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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街上，我有可能踩到一脚狗屎，也可能踩上一个被嚼过的口香糖（事实上我都踩过）。对我来说，踩上后者要好过前者，但是对于地来说，被粘上前者要好过后者。腐败是自然规律，而人造物，除了人造的屎以外，都似乎拒绝腐败，或者腐败速度极慢，比如塑料，过滤嘴，电池等，科学表明，这些不易腐败的东西对环境影响很大。狗肛门里的东西是不是比人嘴里的东西好？这不是要讨论的问题，我就想说说这个腐败。
此词在西方语言中跟在中文中一样，常用的意义有两个。一个是实际的物质腐败，一个是抽象的腐败。自然腐败自然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否则如果所有生物死后都不腐烂，估计今天活着的狗连拉屎的地方都不会有 。
腐败，中文是腐败，英文为corruption，法文字形跟英文相同，均来源于拉丁文 corruptio。依然需要说明一下，古中文中字就是词，而今天的中文中，字的词性减弱，今词多为两到多字结合，因而，腐与败原本是两件事，两个过程，腐为分解，败为消亡，这是自然腐败，跟英法两文无甚区别。另外，腐败这个词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法文，包括起拉丁文来源从原指自然腐败发展出我们今天常用的抽象的腐败的过程也是一样的。狗屎的腐败就不要说了，说说贪污受贿之类的腐败好了，大家也知道，虽然贪污腐败还不如狗屎，然而写狗屎可真不是我的强项。
我们中文的腐败这个词在被抽象的时候直接就是指官员的堕落，如受贿，滥用职权之类的行为，但西文腐败不是。亚里士多德在解释腐败的时候说：腐败是一个政体（任何政体）在表面上保留其面貌，而在实际上改变了内容。比如一个政府不再按照已有法律执政（ 如法），只为自己服务。亚里士多德说在这种情况下，封建政体会变成集权制度，贵族政体会变成寡头政体，共和政体会变成民主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变化都是退化和堕落。因此，西文中的腐败在被抽象的时候首先是指政体，机构，而不是个人。如果按照上面这种逻辑看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体制上和机构上的腐败十分典型。注意，如果亚里士多德对各种政体有所偏好，而corruption这个词则比较单纯指“表里不一”，至于这样的表里不一是好是坏，是提高还是堕落，则完全因人而异，没有定论了，比如封建制的拥护者就会认为共和制是堕落。
政体和机构上的腐败往往具有隐蔽性，不出什么大事，人们往往不容易察觉，今天西方的民主国家也不乏有此类腐败的，只不过民主国家的这种腐败比集权国家的腐败更加隐蔽（ 集权家敢明目张胆）。总之，这种腐败隐蔽，就像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不管结果如何，实际上他确实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腐败，并且长时间内没有被发现。Pass。
我们今天所说的腐败主要是指个人的，简单说就是利用职权为自己获得好处，受贿，滥用职权；行贿是否属于腐败词义范围要看情况。孟德斯鸠也说，有两种腐败，一种是“在人民不守法的时候”，一种是“在人民被法律腐化的时候”。孟德斯鸠是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腐败的，然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单向地看待腐败。要知道，在世界各国，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不民主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个人腐败是被很大程度地容忍的，在危机的时候，个人腐败甚至被认为是正常，不可避免的。在世界范围内打击个人腐败其实也没有很久，也就是10年20年，主要观点是所谓“恶性循环”。至 在中，打击个人腐败应该有漫长的历史了，后面说，先说世界范围上的。
“恶性循环”的个人腐败：
西方世界真正改变对个人腐败的一贯宽容态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欧盟委员会创立了“腐败多领域调查组”；1993年，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 在柏林成立；1997年，20多个国家在美国倡导下加入“反腐败公约”。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1 冷战结束前，大多腐败都是一直被容忍的，因为这是为了达到更高的“国家目的”。冷战结束后，媒体势力在政治经济中的攀升，导致公众对腐败的看法及衡量标准的改变，如“水门事件”。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中，民众对任何形式的腐败更是忍无可忍，特别在被媒体曝光渲染之后。
2 腐败本身的规模变大。选举越来越多，而为了赢得选举，经济能力越来越重要，市场经济法则进入政治领域，导致腐败的恶性循环。
态度改变了，然而成效并不高，许多机构最后只是摆设。原因如下：首先是腐败的隐蔽性；其次西方区分经济腐败交易和社会腐败交易，前者交易的内容固定，好查，后者交易的内容不固定，不好查，而绝大多数的腐败都属于社会腐败交易。
我们回头来看看中国，如果西方对腐败的打击仅仅有几十年，那么中国历史上对腐败的打击要有几百年，上千年了。许多皇帝厌恶腐败，想要彻底解决，但都失败了，比如朱元璋定的贪污六十贯则死；康熙对腐败也深恶痛绝，但是也承认贪污无法杜绝。今天的中国对贪污的打击也不能说不狠，然而杀了一些耸人听闻的之后，好像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大 败继玩命，小腐败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中国为什么长久地打击个人腐败却没有成效？大家找不到原因，是中国人比外国人坏吗？不是。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长久打击个人腐败失败的原因就是个人腐败在中国长久以来都是必要的，是有好处的。一个事物的存在就是因为它有存在的必要性，个人腐败在中国就是如此。不必惊讶，听我慢讲。
文化层面：
腐败中往往有文化成分，比如日本就是一个爱送礼的国家，不管是表示友好还是表示感谢，礼都是必要的，这样的习惯深刻在其文化当中，中国也是一样。然而礼跟腐败之间的界限并不好弄清，这样的文化改变不了，那么腐败不腐败也只能看我们把标准定在哪里。但是不管定在哪里，也就是说标准外的任何腐败都会被认为是正常的。
我说腐败在中国是必要 的（一定只是在中国），那么我可以给出腐败的以下功能：
－社会等级分化，任何行政系统都无法在合法的情况下满足所有等级的需求，腐败可以让某些需求无法被满足的等级获得一些满足，也就是说腐败是一种“社会润滑剂”。比如说古代的科举制度，当官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的事（孔子的徒弟们），农民和商人想当官是不可能的，这时走后门和买官就或多或少的给这些的“无权人”一个机会。这样的腐败是好是坏，只能看买官的人之后是不是当了好官，是否对社会有益。我们所能知道的自然都是买了官捞钱的坏官，但是宏观上却不见得是坏的。若整个社会完全交给知识分子管理是可怕的，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两千年没有像西方一样发生资本主义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商人获得权利的道路被堵死了，若没有腐败给除知识分子外的人一些改 社的机会，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可能会更加凄惨一些。
－改善公私关系。对于这个作用，我想举中国国企的例子。国企享有资源，政策，但是是死板的，跟市场经济合不上拍；而私人企业或私人不享有资源和政策，却更加灵活。我们所熟悉的“弄个批文”，“搞个指标”，“走后门承包个部门” 等等这些需要打点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这种不和谐，以至国企没有死的更惨。
－最后的机会。腐败，对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来说，是唯一剩下的机会了。这些人因各种制度上的原因已经完全失去了本属于他们的权利，而腐败让他们还有一次机会。在这里我想举九年义务教育的例子。原本所有孩子都拥有的受同样教育的权利因所谓重点中学，升学率之类的东西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在义务教育中处于下等的人失去了享受同等质量教育的权利，也基本上就算是失去了未来，在这种情况下，“下等人”必须自己为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利做出“额外”的努力。若校长，教务主任之类的领导真的清廉无私，那么后果还真是难以想像， “下等学生”就再没有机会往上爬了。
所有上面这些例子，同类情况还有很多，篇幅问题，就不一一举例了，我们可以再想想以下这些情况：早期退出教育系统的年轻人走后门参军，非重点大学毕业生走后门安排工作，给一个法官塞两万块钱只为赢得自己有理的案子，要做个生意请相关人吃饭好拿到执照或者寻求一些保护，等等等等。分析腐败问题，我们向来把目光聚焦在收钱的人身上，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多看看送钱的人。按照我的逻辑，一个送钱的人送的是否有理，是否送的对社会有利，其实也只在于他是否是通过送礼来得到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从宏观上看，不管金额，不管事大事小，我觉得送的有理有利的人还是占多数（也许不是金额上的多数）。也同样是在这个宏观层面上，大家看到的往往都是坏的（媒体），数额巨大 （体），要知道一个事件如果要进入大家的眼球是需要符合许多条件的，而社会上每天发生的小腐败也只有每个人自己知道自己的周围。也正是这些小腐败才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媒体上的那些大腐败如果都不见了，这个社会不见得会好多少，然而如果社会上的这些小事都没有了，你我他，我们大家立刻就会看到这个地球可能都不转了。
中国人的人找人，人际关系网非常发达，每个人都会认识谁谁谁，这些个谁谁谁又会认识其他的谁谁谁，以此类推。为什么找人，除文化层面外，很简单，因为找人有用。不管人们的要求是否在理，找行政机构实在是无法达到目的，这大家都是知道的。
好了，总结一下：上文中我们说了腐败有两种，最早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机构腐败“，然后是今天的个人腐败。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一派 为：对机构腐败，个人腐败是一种调和剂，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也是本文的中心思想。宪法和法律可以写的很好，但是写的再好也是死的，再加上写宪法跟法律的人自行的”暗度陈仓“，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机构腐败无可避免，只是这样的腐败在某些国家多，在另外一些国家少。机构腐败的无可避免也导致了个人腐败的必然存在，这是因为机构腐败为个人腐败提供了可能性，而且机构腐败也需要个人腐败来调和社会关系。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个人腐败的猖獗也正是因为机构腐败导致的，文化虽然有些原因，但是日本的个人腐败却就是比中国少，不能不说明问题。总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假如没有个人腐败，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