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间为黄秋声先生。曾任毛远新秘书。或许因为身分特殊，黄先生的照片在网上几乎找不到。也鲜见其作品。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黄先生是书画大家。著名作家吴秀春称黄秋生“书法不让纪哓岚、画竹敢使板娇羞”
黄秋声，吴昌硕第四代传人。学者型职业诗书画家。工诗文，精于小楷与水墨梅竹。现为世界艺术家联
合总会常务委员、亚太区文化艺究院高级研究员、炎黄东方国际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西部成都不二堂书画院院士。其书画作品及学术成就频受国际关注。2007年8月被世界艺术家评级认证委员会授予国际中国书画艺术大师。
黄秋声先生作品
以下是转载的文章：
与毛远新秘书侃大山
所谓无巧不成书，三人谈刚讲过毛远新，没想到没过多少天老何来电话，说毛远新的原秘书黄秋声来了，要见面，我痛快地答应了。
酒会中，我们除了谈了诗词书法及发展狂言外，我特别关注黄秋声的秘书身份真伪问题，聊过一阵后，这种怀疑自然消散了，老黄说他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一年左右在军队写稿子，是毛远新的“动态”秘书，并说出了一些毛远新鲜为人知的事。
毛远新恶反血统论
老黄讲，一九六八年左右，有一次省里开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毛远新参加会，结果场上场下一片欢呼，“向毛主席亲人毛远新学习致敬”等口号此起彼伏，毛远新听了非常生气，拒绝进入会场，要求停止喊口号，他说，“不要搞血统论，有血统关系并不等于有思想关系，大家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也是，我力争学好毛泽东思想，我是我，代表不了毛主席！”结果大会很尴尬，终止了血统论口号，毛远新才参加了会议。
毛远新枪毙学毛著新闻稿
老黄讲，在文革时，有一段学毛著事迹是新闻报道重点。沈阳附近有一家精神病医院，重点推出一个精神病患者学毛著治愈精神病的报道，计划在军报登出，被毛远新枪毙了，毛远新的理由是：该文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讽刺。
张志新案和毛远新无大关系
老黄讲，像张志新那样公开反毛主席，在当时就是反革命，违反当时法律（公安六条），任何省出了这种事都会重判，辽宁也不例外。处决张志新是省委集体决定，把此事推在毛远新一人身上很不公平。
老黄讲，毛远新是老实人，有才华，生不逢时，倒霉在中国历史大变动历史背景下，是历史的悲剧，很多有才华的都如此。
那晚的谈话到了后半夜三点，五个人喝了三瓶白酒，十几瓶啤酒，都喝多了，其中一个号称亿万富豪的郭总喝醉了。
附1：
从政前后的毛远新
滕叙兖
一、出生在新疆的男婴
1921年初，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投身革命，这个农民出身的种田人，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专家和理财能手，1931年，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军阀盛世才伪装进步，要求中共派干部入疆。1938年2月，毛泽民由延安赴苏联治病路经迪化，奉党中央之命留在新疆，化名周彬，出任盛世才的财政厅代厅长，开展整顿新疆财经和金融的艰难工作，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在中央派往新疆的干部中，有一位端庄秀丽的浙江姑娘叫朱旦华，她原名姚秀霞，是上海务本女中的学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辗转千里到了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不久，朱旦华入党。翌年5月，朱旦华入疆，任迪化市女子中学教导主任。
在中共新疆负责人邓发的介绍下，毛泽民和朱旦华由相识到相爱，1940年5月，他们在迪化结婚。翌年2月，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婴出世了，毛泽民抱着儿子，喜不自禁，他给儿子取名叫“远新”。因为按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牒序，孩子应是“远”字辈；“新”字，则表示对遥远边疆的纪念，要孩子永远记往他的第二故乡——新疆。
二、和妈妈一起坐牢
1942年8月，盛世才背信弃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干部全部下狱。朱旦华抱着一岁多的儿子，被关在女牢。1943年9月27日深夜，忠贞不屈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位新疆党的领导人，在受尽酷刑之后，被残忍的敌人秘密杀害。
小远新跟着母亲坐了四年牢，成了一个小难友。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看守所长解下腰间的皮带，捉住小远新一只小手威胁道：“你说！八路军、共产党都是土匪，你爸爸是土匪，说呀！”
小远新大声喊道：“共产党不是土匪，我爸爸不是土匪。”
“你不说，我就打你！”所长恶狠狠地举起皮带向孩子的手心打下来。
“共产党就不是土匪！” 小远新痛得直咬牙，拼命往回抽手。
“就是土匪!”所长紧紧抓住孩子的手，一边用力抽打，一边奸笑道：“只要你说了，我就不打你了。”
“我爸爸就不是土匪嘛！”钻心的疼痛，小远新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狱中的阿姨冲过来：“你们真是禽兽不如！欺负一个三岁的孩子！”
愤怒的阿姨硬把小远新抢了回来。在阿姨的怀抱里，小远新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1946年秋，在中共中央和张治中将军共同营救下，新疆监狱中的百余名干部历经艰险，回到延安。
获悉丈夫英勇牺牲的朱旦华，强忍悲痛，带着小远新去见大伯毛泽东。
毛泽东为爱弟血洒天山而痛苦不堪。朱旦华告诉毛泽东，毛泽民牺牲前，曾说过“我将不愧是毛泽东的弟弟”，闻此言，毛泽东感伤不已，又好言安慰弟媳。
毛泽东抱起侄儿亲着，小远新指着毛泽东下巴那颗痣问妈妈：“伯父长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逗得毛泽东大笑起来。
三、从马背摇篮到北京城
中央安排朱旦华参加妇女工作委员会，在蔡畅、康克清的领导下工作。
朱旦华一头扑进工作里，只好把小远新送到延安“洛杉基托儿所”，母子俩很少见面。
国民党胡宗南的炮声逼着托儿所跟着撤离延安的部队转移，这些睡在骡马背上摇篮里的孩子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每天还要拿着小石板跟老师学写字。托儿所整整颠波了一年，才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见到分别一年多的儿子，朱旦华喜极而泣，她把远新送进解放区的育英小学读书。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育英小学从石家庄搬进了北京城。
1949年夏天，南昌解放，由蔡畅出面说合，随军南下的朱旦华和当年的新疆坐牢难友方志纯重组家庭，朱旦华时任江西省妇联主任。开国大典之前，康克清把远新从北京育英学校接出来，送到南昌母亲的身边。
四、在伯伯身边长大
1951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正好朱旦华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便带着远新去北京。
康克清见了母子俩说：“旦华呀，你来开会，又带着个孩子，不方便啊，把远新送到他伯伯那儿去吧。”远新高兴得直跳，他有两年多没有见到伯伯啦。
朱旦华开完会，到中南海去接儿子回南昌。“我不回南昌！”儿子噘着嘴，一脸的不高兴：“我愿在北京念书，还回育英学校去。”
“不行！”朱旦华态度坚决：“伯伯工作这么忙，你不能在这儿给伯伯添麻烦！”
毛泽东笑眯眯地看着这娘儿俩对阵，又快乐地抚摸一下远新的光脑袋说：“远新，还是回到妈妈的身边好，我这里是温室，你成了温室的花朵可不好哟！”
远新一拧脖子，反驳道：“我留在北京是去育英学校上学，也不是留在伯伯这儿当什么花朵！”
毛泽东笑出声来，使劲儿把侄儿搂在怀里。
江青连忙把朱旦华拉到一边，小声说：“自从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主席很长时间没有笑脸了，这些日子，小豆豆（指毛远新）来了，主席才高兴起来，我看，别让这孩子回南昌了，留下来，主席情绪会好的。”
于是，朱旦华同意把远新留下来，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指指李讷说：“让姐姐带弟弟喽！都在育英学校读书嘛。”
朱旦华又再三叮嘱远新要听话，别淘气，这才告别毛泽东回南昌去了。
自从毛远新留在毛泽东的身边，给毛泽东带来了许多心灵慰藉和精神欢悦，他十分喜欢这个聪明机灵又乖巧听话的侄儿。
毛远新又回到原来的班级里，平日在学校住宿，周六跟着李讷回中南海。毛泽东每月给学校15元，作为毛远新全部的膳宿和学杂费。每年夏天，毛泽东又派人送毛远新去南昌看望母亲和继父。
从10岁起，毛远新就完全由毛泽东当成亲儿子抚养，他一直是在伯伯身边长大的。
五、从清华大学转学
1960年夏天，毛远新在北京第一O一中学毕业。当时的中国青年都对哈军工怀有崇拜感，皆以进入神秘的哈军工为首选升学目标。
毛远新当然愿意去哈军工，他回到中南海，对毛泽东说：“伯伯，军工招生组来我们学院招生了，我想报名，听说我们学校已决定保送我去呢。”
“唔,保送？”毛泽东抬起头来，打量着这个刚刚入党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稚气未退的方脸盘上激情洋溢。
毛泽东点燃半截香烟，吸了一口，缓缓说道：“升大学嘛，怎么能靠保送？不是自己考上的，不能算真本事！我的意见，你要走进考场，考个状元郎嘛！”
毛泽东的态度让毛远新一夜没睡好，他知道伯伯从来不溺爱子女，当年岸英大哥从苏联回到延安，伯伯送大哥下乡当农民，朝鲜战争一开始，又把大哥送上前线……
毛远新决心凭本事报考中国最好的大学。高考发榜后，他轻松地拿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录取通知书,在清华,他跟吴邦国是同学。
大学放寒假了，那天毛远新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让他到广州见伯伯。在广州，毛远新碰到中学时代的好友，叶剑英元帅的二儿子叶选宁，两个年轻人亲热得形影不离，没完没了地聊着各自学校的事儿。
叶选宁突然问：“你为什么不转学来我们军工读书呢？我们学院的条件比你们清华好，起码能吃饱饭。”
这可触动毛远新的心思了，正值国家经济困难,到处有人饿死的非常时期，作为学校排球队运动员的毛远新总感到饥肠辘辘，两眼冒金花.在哈军工能填饱肚子，这可太有吸引力了。他忙去问毛泽东：“伯伯，我能不能转学去军工？”
毛泽东并不反对侄儿转学，只是随便问了一句：“人家会同意你转学吗？”
叶选宁帮忙拔通了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家里的电话，正在养病的陈赓乐呵呵地说：“欢迎清华的高才生啊！”
六、哈军工的好学生
1961年2月新学期开始时，毛远新转入哈军工，在导弹工程系一个班里插班上课。
初来乍到，毛远新埋头学习，保持低调。他待人谦和有礼，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他的身上看不到一般高干子弟或多或少存在的优越感和骄娇二气。
第二个学期开始后，系里任命他为学员班班长，他推辞不掉，只好担任事事都要吃苦在先的骨干工作，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一次学员队扫卫生，恰好负责扫厕所的那个班有事没来，毛远新领着全班完成分担的任务后，又一个人去打扫厕所，用抹布擦洗便池，直到把厕所收拾得一干二净才回宿舍。毛远新踏实做事，从不张扬，全队学员都佩服他。
尽管社会工作多，可毛远新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在班里，他的每门功课从没有出过前三名，这一点让不少高干子弟啧啧称奇。
毛远新生活简朴，除了那不到十元钱的津贴费，他从没有向谁要过钱。平时省吃俭用，衣服破了自己补，头发长了自己理，在他的带动下，不少高干子弟也严格要求自己，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高干子弟们常说，“远新是最穷的干部子弟”，他来哈军工之后，不久也进了院排球队，上场打球，人们常会发现他的背心上总是带着窟隆眼。
毛远新多才多艺,吹一手令人叫绝的小号.同班女同学,叶剑英养女傅凝(即后来的名记者戴晴)曾写过一文:<远去的号角>,记述毛远新当时的青春魅力.
对表现较差的高干子弟，毛远新像个大哥哥，经常找他们个别谈心，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效之以理。他在学员中的威信是靠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起来的。
七、上铺睡了个反革命分子
1963年春天，哈军工发生了一件惊动中央的大案。一个父亲是上将、某大军区司令员的高干子弟主动联络台湾特务机关，要投奔“自由世界”，为蒋帮“反攻大陆”效力。
案件很快被破获，毛远新大吃一惊，这个高干子弟叫陈东平，是与毛远新睡上下床的同班同学。
陈东平案东窗事发之后，毛远新多次自责，平时，他对这位学习成绩不及格，天天大谈女人的纨绔子弟陈东平没少规劝和批评，但没想到老红军的儿子当了反革命。毛远新认为自己这个班长没当好，他感到痛苦和气恼，为什么在高干子弟中出现这种害群之马？他配合院系领导，以陈东平为反面典型，深入检查高干子弟中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使哈军工教育干部子弟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陈东平案件一直上报到毛泽东那里，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4年初，毛泽东在和毛远新谈话时，批评道：“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旁边？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又说：“这么多反革命你就没有感觉？陈东平在你旁边就不知道。”
毛远新说：“陈东平是在家里休学听广播变坏了。”
毛泽东哼了一声：“听敌人广播就那样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的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陈东平？”
八、1964年夏天那个著名的谈话
1964年7月，毛远新结束工厂实习后回到北京，毛泽东让他跟着去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凉风习习，毛泽东刚刚从海里上岸，穿上睡衣，心情很好。听毛远新说哈军工组织上千人横渡松花江，毛泽东眼睛一亮，放下手中的书，笑道：“好！年轻人应当到江河湖海中游泳噢，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游水才有味道，你放假了，要天天下海游泳。”
毛泽东突然问侄儿：“你会骑马吗？”
“不会。我小时候从延安出发，坐过骡子驮的大筐，可从来没骑过马。”
“哼，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假期找汪东兴安排一下，要学会骑马。”
警卫班长告诉毛远新，毛主席想考察黄河，准备从下游走到上游，听说路途险要，没法坐车，只能骑马，所以最近他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和工作人员也去学。
毛远新这才明白。他在警卫团的帮助下，找了一匹老实的军马，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去练习骑马，没过多少时候他就可以扬鞭策马，在野地里飞奔了。
毛泽东每天工作很忙，好多天没和毛远新谈话了，有一天晚上有空，他让值班的卫士把毛远新叫过来。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啊？”毛泽东点燃半支香烟，慢悠悠地问道。
毛远新知道伯父今天的心绪很好，就说：“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上的。”
“我看你还有进步，”毛泽东吐出一串烟圈儿，“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革命接班人的五条看了没有？”
那天晚上，毛泽东谈兴甚浓，看来，他是有意识想给侄子讲解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讲到接班人的第二条时，毛泽东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呢？”
毛远新坐不住了，连忙争辩道：“我还有点希望吧？”
毛泽东把烟蒂按死说：“有希望，好，超出我的标准就更好。”
毛泽东又点上香烟，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这个班长是怎样当的？人家提意见能接受吗？提错了能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能团结人？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合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颂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毛泽东谈锋甚健，讲解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后，话题一下转到学院的工作上。
“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要到实际中去学。”
毛远新提出反对意见：“工科和文科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不对，”毛泽东神态严肃，毋庸置疑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已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
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
对这个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侄子，毛泽东的要求可谓严矣，在1964年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他像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给学生上课那样，亲自教导，耳提面命，用心良苦。对于身边钟爱有加的后代，毛泽东的内心寄托着何等样的期望啊。
毛泽东这篇教子长谈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中国高等院校迅速贯彻“阶级斗争是主课”的最高指示，大学生开始分批下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九、“四清运动”中的李实
1965年夏，毛远新得了胆囊炎，痛得流汗。学院送他到北京住院治疗。病愈后，又陪同系领导作了一段时间的教改调研，这才向伯伯辞行。
毛泽东说：“你要下农村搞四清了，名字太显眼，要改一下。”
思忖片刻，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我的化名叫李得胜，现在你的两个姐姐叫李敏、李讷，我看哪，你就叫'李实’吧。”
9月初，带着伯父的殷殷嘱托，李实来到黑龙江省巴彦县临城公社，任工作队的副队长，和大家睡在一铺土炕上。
晚到了半个月，他积极工作，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抓紧了解情况。不久，在清理大队账目时发现了800元的亏空，在60年代的农村，那可是个大数目。大队会计姓谷，他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差出这些钱来。
大队上上下下都说，谷会计这个“四不清”干部是“板上钉钉子”没跑啦。谷会计吓坏了，一病不起。
工作队把谷会计帐目不清的问题交给了李实。李实白天认真调查，晚上在小油灯下打算盘，一笔一笔的核实，终于把这800元的去向弄清楚了，圆上了账。
那天，李实和同学们去看谷会计，躺在炕上的谷会计听到狗叫声，立时面无血色，体似筛糠，以为工作队要抓他送监了。
李实进门，坐到炕沿上，笑道：“老谷啊，账已经圆上了，你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来给你吃颗定心丸儿的！”
谷会计感动得嚎啕大哭。
半年来，农民群众只知道工作队的老李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谁也不知道老李的真实身份。
这是在巴彦县参加四清运动时的全班合影,由于照片模糊,难以辨认全部同学,笔者只能认出三个人:
后排左1:毛远新,中排左1:谢飘(谢觉哉之子),前排左4:王之(王震之子).从照片里可以看到当时东北农村的样子以及哈军工学员在农村四清运动中的形象.
十、云南深山里的大兵
1966年初，毛远新提前毕业，学院把他分配到研制导弹的国防研究所。回到北京，毛远新征求伯伯的意见。毛泽东不以为然，淡然道：“你这个大学生呀，我还不承认呢，你没当过工人，没当过农民，也没当过兵，没有什么实际经验，怎么算个真正的大学生？”
毛远新不服气：“我在军工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怎么不是当兵呢？”
“我说的是连队，”毛泽东说：“连队当兵跟军队院校的学生兵怎么可以比？”
毛泽东又说：“你去的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刚毕业就去那里，对你并不好。”
毛远新自小就非常听伯父的话，他马上打长途电话，请系里通过正常组织渠道联系一下，看看能否同意他下连队当兵。当然，这一切自然是一路绿灯，不久，毛远新接到去空军当兵的通知。
拿到通知书后，毛远新到空军司令部报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热情接待毛远新，连声说：“欢迎，欢迎！欢迎军工的高才生来到空军！”
胖司令吴法宪一定要请毛远新吃一顿饭，以表敬意。他说将会安排毛远新到空军的第二高炮指挥部当参谋。
毛远新轻松愉快地回到中南海，向伯伯报告，自己要到空军当参谋了。
毛泽东眉头紧蹙，摆手道：“不对。你不应该留在城里当官，我是要你下基层连队当兵！”
见侄子没吭声，好像有点保留意见，毛泽东又缓和地说：“你知道这句老话吗？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当那个放屁都没声的参谋干么子？”
一句话把毛远新说乐了，他又到空司，要求吴法宪收回成命，改派野战部队。
空司把毛远新和他的同学廖晖（廖承志之子）,谢飘(谢觉哉之子),胡鲁克(胡奇才之子)分到空军高炮某独立师。之前,提前毕业的粟戎生（粟裕大将之子)已经先期到达这个部队的三营.3月初，他们调防到云南，在大山里布防，准备迎击敌机。
毛远新和粟戎生住在一个帐篷里，下大雨的时候，鞋子都会漂起来，最困难是大山上没水吃，下山挑水，走一趟就要40分钟。毛远新和战友们栉风沐雨，忍受着蚊叮虫咬，专业精湛的毛远新很快挑起技术指挥的重担，很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附2：
1975年成功预报辽宁海城7.3级地震
苏铁山
2008年6月10日
2008年的中国真是多灾多难，从年初南方数省的冰雪灾害，到藏独份子的拉萨暴乱，再到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中遭到西方主要国家支持的“藏独”份子的捣乱，再到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真是天灾人祸接连而至。
这次汶川大地震，看了一个星期的电视，流了一个星期的眼泪。灾害这样大，范围这样广，受伤死亡人口这样多，受灾人口四、五千万，特别是死了那么多的学生、孩子，让人心里难过。这次大地震，半个亚洲有感，从其影响看，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亚洲、震动了全世界。
地震后党和政府的反应迅速，措施有力，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白衣战士，十几万人迅速开进灾区抢险救灾，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作战的精神，表现出色。全国人民迅速行动支援地震灾区，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互助的精神。无数的英雄事迹让人感动。这次大地震让人们清楚的看到，中华民族内在的民族凝聚力，海内外华人大团结力量是多么伟大。
这次大地震，中国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表现非常出色，让国际社会不能不刮目相看，好评连连。世界上哪个国家能这样对待灾区的普通老百姓。美国风灾，军队荷枪实弹进入灾区，中国地震，军队不带枪进入灾区，抢救伤员，安排受灾群众医疗、食宿，对比鲜明。
从这次救灾的全过程来看，救灾还是要靠社会主义、靠集体主义，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而不能靠“市场经济”，不能靠个人主义。这次救灾，那样多的人员、物资，那样大的运输量要花多少钱？抢救那样多的伤员要花多少钱？总不能像美国，先问上了保险没有？所以中国还是要靠社会主义，靠集体主义。
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美、日等发达国家没有解决，全世界都没有解决。
这次汶川地震，使人回忆起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经过。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力量救灾，周恩来总理迅速赶到灾区看望受灾群众，检查落实救灾工作。邢台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预测、预报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周恩来讲，“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专家和群众结合），土洋结合（土办法与洋办法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要各级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抓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国务院又发了文件（国发[1974]69号）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把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定为地震高危地区，包括京、津、唐、张地区，辽南地区（大连、营口、鞍山）。该文件说上述地区在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会上有些同志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中科院的报告提出：“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并具体提出四条建议：
一、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七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主管地震工作，建立健全地震局或地震办机构。
二、积极发展群测群防网，大搞群众运动。在生产大队和重要厂矿企业建立群众业余测报小组，农村特别要发挥中小学、气象站和群众科学实验小组的作用。
三、地震专业队伍要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力争及时做出震前预报。专业队伍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把开展群测群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四、加强有关地区协作。
辽宁省地震办参加了这次会议。
历史已经证明，1975年2月辽宁海城7.3级地震和1976年7月唐山7.8级地震都在1974年召开的上述会议的预测之内。历史同样证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
从1974年开始，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震，省地震办（局）经常向省委报告地震发生的情况。1974年夏，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发后，辽宁省委非常重视，专门开了几次会议，还请专家上课讲地震知识、监测方法等。辽宁省委常委按照国务院文件精神，决定：1、各级领导要重视地震监测和预报工作。2、建立健全省、地（市）、县、公社各级地震办公室，负责组织领导地震专业人员和群众业余的地震监测工作，宣传地震知识。3、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贯彻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准备大震”的指示精神，在辽南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中小学校建立群众性的业余地震监测小组，形成网络。配备简单设备、仪器，监测地磁、地电、地下水、井水、氡气、环境、动物异常反应等变化，并注意收集整理民间地震知识、经验。4、组织地质、地震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5、对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加强领导，严格纪律。各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不得擅自发出地震预报，只能将异常情况向当地地震办汇报，再由地震办逐级汇报。地震预报权只能属于政府。
从1974年开始，辽宁全省，特别是辽南各地迅速行动贯彻省委决定，建立了大量群众性业余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1974年12月发生过一次4.8级地震。在地震前，群专结合的监测网及时准确的作了预报。实践证明，他们的预报是正确的，国家地震局还专门破格为此发了简报。由此，专群结合监测地震的情绪更高了。
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初，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小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省地震办不断的将地震情况上报给省委。当时辽宁省委的主要领导对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发生较大地震高度警惕。特别是地震专家给省委常委上课时讲的“小震闹、大震到”的规律给他们非常深刻印象。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要求，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亲自负责这项工作。
1975年1月4日，辽宁省委又专门召开了预防地震的座谈会，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专程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刘局长肯定了辽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成功预报了4.8级地震的成绩，并说：“过去有人说，地震预报外国人没解决了，中国人也解决不了。这是错误的。我们解决地震预报，就是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具体体现。”
主持座谈会的李伯秋书记对全省下一步的防地震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就像打仗一样，我们要立足于早打，打大仗，打原子战争，立足于敌人突然袭击。要做到有备无患。”会后，全省防地震的工作，更进一步展开。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沈阳有强烈震感。李伯秋、毛远新等省委主要领导立即查问地震情况。省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根据华文（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具体负责领导省地震办工作）凌晨的报告汇报说：省地震办（局）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在近期内，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李伯秋问：“破坏性地震具体指什么？”回答是5到6级地震。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主张向营口、海城一带群众发出地震预报，毛远新提出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李伯秋说：“预测说是'近期内，很可能’，什么叫近期内？一小时叫近期，十天半个月也算近期，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
然而，当时正是春节前夕，室外都在零下十几二十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发出地震预报，还可能造成恐慌，可能有坏人借机造谣、捣乱，甚至形成难民潮，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特别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了鞍钢的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的结果，预报要发，但要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个市，先召集海城县（属鞍山市）、营口县（属营口市）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省地震办派人去传达李伯秋代表省委提出的主要防震措施，然后通过各级干部、民兵下去动员群众不要在室内过夜。同时，通过县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
毛远新又把商量的意见向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沈阳军区政委）作了汇报，曾绍山表示同意，并说由他负责向当地驻军传达，要求当地驻军做好防震准备，还要随时准备派出部队去帮助地方救灾。
当天下午二时，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意见，布置具体的防震措施。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主要是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到室外去。在生产队，在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搬到室外居住，要做到家喻户晓。
2月4日下午，尹灿贞打电话向李伯秋、毛远新汇报：在海城的紧急会议已开完会，正在全面落实省委要求。李伯秋对毛远新说，他准备第二天去海城、营口等地检查落实情况。当时李伯秋正在生病，毛远新说他去。但李坚持说他先去。
2月4日19点36分，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整个辽宁省都被震动了。沈阳、辽阳等地都有房子倒了。地震发生后，李伯秋当晚就赶到海城。不久，他给曾绍山、毛远新打来电话，说灾情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倒塌房屋很多，但群众情绪还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说：“共产党、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让我们搬出去，晚上就来地震”。群众还说：“房子倒了，但没伤着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李伯秋还说，39军救灾部队已迅速到达灾区，正在开展救灾工作。
李伯秋书记从灾区回到沈阳后，毛远新即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继续组织救灾工作。在大石桥（营口县政府所在地）39军驻地，39军副军长在军部礼堂的废墟前对毛远新说，2月4日那天真是巧了，当天下午鞍山市委、市政府带着春节慰问团来部队，四、五百人在军部礼堂开联欢会，地方领导、军队领导讲完话后，主持人宣布，接省委通知，所有人员不要留在室内，文艺演出不演了，请大家按秩序退出会场。人员退场后二十多分钟，大地震来了，整个礼堂塌下来，夷为平地，参加联欢会的军地双方人员一个也没伤着。
海城大地震后，据统计，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一千三百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来，还有一些“胆大不怕死”的）。
有关部门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可能近十万人。
1975年10月1日，毛远新去新疆参加纪念活动，9月底路过北京去看望毛主席，先向毛主席汇报海城地震情况。毛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主席指着毛远新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对照杞人忧天）的故事”。
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毛主席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委上午10点发出了地震预报，当天晚上7点36分就来了地震，这纯属偶然。但从1974年国务院根据地震专家的预测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发出国发[1974]69号文件，辽宁省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应对准备工作，健全了机构，组建了专群结合的监测网，普及了地震常识及防震教育，加上老天帮忙，4日凌晨将近5级的地震，提醒辽宁省委果断拍板发了预报。这大概就属于毛主席所说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必然性。
地震预报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无法观测到地壳运动的实际情况，也就无法确切掌握地震的规律。海城地震属于“小震闹，大震到”的类型，这只是地震的一种形式，唐山地震就不是这种类型。对地震专家提出过高的奢求是不客观的。
但是，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地震灾害是不能预防的。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说明，在人类完全掌握地壳运动的规律之前，也还是能找到某些可行的办法，最大程度降低地震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人员的伤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被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实践证明，至少在大量减少人员伤亡上是行之有效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说到底，在预防地震灾害的问题上，还是需要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没有专家的地质结构分析、中长期预报和日常的专业性工作不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组建业余地震监测网，没有普及地震常识和进行防震教育，也不行；没有党政领导的当机立断，采取有效的措施，还是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地震灾害的预防及救助，更象是党政领导的一项系统工程。
如果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四川能象当年辽宁那样，形成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体制，各级都建立了地震办公室，建立了大量的群众性的业余的地震监测网络。就可能发现大量临震前的异常现象和信息，这些信息经各级地震办汇集起来，就可能促使各级党政领导形成决心，哪怕是基层领导及时采取某些临时措施，就可能大大降低人员伤亡。这就是 “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人民战争思想，在预防地震中的应用。
文革禁照震动了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