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毛泽东高瞻远瞩决定保全“瓷器店”
原来，早在一个月之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他说，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性贸易城市，一定要让这座世界名城较为完好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接手后，要能够迅速地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还要把自己的队伍整顿好，进城后，要做到视人民如父母，对群众秋毫不犯。所以，打上海不仅仅是军事战，更是政治战，经济战。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最好是和平解放，就算不能和平解放，也要在军事进城的同时，做到政治进城，使上海的破坏减至最小。
所以，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高层领导就开始考虑怎么解放上海了，渡江战役发起前考虑得就更多了，可以说是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是通盘考虑的。当时，解放军的陆军火力已经超过并压倒国民党军队，对渡江作战也做了充分准备，战术和具体部署都非常周密，突破国民党的江防根本不在话下，主要考虑的是怎样截住上海的汤恩伯集团，因为他有海上的路可走。为此，担负渡江作战任务的第三野战军想定了解放上海的三种打法。
中共高层领导权衡三种打法的利弊得失，一致认为第三种打法最佳，并为此作了两手准备，除了军事准备外，还有一手就是政治准备。成立了庞大的上海接管工作班子――军管会，任命陈毅、粟裕为军管会正副主任，下辖财经、文化教育、政务、军事等各个接管委员会，按系统分别负责接管国民党政权及官僚资本各有关单位。军管会有２万多人集中在江苏丹阳学习，史称丹阳集训。
第三种打法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外围攻坚战，两翼迂回，重兵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切断上海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暂不攻击市区，把敌人吸引到外围，消灭其有生力量。第二阶段就是市区攻坚战。挑选一支过得硬的部队进攻上海市区，不许打炮，不准使用炸药包，使用轻武器与敌人逐街逐巷争夺。总前委陈毅总司令把这一阶段形象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捉老鼠”，就是说老鼠要捉，瓷器还不能碰坏。为便于部队执行操作，陈老总还亲自起草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当中共中央收到陈毅关于《入城守则》的草案后，毛泽东主席在来电上批复了八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在郎广追歼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第三野战军领导就把指挥重心转移到了上海战役上。4月29日，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就发出了致各兵团各军首长并报总前委、中央军委的电报，作出肃清残敌、攻占杭州和准备夺取上海的部署，指令第九、第十两兵团担负攻占上海的作战任务。
此时，集结在上海的国民党军队，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下的8个军25个师，还有逃往上海的江防部队，总兵力20余万人，与我军计划攻城的兵力几乎相当。但国民党军手里却有30余艘军舰、120余架飞机，这是解放军所没有的。此外，国民党还拥有纵深数十里由4000多座碉堡组成的永久和半永久性工事，以及由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组成的防御体系。4月27日，已经宣布“引退”的蒋介石再次披挂上阵，乘军舰到黄浦江亲自部署上海防务，要求汤恩伯坚守上海6个月。企图利用这段时间，抢运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和其他重要物资到台湾，同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挑起国际争端，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借机卷土重来。汤恩伯叫嚣：“要让上海成为一次大战中的凡尔登、二次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如果上海守不住，就要把它搬空、打烂、炸完！”
为此，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30日复电指示粟裕、张震，要稳住汤恩伯一个时期，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第九、第十两兵团各部在对上海的接收工作尚未准备充分之前，分别在吴兴以南、苏州以西地区集结，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收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指示说：“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同时指示总前委：“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
粟裕周密部署 第二十七军肩负重任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第三野战军迅速作出了准备攻占上海的部署，于5月1日电令第九、第十两个兵团执行，并报总前委、中央军委、二野。5月2日，粟裕和唐亮（三野政治部主任）由常州去丹阳，向总前委汇报攻占和接收上海的大体设想和部署。5月4日、6日，粟裕先后主持召开三野前委会议，布置上海解放后的接收工作和警备工作。解放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毛泽东于5月5日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陈毅、饶漱石、粟裕的电报，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征询对上海战役发起时机和步骤的意见。电报说：“据上海吴文义（即吴克坚，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几次报告，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我们判断，搬运物资是确定的，在短期内似难搬走很多物资，但如时间拖长则搬走的物资可能较多。在此种情况下，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在五月十号以后数天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从吴淞及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去占领上海。这样做是否有利，望考虑见告。”陈毅和饶漱石复电，认为这样做是有利的，并不妨碍接收准备工作，反可争取和平接收并使破坏者不敢放肆。中央军委电示：“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即5月10日）以后、辰删（即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同时指出，“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
中央军委关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的指示，正是解放上海第三种打法的第一阶段任务。粟裕和张震随即作出具体部署，于5月7日巳时（9―11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他们提出，集中第九、第十两个兵团8个军于5月12日和13日发起攻击，首先扫清上海郊区敌人据点，然后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切断敌人退路，阻止敌人抢运物资或提前逃走，并准备下一步会攻上海或在和平解决时进入市区警备。他们判断，截断敌人海上退路后，敌人可能经南汇、川沙撤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以两个军进入浦东，切断敌人退路。中央军委于5月8日复电：同意虞（7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粟裕随即率领三野指挥机关于5月8日进驻苏州。5月10日，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3号）。战役预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月12日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切断敌人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全歼守敌或迫敌投降，解放全上海。命令规定，在进入市区作战时，力争不使用火炮等重武器，尽量减少城市建筑物的破坏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挑选过得硬的部队担负进攻上海市区并在战后担负警备任务的指示，命令第27军遂行这项任务。”
第二十七军奉命于5月4日进驻离嘉兴45公里的乌镇、青镇一带休整，进行攻击上海的军事、政治准备。5月10日接到命令后，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立即召开军党委会，研究本军的作战计划。下午，又专门开会研究讨论了入城后的注意事项、纪律规定和管理措施。随后，聂凤智、刘浩天、贺学敏、李元联名签署命令下发全军执行。全军指战员得知由他们军担负进攻市区的作战任务，深受鼓舞，群情激昂，将第三野战军下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背得滚瓜烂熟。这《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就是陈老总亲自起草、毛泽东批示四个“很好”的《入城守则》。
《三大公约》是：一、 遵守军管会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各种规定。二、遵守城市政策，爱护市政建设。三、保持革命军人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
《十项守则》是：一、无敌不得打枪。二、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三、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四、车马不得在街上乱跑。五、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六、买卖要公平。七、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八、不准卜卦算命，赌博宿娼。九、不准徇私舞弊。十、不准在墙壁上乱写乱画。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上海市国民党军队里汤恩伯出台了一个“十杀战令”： 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 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 三、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六、不重保密，泄漏军机者杀；七、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八、贻误通讯，致失连络者杀；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发动外围攻坚战将敌引到郊外围打
5月12日，第二十七军由乌镇出发，经嘉兴、嘉善、枫泾、松江一线向上海逼进，拉开了“瓷器店里捉老鼠”的序幕。
13日凌晨，担负前卫师任务的第七十九师正在全速前进，走在最前面的第二三七团三连连长在朦胧的晨雾中看到前面出现一个桥状钢铁构建物，他想，这一定是大东浜铁桥，一定有蒋军把守，遂命令全连以战斗队形前进，夺取大桥。
就在这时，团部通信员也跑来告诉他，蒋军要炸掉大东浜铁桥，团长命令三连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铁桥。
大东浜铁桥是通往上海的咽喉，如若被炸，将给部队进军上海造成很大困难，所以兵团获悉汤恩伯已下令炸桥的情报后，立即命令第二十七军火速拿下大桥。
三连冲到桥头时，果然看到蒋军在搬运炸药，桥垛上已经堆上了几十包炸药。蒋军指挥官见解放军冲了过来，下令点然导火索。与此同时，守桥的蒋军也集中火力阻击三连冲锋。
危急关头，二三七团团长张文和、政委丁锐带领侦察连赶到。张团长下令机枪掩护。他们所带的十几挺机枪一齐开火，一下就压住了蒋军的火力。我军战士像猛虎一样冲上大桥，拔掉了咝咝冒烟喷火的导火索。
第二十七军打得很顺利，较好地完成了隐集待机的任务，可其他部队打得都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渡江以来，我军同蒋军打仗，对方总是一触即溃。轻敌麻痹的思想在部队官兵中不知不觉地滋长起来。
发动上海战役时，天地间充满茫茫雨雾，脚下一片泽国。在泥泞不堪的水网中奋进的各路攻击部队为完成作战任务，拼命地往前赶。5月12日凌晨，第十兵团从东、南、西三个方向逼近月浦，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前卫一个营在夜色中走进了敌军严密布防的子母堡阵地，敌军的轻重机枪突然开火，我军猝不及防，一个营几乎伤亡殆尽。
原来，蒋军在所有外围阵地和主阵地之间已经完全实现了碉堡化。沪郊外围，地貌皆为水网泥沼地，没有可依托的山头阵地，蒋军每隔百米都修筑了子母堡，四周埋有地雷，设有鹿砦、铁丝网、刀阵、陷井，每个碉堡里面配备三四挺机枪，有一个班坚守。而且在我军主要进攻方向的所有碉堡，全部隐蔽在土包、坟包、民房之中，在许多开阔地，上面还种上了庄稼，很难发现。当我军以整建制密集队形冲锋到他们的射界后，蒋军的这些明暗火力点就会突然开火，我们的冲锋队伍就像涌起的海浪一样，一下子塌了下去。
我军攻击受挫后，官兵们产生了急躁情绪，想着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冲得更猛更快了，伤亡很大。
我军立即调整部署，采用“小群多路攻击”的战法，把敌军的防线打得支离破碎，直逼王滨机场。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急红了眼，急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敌五十二军副参谋长兼二九六师参谋长王楚英提出陆海空联合作战的计划，利用我军不具备海空优势且立足未稳的弱点，向我攻击部队发起反击。
13日拂晓，敌五十二军二九六师出动两个营的兵力，在两个战车连和两个炮兵营的支援下，突然向我军发起了反冲击。这使渡江以来一路追歼敌人、从未遭遇反击的我军大感意外，仓促应战中出现了很大的伤亡，11时左右，不得不退出刚刚到手的阵地。
汤恩伯高兴地向蒋介石报功，并组织了庆功大会和大游行。蒋介石和汤恩伯还相继组织由妖艳女人组成的多个慰问团赴前线慰问。
进攻受阻的我军各部队，根据三野采用新战术的指示，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让官兵献计献策，化装侦察、斩首行动、迫近作业、小群多路、跳跃钻洞等一个个新战法产生了，特别是重炮团克服水网地带难以拖运火炮等重重困难，将重炮拉到了前线，于14日傍晚集中百门大炮将月浦、狮子林、王滨机场的敌碉堡一个接着一个地打飞在半空。我军再次发起强攻，攻到敌守军指挥所附近，双方绞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敌重炮团团长打电话请示王楚英后，零距离、零标尺，用榴散弹开炮。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自杀性炮击使我攻击部队又回到出发阵地。
吴淞地区战事吃紧，汤恩伯被迫从市区调出三个军增援，从而使市区更加空虚。
粟裕认为，这完全符合我作战计划的设想，把敌人吸引到郊区，有利于保持城市的完整。但是，吴淞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我军兵力展不开，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伤亡消耗很大，战役时间拖得长。受接管准备时间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市区。因此，他和张震于5月18日向中央军委、总前委建议：如果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总前委当日回电：“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第二天，中央军委回电指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以于辰有（5月25日）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
汤恩伯逃上军舰二十七军冲进“瓷器店”
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粟裕和张震于5月21日上报总攻上海的作战部署。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敌人的海上逃路。这一任务限于5月25日以前完成。第二阶段，夺取吴淞、宝山地区之外围碉堡，完成对苏州河北地区敌军之包围。内定于5月27日发起攻击。第三阶段，聚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以江湾为中心之敌，达成全部攻略淞沪全区之目的。中央军委22日回电指示：“同意马午（21日午时）电所述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粟裕随即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京字第4号）。
命令发出后，粟裕接到敌情侦察报告：汤恩伯率领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北之敌正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只剩下5个交警总队。他判断，敌人将从上海撤退。于是决定23日晚上提前发起总攻，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计划同时进行。因为总攻时间过早或过迟都不行，早了，攻击就可能遇到挫折；迟了，城市可能遭敌破坏。所以，攻击的时机，只能选在敌人准备撤退，而又在搞破坏之前。
5月23日夜，第三野战军各部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第二十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七军和第二十六军分别从东西南三面向市区攻击。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继续攻歼高桥地区守敌。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军继续强攻杨行、月浦地区。24日，发现上海守敌全面退却，粟裕当即命令三野各部迅速追击，大胆楔入敌军纵深，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聚歼逃敌。第二十七军、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英勇激战，分别于黄昏时分攻至上海市区。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第八十师全部集结于徐家汇以南的铁路沿线，第八十一师全部集结于龙华镇铁路沿线，准备随时进攻市区，到“瓷器店里捉老鼠”。
第二十七军在沪杭铁路外侧又进行了一次入城政治教育，重温《入城守则》，反复学习讨论入城政治、军事和生活规定。为做到秋毫不犯，部队进行了点验，自觉登记了私人物品。并提醒全体指战员，要充分运用瓦解敌军的成功经验，利用一切时机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争取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伴随着上海海关大楼第九下雄浑的钟声，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了凝重的夜空，第二十七军的勇士们跃过沪杭铁路，开始了“瓷器店里捉老鼠”的行动。
不一会儿，苏州河以南市区内枪声大作。第七十九师沿着梵皇渡路向东，经豫园路、林森路，朝北京路、南京路向外滩市中心追击；第八十师沿徐家汇、斜土桥向东挺进；第八十一师沿南京路以北、苏州河以南一带攻击前进。各部队沿街走巷与蒋军激战，随着高大楼房的出现，蒋军的狙击火力越来越猛烈。各级指挥员靠前指挥，不与小股敌人纠缠，不与敌人作一街一弄逐楼逐房的争夺，用最快的速度占领主要街道和主要建筑物，甩开敌人，向前推进，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对那些分散之敌，先占领，后包围，再消灭。
就这样，激战了不到6个小时，各部队纷纷打电话报告兵力不足了。军政委刘浩天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以为是伤亡太大，一问才知道，各部队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些兵力把守，一路撒下去，兵力就吃紧了。刘浩天与聂凤智商量，命令各师立即收拢兵力，向前打，尽最大可能歼灭蒋军有生力量。他带领政治部人员联系上海地下党，请人民保安队和工人纠察队负责占领地域的警戒巡逻。当时，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指示：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上海解放不需要采取内部武装起义，而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和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等同志组织全市各条战线共产党员，发动成立了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和4万人的工人纠察队。
天亮时分，第二十七军各部先后打到苏州河边，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市区。
“老鼠钻进瓷器店”里苏州河成了绞肉机
苏州河宽约30米，从西向东流过上海市区进入黄浦江，河上架有10多座大桥，每座桥都有蒋军重兵把守。蒋军在马路和桥头都修建了地堡，筑有街垒，堆有拒马，拉着铁丝网，从地堡到楼房有几十挺机枪封锁着桥头，不要说是人冲过去，即使麻雀要飞过也会被这密集的火力网打掉。
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一营是第一个冲到外滩的部队，三连指导员姜呼万和副连长孙宏英带领官兵冲到了外白渡桥。冲在最前面的是渡江战役第一个冲上对岸的“渡江第一船”――七班的14名战士，他们刚冲到距桥头20多米的地方，突然身边闪出一片红光，由重机枪、轻机枪、卡宾枪组成的火网瞬间将他们打倒，他们全部壮烈牺牲。
官兵们气得眼睛都要出血，一个个像雄狮一样怒吼着向前冲，为七班报仇，但又一批批倒下。姜呼万费了好大劲才把战士们稳住。他想，要想通过这座桥，就必须先封锁蒋军的火力。他调来机枪连配属给他们连队使用的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和八挺轻机枪，向蒋军的轻重机枪火力点猛打，与此同时，把战士分成一个个战斗小组，轮番向桥头冲击。可是，敌人的火力依旧很猛，一组组的战士用最快速度向前冲，眼看冲到了桥拱，再有几秒钟就冲过桥头了，可一阵弹雨带着红光闪过，战士们又呼啦啦全部倒下。没有牺牲的战士，向前爬不了几米，就被敌人的子弹钉在了桥面上。
正午的太阳晒得马路发烫，攻打十几座大桥的战斗都如外白渡桥一样惨烈，牺牲在桥上的数十名战士的遗体被蒋军的子弹打成了肉酱，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鲜血像道道小溪流进浑浊的苏州河。攻击部队的指战员个个气得眼睛喷火，一致要求打炮，有的干部甚至喊，宁愿坐牢也要打炮。聂凤智、刘浩天紧急召开党委会，商量对策，会上有人激动地问：“到底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生命重要，还是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会前，聂凤智和刘浩天都亲自到前沿阵地观战，他们看到，苏州河南岸的马路大都空荡荡地暴露在蒋军的枪口下，沿岸的建筑物也大都在北岸高大建筑的射程之内，每座桥附近的电线杆上的高压线都被蒋军的枪弹给打断了，沿街的墙壁、粗大的树、桥边的护栏、马路的路面全被蒋军打成了“马蜂窝”。 很明显，没有重型火炮轰击蒋军的火力点，靠这样进攻，再增加几倍、几十倍的伤亡也不能突破敌人的防线。但是，开炮的口子一开，部队打起来就收不住了，北岸的高楼大厦、工厂、商店、学校、街道和无数民房将被打成一片废墟。
刘浩天对大家说：同志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革命战士的生命重要。只要我们的战士在，打烂一座楼，可以再建一座。把整个大上海炸平了，我们还可以再建一个新上海。可是，我们的战士没了，谁能让他们活过来？！打炮，我也想打！可是，不能打啊，同志们！一是，那些大楼里不只是蒋匪军，还有无辜的平民百姓和外国侨民，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和团结对象。一炮打过去，打碎的不仅仅是楼房，打碎的也是民心啊。大家拍着脑瓜想想，我们若失去了人心，即使打下上海又有何用？！国民党有今天的下场，不就是失去民心的最好例证吗？！二是，我们打炮，要是引发国际事件，这一炮，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啊！再说了，那楼房都是水泥砖头盖的，谁占有就是谁的，今天它是资产阶级的，明天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全国胜利了，我们还要建设，还要过上新生活，要建这么多大楼，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陈老总说的“瓷器店里捉老鼠”的战略要求就在这里。
统一了思想，平息了怒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探讨起对策来。正在这时，上海地下党传来情报：在苏州河上游距开会地点约30华里的西站附近，河面只有几丈宽，虽然有敌人的重兵把守，可是他们把前沿阵地设在了苏州河南岸，可能是敌人想在南岸顶不住了再向北岸撤退。经过一番研究，二十七军党委决定改变战术，在苏州河正面继续保持佯攻，将一部分主力拉到西站附近，从那里突破苏州河，沿北岸从西向东攻击，抄蒋军的后路；同时，加强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开展火线劝降工作，争取蒋军成建制地起义。
趁着夜色，我第二○二团团长张本科带领先头部队悄悄地向西站奔去。政工人员在地下党的配合下，向公交公司借来20多辆公共汽车，把主力部队按时送达西站附近。午夜12点，正面佯攻部队摆出进攻架势，以密集火力向苏州河北岸的敌人猛烈射击。二○二团神兵天降，打得西站300多名守敌哭爹叫娘，成了俘虏。我军一部分突过苏州河，阻击前来增援的敌人。河面没有桥梁，战士们在附近找到两条小船，把两船接在一起，架起了一座“船桥”。主力部队通过“船桥”，跃上苏州河北岸。
在苏州河佯攻的“济南第一团”对面是国民党青年军第二○四师的师部和三个营，双方已经对峙了十几小时。该团三营七连指导员迟浩田无意间踩翻一个下水道的井盖，当他得知这下水道通向苏州河时，即带领排长王其鹏和通讯员张瑞林，钻进充满臭气沼气的下水道，摸黑潜过苏州河。他们摸下敌哨兵，在俘虏的带领下直奔二○四师指挥所，指挥所里的蒋军，看着全身被污水浸染得黑乎乎的三个人，只露着洁白的牙齿，以为遇上了神兵鬼将，吓得浑身哆嗦，乖乖当了俘虏。他们令俘虏的敌二○四师副师长下令所属部队缴枪投降，不费一枪一弹，迫使敌1000多人投降，突破了敌苏州河正面阵地。
政治进城 “瓷器店”完好地回到人民手里
我第八十一师正面，是由敌刘昌义的第五十一军把守。像刘昌义这样的非蒋嫡系部队，在国民党中倍受排挤，他早就与我地下党组织王葆真有过接触，并于1948年11月16日正式参加了民革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王葆真去香港前秘密约见刘昌义，送了他八个大字：“相机起义，迎接解放。”在汤恩伯匆匆逃上军舰之前，他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他不想作替死鬼，多次到四川路赫林弄找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刘云昭老人，想让老人帮助他同共产党联系。我第八十一师政委罗维道得知这一信息后，与地下党员田云樵商量用什么办法前去劝降刘昌义。田云樵想到了一个联系人王中民，当时在上海海关工作，曾担任过国民党少将部员，与敌五十一军的高层干部比较熟，建议利用他到对岸去活动一下。罗维道马上向军长聂凤智请示，得到了军部同意。
25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罗维道政委派两名参谋把王中民送到前沿阵地，让他过河劝降。我军打旗语通知对方停止射击，王中民举着“和平使者”四个大字安全到达苏州河北岸。王中民通过他的同乡同学、刘昌义的亲信、五十一军副官处长刘凤德和刘昌义取得了联系。下午，带着刘昌义、刘凤德、五十一军军法处长魏震亚和一名参谋，乘坐两辆坦克和一辆吉普车，通过造币厂桥进入解放军阵地。罗维道带刘昌义到虹桥路第二十七军军部，与聂凤智签订了起义协议。
26日清晨，我八十一师接管了刘昌义部队布防的各道桥梁，从造币厂桥和永安桥等处浩浩荡荡地开过了苏州河，接管了五十一军的全部阵地和防区，并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对外白渡桥的攻势。外白渡桥的争夺战在解放上海市区的全过程中算是激烈的，敌人在桥边的上海大厦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我军冲了许多次，伤亡很大，就是冲不过去。所以，八十一师一过苏州河，就抽出兵力从背后去攻上海大厦，在前后夹击中，外白渡桥很快就被我军拿下了。
刘昌义的部队按协议撤至江湾体育场接受我军管理，当他们到达体育场南面时，遭到了原在该地驻防的国民党五十四军和三十七军从北面和侧翼的围攻。我第二十七军立即派部队支援刘昌义，刘昌义部也调转枪口向蒋军宣战，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将国民党五十四军和三十七军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刘昌义率领所部4万余人起义，在上海蒋军阵营中引起了极大震动。我第二十七军政委刘浩天要求各部队抓住战场上这一有利时机，广泛开展战场喊话和火线劝降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解放军强大的喊打攻势下，据守在各据点里的蒋军，纷纷缴械投降。
据守在邮政大楼、百老汇大厦里的国民党青年军十分顽固，我第二三五团的几个营对其包围喊话。解放军一喊话，他们就打枪。反反复复几个小时，他们感到无望才全部投降。其他各小股负隅顽抗之敌，也被我军分别包围，或火线劝降，或就地歼灭。
到27日19时，苏州河以北的数万蒋军基本被解决，吴淞口方向的的枪炮声也全部停息。
上海市区的战斗只剩下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两个地方没有发起，之所以把这两个厂放到最后解决，主要原因是，敌人早就叫嚣，只要解放军攻打，他们就把厂子炸掉。电厂和水厂是上海市民的命根子，如果被炸掉，广大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受到极大影响。
我第二十七军从上海地下党组织处得到的情报，据守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是国民党军第二三○师，约8000余人。敌人已经在厂里安放好炸药，只要一处引爆，全厂必然毁掉。厂里的地下党组织正组织工人纠察队护厂，但是赤手空拳的工人对付荷枪实弹的蒋军，肯定是凶多吉少。
第二十七军一面重兵包围电厂和自来水厂，一面发动全军查找国民党第二三○师官兵的社会关系，他们要利用社会关系找蒋军军官做工作，争取兵不刃血，让上海这个“命根子”回到人民手中。当他们得知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授蒋子英住在上海，而且同守军指挥第二三○师副师长许照关系很好，就想方设法找到了蒋子英，做通了蒋子英的工作。蒋子英又出面做许照的工作，许照终于同意与解放军代表谈判。经过谈判，许照率领8000余蒋军投诚。至此，大上海全部回到人民手中。
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望着马路两边不同形状的房屋完好无损，一个个窗户开始亮起了灯光，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完成了“瓷器店里捉老鼠”的任务，既消灭了敌人又保护了上海。上海的生产没有停顿，商店没有停业，电灯电话、煤气自来水、公共交通正常运转，甚至警察还照常维持交通秩序，这在战争史上可以说是一大奇迹。几天没有合眼的聂军长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天下着小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二十七军作战处处长刘岩向政委刘浩天请示：“部队都进入了市区，因一时找不到那么多空房子，各师请示，能否让部队以班为单位就近到市民家里休息？”
刘浩天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告诉各师，所属部队一律不准到市民家里躲雨休息。没有空房子，一律以营、连为单位，布置好警戒，露宿街头。告诉指战员，我们军指挥所就在上海市中心威海路街头，聂军长和我也露宿街头。”
各师接到命令后，立即下令各团、营，要求所有连队作为战场纪律执行，一律不得进入市民家中，不得扰民。各连派出警戒后就在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躺下，尽量躺在一条水平线上，保持着连、排、班的建制，只要一声令下，即可一跃而起，成一路纵队开拔。
三野政治部摄影记者陆仁生看到这个情景，立即拿起照相机，拍摄下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照片。这些照片，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成了摄影界的经典之作。
1949年5月28日清晨，上海的千家万户市民推开窗户，抬头望天，还是连天的绵绵细雨；低头看地，却见街道上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路人行道上躺满了和衣而卧的解放军官兵。看到这一情景，长期受国民党军欺凌的市民们激动得鼻子发酸，泪流满面：“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部队？！真是把百姓当成自己的爹娘一样爱呀！”
市民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请解放军到自己家里避雨。战士们婉言谢绝，谁也不去。市民们没办法，只好跑回家中，拿出家里所有的雨具，站到战士们中间为他们挡雨。有的市民还送饭送水送点心给解放军，一些外国居民还送来饼干香烟，但是，解放军忍着饥渴，不要一口水，不取一根线，礼貌谢辞，丝毫不犯。
美国合众社的报道也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解放军露宿马路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上海大街小巷，国民党对共产党、解放军长期丑化宣传所造成的壁垒，顷刻间土崩瓦解。整个大上海沸腾了，男女老少，全都走出了家门，唱歌、跳舞、扭秧歌，进行大游行，看解放军入城，庆祝上海大都市的新生。可是，他们很少有人知道，这场“瓷器店里捉老鼠”的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24000余人，7784名官兵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