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7年，刘亚楼与翟云英新婚合影
1991年4月5日，清明节。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陵园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手捧鲜花，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灵前。老人家轻轻地放好鲜花，掏出手帕拂去了骨灰盒上的细尘，动作很轻很轻，仿佛当年为凯旋的将军拂去戎装上的纤尘……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刘亚楼将军患难与共的夫人翟云英。
一位是有着俄罗斯血统的姑娘，一位是叱咤风云的“中国战神”，他们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结为连理，共同演绎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悲情战将
“亚楼，今晚请你去王西萍同志（中共大连县委书记）家。”1946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神秘兮兮地对刘亚楼说道。
“有任务？”刘亚楼见韩光神色异常，以为出了什么事，郑重地问道。
不料，韩光却兴奋地说：“哪里呀，给你相亲。姑娘人不错，准保你满意……”
“相亲？！”韩光的话，一下触动了刘亚楼心中脆弱而纤细的情感之弦。
刘亚楼，1911年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有过童养媳。可是，在他18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之后，她就被民团抓走了，不久便被迫嫁往他乡。
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刘亚楼转战南北，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直至长征后到了陕北，在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兼教育长的时候，才与来抗大学习的女青年员凌漪结了婚。婚后一年，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煜南。也就是在这时，刘亚楼奉命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刘亚楼在苏学习期间，纳粹德国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不久，员凌漪得到刘亚楼战死的消息，悲痛万分之后与另一位红军干部结了婚。当刘亚楼从一位到莫斯科的战友口中得知消息后，备受打击，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她毕竟这么年轻……”刘亚楼总是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很快，他就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不久，丘比特之箭使他和苏丽娃走到了一起。苏丽娃是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中共早期领导人苏兆征的女儿。苏兆征于1929年病逝后，中共中央将苏丽娃及其母亲、弟弟送往苏联莫斯科近郊的国际儿童院生活和学习。1936年，苏丽娃和毛岸英、毛岸青、瞿独伊（瞿秋白之女）等被派往共产国际主办的莫斯科共产主义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由于苏丽娃的俄语成绩很好，刘亚楼来苏后，她便自告奋勇地担任了他的俄语辅导老师。在面对面的学习中，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迸出了爱情的火花。
1940年，刘亚楼和苏丽娃结成了夫妻。然而，刘亚楼的这次婚姻只延续了不到3年的时间，便因为种种缘故而画上了终止符。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刘亚楼化名王松，以苏军少校军官的身份随苏联对日作战部队回到了阔别近8年的祖国。当他随军来到大连并担任苏军司令部与中共大连市委的联络员时，34岁还孑然一身的他，自然引起了韩光和王西萍的注意。
初次相见
王西萍的家中，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身材高挑，脸庞俏丽，一双明眸闪闪发亮。刘亚楼一见，觉得似曾相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王西萍没有理会刘亚楼的反应，而是径直走到姑娘面前，笑盈盈地介绍道：“小翟，这是刘亚楼同志，刚从苏联回来，你是半个苏联人，你们有缘啊！”
王西萍刚说完，韩光又走到刘亚楼面前，笑呵呵地说道：“亚楼，这就是大连的妇女代表、先进工作者、香炉礁小学教员翟云英同志，还记得上次那个群众大会吗？她就是发言代表之一。”
“噢，我想起来了！”经韩光一提醒，刘亚楼想起有一次应韩光邀请，参加了由市委发起的一个群众大会。会上，香炉礁小学教员翟云英声泪俱下地控诉日军、汉奸的滔天罪行。翟云英的发言博得了阵阵掌声，深受感染的刘亚楼还写了个“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力”的纸条递给了韩光。
没想到韩光和王西萍会把她介绍给自己，刘亚楼大大方方地向翟云英问好：“你好，翟云英同志！”处于高度紧张的翟云英一抬头，只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心禁不住怦怦直跳。当她伸手和刘亚楼的手相握时，不禁羞怯地低下了头。
课堂上、会场上胸有成竹、滔滔不绝的翟云英不见了，姑娘一言不发；而在千军万马前也口若悬河的刘亚楼也如卡壳的机关枪，一声不响。见此尴尬情形，韩光和王西萍故意说了一些题外话，力图打破僵局，可惜收效不大。
初次见面，虽然时间不长，但刘亚楼给翟云英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精力充沛、谈吐不凡、威武潇洒，一副大将风度。向翟云英求爱的男子很多，但她却始终没有抛出自己的红绣球，因为她坚持自己的择偶标准。眼前的这位军官不正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翟云英陷入了甜蜜的遐想之中。
相恋相知
初次见面后没几天，在王西萍的精心安排下，刘亚楼和翟云英又一次会面了。翟云英已不像第一次那般紧张羞涩。她静静地坐着，一双生动可爱的大眼睛注视着刘亚楼。其实，刘亚楼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翟云英，他的直觉清楚地告诉他：眼前的这位姑娘可以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但刘亚楼没有直接表露，两度婚姻裂变的阴影并没有从他心头完全散开。婚姻是人生大事，他不希望也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出现第三次爱情危机。
于是，刘亚楼小心翼翼地采取了“迂回战术”：“小翟，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但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我是个军人，随时要上前线打仗，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
“这我知道，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的，我的父亲就是牺牲在日寇手中的……”
“你父亲？”翟云英的话一下子就引起了刘亚楼的注意。
翟云英开始叙述自己的家史，那双水晶般清澈的明眸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雨雾。
翟云英的父亲叫翟凤歧，是由东北逃亡到俄国的华工。1917年，翟凤歧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为“中国团”的一名英勇战士。在捍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一次战斗中，翟凤歧腰部中弹，伤愈后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纺织厂工作。在那里，他爱上了苏联女工安娜·卡米洛芙娜，两人结成了伉俪。1929年，他们带着爱情结晶——儿子翟云海、女儿翟云英回到了大连，投入到抗日洪流中。1942年，翟凤歧被日军逮捕，折磨致死。
翟云英说着说着，语音哽咽了起来，两行热泪大颗地顺着脸颊往下滑。刘亚楼听着她的泣诉，心中卷起了股股热浪。他进一步了解了翟云英：她不但有美丽的容貌，而且还深明大义，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一直苦苦寻觅的知音吗？
然而，刘亚楼还是有一丝疑虑……
终成眷属
转眼到了1947年1月，刘亚楼与翟云英相识两个多月了，双方都觉得谈得来，相互的了解也不断加深。翟云英觉得刘亚楼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男子汉，她决定和他相伴终生。
一个少女要嫁一个36岁且已结过两次婚的男子，这要引起多少人的非议呀！而且就算刘亚楼和翟云英可以不理会别人的偏见，她母亲在感情上能接受吗？这恰恰正是刘亚楼的顾虑。果不出刘亚楼所料，翟云英母亲安娜执意不同意女儿与刘亚楼结婚。翟云英见自己劝说不了母亲，便央求母亲听听刘亚楼的说法。经不住女儿的死磨硬缠，安娜终于同意见见刘亚楼。
一天晚上，刘亚楼来到翟云英家里。望着眼前这位淳朴善良、历经磨难而坚强不屈的俄罗斯老妇人，刘亚楼亲切地用俄语叫了一声“妈妈莎”（俄罗斯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接着，刘亚楼便用纯熟的俄语和老人家交谈了起来。安娜听着熟悉的乡音，顿时眼放光彩。当她听完刘亚楼诉说的身世和遭遇时，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百闻不如一见，安娜终于相信了女儿的选择，欣然同意了他们二人的结合。
1947年5月1日，由罗荣桓审查、林彪批准、韩光主持，刘亚楼和翟云英在大连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新婚之夜，送走所有的宾客之后，刘亚楼笑着问翟云英：“塔玛拉（翟云英的俄文名），我今年36岁了，且已两度结婚，而你才19岁，现在嫁给我，将来不会后悔吧？”
“事到如今，我后悔还来得及呀！”翟云英俏皮地回答道，接着她又庄重地补了一句：“不管怎样，我相信自己的选择！”
“云英呀，你要知道，做一个军人的妻子，是要吃苦的哩！当年罗政委（即罗荣桓）和林月琴同志结婚不到半个月，就奔赴了抗日前线，害得林大姐没度完蜜月就独守空房，你也要做好这种准备哟！”刘亚楼搂着妻子，深情地说着。
翟云英依偎着丈夫，含情脉脉：“我不怕苦，我什么苦都能吃，我会像林大姐对待罗政委那样来照顾你的，你总该放心了吧！”
甜蜜的日子转瞬即逝，正像当年罗荣桓一样，已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的刘亚楼也是未度完蜜月就奔赴了前线，与林彪、罗荣桓一道，开始了东北战场夏季攻势的策划与指挥。而令他倍感高兴的是，翟云英也被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夫妻恩爱
作为东北战役的核心指挥者之一，刘亚楼一直在前方指挥所，翟云英则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眷属们留在了后方，他们过上了战地牛郎织女的生活。有一次，眷属们去前方探亲，翟云英见丈夫双眼熬得通红，人又黑又瘦，心疼得哭了起来。妻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刘亚楼鼻子直发酸，但他抑制住了自己的情感，说道：“云英，别哭了，你一哭，会扰乱军心的。”顿了一会儿，刘亚楼又说：“做军人的妻子是要吃苦的，你后悔了吧？”
“不！不后悔！”翟云英停止了哭泣，坚定地回答道。
“那就好！”刘亚楼深情地看了看妻子，拍了拍她的肩膀，又走进了指挥所。
1948年春，正值辽沈战役前夕，身怀六甲的翟云英突然病倒了。她深知丈夫公务繁忙，为了不牵扯丈夫的精力，迟迟不让别人转告。不料，病情急剧恶化，最后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林月琴急电刘亚楼，要他火速赶回来。刘亚楼接到电报后，立刻赶到妻子身边，翟云英此时已是奄奄一息了。
“病得这样厉害，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刘亚楼爱怜地问道。
“我……我是怕影响你工作呀！告诉你，你又不会治病，只能增加你的思想负担。”
“你呀……”刘亚楼摇了摇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妻子都病入膏肓了，为了支持自己的工作，都不让别人告诉自己，刘亚楼感动之余，又充满了内疚。为了拯救妻子的生命，他四处奔走，到处求医问药，终于找到一位德籍医师，使翟云英死里回生，并生下了个大胖小子刘煜滨。
1949年10月，身为东北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正准备挥师南下，中央一纸命令让他就地留了下来。原来，中央决定组建空军，并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两手空空，要组建空军，谈何容易？单单买飞机一项，就够刘亚楼伤透脑筋的了。钱从何来？人从哪儿调？刘亚楼一下子就忙开了，跑地方要求支援，赴苏联商谈援助，成天忙得不见人影。
繁重的工作使刘亚楼无暇顾及妻儿，而翟云英则多么渴望丈夫能和她带着孩子一起去逛一逛公园、看一场电影，可是，刘亚楼似乎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他一天三班，每天工作到深夜，还常常东奔西跑，出外督促检查工作，连坐飞机都嫌飞得不快。
望着丈夫疲惫不堪的面容，翟云英既心疼又着急，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抱怨：“你要命不要命呀！”
“谁叫我是司令员呢！你以为司令员这个称呼听起来好听，叫起来舒服呀！”每当这时，刘亚楼总会俏皮地冲妻子笑笑。翟云英还能说什么呢？看着丈夫的身体在一天天地消瘦，她心急如焚。
夫唱妇随
就在翟云英想尽一切办法关照丈夫时，上海华东医科大学招生，部队准备选送一批同志去学习，为部队培养一批医生，其中就有翟云英的名字。听到消息后的翟云英，喜出望外，她早就盼着能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了。但她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丈夫工作如此繁重，自己应该自我牺牲，留在他身边照顾他，替他分忧，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翟云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首长罗荣桓，得到了罗荣桓的支持，她心想丈夫一定也会同意的。然而，当翟云英把这一想法说了之后，刘亚楼却和和气气地拉住她的手说：“我何尝不希望你留在我身边呢？可我觉得这样做不妥！你还年轻，今年才23岁，精力充沛，应该抓紧这宝贵的年华学习，多掌握一点真本事，将来会有用的。”
翟云英深知刘亚楼的脾气，凡是他认认真真说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见丈夫想得如此长远，为自己想得这样多，很是感动，更加感到自己有义务照顾他：“我也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可看到你太操劳奔波了，觉得放弃学习，做些自我牺牲是应该的。”
翟云英刚说完，刘亚楼就呵呵笑了起来：“云英啊！听我的话，有本事才能吃饭，没本事将来可就没饭吃啦。我这个空军司令可是靠不住的呀，哪天我去见马克思了，你就得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啦！”听丈夫这么一说，翟云英也会心地笑了起来。没过多久，她就去了华东医科大学，结业后在空军总区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
痛失爱人
让翟云英没有想到的是，丈夫的一句玩笑话在十余年后竟变成了残酷的现实。1964年，是刘亚楼在空军司令的位置上超负荷运转的第15个年头，这年秋天，这位一向以精力充沛著称的将军病倒了，这一病就再也没能起来：他患的是弥漫型肝癌。
病重弥留之际，刘亚楼除了继续关心空军部队的情况外，只向医生提出了一个要求：多见见亲人，多陪陪自己的妻子翟云英。看着丈夫一天天地接近死亡，脸庞一圈圈地缩小，眼睛深深地陷进去，翟云英几乎是成天以泪洗面，而每当刘亚楼感觉到妻子异样的表情时，总会吃力地伸出枯瘦的手抓住翟云英的手：“云英，有你陪着我，我真幸福！”
不能再等了，刘亚楼向妻子敞开了自己的情怀：
“还记得解放初期那次吗？你急病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可我只叫秘书送去两箱苹果，你一定还在恨我吧？”
“云英啊，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你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你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如果这些年我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和你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你！”
“我已是被判了死刑的人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生老病死，都是客观规律，你千万不要难过，能看到祖国一天比一天富强起来，当初的理想已基本实现，我已心满意足了，死又何憾？只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有三件事还没有做好……”
“第一，把孩子抚养大，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二，好好赡养我的老父亲，为他养老送终，代我尽些孝道；第三，务必帮你的母亲找到在苏联失散的亲人，我几次访问苏联时她老人家都要我请苏联方面查问她失散几十年的亲人，可我不能在国事活动中处理家事，我对不起她老人家，你一定要代我向她老人家道歉，请她能够谅解……”
“我们在一起多好，只是时间不多了……像当年离开家里奔赴前线一样，我这次又要离开你了……”
“云英，你还记得啊，我曾说过，我这个空军司令是靠不住的呀，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你要做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
翟云英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了，从1946年与他相爱，1947年结婚，刘亚楼先是投入解放战争的战场，接着又把全身心投入到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之中，丈夫实在是太辛苦了，他是被累倒的啊！“亚楼，千万别这样说……我听你的！”翟云英一次次泣不成声地回答着同样的话……
1965年5月7日15时45分，一代名将刘亚楼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年仅54岁。
痛失爱人的翟云英为了不辜负刘亚楼的种种嘱托，坚强地去完成他的每一个遗愿。她自己在医生岗位上一直干到了离休；子女们在她的教育下，一个个都走上了成才的道路；她按月给刘亚楼的父亲寄钱，从不间断，直至1978年刘亚楼的父亲去世；1980年，她又找回了母亲失散的亲人。当亲人们重逢聚首时，翟云英泪如雨下，不停地在心中默念道：“亚楼，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你要我做的我都做到了，你放心吧！放心吧……”(来源：《党史纵览》 200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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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三将帅之间的一桩公案(图)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和林彪外，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而且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身上。她在会议前半段，喋喋不休地作了3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其要害之处是，今年刘亚楼病重时，叶群去看过他，他对叶群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
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叶群在语无伦次、条理不清的讲话中，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以及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与会者大都表示了怀疑。刘少奇认为叶群的汇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经去世，是“死无对证”。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对林彪突袭罗瑞卿，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叶群可不管这些反应，一桩桩耸人听闻的“轶事”接连从她的嘴里捅出来：“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读者请注意：就是这个语句都不怎么通顺的“四条”，在中国的政界和军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黑白颠倒、人鬼莫辨。
要说清这桩发生在共和国开国元帅、大将、上将间的公案，得从公案的引发人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三者间的关系谈起。
一、刘亚楼曾是林彪多年的“亲密合作者”
右一为林彪，右三为刘亚楼
刘亚楼和林彪的关系，一向是个敏感的话题。早在红军时代，作为林彪麾下能征善战的一员骁将，刘亚楼有着显赫耀眼的战功。到陕北后，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同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同窗就读。毕业后，三人皆受命离开军队留校任职，林任校长，罗任教育长后升副校长，刘任训练部部长后迁副校长。抗日战争既发，林彪离校上战场，就任一一五师师长，在平型关战役中被阎锡山部误伤，后赴苏联治疗。
在此前后，刘亚楼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派遣，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和林彪常有接触。苏德战争爆发时，两人经常出席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的第三国际军事领导人集会，为苏方献计献策。刘亚楼那个未被采纳后被事实证明了的判断，更使林彪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不但胜任参谋长，而且还能当主官。
1946年春，鉴于首战四平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一职。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也正因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的团结默契，灵活贯彻中央正确意图，东北野战军屡屡出奇制胜，打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妙仗，并成功组织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林彪卓越的军事智慧，刘亚楼是由衷佩服的，但并非无原则地听从他。辽沈战役中林彪试图放弃打锦州时，刘亚楼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反对。
有一次林彪还把他的“天机”以题字相赠的形式告诉了刘亚楼：“在生死攸关时，别人都是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胜之要领也。”不管刘亚楼接受不接受这种“教条”，但从林彪不爱给部属题字这点，可以看出，他和刘亚楼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我至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两件事。
一是刘亚楼有次去见林彪，在门口被林办人员“挡驾”：“叶主任说了，有事可先通过她。”“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刘亚楼一边说，一边又将步子往前跨了两步。林办人员见势不妙，慌忙坚持“原则”加以阻拦。刘亚楼见状火了，抡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个趔趄。就在这当儿，叶群不失时机地出来了，她向刘亚楼致意后，大声训斥林办人员：“今后103（刘在东北的代号）来找101（林在东北的代号），不要挡驾嘛。”刘亚楼“哼”了一声拔腿进屋。叶群此后“赋予”了他直闯林宅的“特权”。
还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书来找刘亚楼，不知什么原因，谈了几句后，刘亚楼忽然发起火来，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林彪秘书嗫嚅 道。“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今后你们不要拿她来吓唬我。”刘亚楼火气更大了，说完，他气哼哼地叫秘书张克里送客。
在东北，当时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 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难断家务事，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叶群自然是感激刘亚楼的，不仅是感激，客观地说，甚至还有点怕。这不仅在于林彪对刘亚楼的信任，还在于刘亚楼是个在原则问题上不低头、不溜须拍马的、正直的人。和当时许多高级干部不同，刘亚楼不主张夫人参政，他的脑子里也许有种“轻女”思想。当林彪问为何不让翟云英当办公室主任时，刘亚楼非常直露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夫人参政会出乱子，弄不好会栽在夫人手里。
二、建国后，中国政坛大红人林彪对刘亚楼信任不稍减
刘亚楼和林彪更多的接触，是在1959年他当了国防部副部长之后。
1958年5月，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召开前4天，刘亚楼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
1959年10月1日，距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足半月，林彪就在党中央最权威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文章。对毛泽东无条件信任的刘亚楼，自然也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赞赏这些主张的态度，何况那时他是真正相信林彪当然要比自己高明的。
但刘亚楼很快就有了困惑。那是1961年4月30日上午，刘亚楼列席了林彪主持的军委常委第26次会议。在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罗荣桓明确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听了，一脸不高兴，立即反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听了，半晌不吭声，见没有人发言支持他，只好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又补充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还没等罗荣桓说完，林彪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著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刘亚楼和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住了。他看到，罗荣桓全身发抖，却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刘亚楼回家后，心情十分不好，他试图给林、罗作调和。但叶群开始在公开场合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1963年，新华社要公布军队领导人的名单，林彪不同意公布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刘亚楼对此十分感慨。
其间，他几次去看望罗荣桓，罗荣桓和他作了促膝谈心。这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住进北京医院，刘亚楼多次前往探望。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
刘亚楼很希望林彪能参加罗荣桓的追悼会，但林彪犹豫不决，并且终于没有前来。刘亚楼对此很不理解。
笔者为写作《百战将星——刘亚楼》，走访了数十位在党内和军内担任要职的老同志，他们几乎都认为，刘亚楼与林彪后来所谓的“四大金钢”（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其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非此辈所能比。
话回到叶群在上海会议的所谓“揭发”。说她满嘴谎言，那也不对，因为在刘亚楼病重住院时，她和林彪也确曾多次前往探望，刘亚楼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不久，林彪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常例，亲自“屈尊”来医院探视。随后，经常打电话询问刘亚楼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写信要刘亚楼好好养病，还经常送些画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给刘亚楼，以调剂生活。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死神的阴影终于笼罩上了年仅55岁的刘亚楼上将。
一小时后，刘亚楼夫人翟云英便收到了林彪发来的唁电。
林彪亲自担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番举动，翟云英一家自然是深受感动。至于他当时有没有企图利用刘亚楼整人，或演戏给活人看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三、刘亚楼和罗瑞卿过从甚密
自迈进红军的大门后，刘亚楼便与罗瑞卿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战友情。两人的职务升迁都较为迅速，有时罗瑞卿在上，有时是刘亚楼在上。
刘亚楼和罗瑞卿共同的特点是精明干练，而在一定程度上，刘亚楼又更露锋芒。自从刘亚楼患病后，罗瑞卿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还专门从北京给他写了一封信，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1965年2月底，罗瑞卿来上海，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要求见面，汇报工作。林彪让他先去华东医院找刘亚楼谈谈，尔后再行约定两人会面时间。
刘亚楼已知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有点僵，在谈话中希望两人消除误会。他说此前自己已找林彪谈过，“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不满而迁怒于你。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我对林总说：总长感到压力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最后，刘亚楼神情凄然地告诉罗瑞卿：“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结束了和刘亚楼的谈话后，林彪才约见罗瑞卿。
在回忆这一次谈话时，罗瑞卿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病中的刘亚楼进行说项，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自己主持的全军大比武，肯定了要用自己。
5月3日，当罗瑞卿接到刘亚楼病危的报告后，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专程前往看望。到了刘亚楼的病房，护士怕传染，给他们口罩，可罗瑞卿却摇了摇头，他不能戴著口罩给自己的战友送行。是回光返照，还是心有灵犀，已陷昏迷的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眼里闪出异样的光彩，望著来到身边的罗瑞卿，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了披肝沥胆的话，令杨成武和在场的医生护士莫不感动流涕。所有见过这一幕的人，根本不相信刘亚楼最后会“揭发”罗瑞卿什么“四条”的传言。
而从日后林彪对罗瑞卿的栽赃陷害来看，他实际上是在利用刘亚楼的生命垂危，好在日后给罗瑞卿罗织一些“死无对证”的罪证。
四、隐蔽在林彪罪恶之后的真相
林彪要把时任要职的罗瑞卿打翻在地，需要为所谓刘亚楼的“四条”作旁证，谁来干这事呢？他和叶群选择了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这不仅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多年的政委，而且还管辖著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造假要方便一些。
上海会议前夕，在林彪的利诱兼施下，吴法宪已向林彪表忠靠拢，吴法宪从上海回京后就来找翟云英，问她是否听到刘司令逝世前向叶群谈过“四条”，翟云英如实回答从未听过。吴法宪绝不是什么草包司令，他采取了迂回战术，问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常用手势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翟云英作了肯定回答后，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四个指头，问刘司令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回答说没有注意。
吴法宪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他又来了，如此一点儿一点儿地磨，一心要从翟云英口里掏出叶群会上陈述的“四条”的实证，并要请她专此写个材料，翟云英对此事断然拒绝了。吴法宪却一点也不灰心，说你身体不好，我请别人写吧，写好你签一个名就行。
在吴法宪的授意下，秘书人员捉刀写好了如下一份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越俎代疱的材料给翟云英，要她在上面签个字即可。翟云英看材料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哀求说是叶主任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差。如此又磨了好一番，单纯的翟云英尚未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对上海会议的内容也一无所知，也不知材料所说四点是怎么一回事，被纠缠不过，便在上面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立即把这份通过欺诈骗得翟云英签字的材料呈送林彪、叶群邀功请赏。后来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乾脆自己身体力行做起假证来，亲笔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注：原文如此）。
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份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林彪因为实在拿不出所谓刘亚楼揭发“四条”更有力的证据，只好拿罗瑞卿这封信充数，妄图以此作其罪证，用以说明，是罗瑞卿的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
“九一三”林彪自爆后，身陷囹圄的罗瑞卿在揭批林彪的材料中对此予以痛斥：
……至于说我4月中旬写给刘的那封信，说得作用那样坏，完全是反革命叶群有意夸大、有意散布的。
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批罗最积极的吴法宪在特别法庭上，如是交代那黑暗的一幕：
1966年3月，在小型批判会上批判罗瑞卿同志时，林彪、叶群写给我最恶毒地诬蔑罗瑞卿同志的四条，我记得的大意是：罗瑞卿到上海看刘亚楼的病，罗要刘亚楼去劝林彪：“身体不好，应该退休让别人干，林彪可以养病，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其他军委副主席，”其余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要我和×××两人在会上发言……我还诬蔑罗瑞卿同志说：跑遍全国到处看地形，为了自己将来指挥队伍，等等，这些都写在发言上。我和×××发言后，有人认为我们放了一个“原子弹”。
劫难历尽之后，重掌军权的罗瑞卿大将关心着老战友刘亚楼的家人，并明确指出：“四条是林彪一伙恶毒的诡计，根本没这回事！”
原载《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