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将苏静关于四野战史的第一次书面意见
军科院四野战史编写组并领导小组洪学智同志：
接阅《第四野战军战史征求意见稿》，总的感觉，搜集了不少资料，下了较大的功夫，歌颂了我军的历史发展进程，写得较规范有序，是有可读性的。缺点是东北解放战争初期部分，没有把史实立准确，立全面，困难和艰苦斗争讲得很少，在当时干部和群众中的混乱思想也没有反映，好像胜利的取得是轻而易举的。这方面有不少现成的材料要加以补充。其次，“概述”部分概而不全，也没有提出和分析什么问题，总结几条主要的经验教训，而且篇幅写得较长，我们建议取消，另写一个序言或引言。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内部在工作方针上有分歧的。请参见1948年5月6日经中央批示“完全同意”和1949年3月13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有关东北问题的一段讲话。
我们认为，该决议和毛主席在中央会议的讲话，是具有总结性和权威性的，“征求意见稿”中不应该完全回避，应以适当方式表述之。
当然，看待过去的错误，像看待其他一切历史问题一样，应当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衡量。在日本投降后，国际国内都需要和平，中央制定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是正确的。继1945年“双十协定”后，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经中央批准，一共达成三次停战协议。
因此，原东北局决议把少数领导干部说成“对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是“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彭真同志也说过，他来东北以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集中主力同国民党争夺大城市和铁路干线”。
问题在苏军撤离以前，大城市和铁路干线有苏军把守，这时把绝大部分的力量集中在南满和沈阳市周围，从而放松了根据地建设，延误了将近半年宝贵时间，没有及时将实际情况向中央报告，造成一定的损失，是有责任的。
按照中国革命的规律，应该更多把力量用在农村。中央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是一个战略问题，不能因中央的几份电报，把它降低为战役部署。“征求意见稿”没有看清以上的问题，只是强调“分散”和“集中”的关系，是有缺点的。
在根据地建设问题上，东北局初期确实发过不少文件指示，但重要的是看实施。当时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和平与战争问题，城乡关系问题，以及敌我力量对比问题，都存在不少糊涂思想。普遍留恋城市，不愿意过艰苦生活，对杜聿明率30万精锐部队到东北是干什么的，以及对民情和新部队的成分都缺乏阶级分析。我党在东北的力量包括抗联部队在内已遭到极大摧毁，群众中正统观念浓厚；另一方面，又对苏联的帮助寄予过大希望，如此等等，都没有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深入教育，所以，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就不免流于形式。
这种情况直到我军从四平撤退到松花江以北，1946年7月在哈尔滨东北局会议上作出“七七决议”，才得到澄清和解决。并派12000干部下乡，三分之一主力部队配合地方剿匪，从而把根据地踏踏实实地逐步建立起来，并在土地改革中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组织第二线兵团。
“七七决议”强调了敌人对我占有优势，我们必须艰苦奋斗，打破和平幻想，从而统一了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在扭转错误思想方面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征求意见稿”对此只是几笔带过，是不实事求是的。
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有着不少经验，但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何避免同敌人决战。
1947年5月，陈云在一封信中曾把（林彪）“避免锦州以西的那次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撤退”，作为我军进入东北前7个月中的“两件大事”。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没有做好，东北就很难有以后发展的好形势。”
“让”和“退”是为了打，打要看时间、地点和条件，不能在力量对比悬殊时轻率决战。四平保卫战的确打得很英勇，也取得了宝贵经验。但那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那是为了配合和谈），不能作为一般的作战原则”【林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博主注】。
我军以前还没有打过这样的阵地战，老骨干被打掉8000多人，部队几乎丧失元气。如果锦州以西打那个大仗，结局会比四平更坏。正如德国军事家毛奇所说：“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可是，像这样的经验教训，“征求意见稿”中根本没有提到。
特附上东北解放以后的东北局决议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有关讲话做参考。
我和比较了解情况的苏丹、阎仲川两同志共同研究，由苏丹同志执笔成稿。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示知。
苏静 1996年11月18日
苏静中将与《四野战史》（1）
彭真派秘书坐镇 干涉四野战史编纂
高华：彭真在延安整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