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谁在暗中抹杀中华文明1：向西的那道槛
“在认识西方的漫漫长路上，有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个槛便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觉和有意”这一层或拒绝看透这一层的人，一般就永远停在了槛前。”——作者：旅法作家边芹。
中国到底有多神秘
我初来法国，涉及中国有一个常入耳的词：“神秘”，这也是涉及中华文明最友善的词，再好的词绝难听到，除了学术界个别例外（需要良心才敢做，因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共舆论全盘抹去了基本事实：即中华文明是发达并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文明，在近代之前领先西方文明，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些重大发明来自中国。这一手我是在若干年后才发现的，因为是只做不说、暗中操作的。乍到的外来客听到东道主赐予“神秘”二字，相当得意，带着中国人特有的由好心堆砌的浪漫，我把这个词朝正面的方向送出去多远，你是可以想象的。直到贴近这个文明的心脏，我才学会听这个词的弦外之音。
“神秘”是18世纪中国尚处在传说阶段出现的一个词，何以300年后还留在西人嘴边？300年不消失的“神秘”究竟来自何处？我在大王宫参观“道教文化展”时，对从吉美博物馆送来的中国古代文物已见怪不怪，有这么多东西被他们抢来当自己的宝贝展示，真要清算，西方大都市的博物馆就得关掉一多半。我惊的是平时走博物馆未见过的大量中国古书，从草药到针灸，从饮食到祭葬，从书法到手工艺，从绘画到哲学，无所不包，真正的古版印刷或手书，全都来自法国国立图书馆档案室。还有多少是不送到公众视野下的？你这时才切身感受到当年的抢劫之狠，也绝不只是一群贪财之徒的无理性行为，而是一次有计划的文明劫掠。你能想象中国人把波旁王朝的藏书和档案搬到北京的情景吗？那些瓶瓶罐罐翻山越海地抢过来，多少还有古董市场和人之贪婪的借口，搬这么多古书过来干什么？既然中华文明“野蛮而落后”，大有铲除之道理，上百年不遗余力地诱导中国人改革换新，搬这么多“垃圾”过来，除了占地落灰，图的是什么？
我最早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对上层精英而言，中国早就没有“神秘”。他们深解我们远胜过我们了解他们，而且有至少一个世纪的提前量。中国人不过是模仿他们的皮毛，尤其是他们特意推荐的皮毛，而他们是挖掘我们的本性。他们把世界当猎场，打猎的人对猎物不会有一丝浪漫，而是摸透它的习性和弱点，尤其是弱点。谎言和假药方就是在研究了弱点的基础上配制的，谎言是用来给自己的民众搭围墙的，用以阻止百姓看清外面的世界，由于这个工程非一日之功，而是上百年基本朝着一个方向一砖一瓦构建，墙之坚固以及越到后来谎言变成真实越随心所欲，让墙那面的看客触目惊心；假药方则是推销给墙这边的中国人的，凡是自己具备而若对手也有便对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诚、团结，他们都藏而不露，再设法把对方的解掉；凡是对己只是嘴利贴金而给对手则起让拉痢人吃泄药作用的美德，如自由、开放，他们就会张扬到全世界无一角落能拒绝，文荐不成就武荐。
所以我渐渐明白，“神秘”是一个刻意保留的挡箭牌，是精英为模糊视听、搅浑水服务的，潜台词是：那个遥远的中国是不可理喻也不可解释的。只这样一个注解，就把中华文明降格到原始文明的位置，根本没资格与西方文明坐一条板凳。只有深解西方人的心理底质以及用词的精挑细选，才能悟到“神秘”这个词可不是礼物，而是暗刀子。而且是一把双刃剑，蒙蔽西方百姓的同时，也让中国人永远看不清他们的“自觉和有意”。（记得最近看到一则中国电视台的新闻，总结2010年北京国际书展。有一主办负责人说，西方人今年对中国出版物关注胜于从前，但热议多，成交少，只占中国人进口西方出版物的十分之一。然后他感叹自责道：还是我们对外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他们不懂中文，而我们为他们译成外文的水平不高。你看，一百多年来就没有走出圈套，从来不怀疑他们的动机，而总是从自身找毛病来解释缘由。因为中国人伺候得不够周到？）这个让狩猎者垂涎了几百年的猎物，真的还有某个角落是“神秘”的吗？
故意抬高原始文明
有人可能会问这么暗搞图什么？的确，若看不透西人擅于精密设计的脑子，便难以想象这么一环套一环地布局，终极目的是什么。那是一板一眼都设好了逻辑线路的，原始文明属于观赏范畴，不具备对话的可能——所有手脚是绕到这个原点的。
起自西方的对原始文明的“高抬贵手”，是声东击西的绝妙设计，既展现“开放的胸怀”，又剿杀了真正的文明对手，可见“开放”是要将对手堵在门外的。要知道，他们对原始文明可不是从一开始就取观赏态度的，在战船到达其他大陆的几百年间，全部消灭一直是目标。20世纪随着东方阵营的联手，发觉树敌太多，反倒帮了真正的对手，于是征服的棋路迅速调整，而且弯转得极大，一反常态变得用沾湿的眼睛欣赏了。那是用不切实际的渲染和赞美，捧虚灭实。这么一导向还真是硕果累累，全球大都市的小资们无不模仿着赞叹非洲艺术、印第安文明或喇嘛文化。前面灭，后面赞，前后两种无理性可通的做法，目的却始终如一：要在西方文明周围清掉真正的竞争者和对话者。用转移视线法轻易就办到了。但害人多少也会殃及池鱼，长年讴歌原始文化，西方文明自身正以惊人的速度退化，大众艺术原始化已成定势。
对原始文明的炒作发动于上世纪60年代，炒得之玄乎，人人都恨不得脱了裤子进原始森林才幸福。从美术的“返朴归真”，到泛滥的黑人舞蹈音乐，最后至高潮在巴黎建起原始艺术的勃朗利堤岸博物馆，几十年洗脑还真达到了目的。欣赏原始艺术凭直觉美感就行，不像中华文明或西方文明，欣赏者必经学徒阶段，掌握其复杂的文化语言，方解其妙。上百年来我们就在帮助西方文明培养中国学徒，同时将自身文明的学徒阶段缩减和去除。
我对原始文明并无好恶，只是接连碰到一些不可解释的事，一桩桩连在一起想，就拼凑出并不明示的图案。首先发现在巴黎各种博物馆能看到的临时展中，展示西方之外高度发达的文明的比例，远不如一些处在原始状态的文明，也就是说办10次印第安、非洲或尼泊尔（把这个小穷国捧为“幸福楷模”的真实目的，这么看昭然若揭）之类的原始文化展，未必会办一次中华文明展。像上述的道教文化展，是多少年难遇的事，何况从引言到介绍看下来也让你产生这不过是个原始宗教而已。核心的核心就是对事物的解释权，这是他们从不放手的。长年颠倒行事，必定误导研究者之外的普通人：西方文明是一个孤岛，它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文明。19世纪这样的观念是明打明说的，今天转到了地下。
谁在暗中抹杀中华文明
下面举一些最近的实例：半年前勃朗利堤岸博物馆举办南美印第安文明展，媒体大肆炒作，每天参观者众，我去了几次才排上队。走进展室，便看到了那夹在真实间、可以卸掉人的全部警觉、比通篇谎言有效得多的细节：在一面墙上，画了一张人类各大文明时间表，在这个常识表上，唯独中华文明被抹去了。制表人无知？偶然的疏忽？
不久，我到位于玛德兰的巴黎美术馆看印第安古代金器展。无独有偶，馆内同样有一张人类文明时间表，竟也这么巧，表上独独没有中华文明。这样的常识错误偶然发生一次，是可理解的，连续不断地“发生”，读者自己判断吧。
几年前中法文化年期间，像三星堆这样辉煌的古文明展，被排斥于巴黎各大博物馆门外，只在市Z.F免费展出，这就把三星堆降格于市府宣传廊的水平。
你若去巴黎瓷器博物馆，细看如何布展，会有痛心的发现。馆内为瓷器制作比中国晚了1000年的欧洲国家，都单独、集中地设了展柜，如果细读解说词，18世纪才发现高岭土制瓷秘密的法国人有意向公众掩盖了制瓷技术得自哪里。自恋乃人之常情，但它同时也为日本、伊.斯.兰瓷器单辟了展台，唯独没为瓷器的发明者、最先进的制造者中国集中单设展台，而是把众多中国藏品分散到别的展台作陪衬，楼上楼下，零打碎敲，只有研究者会从制作工艺和年代的对照看到历史事实，一个普通参观者转一遍下来，是看不出中国在世界瓷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这手法让人想到文人或工匠中有一些高明的偷窃者，总是绝口不提甚至诋毁影响他们最大的人，而故意东引西赞那些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人。
勃朗利堤岸博物馆为自己拍了一部广告短片，时常在电影院片子放映前插播，为表现欧洲对多元文化的开放胸襟，画面从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到南亚、东南亚、中亚人，及至日本、朝鲜人，也是那么巧，偏偏没有中国人。
吉美博物馆是亚洲文化博物馆，馆内收藏单看得见的部分，不算库存，就有50%的文物来自中国，如果再算上中华文明影响的区域，则至少有3/5的文物。敦煌文化被劫走的部分，也在这个馆。可以说这个馆奠定名声的基础是它的中国收藏。这里暂且不说此馆借布展长年支持“藏独”的暗手，只看它在广告宣传里做了一件什么事。广告每周重复登在《Pariscope》上，该杂志是巴黎每周文娱节目表，有影响甚广的文化导向作用，是注重文化生活的人必备的手册。来看看吉美在上面怎么打广告：“它（吉美）为公众提供了从东南亚艺术、印度艺术到日本、朝鲜及中亚艺术的全景图。它收藏的超过4.5万件亚洲文物，来自柬埔寨、越南、缅甸、尼泊尔、西藏……又是“巧合”，文字里恰恰缺了主角！这段译文，字字直译，连省略号都非译者所加。
在这本和另一本巴黎唯一两份每周文娱节目手册上，“中国文化中心”的各类展览时间表也不在其内，而从丹麦到日本文化中心的节目都收入在内。这一举动让法国普通人没法绕开“封锁”接触到中华文明。而这个“中心”做了什么有损法国利益的事吗？绝对不敢！这简直就是一个“送礼”机构，在巴黎中心最富区买下豪宅，把中国最好的艺术品和文物，免费拿来给他们看，还有酒菜招待！
抢占文明制高点
有人可能问：绕了一大圈否定了中国又能达到什么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谁来占据文明制高点。占据文明制高点才能抢占道德高地。那又为什么要抢占文明制高点不能平起平坐，对话交流呢？这就进入了所有谋略的中心：如何拥有话语权。话语权的搭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绝不是善良、公平心、开放、透明甚至自身强盛就能拿到的。首先要占据制高点，才能控制话语的流向。一般人之看到话语权是国力和霸权的产物，而忽略它同时也是一个精密的操纵系统，没有神不知鬼不觉的技巧，光靠最大建立起来也不服人。而技巧的核心就是话语的流向操纵于谁手。
由于流向决定了话语权实际在谁的手里，抢占制高点就是重中之重，是决定流向的关键。而能否站住制高点，就在于文明的自信。试想如果上层精英守不住闸门，让民众常年接触比欧洲古代文明发达得多的中华文明，老老实实告诉他们世界史的真是景象，维持了200年的文明制高点不就摇摇欲坠了吗？当年靠兵舰火炮把我们几千年建立的文明自信打掉，有怎么能轻易让你复活呢？文明的自信就像肢体的一部分，一旦被截掉，再生亦难，文明本身随着自信的消失而消失，并非天方夜谭。常年维持这种自信，我们中国人以为就靠文明自身的品质，这样的想法非常本真，在没有恶意者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国遭遇了需要绝对精神统治权的征服者，他们并不只是抬高自己，而是惠誉和抹杀别人。用并不诚实的手段刻意维持的文明自信，为永远占据文明制高点，提供了广泛的民间认同，亦谓不择手段把持话语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民间的反感或不配合。因为夺取永久的话语权并不是靠一种公正的权威，而是操纵的技巧：让我的话语不受阻挡地流向你，而你的话语流不过来。目前这个世界所谓的“拥有话语权”，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这里，制造认同是双向的，构建文明自信是在拿掉了对手的文明自信的基础上实现的，使得话语的流向不但不受阻，反被欣然接受。
如果只是这样对待中国，有人可能会另寻因果，但新世纪之前对待日本也没有好到哪里，直到发现真正的对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法国曾经历了一场针对日本人的媒体毁誉大战，与今天对中国的毁誉类似。从质疑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假民主到分析日本人是蚂蚁般的劳动机器（对中国人则连“蚂蚁”这样的词都没有，直接用“奴隶”），无所不用其极，就因为那时日本经济大有赶超美国之势，必须不惜一切遏制。当要“打劫”一个国家时，“独立只是分子”打前站，敲边鼓，配合得不亦乐乎。如果遏制对手只是用谋略和竞争倒也罢了，问题是最拿手的是道德上泼脏水。记得当时吵得最厉害的，就是日本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国家，找出一大堆日本国民的“劣根性”来证明。这个罪名真是打人的万灵帽，一扣上怎么欺侮别人，民间都拍手叫好，跟两百年以前为领土和财富攻打别国，总是先把人家放在基督教正统的对立面如出一辙。这场恶搞弄到最后，日本有一抗议者特意跑到巴黎，把自己装扮成蚂蚁，一头跳进塞纳河。
当中国人沉浸在“同一个世界”的梦想中，办奥运、办世博向世界献礼，发动自1840年的那场文明的战争，从地上转入地下，并未停息。同时他们继续让中国人相信，这一切都缘自误解。（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7月边芹）
《向西看的那个槛》续
话语的流向是一场精准谋划的战争。引一位法国汉学家的话说：中国在这场图谋已久的战争中至今处在不设防状态。在这里，解构对手的“话语平台”与自建平台是双管齐下的，操纵舆论的力量不在于往自己脸上抹金，而在于往对手头上扣屎盆子！话语的流向绝非信息的“交流”，而自始至终都被视作一场战争！
西方世界对“话语平台”的控制有一张严密的网，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包，没有一个环节是疏忽的。就说体育吧，掌控“话语”的基本做法是不播放中国人有优势的体育比赛；不传播中国自己组办的赛事；在各类国际比赛中封锁中国人参赛的事实。比如环法自行车比赛是法国媒体暑期大炒的项目，组委会邀请了中国自行车选手，但这种事不让法国民众知道。为什么？因为请中国选手参赛不像挑选大陆电影界名人参加电影节，艺术不是目的，政治才是由头，不管大陆艺人自我感觉脸上多么风光，在法国这头就是为负面话语配餐、送料的；而大陆自行车选手参赛则难变成这个性质，既然属于正面话语的范畴，就必须阻止其流入。邀中国人来，是为了中国媒体替法国旅游做宣传，也就是只让话语流出去。所以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或报纸提供哪怕一张中国人参赛的画面，媒介从业人员的广泛“自觉”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个民族自觉的权力意识以及不与外人谋的“内忠”。直到赛后数月法国媒体报道西班牙冠军有服用兴奋剂嫌疑，顺带提到有一位中国自行车选手也被怀疑，中国人参赛才透过一则负面新闻泄露出来。
这些针对中国人的负面话语，经年累月，视利益需要时收时放。其实法国民众对世界是两眼一抹黑，“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自由。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至今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
这么做固然可以用心胸狭窄来解释，但关键还是出于控制话语流向的焦虑。每开一个口，都不同程度给了对方“话语平台”，控制不好，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文化领域的看守就更严密了，因为这是“话语战争”的主攻战场，一般采取全面封锁或只放负面话语两个步骤，这样做既保证“话语平台”永远在自己手里，又让受众没有失去看世界的自由权利。比如中国电影在这里的“专家”嘴里，除了被挑来的几个电影人，其余均不存在。中国人租下巴黎电影院自办电影周，那两本文娱节目表，居然连续两年把放映地点“写错”！可见他们之所以成天与竞争对手打“言论自由”牌，就在于自己早已握有将百姓视野圈进狭小区域的决胜筹码。
上海电影节的新闻也被封锁得滴水不漏，因为这是掌握价值判断权的关键“平台”。为此无论法国名人在上海得到何等荣誉，传媒万马齐喑，无一例外，名人也自觉遵从，在上海让中国人以为他们荣幸得很，回到本土则唯恐国人知道，与中国艺人拿外誉当上帝光环截然不同。比如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前总统希拉克要到中国推销其回忆录，但这条新闻在法国是封锁的。以希拉克与传媒的深刻联系会找不到几家媒体报道？吕克贝松在上海作电影节评委主席，回国则三缄其口。为什么当事人与传媒在“防火墙体系”中配合默契目标一致？没有人会为这样的封锁抱怨失去自由，更不会把去外国电影节当成要争的福利。在他们看来这早已不是言论自由或艺术自由的问题，而事关价值判断权归于谁手，从价值判断权还可以引申到艺术定价权，在这里精英阶层人人有这种自我意识。
价值判断权直接关系文明的生存，单从经济上讲它也决定了几乎所有事物的定价权。简单说话语的流向不光决定一件衬衫、一瓶面霜或一块手表、一只手袋的定价权，也决定一部文艺作品乃至一个人的定价权。“中国造”的商品虽然质量同等但价格却远低于价值，这就是控制世界话语流向的看不见的手决定的。中国人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只看不见的手翻云覆雨的厉害，这只无形而有力的手可以以数年时间，用信息（甚至假信息）接力的方式，将某国产品变得一钱不值。这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打劫”！所以各国的“城墙”是阻挡“话语战争”、令看不见的手设法扩大“打劫”范围的工具。内外不分的民族，往往舆论的心脏控于他手都无知无觉。
单讲阻截中国的话语，难以服人，下面说说日本。如果说对中国是全封锁，对日本则是有封有放，对科技、工业是放，这意味着承认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这个“话语平台”背后是巨大财富，除了西方盟国间，轻易是不让别国分享的，因为这决定了工业产品的定价权。不断让百姓接受某国技术水平高的信息，就是潜移默化的洗脑，让其认同某国产品贵得有理。产品档次的提升，质优固然重要，但并不起绝对作用，关键在于西方是否让你挤进“话语平台”。这才是当今世界最残酷的现实！话语是操控消费者价值判断的闸门，此闸门的开启与关闭，造成的现实结果是：中国人愿意花一万块钱买一只法国品牌的皮包，而法国人要求中国人以最低价格向他们出售同样质量的物品。两国民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南辕北辙的价值判断？一件寻常物品的价值真有如此悬殊的差异？话语已成为现代战争劫财篡权的武器。
即使对日本这个盟友，主导上层建筑价值判断的“话语平台”也是不给的。如东京电影节几十年被封锁（足见电影是话语战争的战略要地），法国人不知道有此电影节，即便业内参赛或得奖，也只字不报。不能在民众心里树立西方之外还有别的精神统治中心！驯养猎犬的要诀即杜绝其吃他食的可能。没有一位日本歌星、影星得到与其西方同行一样的对待，几位受宠的导演都是西方捧出来为捣毁本国电影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可见艺术自由不过是拆掉别人的城墙，自己捧出的明星也不仅仅是身负艺术使命。
从上述实例看，话语的流向绝不是自发的，而是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意识的接力和传递过程，越是高叫“言论自由”的社会，监控机制越严密；这不是一场公平游戏，而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方向。构建自身和解构对手的“话语平台”两者缺一不可；这里面更不存在偶然，“从天而降”的馅饼无一例外都落在被挑中的人手里；话语是现代战争的标准武器，话语流向事关国家与文明的生死存亡，像打仗一样需要知己知彼，精心谋划。
评《用开放的心态看世界》：看世界少用“心态”多用“头脑”
2011年07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他此行的使命，除了探明古老帝国的虚实，其余目的均未达到，乾隆虽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马特使个人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中方对不速之客一路款待，吃喝全包，以致全程陪同的中方官员送使团走时依依不舍、泪洒衣襟。但英国人毕竟不是中国人，记得爱默生在他的《英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说过，英国人脑袋宁死在目的上，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所以马特使丝毫没有被中国人对他的笼络打动，他在半年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诸如茶树之类的技术“专利”，这一切都在对他们日久生情的中方陪同人员眼皮底下进行。回到英国，马特使也未有一刻顾念朝夕相处的中国人对他的情谊，去搭建中英理解之桥，反而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战争。
我固然不希望中国人也有英国人那样的海盗本性，因为5岁学童的要求得到满足，就忘了美国军舰在中国大门口耀武扬威，是不是有点像当年那位泪水涟涟的陪同官？如果说，清末的中国对世界处于一种“不知彼，不知己”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至多处于“不知彼而知己”罢了。因此“知彼”，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的全部奢望，就是能为“知彼”提供一个窗口。
最近在翻阅法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刊时，读到一本右翼执政党党员ChenvaTieu的小书：《有关中国玩艺儿的教材》。文中对那句名言“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将为之发抖”的解释颇为精辟。Tieu认为，将这句话归于“拿破仑语录”颇能说明西方文明的某种潜意识：“如果他（指拿破仑）拥有中国那么多人力的话，他无疑将发动对全世界的征服。”“然而皇帝想象中的中国，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中国，一个拥有哥仑布或拿破仑的中国，就将不是中国了！因为这样一个拥有那些征服者、充满了跨越边界和与世界一比高下的中国，根本就是欧洲各国轮番想象或塑造出来的，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试图尝试这一切。”Tieu准确地将两个文明的本质差异用寥寥几笔勾勒出来：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由于不具征服本性，以自己的世界为中心，就应该为野蛮入侵承担责任。说中国因为自大而挨打，正是接受了征服者的逻辑。这也是我和潘先生的根本差别：他相信并接受了中国人的原罪，我不相信也不接受。接受不接受原罪也是一切的分水岭，是近代以来被放在征服棋盘上的文明难以弥合的巨大伤口，它注定了看见与看不见“那个槛”。不接受原罪与梦想“天朝大国”，是根本扯不到一起的两码事。
遗憾的是，这样的见解，往往只能在西方人或浸透西方文明的人笔下出现（Tieu先生是生在柬埔寨不会讲国语的华裔），因为我们往往以中式良心与西方人将心比心，就如西方人以他们的本能来揣摩中国人一样。不可否认，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经过战争与灾难，将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再说怎么会道歉，如果中国人都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在统治阶层的刻意隐瞒下，普通民众甚至不知道法国曾在19世纪野蛮入侵中国，中法之间发生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一系列以法国为施害者、中国为受害者的打劫条约。法国《世界报》股东之一、奢侈品集团老板彼埃尔·贝尔热就是在这种普遍无愧的氛围中，将圆明园两个兽首拿出来拍卖，还将这一抢来的赃物与“中国的人权”挂钩。强盗总有打劫的理由！
但正如雨果在他那封谴责火烧圆明园的信中所说，政府可以是强盗，人民永远不是。我从来没有将百姓与操纵他们的统治者混为一谈。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为“西方文明讳”，将西方视中国为征服对象的事实抹去。《向西看的那个槛》被法国一家网站翻译成法语刊登，有意思的是，译者为事先圈定读者的思维而有意偏译，而偏导的方向恰恰与潘文的思路如出一辙：自大、排外、仇视西方。打人的与被打的思想统一到如此程度，打人者如此反应颇合逻辑，被打的人低头认罪他都心有余悸，若抬起头直视他，而且竟敢破解打人的秘密，那还不罪加三等。网民的诠释虽各有不同，却同意“文章所举事例是无可争议的”。有的网友还表示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细节”。细节的篡变，真假掺和，关键是长期接力，大众在这种舆论操纵的技巧中无知无觉。所以在文明另一极的中国人上百年没有发现，不足为奇，在征服者设定的思想轨道上做惯性思维，没有几代人是脱不出的。技能型智慧与思想的独到并无必然联系。
所以举几个美国例子——女儿的历史课、学习太极拳、挂上五星红旗等来证明我说的“不符合事实”，是用对叶子的了解来证明研究森林的人无理。以美国国土之大，华人之众，在某地某时，看不到我说的现象，是可能的。太极拳早已成为一项国际体育运动，各国都有人练，法国也不例外，就像中国学小提琴的人成千上万一样。班上挂五星红旗只是美国人给予接纳的人的一点公平，甚至是礼貌的一部分。这面小旗也毫不阻碍美军炸掉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介绍“南京大屠杀”确有公正的一面，但也不乏推助华裔归化的考量，何况针对的是中美二战的共同敌人日本，这同样遮避不了美日今天的军事同盟，以及针对中国大张旗鼓的联合军事演习！
我佩服西方统治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极擅长让被洗脑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这是一门高等艺术，让人察觉的，就不叫洗脑而叫灌输了。潘先生举了李娜夺得法网女单冠军的例子来反证。如果一个体育项目，西方人占绝对优势，且由正拓展中国市场的国际奢侈品集团赞助经营，偶尔有个冠军让中国人得了，而西方主流媒体不报道，那就不叫洗脑了。但只要看看世乒、世羽冠军是否同样命运，比较报道李娜夺冠的新闻与对中国奥运新闻的恶意操作（我曾写过一文记述在法国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可看到什么叫舆论操纵。更何况，在关于李娜的报道中有一些微妙“细节”，比如法国媒体在不封夺冠事实的同时，大多掺进了附加主题，说李娜是与政府对抗的人（法国《解放报》报道标题“李娜，一个朴实的反抗者”），她的成功与其母国无关，她根本移民德国。这些“细节”才是“洗脑”的内容，也是西方精英的高明之处。由此一个中学女孩在美国学中国历史，极有可能辨不出这类“细节”。再说快成年的女儿要到美国的课堂上才第一次感觉中国不错，岂不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至于以法国之眼涵盖西方，是因为此“西方”不是泛指欧洲、北美及大洋洲的白种基督教国家，也不是七国集团，而是英、法、美三国。自17世纪英国打掉西班牙，英法成为列强瓜分世界的主谋，一战英法联合战败德、俄，二战美英联手制服德、日，法国摇身一变挤进战胜国行列，征服统领权移交美国。数百年来，西方主要就是这三个国家在全球发动军事和文化征服，而在道义上始终未被打败。
臆想“这个民族简直太傻、太劣质了”，是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套在我头上。感叹中国人善而天真与认定其“劣质”之间的鸿沟，任何不带预设眼光的人都能分辨。于我而言，看见中国人的善也是到了西方有了比较后的领悟，绝非“天朝大国”的先天意识，更不可等同于“目中无人”。当我们津津乐道于西方奢侈品，甚至将其请入国家博物馆时，人家并没有满足“市场经济的魅力”，而是竭尽全力在一切领域、用尽一切手段（从新闻、电影到广告、出版等有形无形的方式）诋毁中国产品。当奥运开幕式李宁点燃火炬时，法国人是这样解说的：中国人推出“李宁牌”与法国的XX牌争夺市场！封杀中国高铁、嫦娥号……非关新闻价值而是利益驱动，是刻意避免为中国制造做免费广告！在以征服为目的的西方上层精英看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偶然，一切都在算计之中！
何以中国人眼睛亮一点，就是对西方的仇视？此种荒谬逻辑为什么总像“卫士”似的冲出来遮挡已经毫无忧患意识的国人之眼，好像我们介绍一头肉食动物时，说老虎可能吃人就是仇视老虎？把中国人任何一点自尊都上纲上线扣上“排外”的罪名，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其实有人愿意呆在“明信片”视野里没什么不好，以“国际主义胸怀”去搭桥也多多益善，只不过若以为2008年后西方舆论对中国略抬贵手，是中方友谊搭桥而非抗争与实力迫对方调整战略方针，真乃“知己”的水平都够不上。
218年前，假如陪同马戛尔尼的中国官员没被英国绅士的温文尔雅和自己两面讨好的心理蒙住双眼，一路细察来客的真实意图，也许中国人就不用等到1840年才发现天敌的到来。
附：中华文明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作者：高连奎
早在100多年以前，西方思想家就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看作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这些发明成为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
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帮助欧洲开辟了新航路后，1492年，哥伦布从欧洲航行到了美洲；1498年，达加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1521年，麦哲伦又从美洲到达了菲律宾。此后，中国与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改自古“丝绸”一条陆路的历史，在16-18世纪进入了一个通过海路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正是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他们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
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历史事实，这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论”所孽生的殖民地文化心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再度辉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中国思想如何传到西方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功不可没，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17-18世纪的“中国潮”时期，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1600年到1649年，欧洲每年就要出现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华文明对西方中世纪文明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584年：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比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还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了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同时也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年：金尼阁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中国政府有组织好、效率高，有完善的文官制度。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
1650年：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关注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知识。
1654年：布劳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验证了该地图的准确性。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61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期间，拨款资助白晋等6名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的“教师”和“谋士”，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进行沟通的桥梁。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
1688、89、91年，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本，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同年，中国归来的李明神父出版《中国现状新志》，翌年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白晋神父带来康熙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该书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
1697年：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699年：（康熙38年），白晋的《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资料比较客观。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论中国礼仪书》。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高位，并且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中国思想在西方经济一百多年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法国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而且其他各国的启蒙思想也大部分来自法国。
中华文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思想的传播，让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都狂热地崇拜中国，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哈、魁奈、歌德等。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人认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启蒙运动。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还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魁奈、狄德罗、爱尔维修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明白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为楷模。霍尔巴哈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在17、18世纪，“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德国实际上是由数百个骑士国组成。在各方面都远不如法国，在思想文化上，德国更是唯法国马首是瞻。当法国人追捧中国的时候，德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自然也不低。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就勤于研究中国文化，他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后来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的创立远在希腊哲学之前。莱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创制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他认为是中国让欧洲觉醒了。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于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都有重要影响。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认为儒家哲学具有理性的特点，是非宗教性的。康德、赫尔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国，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张。真正把东方价值观研究透了的是文学家歌德，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从一些文学作品开始的。歌德读过《好俅传》、《老生儿》、《花笺记》、《玉姣梨》等中国小说，并通过男女主人的高度的道德克制敏锐地发觉了中国礼教的特点。对于中国的孝道，歌德认为孝是一切之本，在歌德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对于儒家的“中庸”之美和道家的“自然”意境体会颇深。
1769年，有人写文章认为中国比欧洲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成为欧洲的名人，欧洲启蒙思想家言必称孔子和中国，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儒学成为攻击世袭特权的武器。在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的启蒙思想推广到全欧洲，这时欧洲人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人文社会理念和以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的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用中国思想对农奴统治及宗教统治进行攻击，经过这些人士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了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社会。
在人们印象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诞生于法国的“大革命”，并从西方传到了中国，而其实历史的真相是这些理念最初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法国人很早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老子，孔子，孟子，司马迁等中国思想家的书籍很早就译成法文，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流传，中国思想启蒙了法国及整个欧洲，使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摆脱了愚昧，获得了自由，最终步入文明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其实都来自中国。
在以前，中国学者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宣传，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才发现：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只是历史的回流，这一观点在不同的学科也都得到了印证。
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持久且不可逆转的，笔者认为其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
在中世纪，欧洲的官员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连行政机构都没有，更不用说文官制度了。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进入了政治学中的“政党分赃制”时期，既在议会选举中上台的党派，把政府官职看作是“战利品”，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分配到自己的党派，特别是在竞选中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许愿。
从中国引入文官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现在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现在西方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说法在政治学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其实中国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传播开来，元朝的马可波罗和明朝的利玛窦，这两位意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以上内容摘自高连奎《中国大形势》一书，来源：耕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