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语：从最初短暂的被推崇，到旷日持久的批判，以及最后静悄悄地恢复名誉，武训在新中国的遭遇可谓跌宕起伏
韩福东/文
“我们大家再想一想，武训先生，一个要饭的叫花子，要了40多年的饭，办了三个义学，让穷孩子们也能够念书，学文化，真是了不起。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我们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睁眼的瞎子，今天我们纪念武训，要办好我们的中学，扫除文盲，提高文化……”
电影《武训传》的开头，是一个女教师挥舞着右手，在武训的故乡声情并茂地面对村民们讲述武训的功绩和解放后的愿景。她背后，是一张大大的“武公遗像”，遗像两边的对联为：结线头缠线蛋一生劳动化，这边剃那边留满腔革命情。《武训传》开拍于解放前的1948年7月，但中国电影制片厂在完成三分之一任务后陷入财务困难，并最终由昆仑营业公司接手，于1950年10月完成整个拍摄。这部跨越3个年份的影片，片长超过3个小时，以歌颂清末行乞兴学的武训（1838-1896）为主旨，但甫一面世，即遭来非议，毛泽东亲自发起批判，使其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片。
今年3月，《武训传》正式解禁，开始发行正版DVD公开销售。60年的时间足够长，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孙瑜，主演赵丹都已经作古，但因此所引发的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省思。
1949年后，从最初短暂的被推崇，到旷日持久的批判，以及最后静悄悄地恢复名誉，武训在新中国的遭遇可谓跌宕起伏。而他的尸身，也曾被开棺鞭挞，流离失所，至今武训纪念馆墓中衣冠尚无，遑论尸骨；魂未归来。
背景：土改开始，共产党来了
《武训传》1948年拍摄时，武训已经过世52年。他的后人仍居住在山东省聊城市堂邑县武庄（今冠县柳林镇武庄）。武训的重孙武玉泉这年15虚岁，他记得当时剧组住于聊城，在武庄拍戏的情景。“咱是武训的继承人，觉得拍戏纪念这很好啊。武训的神主牌位什么的，都被剧组拿去借用。”武玉泉对笔者说。
此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3年，国共两党尚在激烈对峙。武玉泉从小唱的抗议日本“欺压我中华”老歌，很快就变为了歌颂共产党的新曲。“左权将军，家住湖南澧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牺牲。”武玉泉现在还会哼这个小曲，他当年加入了儿童团，为共产党战士服务了两三年。“共产党占领聊城后，国民党反攻，他们武器好，厉害着呢。共产党没那么好的武器，但是命好。”虽然祖爷爷办过义学，但武玉泉自己并没有读过几年书，他对内战有自己近乎信天命的看法，“国民党飞机遮天盖地，黑天白日地过飞机去东北，但打不赢，傅作义一看共产党命大，就投降了。”
武玉泉说，国民党曾在武庄征兵，并非见人就抓，而有钱的人也可以花钱免除兵役，作为家中独子，他免去了此劫。共产党的做法也与此类似，“够年龄的人都要抓阄，抓到的就要去给共产党抬担架。好危险的，不想去的就花钱买别人去。”
但比国民党更有效的方式是，共产党通过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并分给贫下中农的方式，聚拢了底层大部分百姓的民心。这就是“土改”。“分地是很重要的胜利原因，没地怎么吃饭？共产党领导农民分地，叫农民吃上了饭。”武玉泉说。
那时武玉泉的父亲——即武训的养孙武金兴还活着，他成为了有权力参与分地的贫民委员会委员，但并没有入党。武玉泉对此的解释是，父亲胆小，怕国民党反攻回来后自己被枪毙。
土改涉及到强权下利益的重新分配，其间的博弈颇为复杂。武玉泉说，分地开始即不公平，入党的积极分子可以分好地，而普通社员只能种差地，还有的干部贪污、乱花钱，“有的干部收了富户给的黑钱，该斗争的就不斗争了。”
不过，虽然觉得“下面的土干部坏，不说真理”，但解放初的武玉泉仍然觉得“共产党不孬”，对其表示拥护。
这是《武训传》拍摄时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土改有争取人头的现实计算，如1947年3月《冀鲁豫日报》刊发的短论所言：“那（哪）里的土地改革进行得越彻底，那里的农民保田反蒋自卫的情绪就越高，游击战争就越能广泛有力的开展。领导上如善于提高农民保田反蒋的要求，就一定可以把热火朝天的土地还家运动和对敌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达到游击战争的胜利，保住翻身的果实。”而在理论上，土改的逻辑是改变“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换言之，那些被认为拥有了“剥削财产”——超过一定数额土地的人，就要被打倒再踏上一只脚。
经常奔走于“剥削阶级”门庭内募款，被统治阶级所赏识，且其本人也拥有地亩账的武训，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是否需要重新评判？而《武训传》拍摄组，对此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文盲武训，乞讨兴办三座义学
“先生，武训干啥要讨饭办义学？”学生问。
“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些个穷孩子们。今天，咱们祖国解放了，穷人翻了身了，你们大家都可以去念书，去学文化，可是早先在清朝的时候，只有有钱的人家的孩子，才念得起书。咱们穷人家的孩子，是不能够念书，也不准念书的。”女教师说到这里，目光变得凝重起来：“可是，武训他老人家，他就不管这些个，他说，穷人也一样是人，穷人怎么就念不起书呢？”
武训在《武训传》里出场时，是1845年，他7周岁：父亲两年前去世，他跟着母亲在村里讨饭过活，因家贫，父母都是文盲，武训也没钱读书。“念书好，念了书，才懂得世上的事，才不给别人欺负。念了书才会有好日子过。”母亲不经意地提起“武庄没有义学，念书是要钱的”，勾起了武训兴趣，决定乞讨读书并办义学。
电影中有很多虚构的情节，甚至连武训父亲去世的年份都搞错了。事实上，武训的父亲正是1845年去世。关于武训丧父后的作为，各种文献说法不一。周拔夫《武训先生年谱》称其“从兄长谦学习农事”，杨汝泉《“义学症”武七先生外传》则说，他从1845年开始在伯父家做苦工。张道平《武训先生年谱》则认为，武训十四五岁时才开始佣工于族叔父家。而按照《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义丐武训积资兴学请宣付史馆立传折》上的说法，武训“失怙”后开始乞讨，“随母行乞，所行食，必先其母，人皆称孝。”新中国成立后，江青主导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则通过采访认为，武训缺乏“庄稼活的基本常识”，只给做贡生的远房姨夫张变征看过果园，和干些喂牲口的轻便活，做工一两年而已；正式行乞则是将近20岁的时候。
至于武训何以兴办义学，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义丐武训积资兴学请宣付史馆立传折》称，这缘于武训“自恨不读书不识字，见乡学儿童就学，辄尾随其后，群儿颇厌辱之，则大愤，誓必教人人读书识字”。一般的说法是，武训21岁起宣称要办“义学”，此后，他通过卖地、乞讨、放债生息及捡拾破布废缕拈线绳出售等方式积累钱财，50岁前后，在乡绅郭芬等人的资助下，在柳林镇东门外建了“崇贤义学”。
这个善举深得堂邑县令郭春熙和山东巡抚张曜赏识，经上报清廷，光绪皇帝特奖“乐善好施”牌匾，令武训名声大噪。此后，他又在了证和尚等人的资助下，在邻近的馆陶县杨二庄办了第二座义学。清光绪22年（1896），武训病逝，此时位于临清县御史巷的第三座义学刚刚竣工不久。
此时的山东巡抚袁树勋在《奏义丐武训积资兴学请宣付史馆立传折》上说：“访诸耆老，佥云武训行乞，未尝费一钱，甘一饭，劝置妻室蹙然曰：'有妻则有子，将耗吾资’，竟终身不娶，积铢累寸，设学三州县，宅舍经费请首事董理之，已绝不过问，惟学生有惰者，则长跪其前，因是人多敬惮，成就日多。”武训逝后，附祀乡贤祠，《清史稿》中，也列有“武训传”，全文如下：
“武训，山东堂邑人。乞者也，初无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贫，从母乞於市，得钱必市甘旨奉母。母既丧，稍长，且佣且乞。自恨不识字，誓积赀设义学，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积三十人，得田二百三十亩有奇，乞如故。蓝缕蔽骭，昼乞而夜织。或劝其娶，七谢之。又数年，设义塾柳林庄，筑塾费钱四千馀缗，尽出所积田以资塾。塾为二级，曰蒙学，曰经学。开塾日，七先拜塾师，次遍拜诸生，具盛馔飨师，七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馀。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常往来塾中，值师昼寝，默跪榻前，师觉惊起；遇学生游戏，亦如之：师生相戒勉。於学有不谨者，七闻之，泣且劝。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训。尝至馆陶，僧了证设塾鸦庄，赀不足，出钱数百缗助其成。复积金千馀，建义塾临清，皆以其姓名名焉。县有嫠张陈氏，家贫，刲肉以奉姑，训予田十亩助其养。遇孤寒，辄假以钱，终身不取，亦不以告人。光绪二十二年，殁临清义塾庑下，年五十九。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县人感其义，镌像於石，归田四十亩，以其从子奉祀。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先后疏请旌，祀孝义祠。”
民国时共产党也褒扬武训
时代转入民国，政府及知识分子对武训仍极尽褒扬。
1921年，在蔡元培、李石曾、王寿鹏等人的发起下，临清武训小学共获得捐款3163元，其中有徐世昌总统100元，他还特地颁发了“热心公益”匾额。七年后，值武训诞辰90周年，临清武训学校校董及蒋中正、冯玉祥、李宗仁、宋美龄、梁启超、蔡元培、李德全、傅斯年、李苦禅等70人共同发起，为临清武训学校募捐。从《临清武训学校募捐启》可以看出武训身后的影响力：“堂邑武训行乞兴学，为举世所信仰景慕者，垂数十年，其盛德懿行，载在清史、独行传及国立各级学校教科书，又散见于当代文豪之撰著集录，近则学堂唱歌于校，伶人演剧于场，虽妇人孺子，几无不知武训为空前之义人者。”
民国期间，多有义学以“武训”为名，仅冯玉祥一人就在泰安创办了15所武训小学，冯玉祥称武训为“我们教育史上一位奇特伟大的大人物”。1934年对武训诞辰97周年的纪念，非常隆重。《武训九七诞辰纪念册》中，有包括林森、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张学良、杨虎城、张自忠、陶行知、梁实秋等人的题词和大量纪念文字。
武玉泉说，国民党政府对武训非常推崇，只是武家后来和当地乡绅杨树坊产生矛盾，义学最后由杨家所掌握。
毛泽东1938年也曾提过武训：“当教员，同时又要学习，不要认为这是小事。黑格尔、孔夫子还是个圣人（笑），几千年只此一个。他们也未当过省长，孔夫子做官，也不过小国里的秘书长……由小的地方出发可以有利于全世界。中国有个武训，不去做官，当叫花子。现在是不是提倡同志们去当叫花子呢？（笑）不是，只请你们当教员，下决心当一世教员，也许七八年以后调你们走，但你们要安下心来。”（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干部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彼时也是赞美武训的。1943年，《新华日报》还出过纪念武训的专题，刊载了潘梓年《武训的人生观》、达捷《学习武训先生》等多篇文章，极尽赞誉之词。这一年，中共山东省冀南区党委、行署还组建“武训县委”，将堂邑县部分地方自行划为武训县，一直到1949年8月才撤销。
“共产党还沾过武训的光，地下党徐运北曾在武训学校教书做掩护。”武玉泉说。徐运北是山东聊城人，1934年入党，长期在济南和鲁西北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卫生部副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等职。1984年，他手书“武训纪念堂”、“山东堂邑武庄武训学校”、“山东堂邑柳林武训学校”、“武训先生之墓”等，被制成牌匾或刻碑沿用至今。
1945年12月5日，陪都重庆举办了纪念武训107周年大会。郭沫若在讲话中直称武训为“圣人”，称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柳亚子则激愤地一边痛斥“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一边高呼“武训先生万岁”。
电影《武训传》投入拍摄的1948年，正是武训诞辰110周年，上海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编了一本《武训先生的传记》，也正式由上海教育书店出版。当时还没有迹象显示，即将取得内战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要重新评价武训。
阶级斗争观念深度侵入《武训传》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称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月，迎来了武训诞辰111周年——1949年12月5日。北京教育界照例纪念武训。北海悦心殿对武训照片、画传和此前的纪念材料，进行了公开的展览，教育界还在前外华东戏院举行扩大纪念会。《光明日报》对此做了报道，还刊发了一篇署名“下俚巴”的文章《学习武训》。
这篇文章沿袭一些流传已久的谬误说法，称武训年轻时为人扛活，两次共四年的工资，都被地主用假账骗取，而且挨了一顿毒打，武训因此得出结论，是因为不识字才发生了这些事情，萌生兴学动机。接下来，作者表达观点说：“虽然武训没有找出受地主欺骗的根源，他的兴义学也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要明白在他生长的年代，中国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可是在今天来纪念他，有莫大的意义。因为他的奋斗精神，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万众一心的人民大团结，对于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是不难实现的。在今天来纪念武训，我们应该用这种学习态度和新的观点来发扬他的伟大精神。”
该文透露出一个评论武训的新方向：武训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兴学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虽然他的奋斗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观点需要更新。这比此前《新华日报》的报道和亲共文人“圣人”、“万岁”的说法，更能代表执政者内心真实的意识形态。
这一年，因为财务、器材和场地等各种困难，刚刚拍摄三分之一的电影《武训传》几乎全年停拍。1950年2月继续拍摄，并于年底结束，而后开始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放映。
阶级斗争观念，深度浸入电影《武训传》。它明确告诉观众，清朝的时候，穷人家的孩子是不能够念书的。武训七岁时，将卖艺和乞讨来的铜板，拿去学堂想要读书。结果教书先生大喊：滚出去！滚！！你，也配念书？滚！滚滚！！老师带着全班学生，一路把武训轰到了学堂门外，武训摔倒在地。老师说：书是你们要饭的念的吗？接着又是好几个“滚！”
讨饭的孩子，即便有钱都没有资格念书，还要受到辱骂。这是对“封建社会”教育的明显妖魔化。电影《武训传》后来还讲述，武训在一个举人家打工，因亲人生病，想领取3年未支付的工资，但举人却污其早已支领，并令手下吊起鞭打他。这亦符合彼时对“土豪劣绅”的宣传，但与社会的真实景观存在很大差距，也不是武训的亲历。
“总有一天，这个天下都是咱们穷人的！”武训继续乞讨兴学，路上看见他打工期间结识的周大率领起义者骑马飞奔而过。电影《武训传》虚构了一个起义者周大，宣称武训与他“一文一武”，进行为无产阶级谋福利的试验。
在电影的末尾，讲故事的女教师对学生们说：“对了，将来的天下，一定是咱工人阶级领导的。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社会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你看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可他死了之后呢，还是叫地主们给抢去了。所以说呀，单凭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还有那个周大呢，你看他烧、杀、除霸、报仇，可也没有法子把广大的群众给组织起来。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得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做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这些话最终完成了一次政治认识上的升华：和周大一样，武训也是有局限的，他的反抗并不足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未来才是光明的。
推崇，但开始强调局限
在1949年以前，电影《武训传》的拍摄者是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国制片厂。因内战原因，1948年11月停拍。而后上海昆仑公司买来已拍摄的三分之一胶片，打算续拍。此时，剧中的演员已经有几位分隔在了海峡两岸。
这时候，也有意见认为，武训行乞兴学这种“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斗争方式在刚刚解放的中国的火热革命胜利情绪中显得不够积极”，应予停拍。1950年，上海文化局和艺术节同志举行了几次座谈后认为，仍有续拍的价值。《武训传》的导演孙瑜，在影片上映后，曾在《光明日报》撰文，讲述其编导该片的过程。他说，当时上海文化局认为《武训传》值得续拍，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价值：1.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揭露封建主义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毒辣……观众看了武训时代人民要求文化教育的艰难，更可以加紧学习文化。2.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武训传》描述封建主义和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残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做了一生一世的斗争，虽然他的学生在当时不可能解放穷人，他的那一种个人的、苦行僧式的、到处下跪的（这是武训限于历史条件下他能力范围内所采用的斗争方式）斗争方式不足为训，观众可以从影片中看出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组织下，在无产阶级政党正确领导之下，才可以铲除封建主义和打倒帝国主义。3.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武训行乞兴学是只有旧社会制度里才能产生的一个奇迹，虽然武训本身并不是一个所谓奇人或圣人……他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热爱他也可以热爱我们的民族，提高民族的自信和自豪。
很自然地，武训不再是郭沫若在陪都重庆时所说的“圣人”，《武训传》也被赋予了“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的政治使命。
包括这部片子的主演武训，都专门写了《我怎样演武训的》，来谈自己的政治觉悟：“我们更通过了文代大会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等等的学习，在认识上已提高了一步，较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与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学习批判看历史……武训，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被侮辱、被迫害的劳苦贫农，他一生的事迹，也仅是劳动人民向剥削阶级做反抗斗争的典型事件。又因为一百多年前的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还不可能有革命的组织革命理论的领导，所以，一切的反抗斗争就必然失败。”
赵丹的这篇文章，刊发在李士钊所编、孙之儁绘画的《武训画传》上。这是1951年出版的有关武训的几本著作之一。郭沫若在该书序中说，“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佥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
武训虽然仍被推崇，但开始强调他的局限。武训被高度政治化了。这个时候，对武训的评价显然已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了相当大不同。整个社会开始左倾。电影放映后，果然好评如潮。《大众电影》将其列为1950年国产10部最佳影片之一。
然后，它开始迎接属于自己、武训和文艺界的厄运。
革命总动员
电影《武训传》在中南海播放，赢得了不少掌声。那是公映前4天——1951年2月21日的晚上，朱德观影后与导演孙瑜握了手，并称赞道：很有教育意义。朱德身边的周恩来，除了要求将地主“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外，并未提更多意见。
3年前，周恩来曾对孙瑜提出过三点关于《武训传》的指导意见：站稳阶级立场；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武训最后对兴学产生怀疑。孙瑜完全照办。自从昆仑电影制片厂接手拍摄《武训传》后，他们对剧本做了大量的修改，以适合新的政治需求。华东局宣传部与上海市委共同审查通过了该片。
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参与了影片审查放映会，他的回应是几个连续的“好”字。他算是第一个赞美电影《武训传》的中共高层领导。接下来在中南海的放映会上，百余位中央领导的掌声，给了孙瑜更大的自信。
毛泽东当晚因故没能前来观影，他后来在外地与江青一起调看了该片，情势开始陡变。
按照江青1974年与维特克长谈时所说，他们俩人看完影片后都不高兴，江青批评说，《武训传》是改良主义的戏，毛泽东没吭声。
但几个月后，毛泽东还是下定决心，向武训开火。《武训传》仍嫌左倾得不够。
媒体的争鸣空间：教育片还是政治片？
电影《武训传》公映前后，媒体上刊发的评论，大抵都坚持着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下断语。虽然整体上对《武训传》表达了敬意，但也提出不少商榷意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董渭川，是比较少见的希望影片不要沾染太多政治意识形态的作者。他在《光明日报》上刊发了一篇《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该文提到，《武训传》演给新中国人民看，主要应该发生两大作用：大量文盲的存在，阻碍着新中国的建设，学习武训精神，有助于加速教育的普及；从武训这个杰出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许多传统的卓越精神，保持和发扬这些高贵品质，并吸收到新爱国主义里去，是放映《武训传》所应有的收获。
董渭川的家乡是山东邹城，位于武训办义学的聊城东南部二百余公里。民国时期，曾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及山东省第一民众教育辅导区（该区包括鲁北17个县）主任等职，对武训可谓非常了解。在肯定《武训传》富有教育意义的同时，他也表达了部分异议，主要是认为电影已经不是一部单纯的教育片子了。“剧中所表现的，于武训的故事之外，有地主恶霸的穷凶极恶，有太平天国失败后遗留下来的'响马’的烧杀，有地主家的婢女和武训之间若隐若显的爱情，有地痞流氓的饮酒嫖赌，有武训被张举人痛打后躺在床上发烧而产生的劳动人民入地狱受苦难的梦幻，有婢女上吊时墙外两个女人抱着孩子的'招魂’，有慈禧太后坐殿时的群臣下跪，有……不光把武训的故事演义到漫无边际，而且牵涉出这么多的问题来，反倒使重心转移，把表扬武训的意义大打折扣了。”董渭川进一步分析，认为《武训传》用太平天国周大与武训分途异趣各行其是，是在暗示观众改良主义与革命的分歧点。他反问道，电影中所表现的读了义学的儿童们不肯劳动，使武训自己也对“义学”怀疑起来，这种欲表扬之而又否定之的表现方法，观众得到的是什么呢？
董渭川认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伟大人物（他用的是“伟大”这个词）和伟大事迹，如果拿今天的革命成就比较衡量，恐怕都有被否定的可能。我们应该从那个人代表的精神和当时发生的影响，做肯定的介绍，而不应该用今天的尺度做否定结论。他的结论是，希望编导孙瑜把《武训传》单纯当作教育影片修订一番。
从整体上看，董渭川对《武训传》批评大于褒扬。他还提到，自己翻阅段承泽编印的《武训先生书传稿》，发现被影片遗漏而足以增强其感人力量的材料不在少处，而勉强拉进来的不相干材料，又颇有产生反教育作用和歪曲原意的可能。
虽然思想上开始左倾，但董渭川内心仍坚持某种意义的教育与政治分离理念。《光明日报》可以刊发这样的文章，表明当时媒体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争鸣空间。董渭川所提到的段承泽，军阀出身，曾任职孙传芳部下，国民党陆军中将，退伍后以武训为榜样，“退赃赎罪”，倾家财兴办义学、收容难民。1938年，他与画家孙之儁合作的《武训先生画传》正式出版。孙瑜1944年就是在这本画传的基础上改编出《武训传》电影剧本的初稿。
随着共产理念的深入人心，和新的统治阶级产生，段承泽版《武训画传》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孙瑜不断修改剧本，而孙之儁1949年又和上海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合作了另一本《武训画传》，该书也是在1951年正式出版，与电影《武训传》几乎同时面世。李士钊在著者序中赋予了武训“反地主、反恶霸、反封建制度、反缠足、反迷信”等“过去无法表达出来”的“进步思想”，并主动回应了对武训兴学是“改良”而不能使穷人真正得到“翻身”的观点：
“我们以为他处的时代不同，他本身的主观条件受了种种的限制，能够做出一件平凡而伟大的事业，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并高度的发扬了对本阶级的友爱和为人民服务坚忍不拔的牺牲精神，是值得歌颂而且应当效法的。”
在接下来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武训画传》一直是作为电影《武训传》的陪衬而受到猛烈批判的。
愤怒的社论
标志性的开端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社论，重点批判了电影《武训传》，还提到1951年出版的关于武训的三本新书：《武训传（电影小说）》，孙瑜著，上海新亚书店出版；《武训画传》，李士钊编，孙之儁绘，上海万叶书店出版；《千古奇丐（章回小说）》，柏水编，上海通联书店出版。社论要求“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社论的作者显得非常愤怒，不满于几个月来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的评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该文还罗列了京津沪三个城市报刊上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里面包括董渭川的《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也包括评论《武训画传》的几篇文章——长之《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1951年2月26日《光明日报》；管大同《介绍武训画传》，1951年2月27日《光明日报》……
批判的苗头在江青与毛泽东合看过《武训传》的那一天就显现出来了。江青对周扬（时为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说，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至少要有个评论，但周扬并没有当回事，而是回应说：“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不好？”
到了1951年3月下旬，毛泽东亲自出马，给周恩来做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原本对《武训传》持支持态度的周恩来，开始召集茅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讨论批判事宜。而周扬也开始改变态度，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附和胡乔木的说法，认为《武训传》的错误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甚至于连影片中“毛泽东画像与武训画像放在一起”这样的安排，也被他上纲上线为“原则上错误”。
杨耳（许立群，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是最初的所有批判文章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它刊发于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还加了一段编者按：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化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这里我们发表了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这篇文章虽然只接触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见解却比较深刻。我们希望能借此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陶行知大概是民国时期，推崇武训最力的教育家。陶行知本人，也一直受到中共的称赞。杨耳此文，主要是和之前刊发于《文艺报》四卷一期的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进行商榷。贾霁在文章中批评了董渭川等人的观点，认为武训“不足为训”，并为陶行知何以称赞武训做解释说：“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
杨耳则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陶先生在这件事上错了——虽然，那并不足以掩盖陶先生的全部的光辉。
就这样，陶行知的光辉形象可以继续留存，而“武训精神”也得以从他身上剥离，受到批判。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预示着是到了大张旗鼓批判的时刻了！
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
4天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开篇提到了杨耳的这篇文章，并一锤定音，用了很多诸如“狂热”、“丑恶”这样的形容词来为《武训传》和武训定性：“《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毛泽东。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刊发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号召党员参加这一原则性讨论，以分清“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的原则区别，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区别……了解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应当表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错误是应当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还是应当采取革命的斗争态度。”
接下来的批判连篇累牍，非中共党员也不甘人后。包括郭沫若、黄炎培、冯友兰、夏衍、范文澜、楚图南、胡绳、张天翼、何其芳、艾青、钱俊瑞、华君武和汪曾祺等人，都纷纷表明立场。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袁水拍与江青领衔、“武训历史调查团”撰写的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他们深入到了武训的家乡，在武训逝后55年，实地调查和采访了很多老人，重新叙述与评价武训。
《武训历史调查记》全文达三万六千余字，自7月23日开始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调查组成员上至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水拍，下到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韩波，共13人。任职文化部的江青也厕身其中，用的是化名“李进”。
“最开始是袁水拍来我家问：武训这个人，有什么材料？然后李进也把我父亲叫去——她走后才知道就是江青，后来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来。他们把武训的地亩档和两本书——《武训兴学始末记》和《兴学创闻》拿走了。依据地亩档，将武训定为大地主。”武训重孙武玉泉对笔者说。
除了大地主外，还给武训定性为“大债主”和“大流氓”。“大债主”是因为武训放贷。“大流氓”这顶帽子是怎么来的呢？按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司洛路1980年接受访问时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临清西关进行调查时，曾听说有个三十多岁的寡妇，武训曾认她为干娘，说武训吃过她的奶；还说柳林也有个妇女跟他有来往。当时调查这个事时，很多人都嘻嘻哈哈地当笑话说的，确实不确实呢？并没有调查到结实的材料。”
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对此是这样描述的：“武训晚年在临清有一位干娘，现年七十多岁，青年守寡，生了个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武训绰号'豆沫’——笔者注）。我们在武庄访问时，见过一位老太太，八十多岁了，他自己也不隐讳她和武训的关系，说豆沫吃过她的'妈妈’。在场的武金兴的妻子听了生气地说：'你干么说这个！’这位老太太说：'干么不能说，人家（指武训）不是凡人！’在她的心目中，武训不但成了名，而且成了神，她感觉她和武训有这类关系是光荣的。但此人却非武训的'干娘’，而是他的族弟妇，年轻时就守寡。”
笔者在武训故乡采访时，武玉泉也回应了这个说法：“我有个邻居，眼睛瞎，当时有60多岁，是个寡妇。调查组来调查时，她来我们家串门，正好遇见。她说武训不是凡人，喝过她的奶。我妈反驳说：你多大年纪啊？武训去世时，你还没出嫁呢！后来有记者来拍照，她也觉得不好，不让照了。她的孙子吵她胡来，说瞎话。她那时还没过门来武庄呢。我妈后来问她，那么说是什么意思，她说想沾点光。后来批判《武训传》时，也总说这事，听说地方拍戏也给拍了进去。她的孙女很受不了。”
“大流氓”的批判，只是一个花絮。关键在“大地主”、“大债主”的定性上。因为武训虽然兴办义学，但名下拥有田亩（按《武训历史调查记》得出的数字，武训田地共计三百零七亩三分二厘四毫六丝），放贷也是事实（虽然利息用于义学）。《武训历史历史调查记》在文末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调查前，目的、要求和结论已定
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也是调查组成员。按照他晚年的回忆，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之前，目的、要求和结论已定，所以在调查中，就光喜欢听否定武训的坏话，不喜欢听赞扬他的话。“调查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因为拍摄电影《武训传》时也进行过调查。他们的论点、要求却和我们相反，他们是赞扬歌颂的，需要的材料是好的、肯定的。两次调查相隔时间不久，被调查的人又大体相同。开始时被调查的人并不了解我们的意图，所以一说起武训，就大加赞扬。这使我们很做难。有这样一个实例：堂邑的县委书记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意图，但县长还不知道，就召开了会。在会上，县长还是老观点，一再讲武训的好话，急得县委书记直拉他的衣襟。以后地方党组织向群众做了工作。人们的谈话才慢慢转变了。”
武庄当年13岁的武金居曾倚门看过江青等人对他爷爷们的访问。“江青坐在那儿一声不吱，其他人有问的，有写的。具体访问内容记不清了，但我五爷爷、七爷爷都没说武训的缺点，是江青他们编的。我大爷爷他们也不识字。”武金居对笔者说。
说所有受访者都没有提过武训的缺点，可能也并非事实。武训并非完人，也不可能没有人际间的冲突矛盾，土改过程中流氓无产者的崛起似乎加剧了这种负面评价。“我老爷爷（武训）办义学，村里部分人说没沾他光。他要是大地主（不兴学，有更多地），村民就（在土改中）分地富了。”武玉泉说。
武玉泉还说，“当时调查组只要谁说出武训的错误，就赏给5万元钱（旧币，合换新币5块钱），那时穷，有人看给钱就说了，有的给钱也不说。我父亲后来听说这事，和我说起过。”这个说法，笔者并未得到其他旁证的支持。
位于鲁西北平原的堂邑武庄，绝大部分村民并不知道已在报上轰轰烈烈展开的武训批判运动。“村里看不到《人民日报》。电影《武训传》我们也是在1967年批判时看到的，当时还有人鼓掌。”武玉泉说。
后来，有村干部找到武玉泉的父亲武金兴，两人还展开了一场辩论。“村干部说：武训不娶媳妇，江青说如果都像武训这样，中国不断根了？我父亲说：他不是叫人不娶，他给别人说媒说了一百多家呢。村干部还批判武训奴隶主义，说他有三顷地，还不是地主？武庄没沾他的光，穷就穷他身上了，如果那些地能分一分，武庄就富了。我父亲说：武训是帮国家建校培养人才，建校村里谁拿了一分钱，怎么能说被害？”武玉泉说，倒是自家人受害，因为没有钱，他父亲武金兴也只读过几年小学。
武玉泉本人也是解放后才开始读书，完成小学学业后，于1962年起在民校当了三年教师，每月3元钱的工资。“后来因为打倒老爷爷（武训）了，就不聘用我了。”他父亲武金兴，在土改结束后，不再担任贫民委员，但1950年代一直是县劳模。
这似乎意味着，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此后政治运动的一个区别，即虽然理论上将武训批倒斗臭，但基本上并不对现世的关联人追究责任。包括《武训传》的编导孙瑜，彼时仍然可以继续拍片。
但随着政治运动的接连深入，情势就完全不同了。
文革高潮：给武训掘墓鞭尸
文革时，对武训的批判达到顶峰。
生于1942年的武金标对笔者说，文革开始后，武训后人被抄家，他曾和很多人——包括外村村民围着看“四旧”被焚烧的情况，烟火很大，其中既有其他村民家的老书，也有武训的画像、神主牌位匣子等物。
“村里人还领着'四类分子’开批斗会。武训后人也去了。我有个四奶奶也想沾光，他说武训喝奶——大伯哥喝兄弟媳妇的奶。”武金标回忆。
的确是有些乱套了。“兴义学”者，不仅无功，还变得罪大恶极起来，并且波及子孙。批判武训时，武玉泉有时和父亲在台下旁听，有时和其他“四类分子”在台上接受批斗，最厉害的是1966年的一次批斗，专门针对武训后人。
位于冠县柳林镇的武训墓也在1966年的9月被红卫兵砸开。“众红卫兵把棺盖抬到一边，又纷纷拆卸四周的挡板，整块棺材底板和武训的骨架被抬了出来，有人乱摸乱抓武训的寿衣，有人把寿衣片抓到手里拈揉着玩，有人高声吵嚷道：'这种衣裳一见风就烂。’人声噪杂，乱乱轰轰，武训的寿衣碎片被风刮得满地都是。一个红卫兵用棍子把武训的头骨挑了起来，高高地挑着，头骨在棍子顶端一圈一圈地不停地旋转着，围着人群转了一大遭，所谓叫武训见见世面。”曹树椿在调查走访后撰写的《武训墓挖掘记》中这样记述。
这是武训批判的高潮。而此时距离国务院办公厅发文为武训恢复名誉，还有20多年的时间。
这里的平反静悄悄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毛泽东病逝，而江青则关进了秦城监狱。“平反冤假错案”工程启动，此时距离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有半个甲子，当年一些参与批判武训的人，也开始有所反思。
最早提出为武训“平反”的文字，大概是张经济——一个与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毫不相关的人所写的《希望给武训平反》。该文刊发于山东曲阜师范学院1980年第四期的《齐鲁学刊》（双月刊）。接下来，该刊又连续刊发来信来稿综述《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评论》，立场鲜明地要求为电影《武训传》及武训本人恢复名誉。
这份刊物1981年发表的冯毅之的《要从<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调查中吸取教训》，和4年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发的《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司洛路同志谈<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写作情况》，因是来自“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的第一手材料，迄今仍是研究《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最核心文献之一。
而官方对武训平反的最早公开回应，是在1983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全国普通教育会议上讲话时曾提及：“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的名誉。”两年后，胡乔木在北京“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对武训批判做了否定性发言，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武训平反问题，至此进入实际操作层面。
但平反工作，出于“以免把事情搞得复杂化”考量，进行得遮遮掩掩。最终虎头蛇尾了事。
《齐鲁学刊》一声惊雷
在《齐鲁学刊》刊发《希望给武训平反》之前，张经济已经在到处投稿，呼吁为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平反。他工作于江苏无锡市公安局崇安分局，在文革期间曾去过武训的家乡，“耳闻目睹当地干部、群众对武训的冤、错、假案很是不平，言辞之间极其崇敬这位穷苦人的教育家。”他个人也认同这个观点，所以自文革结束的1976年起，就开始不懈地给媒体写信。
1978年，在海峡对岸，台湾《山东文献》发表了沈景鸿《乡贤武训》、张培鸿《圣丐武训行乞所唱的歌谣》以及《武训传略》等文，纪念武训。这代表了彼岸华人世界的另一种价值观。而在大陆，为武训平反的呼声也酝酿着，即将蔚为风潮。1979年11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即有人提出，对于“武训传批判”这一历史公案，应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而《齐鲁学刊》是较早公开表达这种立场，且引发舆论很大反响的媒体。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的张经济文章，堪称一声惊雷。
“还有一些'禁区’并未打破，对武训的评价就是一例。至今，他的名誉还没有恢复，他的冤案还没有昭雪，学术界、教育界仍不敢提到他的名字，难道这种状况应当继续下去吗？！”张经济在信中说，“武训何罪？还不是因为他忍受屈辱为穷孩子办了义学吗？这有什么罪？这个为穷人办了好事的老实人，竟然在他死后几十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惹下了大祸，惨遭批判，被打成：清朝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平心而论，这三顶帽子硬套在武训的头上，是缺少根据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也是江青等人从50年代起就搞文化专制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这封来信仍有着时代的痕迹，譬如他在论证中还强调：“清朝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据学界考证，清廷并未嘉奖武训黄马褂——笔者注），并没有以此欺压过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同孔子每收一名弟子需缴十条干肉相比，总要进步得多吧。”“他本人并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终失败，那只是当时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该文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新闻社以电讯稿的方式，转发了这篇文章，《文汇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和山东本地的党报《大众日报》，也都转载了该信的摘要。
接下来，《齐鲁学刊》趁热打铁，又在接下来一期的刊物上发表李士钊《对<武训传>问题应进行学术性探讨》。李士钊原为上海武训学校校长，1951年编著的《武训画传》亦被毛泽东在社论中点名批评。
李士钊在文中回顾说：“一部电影有缺点与错误,进行适当的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活动。但是,后来的发展,使这一学术领域的活动变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政治思想运动,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变成了对关于武训的各种著作及其作者的批判,问题牵扯之广,时间持续之长,在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很突出的。至于对《武训传》的作者(主要是孙瑜和我)的批评,更是极尽讽刺、挖苦和奚落之能事,完全离开了学术讨论的范围。特别是江青插手搞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后,使一切不同意见都处于窒息状态。”他希望能够回归学术层面，重新评价《武训传》。
而《齐鲁学刊》连续两期刊发的来信来稿综述《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评论》，则汇集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与学人意见——如北师大教育系曾文聪、南京师院俞润生、辽宁大学中文系刘卓等。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应予平反。
媒体已经有了讨论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空间，但官方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直保持沉默。据说195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层，对平反有反对意见。
万里：能否恢复武训的名誉？
按照武训重孙武玉泉的回忆，李士钊曾于1980年与聊城师范学院的相关人士来武庄，重新调查武训。“他说上面要调查，为武训恢复名誉。把村里的老人都叫来，了解情况。当时我们家连茶壶和碗都没有，不得不到另一个村民家里去。”武玉泉对笔者说，李士钊没有在武庄住宿，当天就离开了。但此后数年，他又来过武庄多次。
但官方一直迟迟不予表态。
在官方表态之前，1951年“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原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所撰写的文章《要从<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调查中吸取教训》（《齐鲁学刊》1981年第1期），值得单独做一介绍。他应是最早公开提出武训批判是“冤家错案”的“武训历史调查组”成员。
冯毅之在文章中做了自我检讨：“我当时的觉悟不高，政治水平低，思想不解放，盲目崇拜也很严重，又加上受了'盲从也比不服从好’谬论的影响，在调查中虽然感到有些不实事求是，却从未敢怀疑过批判《武训传》会有问题。”
“就调查材料来看，武训为办义学叫穷孩子念书，他掏钱募捐，积累基金，他自己却吃粗穿破，甘心情愿地做了一辈子乞丐。他最后买了三四百亩地，都是托人管理的，所有收入他未用分文，都用于办义学了，这样怎能说他是大地主呢？义学基金是放过债，但他自己不曾经手，所收利息也全部归义学使用，他自己没有买过一件新衣，吃过一顿好饭，又怎能说他是剥削人的大债主呢？他为了讨钱办义学，什么苦行的事都干，什么难堪的洋相都出，见人就下跪叩头，甘做儿子，学驴叫狗爬。对于这样一个被义学迷了心窍、完全忘私为穷人谋利益的人，说他是大流氓，实在是太不公道了。”冯毅之最后说，只有真正彻底地实行民主，提倡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认真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才有可能避免像《武训传》批判这类是非颠倒的冤假错案发生。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齐鲁学刊》未再刊发有关武训平反方面的文章。按张明《为武训的研究说几句话》一文的说法，聊城师范学院教师李绪基、孙永都也曾在1981年访问了《武训传》编导孙瑜和“武训历史调查组”的部分同志，但是和《齐鲁学刊》一样，他们也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调查材料未能问世。可见在平反武训问题上，阻力仍然巨大。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武训传》平反的表态，因此显得难能可贵。万里曾先后两次做类此表态，最早的一次是1983年7月27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全国普教会议上，万里说：“解放后，教育很有成绩。但错话、错事也很多，批了武训。你们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复他的名誉。他要饭所得用来办学，却给他戴上一顶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帽子。现在如果有这样精神的人，应该表扬。”
大概是万里讲话的影响，1984年开始，武训故乡山东冠县开始有所动作。中国文联副主席吴作人为“武训先生故居”题了字，这年秋天，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则先后写了“武训纪念堂”、“武训先生之墓”及“山东堂邑武庄武训学校”、“山东堂邑柳林武训学校”两块校牌。
但真正的变化，还要等到1985年胡乔木的公开表态。
胡乔木：武训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
1985年6月25日晚，万里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张绍虞——此人1954年任堂邑师范学校（原柳林武训师范学校）校长，两人就武训平反问题进行了对话。一个月后，李士钊根据张绍虞的复述整理了对话内容：
张绍虞：武训这个人，现在看可不可以为他平反？
万里：我已经两次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为他平了反。话是我讲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很同意。
张绍虞：你两次为武训平反的讲话，下边都不算数！群众为武训平反搞了些民间活动，领导既不支持也不表示反对。
万里：那好，这么办吧！你回去由县里向地区行署写报告，再由地区行署向省府打报告，由省府向国务院打报告，国务院作一次专门研究，然后批回去为武训平反，恢复武训师范。
张绍虞：武训这个问题，省里是否有权为之平反？
万里：省里有权为武训平反。哪个朝代办教育都是对的。武训这个人不能批判，正如斯大林不能批判，孔子也不能批判。孔子是位老教育家，他在教育史上有重大贡献不能批判，武训办学还有罪吗？1951年5月批判武训时，我正在重庆，就不同意。后来听说是毛主席带头批的，我就不好说了。因为牵扯儒家、法家的不同观点问题而没讲的。毛主席是个伟大人物，后期有些错误，如果每个问题都批判他也不好，所以有几句涉及毛主席的话我都叫勾了去了。因为不宜上报，不宜广播。
张绍虞：原堂邑柳林武训师范是1951年批判武训后，先改为堂邑师范，以后又改为柳林师范的。可是1962年下了马。
万里：下了马，现在可以恢复。你回去可以找李昌安同志（山东省省长），他可以向国务院打报告，批一下就行了。
张绍虞：因为批判武训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株连，如《武训画传》作者李士钊就曾受株连，他原来是十三级干部，后来变为十七级的（实际是由原文艺三级降为文艺十级）。你和李士钊熟吗？
万里：我不熟悉。这个事你回去要抓紧办，争取在十三大之前办完，凡是因批判武训受株连的干部、群众都要彻底平反。
张绍虞回去后立即行动。7月30日，冠县人民政府向聊城行署和山东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提了三点建议和要求：1.为武训彻底恢复名誉，推倒强加于武训的诸如“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等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同时，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恢复名誉。2.修复柳林镇原“崇贤义塾”遗址、“武林”遗址和“武训故居”，供人们瞻仰和游览。3.恢复和重建武训师范学校。修复和重建项目共需投资530万元，鉴于地、县两级财政困难，呈请纳入国家计划。
冠县的报告还未获山东省政府批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就于1985年9月5日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称，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1951年）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胡乔木还说，对《武训传》导演和演员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
胡乔木做出否定建国初对《武训传》批判的讲话时，李士钊也在现场。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了这个消息，表明胡乔木的讲话代表中央，并表达出强烈的平反武训信号。
“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
在胡乔木讲话两个半月之后，山东省省长李昌安和宣传部长郑维民接见了张绍虞和冠县副县长许公绥。李昌安在提到万里与胡乔木的讲话后表示：是否存在平反问题，怎样平法，由中央决定。省政府会把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的意见集中起来向国务院写个报告。
李昌安透露，万里此前来山东时，还向李昌安问及张绍虞是否来省政府找过，让省政府给国务院写个报告。
张绍虞和许公绥显得有些急迫，郑维民部长回答说，平反涉及好几个层次，包括武训的问题、电影的问题和武训师范学校的恢复问题，要组织人研究，查找资料。李昌安说，恢复武训的名誉是肯定的。但怎样恢复还要中央说句话，省里不能定。武训师范也要恢复，名字不一定叫武训师范。等中央同意后，再一项一项落实。
1985年12月18日，山东省政府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及4点意见：一、为武训恢复名誉，山东省主要通过内部处理的方式，拟于明年召开一次“武训学术讨论会”，对强加给武训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诬蔑不实的罪名予以推倒。会后在《大众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讨论会消息和介绍武训生平及其兴学精神的文章，以此来表明武训名誉已经恢复。二、武训批判涉及的问题和造成的影响是全国性的，不仅仅是山东一个省。因此，建议请国务院考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三、遭到破坏的“崇贤义塾”遗址、“武林”遗址和武训故居等，可逐步恢复，供人们瞻仰游览。武训师范学校，酌情重建为冠县师范学校，鉴于地方财政比较困难，请国家财政给予支持。
4个多月后，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做出批复：“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胡乔木同志作了指示：'武训其人，过去大加挞伐是错误的，现在如大张旗鼓地恢复名誉，似亦过当。最好在彻底查清当时指责各项问题的基础上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这与武训传之涉及陶行知、孙瑜等一大批人有所不同。’请遵照乔木通知的批示精神斟酌处理。”
在胡乔木讲话之后，国内报刊曾刊发数篇关于武训的文章，包括《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发表了孙瑜的《关于如何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真实情况》。在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后，他本人还拍过《宋景诗》（1955）《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等电影，但到了文革，则受到严厉的批斗，还被抄了家。而今，他终于可以放下包袱再就《武训传》发声。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也在1985年第四期，将四五年前因“极左思潮”干扰而未能刊发的文章，公之于众。
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全国媒体出现一次不大不小的宣传武训的热潮，包括《人民日报》还曾摘要转载北京《群言》杂志刊发的《<武训传>批判对教育的影响》（作者刘季平）。
1986年4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刘兰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做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工作中的部分情况和要求》的发言。她提的建议包括，恢复过去以“武训”命名的三十多所学校，修复武训墓、故居和纪念堂；恢复各级教科书中有关武训的篇章；重新放映《武训传》；为《武训传》批判受株连的干部、群众进行政治上的彻底平反。
此时，山东省正沉浸在召开“武训学术讨论会”的期待中，聊城师范学院为配合讨论会的召开，正在编辑出版《武训史料丛刊》和《在江青炮制下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背面》。但国务院“限于地方范围内处理”的批复，让“武训学术讨论会”胎死腹中。刘兰盈代表关于公开放映《武训传》等建议，自然也无人落实。
和胡乔木最初讲话时党媒的宣传相反，官方正式为武训平反时，选择了静悄悄的方式。
消失的武训故居和被唤醒的记忆
在武训重孙武玉泉的记忆中，1980年代末期，正是武训平反的困顿阶段。“武训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要等到1991年。这一年3月25日，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放出一则20天前的消息，称武训研讨会筹备会议已于3月6日在冠县召开，冠县武训故居委员会、聊城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等单位是发起单位。会议决定9月下旬召开武训研讨会。
研讨会9月25日召开时，主办单位又多了冠县县委、县政府。来自北京、江苏、山东等省市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丁方明和陶行知之子、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系教授陶成等人发来了贺信。会议为期两天，按照国庆节这一天《聊城日报》的报道，大家认为：“武训兴学是有着时代局限的，这种局限是武训本人无法解脱的，不能因其局限性就全盘否定武训本人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虽然是在为武训正名，但这些专家学者们，似乎比宣称“哪个朝代办教育都是对的”的万里更加坚持原教旨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武训的局限性这一前提。这是1990年代初的舆论氛围。
武训的后人此时则被政府淡忘，他们甚至相当长时间内不知道武训已经被平反。1989年，冠县柳林镇武训纪念馆筹建小组开始修复武训墓，但并未通知武玉泉等人。以至于保存在他那里的李士钊撰写的《叔先祖武公墓志》并没有刻碑。甚至于连文革期间掘墓后，被武玉泉父亲偷偷埋在一块麦地里的武训遗骨，也未移葬墓中。武训墓内空空如也。
之前屡屡提及的“武训故居保护”，并未得到贯彻。“武训故居有三间正房，一间门楼。房子山头都歪了，用棍子顶住，成了危房。我们和县里说了好几次，希望拨款加强保护，县里说找这个事没意思。我父亲1993年为此还去京上访，但一直没解决。那一年，就把故居拆了重建。”武玉泉之子武成田对笔者说。
冠县曾一度想在武训墓东侧建武训祖居院，还拟在柳林镇对外主要交通干道上设置武训故里坊。这些想法遭到武训后人的反对。武玉泉为武训长兄武谦的重孙，虽然武训后来与武谦分家，但分家后一直居无定所，所以他们认为，故居应指武训在武庄的祖宅。
1999年，冠县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有柳林镇武庄村的武训故居。但政府的行动晚了一步，此时武训的故居已经过1993年的重建。
武训后人有一连串的想法，想要把武训的故居做大。全国政协委员舒乙2007年还曾提案修复武训故居，并认为其有资格成为全国级重点文保单位。山东省政府对舒乙的答复是，武训祠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关于在武庄建立武训故居纪念馆的问题，根据考证，当年武训与其兄分家后，一直居无定所，无故居可言。由于该镇已有武训祠，且规模较大，功能比较完善。因此，从尊重历史保护和现实情况出发，当地将在进一步保护和利用好武训祠，搜集相关文物和资料进行集中展示，充分发挥其文物保护单位的作用方面多做文章。
言外之意，武训分家前的故居，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保护和扩展。
这大概和1993年武训祖宅已在政府的轻忽下，而被拆除重建有关？毕竟它已非原版文物。一次静悄悄的平反，最终让我们失去了一间有资格成为国家文保的老屋。
2011年，武训批判60周年。笔者来到冠县柳林镇。武训祠及墓所在的武训纪念馆，空空荡荡，大门紧闭，已连续多年不对游人开放。即便在武训的故里，他仍是一个被轻忽的人物——直到今年的电影《武训传》解禁面世，所有关于他的记忆才重新被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