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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文——
神农架野人的第三个品种 焦国标
神农架野人的传说太久太多了，每个中国人的大脑里都形成了自己关于神农架野人的观念。在我大脑里形成的关于神农架野人的印象里，神农架野人有两种：一种属于某种迄今未明的生物，另一种属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秘鬼怪。拜读了本期彭小明先生的大作《神农架日记节选》，我的关于神农架野人的分类知识一下子增加了三分之一，即神农架野人还有第三种——因社会政治原因逃进神农架从此与人世隔绝的与我们一模一样的普通人。
彭小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78级的学生，现居德国。三年级（1981年）暑假期间，他曾去神农架进行民歌采风。此行固然采集到许多“淳朴的、醉人的、痴迷的、狂放的歌”，更听到了一些流传于当地而不为外人所不知的关于神农架野人的故事。他们告诉他，外间传说的神农架野人，其实并非野人，而是从人间逃入深山的地主富农。日记中冯静美（化名）的故事，就是林区一个妇女干部讲给小明听的。“冯静美的家庭故事梗概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给我的震撼是难以磨灭的。”小明兄在日前发给我的Email中写道。当时那里的干部们特别叮嘱小明，这种消息“过去一直不让泄”，因而告诫小明不要对外讲。
汉语里无主（语）句很多——过去谁不让外泄？这里省略了主语，当然是当地政府。小明向他们承诺，保证守口如瓶。“但是我心里十分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决不会永远沉默到底。沉默下去，我的心里总不能平静。”
小明在另一篇写给我的Email中说：“我一直觉得要把这个真相告诉世人。共产党的样板戏《白毛女》是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但是并不排除它的历史真实性。我听到的这一传闻，也很可能是一个真实客观的存在。”白毛仙姑的故事，事实已经证明确有其原型。我坚信，让彭小明先生30年来一直内心不安的冯家故事，也一定是神农架地区确曾发生的真实的历史。
神农架野人的传说比地主富农的历史长久得多。换言之，在共产党制造地主富农之前，神农架早已有野人。不用说，那时的第三种野人不是被土改、镇反等政治运动逼进神农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而是因其他社会政治原因不得不逃进深山、远离尘世的弃民。我在给小明兄的回信中写道：“如此说来，当今传说的神农架野人有一个另外的来源，即政治贱民；那么历史上神农架的野人也完全可能有一部分是因社会政治原因变成的野人。公开冯家的故事，意义非同寻常。谢谢你！”
2011-2-28 北京
目 录
父亲未享的临终关怀……………………………………陈士濂（04）
范中奎的锹把……………………………………………俞加深（08）
上海大抄家………………………………………………刘文忠（10）
整人专家衣竹林…………………………………………聂步腾（14）
杨毓东牧师………………………………………………刘凤钢（19）
母亲的人民证……………………………………………士 濂（29）
我经历的政治迫害………………………………………李大立（33）
钦州剖腹食肝风…………………………………………佚 名（36）一句话右派………………………………………………华中（38）
吴天石的儿子……………………………………………李大立（40）
我跟苏东坡不一伙………………………………………汉 男（42）
父母拴手一起跳河………………………………………劳布藏（45）
武宣吃人肉事件…………………………………………剑 客（48）
送瘟神……………………………………………………武 昌（50）
小阁楼男女混居记………………………………………何 为（51）
智对红卫兵………………………………………………汉 阳（54）
阿爸、叔叔和我…………………………………………秋什江（55）
恶捧刘户籍………………………………………………晴川（57）无档案右派马叔叔………………………………………乔海燕（58）
把交代写到极致…………………………………………马 南（62）
蒙古牧民阿拉坦………………………………………巴雅古特（64）
从杭州到青海……………………………………………陈士濂（65）
父子株连，兄弟反目……………………………………文 忠（76）
嚣张的右派………………………………………………马 赫（83）
学习班往事………………………………………………江 城（85）
林云涛复仇记……………………………………………南 周（91）
神农架日记节选…………………………………………彭小明（94）
父亲的一九四九…………………………………………曾慧燕（98）
父亲未享的临终关怀 陈士濂
我的老家在浙江浦江县。小叔陈肇英，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结拜兄弟，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任虎门要塞司令，受蒋之命，带领亲信抓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因此被中共定格为反共的国民党右翼人物。
1949年，小叔携婶娘去了台湾，一直在老家管理家务的大叔只身仓皇出逃。我的父亲1947年致仕，归里后始终固守家园。他虽然供职国民政府多年，曾担任市县税务局局长等职，但自信并无血债，在乡民中口碑尚好，故抱有侥幸念头，希望能获得新政权的宽大，想在与家人的团聚中了此残生。
1950年秋末，父亲被拘捕入狱。51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村里传出消息，第二天乡上要召开公审大会，有一批人犯要从县上押送过来。那时正是镇反高潮，公审大会常在较大的村镇举行，随后就地枪决被公审者。村里有关系较近的人偷偷来我家，说明日犯人中很可能有我父亲，让我们做些准备。
大人们除了商议后事，觉得家中最好有个人去参加大会，以见我父亲最后一面。谁能进得这森严的会场呢？村里的农会、妇女会、民兵、自卫队等有组织的队伍，我家的大人没一个挨得上边，唯一可能进会场的只有我。那时我12岁，正在村旁的中山中学上初中，于是法场探父的重任就落在我肩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等候在学校去乡政府的路旁。每逢乡里有大型集会，学校的军乐队都要参加。果然，这天也不例外。当敲着铜鼓吹着军号的队伍来到跟前时，我突然从路边闯了进去，向带队的老师说明了原委，希望他们能带我进入会场。老师很通情达理，答应让我随军乐队同去，但一再嘱咐我：“你可不能在里面哭喊。”
大会在一个晒谷用的大明堂里举行，原来空旷的场地上站满了人，临时搭就的主席台上坐着几个军政干部。宣布开会后，先是奏乐，我的那些同学们急忙吹打起来。接着是一声威严的吆喝：“把犯人押上来！”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人押一个，从场外将犯人带进会场。
他们就在军乐队前经过，一个，又一个，突然，我看见了犯人队伍中的父亲。入狱不到一百天，父亲的变化太大了：本已苍老的脸，现在又瘦削又憔悴，加上满头的白发，满脸的乱须，真是惨不忍睹。他被推搡着踉踉跄跄一闪而过，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混在军乐队中的我。
受公审的犯人被押在主席台的一侧，离军乐队不远，我能清楚地看见父亲。他一直低着头，在我眼前晃动的只是他那一头白发。
主席台上有人在宣读一个个犯人的罪状和对他们的判决，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在这难得的瞬间抬起头来张望一下，这样他就可以见到我，他的目光就能和我的目光相接。我是他最小的也是最疼爱的儿子，能见到我对他将是多大的安慰啊。但他没有抬头，在我眼前晃动的始终只是那一头白发。我想走过去，轻轻地喊他一声，但我没敢举步。我想起了临来时老师的嘱咐，我知道一个佩带红领巾的少年，要在会场上喊叫那犯人父亲，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这很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只能寄微弱的希望于判决。
我注意到，前面的几次判决都是引用法律的某一条款，随之传来的就是无情的枪声。当宣布父亲的罪状并引用法律条款时，我希望不再是那一条。确实，条款的引用与我所希望的那样与前边有了变化，这是否意味着父亲与那些有血债的土匪有所区别，因而判决也会不一样？我正暗自这么思忖，父亲已从主席台边被拎出去了。动作是那样的快捷，我都来不及最后看他一眼，就听见了一记沉重的枪声……
作为县内知名的官僚地主，作为反动阵营中的成员，父亲的被处决，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其时尚年幼的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后来在全校大会上，我在老师的动员下，上台揭发我父亲的反革命罪行。令我遗憾至今的是，父亲临刑前我竟没能让他最后看我一眼，没能让他听我最后叫一声爸爸！儿子对父亲的这一特殊临终关怀，再也无法兑现！
父亲的尸体，是由我哥和村里的亲友抬回的。母亲哭泣着抚摸尸体时，发现他穿的水獭皮袍子领口处被枪弹打坏一小片。第二天出殡，预定抬棺材的几位亲友却受到驻村土改工作队董姓队员的告诫，不许他们为反革命效力。看来只有得到董的同意，父亲的灵柩才能抬入墓地。我母亲从他人口中得知，董非常属意我父亲那件皮袍，就连忙赶去找他，答应以一担谷子的价钱将皮袍子拱手相让。那一担谷子后来也并没有抬进我家，因为我家还欠着政府称为“余粮”的数额庞大的剥削账款，那谷子就作为欠款的一部分被扣除了。父亲的皮袍被从身上剥了下来，但遗体总算被恩准由那些亲友送进了坟茔。
我的父辈解放后或逃或死或关，我的同辈兄嫂广受株连。我的二嫂于雪兰，三岁时由我的大婶抱养来做我二哥陈述的童养媳。二哥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5年欲回家完婚，被我小叔陈肇英止住，参加了东征，在淡水战役中阵亡。蒋介石曾为此致陈肇英唁函：“若侄即吾侄，为国捐躯，深表凄楚。”作为未亡人的二嫂，从十七岁开始在我家守寡，其职责就是伺候公婆，抚育侄儿侄女，并无恶行，土改时亦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且因婆婆年老体弱，由她顶替婆婆接受批斗，挨骂被打。婆婆去世后，虽然名义上给她过继了子女，但都不在身边。2007年90岁时，二嫂孤苦伶仃地在老屋去世。后来我在1998年广州出版社出版的《黄埔军校将帅录》里查知，二哥陈述在1924年军校学习期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及火星剧社活动”。可是这位革命烈士的未亡人，竟然在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低头弯腰地当了30年的“地主婆”！
我的同父异母兄长陈士琨，毕业于福建师专，曾任教于连江县中，1947年回中山中学执教，小叔去台湾后由他接任校董事长。土改时，他被接管后的校方解聘，驱回乡村定为地主分子受管制，从30岁后就一直在家务农。1987年，浦江县法院以错定成分撤销其地主分子帽子，但其时的他已近古稀之年，这份迟到的改判书已无实际意义。
2009年，中山中学举行70周年校庆，他以学校老董事长身份受邀，却被冷落在末席。但他已有一种苦涩的满足：整整一个甲子了，还能在有生之年重回这所他服务多年的学校，是多么的难得啊！更可怜的是，因受他牵连，其子女无一人参军招干，没一个有初中以上的学历，全都务农或打工。有一次回家，在村头杂货店里我遇见正在打牌的他的儿子。只是玩的五毛、一块的小麻将，竟让我这位侄子在输钱后发出慨叹：“现在我们才是真正的穷人！”闻听此言我一阵凄然，我最多只能偶尔接济哥哥，对于他贫困的下一代，实在是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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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共产党对待日军战犯相当宽容和人道，抚顺战犯管理所伙食丰富，所关押的日本军人都是直接负有战争罪责或亲手虐杀残害抗日志士和人民的侵略者、法西斯三光政策的罪犯和凶手，但是没有酷刑和虐待，没有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刑罚为二十年，而且都没有服满刑期，大多在十年左右获释。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不少人是抗日勇士，忽然成为内战败将和劳改犯。他们的刑期动辄十年十五年，上诉被认为是对党和政府不满，给予加刑。这样的冤屈至今没有全面系统的伸张。还有大量默默而死的囚徒，无人为他们申诉，连名义上的平反都没有得到。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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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中奎的锹把 俞加深
范中奎是我在青海省刚察县青海湖劳改农场时的难友，又是江苏启东同乡。老范比我早到这个农场，在农场赶上了那场大饥荒。老范是一个赶牛车的把式，大饥荒那一阵，他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早晨套车把饿死的三五个劳改犯尸体拉走，埋掉。每埋掉一个死人，老范就在他的锹把上刻一道痕。埋掉的人，没有墓地，也不立墓碑，只是在东山脚下挖个坑，扔下尸体，盖上几锹沙土，别让野狼扒走吃了，就算万事大吉。
老范常常给我讲，那时人人浮肿，很少有人出工，经常有人拉肚子，一拉稀就离呜呼哀哉不远了。活着的人，白天晒太阳，天黑后强打精神，在监房墙角架三块土胚，用破锅炒青稞，然后整夜不睡，慢慢嚼着半生不熟的青稞粒。有的人嚼起来无法停止，吃撑了就喝凉水，第二天早晨胀死了。
这些人白天不出工，夜里监房里哪来的青稞？老范说，是出工的犯人与不出工的犯人私下交易而来的。出工到打麦场上扬场的，赶马车拉粮食的，打扫麦场的，都有机会接触粮食。比如打扫麦场的，把打扫起来的马粪放在水渠里淘洗，像淘金那样，可以淘出许多青稞粒，晒干后就装进由劳改服裤脚缝制成的黑色布袋里。
劳改队禁止犯人将任何食物带进大墙内。出工的犯人天黑整队回监时，为了查禁青稞，狱方在大门口挂上马灯。每个犯人报数后，他们还要用手电逐一照其双手和裤腿，看手里是否拿有东西，裤腿是否被扎起来。
那么他们用什么高招将青稞带进大墙呢？老范告诉我，玩魔术。预先在黑布袋上栓一根线，等队长用手电照着报数时，就将手里的黑布袋扔在身后。队长照过，说“进”，犯人就拉紧黑线，将黑布袋收入腋下或怀里，列队进院。出工的犯人就拿这些挖空心思带进来的青稞，换不出工犯人平时省下来的新劳改服、鞋袜等物。
文革期间，我被卷入狱内一桩冤案，没日没夜遭到惨无人道的批斗。说是批斗，其实比酷刑还厉害，二十天下来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真是生不如死。批斗期间，范中奎从未动我一手指头。粉碎四人帮后，我提前获释，后来托人打听范中奎的下落，说两年前因病故世了。我不善罢干休，亲自去东山乱坟岗探望。但见一个个风沙吹成的小丘，没有木牌和石碑，这就是劳改犯们的最后归宿。几十年过去，至今我脑海里始终忘不掉范中奎的锹把，上面的刻痕足有数百道之多，那是经他手埋葬的尸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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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那些年，每到岁末，劳累一天之后，不仅要参加单位对我的评审会，还要参加居委会的评审会，因为谁都可以管我。1971年12月下旬某晚，居委会开我的评审会。居委会主任致开场白之后，一帮街道积极分子纷纷发言，批判我改造不积极主动，甚至抗拒改造。其强词夺理、无事生非、捕风捉影，我都作恭听状，会场气氛相当严肃。最后，居委会治保主任作总结。她先是概括众人的发言，指出刚才“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都是为我好，接着告诫我今后要积极主动改造自己，那样，前途就是很光明的。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不积极主动改造，就不会有好下场。她越说越激动，忽然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官僚！”指责我平日不把干部放在眼里。我一听这两个字，就明白了自己平日在这帮人心目中的印象。这是无意间为我提供一面镜子，让我看见了平日的自己。我参加过无数次此类评审会，几乎每次都令我愤慨，唯独这回令我欣慰，印象深刻，因为它让我看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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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抄家 刘文忠
1966年红八月，大上海变成腥风血雨的大海洋。过去整洁的南京路，如今成为一批批红卫兵横行滋事的恐怖之路。许多红卫兵，手里拿着剪刀，随时随地抢上前去剪过路小姑娘的长辫子，过路人的小裤脚管也在被剪之列，烫发的妇女更被残暴地剪成光头。十里长街，处处慌乱，处处痛哭，不法之徒、流氓阿飞趁乱调戏凌辱妇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剥光妇女的上衣。淮海路上到处砸招牌，一些著名餐馆贴出大字报：“黑九类及其子女不准入内！”有的餐馆甚至贴出所谓革命通知书，赫然写着：“二十种人不得入内：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国民党军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小贩）、娼、僧、巫、道、尼。”著名的上海文化广场上，隔日两头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一批又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老专家被打倒在地，再用脚踏踹。
我家也遭劫难，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连续到我家抄家。他们拿着派出所提供的“反革命人家”地址，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唱着《造反有理》革命歌曲，像跑步冲锋一般打上门来。一进来就翻箱倒柜，搜寻金银财宝。他们认为，我们这样的反革命人家，过去是地主资本家，一定私藏金银财宝，搜寻不到，就抽出皮带兜头揽脑抽打我父亲。
有一次，他们抄到我母亲三十多年前的陪嫁品，几只手镯、翡翠、玉片，如获至宝，你抢我夺。一块较大的碧玉被打碎在地，红卫兵在地上抢夺碎片。几个红卫兵在我母亲的箱橱里抄到几幅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国画，那是我太外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画家胡公寿的亲笔画。他们不知其贵，只是好奇地传观。一个红卫兵上来大喊：“封资修四旧，还看什么！”一把夺过，撕碎掷出窗外，跳着高叫：“大破四旧，彻底砸烂旧世界！”旁边的红卫兵们一起跟着呼喊：“砸烂旧世界，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的父亲刘宗汉曾经当过国民党专员，红卫兵逼他交代罪行。老人吓得哆哆嗦嗦，辩解说：“我是个临时专员，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呵斥他狡赖、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冲着用皮带抽他。一个仔细搜查的红卫兵从一本旧书中搜出几张发黄的照片，激动得大喊：“抄到了，抄到了！”其中一张照片上，我父亲戴着大礼帽，穿着笔挺西装，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来的外国军官握手，背后是巨大的万吨轮，还有一张是父亲和陈纳德将军在机场的合影。
红卫兵指着照片，点戳着我父亲的脸，大声喝问：“你这个老反革命，还不老实交代！你自己看看，当年你耀武扬威的反革命样子！老实交代，这是在哪里？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面对他们的吼叫乱骂，父亲定了定神，认真地回答：“这是我代表当时政府和人民，去苏联和美国接受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发给中国的战后慈善救济物资。”
“老反革命还在骗人！当时的政府是蒋介石反动政府，怎么代表人民？还在放毒！”“苏联是苏修，美国是美帝，怎会发善心向中国拨救济物资？你又在耍花样，欺骗我们红卫兵小将！”
往昔的荣耀使老人勇气倍增，他伸手拣出张照片，说道：“喏，这一张，是在秦皇岛码头，我指挥工人把国际救援物资搬运去解放区，旁边站立的有伍修权同志。”又指着另一张说：“这个美国人，是抗日英雄、飞虎将军陈纳德。”
那个仔细搜查的红卫兵又从另一本书中找到一张大照片，惊叫道：“不得了，这个老反革命还拿枪！”那是一张父亲当年做京剧票友，化装演出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作战的剧照。几个红卫兵立即揪住老人，勒令他低头认罪。父亲唯唯诺诺，任凭他们摁头按背，弯腰90度，双肩后翻，疼得大叫。
三哥文辉堆放在床下纸箱里的中外名著，被他们一本本翻出来，翻一本撕一本。他们认为好看的，就扔进一只大纸箱，准备带走。三个爱书如命，抄抢他的书等于抢劫他的宝贝，撕书声犹似刀割在他心上。他急忙上前解释，阻止他们的恶行。四五个红卫兵冲上来，对三哥拳打脚踢，皮带乱舞，骂道：“妈的，这家伙多反动，家里藏了这么多封资修的书籍，不是外国的，就是孔孟之道的，没有一本是革命书籍。全部烧掉，看他今后怎么看！”
临走时，一个红卫兵头头已出门，又返回来，强行抢走了我家的一台六管红灯牌收音机。我上前拦阻：“收音机不是四旧，为什么要拿走？”那个小强盗蛮横地瞪着眼说：“有人反映刘文辉深夜收听美国之音，我们要没收，拿回去检查。如有问题，回来总算帐，当心你们的狗命！”说完抱起收音机扬长而去。
那年月人人自危，平时的积怨、妒忌，同事、邻居里的不和，随时都会变成暗箭和诬告，再由此造成被斗争、抄家。有一天，一个邻居到派出所密告，说历史反革命刘宗汉半夜在屋后花园里藏东西。一批红卫兵很快冲进来，在我家花园内乱掘猛挖，花木全被毁。
与我们同住的4个外甥，大的16岁，小的8岁，吓得哇哇大叫，围在老外婆身边痛哭发抖，有的甚至钻到床下。
我家对面住着我的一位中学老师。这位老师姓高，出身资产阶级，平时同学们背后都夸她漂亮，有气质。那天红卫兵抄她的家，我看到一个流里流气的学生用扫帚挑起一件粉红色柔软衣物，在她家门口吆喝，引来大家看热闹。那是一件胸罩连内裤的女用内衣，里弄的阿姨妈妈们看到后，神情异常，啧啧连声，仿佛那是很淫邪的东西，只有荡妇才会穿。有的学生指着被批斗的高教师骂：“不要脸，淫妇！”围观的一些革命群众也叫喊起哄：“给她剪了，剪了，剪成条条片片，看她怎么穿！”有人骂道：“骚货，看上去那么漂亮，想不到思想这么肮脏！”有人叫着出主意：“狠狠批斗！把肮东西挂她脖子上拉出去游街！”
红卫兵们听到起哄人群的恶作剧创意，立即把那件胸罩内衣剪成七八条碎片，挂在高老师头颈上，推搡着、作践着在里弄周围的街道上游斗，后面跟着一长串看热闹的人。高老师低着头，泪流满脸，泣不成声，忍受着愚昧人群的肆意凌辱。一位哲人说：人类有个共同的暴君，它的名字叫愚昧。文化大革命将万万千千人推向愚昧的深渊，又使千千万万人遭受愚昧暴君的残酷践踏。
有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北京来的红卫兵战报，说北京大兴县杀害300多名四类分子，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家被杀绝。三哥读了这份简报，愤恨地指着墙上贴的毛像说：“将来总有一天，历史和人民会向这位祸国殃民的暴君清算血债，否则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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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1966年9月某日下午，刚上班，忽听一声哨子急响，接着听见积极分子邱某高声喊道：“全厂紧急集合！”然后激动地宣布：“刚才，刘书记发现了一起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在铁塔牌香烟盒子上印的铁塔里边看见了蒋介石的像，还发现一个英文字母和一个俄文字母，这就是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牢（宰）世界，已经派小丁去报案了。”这帮人把“主宰”读作“主牢”。小丁是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工之一，一个流氓无产者。平时我就抽开封生产的铁塔牌香烟，便宜，一毛几分钱一盒。当晚回家，我把那烟盒拆开，抚平，仔细察看，却什么也没发现。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从今以后再不抽铁塔烟了。次日一早，我刚踏进厂门，丁某就拦住我：“把烟拿出来！”我立马掏出本地生产的廉价烟“大公鸡”，微笑着递给他一支。他接受了，看去来有点失望。此后他们没再提这次阶级斗争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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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人专家衣竹林 聂步腾
1966年，四清工作团团长李恩普和副团长衣竹林，带领1436名工作队员，进驻祁连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和牧区。衣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四清期间，以他为首的工作团捏造了一个惊天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
郭振国是门源苏吉滩的藏族，当时是祁连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我是副县长。这个冤案从县长到各公社书记、主任和通信员，牵连了414人，涉及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学校，好多干部被整掉。四清工作团专审我15天。审讯小组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再给我们穿上皮大衣、皮帽子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样直淌。用的酷刑有10多种，脖子上吊磨盘石，拔头发，火烤，烟熏，用烧开的酥油往头和脖子里倒，开水往裤裆里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衣竹林原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因搞假案遭撤职，调到公安部当副科长，后来不知怎么调到青海省公安厅当起副厅长来。那几年，他在尖扎县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在化隆县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去循化县又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四清时他来祁连县，又把祁连县搞成反革命集团。他是个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团假案的专家。
因为我过去对1958年叛乱和海晏搬迁说了些意见，四清运动工作团就说我是反革命，给我定了14条罪状。当时我想，我肯定有小错误，但没有大错误，更没有反革命和叛乱罪，衣竹林却说我在1958年搞了叛乱。我说：“我没有参加叛乱，没有这样的事。”我对他说：“58年你带我们公安厅工作组，你是带队的，谁去了谁没有去，你清清楚楚。循化叛乱了，我在哪儿？我在泽库，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难道忘了吗？你忘了我给你提醒。”他戴着眼镜，扶了扶眼镜说：“哦！1958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的血直往头上涌，如果他再把58年叛乱的帽子扣我头上，我就真想把他杀掉。我说：“你想起来就对了！”他又说：“那你这一次是第二次叛乱。”唉！叫我说什么好。
他又把我叫去谈话，说：“我们本来不相信你搞叛乱，你是公安厅的人哪！但是现在证明你搞叛乱的人有多少？有80多个！你就是参加叛乱了。”他又说：“你暗地里参加了海晏叛乱，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说过，海晏搬迁，一户人家3头牛，半个帐房，武装押解，黑天半夜迁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饿死了多少。你还说过，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乱是汉族镇压少数民族。这些都是你说的吧？还有，你为什么从马场赶了那么多的马？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要马？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乱的证据。”
噫！就这么给我定了14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审问。我说：“叛乱我没有参加，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说：“你是个不简单的人，为啥没有（参加）？你还准备请国民党。”我说：“请国民党是没有的事。”他们说：“你那时候从海晏拿来了个电台，你还拿来好多枪。”天哪！我到哪里去拿电台拿枪呢？
他们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呢？我慢慢想起来了。我妻子有个小木箱，上面有个老虎图案，里面装些梳妆用的东西。那小木箱是我从海晏拿来的，放在多伦我妻子的姐姐家了。后来姐姐让我拿回去，我就拿到我家了。有几个人见了这个小木箱，张XX和杜加都见了。唉！就这么个小木箱嘛！还能有啥？真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个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证，他们审问我：“你的电台呢？你是怎么联系的？”哎呀！白天整，晚上整，7个人看守我。白天开批斗会，晚上睡下后，半夜整起来再审问。
托莱牧场场社分家时，我们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多伦一带，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他们说：“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团安置到默勒、多伦，你说那个地方地形好，攻不进来，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说：“那么我对谁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下面的人说的。胡某某说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说了。”他们指名道姓，说张某某怎么说了，邓某某怎么说了，呵呀！整得凶啊。我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你们好好查查。”
衣竹林、张光汉（音）和公安厅一处的科长，都硬要让我承认参加叛乱了。很多人被打得无法忍受，就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乱说了。他们让我看了一些说我参加叛乱的材料。一个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聂步腾是我们的头是哩，郭振国是比他大的头是哩。我们叛乱过了。”这是哈尔盖贝子王爷的媳妇写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音）写的：“他（聂步腾）是海晏的县长，我们的妹夫是冈察的县长，久美是祁连的县长。”“这些是谁说的？”“聂步腾说了，是他任命的。”后来我问郭正海：“在部队上的时候，你是给我当过班长的，你怎么胡日鬼，你怎胡说哩？”他说：“唉！打得我实在忍受不住，我就编了这么个事，不说你再没有别人啊。”后来，青羊沟的大队书记罗罗对我说：“阿格玛（藏语感叹词）！审讯的时候把我打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就说你是叛乱的头子。实在对不起啊。”我说：“你现在道歉有啥用啊？”当时审讯一个人，不仅要逼得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叛乱，还要让他拉上别的人，必须让他承认有别的人参加。
我算了一下，当时衣竹林等人搞刑讯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十二三个，死掉的群众还不算。扎马什公社的书记王春龙（音），是从山东逃荒到这里的，在侧所里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长卓玛是札萨的蒙古人，也上吊死了。不少啊！整天说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叛乱，最后把一些汉族干部也整了。
这些所谓搞叛乱的材料是怎么来的？当时的工作开会全部成了叛乱的依据。我们曾在野牛沟的大泉开会，商量安置托莱搬迁过来的群众，划分草场和小队。就这么个事，硬编造出大泉北山叛乱会议，还有豹子崖会议。豹子崖会议在阿日开，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可以编造出你去过，而且是叛乱会议。严刑拷打下，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就害怕了，就说我参加叛乱了，他参加叛乱了，胡说在哪里开会了，在哪里叛乱了。那些会议本来都是安排生产、传达文件的会议。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会议多，安排生产的事情多。唉！最后都成了什么反革命叛乱会议。
当时托莱牧场七分场牲口不够，每家安排了（分给）1只羊，共25只，后来就给那里的老根托定了个以宰杀牲口为名搞反革命叛乱，整老根托，逼大泉的劳布桑和先巴招供，说我们吃肉搞叛乱了，我们的头头是谁谁谁。这样又牵连了一大批人。
查来查去，这些人啥事也没有，根本就没有叛乱，都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他们是怎么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头的时候，他们挖了个坑，把老根托推到坑里，然后用沙土埋他，埋得只剩下头，然后让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工作团要撤掉的时候，他们要我在材料上签名。我没有签。他们不答应。我又写了个材料，说我有重大错误，但死都没有承认他们说的叛乱。因为这个材料，又把我批斗了两天。
衣竹林亲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之后，州委书记王风（音）发火了：“你们这次搞的这些案子，这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全部搞反革命，那我们海北州是干啥的？我们州委是干啥的？这个材料我们不同意、不研究。”实际上就是这样，海北州10个县的县长都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职不失职？你州委在干啥呢？
州委说话了，最终我没有去劳改。文革开始后说我不老实，又和当权派们一起挨批斗。我一直做临时工，在自来水厂、水泥厂、砖瓦厂干，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郭振国最惨，1958年被捕，后来又释放，恢复了县长的职务。67年四清，又被逮捕，整整坐了14年的牢。
那个时候，县武装部一个干事到山里去打野牲，不知怎么就上吊死了。他的马背着马鞍跑到小八宝，郭振国的媳妇在那里的奶厂当工人。海北州军分区的两个干部来祁连调查，说这人是被人杀死的，把这个人命案毫无根据地扣到郭振国头上，说他搞反革命叛乱杀了人。整来整去，最后凭空捏造一个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集团，逮捕审讯群众和基层干部。祁连县全县7个公社的28个公社书记和主任，除了一个牛春发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人们说“四七二十八，剩下个牛春发”，说的就是这事。牛春发是个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书记。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还是藏族、汉族和回族，都是郭振国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1978年，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集团案平反了，郭被释放，安排个州政协秘书长的工作，两三年后就患癌去世了。他们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啊！他的父亲抓掉了，在监狱里折磨得只剩一口气，出来就死了。他的一个堂哥抓掉了，释放后在冈察没处去，走到阿日开，连病带饿死掉了。他的兄弟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整惨了。
过了几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组来查，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州委书记和州军分区副司令员都来了。查了以后，没有叛乱这回事。有个啥呢？都是开会喝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乱活动的事啊！那个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国没有丝毫关系。
一个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衣竹林是在西宁文化街，公安厅家属院门口。我说：“厅长好着啥！”他说：“你好着啥！”我说：“我好着哩。”他说：“你平反了没有？”我说：“没有平反。你不（给我）平反谁给我平反哩？”他说：“你没有事。我给调查组说过，你没有事。郭振国是反革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郭振国是反革命？路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就不看一看啊？你有啥人证物证？”他说：“人证有吧。”我说：“人证他见了（郭振国搞反革命叛乱）吗？是怎么个情况？是参加会了还是做了啥？”他说：“这……这……，这个说来也伤脑筋得很。啊，好好好……你忙去。啊！再见！”然后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还在坚持郭振国是反革命！这么一个人，他害了多少人啊！
杨毓东牧师 刘凤钢
北京西单缸瓦市教堂牧师杨毓东，生于1920年，辽宁辽阳人，三代蒙主恩。祖父杨凤翔，19世纪80年代领洗归主。1948年，28岁的杨毓东，东北神学院毕业后到北京实习。1949年初，共军兵临城下，长老、牧师都吓跑了，教会礼拜自动停止。共产党接管政权初，党政军都想占教会的房子，教会无人伸头。杨毓东认为教会是属于主的，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于是就主动出来应酬交涉。共产政权渐稳，聚会开始恢复，长老、牧师看这个年轻人能扛事，还能讲道，就请求区会，批准他在新街口教会主持工作。
1957年夏，反右突起。为配合运动，北京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12月26日开始举办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会议期间，45名基督徒被打成右派，杨第一个被揪出来，判劳动教养。
1962年，劳教期满，不得获释，被押往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不久又被送到吉林白城子以北的北大荒。在那里，杨受尽折磨，生活艰难，甚至连吃盐都须家里寄；住的也很简陋，每人只有一个蚊帐，睡在帐蓬里的草地上，与蛤蟆、昆虫同眠。环境恶劣，超强劳动，严重营养不良，杨毓东终于病倒。杨师母向政府请求丈夫回家养病，不被批准。后来，杨师母因病住院做手术，需要照顾，官方经过核实，才允许杨毓东回家看顾病妻和3个月的幼子，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是1962年圣诞节的早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杨毓东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一员，信耶稣、传过道、读过神学更是罪上加罪。那时凡与教会有过关系的人都被打成帝国主义走狗、特务，批倒批臭。杨毓东被赶至乡下，直到1978年才重返北京。
回北京后，三自会不想让他讲道，把他分到佛教的广化寺干手工活，一个月20几块钱，实际上还是被看管。杨毓东没有去，后来按退休处理，每月领退休金40几块。这一年杨毓东58岁。为了养家，他什么活都干，给建工部刻蜡板。这事并不轻松，每次来活，都是急的，有时连续几天黑天白日刻。也到过建筑工地，开混凝土搅拌机。
1980年胡耀邦当政，政治环境宽松了，北京市宗教处为让杨毓东参加教会工作，重新给他发放平反书面决定，去掉了思想不好等内容。杨牧师回教会工作似乎指日可待，可是北京三自会比他的主子还左，坚决反对杨毓东重返教会。他们说，杨毓东不顺服，难以驾驭。
1986年，政府决定请杨毓东出任牧师，原因是，教堂开放了而教牧人才奇缺，杨毓东则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且工作能力强，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海外关系。杨毓东提出条件：我只做宗教工作，不搞政治。我讲道不按人的意思讲，只按圣经神的意思讲。你们要是接受，我就这么讲；要不同意，现在就罢，免得日后麻烦。他们同意了。
主内一些弟兄姊妹反对他去三自工作，认为不能与三自同流。杨认为，去三自教会不等于为三自工作，耶稣和使徒都曾利用犹太会堂传道。于是他开始了三自教堂事奉。首先建立堂务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从而改变了以往政府通过控制主任牧师实现控制整个教会的局面。杨毓东宣布，堂委会是本堂最高权力组织，代表广大信徒对教会实施民主管理。第二，恢复缸瓦市教会青年团契，由年轻信徒自己管理。这是北京各教堂最早恢复的青年团契。年轻人是教会的未来，要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爱护、培养和建造。第三，组织家庭聚会，把那些离教会远、年老体弱的信徒组织起来，形成聚会点，定期派义工到那里领会，培养他们的信仰和灵性。这是其他教会所没有的。政府多次找杨牧师谈话，表示不许这样做，并要求交出家庭聚会的地点和信徒名单。杨牧师断然拒绝：“给了你们，不等于出卖信徒吗？你们若要，找派出所交涉去，我无可奉告。”
杨牧师还大张旗鼓办圣诞节，认为这是传福音的好机会。他说：“人们看见这里有个礼拜堂，正过圣诞节，就会对基督教产生一个初步印象。”1986年圣诞节，堂内、院内、大门外都张灯结彩，同时播放圣诞歌曲，一片喜气洋洋，来参加庆祝圣诞节活动的人达到12000人次。此后，年年都不少于1万人次。这在其他各堂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杨牧师还增加主日礼拜的次数，政府对此也很不满意。
1988年12月13日，中国基督教两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有代表提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引导中国教徒爱国爱教，自传自养自治，功劳和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教会被洗净后，水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教会不是运动，到一定时间，三自运动就应该结束。这个会议精神传到北京，杨毓东很受鼓舞，以为三自不会存在多久了，于是采取措施，查三自的账目，清查教会房地产。李克牧师担任查账小组组长，杨毓东牧师负责查房地产。查了若干年，查不下去，桩桩件件都与政府有关。通过查帐和清理教产，那些老牧师和信徒终于明白，三自会拿教会房产送礼讨好政府，实际上就是出卖教会与世界联合。
查账查房之举引起政府极大不满，加上1989年六四事件中缸瓦市教会的年轻人是宗教界第一个打着横幅，走上街头，到天安门广场声缓绝食学生的，于是三自和宗教局多次找杨牧师，催逼他辞职。他不得不同意。
1991年9月5日青年聚会，杨牧师讲道，突然接到三自负责人的通知，说有外国记者到堂里采访，不让杨牧师辞职了。当时，有几个国家的9名记者在教堂门前等待杨牧师，宗教局的郭处长在街上拦住杨牧师，要他不要见记者，并派人“护送”他到教会，会后又用小车送他回家，外国记者始终没有机会访问杨牧师。
10月15日至17日，市宗教处在西城区政府召开学习会，播放东欧政变等内容的录像。讨论时，政府干部和三自骨干认为，东欧剧变就是由牧师引起的，中国牧师也可能引发中国剧变。鉴于缸瓦市教会青年团契六四事件中的表现，政府认定，缸瓦市教会是不安定因素，杨毓东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牧师。
他们多次寻找理由逼杨牧师退休，理由之一是主任牧师70岁必须退下来。杨牧师对政府代表阚学卿说：“你们这样决定，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还不合法。所谓不合情，是一般工作调动之前，要跟本人谈，我们还有堂管会，应找信徒代表谈一谈，但你们没有任何表示，突然命令撤职，这在任何世俗组织中都是少见的，是为不合情。做重要工作的人，是否年满70岁都要撤下来？比我大的是不是要撤？我们的主席殷继增，比我大10岁，是不是要撤？全国两会那些干部，大多比我年纪大，是不是要撤？北京宗教界，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佛教界，是否也推行这个70岁线？是为不合理。中国教会的任何章程，均无满70岁不能做主任牧师、领导教会的规定，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法律，是为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因此我不能执行。”
杨牧师回绝了三自会的决定。与此同时，缸瓦市教堂堂管会也于1993年8月29日向有关部门正式递交《致基督教北京市两会书》，内容如下：近来北京两会针对缸瓦市堂制造了一个决议，近日又急于强制执行此决议，我们缸瓦市堂堂务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受圣灵感动，本着对基督教北京缸瓦市堂全体信徒负责的原则，经过郑重讨论，将我们的意见提交北京市两会。根据《圣经》和基督教原则，根据基督教全国两会最新制定的组织章程，根据我们缸瓦市堂的具体情况，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有关宗教管理政策，我们认为：1、基督教会的主权属于教会全体信徒，北京缸瓦市教会全体信徒的代表是本堂堂务管理委员会。2、北京市两会背着本堂信徒和本堂堂务管理委员会，擅自决定本堂事务和人事安排等重大堂务管理问题，是违背基督教会组织原则的，甚至是非法的。3、本堂信徒承认杨毓东牧师的灵性修养和他对主的忠诚，承认他的组织才干和他几年来对本堂的贡献。事实证明，上帝祝福杨牧师，他完全能够继续承担本堂主任牧师的工作。4、北京两会越过本堂堂务委员会和本堂信徒所做的针对本堂的决定和决议是无效的。如果北京两会强行对本堂采取侵犯本堂权利的行动，北京两会将对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在广大信徒的支持下，杨牧师顶住了三自会、宗教处撤换牧师的决定。
1994年1月31日政府颁布145号国务院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4月13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布《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力图将宗教事务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北京市宗教处和两会认为，撤换杨毓东牧师的最好时机到来了。他们首先认定缸瓦市堂堂务委员会是没有登记的非法组织，应予取缔。随后，9月4日（礼拜日）上午，北京两会工作人员刘学军，携妻子儿女，以两会郊区工作办公室的名义，抢占缸瓦市教会准备扩充为小礼拜堂用的一间空房，引起很多信徒的强烈抗议。堂委会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堂委会委员李德全弟兄，带刘凤钢弟兄、高峰弟兄、于立为弟兄等，制止刘学军的强占行为，并立即着手完成该小礼拜堂的扩建工作。下午，刘凤钢、高锋、于立为等弟兄搬出了两会工作人员刘学军的家具，封闭房门，并打通了原小礼拜堂与该房之间的隔墙。整个过程都被刘学军用相机拍了照，并及时报告给政府。次日，市宗教处和两会，以北京基督教两会的名义，炮制一个要求公安机关严惩教会李德全、刘凤钢、高峰等有关人员的呼吁书。
9月9日夜，市宗教处、市公安局和市两会，联合出动百余人和数辆警车，携带施工人员，连夜强行破坏了刚刚扩建好的小礼拜堂，重新隔出那间房屋并予以强占。11日至13日，市公安局又以传唤为名，连续三天拘禁李德全弟兄。该弟兄有严重的哮喘病，身体因此受到极大损害，一度因体力不支而昏倒，获释后被送进中日友好医院。
10月13日，北京基督教两会召开常委会，决定解除杨牧师的职务，任命于新粒接任。当天，于新粒正式向缸瓦市教会下达最后通谍，声称：为了落实缸瓦市教会的法人代表人选问题，他将于近期全面接管缸瓦市教会，并要求杨毓东牧师必须自动向其移交主任牧师职权。“否则，注意后果！”24日，于新粒自己来堂上任。27日，于新粒、邵文、吴巍三人工作小组来教会，向杨牧师发出最后通谍，限3日交权。28日，市宗教处处长季文渊，区宗教、民委办公室主任杨广宏，找杨牧师谈话，逼其按期交权。
30日（礼拜日）上午，杨毓东在他侍奉8年的缸瓦市教堂做最后一场布道。他根据路加福音第七章，告诫信徒，教会必须把根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如此虽经风吹雨打，房子却不会倒塌；反之，若建立在沙土上，就会被水冲塌。如今我们的教会，正遭受风吹雨打和水冲。风吹雨打就是上面来的压力，水冲就是下面的颠覆。这场讲道刺痛了政府和三自会，礼拜一结束，两会工作人员即向会众大量散发两会五届会议专集，以此表示他们的权威。不少信徒将其当场撕碎，弄得满院子都是。
9点30分，杨毓东牧师做完第一堂礼拜，与宗教干部司永成说话，华慧奇弟兄拿照像机给杨牧师拍照留念。这时，司永成突然扑向华弟兄，声称华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随即又上来十几个便衣围打华弟兄，并抢走照机。在场的信徒纷纷抗议，华弟兄得以脱险。
次日，即31日，两会在缸瓦市堂布告栏里张贴三张布告，一是北京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撤换主任牧师的决定，二是于新粒的委任书，三是废除公章，接管权力。
11月4日，根据宗教处的通知，杨牧师上午10点到两会办公室。除了宗教处和区政府的干部外，还有三自的部分人员，如于新粒、邵文、冯应生等人在场，宗教处的华副处长代表政府向杨毓东宣布：1、宗教必须接受政府领导；2、主任牧师不是选举产生，教会内部两会有权处理；3、教堂不是教会，要在当地教会领导下开展活动；4、盖有公章的传单外地散发，要追究责任；7、宗教局与有关部门要对外国记者不属实的报道予以警告，中国教会不受外国干涉。
堂委会就此事向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和全国基督教两会提出申诉，未得任何答复。之后，刘凤钢、许永海、高峰、华慧奇等弟兄向国际媒体发出呼吁，请求全世界主内弟兄姊妹为他们代祷。
6日，于新粒以两会的名义，在缸瓦市堂院贴出布告，说现在缸瓦市教堂信徒已陷入政治泥潭，予以警告。当天上午，有外国记者架着摄像机在院内采访，教堂外边的厅道上有警车和警察，教堂院内有市、区干部、便衣警察，还有两会的追随者，人数众多，形势紧张，宗教局和三自两会还动用警方对缸瓦市堂义工进行跟踪。
19日晚9点半左右，刘凤钢、徐永海、华慧奇、高峰、汤伟等弟兄，从燕京神学院讲师勾庆慧家聚完会，分头回家时发现被跟踪。刘、徐同路，身后有十几个身穿皮夹克的骑车人尾随。起初他们以为是下中班的工人，后来发现那些人身上的步话机在响，并且他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刘、徐用电话寻呼高峰、华慧奇弟兄，得知他们也正被跟踪。
第二天是礼拜日，刘凤钢弟兄准备骑车到教会，发现自行车胎被扎。他把自行车放到修车铺，改坐公共汽车到教会。这期间，便衣一直跟踪。中午，刘凤钢弟兄礼拜完回到修车铺，把修好的自行车放到他家楼门口，下午骑车时发现自行车又被扎了。到修车铺查看，前后车胎共扎8刀，气门嘴也不见了。
23日下午，在白塔寺十字路口西北，七八个跟踪便衣中的一个故意用肩膀撞正在步行的刘凤钢弟兄一下，并说：“你为什么撞我？”刘弟兄说：“不是我撞你，而是你撞我。”话音未落，身后的便衣们一拥而上，把刘打倒在路旁一排自行车上。刘爬起来，他们又把他从便道上打躺在马路上。刘再一次爬起，他们又将他打躺在路旁的电线杆底下。刘又一次站起，一名便衣揪住他的衣领喝道：“回家去！不许出来！告诉你们那帮傻B，老实点儿！！！”
刘弟兄质问对方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打人？他们再次一拥而上，把他打倒在便道旁一个副食店的柜台前。其中一位跟踪刘凤钢多日的便衣跑过来，飞起一脚，重重踢在刘的眼眶上。随后，他们手握步话机，驱散围观的人群。过了10分钟左右，刘弟兄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自己到医院治疗。
与此同时，跟踪华慧奇弟兄的便衣，在其从公共厕所回家的路上用手卡他的脖子。华母上前质问便衣：“华慧奇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跟踪打骂他？”便衣说：“我们不是警察，我们是流氓，华慧奇拿了我们大哥的东西。”华母问：“拿了你们大哥什么东西？”便衣们回答不上来。第二天，华慧奇弟兄陪同路透社记者到刘凤钢弟兄家探望，警方将这位女记者带走。
12月3日，市宗教局通知杨毓东到市宗教局，民委主任沙之源与杨牧师谈话，态度傲慢，说：“你虽然被撤，但还是两会的常委，还是缸瓦市二线的牧师，你的工资待遇还是照常的。”又说：“反对三自，不听政府的话，在别的地方都行，南方沿海都可以，但北京是首都，这里不行。天主教他们在河北省反对三自行，在北京不行。我知道你的身体很好，再干10年没问题。我也知道你有学问，我还知道你受广大信徒的尊敬和拥护……”杨牧师问道：“你找我就是谈这些吗？”沙继续说道：“当然不是，你明天正式退下来。尽管如此，你孩子、房子的问题，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府，找我我会给你解决。即使我退休了，我也告诉接班的人，继续帮助你。”杨牧师回绝说：“我告诉你沙主任，我不会找你的。”沙接着说：“对，从你的个性来看，你不会来找我的。”
4日（礼拜日），是缸瓦市教堂信徒永远难忘的日子。当局动用了近200名便衣警察，身带步话机，混在信徒当中，分工明确，谁负责哪里，管哪个入口，布置周密。附近一个工厂中还安排500名防暴警察，以防信徒反抗，上街游行。他们还预备很多警车，只要有上街游行的，出来一个抓一个。他们甚至命令急救中心，若缸瓦市教堂呼叫急救车，一概不许来。
这一天，杨牧师凌晨4点起床，向师母告别说：“今天很可能被捕入狱。”师母含泪说：“穿上羽绒服，监狱里冷。”然后他带上讲稿《耶稣的路》离开家，骑上车，直奔缸瓦市教堂。到了教堂，杨牧师藏进锅炉房。
礼拜还没有开始，杨牧师提前6分钟穿上礼服，与王美真姊妹从北门提前上了讲台。不一会儿，三自的殷继增、石泽生、邵文也穿着礼服登上讲台，坐在临时摆的坐椅上。堂内气氛十分紧张，一位老姊妹突然从会众中起来，大声哭着做起祷告。这下气氛更紧张了。三自的人叫来杜凤英，要她上台与堂里安排的王美真姊妹争夺麦克风。信徒几乎全都从坐椅上站起来，大声喊着让三自的人下台。于新粒上了两级台阶，不敢再往上走，政府的人对他说：“我们为你夺权，你怎么后退？”于新粒最终上了讲台。
三自两会主席殷继增以主席身份来到讲台前，拿起麦克风向信徒喊话，让大家安静，可是台下喊他下台的声音此起彼伏。杨牧师来到讲台前，堂内马上安静下来。他刚要讲道，市宗教局副局长季文渊从侧门进来，在台下对杨毓东牧师说：“快下来，形势非常紧张，你应该考虑信徒的安全。作为政府官员，我的乌纱帽可以不要，可以干别的，但是你作为牧师，应该保护信徒的安全。”杨毓东牧师迟疑一下，走下讲台。紧接着，台下上来几个三自的人，把王美真姊妹也拉下讲台。
杨牧师从台上下来，季文渊副局长在办公室和杨毓东谈话，众多信徒围在外面。他们怕杨牧师被抓走，举手祷告。季拿着自己的名片，对众人说：“我叫季文渊，是宗教局的副局长，我保证杨毓东牧师的安全，你们不信可以到我家找我。”可是信徒还是在办公室外面举手祷告。这时殷继增终于可以发言了，他没有讲道，拿着麦克风冲着信徒喊：“这礼拜堂是三自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爱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可以上袁相忱那里去嘛！”这话引起信徒更大的反感。殷继增从台上下来后，受到信徒当面谴责，说他破坏教会，抵挡基督，离弃信徒。之后，很多信徒打电话或写信给殷，对他的讲话表示不满。
就这样，杨毓东牧师离开了他侍奉8年零8个月的缸瓦市教堂。
此后，杨牧师3个月没出家门，每天有几十位信徒来看望他。通过此次夺权事件，广大信徒彻底认清了三自的本来面目，纷纷退出教堂，自己成立家庭教会。以前一些信徒对三自认识不清，连杨毓东牧师都认为，教堂只是传播主道的载体，利用政府批准的合法场所为主做工，既安全又能挡避风雨，何乐而不为。事实告诉他们，三自不是教会，而是跟共青团、妇联、工会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个外围组织。
从1958年到1980年，杨牧师整整被压制22年。他不像袁相忱牧师那样与三自不相往来，而是尽量与三自合作。1986年复出，服侍缸瓦市教堂8年余，最终被政府和三自的人驱逐下台。临归主前，杨牧师对我说：“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理解我（与三自合作），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不可能向众人逐一解释。我想告诉所有关心我的人，22的压制并没有使我放弃信仰，在缸瓦市教堂8年多的服侍也没有将我变成披着羊皮的狼。现在我仍然是个爱主的信徒，我愿服侍我的主，直到他接我走的那一刻。”如今他被主接走了，正如经上所说：“一粒麦子死掉了，会结出子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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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1963年，我成为反革命，当时人的态度，就象我得了萨斯病；文革后，对我这个反革命，人们的态度，像我只是得了感冒。对反革命，从谈虎变色到熟视无睹，是因为文革中反革命的大普及，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成为反革命，走马灯似的，你上我下轮流当反革命，反革命贬值了。过去因为人人都可能变成反革命，所以反革命的帽子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当人人真的都已经当了反革命或反革命亲属后，反革命的威慑力反而消失了。我的朋友于基，做了十几年反革命，他的妻子顶着单位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没有与他划清界线，做了十几年反革命家属。四人帮倒台后，于妻总算出了一口气。我不会忘记当年她的幽默：“毛泽东也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张鹤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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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人民证 士 濂
还在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唯有不断要求进步，才能削弱家庭出身对我前程的负面影响。1953年，我考入杭州师范摘下红领巾后，就一遍一遍递交入团申请，一次一次参加团支部组织的活动，竭尽所能为自己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当时虽然还没有“学雷锋”，可是做好事是提倡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哪有那么多好事等你去做呢？我挖空心思找到了一个切入口：每天清晨，我都要比别人早起一会，同室同学起床时，我已替他们每人的脸盆里打好了洗脸水。如此持之以恒，终于感动上帝，团支部将我列为发展对象。经过庄严的支部大会极为认真的讨论，我和其他几位写了申请的同学都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
那一阵，我很注意学校的布告栏。终于有一天，校团委的新团员名单公布了，我满怀兴奋地挤入人群。目光急切地扫过一个个名字，没有，没有我的名字。与我同时被支部大会批准的另几位同学都榜上有名，只单单将我一人排除在外。我好像觉得周围的人都或怜悯或鄙夷地在看我，我狼狈万分，钻出人圈。
那时师范生普遍都有一个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愿望，希望被保送上师范学院，以改变毕业后充当小学教师的必然命运。要获得保送，身为青年团员是首要条件。保送的概率很低，但终究是个渺茫的希望，成了不少学生的前进动力，我也一样。
我闷闷不乐之，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来了。他素来就像个兄长，爱护我，帮助我，这次也不例外，还是一番热情鼓励：“别灰心，继续努力嘛！对家庭要加强认识，用行动来划清界限。”我内心又充满了热力，决心按他的话做。
加强认识还好办，多从理论书籍中摘抄有关章句就可以了；用行动来表现，就大不容易。我能做些什么呢？保尔与资产阶级娇小姐女友冬尼娅绝交，牛虻书写揭露他生身之父大主教的传单，女红军战士向白匪情人射出“第四十一颗”致命的子弹，等等，这些都是在革命斗争极为激烈时的行为，今天的我，实在无法照搬。
带着无计实施“好表现”的怅惘，1954年暑期我回到家乡。母亲那两年常去上海帮佣，以挣取微薄的佣金养家糊口，后因身体不好，数次血崩，才中止了保姆生涯，回到家乡。母亲见我放假回来，很高兴，病情也减轻许多。谈话中，她忽然压低声音，显出很神秘的模样：“我也有那个证啦！”“什么证？”“人，人民证。”“人民证？”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种证。母亲看我对这事有怀疑，就拿来板凳，颤颤巍巍地踩上去，从碗柜的最高一格里摸索了一阵，取了张小纸片，庄重地递给我。我打开那纸片，原来是一张选民证，盖着红色的政府印章，还写有妈的名字。
“妈，你从哪儿弄来的？”
“上海，我做保姆那里。他们说，保姆是劳动人民，就给了我这个。”妈妈欣喜地说。她将那张选民证拿回去，仍然颤颤巍巍地踩上板凳，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碗柜的最高层，又遗憾地补充道：“本来还要我去参加选举，听说很热闹的，就是我的病太重，等不及，只能回来了。”
这张选民证其实并没有履行其选举权利，妈妈为什么把它看得这么重呢？
“这几回去上海，老生病，钱没挣多少，不过拿了这张证也值得。人民证，人民证，我也当上了人民啊！”我明白了妈妈为何这么宝贵这张薄薄的纸片。多年来，作为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她在村里只有低头认罪挨批受训的份，何曾被人视为同类？虽然妈妈是被村农会特别恩准去上海帮佣，并因此偶然得到了这张选民证，虽然这张选民证从未使用，以后也绝没有机会再使用，虽然这张选民证并没有带给妈妈政治生命任何实质性变化，但妈妈已感到非常满足了。一字不识的妈妈把选民证误说为人民证，其实是她内心愿望的一种特殊表述方式，她多想成为一个和其他人同样的人民啊。
妈妈内心小小的满足却成了我思想重重的负担。我知道，这张选民证不应该属于妈妈，她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管制分子，她是由于对方不明情况稀里糊涂得到的。这是对人民选举的亵渎，是事关原则问题的失误。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想起了团支部书记语重心长的嘱咐，要划清界限，要有实际行动表现。现在，不正是考验的时候、表现的时机吗？但事情如何做才好？面对慈爱的母亲，我能像那些大义凛然的英雄一样，指着她的脸如此斥责吗？——“你隐瞒了罪恶的身份，你窃取了人民的权利！”
不，我做不到，我实在做不到。思虑再三，我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我决定偷偷把这张选民证拿走，反正它对妈已经没什么用了，她会误以为是自己不慎丢失，而我将这不应得的选民证交给团支部，由他们退还发放单位。这样，妈妈不会因此而难过，原则性的失误又因我的检举而得到了纠正，我岂不有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实际行动吗！
做出此决定后，我就暗暗等待下手的时机。妈妈是很愿意和在外地求学的儿子多呆在一起的，加上身体不好，就更少外出。我因心里怀着鬼胎，竟顾不上妈妈这份挚爱之情，反而内心怨怼她怎么总不出门。好容易有一回她离开了家，我急急搬来板凳趴到碗柜的最高处在里边翻个不停。那里乱糟糟的，情急中我一时没找到那纸片。正在此时，房门被推开，妈妈回了家。她见我又着急又慌乱的模样，不禁发问：“你要找什么？”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能支支吾吾地说：“不找什么，随便翻翻。”妈妈的眼里闪过一丝疑问，但随即以一句凄凉的话语岔开：“那里就是一些破烂，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仿佛觉得妈妈已识破了我的用心，再不敢正视妈妈的眼睛。我于心有愧，因为我并非真正在捍卫什么原则，而是受一种卑屑的利益愿望所驱使。
那次行动的受挫，使我“努力表现”的热度大为降低，妈妈疑问的眼神，凄凉的语句，总萦绕着我。直到暑期终了，我再没去动那碗柜的最高层，甚至连看都没勇气往那里看。自然，在家庭出身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也依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并无突出的划清界线的表现。因此，我的又一次入团申请，在支部大会又一次通过后，仍然被团委──据说，这回是报到了市团委──否决了。
母亲是在那件事过去后十多年去世的。其时，我刚步出牛棚，没回去参加葬礼，故不清楚那张选民证有没有让她带走，但留在我心中的一份歉疚是：为了所谓的划清界限，我曾精心策划过一场极可能伤害母亲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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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现代诗人、现代汉语典范语文的代表人物穆旦，1942年作为英文专业的大学生，毅然从军抗战，担任了中国远征军的翻译官。抗战胜利后，穆旦赴美留学，1952年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告别李政道等学友，辗转回国。因曾经是国军军官，后来穆旦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其军旅诗篇被诬指为“历史罪行的自供与罪证”。1977年，穆旦含冤去世。空军英雄王延周，曾击落日军飞机立功。某次因气候原因迷航，误入解放区迫降，受到八路军接纳。恰逢国共分裂，内战爆发，不能归队，王被接纳为解放军飞行教官，是解放军空军早期将领的启蒙之师。抗美援朝中，他入朝参战，击落美军飞机再立新功。1958年肃反中，王延周成为反革命，判刑入狱，后遣送原籍，1984年获平反。抗战时期，上海银行界高级职员池步洲，比英美情报机构更早地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码。他只是协助重庆的电讯机构完成破译日军密码的工作，并未加入过军统组织。1952年镇反运动中，池步洲仍然因此项业绩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二年。彭小明
我目睹的政治迫害 李大立
1952年我7岁。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家门口站着民兵，身穿蓝制服，斜挎帆布子弹带，肩背步枪。他们来干什么？原来是乡下老家来人抓“地主婆”外婆回去批斗。舅父和母亲通过华侨事务委员会，多方交涉，营救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来。外婆在香港住40年，一直委托乡下亲戚打理那里的田产，并未亲身参与“剥削”。
我的父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国民党时期做过广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站长。1949年后，父亲被视作阶级异己分子，无端被撤职降薪。文革期间，我的父母双双被隔离审查批斗，父亲被罚跪和殴打。每当想起无辜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余痛。在每个民主、正义的国家，个人的生命和尊严都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什么我们中国就要例外？
我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1949年至1952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1956年肃反时，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分，以致影响到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年至1963年，伯父被送到三水农场劳动改造。文革期，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的儿子不慎溺水身亡，伯父赶去办理后事，哭昏在儿子的坟前。因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大伯不但没有拿到分毫抚恤金，还备受军队干部野蛮无礼的对待。
我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家大机构做事，因误信马列，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年曾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在中共指挥下，舅父领导了九龙海关起义，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接管广州海关。只因他是地方地下党，又是知识分子，不获北方信任，备受岐视。
三年大饥荒时期，我们学校食堂让学生吃甘蔗渣做的“蔗渣包子”，吃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吃用米糠做的“糠饼”，甚至吃用尿培养出来的小球藻。我的年近六旬的姑母，每次从香港回广州，都要带一大铝锅红烧肉。
1967年夏天，我的中学母校，著名的广州广雅中学，发生一起血案。那天，参加学校造反派组织“四一〇”的学生丘成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弟弟），在广雅河边被主要由高干、军干子弟组成的另一派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人从背后开枪射杀，尸体跌落河里，年仅17岁。作家秦牧先生有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其中写道：“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等字眼。”秦文所写的，大约就是广雅中学的丘成昆。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是上海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四年级学生。清队期间，同济大学40多人自杀，我亲见的就有五六个，如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梯云、数学教授孙国楹等。同济大学学生宿舍西北一楼后面的小路上，我亲眼看见一个二年级高个子学生跳楼而死，脑浆流入水泥地砖缝。我班班长周文德，是1962年江西省高考状元，阶级斗争的毒中得太深，把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整天以整人为乐。1968年清队时，周文德因说了几句对毛不敬的话，最后被逼得跳楼自杀，半途身体翻个身，落地没有摔死，摔个终生残废。我们28个人的小班，揪出4个反动学生。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张洁华，23岁，也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未遂，遭到极其残忍的折磨。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区。当地人告诉我，不久前，广西“联指”派得到军队支持，将邕江水灌入下水道和防空洞，超过千名“四二二”派的人被活活淹死。尸体腐烂发臭，整个城市的自来水都带腐尸味。有一次，我随车路经宾阳县，司机告诉我，不久前这里是一个杀人屠场。当时宾阳县被杀的五类分子达5000多人，很多地主富农家庭被灭门，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吃奶的婴儿都不得幸免，许多人被石头活活砸死，尸体沿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广州和香港。
文革期间，香港不但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大陆偷渡来港躲避政治迫害的人，还安葬了数以万计沿珠江漂流下来的浮尸。当年在宾阳县指挥大屠杀的一个解放军副师长，后来升任广州警备区副司令，虽经宾阳县政府代表全县人民数次向中央要求追究其责任，却仍然在广州逍遥法外。据说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大莘庄公社中心大队贫协主席一个人独铡十六条命，直至刀刃卷口，最后自己瘫倒在地上。活埋奶奶和孙子两人时，凶手扬起第一锹土，黄发稚孙不知死之将至，哭着说：“奶奶，瞇眼睛。”白发老人凄怆无力地哄他：“好乖乖，一会儿就不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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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1968 年3 月23日晚九时，广西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指挥该区高峰乡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委支书隆秀佳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爱玉、韦倍家俩人绑架到龙厚山剖腹取肝煮食，为了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围剿“四.二二”。武斗中，上林“联指”4人阵亡。此后上林“联指”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打死“四.二二”四类分子103人。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联指”阵亡民兵潘连标的墓地枪毙陪祭。乔贤大队的豪光忠被打死后，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4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还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 斤，火油5斤，并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的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烧边哭，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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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剖腹食肝风 佚 名
文革期间广西滥杀无辜，数字惊人，手段残忍。钦州地区最先流行剖腹食肝风，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发生22起，合浦县石康公社18起，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19起，钦州县小董茶场3起。武宣县、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100多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吃个精光。贵县有个凶手藏两个人肝，直到1983年处
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被迫交出来。
1968 年1 月26日，钦州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县“联指”调民兵1000 多人进城武斗，双方共打死8人，“四二二”被俘300 多人，其中87人被杀。县委书记王剑东，总工会主席马怀忠，举白旗当了俘虏，也被打死在食品公司门市部。副县长周中权，被打死在总工会西侧。县委副书记、农业局长等，被押出打死。
4 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打死刘振坚后，又对其未满14岁的女儿实施轮奸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定更大队分4批杀了24人，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剩下的寡妇、女儿被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东兴县那勒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然后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12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包括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4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此来“共同专政”。
杀人者辱尸毁尸。上思县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杀后，凶手又用棍棒插入阴道，将尸体裸陈路旁。钦州县城“联指”围剿“四二二”，“四二二”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
当局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因而不少人以杀人邀功。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安排工作，为立新功，杀了3人，然后得意洋洋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合浦县某大队文革组长，怕别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把自己的亲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掉。全钦州地区杀人后入党的有1153人，杀人后提干的有 458人，杀人后被招工的有637人（不含北海市），还有不少杀人凶手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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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美国南北战争历时四年，南军失败。双方签署和平协议，南军将士获得了北军司令官格兰特将军颁令印制并亲手签署的证明书，然后平静地重归田园，从事和平劳动。北军和政府信守诺言，对南军官兵没有任何后续惩治，人民安居乐业，迅速弥合了战争创伤，繁荣了国家经济。中共建政后则违背诺言，滥杀滥捕前军政人员，政治运动不断，人民长期不得安宁，戕害大量经营人才，贻误了整个民族经济文化重新繁荣发展的时间。执政党和领导人是否诚信，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和幸福。言而无信，食言自肥，崇尚厚黑，爱耍阳谋，文过饰非，到头来，不仅贻害民族整体，而且自身的命运也不配有比苏共领导集团垮台、齐奥塞斯库毙命更好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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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右派 华 中
我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51年入团，56年以在职干部身份参加高考，被某师范学院录取。直到反右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很过硬的。斯大林去世时，心情非常沉重，两天茶饭不思。当时我在XX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对班上一些照旧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同学横眉以对。
考上大学前，我是一名公安干部。一年之后，因在班上调侃一句，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次课间休息，聊到人的生死，我顺口插一句嘴：“你以为死比活着更可怕吗？”当时我自鸣得意，以为这句话很俏皮。反右时，这句话被揭露，指控我对现实不满，说“现在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就因为这句话，我被打成右派。
起初我竭力辩白，哪知越辩越糟，说我狡辩，嚣张，态度不好，要先打掉我的气焰，于是我成为全校第一个被抛出来遭公开批判的学生。开我的批判大会那天，事前没有通知我，直到“上灯戌时”，我班团支书突然叫我到某地开会。到那里一看，我暗暗吃惊，因为此前全校还没弄出过这么大的动静。只见广场上临时牵线装了三四盏电灯，摆了许多靠背椅和条凳，会标是“XX反动言行辩论会”。“XX”是我的名字。
那时的批判会还比较文明，让我坐在会场最前面的长条凳上，不低头不弯腰，只在别人都发完言之后，指令我上台“做深刻检查”。不是辩论会吗？怎么未辩论就先给我的言行定性为反动呢？但是我无比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既然党和毛主席说我错了，那肯定是我错了。因此，尽管对这个大会有意见，我还是挥泪泣血检查自己，找家庭根源，找社会根源，找思想根源。
我校的反右开始得早，1957年6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发表不几天，我就不能参加团员大会了。暑假回家，居委会的干部也很“关照”我，时不时找些鸡毛蒜皮的事到我家来监看我。最后，给我的定性是“右派活动骨干分子”，处分是“留校考察”。
被打成右派时，我未满22周岁，1979年拿到母校华师那张不足百字的《改正通知书》时，已经44岁了，两鬓斑白，22年最宝贵的黄金年华尽付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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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刘章新，1923年加入国民党，27年任国民党县党改组委员会常委，28年任嵊县教育局长，53年任浙江嵊县中学副校长。喻元周是刘章新的老同学、好朋友、老同事，反右时，揭批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喻原本希望作为校领导的刘能伸出援手，不料刘也上台揭发批判，宣布与他划清界线。喻元周最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街道监督劳动。那时我也是嵊中的一名右派教师，时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刘章新，视我如瘟神，避之犹恐不及，安排我双倍的工作量（每周24节课），不发参考书，不发备课笔记本，故意刁难我，也不许我到外校听课交流。我与刘共事整整22年，他没有喊过我一声“顾老师”，即使狭路相逢也视而不见。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右派分子，不是一个有名有姓、有人格尊严的人。四十多年后，嵊中退休教师郑祖杰于《嵊州日报》发文怀念刘章新，称刘从1957年到1961年，前后4年，每月从自己105元工资中匀出15元，无偿资助一位新来的右派大学生。后来刘章新的女儿刘紫薇也以此为据，撰文纪念其父。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嵊中见证者，必须指出，郑祖杰提到的事实纯属子虚乌有，刘章新绝不可能帮助嵊中的任何右派。顾海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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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石的儿子 李大立
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和夫人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李敬仪，是文革中全国最早被暴力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师院学生冲进吴李家，把他们拉到学校批斗。有人动手打他们，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扣在李敬仪的头上，拉到大街游街示众。开始时李和吴被人架着走，不久李昏迷过去，被人拖了一里路，气绝身亡。吴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批斗，双臂被扭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于八月五日死亡。两人的年龄分别是五十三和五十六岁。
吴天石夫妇被打死时，其子吴晴正在郊区农村劳动，偶然听到两个同学谈论师范学院打死人，不料死者竟是自己的父母。十五岁的吴晴立刻进城回家。他的姐姐也是中学生，教他这样回应此事：就说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姐弟两人都不要哭。
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后，一些老干部复职，一些被打死的人（包括吴天石）得到平反，吴晴得以参军离开农村。后来，吴晴在军中入党，一九七八年考入南京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书。父母就是在这所学校被人打死，吴晴常常与当年殴打父母的凶手擦肩而过。
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几次托人与吴晴联络，希望了解其父母之死的更多情况，请他至少把王已写好放在《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中关于他父母的文章校读一遍。可是几年过去了，王的请求没有得到吴的任何回应。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就此感慨道：“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权杀害了，我会投入我的生命来复仇，来从事政治活动。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秘藏的证据都挖掘公布出来。为什么吴晴不这样做？他的正义感在哪里？为什么在中国这种事情的结局总是坏人，准确地说是谋杀者，得以脱身？”
自古以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多少英雄豪杰为报父仇，卧薪尝胆矢志不忘，最后得以伸张正义。我真为吴晴感到难过。我不是鼓励吴去报私仇，而是希望他尽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把父母惨死的经过公之于众，让大家知道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汲取历史教训，避免灾难重临。在父母之死上如此沉默、回避，连批判一声都不敢，实在枉为人子！
正是由于像吴晴这样的中国人怯懦地选择沉默和回避，任凭当局篡改历史、教育洗脑，才导致他们的子女晚辈认贼作父，将迫害自己父辈、祖辈的人当作历史伟人来崇拜，甚至肆意谩骂敢于披露历史真相的勇敢者。中国现实的荒谬真是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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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之一：在中华民国的38年间，湖南常宁县先后有65人担任县长。他们中间，除了解放前去世的和去了台湾、香港的10人之外，几乎全部被中共杀掉或关管后死去。这65位县长，早期的有科举功名，后来的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还有8位留学生。从1949年中共建国到1998年的49年间，该县共有县长19人，只有建国初的一位县长是高中生，此后就一直是农民和当兵的当县长，直到1984年中共建政35年，才开始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当县长。彭小明
补白之二：陈思和论土改文学，是典型的各打五十大板。张炜的小说，说穿了仅是为了脱出俗套而已。既能吸引市场，又不至于完全得罪官方口径。还乡团的报复行为正是暴力土改的血腥反应。如果没有斗地主的残虐，还乡团怎么可能施用酷刑！还乡团的行为是局部的，暴力土改却是遍布全国的。如此评说，不分前因后果，不看比例多少，如何对得起天下屈死的冤魂！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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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苏东坡不一伙 汉 男
大学毕业时，作为右派学生，我选择了自谋职业，并很快在我家所属居委会办的一间小工厂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小厂由本居委会辖区内的一些家庭妇女及社会闲杂人员组成，居委会书记兼主任就是厂里的书记兼厂长，管段户籍（片警）则是厂里的最高权威。
我被分配在铸造车间，月薪18元。几个月后，有人知道我是大学生，日用五金车间就把我要去做保管员。由于我做事谨慎，人也勤快，受到工人师傅的普遍好评。一年后，厂里和辖区派出所打算给我摘掉右派帽子，要我填写一份摘帽申请表。表中最主要的一栏是汇报思想。在填这一栏时，我不改说话调侃的积习，写道：“每有人问我每月拿多少工资，我都不说两个9块（那时每半月发一次工资），而说6个3块，因为六比两多嘛！”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生产小组长通知我到食堂开大会。我以为是摘帽会，便把散放的工具归置一下，立即赶往食堂。到食堂一看，群众都到齐了，几个积极分子还在往墙上贴标语。我瞥一眼标语，傻眼了。“XX，你的阴谋我们全都掌握了！”“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食堂大门外面摆一张方桌，屋檐下贴的会标是“斗争右派分子XX大会”。“XX”是我的名字。
不过我一点也没惊慌，因为我心里没有鬼。一会儿，管段户籍来了，厂里的书记也走上前，站到方桌后面，环视一下围坐在食堂门口的工人师傅，习惯性地问一句：“人都到齐了吧？”然后面容严峻地宣布：“现在开会！”紧接着一声断喝：“把右派分子XX带上来！”两个积极分子立即闪出来，把我架到方桌前，命我低头弯腰。事先通了气的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怒目金刚似的，带着那么一股狠劲儿上台发言，痛批我抗拒改造，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每人发言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今天，我是很气愤的！”
第一轮批斗高潮呈现疲态之际，一个重量级女积极分子邱某跳了出来，大声质问我：“XX，你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我说：“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向组织交代过了。”她说：“那好，我问你：有一个姓苏的，你交代没有？”我肯定地说：“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姓苏的。”她这时面向群众大声喊道：“XX老实不老实？”众人齐声应答：“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斗！”立马上来两人，将我本已低着的头狠狠往下按。接着邱某说：“好，既然你不老实，我给你点一下：苏东坡是不是你们一伙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要求她重复一遍，确认之后，我说“苏东坡是古人”。这时，一位会计手拿一张纸讥讽地问我：“XX，你说他是古人，那你们混在一起写反动歪诗，说现在不是在人间，污蔑新社会，你从哪里谋得的这样一个古人？只怕你也是个古人吧？啊？”我再次说苏东坡确实与我毫不相干，他是宋朝的大文学家。
这时我已完全明白了这场误会的由来，我也同样明白此时不是解释的时候。邱某又站起来，正准备喊口号，说时迟，那时快，这时不知从哪里突然冲来两个小青年儿，一下子坐到方桌上，其中一个的两腿还吊在方桌前面晃悠了两下。然后，俩小伙子大叫一声：“回家吃饭啰！”说着飞奔而去，一拐弯，很快消失在小巷中。
此时，会场变得闹哄哄的，众人都散了神，会开不下去了。书记到底是书记，处变不惊，站到方桌后面，拍两下巴掌：“安静点，都安静点！今天的会暂时告一段落。XX今天的态度很不老实，回去以后要把你与苏坡东……啊苏东坡的关系写成书面材料，明天早上上班之前交给我。听见没有？”我诺诺应了。接着他宣布散会，众人一哄而散。
次日上班前，我遵命向书记交出了连夜写的深刻检查，无非是自我痛骂一顿。对于勒令我老实交代的与苏东坡的关系，我交给书记一本《唐宋名家词选》，并告诉他苏东坡就在书中折叠的那一页。此后，组织未再追查此事。
半年后，年底了，一天傍晚，我到辖区派出所办事，遇到管段户籍。他对我说：“你来得蛮好，你等我一下。”说着走进后面一间办公室。我听见一大串钥匙开了几次柜子锁的声音。户籍拿着一张纸出来，我立马认出是我默写苏词的那张纸，也就是斗争大会上我厂会计手里拿的那张纸。户籍的态度很平和，让我给他讲了苏轼这首词的基本内容，然后又收回了那张纸。
这张纸的来历是这样的。那天在公事房等客户的电话，办公桌上有一张皱巴巴的白纸，我便拉过来，将我喜爱的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默写一遍。接完客户电话后，我忘了带走或撕掉那张纸。公事房的什么人捡到了，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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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40年代后期，解放区地方政府以极端过激的做法进行土地改革。斗争波及到地主的家庭或亲戚，穷途末路的地主为了逃避打击，把女儿嫁给共产党的干部或农民。与地主结亲的共产党干部中，也有在土改中庇护地主的，甚至以武力反对土改。为了扫除这些土改中的障碍，太岳区共产党委员会在1947年8月11日发表了《为堵塞地主阶级防空洞的四项决定》，其中有一条规定：严禁党员干部与地主的女人、女儿结婚，已结婚者应严格审查其有无政治问题，如有，可强制离婚。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也发布决定，干部一律不准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的女儿或离婚媳妇及伪属女人结婚。在土改政策下，婚姻成了政治问题，而非私人的事情。土地革命的浪潮波及革命组织内部，地主出身的人或被清除出党，或被迫写自我反省材料。林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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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拴手一起跳河 劳布藏
1953青海省北山蒙古族区成立，我父亲当了区长。我带20多户人家，全都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在海宴县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一年后，我们又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团结社，我当社长。
1958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被召去开会，扣留下来。部落里男的全部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劳改，剩下的全是女人、娃娃。我那当社长的父亲也被逮捕了。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那是黑人黑话，不能说。我是那天晚上接到上面通知的，要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我们赶着牛马和羊走，有马也不许骑，抱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干部们很凶，很牛B，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一句话，人不如牲口，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家乡“嗷尔嗷尔”叫，眼里淌着泪。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悄悄地哭，没人敢大声哭啊。
到了托莱，除了一顶空荡荡的帐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家男人大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啊。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还要再垒一个羊圈。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咋办？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办法，就宰了牲口，被抓住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族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1958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干部们天天宣传：“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帐子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赶过来赶过去折腾的都是那些男人都被抓走的孤儿寡女。
1960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然后用车拉走。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沉到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鞋。
1958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啊!冈察、祁连、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但是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革又来了，1966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被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1980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喝就要摸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用绳子捆住打。他们在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石头，然后又吊在帐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灌辣椒、姜粉，我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看见父亲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却不见人。我们找了好多天，怎么找也找不到。当时河面已经结冰了，天越来越冷，冰越结越厚。到第二年开春，冰层化掉，我才在河水边找到父母的尸体，他俩是用绳子把手拴在一起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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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之一：草台乡斗争伪乡长张麻子和便衣队长谢八。斗争大会结束，民兵把张麻子绑在街心的大柳树上示众。张麻子浑身上下被冷水浇透，一宿冻成个冰坨子，后来用铁镐才把尸体从柳树上刨下来。谢八是被石头砸死的。民兵把他推下土坑，他还在破口大骂：“奶奶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一会儿，他就被石头砸成一堆肉泥。碧薇萍
补白之二：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是他在往木板墙上钉钉子的时候，不小心钉穿到了背面，而背面恰好是一幅领袖像。张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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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宣吃人肉事件 剑 客
柳州地区武宣县，距柳州市 90公里。1968年5 月13日，武宣县“联指”攻打“四二二”，原因是5月4日“四二二”抓获桐岭公社的“联指”成员梁达坚，并搜走120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四二二”释放了梁达坚，未退钱物。“联指”总部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600人，并请贵县“联指”300 多人支援，共900多人，武装包围北楼、北街武宣小学的“四二二”据点，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间，37 户被抄家。
“联指”派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四二二”派当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
1968 年6 月15日，武宣县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四二二”的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于车缝社门口将刘、陈等4人打死。李坤寿等拔出尖刀挖肝割肉，拿回大队部会餐品尝。自是日起，至8月底止，该县“四二二”一派共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被吃掉。吃人的人，男女老少工人农民国家干部中共党员全有。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早年参加革命，中共建政后担任苍梧县副县长，文革初被打成叛徒。因同情“四二二”，黄于7月1日晚被校革委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次日晨，黄佩农、张继锋等将他的肝挖去，肉割去，在学校宿舍区用瓦片点火烘烤。
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四二二”的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 4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4人杀死，将尸体拉到平昭码头，由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拳喝酒会餐，陈达财等23人参加了这次人肉会餐。
当时在武宣县被管制劳改的南下干部王祖贤，亲眼目睹了“联指”当街打死人就地割肉取肝的暴行，于是几经周折写信给周恩来，报告武宣吃人事件。周恩来电令广西军区司令员区致富，派部队进驻武宣，吃人肉事件得以制止。但是区致富本人就支持“联指”派，对揭露武宣吃人事件真相的王祖贤进行打击报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积极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自治区党委却继续坚持派性，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事件。中央几次追查过问，自治区党委韦国清、刘重桂等回应说，武宣历来有吃人的习惯，公然袒护。这样，灵山县、贵县、武鸣华侨农场“联指”吃人肉的野蛮事件的盖子一直被捂着。1983年，广西自治区党委被改组，武宣等县吃人肉的事件才得到一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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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土改时期，地主被扫地出门后，各村镇又掀起斗争地主的浪潮。大会控诉地主的罪行，小会追逼地主埋藏的金银财宝，牵着地主游街示众更成了各个村镇的一道景观。地主们戴着纸糊的高高的尖顶帽子，穿着包括寿衣在内的花花绿绿的奇装异服，男人被涂画了鬼怪或马戏小丑的脸谱，女人则被弄得披头散发。他们或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排成一串，或被绑着让人牵着走，或被人赶着走。一群贫农团员监押着他们，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也让地主们喊口号：“我是地主某某某！”“我是地主婆！”“我剥削穷人我有罪！”谁不喊或喊得不响亮，就要挨上几拳几脚或几个大耳光。男女老少像正月看秧歌一样围追着看。看到这些昔日威风体面的人物变得如此狼狈丑陋，他们有的叹息，有的觉得解恨，有的开心，有的落泪，有的幸灾乐祸，有的合掌念佛。半大孩子嬉笑着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有的钻过人群，对狗地主打上两拳或踢上几脚，然后又嘻嘻哈哈地从人群里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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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瘟神 武 昌
1963年夏，我被街道的一间小喷漆厂临时借调去拉板车。该厂有一辆人力三轮车和一辆板车，三轮车由一名历史反革命余某专蹬，我只拉板车。某日晨一上班，车间主任就给我下达任务，要我把一个毛泽东半身像送还区法院。那像的体积比毛的真身小许多，但比瘦削的我的上半身还要大。我一人小心翼翼地把“老人家”抱到板车上，却发现它太富态，板车中间盛不下，只能放在接近板车把手处。可是我一提起把手，“老人家”就往前栽。一旦栽了，轻则撞破脑袋，重则粉身碎骨。一筹莫展之际，一位老工人走过来，我问她这像是怎么运来的。她告诉我，昨晚厂里开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表彰劳模大会，由余某用三轮车从法院拖来的。我说板车太小，装不下，怎么办？她说，用绳子把它捆起来不就行了？她是个老党员，说话底气十足。“党给我智慧给我胆”，我用板车配备的比大拇指还粗的绳子往毛像脖子上绕两圈，又在前胸后背交叉缠绕，再在中间走一道，最后将两个绳头固定在板车两边的挂钩上。一番料理之后，老像近似五花大绑，被稳稳捆在板车上。
一切停当，我推车上路，为了安全，我不敢背对它拉车前进。路面坑坑洼洼，加上推着走，平常不需半小时的路程，这回却走了一个多小时。太阳很毒，行至半途，我在路边树荫下歇了歇。再上路时，我担心把“老人家”晒坏了，就把自己戴的一顶破草帽扣在它头上。它脑袋大，我的草帽小，戴上去摇摇晃晃的。一路不时有人朝这边看，也只是一瞥而已。那时是文革前，毛还不像后来那般神化。在脱胎换骨的21年里，我的主要活计就是拉板车。我拉过无数东西，别的都没留下什么印象，唯有这次拉毛像令我终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