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尾崎家不只三个男孩子，长大成人的却仅秀池、秀实跟秀树。
秀实生下来十天，父亲秀真便应前辈友人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之邀，来到台湾，任职《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部。那是明治34年（1901年）春天的事情。三年后，母亲背着秀实，来台依亲，住进了第一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出名的别墅，其实仅是茅屋数椽的“南菜园”里。当时后藤新平夫妻正在学脚踏车，常来菜园里练习，已经会跑会跳的秀实，曾指着后藤问：“你就是后藤民政长官吗？”搞得秀真夫妻很是尴尬，后藤却不以为忤，把秀实抱在膝盖上玩，还一起拍了照。
再后来，叔父尾崎茂、大哥秀池也都来了。一家人和乐融融地在南方新故乡安顿了下来。秀实是名“秀才”，从小聪颖过人，自“总督府国语学校附属小学校”（今台北市立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一路读到“台北第一中学校”（今建国中学），都是优等生，考试成绩几乎不曾跌落第一名之外。中学毕业后，回到日本就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随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独逸法学科”。因长兄秀波此时也已考进明治大学商学部，一家两名大学生，开销浩繁，实在不是一介文士的秀真所负担得起，幸而此时已转任东京市长的后藤新平又慨然伸出援手，秀实方得顺利完成学业。
念大学时，两件事影响了秀实的一生。感情上，他演出了不伦之恋，爱上嫂嫂英子，经过一番折冲奋斗，兄嫂离缘，两人则不顾世人眼光，于秀实毕业后，毅然结婚，成了一对革命情侣。说是革命情侣，则因1923年，大杉荣与爱人伊藤野枝、六岁外甥橘宗一同时遭到宪兵队虐杀，引发秀实对社会主义兴趣，埋首苦读，终而成为一名共产主义忠实信徒。这一切，英子初始不甚了然，日后渐渐知情，却一路伴随，始终无怨无悔。
“我在决定和英子结合之时所发的誓言还记着吗？那不仅是遇到任何苦难都一同忍受的意思。我在当时已开始着眼新的人生，心知自己的前途苦难甚多，誓言中也有要把一无所知的英子当作苦难中伴侣的意思。——我一直都在暗暗观察时代如何前进，把自己的命运系在那上面，来决定如何行动。”1941年秀实被捕入狱后，曾写信这样告诉英子。
1926年，秀实中断研究所学业，进入东京《朝日新闻》，成为社会部记者。因为中文流利，加上时局所需，没多久便转到大阪《朝日新闻》“支那部”，更于1927年冬天奉派为上海特派员。据尾崎自述，当他与爱妻搭乘客轮接近上海时，看见长江大浪滔滔，一时心情激动竟流下泪来，久久不能自已。日后，他将独生女取名“扬子”，即因“扬子江”之故。
当时的上海，或因租界缘故，成了世界谍报之都，八方风雨会申江，尔虞我诈，风云诡谲。精通中、英、日、德语的秀实在此“魔都”，可说如鱼得水，穿梭往来于各国人士之间。他一方面跟“左联”文人，如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郑伯奇等人多所来往，通过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更与鲁迅有了交情：“有一个叫尾崎的新闻记者，精通德语，知识广博，为人也可靠。”夏衍在其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里更直接指出，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因美国左派记者史沫特莱（AgnesSmedley）的介绍，认识了以《法兰克福邮报》记者身份来到上海，实际上却是为苏联收集情报的德国人佐尔格（Richart Sorge），并加入其情报网，成为其中一员。
1932年，秀实回到了东京，上海的经历，以及精辟的分析报道，让他成为著名的“支那通”。他不停写出各种掷地有声的评论文章、专著，尤其1936年“西安事变”的剖析预测，让他声望扶摇直上，最后成为近卫文麿内阁的“嘱托”（近于“高级顾问”），直接制定、与闻各种政治、军事决策。另一方面，则通过此时人已到了东京、且化身成为“德国大使馆”一员的佐尔格，不断将各种机密情报送往莫斯科。
据说，秀实最后所获取，恐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情报是，1941年秋冬之际，莫斯科遭到德军攻击，岌岌可危。斯大林亟思抽调远东兵力西援，却忌惮日本关东军乘虚而入，而犹豫不决。秀实在侦知日本军部决定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宣战之后，即刻将此情报交由佐尔格转达莫斯科，斯大林方始下定决心调动远东军二十个精锐师回防莫斯科，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
但此事是否为真？至今聚讼纷纭。秀实当时在日本被认为的“犯罪”事实，法庭上所举的六十多件证据，内容泰半是分析政治情势的论文，说他“反战”，说他“赤色分子”，诚然事实，但若说他“卖国”，似乎牵强了些。加上尾崎被捕后两天，近卫内阁随即垮台；秀实刑期推定传言也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展，与日俱增，从十五年徒刑逐次加重，一直到了1943年的死刑。有人因此怀疑这一间谍案，或系军部与右翼势力阴谋酿造而成，为的是取得战争主导权。
“11月1日收到岐阜寄来的明信片，得知你的消息。身体所患系何症，需找医生早日治好。听说你精神好，我便安心。……父亲搭便船返回台湾的消息令人感到悲壮，带着衰老身躯，冒险回到即将成为战场的台湾，我真想劝阻。他老人家或是想到留在台北的孩子们，才如此不顾危险而行的吧。人心可怜之爱，诚然令人悲痛。……父亲此次或者对故乡感到幻灭了。近来常有警报，希望你鼓起勇气应付内忧外患。天气渐凉，今年薪炭格外不足，想必很冷。我也正准备提起勇气与寒冷对抗呢。”
1944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秀实自日本巢鸭监狱发出第36封明信片后，三十分钟过去，狱卒打开牢门：“出来吧。”他听后，安静地换衣着装，跟着狱卒走向刑场。喝过一杯日本茶后，从容走上绞首台，很淡定地跟一干人等告别：“再见了，再见了。”
——这一声再见了，想必也包含他曾度过少年岁月的南国故乡台北吧！
“通过这本书，台北的山川，我幼小的时候生活过的淡水河边的模样，以及我最喜欢的‘中国汤面’的香味，都伴着昔日父母的音容笑貌，朦朦胧胧地浮现在了眼前。”
也是那36封明信片之一。在读完鹤见祐辅《后藤新平传》后，秀实曾如此告诉他的妻子。
2013年，整理书店新收日文旧籍，偶然得见尾崎秀实所著《支那社会经济论》，纸面精装，书脊脱损经补，书页泛黄焦脆，幸得内文完好，版权页里，版权浮贴犹存，“尾崎”朱红印文判然。此书出版于昭和15年（1940年）6月，正是秀实以政论家身份活跃于日本政坛之际，但恐怕也就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