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南都周刊》出版了改革开放30年的娱乐记忆专辑，我应邀撰写了其中1979年《小花》与中国电影、1981年邓丽君与流行音乐的年度评述，并且采访了30年人物代表程琳。由于特辑篇幅的限制，关于改革开放第一代歌星程琳的采访未能全部刊出，现将当时我的采访记录完整呈现在这里，让大家了解这位年纪不大的老歌星的过去与现在。
程琳，1967年生，河南洛阳人，父亲是豫剧导演，母亲是豫剧演员。从小学习二胡，13岁作为文艺兵进入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担任二胡乐手，作为北京电视台推出的新歌手拍摄内地最早的MV专辑引起轰动，后进入东方歌舞团，先后出版《小螺号》《童年的小摇车》《新鞋子旧鞋子》《程琳新歌1987》《梦红楼》《比今更重》等畅销专辑，《风雨兼程》《妈妈的吻》《酒干倘卖无》《信天游》等歌曲影响一代中国人。她还出演电影《本命年》，该片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采访前，程琳邀请我参加了由某石油公司举办的她的小型个人演唱会，她除了演唱《比金更重》等新歌外，演唱的老歌是《风雨兼程》《妈妈的吻》《熊猫咪咪》《信天游》《酒干倘卖无》，还有献给她女儿的一组儿歌。她的女儿叫程凯丽，是她从湖北领养的，我在做这篇专访时，在程琳北京的别墅的花园里见到了这个幸福的三岁多的孩子，她一口流利的英文，她一来就要我们桌上的葡萄，程琳帮她剥皮去核喂给她吃。她给至今未婚的程琳带来一个母亲的光荣、幸福与责任。程琳住进这个别墅已有十年，陪伴她的一直是母亲，如今还有凯丽。邻居都是跨国公司的总裁。波音老板王大卫就是其中一位，他直到那天被邀请去看程琳个人演唱会，才知道这位好邻居原来是位曾经红遍全中国的大歌星。
文革以后，地方戏曲有过空前繁荣，每个省的代表剧种都在文革京剧样板戏一统天下后得到新生。程琳从小就生活在豫剧舞台边上。当时一个孩子成功的出路好象只有两个，一个是考大学，一个是参军。她所在的学校的同班同学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父亲让她从小学二胡，带着这个童子功，程琳很小就考上了海政歌舞团，在乐队拉二胡，算是文艺世家子弟最好的出路了。
口口：在乐队拉二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成为当年最红的歌星？
程琳：在海政小乐队时我12岁，部队每月补贴7元生活费，当时觉得就是文艺子弟很好的出路，我挺满足的。当时海政的苏小明算是很红的歌星，我只是乐队拉二胡的，偶尔在楼道里哼哼流行歌，只要你敢唱当时好象就有你的机会，团里的人说小程琳你也来唱几首吧，我说好啊。那时我13岁。北京电视台帮我录了几首歌，我觉得是内地最早的MV了，穿的是海魂衫，有《小螺号》这样的原创作品，也有《人证》的主题歌。当时播出就很轰动。我第一次演出是在首钢体育馆，我唱一首歌观众鼓好几次掌，跺脚不让你下台，观众掌声停不住、都不带档的。我当时并没有我红了的感觉，只觉得观众怎么这么爱听歌，这么热情。后来我们在北展剧场演出，我记得当时每晚补助是4块钱。我的第一张专辑《小螺号》是北京音像公司出的，随后广州太平洋公司给我出了《童年的小摇车》，重新录制了《小螺号》，制作更精良，这张专辑影响特别大，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给我的稿费是2000元，那时侯国家奖励万元户的个体劳动者，我的2000元稿费就上缴到部队了。
口口：当年都觉得你是小邓丽君，你觉得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的歌声？
程琳：其实我和邓丽君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却有不同的地方。在我之前，其实李谷一、苏小明、成方圆都已经出名了，她们的歌声一是年龄偏大，二是中音区，和我的声线不同，可能我还在少女时期的歌声更能打动更多的听众。那时侯大家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就是喜欢她的细腻与深情，很东方的情怀。我觉得我不算长得漂亮的那种人，我和邓丽君相同的是演唱中都有东方文化的基础。我的演唱有着戏曲唱腔吐字扎实的长处，邓的演唱也有这样的优势。我至今要感谢我的父亲。我突然最红的时候，他叮嘱我：“唱歌唱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丢二胡。”我从乐队出来，就一直没有放下过二胡，这种乐感对于我的演唱以及后来的创作都有帮助。80时代听众喜欢的就是一种深情、细腻、温暖、明亮。这是大家突然喜欢我的歌声的主要原因。
口口：那时侯你唱的都是原创歌曲，都是歌颂母爱、友情的，很少有爱情的，是不是代表了当年的创作风潮？
程琳：当年我唱歌时还没有成年，本来通俗唱法就有争议，所以我唱的歌肯定只能是非男女爱情的歌曲。比如《风雨兼程》，当年是一台歌颂深圳改革开放的电视歌会《九州方圆》的歌曲，歌颂改革者的，但现在的很多听众都以为是唱爱情的，可以说，那个年代的原创力量还是很强的，把亲情、友情都刻画得很有艺术感染力，歌曲的情感超越题材本身的局限。现在我们觉得通俗歌曲就是爱情歌，当年可不是这样，比如《妈妈的吻》，也是付林写给我首唱的，现在大家还喜欢。其实你再回头看邓丽君当年的歌曲，比如《原乡人》《又见炊烟》等，都是故土情怀，并不都是所谓男女爱情的靡靡之音。那个年代的通俗歌曲的创作很多元。也正是因为原创，我才是程琳。
口口：的确，其实80年代对邓丽君模仿得最多的是段品章等歌手。但那时侯，内地社会各个阶层对通俗音乐文化的接受程度怎样？是不是只是年轻人的潮流？
程琳：通俗音乐虽然是年轻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形态，但在80年代的内地却不仅仅是年轻人，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男女老幼都喜欢的一种文艺形式。可能是通俗歌曲还是更多把情感的空间给了个人，而不是抹杀个性的集体程序化。我当年岁数很小，可都是和刘海粟那样的大师交往，我至今感到幸运，他们喜欢听我的歌曲，对我歌声的认同，也说明那个时代对通俗歌曲文化的认同。但在众多大师面前，我真还是个孩子，我基本是在大师文化中熏陶，很多事情是到岁数大了以后才明白他们其中境界，我那时侯很拔苗助长。大家都喜欢和我这个小朋友交往，现在想想大家是在认同突然兴起的通俗歌曲这样新鲜的文化形态，不管是老百姓，还是文化大师。
侯德建当年是台湾校园民谣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作品有着比较强的人文气息，比如《龙的传人》，这些作品当年颠覆了邓丽君、刘文正时代的东方古典主义的流行歌潮。他是继黄阿原后回到内地的台湾同胞，当年成为风云人物。他一到大陆，就去了很多地方，四川、杭州等等，写了很多关于内地人文的歌曲，比如《熊猫咪咪》。他选择了程琳来演绎这些作品。后来他们相恋。对于这段往事，程琳一直回避，但谁都无法抹杀那段历史。
口口：你一直回避谈侯德建，但他的确是你音乐生涯中不得不说的重要合作伙伴，当年你们的恋情也是高调的，现在如何看那段往事？
程琳：侯德建是一位音乐才子，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东方歌舞团，算是从部队复员了，活动的空间更大。侯德建比我大十岁，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相恋，我回家就告诉我爸妈了，我说我恋爱了，那时侯我刚18岁，父亲很反对。而我觉得那是在工作中产生的感觉，那时候媒体不象现在这样发达，我们倒没有躲躲闪闪，很大方。他很象我的大哥，因为当时内地流行乐还没有制作人的概念，侯德建又是我的制作人，我当时做音乐完全没有想到要怎么成为更大的明星的欲望，就是喜欢音乐，他给我或者说是内地乐坛带来很多当年很规范、很先进的制作理念，让我成为第一个受益的内地歌手，因为制作人就是教练，他能给歌手带来上升的空间。
口口：你觉得侯德建在音乐人上当时最值得内地同行借鉴的有哪些？
程琳：他音乐上的才华首先来自他对音乐本身的热爱，同时他又不仅仅将通俗流行歌曲局限在音乐本身。比如他很热爱电影，做过很多电影的配乐，他的综合素养很高，他的知识面很宽。这是当年内地音乐人没有的，所以他当年回归内地，给歌坛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主要是创作的思维方式。比如同样写亲情，他的东西和内地的就不一样，我觉得还是当时的视野与文化积累的不同。他在对我的演唱熟悉以后，他说他离开台湾时刚给一部电影《搭错车》写了音乐，其中一首歌《酒干淌卖无》很好，他觉得更适合我，当时苏芮演唱的版本还没正式公布。中央电视台正好有台歌会，那时侯没有演播厅，就到五星级豪华酒店做演播室，那期节目就是在北京长城饭店录的，我唱了《熊猫咪咪》《酒干淌卖无》，那期节目的影响很大。《酒干淌卖无》成了我的重要的作品，也对我的演唱产生了影响，我从少女阶段的歌手一下成长起来了，让我走上了事业的第二个台阶。
口口：其实80年代是唱片、盒带销量最大的时代，可你出的专辑反而不多，在你第二阶段，只有《程琳1987》。
程琳：那个年代做专辑很容易，就是翻唱港台歌曲，也就是口水歌。我还是坚持原创，贵在精。在侯德建作我的制作人后，这个理念一直没有变。那时候广州是去香港最方便的，1987年，为了制作专辑，我在广州买了一套商品房，在东湖新村，当年100平米的小三居是5万元。就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我做出了《程琳新歌1987》，当时的制作费是40万，算是最高的，当时侯德建就是要做高质量的内地专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在广州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其中的很多歌曲都脱离了男女爱情的小情爱，比如《背影》，前不久我偶尔还听到满文军翻唱过，作为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还有专辑主打歌就是《信天游》，后来这首歌引起了西北风的歌坛新潮流，邓丽君的那种细腻柔情被呐喊所取代。当时《信天游》其实是香港、广州的一批音乐人对黄土地文明的一种思考，当然内地原创文化的基地在北京，崔健的《一无所有》也是当年的经典代表。
口口：1987年的确是内地歌坛的分水岭，就女歌手而言就出了一批唱晚会大歌的，比如毛阿敏、韦唯、还有田震，当时是跟着西北风的大嗓门走的。当时港台实际上象苏芮等大嗓子也出来了。好像女歌手的潮流一下子变了。你当时有压力吗？
程琳：一点都没有。当时我还是那种小孩子般的心态，不会觉得我的这个细嗓子是不是过时了，因为我有很多原创的作品。其实西北风也是从我的《信天游》开始的。那个年代歌手之间没那么多隔膜，好像没那么多竞争啊、压力什么的。我当年在北京住在友谊宾馆附近，那里有公寓，很多海外回来的文化界朋友都喜欢住那里，当年毛阿敏刚来北京也住那里，到现在我和她、还有崔健我们都是经常联络的好朋友。我觉得原创是一个歌手立身之本，我在海政歌舞团也是唱很多原创，到了侯德建做我的制作人的阶段更是这样，他带我又认识了很多香港的著名音乐人，比如黄霑，当年香港是跟着日本歌曲走的，黄霑就坚持原创。内地原创可能是1992年后才开始的。我已经提早了5年。当时我走得很快，这是我幸运的地方。
1988年程琳的歌唱事业达到巅峰，她同时出演了电影《本命年》，这部由姜文主演的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大奖。随后她消失在内地的公众视野，出国游学，直到1995年回国。其间，她的父亲因病去世，她未能回国尽孝。因为侯德建的原因，她被主流媒体禁播，直到2000年。
口口：当时很多歌手都是唱而优则演，比如成方圆、关牧村、毛阿敏。你也出演了电影《本命年》。
程琳：我和她们演电影完全不同。当年我们的朋友都是音乐、电影界的，因为侯德建喜欢电影，他做过很多电影配乐。姜文、冯小刚等都是好朋友。有一天姜文问我敢不敢拍电影？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后来他真的说了谢飞的《本命年》。当时很多人劝我别拍，韦唯劝我别砸在电影上，因为很多女歌手都主演过电影，好象都有点遗憾。我说没事儿，因为姜文说我在中场出现，那是姜文贯穿的电影，我说不会拍一部砸他的电影。我在里面演歌手，很本色，本来我和姜文就挺熟的，拍电影就跟玩似的，觉得很简单。那也是我当年的心态。
口口：1989年你出国后和内地绝缘，1995年回国后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程琳：是人的状态，还有就是原创已经是内地歌坛的核心运作机制了，口水歌的专辑没有了，大家都在进步。我记得刚回来我见到李宗盛，我就象在我出国前叫他小李，那时候我在香港做专辑，他还是在学习阶段，我们都叫他小李。可1995年他已经成长为三地最火的音乐人了，写了很多好歌。当时周围很多人都惊讶，你怎么可能叫李宗盛叫小李，那可是大师啊！还有冯小刚，他也已经成为真正的电影导演，现在我和他包括徐帆都常联络，因为我和他们都是在一个孤儿院领养的孩子。他们变成大腕了，大家的生活也比以前好了，而我还是在做自己的音乐，就是变成了一个年纪不大的过气老歌手了。
口口：对于从当年的火爆到现在的平淡，你有压力和遗憾吗？
程琳：我还是没有压力，我从来都没有危机感。因为我不忌讳这个过气老歌手的称呼，这是现实，流行歌坛就是潮来潮往永远属于年轻一代的，只要我是歌手、我还在创作就满足了，很多高不成、低不就的自我尴尬我没有。我不用现在的价值观衡量和要求自己。我现在首先是唱自己的音乐，和最棒的音乐人，和文化背景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这是我回国后坚持的原则。一个人是要需要两大部分来支撑自己的，一是物质，二是精神。音乐就是支撑我精神的物质载体。我最近写的新歌《比金更重》，就是说人有更多比物质指数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精神。现在让我的音乐立足的就是东方文化，美国的很多音乐制作大腕和我合作，也正是看重了我的音乐作品中的东方灵魂。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去世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这是我的人生遗憾。他对我说的唱歌不管唱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到二胡，我现在每天还练习。我和高晓松也是好朋友，我们经常通过网络视频聊天，他在美国，我在北京拉二胡，他对我说：“有信仰的和尚念经不过每天念那么一会儿，你每天却要把二胡拉上几个小时。”其实，二胡这样的东方音乐已经融到我的血液里，成为一种信仰，那七个音符就是最美的天使，永远变化出不同的音乐，有一种灵魂。你看周杰伦等也都把东方元素作为专辑的卖点，王力宏还在学二胡，新专辑也是东方文化的卖点，不过他现在的岁数学这个已经太晚了。
口口：你最感谢的人除了父亲，还有哪些人觉得是重要的？
程琳：中央台的孟欣导演算一位。我这人很简单，回国后我还在做音乐也不象其他人做做买卖。可能是因为侯德建的原因，很多电视台不让我出镜，北京有次举办世界妇女大会的晚会，我都化好妆了，最后还是没让我上。这对于歌手这个职业而言，是一种压力。最终让我解禁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导演孟欣，她请我上晚会有人说程琳不能上，她反问这是谁说的？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规定吗？有的话就给我拿来，要是没有的话，程琳就可以上。正是因为她的魄力，我是在2000年才在中央电视台等内地电视上亮相的。更多的观众才能看到我的很多新作品。这也许就是当年留下的后遗症，不过已经过去了，历史毕竟是历史，但时间又是最好的证人，而我们的日子总是在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