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越南民风为何比中国彪悍?
在古代,越南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为中国一部分,至少也是中国的藩属国。
两国的文化有不少大同小异之处,越南的主体文化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深影响。然而,同一地域,相近文化,却没有促成完全一样的民风。纵观历史上两国民间的表现,越南民风明显比中国彪悍。这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推崇“尚德抑武”的儒家文化是偏软的。而虽然受到两千年儒家文化影响,但越南仍然长期保有“强悍、尚武、富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传统。越南的这种传统是什么保留的?为什么身处“儒家文化圈”的越南,没有被汉化呢?
这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独存的文化背景有关。
从生存环境而言,越南虽然不是“草原部落”,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生存厮杀争斗激烈程度不亚于草原部落。
由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战争频繁,内外纷争不断,越南的历史烽烟不断,几乎就是一部充满战争的历史,也因此造就不少名垂青史的越南民族英雄。对于历史上勇猛善战的英雄人物,越南人特别崇敬。由此又形成了越南特有的“战斗英雄”文化。
越南远古到现代,延续不少英雄的节日。譬如有一个民间节,叫“圣董天王”祭。
那里含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少年英雄“神奇故事”:
远古时期,河内董村的一个小孩三年躺在石床上,不说也不笑,但听到外寇入侵的消息就像吹了气似地突然成长起来,一会儿就吃完了七筐饭、三筐茄,喝干了一条河的水,立刻长成一个身健力强的高大巨人。圣董身披铁甲,骑着全身套着铁护甲的战马,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持金剑,打得敌人丢盔卸甲、狼狈而逃,之后,这位勇猛的儿童英雄也消失在云雾之中……
当然,“圣董天王”只是“英雄文化”的演绎,但在现实中,越南历史上也的确曾涌现不少令越南人引以为自豪的民族英雄。
譬如13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中国大陆和莫斯科公国都被蒙古帝国吞并。然而,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却在小小越南吃了败仗。蒙古军三度入侵安南,1258年初元朝大将兀良哈台一度攻陷安南都城升龙(河内),1285年脱欢再占升龙。
但是,越南人在陈朝宗室、“兴道大王”陈国峻的带领下,奋起反抗反攻,他们人人手臂上刺着“杀鞑”二字,夺回升龙。随即全境杀退来犯之敌。
忽必烈大怒,此时他正在组织战船进攻日本,遭遇“神风”。蒙古军不败神话竟然被岛国日本、小小越南打破,于是他停止进攻日本,再派脱欢率10万大军攻安南。
陈国峻以“游击战”切断元军的水路补给,利用涨潮而进攻,退潮则退走,并实施“木桩战术”创造了以弱敌强、以小胜大的战争奇迹——俘获元军400余艘战船,生擒主将乌马儿。
忽必烈死后,蒙古大军再也没敢侵略安南。从此陈国峻被誉为民族英雄,越南南北处处有“兴道大王”庙宇祭祀,香火千百年来不断。越南人对英雄人物的顶礼膜拜以及英雄文化的传统氛围,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越南历史学家曾说:“越南民族的传统,历来是全民皆兵。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一旦需要扛起枪就能上战场进行战斗。”生活中,他们是知礼谦和的普通百姓,而在战场上,他们绝对是可怕而难缠的斗士。
全民皆兵——这个特点,与“草原部落”骑兵的特点差不多。甚至可以说,越南的民风,就相当于东南亚的“草原部落”。
而之所以在偏软的“儒家文化圈”中,越南没有被完全“汉化”、得以保持“彪悍民风”,一是因为“儒家文化”对越南上层影响大,对底层民间影响小。而从越南历史看,因为总需要大国支持,越南王室与其说留下了儒家传统,不如说留下“实用主义”传统,这种作风就是一切以“实利”为准则。在越南的上层文化中,实用主义大过儒家文化。“民间文化”中,英雄文化影响大过儒家文化。
二是因为,越南在中国的两次“华夷之变”中,未被“殃及鱼池”,独特的地势加英雄文化,使得他们在蒙古大军与后金铁骑下,得以“独善其身”。所以,他们愈加崇尚英雄文化,以“彪悍、善战”民风为荣,直至成为恶劣生存环境下的生存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