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几张局部军用航空图铺排在指挥中心大厅的墙壁上，拼合成一张巨大的二百万分之一的中国东部地区地图。望着这些异常精确的航空图，空军总司令彼得·德伊涅金上将感到一股由衷的自豪感。他怎么也不能忘记，当中国空军代表团的林将军和他的部下看到这些航空图时脸上的表情。
“我们向中国同志展示了一下，什么叫大国空军!”德伊涅金上将骄傲地跟别人显摆了一番。
1992年的时候，空军主指挥所还设置在那座旧大楼里。那里没有今天那么先进的通讯设施和控制系统，休息室里也没有配备今天那么现代化的洗手间和吸烟室，更不可能有液晶显示的大屏幕电视和24小时电影频道。但在当时整个的指挥所已经实现了信息化管理，主指挥所将从地面雷达站、远程雷达定位侦察机、空中监察站、卫星跟踪系统等信息源获得情报。空中状况的情报将用计算机处理，通过多功能显示器输出。主指挥所出来的信息，加上指挥官就地借助于自有设备得到的情况，将传递给空军和防空部队。
美中不足的是，那时的老楼里没有配备今天广泛安装于各强力机关指挥中心的空气净化器，爱沙尼亚生产的“布尔什卡娅”牌抽烟机是地道的蹩脚货，一旦运转时间过长就会出问题。而指挥中心内的工作人员，有几乎90％都是大烟枪。那些本来不怎么吸烟的，也在老烟枪的带动下变成了不讲卫生的家伙。他们的理论也很简单实际(而且很科学)，既然这里无法禁止吸烟，那么与其被动当二手烟的受害者，不如成为烟雾的制造者。
烟雾缭绕的大厅里，德伊涅金上将一边用一个中国制造的大口热水瓶往军用饭盒的速食面上浇热水，一边注意着大厅里情况。
“知道吗，这是‘中南海牌’香烟。在中国，只有他们的国家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才抽得起。在他们的军队里，只有驻北京的近卫军将军和上校们才有资格抽。你知道这个牌子的香烟在日本要卖多少钱吗?这是中国的将军送给我的，我们的‘列昂尼德·马卡维罗奇’香烟根本没法跟人家比。如果你有朋友经销烟草或在涉外饭店，可以找我，我那里有现货。”
维克托·萨莫伊洛夫将军从他那神奇的手提包里拿出两条中国香烟散发给大厅里的军官们，一边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不知道从那里打听来的，关于中国烟酒的各式传说。说实在的，德伊涅金打从心底里看不上这位投靠了民主派的将军。尤其是当这位将军与一连串神秘的商业传闻纠缠不清的情况下，德伊涅金简直惟恐避之不及。
但是在老上级沙波什尼科夫耳提面命之下，他必须配合好这次行动。因此，好脾气的德伊涅金上将不得不忍受一下。有时候，德伊涅金真的怀疑萨莫伊洛夫天生就是个推销员，所以才会指名由这位将军去推销俄罗斯武器。不过萨莫伊洛夫将军给人的感觉不大适合去推销那些破坏力巨大的武器，而应该去当汽车推销员或去卖烟酒。
“怎么?您的速食面里没有放调料!”萨莫伊洛夫的大嗓门几乎能让太空中美国佬的间谍卫星都听到。
“我吃完夜宵之后再冲来喝!将军同志，”德伊涅金上将冷冷地但很有礼貌地回答道：“俄罗斯人都这么干”。
当中国的军事贸易公司将第一批速食面运到俄罗斯的时候(那时应该还叫苏联)，中方人员吃惊地发现，俄国人在泡面的时候居然不放调料。而是在把没有味道的面条吃完后，再冲一包调料，作为汤品。据说这是俄罗斯人的习惯，有些俄国人还习惯往没有放调料的速食面里放酸奶油或果酱，这让中国同志感到非常的受不了。
而俄罗斯人对于中国红烧牛肉速食面的反应也让中国人记忆深刻。俄国人能喝高度数的烈酒，但是他们的舌头却尝不了辣子。哪怕是红烧牛肉面调料里的那一点点，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称不上什么的辣味。为了这件事情，中方的经办人员差点受了处分。好在头脑灵活的萨莫伊洛夫将军想出了解决之道，再从北京空运一批海鲜味调料包来分发给吃面的人。这样就免去了几百吨的速食面受来回搬运，旅途颠簸之苦。
在与中国军事贸易公司的同行们交上朋友之后，萨莫伊洛夫将军就成为了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饮食和烟酒方面的专家。有人发誓说，在萨莫伊洛夫的办公室里看到过一张他穿着中国皇帝礼服在北京故宫大殿里的照片。不过德伊涅金上将没有看见过，其实他也从未去过萨莫伊洛夫将军的办公室。
“在中国，他们都是把调料和面一起冲着吃。这样很有道理，很科学。要知道他们的饮食文化已经有几千年了，当他们的八大菜系名扬世界的时候，我们连煎的概念都还没有呐!其实中国的八个大菜系只是一个名词，而实际上要多得多，几乎每个省……”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引进我们的飞机!” 德伊涅金上将忍不住发话了，他实在是听不惯对方用那种羡慕的口吻谈论别的国家，而用一种鄙夷的口气诋毁自己国家的东西。哪怕是菜肴，也不行!
“问题就在这儿，您瞧!我们能制造出全世界最优秀的歼击机和导弹，却搞不出一桌真正的佳肴或者一台合格的录音机。说到录音机，您是知道的，我们都知道日本的Panasonic，但是您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Panasonic的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这次林将军邀请我去珠海休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工厂，是日本人投资的，您要知道那儿的规模……”
德伊涅金上将微微皱了皱眉头，端起热水瓶走到一旁，好方便指挥所的勤务兵把一片狼籍的桌子收拾好。这时作战参谋拿着最新的情况简报走了过来，怎么连他的嘴巴上也叼着一颗“中南海”?
“我迟早有一天要把这里搞成禁烟区!”德伊涅金上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是伊万·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从“镰刀锤子一马尔基”机场发来加密电报，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前往阿穆尔共青城和转道莫斯科的中国飞机都在这个机场停留，因此有人开玩笑地称其为“中国人机场”。在俄语中，中国人被读作“契丹”(Kitay)，结果到后来被外界误传为“吉达伊”机场。
“看来一切都进展顺利!莫斯科维杰也夫那家伙干得不错。”德伊涅金上将暗暗点了点头：“要是在战时，第23前线航空兵集团军能够在一天之内连续突击若干次，彻底摧毁中国北京军区空军和沈阳军区空军的抵抗!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中国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了。”
德伊涅金上将一边想着一边将电报递给萨莫伊洛夫，生怕那家伙再扯开嗓门问他电报的内容，好让全大厅的人都知道。
“唉……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
遭批判的空中打击预案
中国政府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著名汉学家罗高寿认为，空前惨烈的文化大革命无论对于中国或是中苏两国关系而言，都是一段匪夷所思的混乱艰难岁月。对于这场持续达十年之久的大规模政治社会动乱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和她的人民所造成的伤痛和教训，并不是我们这次要讨论的重点。这里仅提起现收藏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在苏联时代制订的，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预案中的部分内容。
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KGB)尤里·安德罗波夫在他的诙谐性长诗“伏尔加河的水手长尼古拉·波皮科夫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里，这位后来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样写道：
“……我听说了，我们苏联的东部疆域使你日夜不得安宁。
在呓语连连的睡梦中你看见了哈巴罗夫斯克和赤塔，哈萨克斯坦的片片平原，
是血迹斑斑的流浪者
成吉思汗的遗骸怂恿你到那里去。
说什么好呢?不止一个盗贼
来自亚洲或欧洲其他国家，
用贪婪的目光紧盯着我们的土地，
都搬起双桅船飞也似地滚开了。”
在1969年达曼斯基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后，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们一直对数百万狂热的中国红色青年涌入远东有争议地区的前景感到毛骨悚然。北京当局在狂热的国内宣传和外交实践中随处可见的对“苏联修正主义分子”的一片不加掩饰的敌意和仇视，也似乎证实了苏联领导人的判断。1974年7月，尤里·安德罗波夫在会见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大将时，直截了当地谈到他对于中国有可能对远东地区发起进攻深感不安，并针对奥加尔科夫的不同意见问他能否做出将不会发生这种进攻的保证。奥加尔科夫大将声称，他不能做出充分的保证，但是根据他能看到的关于中国军事政策和军事准备状况的资料，他相信进攻将不会发生。
虽然安德罗波夫接受了奥加尔科夫的观点，但出人意料的是与会的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和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欧勒格·拉赫马宁对于第一副总参谋长做出的判断做出了激烈反应。负责主管全苏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举着塔斯社提供的有关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于去年2月会见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今年1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分别提出的，建立一条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将以上国家连成“一大片”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文件，对着奥加尔科夫大将厉声道：“大将同志!厚颜无耻的假共产主义分子毛(泽东)主义者已经在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而您却认为他们不会对伟大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动进攻?难道阿尔巴特军区的领导人都在睡大觉吗!”
拉赫马宁则引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依尔·斯拉茨科夫斯基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中国正在西方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对苏联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总体战进行着积极的准备工作。战争将在最近将来沿国境线展开，战争以中国式的游记战的形式进行。其目的将是拖垮苏联，耗费我国的资源和军事力量。而我们的边防部队却日益放松警惕，甚至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与中国边防军人吃喝鬼混的情况。拉赫马宁坚持认为，毛(泽东)主义本身已经以其实际行动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背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景。变成了帝国主义在反对社会主义体系的斗争中的帮凶，而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则蜕化为**产主义的变种。毛泽东本人已经从反苏**的军事帝国主义封建领主进一步向西方帝国主义扶植的“买办”阶级蜕变，并准备为从西方获得援助而对苏联发动进攻。自以为是的卫道士们向第一副总参谋长提出，阿尔巴特军区必须对“中华军事帝国者”有可能的军事冒险做出坚决地反击预案。
无可奈何的奥加尔科夫大将对自己的副手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上将说：“其实如果我们和他们(中国)都能够更加克制一些，更为理性一些，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经历过‘大清洗’运动的克里姆林宫，怎么可能就看不懂这套为了表明自己对领袖的忠诚而故意显得激烈疯狂以取得信任的老掉牙把戏?!”
即便是睿智的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大将也无法漠视“理论家”们的强大压力，在1975年春季的首长一司令部战役攻防演习结束后，由总参作战部和总参情报总局汇同空军、国土防空军以及西伯利亚军区、后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等领率机关联合制订的一份军事行动预案被送呈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份预案中，设想一旦北京失去对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边境农垦兵团中激进势力的约束和控制能力，从而再次发生类似1969年的边境冲突并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直至双方围绕有争议领土而爆发战争。驻远东的苏联武装力量只动用相对较少的一部分地面部队，重点依靠投入绝对优势的空军远程航空兵和前线航空兵对中国军队实施强有力的空中打击，从空中粉碎敌主战集群，分割其战略机动后备力量，阻截其后勤补给线，从而遏止敌战略战役企图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预案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化的、拥有强大空中打击力量的苏联空军对中国空军形成的全面优势上。对中国军队的总体防空能力进行评估分析后的结果表明，采用远程航空兵的图22M“逆火”式远程打击飞机从低空采取高亚音速或超音速突防，能够有效打击中国东北、华北和内蒙地区的任何一处战略战役目标。前线航空兵的苏一17和米格一27歼击轰炸机，在米格一23歼击机的掩护下能够在粉碎敌空军抵抗的同时，迅速瘫痪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后勤保障体系，使侵入远东的敌人陷入被合围困境，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妥协并约束激进势力的无政府主义军事冒险。对中国境内目标进行不间断的威慑性轰炸，重点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军事工业体系和后勤体系以及动员体系进行大规模持续性高强度打击，在教训对方的同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终解决的主动权。这样莫斯科将摆脱单纯被动依靠在国境线我方一侧部署的大量兵力的困难局面，也不用再耗费巨大资源沿国境线我方一侧构筑庞大防御工事和后勤保障系统，降低西部国境线和高加索方向的军事压力。以相对最小的代价和最少的兵力存在，取得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威慑。
但是这一颇具超前性的军事预案，首先遭到克里姆林宫和阿尔巴特军区某些大人物的迎头痛击。装甲兵主帅帕维尔·罗特米斯特罗夫公开嘲笑这是一个“不切实际”和“空虚飘渺、说大话”的军事预案，是爱出风头的空军领导人酒醉后异想天开的“成果”。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苏斯洛夫更指责皮洛戈夫卡(莫斯科市郊东北部“黎明”镇内，空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空军领导人是变相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空中战争论”和“空中制胜论”，在社会主义苏联赤裸裸地鼓吹和推行西方腐朽势力的军事理论。如果任由这种在思想上有首先变质危险的军事领导人肆意而为，将有背离整个社会主义军事路线!使伟大苏军成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新附庸的危险。好在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和空军主帅帕维尔·库塔霍夫全力维护，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基诺夫亲自出面调停，相关责任人做出深刻检讨并被调离中央领率机关，参与此方案的总参和空军总部的将军们才算是躲过一劫。
苏联武装力量一直将空军作为辅助的支援性力量使用，尤其是在迷信“核武器制胜论”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时代，在将大量经费投入到发展“战略火箭军”的同时，苏联空军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极大的贬低和削弱。一味强调导弹核武器作用的赫鲁晓夫在削减常规兵员、撤消陆军总司令部的同时，大幅削减空军远程航空兵和前线航空兵数量。尽管在重点发展战略火箭军的同时，莫斯科也在用导弹核武器武装其他军兵种。当时流行的军事理论认为，在战争初期将由战略火箭军担任突击敌纵深战略目标的主攻力量。远程航空兵则是在“核导弹齐射”后遂行辅助性任务。前线航空兵则被当作只能保卫领空特别是前线空域的防空力量，只能起到截击敌战略战术歼击飞机和侦察机的作用。这导致了空军部队的规模和质量建设徘徊不前，与主要对手美国之间的差距被越拉越大。
随着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崛起，由他提倡的“积极进攻”战略使苏联空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尤其是随着航空技术的迅猛发展，莫斯科开始重视远程航空兵的作用。到1975年初的时候，远程航空兵已经组建了两个“逆火”式飞机中队，并以每年30架的速度大批生产。前线航空兵在进行全面现代化换装的同时，机种结构也发生重大转变。到七十年代中期，作战飞机的装备数量从1965年的3200架增至4600架。飞机及配套设备也更多地按前线航空兵本身的要求进行设计，从单纯的防空歼击机向多用途歼击机方向转变，部队的机种比例日趋合理。激光测距装置、地形回避雷达和反雷达探测器开始大批量投入使用，电视／激光制导炸弹和自动寻的反雷达导弹开始装备第三代(俄标)米格和苏式多用途歼击机和歼击轰炸机，其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较第二代飞机提高了70％。空军主帅帕维尔·库塔霍夫认为，这时的前线航空兵已经由一支以担任前沿防空为主的辅助力量，转变为以实施空中进攻为主的力量。与远程航空兵一道，空军前线航空兵已经不再是作为战争配属给陆军的支援性力量，而是作为对战役乃至整个战争起重要作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来使用。
一直到帝国崩溃的前夕，苏联武装力量都未能建立起一套真正的跨军兵种联合指挥体制。军队的作战指挥主要集中在总参谋部手中。总参谋长同时也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只在名义上隶属于国防部长，实际上他是与国防部长一并直接听命于苏共中央总书记。自卫国战争结束以来，贯彻以陆军为主的苏军虽然在1967年l 1月第三次重建陆军总司令部，但是陆军总部却与空军或海军总部有所不同，并没有指挥军区(方面军)部队的权力。陆军部队的作战指挥一直由总参谋部负责，具体的指挥职能由总参作战总局履行，该总局负责管理那座与克里姆林宫近在咫尺的，高达十八层的灰白色国防部大楼下的中央指挥所。一旦进入战时状态，最高统帅部通过总参作战总局对各军兵种、军区、舰队实施作战指挥。除总参谋部外，空军和其他军种总司令部也拥有部分作战指挥权，空军总司令部可受总参委托具体指挥空中作战行动，在海洋战略方向独立遂行作战任务。如果方面军司令(军区司令)需要动用空军或海军部队遂行联合作战任务，必须由总参协调空军、海军总司令部将其下属部队配属给方面军司令指挥。这种复杂的指挥协调体制需要不断地将指挥权由一个机构转交到另一个机构，但一切都将在总参的监控下进行。
如今库塔霍夫和他的手下居然想剥夺总参谋作战部的权利和方面军司令（军区司令)的荣誉，让空军打头阵来对付可恶的中国人。尽管这一预案受到本身就是第一副总参谋长的奥加尔科夫大将的大力支持，但依然遭到军内、党内毫不留情地打压和批判。事后，苏联新军事技术革命的倡导者奥加尔科夫大将自嘲地感叹道：“强大的苏联空军还未出击，就在阿尔巴特军区和党内卫道士们这堵坚固的大墙面前撞到鼻青脸肿。”
十多年后，美国人在中东地区熟练地运用其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粉碎了企图用坦克和大炮抗击美军的伊拉克军队，经过38天的空袭为地面部队毫不费力地收复科威特提供了先决条件。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从中东到东欧再到中亚，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空中武力肆意蹂躏对手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空军作为主打军种这一不容争辩的事实，和长期把持苏联军事战略“大陆军主义”的彻底失败。即便是如此，在俄罗斯的这片土地上与抱残守缺的大陆军主义进行的斗争却一直延续到现在!
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表现出对于这一军事预案可行性的怀疑态度，这一次不同的声音来自皮洛戈夫卡内部。以个性耿直著称的空军上将、三次“苏联英雄”勋章获得者的伊万·阔日杜布上将(1985年晋升为空军元帅)，在朝鲜战争期间曾授命在中国东北组建新的航空兵部队。作为卫国战争中最伟大的功勋飞行员，阔日杜布亲自带领中国飞行员进行空战训练，向他们传授作战经验，为中国空军的组建立下汗马功劳。自信对中国空军较为了解的阔日杜布指出，这一计划的关键之处是将中国的空中武力等同于忽略不计，在战争爆发的72小时内就将其航空兵力摧毁在空中或压制在地面。根据中国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阔日杜布认为无论是谁都不能保证在短短几十个小时内摧毁这样一支规模的空军。
“请不要忘记，那是一支由我们苏联飞行员亲手调教出来的，经受过实战考验的、在社会主义阵营排名第二的空军力量!企图在战争初期就将其轻易摧毁是过于乐观的，除非我们使用非常规武器，但那又是不可能的。”
伊万·尼基托维奇(阔日杜布的本人名和父名)空军上将对于中国空军航空兵的战斗力无疑是持肯定态度的，中国飞行员在过去的表现也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是在硬币的另一面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苏联协助建立的中国空军
中国空军成立之初，中国仍不具备自行生产航空武器的能力。其主战装备全部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并由苏联派遣专家协助其培训空勤和地勤人员。在引进苏制武器装备的同时，苏联空军与之配套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及相应的军事理论与学术思想也被中国方面全盘接收。根据1949年8月中国空军总司令刘亚楼访苏时提出的要求，莫斯科于当年10月先后派遣878名专家前往中国协助建立航校，另出售用于教学的各型飞机434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空军先后建立起六所航校，其中四所用于培训歼击机飞行员，另外两所用于培训轰炸机飞行员。为了支援朝鲜战争的需要，苏联专家采用速成式训练法，打破常规工作办法，赶在一年内训练出350名“顶用”的飞行员。截止到1951年5月，满足了中国空军组建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的需要。
中国空军的歼击航空兵应该说是经过实战的考验成长起来的，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速成”培训的中国飞行员在一开始主要担任战斗中的辅助性力量。通过与苏联空军一起联合作战，中国飞行员的进步非常之快。从空中编队飞行到空战战术，并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带领近卫航空兵师在中国东北支援作战的伊万·阔日杜布在发给莫斯科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中国飞行员在战斗中的表现证明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总的来说在技战水平上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在航校中也没有接受过夜间和昼间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训练，不足以承担主战任务。中国飞行员一般都是在苏联空军的支援、掩护和带领下作战，空战主要是在苏联空军和美国空军之间展开，夜间作战也基本由苏联空军承担。战争后期，进入包括和F一86机群作战的大机群作战，也是由苏联空军打头阵，中国空军主要还是作为辅助性力量担任警戒防空任务，出击次数和作用明显增加。一些优秀的中国歼击机飞行员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在战斗过程中，大多数中国飞行员技术战术基础上的先天不足、作战效能无法进一步发挥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进一步促进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出于对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卓越表现的一种肯定，力排众议，在对中国进行新一轮大规模援建的同时，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军并将基地无偿归还给中方。根据现存于俄联邦国防部档案馆的资料显示，旅顺基地的苏联空军／防空部队在撤离前接受了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为中国空军集中培训一批具备在四种气象条件下(昼间简单气象、昼间复杂气象、夜间简单气象、夜间复杂气象)执行任务的“尖子”飞行员，缩小中国飞行员与世界强国空军在技术上的差距。这样从1954年到1955年期间，一共有105名中国飞行员在旅顺基地接受了虽然短暂但比较系统、有很强针对性的培训。此前，中国空军正在利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一段空挡，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前往几个主力歼击航空兵师对飞行员进行大规模“补训”。但让中国飞行员直接进驻苏军基地接受系统培训，而且是以这样的规模，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中国空军的第一批“螺旋”教员，就是通过这次集训培养出来的。
通过这次旅顺集训，除了深化中国飞行员在昼问和夜间复杂气象条件的飞行能力外，还为中国空军培养了一批能够飞“初级战斗特技”(高级特技)的飞行员，此前中国的大多数飞行员只接受过“基础战斗特技”(复杂特级)训练。例如水平八字、多次上升横滚、双上升转弯、半筋斗翻转加横滚、跃升加盘旋和水平多次横滚等一系列由单个特技动作通过滚转等技术动作按照一定规则接连组合起来的，在空战中进行大机动飞行所必须的“初级战斗特技”是很少接触的。经过这一次系统培训的中国飞行学员，增强了对喷气式歼击机在各种机动飞行中的判断和控制能力，飞行技战水平获得明显提高。1965年3月18日，空十八师54大队副大队长高长吉利用他在“初级战斗特技”训练中掌握的技巧，驾驶着歼6飞机在3分40秒内连续做了16个难度很大的动作，从11000米高空追赶到2000米，从600米距离打到480米，在超音速极限状态下用机炮击落了一架入侵的美制RF—10l侦察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在超音速条件下击落敌机的先例。
旅顺集训结束后不久，高度重视空军航空兵正规化训练的刘亚楼总司令就参照苏联空军的常规做法，将参训人员中表现最为出色的27人选调往一所负责培训新飞行员的航校，将该航校转变为专门承担培养多种气象条件训练和解决飞行技术难点及改装新型号的训练改装基地。由于旅顺集训所取得的良好效果，虽然在1955年发生了外贝加尔军区与中国沈阳军区订立协同防空协定的“周赤萍事件”，当中国的聂荣臻元帅和陈赓大将于1957年9月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时，中方还是提出了希望苏联空军帮助提升中国飞行员技战术水平的要求。两国于这一年的10月15日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莫斯科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在空军和防空技术领域，除向中国提供S一75导弹(萨姆2)，还承诺扩大两国空军在航空兵战术训练和战役级协同演练方面的合作。由于后来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一系列变故，使进一步提升中国歼击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飞行员的技战术能力，特别是在多机种协同条件下作战能力的合作训练计划未能贯彻实施。
也还是在1957年，由中国空军总司令刘亚楼上将亲自组织安排，以之前苏联空军传授的条令大纲为基础，结合中国飞行员在过去几年通过朝鲜战争和国土防空作战中积累的经验，以及日常飞行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国空军量身打造第一套条令、条例和飞行大纲的编写工作全面展开。早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亚楼上将，是一位具有非凡工作能力和卓越组织才华的军事人才。这套由他领头组织策划，在苏军条令条例和大纲基础上根据中国自身情况，历时八年编写的共308本条令与教材，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第一个根据本国国情，而非全部照搬苏军的一次尝试。阔日杜布上将曾经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一个大国空军必须按照本国特有国情有选择地学习他国经验，这对于部队的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具有相当正面意义。在对来访的古巴空军代表团谈到部队建设经验时，阔日杜布上将介绍说：“中国空军在一开始就提出：先把苏联的先进经验学到手，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提高。在这一点上中国同志做的很好，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然而这一对于中国空军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规章制度，却在一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遭遇意想不到的厄运。中国空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之路也就此被打断，从此进一步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文革风暴中的中国空军
在“破除条条框框”和“打破一切洋奴思想”的政治口号号召下，中国空军作为人民解放军系统中贯彻执行最为积极的军种，从中央领率机关到基层部队院校，全面废止了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在让人至今感觉不可思议的“火烧蓝皮书”运动中，那些由中国空军缔造者之一的刘亚楼上将亲自组织编写的、封面为蓝色的条令、条例、教材、大纲、守则、法规手册和对于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来说非常宝贵的军事著作，尤其是各部队一线指战员在战斗值勤过程中积累的大量一手经验资料部被投入火中付之一炬。在席卷全军的所谓“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大批熟悉和力抓军事训练业务及正规化建设的主官被“清洗”掉。当然，中国的做法要文明一些，他们没有被处决而是被“打倒”，也就是被解除职务并接受无休止的群众批斗。军队内部的造反派似乎认为，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技术业务都是一种“反动的白专道路”，是军队中“以技术压革命”的一小撮坏人妄图“以此为掩护让我军变色的阴谋”。那些在空军初建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各个层级军官，被当作“隐藏在我军中的叛徒、苏修特务、反动头子”而被打倒。
通过各种渠道传达来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说法，甚至连军事情报部门中最优秀的情报分析员也搞不清楚真假，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以至于做出这种自废武功的极端行为。老谋深算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大将(1976年晋升为苏联元帅)在一开始还推断说这一定是北京故意制造的烟雾，以制造的大规模战略欺骗行动。总参情报部领导受到严厉斥责，不得不厚着脸皮去找业务上的竞争对手KGB寻求帮助。与军方有所不同的是，安德罗波夫认为，与中国的战争将是一场使苏联付出巨大代价的悲剧。将使我国所有优秀的、道德最高尚的人消耗在这场旷日持久又没有胜算的战争中。这样的结果，将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俄国人民所不能承受的。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避免与中国的任何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样一直到1972年左右，通过对各个渠道所获得的情报资料进行综合比对分析，莫斯科才对“文革”运动得出较为全面分析结论。
就以武装力量建设而言，在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中中国空军的日常训练和正规化建设被彻底打乱。空军的各级领率机关、院校、科研单位等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很多规章制度被取消，各种条令条例被废止，新的“革命的”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也没有任何要制定起来的迹象。航空兵的训练时间和训练科目被随意削减，组织纪律松弛，低级的飞行事故不断，空军战斗力急剧下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北越方面反映的，中国空军从1968年底以后对入侵美军飞机的反应能力上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和无以复加的注重人的思想教育和精神高度的时代，空军内部的各式“叛徒”、“反党集团”和真实的叛逃事件却越发多了起来，从总部领率机关的政治委员到一线作战部队的各级主官，受牵连者占很大比例。无休止的大面积停飞和政治学习净化思想以及揪出“隐藏的敌人”的政治斗争随时都可能降临到各作战部队身上。
1964年，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的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了l 22小时，某些重点部队的飞行时问还要更多一点，与华约组织国家的水平基本相当。在“文革”期间，大搞“突出政治”的中国空军，飞行日组织得很少，致使每次飞行间断时间很长。作为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主力之一的空三师，飞行员的年平均飞行时间仅40来个小时。作战部队因受政治活动冲击在一年之内间断飞行训练超过半个月时间的就达六次，最长的间断飞行一次达69天。这样当组织飞行时都要先恢复技术，然后再进行其他新科目。这样一年飞下来，即使是有经验的飞行员能够勉强保持技术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在达曼斯基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前的1968年，中国空军的年人均飞行小时数竟然降低到39个小时左右。在最严重的1966年，这个数字被缩减到可怜的23小时45分。
文革后期，我们进一步得到确认：即使是直面台湾和英占香港方向、担任较高战备任务的广州军区空军，从1968年到1971年的歼击航空兵飞行员年均飞行小时数也仅为37小时16分钟，有的师平均飞行时间仅29小时。从1967年到1970年，整个军区空军的歼一6飞行员打过地靶的只有9％，打过空靶的只有1．6％，进行过战术训练的只有l 8％，大多数担任昼间值班任务的歼一6飞行员都没有打过机炮，更不用提空对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由于技术不熟练，发生操纵错误引发的事故占总事故比例的63％。这种情况下，航空兵部队的训练科目越飞越少，难度也越飞越小，气象条件越飞越高，较为复杂的战术战斗科目根本无条件练起。
中国空军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都在使用苏军早已淘汰的模拟信号制式空地电台，这种在1960年以后就已经很难适应作战需要的通讯手段，只要在机场附近用调频收音机就能收听到空地通话内容。有时候部分任务报文通过口诵简易报文密码通告飞行员，有时候则直接用明语指挥。1969年后，情报总局下属电子侦察局局长“伊万诺夫同志”(工作化名)指示驻远东地区苏军和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技侦部队加强了对当面一线及沿海地区中国军队的电子侦察作业。发现中国空军一线部队的训练水平呈大幅下滑趋势：基本没有以实战为背景的战术训练或合成训练；最低云底高4000“5000米以下的气象条件他们就很少起飞训练；雨雪天气条件下航空兵部队的训练飞行似乎被停止，在无月光、有雾多云等复杂气象条件下的夜间、以及跨昼夜飞行训练更是接近空白。大部分飞行训练都属于基础科目，如起落、航线和气象以及编队等，较少发现他们进行战术训练的迹象。通过监听机场塔台上的营、团级飞行长或指挥员对空中飞行员的不间断无线电指导和指令提示，经常可以听到：
“注意修正航向!”
“注意控制高度!”
“控制进场速度和下降速度!…一太快了!拉起来!”
“没有对正跑道!……拉起来!复飞!”
像这种不厌其烦的，不问断地提醒飞行员在着陆阶段所应做动作步骤等非常基础的，完全不应该出现在飞行作战部队的怒吼和提示声。而且从监视机号完全可以得知这些飞机由不同的飞行员驾驶，并非总是刚分配来的新手在训练。这似乎可以说明，此时中国空军航空兵一线部队的飞行训练已经下降到了无力真正遂行其作战任务的地步。连基础科目都需要如此提心吊胆地时刻关注，无法想象他们如何能够具备进行战斗特技训练和战术训练的基础。根据文革结束后中国空军公布的一些情况，除了作训主官被“清洗”掉。当然，中国的做法要文明一些，他们没有被处决而是被“打倒”，也就是被解除职务并接受无休止的群众批斗。军队内部的造反派似乎认为，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技术业务都是一种“反动的白专道路”，是军队中“以技术压革命”的一小撮坏人妄图“以此为掩护让我军变色的阴谋”。那些在空军初建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各个层级军官，被当作“隐藏在我军中的叛徒、苏修特务、反动头子”而被打倒。
通过各种渠道传达来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说法，甚至连军事情报部门中最优秀的情报分析员也搞不清楚真假，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以至于做出这种自废武功的极端行为。老谋深算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大将(1976年晋升为苏联元帅)在一开始还推断说这一定是北京故意制造的烟雾，以制造的大规模战略欺骗行动。总参情报部领导受到严厉斥责，不得不厚着脸皮去找业务上的竞争对手KGB寻求帮助。与军方有所不同的是，安德罗波夫认为，与中国的战争将是一场使苏联付出巨大代价的悲剧。将使我国所有优秀的、道德最高尚的人消耗在这场旷日持久又没有胜算的战争中。这样的结果，将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俄国人民所不能承受的。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避免与中国的任何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样一直到1972年左右，通过对各个渠道所获得的情报资料进行综合比对分析，莫斯科才对“文革”运动得出较为全面分析结论。
就以武装力量建设而言，在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中中国空军的日常训练和正规化建设被彻底打乱。空军的各级领率机关、院校、科研单位等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很多规章制度被取消，各种条令条例被废止，新的“革命的”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也没有任何要制定起来的迹象。航空兵的训练时间和训练科目被随意削减，组织纪律松弛，低级的飞行事故不断，空军战斗力急剧下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北越方面反映的，中国空军从1968年底以后对入侵美军飞机的反应能力上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和无以复加的注重人的思想教育和精神高度的时代，空军内部的各式“叛徒”、“反党集团”和真实的叛逃事件却越发多了起来，从总部领率机关的政治委员到一线作战部队的各级主官，受牵连者占很大比例。无休止的大面积停飞和政治学习净化思想以及揪出“隐藏的敌人”的政治斗争随时都可能降临到各作战部队身上。
1964年，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的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了l 22小时，某些重点部队的飞行时问还要更多一点，与华约组织国家的水平基本相当。在“文革”期间，大搞“突出政治”的中国空军，飞行日组织得很少，致使每次飞行间断时间很长。作为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主力之一的空三师，飞行员的年平均飞行时间仅40来个小时。作战部队因受政治活动冲击在一年之内间断飞行训练超过半个月时间的就达六次，最长的间断飞行一次达69天。这样当组织飞行时都要先恢复技术，然后再进行其他新科目。这样一年飞下来，即使是有经验的飞行员能够勉强保持技术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在达曼斯基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前的1968年，中国空军的年人均飞行小时数竟然降低到39个小时左右。在最严重的1966年，这个数字被缩减到可怜的23小时45分。
文革后期，我们进一步得到确认：即使是直面台湾和英占香港方向、担任较高战备任务的广州军区空军，从1968年到1971年的歼击航空兵飞行员年均飞行小时数也仅为37小时16分钟，有的师平均飞行时间仅29小时。从1967年到1970年，整个军区空军的歼一6飞行员打过地靶的只有9％，打过空靶的只有1．6％，进行过战术训练的只有l 8％，大多数担任昼间值班任务的歼一6飞行员都没有打过机炮，更不用提空对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由于技术不熟练，发生操纵错误引发的事故占总事故比例的63％。这种情况下，航空兵部队的训练科目越飞越少，难度也越飞越小，气象条件越飞越高，较为复杂的战术战斗科目根本无条件练起。
受到席卷全国的“停课闹革命”和“向资产阶级的学校培养体制宣战”运动的影响，在文革初期中国军队的军官培训体系就遭到瓦解。包括四十多所空军院校在内的中国各大军事院校遭到冲击和破坏，大批军事院校处于长期停课状态。中国军队过去二十多年来初步建立的一套成系统培养军官的体制，在一夜间被破坏殆尽。对于空军这样的技术军种来说，军事院校教育被摧毁的结果，导致空军部队中经受系统培训的专业军官比例大幅下降。由于不能正常教学，训练定额由原来的2．19万名减少到5650名，大批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与专业技术干部无处受训，在不具备充足专业职能的情况下勉强上岗。中国空军招收飞行员的正常程序被破坏，飞行员不再由国际通行的理论学习至航校飞行这样的模式层层选拔而来，而是强调从出身优良、品质优秀、思想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人、农民和中学生中选拔。此种完全有悖于国际上通行选拔方式的做法，将意识形态完全凌驾于科学技术之上，其结果可想而知。
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的最高指示。中国空军决定从1968年起，飞行学员的训练期限从2年又4个月压缩至1年，各航校培训飞行员落实一年学制。因为教材和大纲均已遭焚毁，只能用一本临时印制的112页《航空知识读物》应付。这一教材是为适应当时缩短学制而编写的，所以全书没有系统的航空基础理论，更缺少飞机构造和有关设备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飞机的一般介绍、发动机的使用、飞机设备的使用和特殊情况处置等。在涉及飞行的部分，主要是起落航线飞行、复杂特技飞行和编队飞行等。飞行训练从初级教练机到高级教练机被一并压缩到100小时，仅仅飞了昼间简单气象的航线起落、简单特技和编队等三个基础科目就予以毕业。经过这一速成学习法培训出来的飞行员不但航空理论知识薄弱、是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半成品”，而且飞行实践也很不足，分到作战部队后根本无法直接参加战斗科目训练。从1973年4月起，这些新飞行员不得不分期、分批返回航校进行重新补课。1972年，庞大的中国空军只有6．2％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简单气象战斗任务，只有1％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复杂气象作战任务。就是这样一支曾经充满朝气、生机勃勃，有着旺盛进取心和坚定战斗意志的空中劲旅。由于文革的冲击和破坏，这支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排名第二的中国空军已不再像朝鲜战争结束后那样具有令人生畏的实力。
根据越南军事情报部门的情报，在1974年爆发的南中国海冲突中，规模庞大的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竟然找不出能够成建制出海作战的部队，只得临时拼凑了支由大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队伍应急。其实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莫斯科就注意到，自文革开始以前中国空军的飞机似乎就刻意回避海上飞行训练，很少有监测到使用中国空军空地通讯频道和呼号的中国军机在海岸线100公里外海上飞行训练的情况。这种状况在相当长时间里困扰着情报总局的分析人员，搞不清楚中国空军对于争夺沿海制空权的战略思想是怎样的。总参情报总局曾就这一问题请教皮洛戈夫卡的专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可能因为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各自划分的防区不同，因此很少在较远一点的海上发现空军的军机。但实际上中国海军的飞机也很少出现在更远一点的地方。这个疑问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起“罗兰”A导航系统，我们才逐渐搞明白。原来此前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是因为缺乏对在较远的海上飞行目标进行导航的能力，这样也就证实了早先推测的，中国不准备为争夺包括上海这样的重要经济目标在内的沿海地区的制空权而投入过多的空中力量。
中国空军在公开场合总是强调他们到1978年就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文革前的水平，实际上一直到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这种窘迫的局面也没有好转的迹象。这种现象曾经被西方简单地归结为中国空军装备的落后，甚至中国官方也公开支持这种说法。《解放军报》等中国军队的喉舌一直喋喋不休地鼓吹“是人而不是某一项先进武器决定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通过西方在八十年代末拍摄的一部介绍中国空军的记录片中显示，从中国空军的领率机关到基层战斗部队的主官似乎真的愿意相信，虽然他们操纵的歼一7飞机在性能上与F一16或幻影2000有差距，但中国的飞行员在素质上是不输他人的。从某种程度来讲这并没有错，无论是1955年的旅顺集训还是1991年后出现在萨瓦斯列依卡飞行员战斗使用和改装训练中心的中国飞行员，他们的先天素质和学习能力都属上乘。如果给予他们足够的训练时间，提供先进的训练手段，他们就会成为令人生畏的王牌飞行员，足以让那些飞F—16和幻影2000的家伙们一想到将在空中与之相遇就头痛。
在中国进行文革的同时，通过发生在北越上空的空战情形来看，曾经被中国人训练过的北越空军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面对有F一4“鬼怪”、AIM一7“麻然得到了敌人的尊敬。美军航空兵更是利用在与北越空军作战中汲取到的大量经验教训，修正了五十年代美国空军所采取的错误做法，完善了其作战理论和思想(一直影响此后美空军发展)。种种现象可以表明，此时的苏联空军在空中作战和战术运用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通过多年来整理的中国军事出版物资料，加上后期恢复的双边交流，一直到1998年以前中国武装力量中的某些高级将领对空军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两件新型飞机或武器来提高战斗力的阶段，丝毫没有意识到空军战略战术思想这种理论体系对于空中作战力量起到了灵魂般的作用。这样来看，当年由总参作战部和情报总局汇同空军总部制订的对华军事行动预案，应该说是充分考虑到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中国空军的作战实力，对中国的防空力量也有充分的估计。因此可以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方案是现实可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到1989年两国关系解冻，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日益活络后我们才赫然发现，当时两国在进行的军事计划都是以对方的军队入侵本国为出发点。换句话来说，莫斯科和北京在那个时代都在干着同样一件事情：自己吓唬自己。
后 记
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叶利钦时代，在位于莫斯科东南约40公里的格罗莫夫飞行研究院小礼堂里，由儒可夫斯基飞行中心举办的一次气氛欢快的庆祝酒宴上，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一位满头银发，灰蓝的眼睛，红白的皮肤，精神矍铄的长者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接受了盛装少女敬献的面包和盐。
这时有人动情地大声发问：“是谁宠爱我们这些小人物?”于是，大家立刻大声回答：“凉粉斯基-凉粉诺维奇!”
格罗莫夫飞行研究院总顾问伊万·莫斯科维杰列夫上将代表俄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宣读了贺电，祝贺这位年过70的老战士驾驶着当时俄罗斯最先进的苏一30歼击机翱翔在莫斯科的蓝天上。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一位在航空界负有盛名的飞机总设计师有些不高兴地嘟囔着：“要是知道是给这家伙开庆祝会，我就不来了。”
不过真正的男子汉之间不存在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在随后的庆祝会上那位总设计师依然热情地向那位来自东方的客人表达了自己敬意：“祝贺您，伟大的歼击机飞行员将军!但是请您不要忘记，您是驾驶着米格歼击机建立的不朽功勋。”
碰巧《独立报》军事专栏记者安德烈·苏特科夫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当时他还没有完全投入到西方派的怀抱，也还没有在自己的专栏“制造”那样多惊世骇俗的新闻……
他抓住身边的一位空军军官打听道：“这老东西是谁，是阿尔巴特军区还是边远的卡季卡(卫戍部队)的将军?”
对方狠狠地瞪了这位无礼的年轻人一眼后冷冷地说：“说话注意些!这位是刚刚卸任的中国空军副总司令。”
“什么?您没有搞错吧，他明明是个俄罗斯人嘛!”
“当然没错，他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同时也是中国空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空战英雄，打下过美国的F一86。喔，对了，他的名字叫‘林虎’，不过我们更喜欢称他为‘苏霍伊帕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