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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一夜之间名满天下
一走了之？
1966年的事情真是多。我被派到怀柔去搞农村的社教运动，还没有走人，因为生了病，在家里养病。也许是命运的捉弄，我成了轰动一时的大字报的领衔签名者。
这年的3、4月，曹轶欧以中央理论小组的名义，带着从北大哲学系刚刚调出去的张恩慈等几个人，到北京大学来了。当时，我并不明白曹轶欧到北大来的意图。现在看起来，这是康生插手北大的险恶手段，他知道北大前一阶段的社教运动起伏很大，暴露出学校存在的严重矛盾，就像苍蝇一样，他要叮北大这个“有缝的鸡蛋”了。
曹轶欧等人住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什么时候来的，准确时间不知道，但是，曹轶欧到北大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张恩慈是刚刚从北大哲学系调出去的，回到学校，他难免要看望同事，说明情况。此后，有一天，曹轶欧找我谈话。她动员我不要下乡去，要我留在学校里，继续与陆平他们斗争，她说，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
我呢，经过前一阵的事情，有些心灰意冷，张磐石他们进学校，也找我做过动员工作，动员我对学校和陆平的工作提意见以改进学校的工作。他们说得都很好听，都很诚恳，为了改进北大的工作，不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揭露校党委的矛盾。我满腔热情地向他们，向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向中宣部副部长这样的大人物谈了我对学校党委和陆平工作上的看法，以为他们是上级领导，会协调好有关方面的矛盾，帮助陆平改进工作，结果却是发动了一场社教运动，矛盾激化，学校内部形成很尖锐的对立性的意见，我无端地惹了这么多的是非，受到这么大的挫折。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30年来，第一次卷入党内的斗争，就吃这么大的苦头，遭这么大的罪。我还能打得起精神来吗？中央书记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在北大表演过了，我是指陆定一指示张磐石在北大搞社教运动，整陆平(毛主席曾经说过，“北大社教运动是姓陆的整姓陆的”。)邓小平对北大社教运动做了三条指示，要把社教运动继续搞下去。彭真却要煞住社教运动的车，调转了方向，顶住了中央和宣传部，决定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这么多大人物都关注着北大，你康生再插手，未必就有多大的能耐。说起来，康生不过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而已，比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来，职务都要低。我自己呢，在北大眼看着是难以呆下去了，陆平要把我发落到乡下，我又想着通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我调动工作，离开北大这块是非之地，一走了之。因此，我也不想多讲什么。我对曹轶欧说，北大的事情，谁也搞不了，上边的人发指示，翻过来翻过去，还不是我们这些小干部们倒霉？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北大的事情太复杂，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学校安排我下乡搞四清，我过几天就要到怀柔去了。我这样消极的态度，曹轶欧对我也没有办法。
晴天霹雳般的“5.16通知”
我已经到下放怀柔搞四清的地方去看了一趟，接上了关系。因为回来后感冒了，在家里休息几天。我决定要到农村去参加四清，正准备到怀柔去，中共中央关于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发表了。学校党委进行传达，我是北大校党委委员，先一步听到了有关的中央文件。
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让因为年代久远而逐渐忘却当时的社会氛围的人们，和后来的不熟悉那一段历史的年轻人们，理解我的心灵历程，我这里要较多地介绍和引用《5.16通知》的内容。
中共中央发出的这个《通知》批判矛头所针对的，首先是当时在党中央排在邓小平的位置之后的彭真。彭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重要，除了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个政治局常委，就要数彭真了。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于邓小平之后的书记，受命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一身而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是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真可以说是身负重任，以至在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认为彭真现在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5.16通知”就是批判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的一份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提纲的。“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这个《通知》，把“汇报提纲”的问题说成“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然后，《通知》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对“汇报提纲”中的提法做了严厉批驳，给“汇报提纲”足足列了10条罪状，并且总结说，“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如此严厉地而公开地揭露和批判彭真，足以让全党全国人民震惊。尽管说，在此之前，我已经从邓觉先那里，得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彭真，但是，“通知”的这种严厉口吻，我仍然没有想到。但是，事情并没有到彭真为止。“通知”的意义，是通过彭真的事例，说明党内斗争的严峻和危险性，说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都混进了许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向各级党委和各部门领导进行斗争，要去揪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通知》号召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最后两段文字，是毛泽东亲自增写的，其分量之重，可想而知。尽管说，在传达这份《通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出自毛泽东之手，但是，这个文件的矛头所向，一是批判彭真和彭真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并且把彭真斥责为是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二是指明类似于彭真的人物在党内大量地存在，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揭露和清洗，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震惊与激动
“5.16通知”，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给听懵了。真是没有想到，建国以后这么多年，我们党内的政治状况竟然是如此地充满危机，还有人胆敢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胆敢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还组成了反党集团，有文有武，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红色政权！
而且，进行这些反党反毛主席的活动的首领，竟然是近年来在政坛上深受重用而非常活跃的彭真！更加严重的是，各省、市、党政军各部门内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
从“通知”的精神看，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它通过批判彭真和“汇报提纲”，明确指出，不仅是北京市，而是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且已经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等等，“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说明党当时正处于多么危险的状态，党内的敌人猖狂到了何等的地步！
我是既震惊，又激动。我参加革命近30年了，虽然说，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接受过党内斗争的洗礼，但是，当年在延安，一来是我始终处于运动的边缘，二来年龄又小，对那一场斗争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教训。对于党内斗争，我是谈不上什么经验的。我投身革命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经受过战火硝烟的考验，但是，在党内，我都是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兢兢业业地为革命工作的。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党内会出这样大的事情！
中央文件的精神，要揪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艺战线、教育战线、新闻出版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号召和发动每一个党员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开火，这又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在战争年代，我虽然年纪小，但是革命意志很坚决，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情况多么危险，都毫不动摇，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又发出了战斗号令，我同样不能落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坚决紧跟，积极参加，把党内的敌人统统揪出来，统统打倒，以便让我们出生入死地打下的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
我想，中央文件所讲的，要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是和前些时候北大搞社教的目标相一致，矛头是对准陆平这样的负责干部吗？而且，“5.16通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比北京市委当然要站得高看得远了。何况，彭真在这次会议上是受批判的，是这次会议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一号人物，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通知》批判彭真“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包庇了邓拓、吴晗，在此前的社教运动中就是包庇陆平，这是顺理成章的，合乎逻辑的。至于北大，在传达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没有再作出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又可以成为他们作为彭真等人的紧密追随者的确凿证明。
我以为，党中央毛主席发出“5.16通知”，就是号召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起来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我到北大工作以来，一直是非常注意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的。在哈尔滨，因为受到家庭中与吴宏毅的关系不好的影响，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心中存有愧疚。到北大工作，没有家庭问题拖累，我应该努力地跟着党中央毛主席，把工作做好。这也是我唯一的精神安慰。因此，听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文件，我有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翻来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况，思考北大与北京市委、与彭真的关系问题，思考我在北大的亲身感受与党内斗争的关系。
我想，我要听党中央的话，跟党中央走，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彭真的垮台，让我看到了把北大的问题澄清的希望，看到了把国际饭店会议上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挨整所受到的冤屈澄清的希望。我非常希望，能够在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后，有一个讨论和分清是非、改进工作的阶段。我那时候就想，北大前一段的问题太复杂，上面插手的人太多，是要中央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解决了的。我想，那就再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个报告，汇报一下北大的情况吧。这是符合当前的文件精神的嘛。我当时对于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搞清楚说实在的，不要说我，全党全国，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是毛主席党中央也没有对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修正主义下几条定义就是凭着一些感觉，以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照陆平这样发展下去要变修，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变成走资派，全党全国就会变色。现在，中央下了决心，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反修防修，并且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我当然要积极响应了。
友谊宾馆里的面谈
这样，我找了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让他找了哲学系的老师宋一秀、杨克明、夏剑豸，还有高云鹏，讨论写报告的事。
自从国际饭店会议以后，给陆平提过意见的人，都闹得元气大伤，一些人要调走，我都是不加阻拦，给他们开绿灯。何止他们，我自己都想调走，想让安子文给我换一个单位。杨克明动作快，这时已经调动工作到中国科学院去了，不过还住在北大的22楼。张恩慈也是闹着调走了，到了中央理论小组，现在又跟着曹轶欧杀回北大了。
我找了赵正义和杨克明商量，本来是要找他们也写一份报告给毛主席刘主席，反映北大的情况。写信的人多了，反映情况的人多了，毛主席他们总该听一听吧。杨克明说，写什么报告，就写一张大字报吧。我也表示赞成。因为在这以前，我在国际饭店受批判时，我已经给毛主席刘主席写过报告，反映北大的情况，还是请田家英同志亲自转交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回音。我给北京市委和彭真写的信，也如石沉大海。写大字报，不仅是能让广大群众知道，也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这可能比给党中央毛主席刘主席写信还要管用。
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会同意。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李雪峰是新的市委书记，可他还是华北局第一书记，他的办公地点在哪里，在华北局还是在北京市委，我也搞不清楚，到哪里去找他呢。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他们是党中央重新设立的文化革命小组派来北大蹲点的。你给张恩慈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这样，张恩慈对曹轶欧讲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接见我和杨克明，就在现在四通桥西北角，原先的友谊商场的二楼。当时那是友谊宾馆的客房。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当时要准备成立一个马列主义研究院(后来，可能因为进行“文革”运动，没有搞起来)，张恩慈从北大调出，也是到那个研究院去。曹轶欧大概是参加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筹备工作，那时候就在这座楼上办公。她到北大搞调查研究，这里离北大也近一些。她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友谊宾馆两处都有办公的地方。
我和杨克明按时到达友谊宾馆，曹轶欧把我们叫到正好是一个拐角的房间去，这是一个会客的地方。参加的人有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慈。曹轶欧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5.16通知”，领会“通知”的精神，我们对北大校党委和陆平的工作有一些意见，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因为陆平是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行，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前面讲过，她在该年春天就到北大来搞调查，只是在“5.16通知”发表以后，又改换成中央文革派来搞调查的名目了)，北大的情况，以及给陆平提意见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还有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所以，曹轶欧也没有问我们要写什么内容，就说，“5.16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我们是从组织原则问题请示她，可以不可以写大字报，不涉及具体的内容。大字报写什么，事先没有想好，也没有对曹轶欧讲要写什么内容，反正是对着校党委和陆平工作问题的，具体内容呢，是在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几个人再回来讨论的。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
这样，我就和赵正义、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已经请示了领导(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传达精神，大家都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都放心了。这样，我们开始在杨克明家里讨论起草大字报。为什么选在杨克明家里呢？因为杨克明已经调离北大了，在杨克明这里做什么，北大党委管不着。这期间，在下面参加“四清”工作组的夏剑豸回来了，也参加了大字报的写作，但没有多谈什么。大字报的第一稿是宋一秀写的，然后几个人一起讨论，宋一秀改了第二稿。这已经是5月24日晚上，几个人一看，还是不行，杨克明就说，“还是我来执笔吧。这天晚上就不再讨论了。我开个夜车，明天早上，我上班时把修改稿留在家里，你们来取底稿就行了。”杨克明很有把握，成竹在胸，我们就同意了。第二天，5月25日，宋一秀从杨克明家取了大字报的底稿，和高云鹏一起，在24楼教师宿舍，开始用毛笔抄写，我去看了一下，前半部分可以，后边加了一段话，加了三个口号，就这样定了稿。宋一秀抄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又到了就住在24楼同一座楼下的李醒尘那里，对他讲了大字报的内容，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在大字报上签名。李醒尘很高兴，到楼上看了大字报的内容，一口答应了，当即签了名。
抄完了大字报，我就带头签了名。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人都签了名。杨克明是别人代签的，是宋一秀还是高云鹏代的，我记不清了。这是吃中午饭以前的事情。在午休以后，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出去，贴在大饭厅的东山墙上。正好学生睡午觉起来到教室到图书馆去，都从那里经过，一下子就在全校引起了轩然大波。
“是战斗的时候了！”
我们七人大字报的全文如下：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做，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做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关于大字报的辩白
我再强调一下，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就是我们几个参加写作和签名的人知道，我们事先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曹轶欧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们向曹轶欧请示，只是从组织原则出发，请示大字报能不能写，能不能在校园里贴，没有讲具体内容。写什么，怎么写，我们都是一边起草一边商量的，而不是带着写好的底稿去见曹轶欧，更不是受到曹轶欧的指使和授意才写这张大字报的在近些年的报刊上，这种不负责任的捏造太多了，但是，因为我的处境问题，我却无法为自己进行公开的辩护，任由别人把一盆盆的污水都往我身上泼，把各种捕风捉影或是以讹传讹的说法、捏造出来的谎言和罪名强加在我的身上。
我们的大字报的精神是什么呢？只要是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就可以断定，我们的大字报所遵循的，完全是中共中央“5.16通知”的基本精神，是对于中央文件的一次“活学活用”：
“5.16通知”批判彭真阻碍对于吴晗和“三家村”的清算，我们的大字报批判的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北大校内阻碍对于“三家村”的真正揭露和批判；
“5.16通知”列举了彭真关于进行文化批判的种种言论，指责彭真混淆了文化革命的性质，缩小了这场斗争的意义和规模，我们的大字报批判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关于进行文化批判的有关指示，同样是指责他们把文化革命运动引导到他们指定的轨道上去；
这不是推卸责任，不是生拉硬拽，而是不争的事实。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党内高层就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为了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而激烈交锋。因为这场斗争，是从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发端的受到批判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三家村”的另一位成员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站在第一线力图引导和控制这场大批判风暴的彭真，既是中央书记处列于邓小平总书记之后的书记，是成立不久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时又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前面说过，“5.16通知”对彭真的批判和清算令人震惊，“5.16通知”批判的就是彭真所要求的“纯理论”“纯学术”批判和“坚持讲道理”、“加强领导”等防止大批判运动失控的提法和做法；而且，“通知”对于当前运动的定性，完全是以毛泽东的口径为依据，就是要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批判，向所谓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开火，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大字报，完全是在毛泽东所主持制定的“5.16通知”的精神范围之内，并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大字报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当年在报纸电台和中央文件中所习惯地使用的一些用语和概念，是特定时代的火药味十足的、杀气腾腾的语言。属于我们自己的内容，就是结合了北大的实际，把陆平、彭佩云和他们的上级宋硕关于如何领导运动、控制局面的言论进行了揭露和批驳。今天回想起来，这张大字报完全是错误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起了很坏的作用的，尤其是给陆平、彭佩云和宋硕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愿意表达我的深刻反省和歉意。但是，这张大字报的方向问题，不能完全由我们几个人来承担，它是遵照党中央“5.16通知”的精神而写出来的。
这张大字报，也不是针对彭真的。尽管说，彭真对于北大的社教运动做过指示，扭转了局面，使我们受到压制和批判，但是，我们对彭真并没有个人的恩怨。“5.16通知”对于彭真问题的阐述，触目惊心，但是，我们领会中央文件，是要掀起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不是继续清算彭真。彭真已经是“死老虎”了。要向彭真和北京市委发难，我们何必要从宋硕入手？宋硕当时的职务，是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副部长，并不是市委的要害人物，更不是攻击彭真的关键所在。我们完全是就事论事，就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形势，而牵涉到宋硕的有关言论。对于陆平，是这张大字报的锋芒所向，我认为，他对于文化革命的压制，和他对于社教运动的压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要想把他的问题揭示出来，当然是从当下的学校情况入手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5.16通知”这样的中央文件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所以，就很有“理直气壮”之感了。
其实，关于这张大字报，它问世不久以后就产生出种种流言和对我的非难了。当大字报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以后，有人就指责我发起写这张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投机”。这真是无稽之谈。我提议写它的时候，许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料的，谁能料想得到，它会直接送到毛主席那里，得到毛主席那么高的评价，会把它提拔到那样的政治高度？“投机”说，是事后诸葛亮的伎俩，要是不“投机”，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应该怎么做？前面所讲的，关于我对陆平看法的改变，和我在北大的经历，使得我出面批判陆平等人，是合乎逻辑的，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说，这件事是大错特错，造成那样恶劣的后果，我对此非常痛悔，但是，它却与“投机”无缘我犯的是政治错误，是在当时从党中央主席到普通民众中弥漫的极左思潮的驱使下，做出了损害党和民族利益的错事。所谓“投机”，则是涉及到对我政治品德和人格的评价。
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引起很大的反响，一石激起千层浪。事情非常巧合，当年反右派运动的前期，大鸣大放的时候，谭天荣(1957年因为参加“鸣放”发表个人言论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学生)的大字报也是贴在这里的。历史的巧合，让人产生联想，看着我们的大字报，有人说，谭天荣又出现了；有人说，这是反革命大字报，是反党；当然也有赞成我们的大字报而反对这些意见的，自然地形成了辩论的场面。学生们本来是下午要去上课的，这样一来，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争论得热火朝天，而且像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人越来越多。高云鹏还受到了他人的围攻和推打。
在贴这张大字报以前，我在哲学系的一部分教师、干部和学生当中也讲了，根据中央的“5.16通知”精神，可以对校、系工作和陆平校长等领导写大字报。当时系里也有不少人写了大字报，和我们这张大字报几乎是同时露面，都贴在大饭厅外面的墙上，几面墙都贴满了，非常有声势。这些大字报，都是给校党委提意见，讲工作上的问题的，没有什么恶言恶语，没有人身攻击。
一个下午，大字报前面都是人声鼎沸，群情振奋。晚饭以后，我们哲学系召集全体师生开大会，就是号召大家给校党委提意见，同时，对我们的大字报有什么看法，也可以提出来。这时候，有对我们的大字报持反对意见的人，到哲学系的会场上来，要找我辩论，哲学系的人则反对他们干扰我们开会，为此引起争执。那时候争得很激烈，可是没有多少个人的因素，全是从对于中央精神的理解和对于学校党委的评价角度相持不下的。
晚上，杨克明回到学校，看到了大字报贴出后的情况，他又害怕又着急，他的态度改变了。他责问我们，是谁把他的名字签在大字报上了？我们说，你走以前不是交代了，要我们替你签名吗？杨克明是看到全校师生围绕着我们的大字报辩论得很激烈，群众的情绪都沸腾起来了，有些害怕。他指责说，“光是同意我们写大字报，她知道不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是想指责曹轶欧，又不敢明说。他要我立刻把张恩慈找来。杨克明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上一次社教工作队在北大，就是动员我们这些普通干部和教师给陆平、给校党委提意见，把人都发动起来了，结果呢，工作队说撤就撤，留下我们这些积极响应工作队号召的人挨整。
为了安定人心，我就说，那我们先找张恩慈问一下情况吧，让他问问中央文革，看他们有什么说法。当时我的心里比较镇静，因为大字报内容是根据党中央“5.16通知”精神写的，我仔细考虑，内容没有违背“通知”的精神，相反地，它是积极地响应“5.16通知”的精神，是遵照“5.16通知”写出来的。眼下只是对党中央关于我们大字报的具体意见不清楚。我就打电话给张恩慈，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学校里乱了，群众对大字报有争论，对这个局面应当怎么对待？中央文革小组会有什么态度，中央会有什么态度，请他帮助我们请示请示。张恩慈在电话上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不要着急，请示以后再说。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22楼杨克明家里，我们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我们后没有多讲什么，他只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他，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张恩慈来了以后，杨克明又对他发火了，他说，你们现在怎么都不吭声？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会怎么样？张恩慈说，我把大字报带回去，先给中央文革的领导看一看。你们等着我的电话吧。当天晚上，我们等了很久，张恩慈的电话一直没有来。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是没有什么底。但使我镇静的是，第一，大字报内容是根据中央精神写的，是响应党的号召的；第二，从组织原则上说，我们请示了上级领导。我仔细思考，我是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不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公心，所以我很镇静。其他参加写大字报的几位同志也是如此，我们不怀疑自己的大字报出错，主要是对大字报引发的这种混乱局面觉得不应该，需要及时解决。越是没有回音，大家就越是紧张。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在北大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对于学校工作和陆平等人的评价问题，很快就形成了反对陆平和拥护陆平的两种意见。当时对大字报的争论，主要还是认为给党委领导领导人贴大字报就是反党，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很普遍的。“5.16通知”的精神，还没有在群众当中普遍传达，只是在一部分党员干部和教师中传达了；而且，即使是听到中央最新文件的人，领会“5.16通知”也有个接受和思考的过程。因此，对大字报的争论，双方都是理直气壮，互不相让。陆平他们也不敢怠慢，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我们的大字报是5月25日中午贴出来的，当天晚上，陆平就召开党委常委会讨论怎么办。并组织了反击的大字报，同样贴在校园内和大饭厅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