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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北京北山公墓。全国政协重新修复的一座陵墓前，由邓颖超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题词的墓碑上写着：“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墓”。1986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秦撰写的《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身的爱国将领——王以哲》纪念文章。1996年，由哈尔滨市政协和宾县政协共同投资，在宾县烈士陵园内建成了王以哲将军纪念馆。馆内收藏有国家民政部1985年颁发的《王以哲烈士证书》，邓颖超、徐向前、张学良为王以哲题词等的照片200余幅，文献20余份。
这些纪念与表彰的举措中提到的王以哲，是哪里人？有哪些事迹？
王以哲，是黑龙江（原属吉林）宾县人。本名王海山，字鼎芳。1896年出生于宾州城外东偏脸子屯。从小就读私塾，1911年6月考入宾州府中学堂。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1920年（中华民国9年）军校毕业后，在张学良将军部下的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起，逐步地由排长一直升到军长，是张学良部下的主要将领之一。（中间历经连、营、团、旅、师长之职）亲身经历了1928年底的“东北易帜”，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4年初的大别山“剿共”内战，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曾拒绝蒋介石只要听其调遣，参加“剿共”，许以河南省主席的拉拢，在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东北老家去！”，与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上层领导李克农、钱之光、周恩来等有过亲密接触和合作。毛泽东主席还亲笔给王以哲写信，介绍有关情况。“西安事变”发生后，尤其是张学良被扣南京后，东北军内部出现混乱，王以哲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联合的核心，因而遭到极少数野心分子的反对和嫉恨，王以哲成了他们篡夺东北军领导大权，反对共产党、反对和平的最大障碍。1937年2月2日，少数野心分子的密谋成功，将卧病在家的王以哲将军杀害。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同志亲率中共代表团成员赴王家吊唁。毛泽东、朱德等致电王之家属，表示哀悼，并对王以哲将军作出崇高评价。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得知王以哲的噩耗后，悲痛万分，欲哭无泪，写信给于学忠将军，寄托了深沉的哀思。
王以哲将军牺牲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全国抗日的局面得以形成。虽然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见不到他的身影，但他生前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做的一切，特别是那些言行细节将永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人们记得，从1925年王以哲被任命为第三十九团上校团长时起，他就曾多次掩护过老同学张克俠和共产党员张存实等人的革命活动，为他们秘密出入国境往返莫斯科提供帮助。1928年初，王以哲被擢升第十九师中将师长，7月改任第一旅中将旅长。张学良把十九师中的学生队，改为东北学生队，自兼监督，命王以哲兼任教育长。王以哲身兼数职，样样干得出色。东北学生队，共招考年满16岁的高小毕业生500人，经过三年的学习培训后，再进入了讲武学堂深造。在第一旅内，王以哲又办起一个步兵训练班，对上尉以下的军官普遍进行6个月的轮训，聘请由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杜长龄等人负责主持、担任教官，大大提高了下级军官的军事本领和部队的战斗力。他亲自编写“旅训”“旅歌”，还有“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的基层，贴到兵舍和讲堂内，作为早晚舍内点名时和讲课前必学之用。无怪乎有人语含讥讽地说：“王老鼎竟出洋相！”“王三角出风头了！”
1928年底东北“易帜”，王以哲任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1930年9月，张学良率东北军大部进驻北平，而王以哲仍留驻沈阳。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寻衅滋事，连续制造多起挑衅事件，蠢蠢欲动，形势十分险恶。王以哲搜集并研究了日方的军事动态，于1931年8月亲自去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回师御敌。张学良即刻派人赴南京政府向蒋介石请示，但张学良接到的却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的命令。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轨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攻占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北大营是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的驻地，王以哲含辱忍痛，执行“竭力退让，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的命令，率部退入山海关。
1932年8月，张学良就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任王以哲为军衡处中将处长兼一〇七师师长。1933年初长城抗战时，王以哲率部出古北口，在古北口、密云、怀柔一带，给企图进犯平津的日军以巨大杀伤，惨重的打击。国人赞不绝口。后国民党中央军隔断王以哲的部队与日军接触，并令东北各军退避三舍，不在长城一线驻军。不久，热河省失陷，被日军全部占领。这时候，蒋介石发怒了，他把失去热河的罪责完全嫁祸于张学良，逼张下野出国。张学良在出国的临行前夕，把东北军编成四个军，擢升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这一举措，足见张对王的信任和重用。
却说蒋介石趁张学良出国之机，准备把东北军调离华北地区，对东北军各高级将领进行拉拢。蒋在庐山面见王以哲时，显得特别的热情，暗示王以哲，只要听从调遣，参加“剿共”，可许给他河南省主席的职位。王毫不动心，牢记张学良临出国前的嘱托，坚守华北阵地。他把蒋介石所赠的五万元“仪程”费，全部为官兵购置了学习用品、军衣，并用以补助生活困难的军属，自己分文未留。
为鼓舞部队斗志，树立雪国耻、复东北的信念，王以哲命军参谋处创办《东望》杂志，他亲笔为该刊题词：“所欲告诉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表达了他决心抗日，雪国耻、收失地的钢铁意志。
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不久，被蒋任命为鄂豫皖剿总副司令。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从河北抗日前线阵地被调往大别山区参加“剿共”内战。王不愿参加内战，一心想保存实力，对与红军作战抱消极态度。次年夏秋之季，蒋又调遣东北军开赴陕北继续“剿共”。六十七军尾随在红二十五军的后面开至陕南、洛川、延安等地。9月下旬，王部一一○师在劳山遭遇红军埋伏，全师覆灭。10月，六一九师在榆林桥被歼，其中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五十七军的一〇九师全师及一○六师一个整团被歼。红军这三次战役的胜利，给张学良、王以哲极大的震撼。
东北军在剿共中连遭重创，近三个精锐师被歼，蒋介石趁机削减三个师的番号，减发军饷，对死者不抚恤，生者不安置。张学良、王以哲以及官兵们深感寒心，不得不转而探索新的出路。1935年夏天，王以哲接受杜重远、高崇民等进步朋友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等人的劝告，逐渐认识到要保存实力打回老家去，必须停止内战，联合各方实力共同抗日。年底，红军把去年10月六一九师被俘的团长高福源放出，高福源回来传递消息，向王讲述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愿意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王以哲秘密将高福源送至西安，面授机宜，晋见张学良，建议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从此，东北军开始了与红军的秘密交往。
1936年初，张学良在洛川设立前进指挥所，首先与王以哲密商东北军转变的大计，密嘱王以哲设法沟通与红军的关系。1936年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人，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达成口头协议。这是东北军与红军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3月5日，王以哲陪同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与李克农、钱之光会晤，约定由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作进一步会谈。李返苏区后，红军派刘向三到六十七军担任联络工作。4月9日，王以哲陪同张学良在延安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这就是著名的延安会谈。双方共商救国方略，讨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还就两军停战、互助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次会谈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张学良统率二十万东北大军，王以哲是唯一参加延安会谈并委以秘密联共重任的将领。从此以后，王以哲将军殚精竭虑地为国共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主要有：王派人护送钱之光赴西安，帮助采购苏区银行印货币用的石印机、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等急需物资。以后，王经常帮助红军运输物资，设立秘密交通站，指定部队，派亲信副官王政等负责办理。因此，武器弹药及各种物资经此（洛川）源源不断地秘密运往苏区；我党的干部、联络人员和作家丁玲、外国友人斯诺、马海德，还有肩负重任的叶剑英赴西安等人员，都从此过往。
王以哲在六十七军中掩护和安排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孙达生由上海来西安到东北军中工作，王热情接待，委以孙达生为少校秘书之职，为掩护其工作提供各种方便。孙达生、高崇民等在西安经常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杨虎城为总指挥）及“剿总”中的中、高级干部互访交谈，议论时局，探讨问题。孙、高等人秘密撰写和印发反蒋抗日的小册子《活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高被通缉，王以哲也受到南京政府“不得在军中窝藏共党分子！”的警告，但他毫不在乎，继续支持他们的工作。应地下党同志的要求，王以哲还把从北平、天津来的进步学生20多人，（其中有些是秘密党员）安排到六十七军教导队，向部队基层输入了抗日的新鲜血液。1936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笔致函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情况，并提醒张学良和王以哲要“严密警戒”“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毛主席还在信中说“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全国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
此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与红军的关系更加密切，互相默契配合。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等部十余万人，组成左路军，又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七个师，组成右路军，妄图趁红军二、四方面军长征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一网打尽。为配合红军行动，王以哲冒着“以军法论罪”的严重危险，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天天函电交换情报，将自己和胡宗南等部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通报给彭德怀。并按彭的要求，想办法阻滞东北军和胡宗南部的前进，帮红军赢得时间。由于王部东北军的拖延，胡宗南孤军深入，在山城堡地带中了红军的埋伏，胡宗南的三个师被击溃，一个半旅被全部歼灭。
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刚到陕北的红军。张、杨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到无理的训斥和拒绝。万般无奈，张、杨决定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王以哲和孙蔚如、于学忠、何柱国等高级将领贯彻执行了捉蒋兵谏命令。12月12日，张学良的部下孙铭九，带兵冲进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地，蒋已逃走，孙铭九带队搜山，在高处石头后面发现躲着一个人，大声问道：“什么人？出来！”蒋介石战战兢兢地露出头，反问：“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部队？”他知道不是红军，而是东北军以后，故意装模作样地不肯出来。孙铭九派两个人上去架着他，蒋介石踉踉跄跄地下了山，立即被送到西安城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的当天，王以哲立即向中共中央通电报告了捉蒋的消息，并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并随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16日，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何应钦等，组成“讨逆军”，调动十几个师进逼西安，讨伐张、杨，乘机把蒋介石置与死地，以夺取统治地位。在张、杨领导下，王以哲等将领积极部署军队，准备与红军配合，迎击“讨逆军”，保卫西北的革命形势。在这种紧急和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赴西安谈判。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与南京谈判获得初步成果，蒋介石被迫接受改组政府、驱逐亲日派、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到南京以后，立即被蒋介石扣押，软禁起来……
张学良被扣押以后，西安内部爆发了“和”与“战”的激烈争论。部分少壮军人反对与南京和谈，决心拼死一战；部分元老派将领从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王以哲开始时，对蒋介石的阴险报复十愤慨，积极部署军队准备与蒋军作战，他表示：“我已下决心，如彼再进，即坚决与之作战”“吾人惟有坚决作战争取最后胜利”。后经周恩来等人晓以大义，权衡利弊，王以哲转变了立场，放弃用武力救张的办法，积极拥护红军代表团的和平解决主张。王以哲成为东北军与共产党联合的核心，因而被极少数反对和平、反对共产党的野心分子所嫉恨，这些人企图组成“新东北军”，脱离共产党的影响，除掉王以哲，篡夺东北军的领导大权。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密遣特务来西安，造谣惑众、挑拨离间，致使少数人大哭大闹，以“救张”为名，要求“除奸”……
1937年1月31日，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等，在王以哲家召开三方面最高会议，决定坚持三位一体，争取和平，用政治手段营救张学良。2月1日晚，野心分子们秘密集会，拟定了杀人计划。2月2日晨行动开始，他们以“开会”请“吃饺子”为名，把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中部分中级军官骗至“开会”地点，封锁院门，宣布“除奸”计划，立即派人执行。卧病在家的王以哲突遭袭击，惨死在血泊中。同日遇害的还有宋学礼等三位军官。刺杀何柱国的暴徒，因受杨虎城将军的申斥，未敢动手。
事件发生后，混乱未息时，周恩来立即率代表团成员赴王家吊唁。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王以哲家属，电报中说“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对王以哲将军作出崇高评价。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将军，闻此噩耗以后，在致信于学忠时写道：“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表达他对王以哲的沉痛哀思。
王以哲将军虽然牺牲了，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国抗日的局面形成。
王以哲将军用生命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以哲将军永别永存。
当你外出旅游，有时间，请从宾县烈士陵园的“王以哲将军纪念馆”出发，到北京的北山公墓看一看邓颖超题词的“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