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文化36P 洛阳龙门石窟石刻文化
1.依山岩凿成的石室。亦泛指石洞。
2.一种就着山势开凿的寺庙建筑,里面有佛像或佛教故事的壁画。著名的有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因此僧侣们选择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以便修行之用。印度石窟的格局大抵是以一间方厅为核心,周围是一圈柱子,三面凿几间方方的“修行”用的小禅室,窟外为柱廊。中国的石窟起初是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开凿的,多建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从北魏(386—534)至隋(581—618)唐(618—907),是凿窟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在唐朝时期修筑了许多大石窟,唐代以后逐渐减少。这个时期,黄河流域是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被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
石窟艺术是一种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我国现存的主要石窟群均为魏唐之间或宋前期作品,其中以石刻负盛名的是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天水麦积山和重庆大足四大石窟。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完全吻合。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莫高窟】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云冈石窟】
石窟依山而凿,云冈石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60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现存的云岗石窟群,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整个石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石窟内的佛龛,象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东部的石窟多以造塔为主,故又称塔洞;中部石窟每个都分前后两室,主佛居中,洞壁及洞顶布满浮雕;西部石窟以中小窟和补刻的小龛为最多,修建的时代略晚,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整座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雕工细腻,主题突出。石窟雕塑的各种宗教人物形象神态各异。在雕造技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期艺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分,创建出云冈独特的艺术风格,对研究雕刻、建筑、音乐、宗教都是极为珍贵的宝贵资料。
东西绵延约一公里,共有大小石窟53个,佛雕51000多尊,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45公里处,是我国秦岭山脉西端小陇山中的一座奇峰,山高只142米,但山的形状奇特,孤峰崛起,犹如麦垛,人们便称之为麦积山。山峰的西南面为悬崖峭壁,石窟就开凿在峭壁上,有的距山基二三十米,有的达七八十米。在如此陡峻的悬崖上开凿成百上千的洞窟和佛像,在我国的石窟中是罕见的。周围山奇林郁,溪石联映,风景优美,有小江南之称,素有“秦地林泉之冠”之美誉。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块石,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农家积麦之状,故有此名”。
麦积山周围风景秀丽,山峦上密布着翠柏苍松,野花茂草。攀上山顶,极目远望,四面全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只见千山万壑,重峦叠嶂,青松似海,云雾阵阵,远景近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景,这图景被称为天水八景之首的“麦积烟雨”。在我国的著名石窟中,自然景色以麦积山为最佳。
麦积山石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自公元384年,后来经过十多个朝代的不断开凿、重修,遂成为我国著名的大型石窟之一,也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麦积山石质皆为紫褐色之水成岩,其山势陡然起独峰,最初有许多天然之岩洞。它的海拔1742米,山顶距地面142米,现存洞窟194个,其中有从4世纪到19世纪以来的历代泥塑、石雕7200余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由于麦积山山体为第三纪沙砾岩,石质结构松散,不易精雕细镂,故以精美的泥塑著称于世,绝大部分泥塑彩妆。被雕塑家刘开渠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它的开凿年代,大部分学者认为始于后秦,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不断地开凿和修缮,现存造像中以北朝造像原作居多。麦积山石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洞窟所处位置极其惊险,大都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通达。游人攀登上这些蜿蜒曲折的凌空栈道,不禁惊心动魄。古人曾称赞这些工程:“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窟。碎自人力,疑是神功。”附近群众中还流传着“砍完南山柴,修起麦积崖”,“先有万丈柴,后有麦积崖”的谚语。可见当时开凿洞窟,修建栈道工程之艰巨、宏大。
麦积山石窟艺术,以其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中外。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誉麦积山为“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如果说敦煌是一个大壁画馆的话,那么,麦积山则是一座大雕塑馆。这里的雕像,大的高达15米多,小的仅20多厘米,体现了千余年来各个时代塑像的特点,系统地反映了我国泥塑艺术发展和演变过程。这里的泥塑大致可以分为突出墙面的高浮塑,完全离开墙面的圆塑,粘贴在墙面上的模制影塑和壁塑四类。其中数以千计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圆塑,极富生活情趣,被视为珍品。
麦积山的塑像有两大明显的特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趋向。除早期作品外,从北魏塑像开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首下视的体态,都有和蔼可亲的面容,虽是天堂的神,却象世俗的人,成为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从塑像的体形和服饰看,也逐渐在摆脱外来艺术的影响,体现出汉民族的特点来。
麦积山的洞窟很多修成别具一格的“崖阁”。在东崖泥塑大佛头上15米高处的七佛阁,是我国典型的汉式崖阁建筑,建在离地面50米以上的峭壁上,开凿于公元6世纪中叶。麦积山石窟虽以泥塑为主,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石雕和壁画。麦积山石窟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架和修复了1300多米的凌空栈道,使游人能顺利登临所有洞窟。 麦积山石窟的造像最高大者达16米,最小者仅为10余厘米。其中第44窟造像被日本人称为“东方的维纳斯”。西秦的78窟
、128窟的造像的僧衣细致地绘出了图案。建于七十余米高的的七佛阁上塑像俊秀,过道顶上残存的壁画精美绝伦,其中西端顶部的车马行人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车马所走方向均不相同,堪称国内壁画构图之经典之作。
【龙门石窟】
龙门石位于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自古以来,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2680余品,佛塔70余座,造像10万余尊。 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极高的艺术造诣。
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余米。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位时期,于公元675年建成。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 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更加动人,只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栩栩如生。
中国石窟
中国汉传佛教石窟大约始凿于公元3世纪,盛行于5—8世纪,16世纪以后开凿的数量就较少了。现存石窟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古代的西域)、甘肃西部(古代河西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在南方也有一些零星分布。新疆是中国接受佛教较早的地区,最早的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就在此地。
中国汉传佛教石窟的内容十分丰富,其辉煌的艺术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如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既是佛教东传的特定产物,又是中原汉文化在西部集中展示的前沿窗口,它体现了东西两种文化的交融,以独特的身份完成了联接东西两端佛教石窟艺术体系的重大使命。莫高窟现存石窟400多个,其中壁画有45000多平方米,画面如按两米高排列,可构成长达20多公里长的画廊;彩塑有2400多尊,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有数千块,唐宋木构建筑有五座,莫高窟真可谓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等组成的博大精深、绚丽夺目的综合性佛教艺术殿堂。云岗石窟,有塑像51000余尊,造像以气势雄伟著称,其风格精细优美,丰富多彩,被誉为综合外来艺术与传统风格的雕塑展览馆。
关于中国石窟寺建筑的一些知识
中国佛教寺庙建筑的一种。在开凿的洞窟中陈示佛教雕刻、彩塑或壁画。石窟本身及窟外的建筑处理和石窟中的艺术品所表现的古代建筑都是中国历史上各时代建筑艺术面貌的反映。
石窟寺概况 佛教石窟寺首见于印度,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也进行建造。中国最早凿建石窟寺的是今新疆地区,有可能始于东汉,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到达中原,形成高潮,唐宋时除在原有的某些石窟群中续有凿建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窟群,元明以后凿窟之 才逐渐停息下来。现存石窟寺的分布范围西至新疆西部、甘肃、宁夏,北至辽宁,东至江苏、浙江、山东,南达云南、四川。其最重要者为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此外,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河南巩县石窟、河北峰峰南北响堂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和云南剑川石窟等也是比较重要的几处。
敦煌是古代中国对外交通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莫高窟在今敦煌县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的悬岩上。据唐代碑记,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自十六国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延绵千年不断。现存有艺术品的共492窟,其中唐代的占一半以上。莫高窟石质为砂砾岩,不便于雕刻,其艺术品均为彩塑和壁画,现存彩塑2000余身,壁画约4.5万平方米,此外还有4座完整的北宋木构窟檐和窟群附近的2座宋塔。
云冈石窟在大同西武周山的南向悬岩上,现存主要洞窟53座,大部是北魏文成帝和平(460~465)年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 (494)之前的约30年间开凿的。云冈石窟艺术品都是石雕,现存造像有5.1万余尊,大者高达17米。
龙门石窟在洛阳南伊水东西两岸,始凿年代约在北魏太和十八年迁都来洛的前几年,迁都后到孝明帝时的35年间是凿窟的第1个高潮。从唐太宗到玄宗的100多年,是凿窟的第2个高潮。现存石窟1352座,造像均为石刻,约达10万躯。
麦积山石窟全景
麦积山石窟在天水东南形如麦垛的山峰悬岩上,大约与云冈的始凿期相近,自北魏历西魏、北周而至隋、唐和宋。现存195窟,有造像7000余尊,绝大部分是彩塑,壁画约2000平方米。
石窟寺的窟室形制 早期包括北朝的窟形以中心塔柱式为典型,类似于印度的支提窟。此外还有覆斗式方窟、平顶方窟和毗诃罗窟及穹窿式窟。支提是塔的一种称呼,塔是信徒们尊崇的对象,认为绕塔回行是对佛的无尚恭敬。印度的支提窟平面纵长,前部凿筒拱顶,后部平面半圆,圆心处凿刻支提。中国的中心塔柱式窟保留了绕塔回行的礼仪,但形制已向着民族化的方向发生变化,而且由西向东,变化的趋势越发加强。早期克孜尔石窟前部也是筒拱顶,后部平面为方形,中心为一方墩代表塔,绕墩三面凿通道。敦煌的前部为横长方形,上凿仿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双坡顶,后部中心方墩凿成1或2层的中国佛塔形状,但只是大致模仿。云冈的为方形平面,中心塔忠实模仿木结构楼阁式佛塔,有的可达5层。这个时期的佛寺,出于同样的宗教礼仪概念,也广泛采用中心塔式布局,所以中心塔石窟也是对于此式佛寺的模仿。云冈第6窟于此尤其明显,窟内绕中心塔柱在左、右、前3壁下部都浮雕出圈廊庑,后壁为1佛龛,是佛寺周廊和塔后佛殿的表征。
云冈石窟内的中心塔柱
覆斗式方窟和平顶方窟平面都是方形,3壁或仅正面1壁开龛,前者在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都有,其覆斗顶是对于用于尊贵场所的“斗帐”的模仿;后者主要见于云冈石窟、南北响堂山石窟等。它们的总体是当时不建中心塔的佛寺的表征。
毗诃罗窟也源自印度,其典型者是在一较大的方窟左右壁凿一排小龛室供僧人静修,后壁凿佛龛。中国的典型毗诃罗窟很少,仅见于莫高窟,顶仍为覆斗形。
穹窿式窟平面椭圆,穹窿顶,内雕大佛,是对于僧徒山野静修的草庐的模仿,典型者可见于云冈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
隋唐的洞窟以莫高窟最多,其典型者是北朝已出现的覆斗窟。大都只在正壁开1龛,隋及初、盛唐为梯型龛,可认为全窟仍是对于整座佛寺的象征。中唐后改为□顶形佛帐式龛顶。佛帐一般是放在佛殿内部的,所以可认为全窟只是一座佛殿的象征。覆斗窟中心高起,没有平顶的压抑感,各壁都没有中心柱的遮挡,适应了大型经变画大量出现的要求。唐代莫高窟还有个别的大佛窟和涅□窟,前者内造高达30米的弥勒佛,大佛窟窟内下大上小,强调了仰视时的透视错觉,窟的上部前面开设明窗,加强了大佛头部的采光。后者平面横长,安置佛涅□卧像。隋唐时在莫高窟和炳灵寺、天龙山等石窟还有个别的中心塔柱式窟,是这一时期中心塔式寺院仍有建造的反映。中心塔柱式窟在宋代也还极个别地出现过,如大足石窟毗卢道场窟。
敦煌莫高窟三种基本窟形
五代和北宋的代表窟形是莫高窟广泛凿建的背屏式窟。覆斗顶,四壁不再开龛而在窟内中心靠后凿大佛坛,坛四周为通道,坛后留出直通至顶的背屏石壁,应即佛殿扇面墙的仿造。塑像置于坛上,和人处于同一空间。
石窟寺的窟檐 早期包括北朝的石窟在石质稍好的地方,窟外都凿有许多石质窟檐,如云冈、麦积山、天龙山和南北响堂山等。一般都是前沿敞开,3间4柱,平面横长,凿入岩内,后壁正中开甬道与主室相连。窟檐都模仿木结构建筑,刻出柱、枋、斗拱、檐口、瓦垅和屋脊及鸱尾,是建筑史的重要资料,也表明了中国石窟民族化的过程。麦积山上七佛阁窟檐最大,面阔7间,通长达31.5米,列柱高可达9米,上部就岩壁凿出庑殿屋顶形。在石质不宜雕刻的地方,如克孜尔和莫高窟则建造木构密檐,岩面上留下了许多木构件插入岩壁的孔眼。窟檐是从外部空间进入到窟内佛的空间之间的必要过渡,同时也大大改善了石窟正立面的形象。
莫高窟还保存有5座唐末宋初的木结构窟檐实物,其中4座北宋窟檐仍相当完好。斗拱雄大,出檐深远,通过定量比较研究,可以证明它们都保留有很强的唐代风格。它们都没有角翘,和当时敦煌壁画里的建筑形象一致。在中国唐代木构建筑实例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是建筑史的重要资料。
麦积山石窟北魏七佛阁仿土殿石凿窟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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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中的壁画和石刻表现的建筑 在石窟中宗教题材的壁画和浮雕中保存的建筑形象资料非常丰富,时代从十六国晚期下迄于宋和西夏,延续800年之久,建筑类型包括有城市、宫殿、宫阙、佛寺、佛塔、住宅、坟墓等许多建筑组群和亭、台、楼、殿、廊、墙以及桥梁等许多单体,还表现了如台基、栏杆、梁、枋、门窗、斗拱、屋顶和脊饰等各种部件、装饰及色彩。它们和窟形、窟檐一起,在许多方面都填补了建筑艺术史研究的空白, 尤其对于从魏晋到盛唐之间建筑实例十分稀少的约 400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石窟中的建筑资料以敦煌壁画为最重要,它的延续时代最长,资料最多,类型最丰富。此外,在云冈、麦积山、炳灵寺、龙门、大足和其他一些石窟的壁画或石刻中也都有所表现。
敦煌莫高窟北宋木构窟檐
建筑的院落式群体组合方式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特征。现存建筑只有晚到辽金时代才有一些院落不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在敦煌壁画里从隋代开始就已画出了成组群的建筑,唐宋画出了大型院落的壁画数以百计,表现了丰富的组合方式和高度的建筑艺术水平。其中盛唐以前以凹字形平面组合为中心,前有水池,池中建平台的构图方式在日本古代建筑中还有许多实例。大足和四川的其他石窟也有唐宋时期的大型组群石刻浮雕。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建筑图像
敦煌石窟从十六国晚期至唐的许多阙形龛和宫阙,明确地反映了从汉代到隋唐以后又延至明清阙的发展过程。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有几百座塔,表明了在实例中十分罕见的楼阁式木塔实际是古代佛塔的主流,反映了印度的□堵波塔和中国重楼融合过程中的中间状态,还提供了在北朝时中国已建造过金刚宝座式塔的例证。敦煌壁画里的几百座城垣对古代城形、城墙、城门、城楼、角楼、马面以及里坊制和古代新疆地区的城垣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敦煌壁画还画出了多座唐宋住宅,其典型者分前后两院,与北京现存的明清四合院住宅相当一致。
敦煌莫高窟西魏壁画宫室图
建筑部件和装饰、色彩资料也以敦煌壁画最丰富,其中斗拱可达万朵,细致地反映了由北朝至西夏斗拱的发展史。壁画里的建筑绝大多数都没有角翘,结合也没有角翘的窟檐,可以为研究中国建筑重要的形象特征角翘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提供直接的材料 。
石窟建筑
佛教建筑有许多种类,石窟是其中最古的形式之一,在印度称为「石窟寺」。石窟本是佛教僧侣的住处,佛在世时就已经存在了。一般石窟寺是开凿岩窟成一长方形,在入口的地方有门窗。石窟中间是僧侣集会的地方,两边是住房。后来发展成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做「礼拜窟」,一种叫做「禅窟」。礼拜窟雕造佛像,供人瞻仰礼拜;禅窟主要是供比丘修禅居住的。礼拜窟有作前后两室的,也有单独一室的。其入口处有门,上面开窗采光。其平面有马蹄形的、有方形的。内部装饰有在石壁上雕凿佛像,也有在中心石柱雕造佛龛、佛塔,也有在石窟四周作壁画的。印度现存的佛教石窟以公元前一、二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时所造的阿旃陀石窟重为最著名。其建筑、雕刻和壁画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一)中曾概括地把阿旃陀石窟的位置、建筑、雕刻、民间传说等生动地记述下来。这些记述现在已成为记载印度阿旃陀石窟最宝贵的古代文献。
从公元四世纪到八世纪之间,印度佛教的建筑艺术向东传播,我国西北,如新疆的库车,甘肃的敦煌,山西的云岗,河南的龙门,河北的南、北响堂山等地现存的古代石窟,就是首先吸取了印度石窟造型艺术而建造的。
敦煌石窟是我国现存比较完整的石窟群之一,它自北魏历隋唐五代宋元至清一千多年,共计开凿一千多窟。北魏洞窟形式都是摹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前面入窟地方有一个「人」字形披间,是便于礼佛跪拜的前庭,窟的后半部有一个龛柱(中心柱),是为礼拜时遵照印度习惯回旋巡礼用的。隋唐洞窟大约有两种:一是沿用北魏的龛柱形式;一是中央平广而三面有笼壁的形式。后来建造增多,为省工起见,把龛柱改成须弥座和屏风,别创一种洞窟的形式。
各时代石窟雕刻作品的鉴别,主要是从其面相、花纹、服装等加以观察。如六朝面相多是丰圆,后期较为瘦长,唐代则是颊丰颐满。衣纹最初用汉代传统的阴线刻法,后来兼采用西域的凸起线条,更发展成为直平阶梯式的衣纹。服饰一般是采用印度的装束,由单纯而逐渐演变为复杂。各个时代作品的这些特征,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天才。在我国广大土地上,从新疆的库车、高昌,甘肃的敦煌、永靖,大同的云岗,义县的万佛堂,洛阳的龙门,太原的天龙山,邯郸的南、北响堂山,济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栖霞山,杭州的飞来峰,四川的广元、大足到云南的剑川,有一连串的石窟寺,分布在各个名胜地区,把我们的锦绣河山点缀得更为雄伟和富丽。这些石窟的雕塑、壁画等,是我国古代艺术家把传统的艺术和外来的影响密切会合起来而创造的珍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所有雕塑和绘画虽都以佛教故事作题材,但其中也有反映各个时代人间现实生活的情景,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宝贵资料。
在旧中国,由于政治腐败,文化落后,民不聊生,帝国主义者趁机千方百计掠夺我国的文化遗产。因此,许多石窟里的雕像、壁画等也成为他们窃取的对象。在许多石窟中,有些佛像的头部被凿下,有些壁画被刮去,成为他们国家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我们今天到那些石窟寺(如山西天龙山,河北的南、北响堂山)去,到处见到断头折臂的雕像。这种摧残我国文化的恶劣行为,实在使我们痛恨不已;同时,更加激发我们尽心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
鬼斧神工——中国石窟艺术
在甘肃辽阔的大地上散布着众多的石窟寺。它说明在历史上,甘肃有过一段令人难以想象的佛教兴盛期。而了解到历史上甘肃地区以至整个中国在汉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曾是一个战乱频仍,地方割据政权林立,社会、政治、经济动荡的地区和国度,也就不难理解佛教何以在甘肃和整个中国能够迅速得到传播并很快受到社会上下的推崇了。世界上三大宗教均是在社会动荡、百姓苦不欲生时得以广泛传播的,其中道理似乎既复杂又简单。而要解开那许许多多既复杂而又简单的谜,甘肃石窟古老而丰富的历史遗存,是最好不过和最为可靠的实物资料。
当人们只能凭文献得知,东晋的绘画大师曾以一种“盘铁如丝”的“铁线描”技法来创作作品却从未见过此类绘画实物时,人们却从甘肃石窟的壁画中看到了。
宋人所撰《图画见闻志》称北齐绘画大师曹仲达的画风是“曹衣出水”。可今天谁也没见过“曹衣出水”的形象。因为曹仲达的画到宋代以后己荡然无存。可是在甘肃西至敦煌莫高窟,东至北石窟,南至麦积山石窟,在许多魏晋雕塑和壁画上,何谓“曹衣出水”却是一望而知的事。但见亭亭玉立的菩萨衣裙裹体,如出水的刹那,肌柔骨健的质地,尽在衣裙的皱折处露出,此即为“曹衣出水”的形象。甘肃石窟的雕塑、壁画揭示了魏晋时的绘画技巧,说它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空白并不为过。
多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艺术家在探索、研究石窟艺术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他们不断地为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所激动。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石窟艺术博大精深,不是一次、十次的考古调查和几十篇文章可以穷尽的。因为中国的石窟艺术凝聚着世界上几个伟大民族的智慧、审美意识和理想,它是几个古老国家的文明相融合的产物。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中国的丝绸沿着汉王朝打通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抵达地中海岸的古罗马帝国时,佛教也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传入,一种由印度民族创造出的艺术——石窟佛雕艺术亦传入中国。而印度佛雕艺术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
那是公元前334年前的事。马其顿国王统帅着他的东征大军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中亚地区。他们用血和剑征服了从今叙利亚到印度河流域这一广大地区,并使之希腊化——一座座希腊式城市在这一地区出现,大量具有希腊文化传统思想的移民来到了这一地区。而作为希腊化的一部分,古希腊的雕刻艺术也进入了这一地区。嗣后,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佛教信徒为给佛陀造像,便取法古希腊雕刻艺术并加以创新,以至产生出一种新的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即犍陀罗佛教艺术。这种专为佛界神灵开窟造像的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即刻同中国秦汉以来已达到很高水平的雕刻艺术相融合,最后形成了以北魏时期雕像为代表的完全中国化的佛教雕刻艺术。从希腊到中国,再从中国到日本及东南亚,东西方文化以佛教艺术为媒介,以丝绸之路为通途,使几个文明古国的文化携起了双手。
库木吐喇石窟
戈壁荒谷,石壁灵泉——库木吐喇石窟
在库木吐喇石窟东北不远处坐落着克孜尕哈石窟,它的西南方又有托乎拉克埃肯石窟,这样就在古龟兹西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石窟群区。据考证,库木吐喇石窟距离皮郎古城(龟兹汉唐都城)最近,因此兴起与发展的速度也更快。离库木拉石窟东面约2公里处还有一座古城遗址,今称玉曲吐尔遗址,据猜测很可能是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由此,库木吐拉石窟在整个龟兹石窟中的重要地位就可见一斑。
库木吐喇是维吾尔语的译音,意思是“沙漠中的烽火台”。窟群分布在渭干河东岸的山麓或断崖上,分为南北两区,相距约3公里。北区的洞窟较为集中,已编号的洞窟有80个,但窟形和壁画保存较完好的还不到半数。南区洞窟分散在河东岸和几条山谷内,编号的32个洞窟中保存较好的不到10窟。
库木吐喇两晋时期的石窟与克孜尔石窟极为相似,但后期石窟却与之风格迥异。唐代时开凿的14号、16号、45号石窟,其窟内壁画扫从前滞钝呆板的笔法,显得生动自然,是库木吐喇壁画艺术的巅峰之作。
14号窟右壁有一幅《降魔图》。佛袒露右臂,坐在莲花座上,周围燃起熊熊烈火,火中燃烤着许多狰狞的妖魔。另一幅《迎佛图》中,两个王公贵族正无比虔诚地迎候佛的到来。正壁是弥勒经变,但已多处漫漶,难以辨认。
16号窟的窟顶中心画了一列朵云,两旁整整齐齐排列着小千佛,宛若宇宙星辰,多不胜数。小千佛均坐在莲花座上,双颌下垂,每个佛都有项光、身光,项光代表着佛的智慧,身光则昭示着这里的众生具有极其殊胜的福德因缘。千佛周围,祥云飘缈,大雁飞翔,一派佛国仙境的景象。
库木吐喇45号窟窟顶中心是一行宝相花图案,笔法细腻,色彩绮丽。其左右的大千佛,面目丰盈秀美,其袈裟或袒右、或通肩;或作“禅定印”,或作“施与印”,或作“转法轮印”,或作“施无畏印”(这些都是佛的各种手姿,如禅定印就是将双手仰放下腹前,右手置左手上,两拇指相接)。大千佛的头上有宝盖,表明这些都是“菩萨”级别以上的大神。
同是唐代所作的壁画,库木吐喇与克孜尔石窟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它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艺术风格上唐风较浓。唐代时的龟兹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尤为密切。唐王朝使节的频繁来往,以及驻守在龟兹的3万唐兵,带来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女皇武则天极好佛教,使得龟兹的佛教大为兴盛。加之库木土喇地处龟兹国都与安西都护府的附近,由此便出现了数量繁多、唐风浓郁的壁画。回头再看14窟“降魔变”壁画中,击刺释迦牟尼的武士装的魔鬼,头上戴着雉尾,与盛唐时“天王”的装饰相同;《迎佛图》中的江水,更是“一摆三波,三折之浪”的唐代画法。15窟所画的菩萨像,头戴小型花鬓冠、高发髻,胸前有复杂的细缨络,披巾下垂、横于胸腹之间,是中原各地石窟、盛唐以后菩萨像的标准形态;画的用笔,更具吴道子人物画“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的典型风格。
库木土喇石窟中还有少量回鹘高昌时期开凿的,其中保存最完好的要数79号窟。窟内右壁下部有一幅“地狱变”。坐在方台上的地藏菩萨在中心,外面跪着一行六人,其中两个长着角的鬼卒抓住两个人的头发在捆绑捶打,另两个鬼卒正拉着锯把一个人的头锯成两半……大家一定还记得佛教中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名言吧,指的就是这普济众生,包括地狱中的饿鬼、牲畜等一切生灵的地藏菩萨。由于“地狱变”壁画在全国石窟中绝少发现,这幅稀有的壁画因此在佛教艺术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库木土喇石窟外,渭干河缓缓流淌。这条龟兹国的母亲河,曾孕育了独具特色的龟兹古乐,孕育了庞大的石窟艺术,孕育了瑰丽独特的龟兹文明。神秘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里静静沉睡,塔里木河旁的胡杨林千年葱郁。库车,正在祖国的边疆奏起抒情的乐章,焕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你我。
万佛堂石窟
中国佛教石窟。位于辽宁省义县城西北 9公里大凌河北崖上。石窟坐北朝南,共计16个,是中国东北部最大的石窟群,与云冈石窟属同一系统。石窟分东西 2区。西区9窟,据第5窟北魏《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记载,开凿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东区7窟,据第5窟内北魏景明三年(502)《韩贞造像题记》,可知其营造于6世纪初。
西区分上下2层,下层为6个大窟,各窟之间还有一些小龛。除第1窟外,其余5窟由于大凌河水冲刷,前部已完全崩塌。故自第 2窟起,各窟东西两侧都凿通相连,原窟门或全部堵塞,或仅露上部成为明窗。第1窟为平顶方形中心柱窟,高约5米,每壁长约7米,东西北三壁开龛,龛内造像及四角天王均系明清补作。中心柱四面开龛,上下2层,龛形皆为北魏时期,唯每面下层龛内佛像皆为后世所造,自尖拱以上,佛像、供养人及弧形华幔、化生童子等皆为北魏原作,与云冈同期造像风格极近。第 2窟仅窟顶残存北魏时期的莲花和飞天以及原窟门东上角的弥勒菩萨像。第3窟风化颇甚。第4窟为不规则长方形,高2.4米,堵塞的窟门上刻有交脚弥勒,左右有2个较小的供养菩萨,东边刻有4排千佛,另有2个小龛雕像,一为释迦、多宝,一为维摩诘、文殊。第5窟高约5米,长7米,仅存后半部,尚可见尖拱上有5个化佛,拱端浮雕螭首,两前脚张开,尾向后翘起,卷上为拱的外边。下面为小坐佛、莲花、飞天等。东南角残留的《元景造像碑》的上半部浮雕小屋是研究北朝建筑的珍贵材料。第6窟为万佛堂最大的窟,东西长8米余,今仅存后壁正中大弥勒像,高3.2米,交脚倚坐,水波状发髻,长眼,高鼻,薄唇,有犍陀罗雕刻造型的影响,与云冈同期造像风格一致。佛后座尚有阿难像,东边上部有小龛,内刻一佛二菩萨,龛下刻小坐佛8身。此外尚残存二菩萨。第7、8、9窟在上层,窟内雕像全部风化。
东区石窟风化亦较重,仅第 6窟遗留一些北朝作品,亦多不完整。该窟西向,后壁凿一大龛,内雕释迦坐像,高肉髻,长眉细目,高鼻薄唇,丰颐,系北朝中期风格。南壁尚残存浮雕维摩诘手持□尾。南壁外面有残损的仁王等雕像。
陕北石窟
中国的佛教石窟。位于陕西省北部,包括铜川、延安、榆林地区的石窟。肇自北魏,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各朝代,以至中华民国时期,总计800余窟,造像达8万余身。现存北魏至元代造像为石雕,明代有石雕也有泥塑,清代以后则全部为泥塑。
北朝石窟 陕北北朝石窟有北线和南线两条走向。
北线由吴旗、安塞、横山县直至通往大同的古道附近,为云冈型;以横山县接引寺摩崖造像、安塞县云山品寺、吴旗县石窟寺为代表。开窟时代相当于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横山接引寺摩崖菩萨立像高5.5米,作与愿印状,头戴高宝冠,双垂宝缯,面相丰圆,方颐薄唇,直鼻深目。安塞云山品寺石窟群,形制为马蹄形和方形穹窿顶中心塔柱,塔柱四面造像,内容为释迦、交脚弥勒和鹿野苑说法、涅□变等佛传故事。壁雕千佛,造像秀骨清像,长颈削肩,褒衣博带,体态优美。服饰为浅阶梯式和阴线结合手法。窟楣仿木结构斗拱构筑,两侧壁雕双塔,极其华丽。吴旗石窟寺方形平顶,中央并列二中心柱,柱三面造像,风格服饰同安塞云山品寺,但造像较之更为修长清瘦和稍具程式化。
南线由甘肃经富县、黄陵通往洛阳和由长安经宜君通往陕北的古道附近。北魏、西魏石窟数量较多,富县川庄西王母洞、黄陵县麦洛安石窟和香坊摩崖大佛造像等皆属龙门石窟早期风格,石窟形制亦为方形、长方形、平顶,塔柱或中心柱。西魏石窟大多为佛教、道教小窟,其造像继承了陕北画像石雕刻风格,富有地区性民间造像特色。
黄陵香坊摩崖大佛造像
此外,在宜君县、黄陵县沮河流域、富县葫芦河流域,还有南迁的鲜卑族和匈奴族供养人开凿的少数民族石窟,如宜君县福地水库石窟、黄陵县香坊石窟,以及一批胡服造像石窟,如富县西王母洞、宜君县彭村石窟和泰家河摩崖石刻。供养人和胁侍菩萨造像皆胡服圆领紧袖系腰,着长靴。
北周石窟在南部黄陵县寺湾悬崖有大窟1个,在北部榆林县开光城下有小窟6个,神木县虎头峁有2个摩崖造像龛。造像方拙短壮,头大颈粗,为民间造像风格,具有北朝晚期向唐代过渡风格的特征。
隋唐石窟 陕北隋唐石窟较少。隋代石窟以佳县刘国县乡隋大业五年(609)的玉泉庵为代表,系佛、道造像混合之石窟。长方形窟,洞口左右雕蹲狮、力士,门楣呈尖拱形,雕莲花卷云纹,富丽壮观。门内壁上部为佛涅□浮雕,左右各雕束发袒胸、握降魔杵之佛教护法金刚和戴冠长髯袒胸、握三股叉道教老者护法神,以及二胁侍菩萨。菩萨低花蔓冠,宝缯双垂,方颐,微笑,颈圆如柱,璎珞华丽,披帛和璎珞由肩呈U字形下垂至足,裙带如绅,亦呈U字形下垂至腹,形成腹足双U字形。以菩萨为代表的石窟造像风格呈大块方柱形造型,雄浑宏伟,身躯比例粗短,头大,颈圆粗且长,为北朝石窟造像向唐代转变之典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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