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借钱革命的国父
青年文摘·下半月2011年第6期·历史回眸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曾这样为革命正言。
国父孙中山的革命同样如此，每次密谋起义，都要先筹足款项，用以购买、偷运军火，雇佣敢死队员，抚恤烈士家属，这些都要花钱。
但对常常孑然一身的国父而言，钱从哪来?
“革命股份公司”
孙中山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同时也在为钱发愁。
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兴中会会员，入会时每人交底银五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
香港兴中会宣言第八条还作了号召会员买“革命股票”的规定，“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具体做法是，每股收银十元，认一股至万股随便，收银后发给入股者一张“银会股票”，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在第八条之后，孙中山即兴加上了一句广告词，大意是说：买革命股票，于公于私都有益，比起跟清政府捐官、买顶子有利可图多了，能够获得十倍的收益，机不可失啊。孙中山从中筹到港币1.3万元。
1905年12月，同盟会发行了“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由横滨一家印刷店印刷，每张面额1000元，实收250元，规定由“广东募债总局”担保，在公司开始营运后，分五年偿还持券者的本金和利息。这次债券主要在越南的西贡发行，不过仅售出了一少部分。
1906年同盟会委托在西贡的法国人安尼制作了四箱“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每张面额100元。这些债券先后在新加坡、法国和马来西亚销售，得款5700美元，约合1.14万港元。次年，该债券的200余张分两批付给了潮州、黄冈之役后被解散的军人，其余部分则付之一炬。
1911年，同盟会在美洲发行了冠有中华民国名义的“金币券”，面额分别为美金10、100、1000元，照券面金额的半价推出，并承诺于中华民国成立时，该券可以作为正式的国家货币使用。同时还明确规定，凡捐助军饷者，均可获得“优先国民”的待遇。捐款五元以上者，加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捐千元以上者，革命成功后，享有经营“一切实业优先权利”。这次债券推销业绩不错，在美洲获得八万元港币。发行债券的全部收入约计10.64万港元。
为革命，华侨不惜破产
买革命债券的多是海外华侨，义捐也多出白海外华侨。孙中山经常去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洋各国的华侨聚集区举行演讲，演讲过后，听众受其爱国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钞票掏出来捐献。此时的华侨多为苦力和小商贩，和百年后开办跨国企业的华裔巨富不可同日而语，更难能可贵。
很多华侨为了革命可以说是倾家荡产。1895年，为支持广州起义，檀香山华侨邓松盛变卖其商店和农场，孙中山的哥哥孙眉贱卖其牛牲，捐助4612美元。
南洋商人陈楚楠因为历年为革命事业耗尽与其兄合股的合春号公款，导致兄弟分产，官司打上法庭。
虽然说华侨是为了革命而捐款，其实也有投资的意思，比如1908年，孙中山劝说吉隆坡大侨商陆佑捐款，并许诺，如果陆能捐助革命，军政府“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
中国同盟会筹集和收到的各种款项中，华侨的钱所占比例高达79％。其实当时国内的大商人部很有钱，据统计，武汉商会仅在1911年10月13日一次就向义军捐款500万两白银。重庆商会为四川境内的革命军筹饷有录可查的有40多万两，不过却没给孙中山多少资助。
在孙中山看来，华侨的捐款决定了革命的成败。1910年2月，因消息泄露，广州新军起义被迫提前发动。孙中山谈到这次起义说“此次之失败，实因于年底缺款五千。波士顿致公堂初许担任，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遂致年初二党军亦以欠款而不作应援之计，新军第一标遂不支退散”。
国父“卷款出走”
1907正3月4日，孙中山在被驱逐出境前，接受了日本政府送的5000日元和商人铃木久五郎馈赠的一万日元。在没有通知日本诸同志的情况下，只留下2000日元给《民报》，其他的都带走用于他处，招致了章太炎等人的不满。
当时《民报》经费困难，章太炎几次电告孙中山，希望能够接济，都没有回应。他因此认定孙中山滥用捐款，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因为黄兴等人顾全大局才把事态平息下去。
1907年秋天，陶成章游历南洋各岛，想在华侨中筹款，请孙中山写介绍信，孙没答应，于是陶成章等人又大肆攻击孙中山。
面对内讧，孙中山想到哥哥因忠实地为革命捐款而破产的事实，痛心而又感慨地说：“从事革命十多年来所破费的资财，多是我兄弟两个任之，如果说是为图利计，我们又何必去干革命，以致抛弃了自己的资财，耗尽了兄长的家产呢?”
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最早注意到孙中山的广东地域主义背景，他认为孙中山早年的活动，其实都局限在广东人圈中，离开广东及海外广东人社群并无太大发展。
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区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理解国父”还需时间为了革命的资本和武器，孙中山有时候会与友邦承诺一些不具革命性的条款。
1910年3月，孙中山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孙中山任命布思为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布思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转道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中山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广州执政期间，为了其革命事业筹集经费而加税，必然引起群众不满。当地的“老广”，尤其是那些富裕的商人这样形容孙中山：一生只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