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革命的钱从哪来? 国父孙中山电影

借钱革命的国父

青年文摘·下半月2011年第6期·历史回眸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曾这样为革命正言。

  国父孙中山的革命同样如此,每次密谋起义,都要先筹足款项,用以购买、偷运军火,雇佣敢死队员,抚恤烈士家属,这些都要花钱。

  但对常常孑然一身的国父而言,钱从哪来?

  “革命股份公司”

  孙中山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同时也在为钱发愁。

  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兴中会会员,入会时每人交底银五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

  香港兴中会宣言第八条还作了号召会员买“革命股票”的规定,“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具体做法是,每股收银十元,认一股至万股随便,收银后发给入股者一张“银会股票”,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在第八条之后,孙中山即兴加上了一句广告词,大意是说:买革命股票,于公于私都有益,比起跟清政府捐官、买顶子有利可图多了,能够获得十倍的收益,机不可失啊。孙中山从中筹到港币1.3万元。

  1905年12月,同盟会发行了“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由横滨一家印刷店印刷,每张面额1000元,实收250元,规定由“广东募债总局”担保,在公司开始营运后,分五年偿还持券者的本金和利息。这次债券主要在越南的西贡发行,不过仅售出了一少部分。

  1906年同盟会委托在西贡的法国人安尼制作了四箱“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每张面额100元。这些债券先后在新加坡、法国和马来西亚销售,得款5700美元,约合1.14万港元。次年,该债券的200余张分两批付给了潮州、黄冈之役后被解散的军人,其余部分则付之一炬。

  1911年,同盟会在美洲发行了冠有中华民国名义的“金币券”,面额分别为美金10、100、1000元,照券面金额的半价推出,并承诺于中华民国成立时,该券可以作为正式的国家货币使用。同时还明确规定,凡捐助军饷者,均可获得“优先国民”的待遇。捐款五元以上者,加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捐千元以上者,革命成功后,享有经营“一切实业优先权利”。这次债券推销业绩不错,在美洲获得八万元港币。发行债券的全部收入约计10.64万港元。

  为革命,华侨不惜破产

  买革命债券的多是海外华侨,义捐也多出白海外华侨。孙中山经常去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洋各国的华侨聚集区举行演讲,演讲过后,听众受其爱国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钞票掏出来捐献。此时的华侨多为苦力和小商贩,和百年后开办跨国企业的华裔巨富不可同日而语,更难能可贵。

  很多华侨为了革命可以说是倾家荡产。1895年,为支持广州起义,檀香山华侨邓松盛变卖其商店和农场,孙中山的哥哥孙眉贱卖其牛牲,捐助4612美元。

  南洋商人陈楚楠因为历年为革命事业耗尽与其兄合股的合春号公款,导致兄弟分产,官司打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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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华侨是为了革命而捐款,其实也有投资的意思,比如1908年,孙中山劝说吉隆坡大侨商陆佑捐款,并许诺,如果陆能捐助革命,军政府“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

  中国同盟会筹集和收到的各种款项中,华侨的钱所占比例高达79%。其实当时国内的大商人部很有钱,据统计,武汉商会仅在1911年10月13日一次就向义军捐款500万两白银。重庆商会为四川境内的革命军筹饷有录可查的有40多万两,不过却没给孙中山多少资助。

  在孙中山看来,华侨的捐款决定了革命的成败。1910年2月,因消息泄露,广州新军起义被迫提前发动。孙中山谈到这次起义说“此次之失败,实因于年底缺款五千。波士顿致公堂初许担任,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遂致年初二党军亦以欠款而不作应援之计,新军第一标遂不支退散”。

  国父“卷款出走”

  1907正3月4日,孙中山在被驱逐出境前,接受了日本政府送的5000日元和商人铃木久五郎馈赠的一万日元。在没有通知日本诸同志的情况下,只留下2000日元给《民报》,其他的都带走用于他处,招致了章太炎等人的不满。

  当时《民报》经费困难,章太炎几次电告孙中山,希望能够接济,都没有回应。他因此认定孙中山滥用捐款,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因为黄兴等人顾全大局才把事态平息下去。

  1907年秋天,陶成章游历南洋各岛,想在华侨中筹款,请孙中山写介绍信,孙没答应,于是陶成章等人又大肆攻击孙中山。

  面对内讧,孙中山想到哥哥因忠实地为革命捐款而破产的事实,痛心而又感慨地说:“从事革命十多年来所破费的资财,多是我兄弟两个任之,如果说是为图利计,我们又何必去干革命,以致抛弃了自己的资财,耗尽了兄长的家产呢?”

  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最早注意到孙中山的广东地域主义背景,他认为孙中山早年的活动,其实都局限在广东人圈中,离开广东及海外广东人社群并无太大发展。

  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区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理解国父”还需时间为了革命的资本和武器,孙中山有时候会与友邦承诺一些不具革命性的条款。

  1910年3月,孙中山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孙中山任命布思为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布思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转道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中山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广州执政期间,为了其革命事业筹集经费而加税,必然引起群众不满。当地的“老广”,尤其是那些富裕的商人这样形容孙中山:一生只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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