胖跟我交流，却没有语言障碍。在张胖看来，我用的不是标准的泰州方言，而是有点像普通话。其实，我跟外地人说话时，只是尽量少用方言土语。至于纯正的普通话，我也说不好，仍处于学习阶段，至今还拿不到毕业证书。所以，张胖这么说，我并不当真。
口语这东西，说怪确实也怪。有的人，天生就有口语（方言）才能，伶牙俐齿。天南海北走一趟，很快就能模仿各地的方言，而且惟妙惟肖，让我很是羡慕。
可是，换了像我这样低能的学生，情况就不那么美妙了。比如，我在上海待的时间久一点，说出的话，虽然底子是泰州口语加少许普通话（后者并不标准），但面子上就会夹杂上海人的口音，南腔北调，自己听着有时也觉得别扭。
但若是去了山东，还没过几天，尽管竭力守住泰州口语和普通话的底线，但不知不觉中，又会混搭直来直去的齐鲁方言色彩，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
像我这种类型，恐怕便属于意志薄弱者流，一遇外地口语的四面夹击，很快就丧失本来的立场，成为人家的俘虏；但又似驴非驴，不全像，不彻底，弄得风雨飘摇。说无奈，还真是无奈。
不过，要牢牢坚守本地口语的阵地，不退却，不缴械，我行我素，对现在的泰州人来说，恐怕都有点勉为其难。究其原因，一是泰州方言本来就兼收并蓄，既有江南吴语的特征，对北方官话也不排斥，所以，很难划出整齐的边界，不小心便容易穿帮。
二来，国家推广普通话以及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若再使用方言，人际交往时会有种种不便，导致方言出现的频率大幅度降低。犹如不再流通的古代钱币，渐渐失去了使用价值，终至寿终正寝，谁也不想去挽回颓势，只能听天由命。
但一桩事物退出历史舞台，总有让人惋惜之处。泰州方言中不少别具韵味的成分，若是用在特定的场景，其精彩程度，确有外地口语或普通话所不能媲美之处。一旦消失殆尽，多少还是会令人遗憾。毕竟，与口语一同消失的，还有我们祖先在语言方面的审美趣味以及与之对照的生活场景。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追怀祖父母、曾祖父母，有时候就是从一句饶有风趣的口语开始的。就像《追忆逝水流年》的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那样，由一片名叫玛德兰娜的小甜饼，勾起了对于往事的回忆；在重温旧时口语的过程中，时间仿佛也能够改变流程，将我们带回到过去的岁月。
去年，从“优酷”看到一个叫做《泰州style》的视频，从头至尾用的就是本地方言来做“rap”（饶舌），似乎重现了已经逝去的旧时光景。视频中发出的口语，更像是海陵东部至姜堰一带的方言，带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和时代特征。
比如嘲笑某人为参与节目而包装自己，叫“六角正正上电视”；说某人喜欢显摆或四处招摇的样子是“神气大六国”，这样的土语，都将人物的外在装束和内在心理，描绘得十分传神，令人忍俊不禁。若是用普通话的语汇来说，恐怕就不会有这么精彩，这么声情并茂。类似的方言，能够传承下去最好。
“酷6”网站上也有一个方言版的视频《让子弹飞》，虽然纯粹是为了“恶搞”，博众人一笑，但采用的泰州口语与场景和人物的风格相得益彰，很有意思。
比如讲某人犹豫不决叫做“者者居”；说马上要“搭他的手”，就是去教训某人……这些口语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还能够揭示说话主体的身份地位和修养水平，具有独特的欣赏价值。
视频中有一段方言配音尤为绝妙：姜文、周润发、葛优等人登台向民众发表演讲，手持喇叭的周润发大声说道：“自宣统皇帝散黄以后，鹅城一共来了五十一位县长……”。在泰州方言中，说一件事情搞砸了，不可收拾，才叫“散了黄”（如摔碎的鸡蛋）——但以此来比喻皇帝退位，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从此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让人禁不住产生种种联想，同时还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令人捧腹；而说某人得意忘形叫做“仙翻”——既描绘出此时此刻因快乐而不免夸张的神态，还预告了可能由乐极而生悲的结局，可谓“一石二鸟”。其言外之意，话外之音，非常耐人寻味。
泰州电视台有档节目，是用方言播出的，自开播以来，在观众中反响不错。主持人小柏，颇有旧时泰州“饮香书场”说书艺人的风采：身穿唐装，手持折扇，登台亮相伊始，仿佛好戏即将开场，未曾开腔，就能吊起观众的胃口，让人对节目充满了期待。
不过，若认真考查，小柏的方言口音，更像是出自苏陈一带近郊的居民，而非典型的海陵城区口语风格。或许是由于录音的缘故，方言的某些尾音被过度放大，抑制了其它声韵的传输，听上去，有点像由单声道的音箱流出，而非立体声混响的效果。
若是后者的话，或许才更为接近泰州城区的方言，即所谓正宗的口语吧——当然，此乃一家之言，不必当真。但由此也让我想到，泰州口语，除了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词汇之外，还因所处街区不同，在发音上会有微妙的差别。
旧时城南高桥一带与城北渔行的居民，在叫“妈妈”的时候，其声韵和调性就不尽相同。以前泰西九龙一带的居民，若与泰东七里桥周边的居民同场对话，也都能从尾音的差异辨识各自的出处，且一般不会将二者搞混。
说起来，旧泰州的城区并不大，但区区弹丸之地，听话听音，还能够分出伯仲，要说神奇，口语这东西还真神奇。假如以后不分地域，千部一腔，交流上是方便多多，但似乎也会因此而失去点什么？与其这样，还是给方言以一席之地为好，好歹它也占不了多大地方，是吧？
葛崇烈对泰州方言的搜集和研究，近年来散见于本市的各大媒体，体量不小，重新激活了我们对本地口语的零散记忆。我很佩服。他给那些过去只是在民众之间口口相传的方言，找到了对应的文字，并将它们记录下来，确实为泰州的地方文化做出了贡献。像“伤廉惠”、“葎葎藤”、“扛木梢”“化乐天宫”等口语，以前我们虽不假思索便能脱口而出，但却无法准确地形诸文字。两相对照，倒不敢说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泰州人了，说不定也是资历不深的新一代移民，对泰州口语，只是略知其皮毛而已。
地方文史专家俞扬先生考证泰州方言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洪武赶散”有关，也让人们厘清了口语变化的来龙去脉。在泰州，很多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苏州，据其考证，实际上是与张士诚兵败身虏有关。因遭逢战争杀伐，泰州民众“非死则徙”，明太祖朱元璋将苏州百姓迁移至泰州、兴化等地。由此，泰州方言便开始融入了古代吴语的元素。
葛、俞二人的研究，还引起我对另一位乡贤的兴趣——明末清初说书艺人柳敬亭。黄宗羲在《柳敬亭传》中描绘其说书艺术：“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净空，或如风号雨泣，乌悲暮骸。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绝。”
但柳敬亭究竟是用泰州方言表演说书，还是另有渊源？请教过文史专家武维春，他认为柳敬亭说书，在语言上的特点，应该是一种“杂糅”，既具有北方官话的色彩，同时也糅合了泰州和扬州等地的方言俚语，所以能够做到雅俗共赏。如果当时就有录音设备，今天，我们凭借一张碟片，就能领略柳氏说书语言的风采，说不定从中也能辨识出旧时曾熟悉的乡音，而倍感温暖和亲切。
多年前，沙黑创作的小说《街民》，写的都是泰州人熟悉的旧时生活。最近，把它找出来再读，发现沙黑对泰州口语的运用，表现的则是另一种审美趣味。作者并非刻意地罗列当地的方言土语，而是着眼于以泰州日常口语的逻辑方式，来表情状物，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其它城市的独特语境。由此看来，一个地方的方言，还会影响甚至构成一个地方的思维体系——口语竟有如此的能量，真是不容小觑！
我们不妨品读一下《街民·张二》的格调，便能略知一二：“张二上井，是不站在旁边等的。他走过去，很温和地插进井边的人圈里，把吊桶往井下放。挤在一起的人们一见是他，也就让，晓得他是靠挑水吃饭，耽误不得。”
“……水送到人家了，（张二）不歇担子，肩头上有数。扁担一头略一高起，手就势一拎，一桶水哗啦下了缸；扁担这头再一高起，那只手又就势一拎，又一桶水哗啦下了缸。好像没有费劲。不作兴缸外面泼洒出水来，也不作兴把人家的水缸碰出响声来。”
沙黑的小说语言，是将泰州口语的因子，像抓起一把盐那样，撒入水中，幻化于无形。读者品读时，虽看不见口语那沙沙拉拉的盐粒，但水是咸的。人物的一举手、一投足以及所处的环境，都让人体会到泰州人的淳朴和宽厚，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从这里也能看出，沙黑是从泰州口语的思维体系出发，来构思和谋划其小说意境的。所以，有人将沙黑与汪曾祺作比，也就不足为怪了。二人对地方口语的运用，几近出神入化，其旨趣在于其内敛的神韵，但并不强调一一对应，毫厘不差。
时至今日，在俞扬看来，泰州方言不会被消灭，但原汁原味保留下来也不可能。泰州话在发展过程中会有别的成分融进来，变化的总方向是接近普通话，但是什么时候接近，接近的程度如何，都与经济开放程度、人口流动速度等因素有关。最终泰州话也不可能和普通话完全一样，它还有自身的特点，对于普通话来说它还是方言，但和现在说的泰州话也不大一样。
——由此看来，我们未来的子孙，到时操弄的是怎样一种方言，现在还不大好说。只能且行且珍惜，随他们去罢！
（载于2014/05/09《泰州广播电视报·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