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土八路译自日本网络http://shanxi.nekoyamada.com/
在中日事变初期的山西作战中（察哈尔和太原攻略战），人们不能理解的是，率领第五师团的板垣征四郎将军的意图。板垣兵团无视参谋本部和北支那方面军一而再、再而三的命令，协同关东军持续进行山西要地的攻略（*****）。关东军攻入察哈尔是以内蒙独立和华北分治为目的的，可是，板垣以非常的热情，担当了山西的攻略。关于这件事，板垣没有特别谈及就那么被处以死刑而离开了人世，在相关者的证言里，也没有启发或暗示其意图的内容。即使是阎锡山的正式记录，关于板垣的记述，除了作为对峙于忻口的敌将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记述了。以情报参谋而从军于第五师团的美山要藏，战后，他向板垣传记投寄了这类稿件——“太原攻略作战的基本理念为‘控制了山西就控制了华北，控制了华北就控制了全中国’这一基于中国古来一般观念的理念。”可是，这么从容不迫的、不痛不痒的考量，当然不可能决定近代的军事作战。这位美山要藏所讲的，是旧军官僚所喜欢的说法，其真实的用意另有所谋。
阎锡山和板垣征四郎的关系，始于阎在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板垣为学生队副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认为两人相互认识。之后，为人所知的他们二人公开的会面，大概是在二十年后的1931年（昭和6年），阎反蒋战争失败后逃到大连的时候。这个时候，板垣担任关东军参谋的职务，庇护了阎，据说为阎重返山西竭尽了全力。而且，认为他们二人之间定有合作的密约。但是，阎返回山西后，哪怕是表面呢，我们并没有到到显示两者关系的那一类的动作，要是认为阎锡山爽约，那么再加上绥远事件，也能将山西作战说成是板垣的报仇雪恨，可这样的见解并不那么简单。
阎从大连返回山西，等待他的是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的低下，这就是由蒋介石和张学良等政敌施加的压力，以及由盘踞在邻省陕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的赤化。日中事变的前一年，1936年（昭和11年）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赤化在山西达到了顶点（*****）。这个时候，山西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不但傅作义、薄一波这些人，就连二号人物赵戴文在内，很多老党员都是中共的同情者。阎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他有可能与中共交了心。但是，他自我认同的归属意识，说到底是站在了作为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国民政府革命党员的那一边，而且，他的这种意识，与以暴力恐怖来统治国民政府，成为独裁者的蒋介石也是不相容的。他策划了要利用赤化来排蒋，这也许是出人意料的离奇看法。只是由于中共的唆使，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阎才顺水推舟，就坡下驴，向蒋送个人情，而张却成为对手失足落马了。
1937年（昭和12年）夏，中国与日本的战端一开，既是敌人又是恩人的板垣，就以山西为目标，从北边攻了进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在山西省北部的要害之地忻口决战，双方集中兵力，进行了长达三周的交锋（*******）。但是，这个时候处于挨打位置的不是阎军，而是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指挥正面战场的是由国民政府中央派遣的卫立煌，而且决战的结局是不尽兴致的收场。由于防卫不足的省东部娘子关战线的奔溃，从而导致背后受到威胁，阎才不得不全军从忻口撤退。
娘子关若是陷落，忻口就变得危险了，这是起初就完全明白的事情。可是，据娘子关战线的责任者黄绍竑说，阎认为，处于华北平原的国民政府军，其存在就是对日军的牵制，因而没有（把娘子关）放在心上（*******）。即使从战略上来看，也不能说判断的不正确，可实际上，国民政府军的存在并没有起到牵制的作用，仅仅五个师，连炮兵都没有的、战力不足的娘子关防卫军，就被日军压倒了。因为黄绍竑是蒋介石指名派遣到山西的人物，所以由于娘子关失陷而导致的山西省的战败责任，就没有被阎锡山问及。
暗示阎与日本方面关系的证据，就是太原失陷之际的措施。第一，阎把作为山西独立基础的西北实业公司的工厂群，几乎完整无损地交给了日本。后来，阎把这些工业群委托给从满洲请来的河本大作。据战败后与阎会谈的城野宏说，阎计划要利用日本人之手来扩充工业群，战胜之后再收回。所谓的“战胜之后”就是结果论，从字义来说，理解成“停战之后”或“归顺之后”也不抵触吧。
第二，是把文教官僚出身的苏体仁作为省长而保留下来，苏不仅在日本战败后没有被问以汉奸罪，而且在阎归还太原后，又重新回到省政府，更为甚者的是，由于中共军队攻击，在太原危急的时候，他与阎一起逃向了台湾（也包括逃避到台湾后的朴实生活），苏是阎终生同甘共苦的心腹。据说，当时的相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傀儡省长苏体仁是“逃亡地主的代理人”，对于日本方面，苏本人也没有卑躬屈膝的行为。据当初担任河本秘书的平野零儿说，苏担任省长的人事本身，就是阎和板垣商量的结果。这样的认识是让人吃惊的。也就是说，1937年11月太原陷落后，阎对住在北京的苏发出了指示，让他归回日军占领下的太原组织省政府，可是，那个时候，就省长的人事与板垣进行了商量，其结果是变更了阎当初的人事构想，将板垣推荐的苏安置于省长位置上的。平野零儿与逃避到台湾后的阎苏二人也有亲密的交往，所以即使从其自白的内容来看，也不能考虑是在吹牛皮说大话。
不管三七二十一，盲目地进攻山西的板垣，在无视参谋本部和方面军命令的这一点上，被追问抗命罪是不奇怪的。即使在同僚之间，由于在山西战线的持续苦战，其评价也是不佳的。丢尽了颜面的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等人，甚至将板垣骂成是“丢失皇军名誉”之辈。然而，当时的板垣，在山西作战后的1938年，却以陆军大臣的身份进入了近卫内阁，是荣升。这就意味着板垣的山西作战，被陆军本部认可了。当初反对山西作战的人物，就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之流，他把解决事变的交涉对手看成了蒋介石。另一方面，板垣等关东军的同情者，都是华北分治派和驱蒋派。山西作战得以放开手足进行的时侯，是在石原被革职之后。陆军本部的政界斗争，反映在事变初期的山西作战上，这是明确无误的。
陆军大臣时代的板垣，在和谈条件上加进了让蒋下野的条款，因而使谈判破裂。其后，板垣以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回到大陆任职，他通过养子田中隆吉（第一军参谋长）来推动促使阎锡山归顺的工作（对伯工作）。对伯工作的目标，就是将阎从国民政府里离间出来，将华北一带委托给阎的一项计划。这是一项上达天皇的重要谋略，回到日本内地的田中，尽管他的立足地在陆军省兵务局，但为了促使谋略的进展，却再三地出差于山西，这就暗示了没有按照正规的命令系统而被强行推进的事实。支那通岩田义雄将军，他在当地担任第一军司令官的时侯，对伯工作有所进展，甚至努力到签署临时停战协定的地步，不过最终没有结出果实。
那件与阎锡山谈判破裂的事情，似乎就发生在板垣晋升为大将，作为朝鲜军司令官而离开了大陆的这个骨节眼上。随着日阎两方谈判的破裂，苏体仁也离开了省长的之职，离开了太原而辗转到北京。日本方面把河本大作招呼到山西产业社长的位置上，来维持与阎方的接触，不过对伯工作没有大的进展，就在日军日复一日地与国民政府军作战、讨伐中共的期间，阎的晋军只是一味地闲居在邻省陕西，白吃俸禄，一直到战争结束。与对伯工作并行而加以探讨的四川作战，就是以驻扎在山西省的第一军为主力，攻入西安、重庆，来使蒋屈服的宏大作战构想，部分人员已经在准备工作上着手了，可是这一计划也因南方战局的恶化而放弃了，转而在陆军本部，探寻摸索以蒋为对手的和睦工作。
1945年（昭和20年）日本向同盟国投降。其后，激烈的国共内战在山西打了四年，阎从被中共军包围的太原逃出，之后，逃避到台湾。阎临时作为行政院长而营运了政权，蒋到达台湾后，他让出了政权的宝座。此前的1948年（昭和23年），由于蒋的指名，板垣在东京审判上被作为甲级战犯，通过处以死刑而离开了人世。
将这些史实的片段组合起来，即使去掉平淡的自白，阎锡山和板垣征四郎私通这件事，也似乎是没有过错的。事变初期的山西作战，即使不能说成是滑稽戏，但也不是单纯地分成敌我两方的战争，其背后政治上的交错点自不待言，那就是“反蒋”。阎锡山，其人深谋远虑，一直到日本战败，一以贯之地任意摆布国民政府、中共和日本。而板垣征四郎，被评价为庸才，其人气度非凡，胸襟宽广。对此，我们唯有钦佩和叹息而已。
2012.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