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英国状况问题
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谈到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影响力时说：“他的影响力之广，可见于以下事实：很多观点在他初次提出时还是极其新颖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常用语汇s。”“英国状况问题”（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Question）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卡莱尔早在《时代征兆》（Signs of the Times，1829）、《时代特征》（Characteristics，1831）、《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3）等作品中就已经开始探讨英国状况问题，只是到了《宪章运动》（Chartism,1839）和《过去和现在》（Pastand Present,1843）中才更为明确地提出了该说法，用以概括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并很快成为19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作为19世纪英国文学和社会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英国状况问题”也反映了当时文人面对工业文明所作出的不同反应。
该说法最初用来描述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英国的社会危机。史学家哈里森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英国》中写道：“1837年，全国经济进入了萧条期，并一直延续到1842年。这六年是19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段时期。工业发展陷入停顿，失业状况空前严重，食品价格居高不下，政府救济甚不得力，工人阶级处于饥寒与贫困之中。整个经济体系从未像此时这样濒临彻底崩溃。”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持续的经济大萧条。史学家布里格斯认为，这段时期的经济萧条，尤其是1837年和1842年的两次经济危机，“所引起的不满影响了整个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这在卡莱尔、恩格斯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著述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卡莱尔的《宪章运动》和《过去和现在》分别写于上述两次经济危机之后。1838年秋，他前往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亲眼目睹了下层民众生活状况的恶化；而此时的统治阶级不仅坐视不管，继续奉行“放任自由”原则，还推出了旨在保护土地贵族和中产阶级利益的谷物法和新济贫法。卡莱尔怀着激愤之情写出了《宪章运动》，第一章的标题便是《英国状况问题》，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满腔的不满已经十分严重和强烈”，“不能再默不作声，不能再袖手旁观”，否则就有爆发革命之虞。1842年，卡莱尔还在写作克伦威尔的生平，但工人阶级的状况已经随经济危机的爆发再度恶化，他于是转而写起了《过去和现在》。他在1843年1月28日给母亲的信中说，看到身边有人饿死，有两百万人没有工作，而统治者只顾打猎享乐，自己应该站出来说话了。
恩格斯对英国状况问题的思考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成型。1842年，他来到英国，在随后的两年里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题目都叫《英国状况》。其中第一篇评论的就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并认为这是英国当时“惟一能够触动人的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展示人的思想踪迹的一本书”。恩格斯肯定了卡莱尔对英国状况的剖析，认为卡莱尔多年来“主要从事研究英国的社会状况——他是英国有教养人士中唯一研究这个问题的”。恩格斯当时并不熟悉卡莱尔的背景，却在这篇文章中准确地概括并评价了卡莱尔的观点，有批评家认为该文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对卡莱尔的作品所作的最严肃、最深入的评论。恩格斯不久便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的写作，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了英国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他在该书的注释中认为卡莱尔“比所有的英国资产者都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混乱的原因”，但也已经认识到卡莱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其局限性。
狄更斯于1840年结识卡莱尔，在英国状况问题上受卡莱尔影响颇深。狄更斯在短篇小说《圣诞颂歌》（1843）中特意诠释了卡莱尔所谓的“工业领袖”如何在道德上悔过自新，并在出版前寄给卡莱尔先睹为快。不过，狄更斯在创作《艰难时世》（1854）时已经改变了这种看法。尽管他仍把该小说献给卡莱尔，并在给卡莱尔的信中说“我知道，书里写的一切都会得到你的赞同，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的作品”，但如评论家罗宾·吉尔莫所说，他此时已不再相信中产阶级能够改良英国社会。该小说以英格兰北部工业区为例描述英国状况，是他惟一一部集中描写工业的小说。萧伯纳认为该小说表明狄更斯真正认识了英国状况，开始批判英国人的自满心态，批判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恶果。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是“当时资本主义在文学中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
上述三位批评家对英国状况问题的讨论均带有激进色彩，但批判的视角和力度又不尽相同。恩格斯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认为社会主义将取而代之，而革命是改变社会制度的重要途径。卡莱尔和狄更斯则在承认现有社会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批判其弊病。卡莱尔认为英国能够避免革命，但希望通过一场精神革命来涤除现有的混乱无序状态；狄更斯则批判工业社会的“铁笼”对人的想象和情感的扼杀，并希望通过恢复完整的人性对抗工业主义的“单调”。
二、恩格斯：制度与阶级
卡莱尔并不反对依靠工业来获得财富的社会体制，如评论家罗森贝格所说，卡莱尔批判的是工厂的黑暗而非工厂本身，他只是要求更为公平地分配这些财富。19世纪上半叶，工业化所带来的财富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卡莱尔在《时代特征》一文中就已经开始反思工业社会是否在进步：“国家富裕了……国人却变穷了”。他在《过去和现在》的开篇写道，英国状况是世间有史以来最危险也是最奇特的状况之一，英国富甲天下，但英国还是要饿死。他继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英国的巨大财富，到底是谁的？”（6）他认为英国工业取得了累累硕果，却没有使英国人富裕起来，因而是一种“被施了魔咒的财富”，不属于任何人：“我们的财富比古来任何民族都多，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又比古来任何民族都少。我们所谓的辉煌的工业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如果我们听之任之，那它就是一种怪诞的成功。”唯有更公平地分配这些财富，才能实现真正的成功。（5-6，183）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也借人物之口说：“我想我没法子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繁荣，或者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兴旺的国家里，除非我知道是谁得着这些钱，而且我是不是也有一份。”恩格斯虽然也认为工人阶级“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但他已经认识到，靠贵族和资本家的施舍是没有希望的，私有制的存在使得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在私有制下谈“国民财富”没有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
卡莱尔没有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他的社会批评更多地采取了道德视角。托利党认为当时的经济困境并非谷物法所致，而是由于大量资本流入工厂主手中，引起了过度生产：“现在生产过剩，而你们的工人却饿着肚子！”卡莱尔认为这是无所事事的土地贵族对工厂主的恶意攻击，毕竟后者还在努力生产，而前者只顾狩猎寻欢。（170-171）在卡莱尔看来，生产过剩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工厂主要解决好分配问题，使工人劳有所得。而恩格斯已经发现“资本家的剥削在英国社会中占有根本的重要意义”，而生产过剩则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弊病，如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有经济学家指出，《共产党宣言》中的很多经济和历史分析都来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在后一本书中分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英国状况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前者，说他们“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脓疮；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的穷苦状况，因为对这种穷苦状况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正是他们，正是有产的工业家阶级”。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终将推翻资产阶级：“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卡莱尔也意识到，如果英国状况问题得不到解决，很有可能会爆发法国那样的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说也是“受压迫的下层阶级在反抗压迫的、玩忽职守的上层阶级”。不过，卡莱尔仍认为“玩忽职守”的统治阶级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失职，就能负起责任，避免革命。在他看来，宪章运动只是英国状况问题的一种表达，可以警醒信奉“放任自由”原则的统治阶级；而工人阶级所要求的民主也和“放任自由”一样，只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前述“两大阶级”的斗争；而卡莱尔仍将社会分作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认为国家仍需由“真正的贵族”来统治，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只是“被引导，被统治”的权利。但对于谁是“真正的贵族”，卡莱尔的观点也经历过转变。恩格斯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宪章运动》虽然与《过去和现在》的基本观点相同，但“托利党的色彩更强烈些”，也即更偏向贵族阶级。在写《过去和现在》时，卡莱尔已经对皮尔（RobertPeel）的托利党感到失望，认为土地贵族已经堕落，转而寄希望于工业资产阶级，认为工厂主才是“英国当前的希望”（207）。他在给马歇尔（JamesG.Marshall）的信中提到，英国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贵族”是“工业领袖”，而非“闲人领袖”。
卡莱尔希望“真正的贵族”能实现强力统治，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早在《旧衣新裁》中他就已经指出，未来政治的基石就是英雄崇拜，并由此产生敬畏之心。恩格斯把卡莱尔的这种思想归因于他的宗教思想，认为卡莱尔的泛神论使之追求一种比人本身更高的东西，因而渴望有超人一等的“真正的贵族”或“英雄”。雷蒙德·威廉斯则认为，卡莱尔反对社会，但又无能为力，便不自觉地崇拜起了强权。但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对英国状况的认识。他认为英国处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希望“真正的贵族”能够恢复秩序，结束英国工人阶级穷困无助的状态，结束英国人精神上的迷失状态。恩格斯对卡莱尔关于英国现状问题的总结也反映了这一点。
三、卡莱尔：信仰与秩序
恩格斯认为《过去和现在》中包含了卡莱尔早年在《宪章运动》中所谈的一切，而且“谈得更清楚、更展开，结论也更明确”。他对卡莱尔的描述做了如下总结：
寄生的、占有土地的贵族还“没有学会安坐不动，至少还没有学会不惹祸”；劳动的贵族沉溺于玛门主义，他们与其说是一群劳动的领导者和“工业司令官”，不如说只是一伙工业海盗；议会是靠贿赂被选举出来的；单纯旁观、无所事事和laissez-faire等等的人生哲学；宗教被破坏并日益瓦解……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贫困，异常不满并反抗旧的的社会制度，因此，具有威胁性的民主主义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到处是混乱，没有秩序，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到处是精神空虚，思想贫乏和意志衰退。——这就是英国状况。
从恩格斯的上述总结可以看出，英国状况的主要特征便是混乱无序。卡莱尔希望能够恢复秩序，一方面要在精神上重树信仰，另一方面则要在政治上形成强力的统治。恩格斯认为这两方面分别为“内在的即宗教的方面”和“外在的即政治社会的方面”，后者是由前者发展而来的。精神或宗教方面的确是卡莱尔政治和道德思考的出发点。卡莱尔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精神化，“社会的外在混乱无序正是其精神状况的体现和结果”。由是，他能够“在一个物质至上主义和不信教的世界中坚持从精神方面看世界”。
卡莱尔希望重燃人们的敬畏之心，从精神层面上恢复秩序。他虽然不再相信基督教，但仍保留了宗教情感，如巴西尔·威利所说，他崇拜的是自然，景仰的是宇宙，将永恒等同上帝，宇宙等同教会，文学等同《圣经》，英雄等同圣徒，劳动等同祈祷。恩格斯认为卡莱尔的这种思想依旧属于泛神论，没有进步到无神论。这与卡莱尔自幼所受的加尔文主义的熏陶有关，也是维多利亚时代许多文人的共同选择，同时也是欧洲大陆上的一种趋势（恩格斯也认为卡莱尔的泛神论源自德国文学）。卡莱尔很看重精神层面对社会维系的重要性，他所宣扬的“劳动”的福音便具有打消怀疑、恢复秩序的力量：“劳动吧，在劳动中寻求慰藉。人啊，难道你的心灵深处没有一种主动使事物有秩序的精神、一种劳动的力量吗？……一切无秩序的、荒芜的东西，你都应该使之有秩序，有条理，使之适于耕耘，受你支配，为你带来果实。”他一直在强调信仰的力量：“人正是靠了信仰，才能挪移大山。有信仰的时候，四肢可能会因辛苦劳作而倦怠，脊背可能会因负重而磨伤，但内心却是平和而坚定的。在最黑暗的时候，有一盏明灯在指引着方向。”信仰能偶给人一种方向，一种希望，一种动力；因此，“就人的福祉而言，信仰应该是唯一需要的”，“对于真正有道德的人，失去了宗教信仰，也就失去了一切”。这也是卡莱尔思考英国状况问题时的出发点。如评论家西蒙·海弗所说，卡莱尔真正要写的并不是宪章运动，而是导致宪章运动的那个日渐失去上帝、物质至上主义的社会，以及如何来改善这个社会。
在卡莱尔看来，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信仰失落所导致的“精神瘫痪”。英国人在精神上都成了没妈的孩子，因为教会已经由“母亲”沦落为“继母”。在卡莱尔看来，没有了宗教，没有了上帝，人也就失去了灵魂，这才是整个“社会坏疽”的中心点。（137）人们陷入了怀疑和彷徨之中，“信仰已经死亡”，“没有了是非观念”。但由于“人生来就是崇拜者”（55），各种虚假的信仰便乘虚而入，导致英国人整个价值观念的扭曲。其中最具破坏力的信仰便是拜金主义，也即玛门主义（Mammonism）。卡莱尔指出：“玛门就像火一样，固然可以成为最有用的仆人，但也可以成为最可怕的主人！”（289）金钱具有神奇的效力，但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几乎完全消除了成千上万人心中的道德感”。（194）为了揭露这一点，卡莱尔着重解释了英国人心目中“地狱”概念的嬗变。
他在《过去和现在》中借人物之口说：“地狱这个词英国人还经常在用，但我很难确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卡莱尔认为，人们最害怕地狱，因为地狱意味着无尽的恐惧。不过，不同时期和不同民族心目中的地狱又各不相同。基督徒惧怕自己在上帝面前被发现是有罪的，古罗马人惧怕自己没有成为有德之士，而当代英国人却惧怕自己“没能取得成功”，主要是没有挣到钱。当赚不到钱就等于下地狱的时候，人们就只会热衷一件事——挣钱。在这种情形下，道德责任也就不复存在，现金支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的纽带，人们不再互帮互助，而是敌对竞争，所谓的“社会”也就名存实亡。（145-6）卡莱尔指出，如果地狱的概念是这样的，也就无所谓天堂，人类世界也无法长久存在。（183）英国人所崇拜的玛门并不是神，而恰恰是魔鬼，这种崇拜会把英国变成地狱，导致社会解体。（67）
卡莱尔批判玛门主义的主要目的是改造英国的工业家，也即“劳动的贵族”。在卡莱尔看来，他们作为“工业领袖”，本应成为国家未来的统治者，却居然狭隘地只将赚钱视为唯一的成功。“全世界一致认为，金钱乃是胜利的真正象征、恰如其分的对等物和同义词”，但获得金钱只是胜利了一半，还要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193-4）而且，金钱关系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联系；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无尽的反叛、争夺、仇恨、孤立和憎恶就将伴其左右，直到所有人都意识到，不管他的所得看上去多么辉煌，都不是成功，反而恰恰是没有成功”。（186）卡莱尔认为英国的工业劳动仍受玛门禁锢，但终将会觉醒；崇拜玛门的人们也终将要改宗上帝，因为玛门帝国正四下崩坍，“美元不可能永远统治天堂”。（207，295）
卡莱尔认为英国状况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一场精神革命，尤其是作为未来社会拯救者的“工业领袖”能够抛弃玛门主义，实现道德革新。在他看来，人总需要内心有某种“理想”，有一些“灵魂”，才能改变“躯体”。（189-190）罗森贝格认为，卡莱尔、罗斯金（JohnRuskin）、莫里斯（WilliamMorris）、狄更斯等社会批评家要求改革人的心灵和情感，不是因为他们对人性抱有信心，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更有力的途径；但这条路又走不通，因为机器不仅毁了工人，也使工厂主的心胸更加狭隘，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恰恰使工厂主不可能自我改善。这也是恩格斯会赞同的观点，但并不能因此而断言卡莱尔的这种努力只是一种妥协。他和狄更斯等人的社会批评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思潮之一，从精神层面切开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坏疽”。
四、狄更斯：单调与人性
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也是对19世纪英国工业社会的批判，其副标题便是《写给当今时代》。据评论家克雷格考证，“艰难时世”是1820至1865年英国民歌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常用来指经济萧条的时期，尤其是食物短缺和低薪失业令日子十分艰辛。这并不是狄更斯小说发表时的英国状况，但恰恰是卡莱尔提出“英国状况问题”时的情形。狄更斯对英国状况的认识受卡莱尔影响，小说场景又是恩格斯所关注的纺织工业区兰开夏郡，但狄更斯批判的侧重点却与后两人不同。
狄更斯和卡莱尔一样，也认识到英国状况的混乱无序，希望统治阶级不要继续“放任自由”，而是担起责任，解救困境中的工人阶级。小说第二部第五章描写了“工人与厂主”的碰面，工人斯梯芬对厂主庞得贝诉说工人的状况是“一团糟”（muddle），希望统治阶级不要“置之不理”：“这事件不能指望我。也不该靠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东家。这是在我之上，在我们其余的人之上的人们的事。要是他们不来做这件事，东家，他们负的又是什么责任呢?”但狄更斯并没有塑造卡莱尔所设想的那种“工业领袖”。小说中集“银行家、商业家、工业家”于一身的庞得贝只是一个骗子，弗·雷·利维斯认为他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粗俗的个人主义，“满脑子想的只是自我炫耀、权力、物质上的成功，对理想或观念漠不关心”，并非卡莱尔所谓的“真正的贵族”。
狄更斯也不像恩格斯那样认为工人阶级能够主掌未来。恩格斯看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卡莱尔则希望工厂主能与工人形成永久的共同利益（282），狄更斯也在《罢工》（1854）一文暗示这两个阶级有着“共同利益”。在此前提下，狄更斯和卡莱尔一样，希望资产阶级能够改善工人状况。诚如乔治·奥威尔所言，狄更斯并非“革命”作家，他并不想推翻社会，他的主张是资本家应该向善，而非工人应该反抗。由此不难理解小说中对工会运动的负面描写。狄更斯除了将工会领袖布拉克普儿塑造成一个只会煽动工人的空谈家，还描写了工会如何排斥拒绝入会的工人。从根本上说，狄更斯还是认可了既有的社会等级制度，担心工人阶级会导致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所担忧的无政府状态。他在小说中透过露易莎的视角将工人比作不可控制的海洋：“这些家伙有时会象海洋似地汹涌澎湃，造成了一些损失和浪费”。
在批判工业主义方面，狄更斯无疑受卡莱尔影响。《艰难时世》批判的锋镝是作为“工业主义主要哲学”的功利主义。戈德堡在《卡莱尔与狄更斯》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卡莱尔对狄更斯的影响，认为“甚至可以把《艰难时世》看成是卡莱尔最出色的小说”，而主要的影响就在于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弗·雷·利维斯更是赞赏狄更斯在这部小说中“具有了全面的视野，发现正是一种不近人情的哲学孕育并支撑了维多利亚时代文明中的毫无人性之处”。狄更斯也在1854年12月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我讽刺的对象是那些除了数字和平均值以外什么都不看的人——他们代表着当代最有害、最强大的邪恶。”小说揭露了只注重事实和计算的功利主义哲学对人的想象和情感的扼杀，人的“心”和“脑”都变成了机器。这正是卡莱尔在《时代征兆》中所批判的“机器时代”的弊病，也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把人训练成机器”。丹纳在1856年就谈到，该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根据有无情感分成两类，狄更斯借此对比了“自然的和被社会扭曲了的灵魂”。狄更斯主张在人们心中培养“想象和感情”，因为“一切闭塞起来的力量都是危险的。有利于健康的空气，使物产成熟的热力，只要封闭了起来，就会成为一种破坏的力量”。这种破坏作用在19世纪的一个实例就是哲学家穆勒（J.S.Mill）的成长过程，他在《自传》中记载了想象力和情感陶冶的缺失导致了他早年的精神崩溃。狄更斯虽然和卡莱尔一样批判功利主义，但他认为要改变机器时代对人的灵魂的扭曲，还需要适当的享乐，这是倡导禁欲的卡莱尔所没有谈到的。
如果卡莱尔看到的英国状况是“混乱”，狄更斯看到的英国状况便是“单调”。《艰难时世》中对焦煤镇的描写明显体现了这一点。焦煤镇以纺织城曼彻斯特为原型不足为奇，如布里格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中所说，在1836年后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曼彻斯特似乎掌握着解答“英国状况问题”的钥匙。恩格斯详尽地考察了这座“现代工业城镇的典型”，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等“工业小说”作家也以该城为背景来探讨英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问题。狄更斯并不像前两人那样以写实的笔触来描述曼彻斯特，而是把曼彻斯特视为工业时代的象征，正如1835年来此的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所作的著名评断：“文明在这里创造着奇迹，而文明人却几乎变回到了野蛮状态”。焦煤镇作为一个象征，概括了工业城镇普遍具有的特征。狄更斯后来在信中谈到自己没有明写曼彻斯特，而是虚构了一个焦煤镇：“《艰难时世》的场景定名为焦煤镇。人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每个纺织城镇都说它指的是另外一个纺织城镇。”狄更斯说这座被烟灰熏黑了的红砖城镇看上去就像“野蛮人”涂的花脸，那种阴沉的形象就像他小说中的反复出现的监狱形象，成了遍布整个工业社会一个统摄性的隐喻。更可怕的是它的单调：
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长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汽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象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音，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今年跟去年和明年也是一样。
“大象”和“长蛇”为这座毫无生气的城镇增添了动态画面，但前者突出的却是生活节奏的乏味，后者暗示的则是这种生活的无穷无尽。出出进进的工人已经被这座单调的城镇所同化，丧失了个性，生活也没有了多样性，与没有生命的街道并无二致。而城镇和工人这种单调又是由一种看不见的体系造成的，也即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现代文明的单调和机械所形成的“铁笼”。
这种单调违背了自然和人的天性，但只有自然提出了反抗：“即使在这一片茫茫的黑烟与砖墙的地方，它也会把季节的变换带了来，而且对那个地方可怕的单调性，提出了唯一的反抗。”焦煤镇人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生活的沉沦？狄更斯的答案便是“马戏团”所象征的娱乐，这是“焦煤镇工人生活中最需要的一件东西”，“他们越是在工作冗长而单调的时候，就越是渴望能得到一点休息——舒畅一下，使精神活泼起来，劲头大起来，有一个发泄的机会——希望有一个公认的假期，在动人的乐队演奏之下好好地来跳一跳舞——间或吃点好吃的东西”。这种观点显然与卡莱尔的自我消解、克制己欲的伦理主张相反。如安格斯·威尔逊所言，狄更斯在该小说中开始抛弃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自助、勤劳和克己等“美德”。狄更斯看到，这些禁欲主义的“美德”固然有助于增加物质财富，却也导致了精神和情感生活的贫瘠，进而主张用享乐来打破单调生活对人的本能的压抑，恢复人性的完整性和多样性。
卡莱尔、恩格斯和狄更斯在分析“英国状况问题”时，虽然具体指涉的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但他们批判的主要问题都是工业主义内在的弊端，这些弊端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逝。尽管他们各自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不同，批判的重点也不一致，但都认识到工业革命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并不都是当时的史学家麦考利（T.B.Macaulay）等人所谓的改善和“进步”。他们对“时代精神”的批判在当时的文化中也形成了一个传统，本身也是一种“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