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宋汀、郑易生、（郑天翔）——沙飞照片人物
沙飞拍摄的宋汀及其长子郑易生的照片：
照片在宋汀阿姨家的老照片簿保存，宋汀手迹
老朋友郑易生早告知，他出生不久，我父亲沙飞给他及其母亲宋汀拍摄过照片。
2010年10月我到北京，易生的弟弟京生告知，他父亲、母亲年迈，经常住院，老两口现在都在家，机会难得。我即赶去看望郑天翔、宋汀夫妇。
宋汀2010
宋汀阿姨回忆沙飞拍摄照片：1943年8月，聂荣臻赴延安，郑叔叔作为聂荣臻秘书随行。1944年5月7日，我在易县生下大儿子，我们给他取名郑易生。后来我调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1945年3月沙飞到我们报社驻地，给我和儿子拍摄了照片。我把照片寄到延安，信封写聂荣臻司令员转郑天翔收，信封没封口，到延安后，开会的人都传看照片。
与郑天翔叔叔、宋汀阿姨共进午餐2010 京生摄
2013年6月、10月，宋汀、郑天翔先后辞世，我收到京生短信后，回短信表示沉痛哀悼。对宋汀阿姨、郑天翔叔叔，我怀着感恩之心，并深深地缅怀。
《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之“艰难的纠正错案之路——王笑利日记摘选（1980—1988）”
1985年11月22日
这是我们全家久已盼望的日子。
父亲的老战友、摄影界的同道数百人参加了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开幕式。
有的人坐着轮椅看展览，不少老同志边看影展边流泪，许多人伸出拇指赞扬妈妈活到今天不容易、够坚强的。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刘澜涛、李葆华、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等很多领导来了。但就是这样的规格媒体都没有报道，原因是父亲没平反。
1985年11月25日
王雁到家说，北京晚报的沙青看完影展回报社准备发消息，看到电传“沙飞是解放后我们处决的，历史情况复杂，新闻单位不要报道”，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因此影展消息未发出去。大家进一步研究，要通过记者站发请柬及影展说明，这任务由王雁承担。
晚上7点，我、妈妈、王达理、王雁、张晓明一起去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家，见到他夫人宋汀。她说，曾在《晋察冀日报》当编辑，与沙飞熟。（沙飞）不能因涉外就不解决问题，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必须独立解决问题。现在影展办完了，为争取问题最后解决，应继续努力。要经常给最高法院、最高军事法院、胡耀邦、邓小平写信催办。可寄到机关，或叫她转交。
1986年4月4日
北京军区法院牟庭长办公室。他说，沙飞案子拖的时间很长，组织上始终抱着慎重的态度。终于在外交部、中联部、卫生部、最高法院同意后，总政于2月8日批下来，同意纠正这一错案。沙飞问题不属于冤案、假案，只因当时历史条件，未诊断出精神病。
1985年11月22日，中国老年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沙飞摄影艺术展览。虽然沙飞尚未正式平反，但父亲的老战友、摄影界的同道多人参加了展览开幕式。
宋汀、郑天翔（ 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比较早到展场，主动加入迎宾行列。右起：宋汀、郑天翔、王笑利（沙飞长女）迎接来参观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开幕式的嘉宾。1985.11.22顾棣摄
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开幕式主席台嘉宾。右起：郑天翔、王国权、叶华、吴印咸、刘兰涛、杨成武、李葆华、王辉、千家驹。1985.11.22 顾棣摄
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展场 右起：宋汀、李葆华、王宗槐、郑天翔。1985.11.22 顾棣摄
郑易生、赵洁平在王雁家2003
1980年代，我在茫然地寻找着自己的出路。我到北京偶尔找郑易生、赵洁平夫妻聊天，宋汀阿姨从孩子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一次我去她家，宋汀阿姨主动找我谈话，她真诚地关心我。令我感动，至今难忘。
“投身革命即为家”一一位女共产党员的革命经历
宋汀口述苏峰整理
《百年潮》2011年4期
今年是建党90周年,我已是93岁高龄,仍常常想起炮火下同患难的战友,想起建设时期共同创业的同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经历的人和事,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自少小离家,为革命理想东奔西走,转战在北平、济南、延安、晋察冀、西柏坡等地,在大时代的感召下,汇人革命洪流。现将我所亲历的这段经历记述下来。
1918年12月29日,我生于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天成村,原名宋守莲。我能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父亲宋志刚的开明和叔伯大哥宋乐天对我的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男女不平等的憎恨。我四五岁时母亲去世,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受你的罪吧”!上小学时,隔壁两家的女性都死了,一家是上吊死的,一家是吞大烟死的。她们为什么要寻死?因为受气,因为男女不平等。我年纪虽小,当时却受了很大刺激,心想咱们女性长大了绝不能受气。小时候留下的这个印象深极了,从小到大不断地看到、听到妇女受气挨打。母亲临终前的话,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对我性格形成乃至人生道路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12岁离开天成村,到归绥县(今呼和浩特)上中学。这一段,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1932年,我和同学好友曾到凉城邻县卓资山旅行,那里山青水秀,矿产资源丰富。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我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怀着满腔的怒火。大哥宋乐天大我9岁,这时已是北平前门区共青团团委书记,常利用回家的机会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还跟我说起1933年他参加的李大钊同志灵柩示威游行。大哥很信任我,1933年他曾被捕,被捕前交给我一个秘密“小包”,我偷偷藏在婶母的柜子里。我拆阅,看了《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章》、《反杜林论》,还有关于五卅运动、介绍十月革命、揭露国民党不抗日的材料,很多都是油印本,我读得似懂非懂,又被深深吸引,反复翻阅之后,心中对共产党有了朴素的向往。
当时在归绥,有地下党组织的反帝大同盟秘密开展活动。我虽然不是盟员,但和盟员们常一道参加活动和会议。二哥宋守德是归绥中山学院的学生,他是盟员,我让他抄写大哥寄存在我这里的材料,在盟员中传阅。1934年4月,杨植霖、杨业鹏等相继被捕。我从父亲处得到消息后,赶紧骑上自行车,飞快地通知李作栩、宋守德转移,又跑回学校从我父亲工资中预领了些钱,让他俩带上连夜逃跑。
1935年,我来到北平准备考大学。城南有一个绥远会馆,不花钱随便住,我就住在绥远会馆的二会馆。我与郑天翔都在二会馆落脚并相识,从7月到8月底,双双备考。郑天翔和我都是绥远凉城人,他大我4岁,他叔父和我父亲是北师大的同学。天翔1934年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系,那里政治气氛沉闷,他不喜欢,于是又来考试。而我高中只念了两年就来考大学。就这样,我们在北平同时复习,准备考试。因为都是穷学生,我们常一起逛书店、交换书、谈理想,谈国家、民族的忧患,谈对日寇的仇恨、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我们谈得热烈而深入。一个多月后,天翔和我分别考上清华大学、齐鲁大学。自此,我离开家乡来到济南。
齐鲁大学除我所在的医学院外,还有文学院、理学院和神学院、教堂。绝大多数师生信奉基督教,国民党设置军训课、党义课。各种势力和思想交汇在学校中。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沸腾了北平,齐鲁大学这“沉默”的一角也沸腾了。我们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会接上了关系,也与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接上了关系。1936年1月,平津学联代表和清华自行车宣传队到达济南,北平学联主席王仲华(又名董毓华、王春裕)秘密召集我们学校几名积极分子开会,我和孙香亭、刘维祯等同学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校后,我们通过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启发同学们的觉悟,使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在我们埋头读书的几年里,当局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协定,东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的主权一步步丧失。同学们悲痛不已,从心底发出“反对卖国协定”、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
山东省教育厅采取提前放寒假的手段压制学生运动,齐鲁大学则采取提前考试的方法。在平津学联代表的帮助下,我们领导了罢课、罢考活动。我们悲怆而激越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响起。就在我们活动深入发展并准备去北平串联之际,学校突然宣布提前放寒假,并以停火停食为名要求学生立即离校,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守在学校周围,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坐镇指挥,来往信件被扣,只许出,不许进。不得已,我们商定刘维祯、刘静莹留校坚持工作,一部分同学去北平参加救亡运动,一部分同学下乡宣传抗日。
1936年夏,我们在济南地下党林浩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工作。从最初的三名“民先”队员刘维祯、孙香亭和我,又发展了刘静莹、武送銮(现名王泽)、韩豁、冯兰珍和李金榜。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经过济南时,我们组织同学慰问,请他们来学校讲演,听众多达两三百人。我们散发宣传材料到学校各处,学校当局对我们提出警告,我们不予理会,有些基督教徒还帮助我们散发传单。
1936年秋,日寇侵略绥远,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在绥东军民的支持下,大获全胜,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全国人心大振。济南各学校纷纷发起募捐援绥活动。齐鲁大学的“民先”组织很快募集到一大笔款子,购置了药品、食品、锦旗,印制了慰问信和宣传品,由李耕田、李度(现名张芳)和我代表齐鲁大学文、理、医学院爱国师生,奔赴绥远前线。我们三人和各地代表拜访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我们被将士们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前仆后继、英勇杀敌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将剩余的70多块大洋全部赠送。
经过两年来特别是在齐鲁大学这一年多来的考验,1937年1月,林浩派人跟我谈话,告知我已被批准入党。1937年3月,校长刘世传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指责我不好好读书,宣传共产主义,并拿出北平寄来的书刊作“罪证”。我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当天晚上,校方突然搜查我的宿舍。一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徐乃光同学将《圣经》塞到我的枕头下,另一名同学将我的箱子移到她床下。搜查者没想到竟然搜到的是《圣经》,大感疑惑,邹尚卿同学机智地说: “宋守莲是基督教徒。”我们与校方闹成了僵局,北平寄来的书刊被没收,私人信件也常常丢失。特别是天翔从清华大学给我寄的进步书刊和通信,有的就没收到。好在我和天翔通信中常用暗语交流“民先”的情况,幸未暴露,保留了一些资料。在林浩指示下,我们改变方式,尽量避免与校方冲突。韩豁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侄女,她常去韩复榘家带宣传品给太太们看,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获得了他们的同情。形势紧张时,韩豁就将宣传品放在韩复榘姨太太纪甘清处,可说万无一失。我则联系中学同学李生兰的爱人、国民党军医田玉璜,往军营送抗日宣传品。
1937年初,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汇集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四五月间,我们的活动趋于公开化,学校最后只好宣布提前放暑假。1937年6月,我来到北平,跟韩豁、刘维祯积极参加报告会、发展读书会成员,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此时我和天翔又见面了。那时候我们都是“民先”队员,但我不知道他已经是党员。在共同理想的感召下,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我们经过深入了解,走到了一起,发展成恋人。
七七事变时,我们在城内听到炮声隆隆。“民先”总部组织我们去医院慰问二十九军伤员,为他们唱抗日歌曲。1937年7月11日,我们离开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流亡的道路很不太平。我们流亡学生先从北平到天津,我记得有郑天翔、陆平、孙陶林、姜文彬等人。之前我们在北平城内的时候,都在沙滩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一帮人都赊账。流亡时,小饭馆的老板带了几个伙计到火车站拦截我们,要我们还账。可我们哪有钱?当时我姐姐宋守梅在北大读书,我们在附近租了一间小房,我就把房间钥匙给他们,说你们进去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我没钱,国难当头还得流亡。当时我已坐在火车上,这些伙计想拉我下车,流亡学生在另一头拽着我,两边就这么拉扯着,因为我们人多,他们也没办法。当然他们也不止拉我一个人,我们一帮人都欠人家饭钱,其中就有陆平。后来我还和陆平说,咱们一块去还饭钱。新中国成立后,陆平回来找那个老板还账,结果找不到人,那个小饭馆也没了。
从北平到天津,我们走了一天。没一会儿就停一下车,日本人上来查车,态度蛮横得很。停车的时候,我们看到车外面的水沟里淹着一些老百姓的尸体。亡国奴的滋味很不好受。到天津后,我们晚上住在一个叫中法饭店的宾馆,日本人来检查时,枪“嘭”地立在地上,厉声问道: “干什么的?”我们答道: “学生,回家的。”他看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就走了。有一个同学家住英租界,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到他家住下,开始筹集路费。开始我们决定去青岛,半路听人说船出了问题,不走了。我们就坐火车去济南。
济南设有专门的流亡学生接待处,就设在齐鲁大学,提供馒头、咸菜给流亡学生。因为我是齐鲁大学学生,就回宿舍拿一些东西接济流亡学生。一同回来的韩豁刚到济南就找亲属募捐钱,我们将这些钱分给流亡学生做路费。
不久,我从济南坐火车到了西安。当时国共已经合作抗日,抗日救国会、抗援会、学生流亡组织等很多,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阻拦。我们拿着党组织以抗联名义开的介绍信,直接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我们一交信,就有接待。在七贤庄,胡乔木同志给我们这些学生讲话,说去延安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吃小米有沙子,一起睡大炕,没工资,水也不多,洗脸共用一个脸盆。他把可能遇到的情况都跟我们说了,让大家有思想准备。
从西安出发到延安这一路,我们这一队有七八十人,选出了几位队长。我们热情高涨,从西安步行,每天不断地走,走了20多天,1937年9月我们到达延安。我清楚地记得到延安时的情景:我们到二十里铺的时候,知道快到了,大家都兴奋地唱起歌来,一直唱到陕北公学的院子里。后来来了两人给我们分队,安排我们吃饭、领衣服,当时发的衣服还是国民党的灰色军装。我们坐在陕北公学院子里时,大家互相问是哪里来的,都在找老乡或同学。有人问: “谁是绥远人?”我说我是。那人问我: “你认识郑天翔吗?”我说认识。就这样,我和天翔又相聚延安,在济南时,我们已约好他先来,我后走。
在陕北公学学习的这批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年龄段的都有,有四五十岁的,有二十几岁的,也有十几岁的中学生,大部分是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那时候我不满19岁。党组织安排了很多人直接去了前线抗日救国,也有一些人留在延安学习。我和天翔都留下了,我被分到陕北公学五队,天翔在四队。五队是女生队,有几十人,很多领导人的爱人都是五队的,后来很多人又重聚北京。如邓小平同志的爱人卓琳(浦琼英)和卓琳的大姐浦代英、二姐雷迅(浦石英),陈云同志的爱人于若木、于若木妹妹于陆琳,李维汉后来的爱人吴景之,文化人士吴亮平的爱人杜凌远,胡乔木的两个妹妹。
在五队学习三个月后,我又被分配到高级班学习了半年,同时还担任陕北公学总支助理员,主要工作是和进步学员谈话、宣传党的政策、发展党员。高级班大概有四五十人,男女都有。陕北公学政治部的负责人是阿金,即金维映,她是我的上级,不时找我谈话说工作。我对她的印象非常好,她人很好,风度非常好。
1938年5月,党中央将抗大、陕公、鲁艺、党校的一些老师和学员调出来成立延安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是青年们十分向往的地方,大家都积极投考。我考入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参加了5月5日的开学典礼。
中央领导多次来马列学院讲话。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给我们作的报告。记得最清楚的是1938年5月开学后,亲耳聆听了毛泽东来校讲《论持久战》。江青有时也来听课,毛泽东讲话时她就搬个小凳子挤坐在最前边。
在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半年后,1938年11月,组织上派我和天翔去抗战前线。此时我们已结婚。说起我们的婚礼,很有意思。那时候延安结婚没有具体部门管,也不登记,打个报告就行了。条件艰苦,我们也没有钱请大家吃饭。我叔叔宋志和也在延安,他是医生,有一点儿津贴,就给了我们两三块钱,我们两人就到机关合作社里简单吃了一顿饭。
1938年11月21日,敌机轰炸延安。第二天,我们俩跟随队伍离开延安,一起去晋察冀边区。我们徒步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边区机关所在地——平山。在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的行军路上,大概在忻县一带,我第一次见到彭真,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夜里,刚过正太路的封锁线,队里一个女同志突然病倒,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十分着急,但又不能马上送她到安全地带医治。这时,一辆卡车经过,我们也不知道车里是谁,队中年轻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便去拦车,才知道是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的车。彭真很高大,穿着军装,很威武,他耐心地听我们说完情况,便把女同学带上另一辆卡车。在他的帮助下,女同学被送到安全地带,得到了救助。
我们到平山县后进行了分配,我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党校任教员、班主任,在这里工作了一年,正好遇上1939年日军对北岳区大规模“扫荡”,形势十分严峻。1940年1月,我任北岳区宣传部干事,在反“扫荡”中,我转到外线,在山西五台县负责办短期党校。1941年1月,我任区党委党校班主任和教员,在各地办党校,一直到1941年8月。
1941年8月,我到易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刚到不久,就赶上日寇对易县狼牙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连续“扫荡”。地方干部余药夫是五壮士跳崖时的见证人,他和其他战友一起救活了伤势严重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当时我就在易县,在转移的大队伍中。因为在易县有着同样的战斗经历,余药夫常和我联系、通信。葛振林与我也始终保持联系。
我在易县的1941年至1944年,正是抗战最残酷的时候。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推行坚壁清野、囚笼政策以后,根据地在缩小,各县乡组织的党员培训班离敌人很近,我们都能看到敌人林立的炮楼,非常危险。我们生活十分艰苦,往往是棒馇粥里加杨树叶、柳树叶或野菜。因为反“扫荡”,身边不断有同志牺牲。战争中我也受过伤,左腿上留下很大一块伤疤,我现在腿脚不便也是因为受伤留下的病根。
1943年8月,聂荣臻司令奉命领队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党的七大,天翔作为聂司令秘书随行,10月上旬到达延安。天翔跟随聂司令走后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了反“扫荡”,广泛开展游击战,歼日伪军1.1万人,攻克据点碉堡200多处,取得反“扫荡”胜利。反“扫荡”斗争中,群众的支前伪装工作做得很好,我记得当地的妇女同志提着篮子送“鸡蛋”,其实篮子里装的是手榴弹。当地同志和老百姓给我们送情报和物资,尽管敌堡如林,但都成了“睁眼瞎”。
我在易县主管宣传工作,主要是抓学校教育、形势教育、办民校、扫文盲、妇女工作和组织政治攻势。那时我们一年要搞若干次政治攻势,在抗战的相应阶段,结合当时的形势,在准备反“扫荡”之时,或者是敌人进攻之前,有时结合反对阶级压迫,把这些工作集中在一起,做一个总提纲,把任务层层布置下去。
1944年5月7日,我在易县生下孩子,身在前线,生育很不容易,但这个在羊圈里降临的孩子比我想象中来得容易,我们因此给他取名易生。组织上照顾我,让我回延安,我坚持留了下来。8月,组织安排我任《晋察冀日报》边区版副主编。我在报社一边工作,一边带着几个月大的小孩,同志们给我很多帮助。
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两年里,我认识了不少领导和好友。邓拓同志是晋察冀日报社的开创者和老领导,他非常有才气,我非常敬佩他。我和他夫人丁一岚关系很好。丁一岚一辈子从事广播事业,曾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主持转播开国大典盛况。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她1998年在京病逝。作为优秀的新闻家、政论家,邓拓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和理论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愤而辞世,体现了知识分子“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铮铮铁骨。
副社长胡开明是个很有水平且实事求是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批评胡开明的包产到户方案,说河北省的副省长叫开明,可惜前面还加一个“胡”字,是“胡开明”。为此,胡开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但历史证明胡开明没错。拨乱反正后,胡开明调任安徽省委常委,成为万里的得力助手。
郑季翘是副总编辑,他水平也很高,后来还任北平《觯放》三日刊的编辑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参加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和起草T作。
张春桥也是副总编。此前,他是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宣传干事,他与同事李淑芳(后改名文静)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有些才气,为人很自信,没想到他后来成了“四人帮”的一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清楚地记得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连夜排版发布消息。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有邓拓、吴浩、陈春森、秋围、陈肇、张磊、何继云等。每年此时,我总会心头起伏,想起那一日的情景:电台喜报日寇降,窑洞油灯齐放光。编辑记者排版忙,全村老少扭秧歌。
1946年1月,我被调到张家口任七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国民党打过来,我们从张家口撤退到后方,我先在灵丘县、北方分局党校工作了一段。10月,我回到易县,任县委副书记。我在易县参加了土地改革会议,在易县裴庄蹲点。和我一起蹲点的有一位老同志李舜琴,我们都主张不分地主的浮财,只分土地。李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掌握政策比较严格,不是很左j那时候,武光领导我们这个地区的土改,刘杰是我们工作团的团长。那会儿许多人都“左”,掌握不好的话,就分地主的浮财,把地主家里的衣服都给分了。农民一发动起来,就不太好控制,分浮财、吊打、体罚,这些东西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坚决不开分浮财的口子,因此裴庄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地主那时候都挺害怕的,当然也有反抗的,藏大洋元宝、转移财产。后来,在晋察冀分局安排下,对“左”的做法进行了纠正。
1947年10月,我调到晋察冀一分区,任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48年,邓颖超调我参加华北局工作,任华北局妇委常委。9月20日至10月6日,中央在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我作为华北局妇委代表参加。
大会期间,我去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家中做客。大姐询问我华北的妇女工作,周恩来同志向我了解根据地土改情况,又问天翔在晋绥党校的学习情况。三人谈了很久,到了饭点,大姐招待我吃晚饭,笑道“这是我们的家宴”,记得吃的是小米、玉米和炒鸡蛋没多久,远在晋绥党校学习的天翔接到调华北局工作的通知:原来,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在这次“家宴”聊天中了解到,自1943年天翔到延安参加七大、后又调往晋绥边区,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夫妇工作在两地已达5年。他们请李富春、安子文办理天翔的调动手续,调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宣传科长。我和天翔不久相聚在华北局机关驻地——建屏县王庄。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离开北平12年后,2月中旬,我随着华北局机关从建屏县进驻北平。我们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
1949年秋,天翔调去绥远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团长,进驻和接管包头市,后任包头市人民政府市长,再后又兼任市委书记。一直到1953年,天翔调到北京市任市委委员兼秘书长,我们最终团聚在北京。在长达18年的离别和战火中,我们坚持通信,至今保存下来400多封信1935年、1936年,我们在信上谈得最多的是鲁迅和杭日。此后无论在延安还是绥远,大部分都是通过地下交通或托人带信,谈的都是理想、形势和T作。我在边区时寄给天翔的信都是“聂荣臻转郑天翔”,信周转时间久了,信封也就开了,也就成了公开信,同志们总免不了一番哄闹。有人说,你们不像夫妻,更像同志、战友。其实,我们是同志、战友,更是夫妻、伴侣。我们是同志式的夫妻,有着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这是一种多么浪漫和壮丽的结合。无论面临怎样的考验,战争、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我们始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始终心系对方,有着共同信仰。
郑易生（网络照片）
郑易生1944年5月7日出生，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环境技术经济室主任、研究员，1996－1998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国有大企业改革”项目中方总顾问。
郑易生研究成果（来自网络）：
1、研究报告、杂志
①90年代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估算1995、1996、1997、1999分别为国家环保局、世界银行提供报告、UNU课题及“生态经济”、“管理世界”杂志发表。
② 北京环境改善战略1996 （北京市政府研究报告）
③ 关于国家风景名胜区不宜上市问题1998 （《中国社科院要报》）
④ 中国环保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98 （国家经贸委报告）
⑤ 沙坡头水利工程项目对改变地区贫困状态影响2001 （亚洲发展银行报告）
⑥ 公共资源参与的“联合生产”和经济波动《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研究》1995、1
⑦市场经济的公共资源与公共秩序——有关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论《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研究》1995、7
⑧ 二元化结构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2001
⑨ 贵州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研究（与赵京兴合作）建设部中规院课题2002
2．著作：
① 《深度忧患――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与钱薏红合作）1998年今日中国出版社
② 《局部经济效益的社会成本》（第一作者）1998 贵州人民出版社
③ 《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一卷2001（主编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郑天翔1914—2013，曾用名郑庭祥，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省）凉城县人。先后在绥远省立第一中学、北京市立第一中学、北京师大附属中学、南京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学习。1936年12月加入中共。1937年到延安。1938年底到晋察冀边区，任中共阜平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聂荣臻同志秘书，1943年随聂荣臻到延安。1949年后，任包头市市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七机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
2013年10月16日，郑天翔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前往八宝山送别，郑天翔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我姐姐王笑利代表我们全家送别郑天翔叔叔。
从救亡走向革命——记郑天翔与几位一二九时期的清华同学苏峰
《百年潮》2011年10期
人的一生要怎样度过?青春要如何才不虚度?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学子作出了选择: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中。历史和实践表明,真心爱国、救国的人,无论是革命救国,还是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往往会集合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郑天翔和他的几位清华同学,正是从参加救亡运动走向革命、从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职业革命者的一个例证。
2010年冬天,郑天翔同志送我一本战争年代通信集册,十分珍贵,富有感情。其中一封是1997年11月1日写给他的老同学、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的,原文部分如下:
俪生老友:
……
“要为真理而奋斗!”我们唱过。
我回清华多次。我很怀念清华那个时代,一想到清华便想起我们曾一起高谈,以及王瑶、赵德尊诸位老友。在清华,你虽高谈,功课还是学。我那时确实患了幼稚病,对功课不重视。可以好好学一点知识,没有抓紧。时至今日,当自有悔。现在有许多事情要有好学问来解决,我已无力问之。
当年清华老友,纷纷逝世。赵德尊在黑龙江,去年丧偶,甚为悲恸。李昌在京。韦君宜重病卧床。有一位郭建恩大姐,现健在。有一位黄绍湘大姐,是社科院美国史家,现仍在旧金山,一方探亲,一方收集资料,准备写论文。给你说这些,足显怀旧之情。想到水木清华,会想叙一段青年时的故事。
那时,我觉得我们生活在无限希望之中。
恰同学少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平各大中学的校园里都弥漫着愤懑的气氛。郑天翔当时正在师大附中念高中一年级,和刘玉柱、乔培新、陈忠经、李东流、王光杰(王士光,王光美的胞兄)都是同学。语文老师夏承焘给他们讲岳飞的“怒发冲冠”、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又给他们介绍“朝鲜遗民”金调元所做的诗“到底春归人未归,故乡风暴是耶非。覆巢燕子凄凉甚,更傍谁家门巷飞?”夏老师一边讲课,一边流泪,有时失声痛哭,同学们默默听讲,满座凄然。
1934年高中毕业后,郑天翔到南京就读中央大学,王士光则上了北大。1935年,两人不约而同考取清华,又分到同一间宿舍。王士光念电机,郑天翔则在文学院。虽然爱好不同,专业不同,但抗日救亡的志趣和很多同学都是一致的。
郑天翔的入党介绍人是赵德尊,赵是清化文学院的学长。赵德尊在沈阳亲历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撤出沈阳城后,赵德尊亲见日军在沈阳街头横行霸道,奸污中国女学生,激起了他的滔天怒火和深刻思考。得知关内通车后,赵德尊便离家出走,南下流亡到北平,找到西城皮裤胡同东北流亡学生的难民收容所,这里后来改为“东北中学”,赵德尊被编入高二班。1933年,赵德尊考入清华。
十级校友郑季翘原名郑宗周,也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思索救国之路。1932年初,在太原第一师范求学的郑季翘经杜润生介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后又参加“反帝大同盟”,在太原参加并领导学生运动。1933年,因为暴露,郑季翘只好离开太原和五台老家,逃亡到北平。1934年,郑季翘用堂兄郑继侨的毕业证书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
与郑季翘同一个宿舍的赵继昌也是山西五台县人。1931年,赵继昌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市立第四中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赵继昌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爱国游行及宣传活动。1932年、1933年暑假期间,赵继昌回到山西老家与在平津读书的几位同学秘密组织“六月公社”,组织青年读书会,开办暑期学校,开展抗日爱国、反封建、反阎锡山的宣传活动。1934年,考入清华外文系、后改人经济系的赵继昌在山西老乡、清华研究院牛佩琮的介绍下,加入了“社会科学家联盟”。
郑天翔的老友赵俪生是山东安丘县人,原名赵甡,1934年考入清华外语系。
1935年的北平,正处于日寇步步紧逼之际,国民政府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准备从华北广大地区撤退。此时的清华园里,赵德尊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将王瑶、郑天翔、赵俪生、赵继昌等喜欢舞文弄墨的同学组织到了一起。王瑶、赵俪生和郑天翔三人交往密切,鲁迅及其作品、苏联文学,成了他们经常谈论和研究的内容。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左联”打算在24日开追悼会,会前邀请清华著名教授写挽联,郑天翔找了四位,皆因各种原因“碰壁而归”。同学们便决定自己写,郑天翔写的是:
树新兴文艺之教育,教育青年,教育大众;
为社会解放而战斗;战斗到底,战斗到死。
一二九运动爆发前,抗日救亡的气氛已日益浓厚。尽管一定程度上存在“左”倾关门主义,也曾受到破坏,但北平党组织在群众中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各大专院校,还有一些中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左派力量优于国民党操纵下的“老法”(法西斯)力量。清华的学生也分派,左、中、右都有,中派不过问政治,闷头学习功课;右派按月从南京励志社领取津贴,向进步教授丢鸡蛋,举手表决举两只手,即“老法”;左派是受共产党影响的一批人,热情于国家兴亡,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大部分学校中,各派力量都有体现。地下党组织在各校学生中争取领导权,1935年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简称学联),成为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的“司令部”。
从三分之一到绝大多数
彪炳史册的一二九运动,从广义上来说,包括1935年12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多次活动:1935年12月9日与12月16日两次游行,1936年的南下宣传团、二二九反搜捕行动、三三一抬棺游行、六一三游行和一二一二游行。这些爱国运动,锻炼了清华学子,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可谓“云从龙,风从虎”。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子向国民党政府北平代表何应钦请愿,恳求出兵抗日。结果,不仅受到阻拦,还遭到殴打,史称“一二九游行”。这一次,参加的清华学子只有全校的1/3,即300余人,而北平城内的参加人数是3000多人。游行队伍无法进城与城内学校联合游行,只好在西直门城门外开大会,女同学陆璀手持简易大喇叭在方桌上作悲愤讲话“北平城是中国人的,我们大家进不了北平城,日本人却可以在城里自由行走”。在城内游行的学生们行进到王府井大街时,遭到军警殴打。
12月16日,北平学子再次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日本促使成立的地方政府,史称“一二一六游行”。这次游行除少数亲国民党的同学外,几乎绝大部分都自觉参加。不参加的同学只能躲起来,以免被人看不起。全北平参加的达1万多人。“冀察政务委员会”这天没有成立,但几天后还是成立了。16日这天,城内各校学生在游行中与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军警用水龙头、皮鞭和大刀对付学生。北京大学山西籍同学李俊明挨了大刀队一刀,被同学们称之为“伟大的一刀”,意思是为爱国而受伤是光荣的。
1936年1月初,北平和天津市的学联决定,组织四个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唤醒农民兄弟。清华在第三宣传团,1月4日出发,先后到蓝靛厂、八里庄、长辛店、良乡县城、涿州城、固安县、高碑店等地宣传。一路上,女同学们教小孩子唱抗日歌曲,赵德尊、丁则良等向老乡演讲和交谈,讲当时的形势,宣传必须起来抗日救亡。1月14日,队伍被警察统一遣送回北平。第三团回清华后,民族抗日先锋团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很快发展到近200人。
南下宣传团回来后,清华园内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开展得更加活跃。女生宿舍发生一件事情,很好地显示了清华女生的革命觉悟。有一名姓纪的十级女生,山西大同人,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弄到一张清华进步学生的名单,正准备“揭发”之前,被一名进步女学生发现。结果引发众怒,全体静斋的女同学一起将那位同学的行李衣物从楼上扔下,把她赶出了女生宿舍。那位同学自此也再未回来。
要为真理而奋斗
1935年12月16日至1936年2月,清华罢课已经两个半月,学校当局和学生会达成一致,1936年3月初复课。2月29日,全校补考。可29日一大早,四座男生楼就被二十九军、东北军宪兵和警察包围。军警在宿舍里扑了空,但还是抓住了正准备撤离的清华党支部负责人蒋南翔、从城内做学联工作回来的姚依林、号召大家抢救被扣留同学的纠察队队长方左英。
四座男生楼的大部分同学以要去食堂吃早饭为由,由“民先”队员带头,一起涌向西校门,趁着配合二十九军和警察的东北军宪兵不积极,把扣留的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三人夺了过来。学生们不仅赶跑了特务军警,还将军警开来的10多辆汽车全部捣毁。
抓捕清华学生的计划被粉碎,再加上被捣毁军警汽车,北平当局恼羞成怒。清华大学的学校当局也坐立不安。清华当时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属于北平当局。国民政府的势力已经南撤,学校对北平当局毫无关系可以说情。学校既不能保护自己的学生,又约束不住自己的学生,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29日上午,教务长潘光旦在旧校门台阶下,要求聚集在那里的学生不要再闹了。这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有些同学拾起地上的雪块扔向他,他说不下去,只好离开。
29日下午,梅贻琦校长在大礼堂召集全校学生讲话。同学们认为梅校长是忠厚长者,是真正的学者,对他非常尊重。赵继昌回忆,梅校长登台后,看样子心情十分沉重。他说,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很困难,同地方当局的关系不好处,希望同学们冷静一点。他说把汽车砸坏,一定会惹出事来。梅校长的讲话表明他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甚至可以理解为同学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更大事件。
学生会于是决定,派人手持木棍在学校大门口守卫。如果军警进校,就全部退到不容易发现的新体育馆,把灯关掉,使他们难以检查和登记。
29日这天晚上,大批军警蜂拥而至。一些党员、救国会和民先队的骨干夜里都没回宿舍,和绝大多数同学一起,隐藏在新体育馆内。军警最终还是找到了新体育馆,为首的警官扬言要检查,按照手中的“黑名单”捕人。在场的郑天翔、郑季翘、赵继昌、赵俪生都回忆,同学们很齐心,怕学生领袖给检查出来,先是围成一圈,不停地绕场走,不让军警和大刀队的人靠近。一个军警放了一枪,这才把队伍打散,分成几块,然后开始点名。
在点“赵继昌”名时,赵继昌应声而出,赵安全无虞。郑天翔担心黑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看到同屋的王士光(王光杰)不在,知道他离校外出,在点“王光杰”名时,就答“我是”,军警就把郑给放了。许多民先队员和地下党员都是这样做的,结果军警一个也没抓到。郑天翔出来之后,没有马上回宿舍,而是躲在一个地方观察,等军警走了后,才回到宿舍。赵继昌和郑季翘回到同住的宿舍,发现郑季翘的怀表不见了。一两天后,《清华周刊》登出全校同学在军警搜查过程中被窃去的贵重物品清单,其中多是手表金笔之类的东西。
军警当时在体育馆逐个点名,没有抓住一个人。但第二天,同学们发现军警抓走了12位同学,关了半个多月才放。这些同学平时都不太关心国家大事,认为学校出了什么事情都与自己无关,那天晚上照常留在宿舍或图书馆看书。军警因为查遍学校都找不到几个学生,就把他们抓走了。其中一位被捕同学,因为受刺激太大,神经错乱。他们过去从不问政治,埋头读书,也从不参加游行,处于冷眼旁观的境地。这次在监狱里吃了苦头,得到了深刻教训,出狱后主动找到抗日民族先锋队,从此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这次反搜捕活动后,迫于家庭压力,再加上有些人相信“读书救国”,少数民先负责人和一些队员开始消沉。
纠正“左”倾与扩大统一战线
因为北平中学生郭清病死在狱中,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借机抗议,仿制一口空棺材在北大三院礼堂开追悼会,并抬棺上街游行,史称“三三一抬棺游行”。因为组织不力,有“左”的倾向,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包围的军警越来越多。赵德尊、姚依林、李昌、杨学诚、王瑶、郑天翔、赵俪生等人走在队首,抬棺队伍到骑河楼就被打散。赵德尊、王瑶等几十人被抓。有一位警察是山东人,赵俪生和此人套老乡关系,并说郑天翔也是山东人,两人成功逃脱。不久,刘少奇来到北方局任书记,以“三三一游行”为典型,批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纠正“左”的倾向,为此后的统一战线指明了正确方向。
6月13日,北平学生举行示威,响应5月28日天津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要求清查“海河浮尸”(日军杀死被迫为其修筑军事工程的中国工人,抛尸海河,5月间发现尸体120余具)。这次活动中,北平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清查海河浮尸”的口号,沿途的二十九军虽然阻拦,但不再殴打学生,“六一三游行”取得了成功。
此时的民先队伍发展迅猛。救亡团(前身是去南京请愿抗日的高葆琦、钱伟长等人组成的自行车队)和国民党学生组织的护校团一度与“民先”鼎足而立,此时“民先”与救亡团诚恳合作,救亡团从团员到领导,特别是自行车队的队员,很多都加入到“民先”队伍中。
12月12日,为纪念“一二九游行”一周年,支持绥远抗战,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北平学生举行大游行,这个日子与西安事变正好在同一天。这一天,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在景山公园召集学生们讲话,说了类似人要有人格、国要有国格的话。学子们听完秦德纯的讲话,步行回清华,先到体育馆洗了一个热水澡,回到宿舍已近凌晨1点,第二天一大早,宿舍里便像炸了窝,同学们欢呼着“蒋介石给抓起来了!”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南翔看到中间状态的学生因为蒋介石被扣押,担心局势不稳,忧心忡忡。许多党员主张杀蒋介石,蒋南翔认为不能这样做,不让党员表态。事变解决后,有个教授带着一些学生欢呼庆祝蒋介石回南京,右派学生烧毁左派学生的《清华周刊》,左派学生与他们打了—架。
西安事变后,中共有意识地加大了与国民党一致抗日、抓统一战线的力度。蒋南翔等学生领袖指定几个人与国民党右派学生“献剑团”接触,并让当时的学生自治会主席王达仁和“民先队”秘书熊向晖每隔一段时间就到中山公园今雨轩与国民党右派学生聚餐,做工作。当时徐高阮(徐芸书)等在《国闻周报》发表对中共不利的言论,蒋南翔一方面和他们论战,一方面也认为救亡不能放弃读书,老罢课不行,号召大家回图书馆、回课堂,团结教授们。
1937年上半年,清华左派学生与右派学生聚会多次,团结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绝大多数学子都加入到救亡运动中。这一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中间同学开始持赞成态度,右派学生出现分化,左派力量占压倒性优势。
加入党组织
很多清华学子都是将一腔爱国热情在各次斗争中经受考验,从而产生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又在组织中经受考验,逐渐成长为组织中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但也有一辈子与党同行、却没有加入组织的人,譬如赵俪生。蒋南翔曾到赵的宿舍启发他人党,说: “你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赵俪生回答:我读列宁的传记,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来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地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马尔托夫被列入了黑名单,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赶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我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赵俪生20岁时的这一番话为他的一生留下了注脚:一方面,为了抗日,为了推翻蒋介石统治,他曾在西安等地为地下党提供情报8年,一生以革命同路人自居;另一方面,他探索真理,一生笔耕不辍,桃李满天下,成为深受学生爱戴的历史学家。
没有立即入党的还有赵继昌。1936年暑假期间,清华党支部书记赵德尊征求赵继昌意见,问他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赵继昌表示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做一名党员,暂不考虑,但救亡活动坚决进行。赵继昌在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也曾担心毕业后的工作问题,努力于功课学业,甚至还考虑过考取公费留洋。赵继昌在回忆录中写道:直至抗战开始,我只是一个党的同情分子,同路人,或者说是一个基本群众。党员同志把我当做自己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赵继昌辗转各地,后决定寻找党组织。此后曾在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贸易部、中财委外贸组、国家科委、国务院财贸小组等担任领导职务。
没有立即入党的活跃分子毕竟不多。在一二九运动中活跃的绝大多数同学,在蒋南翔、赵德尊、杨学诚等人的引导下,无论是通过清华党支部,还是中共北平学委,都陆续入党。1936年冬,赵德尊介绍郑天翔加人中国共产党,赵对郑说,我是北平学委秘书处负责人,你就在学委秘书处工作,任务是印刷和保管。你不编入清华支部,由我单线领导。随后,赵拿出—个绿色帆布箱子,里面是油印机和文件。赵指着两包文件对郑说,这—包你可以看,这—包你不能看。郑天翔于是把箱子带回宿舍。没过多久的—个星期六晚上,赵德尊来到郑天翔的宿舍,自费出版北平学委的刊物《生活通讯》。赵德尊挂起大床单,把窗子遮住,然后拿出纸笔就干起来。赵德尊刻好后,郑天翔印。刊物也就是一张蜡纸,大致半月一期。印出来后叠成小册子,赵德尊带走。
1937年8月上旬,郑天翔从城内回到清华,清华园此时已经看不到多少人。宿舍楼的工友递给郑天翔一盒火柴,说,把你那些东西烧掉吧,锅炉在地下室。郑天翔把保管的文件拿到地下室,付之一炬。原来,郑天翔的那点“秘密”工作,根本没有瞒过工友。郑天翔同宿舍的王士光,其实也知道,他们相互信任,王士光多方为郑提供方便。王士光后来去天津搞地下情报工作,在晋冀鲁豫军区培训无线电工程机务人员,成为太行山上的电信大王,成为新中国电信工业的开路先锋,电子工业的第一代拓荒者和领导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清华九级(1933年入学)至十二级(1936年入学)约有900多名学子,其中“民先”队员183人,党员40多人。在铁马冰河的抗战中,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成为新中国领导各方面建设事业的高级干部。
郑天翔和他的几位清华同学,在大动荡时代的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的人生轨迹证明:真心爱国的人,真心追求真理的人,往往都会集合到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感谢郑易生、郑京生为本文提供照片及素材）
谨以此文缅怀、纪念宋汀阿姨、郑天翔叔叔——在父亲沙飞艰难的平反过程中，他们给予我们真诚的支持、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