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http://www.eastmoney.com/2013年07月16日 11:04李其谚
“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重启，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位接近国家有关部委的人士告诉记者，即将在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其中准备较为充分的财税、金融、能源等领域改革有望率先启动。
以改革为主基调的新一届政府履新已经满四月。今年上半年经历了微妙而复杂的宏观调控局面后，决策者在下半年更要面对不再大规模增加投资前提下的“保增长”考验。《财经》记者获知，为了激活生产要素，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决策层已在酝酿启动实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
“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重启，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位接近国家有关部委的人士告诉记者，即将在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其中准备较为充分的财税、金融、能源等领域改革有望率先启动。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官方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仍呈现“比较平稳”的态势，连续五个季度经济运行在7.4%-7.9%的区间。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的回落，应该是有它一定的必然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称，中国进入了结构转型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力、土地、市场这些资源禀赋的条件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同样的投入在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它的产出的边际效益在递减，所以我们说潜在的生产率有所下降。
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7%，比上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此外，进出口的形势也不容乐观：上半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个百分点；出口10528亿美元，增长10.4%，回落8.0个百分点；进口9449亿美元，增长6.7%，回落1.9个百分点。
中金宏观研究报告指出，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主要反映房地产泡沫、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矛盾对经济效率提高和投资需求扩张的阻碍。
“一些调控措施，例如房地产的调控力度还是在不断加大，反对公款消费的八项规定对餐饮消费有一定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以前出台的刺激政策在有序地退出，这些对短期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盛来运称，新一届政府特别重视调结构、转方式，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上，这些措施长期来看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
不过，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虽然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正好落在7.5%的“下限”，但从外贸、PPI等情况看，经济增长的趋势并不乐观。而在7月上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季度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则同比下跌2.7%，这是这一先行指标连续16个月下跌，显示中国经济趋向疲软、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趋势在下降。”在近期举行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指出，在上半年平稳的宏观数字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结构问题，甚至是“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者信心不足。
世界银行在6月13日发布的经济展望预计，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7%。世行在报告中称，中国的高投资率可能无法维系，而如果投资在缺乏管理的状态下无序撤出则会导致中国经济迅速减速，而如果投资回报率无法达到预期，很多发展项目的还贷将受到威胁，届时中国可能将被迫介入解决坏债问题。
宏观调控的两难抉择，决策者如何进行应对，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12年11月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今年7月9日，李克强在广西主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重申不会出台政府主导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把改革与“稳增长”“推动结构转型”并列讨论。
“加快行政管理、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李克强指出，重点领域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有效地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更显著地增强市场活力”。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2013年的“经济改革清单”，但这些清单缺乏明确执行措施，也很少真正推动。刚刚履新的政府，率先推动的是机构和审批权改革。今年3月，国办下发了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减少和下放一批投资审批事项，并列明取消审批的投资项目，需在6月底前完成。
即将在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其中准备较为充分的财税、能源、等领域改革有望率先启动。
“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李克强称。种种迹象显示，以改革释放红利，将是这一届政府工作的重点。
专家称2013年注定是改革年 不排除有温和刺激
三问中国经济：7.6%意味着什么
2013年注定是一个改革年
2013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也注定是一个改革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尽管符合此前的市场预期，但面对即将逼近“底线”的经济增速，仍有不少疑惑与问题难以解答。不管是官方机构，还是市场学界，都在努力寻找与解读统计数据背后更多的故事，诊脉中国经济的荣与衰。
一问：增速为何继续回落？
“本轮经济下行很大程度仍是结构性的”
二季度GDP增速7.5%，上半年GDP增速7.6%。这个数据早在市场预期之中。对经济下滑的原因，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昨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二季度经济增速继续回落，主要是三方面原因：
其一，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是潜在生产率下降的一种客观反映。也就是说，当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劳动力、土地、市场等资源条件发生了改变，投入的边际效益在递减。
其二，受欧洲经济体持续低迷影响，世界经济复苏总体上比较缓慢。此外，有些发达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倒逼人民币升值，加上我国劳动力价格在不断提高，使得出口的难度加大。
其三，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重视调结构、转方式。其中一些调控措施，例如房地产调控力度在不断加大，反对公款消费的八项规定对餐饮消费也有一定影响，这些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一定影响，但对长远有益。
与官方观点较为一致的是，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表示，本轮经济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是潜在增长率下移的正常反应。交通银行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也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短期对外需求疲软，经济结构性问题阻碍以及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放缓。
二问：底是7%还7.5%？
“7.5%仍是维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速度，没必要太过紧张”
每到经济下滑的时候，市场总会预期，到经济增长下滑到一定水平后，政府一定不会坐视不理，会出台政策稳增长。自2011年经济出现下滑趋势以来，本轮经济调整已经长达9个季度，近期从决策层传来“不使经济增长、就业水平下滑出下限”的声音，不禁让市场对“下限论”浮想联翩。
“GDP增长率在7.5%左右还不会出现问题，下半年经济增长不会有所改变。”曹远征认为，7.5%依然是维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速度，没有必要太过紧张。但中国银行日前发布的《2013年三季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则指出，如果GDP增长低于7%，就应采取行动加大保增长的力度。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可能是7%。”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日前也表示，经济增长底线是以就业为依据的，而“中国目前的难题是大学生就业，如何保证700万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才是稳增长的目标”。
虽然市场大多预期政府的容忍度在提高，但昨天盛来运却表示，一季度GDP增长7.7%，上半年增长7.6%，仍在7.5%的“预期目标”之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也表示，有信心实现全年7.5%的增长目标。由此可见，官方口径的所谓“下限”依然是7.5%的增长目标，并没有发生改变。
三问：当务之急是什么？
“依然是调结构、进行产业升级”
不管是不是政策底，面对经济的下滑，即使不出台大规模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府也应该引起重视。“学者可以按照教科书开药方，决策者还是要实事求是，经济政策不要书生意气，不要教条主义，宏观上必须要稳住，微观上才有机会放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日前发文指出，当前经济形势十分复杂，必须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促改革的关系。
管清友认为，全年经济要想保住7.5%，需要从三方面下手：一是促投资，加快棚户区改造、铁路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二是要继续推进民间投资准入、利率市场化以及天然气等资源价格的改革等；三是要放存量，推动资产证券化、实施结构性减税、鼓励消费信贷等。
“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速回升的阻碍。”唐建伟表示，其实今年以来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偏冷，房地产和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仍处于相对扩张阶段。这两个领域的扩张产生了对其他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成为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阻碍，因此必须加以改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吕随启则认为，面对经济下滑，当务之急依然是调结构、进行产业升级。“要调整两高一剩产业，压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
晨报记者孙春祥姜樊
中国改革派领导人愿意忍受经济增长放缓痛苦
www.eastmoney.com2013年07月15日 13:54
据媒体报道，中国改革派领导人为推进长期改革，较以往更愿意提高对经济增长放缓痛苦的容忍程度，尽管长期增长放缓引发了对放松货币政策的呼吁。
上周公布的6月贸易数据表现低迷，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降至20多年来的低点，引发了市场人士对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政策的议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关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水平不滑出“下限”的谈话更助长了外界对刺激政策的臆测。
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改变主意的计划。
分析师称，金融市场可能低估了领导层对增长放缓的容忍程度。中国试图降低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通过改革和放松监管鼓励消费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经济学家徐洪才指出，改革仍是关注的焦点，下调利率或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不大。以前经济不好的时候，地方政府会向中央政府要钱。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改革，因为中央政府不会给钱。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上周发表的评论似乎支持了这种看法，暗示政府不会如以往那样实施刺激措施。
中国新闻社引述楼继伟的话报道称，结构调整是痛苦的事，想要非常舒服、保持非常高的增长，对于结构调整是不可能的。
新华社周五报道，楼继伟称2013年的增长目标为7%，低于官方此前设定的7.5%。随后新华社更正了该报道中楼继伟所称的增长目标为7.5%。政府关于经济增长的底线令人感到迷惑，中国政府的目标令人猜想。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新的领导层下决心调整经济结构，摆脱对投资的依赖，并能容忍调整进程中增长出现放缓。
美国银行美林的中国经济学家Ting Lu在新华社更正前就猜测，外界可能误解了楼继伟的讲话，今年的增长底线应该仍然是7.5%。
但他补充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2014年增长目标很可能设在7.0%，而且我们预测接近本10年末时增速将放缓至5.0-6.0%。”
经过长达30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放缓。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经济学家姚炜指出，即使经济增长数据再次出现负面的情况，政府的政策立场也不会立即改变。
很多分析师认为，如果某个季度的经济同比增长速度低于7%，政府会支持经济。
但是Capital Economics表示，中国政府不再过分在意目标，2013年的增长目标为7.5%左右，而非严格的7.5%。
Capital Economics在报告中指出，如果楼继伟有些迷惑，这或许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严格地解读年度增长目标。官员们对经济增速达标的关切程度或许不如以往了。
如果失业率突然增加，政府的想法可能改变。政府官员现在称就业稳定，因服务业增长迅速，而人口结构的变化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
海通证券：习李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
www.eastmoney.com2013年08月05日 10:39姜超 高远
全社会热切期盼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再一次释放出“改革红利”，从而开启中国经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长周期。历届三中全会均会在一些领域进行改革，尤其是第十四届和第十六届，这两届三中全会均宣告政府会对市场经济体制各领域均进行改革。
习李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
全社会热切期盼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再一次释放出“改革红利”，从而开启中国经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长周期。历届三中全会均会在一些领域进行改革，尤其是第十四届和第十六届，这两届三中全会均宣告政府会对市场经济体制各领域均进行改革。
本轮改革的具体内容将有哪些？市场当然想了解全貌。其实，未来十年的改革思路早已开始讨论并且在领导人公开讲话或文稿中有所论及。本文对十八届全会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做前瞻性分析。
1。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以往的改革在国有企业、外贸等领域多有着力，且这些领域的改革较为深入，因此当前时期它们并不是改革的重点目标领域。本轮改革将主要聚焦在价格、财税、金融、行政、土地、户籍等六大领域。以下我们分别介绍。
1.1 资源品价格改革：加速推进
我国价格改革已取得重要进展，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但在能源资源、公共事业、环保收费等领域，价格不合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并是粗放式经济模式罪魁祸首之一。
正在进行的资源品价格改革就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采取征收并逐步提高资源税和生态补偿费、提高价格至反映市场供求的水平和采取阶梯价格等手段。另外，在行业政策方面，放宽资源品领域的市场准入，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并建立有效监管。
自11年底以来，资源品价格改革步伐有所加快，“水电油煤气运”各领域均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以下我们梳理了各领域未来改革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资源品改革最难啃的骨头是铁路和电力。
铁路：货运价格逐年上调以弥补庞大的利息支出和成本上升，客运价格上调会更谨慎。政企分开，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铁路干线项目将引入外部资本。借鉴国际经验实现网运分离、区域竞争、干线公司加平行线竞争的模式。
电力：鼓励大户直接购电，实施竞争发电，上网电价有发电市场竞争或发电企业与大用户双边合同确定；输配电政府管制，形成反映电网企业效率的独立输配电价；居民和中小工商户电价仍实行政府指导；率先实现输配业务财务分开，逐渐实现输配电完全分离。
资源品各领域的改革，按进展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为“煤水油气电运”，按难易程度由易到难排序为“水煤油气电运”。
1.2 财税体制改革：修补完善
财政税收具有作用直接、定点调控的特点，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力杠杆和重要工具。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今年4月份发表了《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这篇重要文章。从这篇文章我们能读出新一届政府财税改革的核心思路。财税改革涉及中央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税制改革和化解地方债务问题。
根据楼部长的设想，财税改革将是“修补完善”而非“推倒重来”。分税制改革方向是上收事权，而不是下放财权，意味着分税制主体不变。因此，财税改革将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将社保、食品安全监督等上收为中央事权。
财政支出结构会发生变化。中央将引导地方政府向改善公共服务和吸引人口集聚转变。随着经济增速下台阶，财政收入增速也将放缓，而未来几年中国在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压力上升。这种情况下，只能压缩“三公”等行政经费开支。
由于中央承担的事权会增加而收入增速趋于下降，其每年的财政赤字率会保持较高水平，中央政府负债率会上升，且由于中央事权的增加，中央财力集中度50%应该不会有明显变化。最终我们很可能看到，中央加杠杆而地方去杠杆，地方经济活动将被进一步抑制。
税制方面，营业税改增值税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为了弥补地方财力的不足，会加强房产税和消费税为主的地方税建设。政府将加快推动不动产登记制度，扩大房产税试点，一定过渡期后全国推广，并明确为地方的主体税。按照消费地原则将国内消费税化为地方税，生产环节改为零售环节征收，车辆购置税划归地方税。加快资源税改革并开征环境税。按照属地原则解决税源和征税地分离问题，把水、森林、地热等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推行开征环境税。
摸清底细、抑制扩张、堵歪门、开正道，化解地方债务问题。今年以来多项监管文件(如银监会10号文)均指向地方融资平台。在表内平台贷被严格监控后，地方政府非常积极地通过表外债券和信托等渠道借债，进一步加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未来预计中央政府将会增加中央为地方政府的代发债券的规模(所谓开条正道)，并压缩地方政府通过表外形式进行融资(所谓堵住歪门)，推动各地编制资产负债表，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中央对地方融资的监管和掌控将更加严格，整体上制止地方杠杆率不断上升的势头。
1.3 金融体制改革：市场导向
金融改革的目标是构建市场导向、高效而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支持转型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化解金融风险，与财税体制和要素价格改革等相配合。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
建设多层次市场体系：银行方面，大幅降低国家对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只保留四大行，控股比例下降；城商行控制和化解风险，及早推进并购重组和股权多元化。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并发展面向中小和创新企业的新三板和OTC市场。考虑启动市政债、运用资产证券化、引入保险和养老金等多渠道拓宽地方融资渠道。监管也从审批和保护金融结构转向防控风险和保护金融消费者。
利率市场化：央行已经取消了贷款利率下浮限制，贷款利率已完成市场化；接下来攻坚目标是存款方面。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渐进式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下一步会考虑进一步扩大甚至放开中长期定期存款的上浮区间，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扩大短期和小额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直至最终放开上浮限制。
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为了有效应对利率市场化可能出现的市场动荡，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框架，完善金融机构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形成市场化的央行目标利率和完善的基准收益率曲线。
汇率市场化：扩大人民币交易浮动区间，增加汇率弹性。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也可逐步市场化，做市商多元化且更多地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挂钩。
资本项目开放：资本项目开放的一般原则是“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具体步骤是先推行预期收益最大的改革，后推行最具风险的改革；先推进增量改革，渐进推进存量改革。
短期安排(1-3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安排(3-5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安排(5-10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代替数量型管制。
1.4 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保留了大量权利，并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包括简政放权和提高政府透明度这两块内容。
简政放权改善供给：新一届政府已四次削减行政审批，简政放权的步伐明显加快。简政放权就是放松管制的主要手段。
我们看到自06年以来，行业放松管制其实有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上。06年至11年，农业民间投资占比从36.8%升至61.8%，采矿业从28.5%升至47.2%，制造业则从60%上升到75.5%。然而，公用事业、服务业民间投资占比却踯躅不前，国企在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没有实质性改变。
简政放权对于之前管制较严的行业具有非常正面的效应。中国内需不足很大程度上缘于有效供给不够，特别是在公用事业和服务业领域，而这与国有企业的垄断有很大关系。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将让这些行业享受“供给需求双重增量”。
提高政府透明度：政府的三公经费、转移支付等逐步公开，详细公布各级政府财政收支、政府间转移支付计算方法和公式，完善地方政府定期向地方人大汇报制度，加快官员公布财产，率先从公共部门以及国有企业，完善公务员薪酬并建立廉洁年金制度。
1.5 土地制度改革：任重道远
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破解“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推动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化，改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的格局。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土地制度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紧密关联。
农村土地流转：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对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房屋等各类资源确权。实施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处置权、抵押权、转让权。农村宅基地作为财产性收入，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可用于置换城市房屋，解决居住问题。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农村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得进入市场。
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化：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形成公平交易平台；缩减政府征地范围，逐步取消非公益性用地划拨供应；小产权房，按照不同情况补缴一定出让收入。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改用途补偿为公平补偿，农民房屋按市价补偿，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保体系。
根据现有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标准最高不得超过所占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这导致了农民在土地收益中所获得的比例不到11%。《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按土地原有用途补偿和30倍补偿上限规定。即将出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在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各项目上均会做较大的修订，在土地增值分配上更倾向于农民。
土地财产税：建立土地价值评估体系，将土地税收征收重点从流转环节转为保有环节，从价计征。率先对集体建设用地、储备土地和囤积土地征收土地增值税；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地方财产收入，确保地方财源稳定，也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对于“卖地”的依赖性，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1.6 户籍制度改革：分类推进
李克强总理指出：“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各类城市如何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科学制定农民工落户条件，实行差别化户籍政策，需进一步研究探索。”13年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且年内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
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而根据2012年初下发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县及城镇的落户几乎完全放开，设区的市根据在该地就业和参保满足一定年限有条件放开。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进一步完善并落实现行落户政策。
户籍制度改革分类推进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县和大部分地级市将加快放开户籍，让落户人员享受公共服务；二是在大城市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拓展，如上海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会逐步在全国各大城市推行，以逐步过渡。
户籍制度改革将能扩大内需，如果每年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城镇化率)多提高1%，意味着每年增加1300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户籍人口。根据预测，在2012-2015年将分别增加居民消费543.7、1250.6、2157.3、3307.6亿元，相当于每年多提高消费增速0.12个百分点，会使得2015年的最终消费率上升0.22个百分点。
2。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向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渐进的过程。具体从各大领域改革来看，各领域改革存在不同的增长效应、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容易的、风险小的改革先行，复杂的、风险大的改革殿后。
因此，我们将六大领域改革按难易复杂程度和风险大小进行划分，按时间先后顺序梳理出短期、中期和长期推进的改革项目。我们这里划分的短期是预计近两年会实施的改革，中期是2017年以前会推行的改革，长期指2018年后本届政府第二个任期时才可能推行的改革。以下我们归纳了各领域改革的时间表。
资源品价格改革：短期推进：阶梯水价、阶梯电价全国推广正在进行，非居民市场化调价。成品油调价频率、幅度和挂钩油种更反映国际油价变动。煤炭资源税改为由价征收。铁路货运改革。中期推进：天然气价格和国外气价紧密联动挂钩。放开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进口。电力竞争发电、竞价上网。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长期推进：天然气管道从垄断油企中分离。电力输配电分离。铁路实现网运分离，加强竞争。
财税体制改革：短期推进：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倾斜，压缩“三公”等行政经费开支。营业税改增值税正如火如荼向全国范围铺开，并对小微企业减税。推动资源税改革。摸清地方债务情况，审计署近期已开始对地方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增加中央为地方代发债券规模，控制地方债务膨胀。中期推进：中央将社保等事权上收。开征环境税。一二线城市推行房产税。推动各地政府编制资产负债表。长期推进：全国全面推行房产税和消费税并作为地方主体税种。
金融体制改革：短期推进：利率市场化方面，逐步放开大额、长期存款利率上限，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资本项目放开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债券市场。中期推进：逐步放开小额、短期存款利率上限。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放开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降低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比例。推进城商行并购重组和股权多元化。启动市政债，运用资产证券化、保险养老金等拓宽地方融资渠道。长期推进：完全放开存款利率管制。资本项目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
行政体制改革：短期推进：简政放权，削减行政审批，特别是对垄断较多的公用事业和服务业。政府三公经费、转移支付公开。中期推进：详细公布各级政府财政收支、政府间转移支付计算方法和公式。长期推进：官员财产公开。
土地制度改革：短期推进：出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按市价补偿农民，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保体系。做好农村土地确权的前期准备。中期推进：多地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施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进行全国农村土地确权，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处置权、抵押权、转让权。长期推进：缩减政府征地范围，全面推行农村土地特别是非公益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全国多地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
户籍制度改革：短期推进：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县和大部分地级市将加快放开户籍。中期推进：在大城市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拓展。长期推进：各地公共服务对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实现均等化。
3。改革：僵尸行业的拯救和新兴产业的崛起
从以上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分析来看，各大领域的改革均意在经济转型。市场也会想象，本轮改革对经济和资本市场有何影响？我们认为，本轮改革对短期经济来说是“刮骨疗伤”，难免带来阵痛。而对中长期而言，改革的顶层设计如能成功实现，中国经济将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以下我们探讨改革对投资消费以及对传统行业、新兴行业的影响。
3.1 对投资和传统产业：
资源品、土地、金融等领域的改革会约束制造业投资。我们在今年1季度《给投资套上枷锁》的系列报告中，从央企考核目标变化，土地制度改革、资源品价格改革和环保压力等多角度分析了约束制造业投资和产能扩张的力量在逐渐增强。同时，金融领域对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的资金约束也会增强。
财税和金融领域改革会让基建投资下一台阶。前十年基建投资增速均在20%以上，四万亿时期甚至超过30%。然而，地方政府这种“只顾举债不顾还债”的负债软约束模式面临调整。中央对各地债务全面审计并抑制以平台贷为主的地方债务扩张，未来将堵歪门开正道。地方的基建资金来源将受到限制，基建投资将下一台阶。
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逐渐摸索，房地产投资短期仍难摆脱大起大落。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及房地产可能笔墨不多。不动产登记作为全国推广房产税的基础性工作，就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因而短期来看在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未建立之前，房地产投资仍然波动较大。
改革短期将给经济带来阵痛，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传统行业的需求，但中长期将有利于解决产能过剩顽疾，拯救钢铁等僵尸行业，不过这是一条漫漫长路，要几年后才能见效。改革还束缚了地方政府肆意扩张之手，地方政府去杠杆虽然短期不利于传统投资品的需求，但中长期降低了国家债务风险。
3.2 对消费和新兴产业：
行政体制改革意在放松管制改善供给，长期利好许多新兴产业。过去，汽车等行业放松管制造就了行业的高速发展。当前，政府在天然气、医疗、文化传媒、金融、电信等供给不足的行业如火如荼地放松管制，将蕴育很多投资机会。电力和铁路的放松管制是项长期系统性工程，难以一蹴而就，短期不能给予太多期待。“放松管制，改善供给”的大思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长远和深刻的，它对市场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细水长流”。
金融、户籍等改革长期利于消费。金融领域，“盘活存量”的思路将助推货币信贷从企业部门向住户部门转移，消费信贷会迎来多年的高增长期，将进一步提升消费占GDP的比重。户籍制度的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并提升他们的消费倾向。根据我们的测算，每年户籍城镇化率多提高1%，在13-15年将分别增加居民消费1251、2157和3308亿元。
3.3 改革对金融地产的影响：
金融改革对银行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利率市场化会压缩银行的息差并影响到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又鼓励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和资产证券化，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利率更高的小微企业。跟得上改革步伐，转型快的银行仍能保持较高增速。金融改革还鼓励券商发展创新业务。
土地改革将使得工业地价值提升，中长期利好持有工业用地较多上市公司和一些从事园区开发的房地产企业。
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药方猜想：七个领域将推新政策
www.eastmoney.com2013年08月27日 11:2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在7月中旬实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举措标志着国内经济转型计划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这或许也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最后一次轻松推进改革，因为新领导集体的改革计划可能会遭遇反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主张让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且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再行之有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暗示打算将经济增长重心转向内需。
7月19日，中国决定取消政府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下限，以推进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不过，政府关于进一步改革的提案将面临艰巨的审议过程。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政府的改革提案可能会遭“瘦身”，甚至完全不被提上议程。此次会议力争达成一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被赋予重大历史意义。在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了市场化改革道路。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奠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做出了令数以百万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艰难决定。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的说法，在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以支持市场化机制闻名的改革家刘鹤将领导负责起草具体经济改革方案的工作小组。
李成称，刘鹤拥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他从事财政工作15至20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经济技术官员。但关键还要看刘鹤的技术才能能否消除改革方案在党内面临的阻力。
预计领导人将结束在中国延续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在人为营造的低利率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大规模的工业和基建投资，期间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享受不到城镇户口的相关福利。
曾担任过政府顾问的经济学家黄益平表示，在高层官员的指示下，工作小组目前正力图拿出一套方案，以在秋季提交。
黄益平称，工作小组考虑的改革方案包括：取消对土地所有权和城镇户口的限制，调整税收体系以便为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资源，同时放松对能源价格的控制。此外，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管制、放松对资本跨境流动的限制等金融改革议题也是工作小组重点考虑的问题。
不过，许多潜在改革方案将对国有部门不利。国有银行将被迫高息揽储；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为日益扩大的城市人口支付额外的社保费用，而且还不清楚新的税收方案是否足以弥补相关的资金缺口。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姚阳表示，大家对财政改革寄予厚望，但他本人对于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表示怀疑。他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很难平衡。
在中国政府的改革方案中，最核心的就是城镇化。李克强认为，城镇化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并刺激私营领域的消费。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属、负责起草城镇化方案的规划小组拿出的方案被其他部委和政府部门泼了冷水，这只是城镇化阻力的一个缩影。
目前中国已有2.6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如果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福利，那么从住房到教育的所有资源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已然超负的地方政府还将承受更大的财政压力。
由于地方政府向中央游说，而且户籍制度改革也牵动城镇中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改革计划可能最终被大打折扣。
中国商务部下属智囊机构的负责人霍建国表示，争论仍然存在，例如我们是不是真要改革，以及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根据迄今为止发布的少量城镇化方案的细节，改革将从中小城市开始——而大城市数百万农民工的命运仍然不得而知。
前世行国局局长黄育川表示，总体而言决策者还是倾向于推进中小城市的户籍问题，但这种策略是有缺陷的。他说，在小城市上城镇户口现在已经很容易了，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更多的是在大中城市。
考虑到高层将城镇化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因此最终出炉的方案可能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为大胆的动作。
发改委经济学家张燕生表示，重大改革方案往往要两到三年才能完成，过程总是很漫长。张燕生没有直接参与城镇化方案起草工作。
中国政府考虑推出新政策的领域：
金融自由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提高家庭储蓄回报，以及放松跨境资本流动管制。
让地方政府来负担大部分社会性支出，同时赋予地方政府新的征税权，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和举债的依赖。
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经营自主权，尽管农民的土地从形式上仍为国家所有。
取消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这对于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至关重要，但汽油和电力价格的上涨将难以被消费者所接受。
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李克强总理已承诺在任期内将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据世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1年的0.29升至2009年的0.42。基尼系数是衡量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平均。
改革户籍制度，让进城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1月召开三中全会
2013年08月27日19:38新华网
今年11月召开三中全会（来源：CCTV《新闻联播》）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
研究部署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等工作 听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备工作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听取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备工作汇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会议强调，必须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坚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注重深化改革的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各项改革；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必须充分认识改革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增强与时俱进、攻坚克难的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把全社会的力量更好凝聚到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部署上来。
会议指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和推进。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形成了全党动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良好局面。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会议强调，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判断和要求部署上来，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发挥震慑力。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预防腐败必须从狠抓党风建设入手，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树立“三个自信”，坚决纠正“四风”，切实改进作风。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把落实《工作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担负起全面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纪委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专责机关作用，做好组织协调，强化监督检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牵头和协办单位要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自身建设，做到正人先正己，树立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良好形象。
会议指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要站在全党和全局的高度大力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相衔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要把职能转变作为改革的核心、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继续简政放权，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把群众需求作为改革的重点，着力解决好事关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推进机构和职责整合，规范机构设置，加强机构编制的刚性约束力，坚决查处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行为。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鼓励地方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探索，大胆创新。
会议强调，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关键在落实，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将各项改革要求落到实处，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用制度解决“四风”问题，使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会议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从国内外发展大势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要加强领导，上海市要精心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努力把试验区建设好、管理好，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
外媒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 赋予其重大历史意义
2013年08月29日18:07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8月29日电 (王泽)中共中央政治局27日召开会议，决定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消息一出，不少外媒发表报道并做出评论。外媒普遍认为反腐败和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此次会议的重点，今年三中全会将被赋予重大历史意义。
美联社报道称，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议程目前并未被披露，但是以往此类会议往往是新一轮经济项目的宣布平台，最突出例子的就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改革新方向被确立。美联社还表示，习近平目前的工作重点在打击腐败和政府浪费上，但是现阶段中国也有不少呼声，要求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影响。
路透社28日刊文称目前各界对本届三中全会的期待都很大，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很多的经济社会问题都与行政体制有关。按惯例，通常一中和二中全会主要集中在人事机构变动上，三中全会往往是新一届政府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定调的关键。三中全会召开时间的确定也给一些热点问题提供了出台答案的大致时间表，包括原计划上半年出台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屡调不降的中国房地产政策方向，甚至连资本市场的IPO重启也被预计将在三中全会后。路透社还预测，三中全会在强调改革迫切性的同时，亦将反映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反腐的决心。此前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发出警告，“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华尔街日报则刊文表示，外界认为此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解决很多细节问题。不过，目前仍不清楚最终的改革力度会有多大。中国政府的关键改革议程包括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推进城镇化、放松户籍制度等。政府还希望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放宽资本管制等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也在改革议程之列，尽管考虑到大型国有企业的影响力，这方面的改革可能面临相当大的阻力。
道琼斯通讯社发表文章《猜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药方》，文章做出大胆预测，表示今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被赋予重大历史意义。道琼斯通讯社预计领导人将结束在中国延续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大规模的工业和基建投资，期间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享受不到城镇户口的相关福利。考虑到高层领导人将城镇化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因此最终出炉的方案可能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为大胆的动作。许多潜在改革方案将对国有部门不利。在中国政府的改革方案中，最核心的就是李克强的城镇化目标。国有银行将被迫高息揽储；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为日益扩大的城市人口支付额外的社保费用，而且还不清楚新的税收方案是否足以弥补相关的资金缺口。
新加坡《联合早报》28日刊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定调深化改革》一文。文章说，在中国的政治周期中，三中全会往往是定大政策的会议，外界高度关注当局这次是否出台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或具体改革措施，昨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出了深化改革的初步答案。
香港《大公报》28日文章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三中全会的时间表，同时也定下了政策基调。按照一般惯例，三中全会是新一届班子正式以中央全会方式决定治国理政大政方针的开始。新一届班子的改革开放路线图将在三中全会揭晓。文章说，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领导人已经用实际行动向国内外昭示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推动改革开放上的迫切态度和坚强决心。此次，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三中全会核心议题，再次传递出中央坚定改革信心、坚持改革正确方向、凝聚改革共识的强烈信号，稳定和强化了公众的改革预期。
江泽民曾问院士市长：我们可不可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www.eastmoney.com2013年09月02日 10:31马国川 翁仕友 王延春
鼎新三中全会
上篇：回首来时路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2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积累了重重问题。重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胎动和诞生时的风风雨雨，剖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迈过的重重关隘，有利于我们鼓足勇气再度出发，坚定推进改革深化。
整整20年前，1993年的夏天，一个25人的写作组聚集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上。组长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温家宝，起草组成员来自中央各部委，其中有十多位经济学家。
这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的起草组成立于当年5月底，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它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11月中旬，这份名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全票通过。
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行动纲领，它将中共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具体化，勾画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20年过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可是它的来龙去脉却鲜为人知。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1991年8月19日，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前苏联“八一九”事件。
当天，邓小平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中央负责人：苏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
据多年后各方面信息交叉佐证，正在外地视察的江泽民紧急回京，第二天来到位于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邓小平家中。
邓小平告诫这位两年前在紧急状态下接任总书记的晚辈，“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的道理要讲够。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经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的坚定目标。即使中国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也毫不退让。
风波平息不久，邓小平就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他在同时任总理李鹏谈话时还特别交代说：不要提以计划经济为主。
但是在一些人士眼里，改革开放正是政治风波的罪魁祸首。在各种媒体上，充斥着反对“和平演变”、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它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宣称，“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是中国的“双重任务”，“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反对改革的人们重新挑起计划和市场的争论，而且将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进一步上纲为“姓'社’姓'资’”的问题。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斥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
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不同主张的经济学家当场激烈交锋。反对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批评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的，但是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问题丛生。薛暮桥、吴敬琏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化改革，据理力争，呼吁应该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座谈会之后，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里，“吴市场”深含“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贬义。
在经济问题座谈会前四个月，邓小平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表示，“我担心经济滑坡。”事实上，对于市场的大规模批判已经引起社会混乱，改革停滞，企业家人心惶惶，经济滑坡，市场萧条，中国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1989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掉到了4.1%，1990年进一步下滑到3.8%。
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他同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几次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发表了“皇甫平系列评论”，宣扬改革开放。文章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海内外反响强烈。然而，就像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所说那样，“1991年的这把火并没有点着”。皇甫平的文章反而遭致围攻和批判。
北京的《当代思潮》杂志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指责“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面对前苏联的突变和国内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冷静观察，没有公开发言。他对江泽民说：“总结经验，'稳’这个字很重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三个关键问题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国内围绕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也极为激烈，如何推进改革开放仍是一个问题。
当时朱镕基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作为过去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老同事，吴敬琏向他反映了经济学界对主流媒体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见。朱镕基说，皇甫平文章的基本内容，都是邓小平春节时对他本人讲的，“现在有人要批判。他们要批判到哪里去？！”
多年以后，郭树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经过十年的顺利推进，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1988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双重体制并存导致经济秩序陷入严重混乱，1989年又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波，中国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需要认真总结、反思，明确新的目标。”
1991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毅夫接到周小川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将于中南海举行的座谈会。
当时43岁的周小川是中国银行副行长，他的父亲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江泽民的老上级。在20世纪80年代，周小川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许多经济课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曾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周小川告诉林毅夫，要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好发言准备：第一，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为何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还表现出了勃勃生机？第二，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为何出现了前苏联东欧的变局，丢失了社会主义政权？第三，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三个问题都是江泽民直接提出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外交部等部门的20余位学者陆续接到了通知。他们意识到，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关心、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判断，自从列宁在1916年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以来，“垂死论”已经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1989年，有党内元老在和新任一位政治局常委谈话时还说，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政策，让一些人士更加起劲地鼓吹“垂死论”。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何方曾撰文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里的一些论断已经过时。1990年3月，在邓力群主持的关于帝国主义论的座谈会上，何方受到了批判和指责。
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后，北京一家大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重申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关系到如何判断中国所处的时代。假如坚持“垂死论”，那么世界就仍然处于列宁所断言的“革命与战争”时代，对抗和战争不可避免，中国的建设难以安心进行，改革开放更无从谈起。
“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大门关上”
1991年10月中旬，正是秋风落叶时节，来自不同部门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走进中南海，其中经济学家有十多位。
史料披露，对于座谈会的参加者，江泽民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说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名-2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够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
主持会议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他说，我们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做结论，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首先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江泽民提出，为什么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生产力还有了很大发展？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限于当时的环境，学者们准备的书面发言都比较谨慎。但是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与会者开始放下思想包袱，脱离发言稿。
座谈会没有直接碰触理论问题，而是以数字和事实讨论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刘国光和吴敬琏指出，在1890年-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划一条线，“二战”前波动很剧烈，“二战”结束后比较稳定。1950年-1990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平均达到约4%，比1870年-1949年高出约2个百分点。
深受列宁思想影响的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富裕发达，是建立在掠夺落后国家资源的基础上的。可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甄炳禧分析道，战后世界经济超出预料的发展趋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日益减少，贸易和投资的绝大部分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
郭树清在发言中指出，战后西方社会结构已经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洋葱型”，收入分配则从“倒金字塔型”转变为“倒宝塔型”。富人比从前多了，但是特别富的人少了；物质性、金融性资本的影响削弱了，劳动力资本，特别是高级专业人员的劳动力资本的地位大大上升。
35岁的郭树清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当时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此前六年，还在读研究生的郭树清就曾上书国务院总理，提出“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的建议。
大量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仍然有生命力。
一些与会者认为，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于，战后西方国家总结吸取了历史教训，对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做出了调整，充分发挥了市场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制度挑战、加强福利、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慧炯被江泽民称为“老班长”——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年长1岁的王慧炯是大学四年级时的班长。这位由科技转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指出，新技术的应用使发达国家的大企业获得了“技术租金”，改变了资本收益与工资开支的比例关系，促进了世界一体的市场形成。
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面前，中国显然不能闭关锁国。时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江春泽引用了智利中央银行行长的一句话：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现代化只能建成“乌托邦”。
江春泽是与会者中唯一的女性，一年前她曾整理了一篇材料《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看到后十分欣赏，特意加印20份在领导层传阅。
国家体改委的经济学家杨启先谈到西方发展对中国的启示，认为必须解决好稳定与竞争的关系，按照客观要求及时调整有关改革和措施，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做法。
当时宣传上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让有识之士深感不安。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国吸收FDI的国际环境持续恶化，1990年，中国吸收的FDI出现了负增长，外资锐减，沿海地区、经济特区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与会学者指出，要认真对待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门关上，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国，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连续两天的会议上，江泽民频频记录，不断插话、提问，并围绕所提问题开展讨论。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倪立羽是与会者中年龄最长者，在他发言后，江泽民说，你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直接寄给我。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讨论式、互动式的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张卓元的记忆里，“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会议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
探究苏东剧变的原因
1991年12月6日，座谈会开始进入第二个专题，讨论苏东剧变及其教训。此时距离中共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闭幕刚刚一周，会议决定次年四季度在北京举行中共十四大。
江泽民事先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主持词：我们一定要牢牢扣住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经济没有搞得很好？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的经济基础比西方怎么样？有的差，有的还不差，为什么后来都不行？
确实，与不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繁荣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却陷于危机。
1989年下半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垮台在波兰用了十年，匈牙利用了十个月，民主德国十周，捷克斯洛伐克十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十个小时。唯一幸存的苏联也因为“八一九事件”而摇摇欲坠，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苏共已经解散。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认为，苏共覆灭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是根本的；二是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议，对中央工作也坦率地提出意见。
这位71岁的经济学家当时已罹患绝症，是从医院病房直接来参加座谈会的。蒋一苇说话非常真诚，富有说服力，感动了与会者。一个月后，这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就溘然去世。
吴敬琏、王慧炯等认为，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能把经济搞上去，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国家体改委宏观体制司司长傅丰祥列举了许多财政经济数字，说明苏联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体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战”刚结束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奥地利高10%，东德有一段时间比西德恢复发展得还好，匈牙利曾经也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差不大。
来自外交部的专家都很熟悉苏东的实际情况，剖析了问题的根源。崔琦说，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根子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不是工作问题。蒋本良认为，苏共长期没有从革命党、国际党的定位转出来，是其崩溃的主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江泽民在罗马尼亚实习期间，认识了中国驻罗使馆的蒋本良。当时在外交部欧亚司工作的李景贤记得很清楚，座谈会期间江泽民向他打听蒋本良，并让蒋本良也来参加座谈会。
李景贤回忆说，江泽民要求每个人发言不能少于半个小时，而且只能谈自己的观点，不谈部门的观点。曾在苏联、俄罗斯工作30多年的李景贤发现，江泽民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关注。1991年、1999年李景贤先后陪同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访华，江泽民每次都向对方询问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经济建设失败根本上是体制效率低下，计划分配资源，这是大部分与会者的共识。江春泽认为，苏联没有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总是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
在郭树清看来，革命和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依靠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难以持久，整个社会都养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启动改革，根本的矛盾已无法自己解决。周小川对比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思维逻辑，他认为，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必须要靠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
苏东的政治问题自然引起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蒋一苇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沈晋福明确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但是现在感到提经济改革，内容比较丰富，说政治改革，文件中话很少。这位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可能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对后排的记录人员说，我的发言不要记录。江泽民说，没关系，我们是内部讨论。同时他也回应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当然要不断发展。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陈东琪在1988年出版《东欧经济学概论》，还获得全国图书奖。可是1990年在“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中被作为禁书停止出版。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影响，陈东琪以“熟悉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专家身份，全程参加了系列座谈会。他认为，对于诸多问题江泽民已有自己的看法。
在陈东琪的一篇文章里，记录了江泽民的一段插话：“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缺陷，关门时不知道，可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一放开，封闭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示出来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之欲出
周小川后来评论说，江泽民“为11次座谈会设计了非常清晰的逻辑路线”。在厘清资本主义现状和苏东失败的原因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入怎样吸取关于资本主义和苏东体制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改革的体制目标和改革方向。从12月10日开始，座谈会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二战”结束后，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发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经济市场化。尤其是1980年以来，市场化在全世界迅猛扩展。
自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中国同样走在经济市场化的道路上，市场化因素不断增加，计划经济体制渐趋式微。
但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使得经济体制改革总是难以坚持明确、清晰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在目标体制的选择上争论不休，几经反复。“八九风波”使得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据上风。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为了避免直接冲突，选用“市场取向的改革”这一提法。即使这样，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一方仍然步步紧逼，追问“姓社姓资”，并将“市场化改革”打上了姓“资”的标签。
1991年夏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位副主任让几位经济学家为其起草一篇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国务院研究中心顾问徐雪寒支持这篇文章，并写信建议恢复“建立商品经济”的口号。文章草成，即遇到苏联“八一九事件”。结果文章发表之议搁浅，文章的执笔者还受到指责。
8月下旬，一家权威的理论刊物发表文章说： “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不过，第二天该报发表的文章里仍然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在连续四天的五场座谈会上，话题涉及农业、乡镇企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工业生产质量、库存、外贸、利用外资等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在非常分散的议论中，江泽民反复讲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涵是什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怎么结合，要说清楚。
杨启先认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详细回顾了改革以来各个时期对改革目标的不同提法，认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改革以来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改革最重要的基础。
吴敬琏也赞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此前他曾向江泽民、朱镕基介绍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的过程。座谈会期间吴敬琏恰巧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在中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著作，这本完成于两年前的书难以面世，最后更名《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并且罕见地由三个社领导签字共同承担风险，才最终出版。
与会的经济学家们都是倾向于市场经济的，但是教育背景差异大，具体观点不尽相同。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
一些人还提出，应当由国内外市场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发挥引导作用，不能把责任都放在计委和信息中心。
深谙现代经济学的周小川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项主要功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他在发言中还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陈东琪、刘国光等人谈到，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丰祥认为，可以搞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特别要发展公有为主的股份制；要搞活大中型企业，减轻国有企业包袱；加强股份制改造，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筹资方式，而是涉及计划、投资、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产权清晰，企业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重点谈了企业改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人为选择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必须进行改革。
张卓元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总体上要坚持渐进改革，但分领域、分地区应当加快。
郭树清在发言中说，一个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新体制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面前。在这个新体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一切市场关系都受计划调节，市场成为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就是间接型的宏观管理。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并获取与其劳动成果相符合的报酬；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责是，提供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开展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在1991年的11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曾口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周小川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写道，“将计划与市场关系描述为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既能衔接又能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并强调这是一种原则上不同于传统体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其自身的新的理论框架。”
江泽民后来也曾回忆说：1991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我得出结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以后，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
终成正果
1991年12月25日，存在69年的苏联解体，此时距离最后一次座谈会仅有11天。国内“反和平演变”的呼声高涨，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更加严峻。
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专列南下，先后在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邓小平时代》这样评论道。
在南行的第一站武汉，邓小平就对当地领导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离开的时候他又说，“你们要把我这个话整理送给党中央。”
在南方谈话里，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抵达上海不久，江泽民打来电话给他拜年。次日，在中央春节团拜会上，江泽民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先后批准下发了20多个刊登邓小平谈话的文件。
4月21日，江泽民收到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一封信。此前，江泽民要求国家体改委对下一步改革提出建议。陈锦华召开广东、山东等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与会者都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建议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陈锦华还在给江泽民的信中附了基辛格给他写的一封信。这位与中国友好的美国政治家认为，当今时代变革“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们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的来说，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4月30日，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一份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建议，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理想的方案。
4月底的一个晚上，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徐匡迪应邀来到中南海。这位曾系统研究过国内外经济学理论的院士市长后来回忆说：江泽民突然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徐匡迪有点不敢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太大，没有人这么说过。
6月9日，距离十四大召开已经不足百天，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列举了当时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三个提法：第一个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这个讲话非常敏感。因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内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在一个对措辞的微小变化都十分敏感的文化中，这个新术语不啻一颗意识形态炸弹。
据周瑞金介绍，江泽民讲话前曾征求邓小平意见，邓小平担心新提法会导致党内分裂。不过，中央党校讲话后，江泽民来到邓小平住地汇报，邓小平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他说，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一个主题了。
四个月后，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在目标模式确定后，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在玉泉山上，文件起草组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完成了一万五六千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细致安排。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停滞四年的改革重新启动，中国开始公开推进市场化进程。
耐人寻味的是，几乎同一时期，世界各国的市场化进程也在加速。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除了极少数几个小国外，世界各国都实现了经济市场化。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市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在一次会议上比喻说，“这是一场把亚洲、东欧、拉美和非洲几十亿人送上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的运动。”
1993年以来，由于加速推进市场改革，中国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整整2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一直以超过10%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升至第二位，人均收入迅速增加，总体上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没有错过“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
温故知新
2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回首当年，张卓元认为，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这11次座谈会把中国新体制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江春泽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任何社会通往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这位年届八旬的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20年前改革倒退，仍然惧怕市场经济，那就很难避免苏东国家当时的'多米诺效应’，而一旦社会动荡，改革与发展再打乱重来，付出的代价就要沉重得多，老百姓为此要承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了。”
陈东琪说，如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不及时提出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推进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甚或倒退到计划经济，“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速度没有这么快，发展成果没有这么大，而且也难摆脱大起大落的循环，也可能被严重的外部危机拖下水，陷入持续衰退之中”。
不过，当年参加座谈会的多位经济学家认为，在世纪之交初步搭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后，中国改革却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积极推进，而是放慢进度，有些方面甚至迟滞倒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作用以及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多限制，公平竞争、包容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
吴敬琏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王慧炯、李琮等人在采访中都提到，中国的体制至今仍然深受前苏联影响，一些人对前苏联解体的评论往往折射出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傅丰祥说，改革之所以越来越难，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留恋旧体制，不愿意放弃特权。当年也有特权，但是不如今天这么巨大惊人”。
郭树清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显现的突出问题，主要根源还在于社会方面，其实质是社会管理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旧体制转变出来，没有建立起适应新型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早在2010年，这位学者型官员就呼吁“告别狭义的改革”，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改革充满挑战，因为中国的转型具有双重使命：既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又要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认识到，经济发展起步以后，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可以顺利地不断前进，相反，由于旧制度的存在，经济发展会使得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趋于紧张。在中国这种紧张关系更是频繁不断出现，因此中国改革经常面临进与退的艰难选择。
自从1978年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改革充满曲折。尤其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让这一进程再次停摆。此后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化面临中断的危险。
不过，通过将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顺利走出困境。就像周小川所说：“这一提法所确立的中期目标为今后20年(甚至20年以上)的经济体制改革给出了一个稳定的导向，统一了思想，避免了无休止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徘徊，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前瞻性和推进性。”
今天中国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另一方面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贫富差别悬殊。中国改革再度面临艰难选择：今后10年乃至20年的发展主要依靠什么驱动，如何推进平稳转型，跨越中国的“卡夫丁峡谷”？
历史告诉人们，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唯一的出路就是正视中国的现实问题，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坚持不断的、深入的改革。这既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
下篇
按照中共中央既定工作安排，今年11月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这将是左右未来十年中国政经走势的一次重要会议，各界对此充满期待。
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这次座谈会传递了中共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勇气，并透露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诸多议题。
综合(行情 专区)本次座谈会和各方信息可以看出，各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消除市场壁垒、财税体系调整、国有和民营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领导等议题上能有重大突破。
“主要讲经济体制。”一位接近决策层人士介绍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不会动摇，因为这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改革带来的红利正在消退，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正阻碍着中国发展，因而深化改革势在必然。而从历史经验和当下主流意见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是进行第四轮改革的最好时机。
更彻底的市场化
“那时候逢年过节发票一个人才二两花生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用宋的话说，“当时每月一点油、二两肉，买东西都得凭票。”
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财富增加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在很多“过来人”看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就像魔术一样。
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再次迎来了新一轮上升期，“入世”带来的红利再加上在改革上的突破，例如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得经济增长的潜能得到极大地释放。
“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从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现在超过6000美元，应该看到发展阶段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采取的措施也应有所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告诉《财经》记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位研究人员认为，经济关系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仍比较突出，财税体制弊端凸显，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不少新矛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市场边界问题。”多位受访人士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开始，地方政府权限逐步扩大，地方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诸侯经济”越来越严重。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运作，经营城市，层层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分解GDP指标，地方政府俨然成为一个企业，地方政府首脑成为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宋晓梧认为，“诸侯经济”、地方政府公司化问题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已成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与之相关的是财税体制弊端。上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财力偏弱状况等到改善，但经过十多年发展，新的税制不合理问题凸显出来，例如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据悉，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就完善财税体系出台重要政策。
“解决地方财权事权，首先得明确地方政府应该管什么，这个不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就划分不清。”一位资深研究人员介绍说，弄清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以后，才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如何分配问题。
预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突破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是重要议题之一。这和国务院研究中心“改革的重点领域与推进机制研究”小组此前的建议异曲同工。
该研究小组认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是经济体制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必须按照建设现代国家要求，把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作为深化改革的关键和突破口。
“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这不仅是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的迫切需要，也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3日说。
今年3月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并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和安排。三次集中下放、取消行政审批权，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
张卓元认为，推进政府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特别是其中的“越位”问题。
张卓元提出，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角。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应主要搞好宏观调控，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稳定的环境，基本上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真正实行政企分开。
宋晓梧提出，这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重在简政放权，除了中央向地方放权外，政府向社会放权也是其中重要内容，即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交给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去管。
这项改革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这就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时，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发展，不再走“官办、官管、官运作”的老路。
第四轮改革起步
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各界期待中央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并明确推进时间表，通过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真正拉开中国第四轮改革大幕。
在具体领域上，目前呼声较高包括行政管理、金融体制、财税体制、资源价格、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目前上海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先后向中央建言献策。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认为在众多需要改革事项中，政府改革至关重要，要加快电力、铁路、公路、卫生、教育领域的改革，打破过度垄断与过度管制，促进市场有效竞争，实现政府在上述领域“行政、监督、股东”三项职能的履职主体有效分离。
在黄剑辉看来，政府三个职能分离，由三个不同的主体来承担，以确保政府调控、引导经济发展职能与市场配置职能“双到位”。
宋晓梧认为在要素市场化上可以改革的空间很大，例如土地，特别农民土地市场化现在尚未真正实现，仍由政府部门垄断；劳动力的市场化也存在很大问题，城乡两个劳动力要素市场被分割开，行政垄断进一步分割了劳动力市场。
资本要素中，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7月19日，中国决定取消政府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下限，以推进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但存款利率市场化并未实质推动。
收入分配改革虽然有一定进展，例如制定、出台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但是要看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仍未扭转。
“低收入阶段，收入分配改革重点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收入分配改革重点就是瞄向共富。”在研究人员看来，改革不仅是一次分配领域，还包括二次分配领域。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咨询部副部长王军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种利益诉求冲突不断，各种观点主张相互交织。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评价、取向以及重点等，分歧越来越大。改革红利有所减弱，“改革综合症”、“改革疲劳症”日益显现。
具体表现为改革共识普遍欠缺，改革方向迷失，改革步伐停滞不前，一些重大改革行动或方案拖而不决或决而不做，比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
一些部门和地方改革动力不足，甚至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时，改革缺乏整体协调，部门化、碎片化现象严重。
为此，王军建议尽快建立中央层面、超脱部门利益、跨行政任期的改革顶层设计机构，可以考虑做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中央充分授权，使之具有权威性、超脱性，成为受党中央直接领导、独立于行政部门的专门机构，专司对国家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重大战略和重大决策，进行全局性、长远性、跨部门的统筹设计。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方案起草前，设立改革顶层设计机构的呼声甚高，类似的建议也从不同渠道递交到方案起草小组。据悉，起草小组一度动议设立不同于国家体改委的改革智囊机构，为改革出谋划策，但是最终未被采纳。
升级中国经济模式
黄剑辉介绍说，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周期，每个周期十年左右，恰好对应于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世纪“入关”与完善市场经济改革。三轮改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也成为30多年来经济增长周期的三个拐点.
“可以说，改革是中国经济在三次增速下滑之后，又重拾升势的关键。”黄剑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动力减缓与下行压力，主要源于融入全球化市场体制改革红利的消退，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改革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
在总结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时，黄剑辉认为，过去十多年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投入。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过去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导致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资源成本以及对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这种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这十多年来，特别是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推行的政府主导型高投资模式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要看到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不断显现，已难以为继。
在研究人员看来，政府主导的投资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对民间投资造成挤出效应，使得整个经济产出效率下降。同时造成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以及影子银行的高杠杆率等问题不断发酵，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领域风险不断积聚。
“目前来看，由政府推动的投资增长黄金年代已经过去。”黄剑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由更高效的市场化投资和更高占比的消费来化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长远看要通过改革释放各方面增长潜力。近期来看，应该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稳增长，把打造经济的升级版作为稳增长的主要举措。
郑新立建议的主要措施包括激活民间投资，增加住房供给，调整消费政策，加大环保投入，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有序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国家改革试验区启航：上海直接对中央负责
www.eastmoney.com2013年09月02日 09:05史晨 张翔 翁海华
上海自贸试验区肩负国内国际两大使命：一是以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提振企业和市场的效率；二是服务于中国下一步的全球化战略，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投资规则的重构。
根据《财经国家周刊》获得的信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能会在9月底挂牌，也就是说，会在令人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挂牌。
整个8月，媒体都希望获得这一方案的具体细节。绘声绘色的传闻，业界分析师的爆料，大都透出对一场特殊优惠政策“盛宴”的期待。
《财经国家周刊》与瞭望智库的联合调研小组获悉，上海自贸试验区远非再建一个自贸“园区”那样简单，也绝不会是一场“优惠政策盛宴”，而是新一轮系统性、深层次改革的开启点。其意义之深远，不亚于当年的深圳特区设立与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随后一项议程，就是听取上海自贸区筹备工作汇报。
至此，上海自贸区已呼之欲出。
从8月初开始，《财经国家周刊》和瞭望智库的联合调研小组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对上海自贸区进行调研，8月24日，瞭望智库又联合新华社相关单位、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在上海召开专家、企业家内部座谈会，听取各方看法，还原决策逻辑。
让调研小组感受深刻的是，上海自贸区的诞生过程，是中央与地方在改革上的一次成功呼应；而其所要应对的问题，则是探索中国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建设成熟市场经济的基础，以及与新一轮全球化互动的规则。
总书记调研“深化改革”
上海自贸区出台的大背景，离不开最高决策层频繁使用的“深化改革”这一关键词。
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人们注意到，上海市市长杨雄出现在发言者的名单中。此前，上海自贸区的概念已公开提出，大框架在酝酿之中。
在听取了大家发言后，习近平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
习近平从6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这6个方面，被舆论解读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定调”。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必须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坚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注重深化改革的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各项改革。必须充分认识改革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增强与时俱进、攻坚克难的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新华社就这次会议所发的新闻通稿里，有一整段留给了上海自贸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从国内外发展大势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要加强领导，上海市要精心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努力把试验区建设好、管理好，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
将上海自贸区定调为“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可以认为上海自贸区，已成“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先手棋。
总理履新第一站
“上海自贸区是否会影响到香港地位？”“能否和前海做一个比较？”这一个月来，王新奎需要反复对媒体解释，这些问题均是没有理解上海自贸区本质的反映。
王新奎现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他全程参与了上海自贸区方案设计的前前后后。
“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媒体解释，自贸区是国家的战略，不是索取特殊政策优惠，而是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不仅仅是开放，更重要的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王新奎说。
今年年初，方案的名称还叫《上海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总体方案》，而国务院原则通过的草案，则改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其间的几轮互动，折射出地方的创新愿景与中央改革整体设计的接力。
今年3月28日，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之后，将覆新后的第一站调研放在了上海。李克强总理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李克强指出：“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首先是从沿海开放的经济特区带动的。今天看来，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而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改革将释放巨大的制度红利。”
此前“自由贸易园区”的设想已酝酿多年，上海市适时向李克强进行了汇报。而“试验区”的提法，就是李克强加上的。
试验区，试什么？一些企业期待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出台。上海市市长杨雄直接了当地说过：“上海不是要政策，而是要改革。”也就是，上海自贸区的实质与深意，是“改革”二字。
国际上，奥巴马政府跨太平洋和大西洋，推出了东西两个自由贸易协定。王新奎等学者对此判断，是全球投资规则框架正在加速形成，向着构建全球“经济宪法”层次发展。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该积极对接全球化的新趋势与新规则，培育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构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拓展长期增长的新空间。
新的格局之下，国际战略和国内改革的衔接需要一个“先行先试”，特别是在投资体制和审批制度层面，需要进行大力度的改革。从6月份开始，决策层的考虑日渐清晰。7月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的方案名称中，“上海”变成了“中国(上海)”，即“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一周之后，汪洋副总理出席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上海自贸区的设计为支持，在实质性启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上取得重大突破。联合成果说明承诺：“在试验区试行新的外资管理模式，营造各类国内外企业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并在投资准入的各个阶段，采用公平待遇加上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此前社会议论的热点之一是范围，是28平方公里还是浦东抑或更大。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的看法，这还是没有从此前“要政策”、建设“发展极”的思路中转变过来，“上海自贸区不应是实体范畴的概念，是一个规则的概念。”袁志刚认为，未来上海所要承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期待，不是自己的贸易吞吐或GDP有多少，而是能否吸引天津、湛江乃至釜山、鹿特丹，愿意选择按上海自贸区版本的规则营商。
国务院在8月22日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试验区后，紧锣密鼓推进的就是法律授权程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授权，在上海的试验区域内，暂停实施“外资三法”，交由地方先行探索拟定。一言以蔽之，上海要建的不是抢别人贸易便宜的“小灶”，而是为国内提供法律、规则等公共品“改革实验室”。
至此，上海试验区的两大使命已经显现：一是以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修复企业和市场的效率基础，完成向成熟市场经济的转型；二是服务于中国下一步的全球化战略，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投资规则的重构，促进从传统经济到新经济升级。
“有限政府”的试验田
《财经国家周刊》和瞭望智库在调研中感觉到，深化改革已成上下共识，但改什么？如何改？在当前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有限政府”，已成上下共识中的一个重要交集。
“我们曾多次找当时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审批一个项目，刘当面都表示'很关心’，但事后才知道，刘专门指示手下'拖一拖’。”
一位企业家向《财经国家周刊》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现在看来刘铁男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要钱，这是典型的审批寻租。”
这不是单纯反腐的问题，在舆论对刘铁男“25颗罕见钻石、9公斤黄金”这类传闻的关注之外，必须剖析结构性扭曲。一些专家提醒，“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在行政审批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发生了异变，出现了审批权力和企业勾结越来越深的趋势。”
出路在哪里？就在于公开透明规则和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暂停实施一些法律，就是为了给这方面的改革创新留出空间。”王新奎认为。
据《财经国家周刊》了解，上海自贸区方案将包括6大类23个改革领域，而方案的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目前中国的投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项目审批制，此前的改革中，“下放审批权”、“改审批为备案”，掌握审批权力的政府部门形成了一套习惯的话语体系，但现实中并没有真正突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割肉”。
王新奎认为，下放审批权本质还是审批，改审批为备案，后者反而不用受《行政许可法》来约束完成时间，“实际效果可能更糟，必须另有清新之风。”
到底怎么改？王新奎说，深化改革，需要学习国际通行做法，引入“许可准入制”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方式，从流程上彻底扭转。
其中“负面清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制度转变，除了有限清单上列明的不能做的事情，其他事情依法准入不再需要跑政府。也就是从“管企业”转变成“管政府”，前者“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后者“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而这不只针对外资，也同样适用于民资，从行政审批走向依法许可。王新奎指出，政府的工作重点乃至话语体系，都要进行一轮更新。
上海自贸区会不会立即实施“负面清单”？在8月24日《财经国家周刊》承办的研讨会上，学者们的共识是，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可以先从“正面清单”入手，逐步过渡到“负面清单”管理。
人们期待，上海自贸区能够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给打造“有限政府”提供一个更为透明化、法制化与决策民主的一个“样本”。当然，亦有人对此表示担心。原上海市一名领导同志提醒，原来浦东新区刚刚设立时，只有一个“管委会”，后来变成了上海市的一个区，什么垂直机构都逐步设立起来了，“到政府办事”客观上变复杂了。
“所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我看重的不是'管住里面的政策不出来’，而是要'管住外面的干预不进去’。”
不一样的“改革动力学”
30多年前，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和标杆。10年后浦东开发开放，邓小平把“晚了”的责任担在了自己身上，但他当时就认为，深圳的开发是对香港的，厦门是对台湾的，但是“上海的开发可以面向全世界”。
这轮上海试验区的改革，从3月份开始明显提速，不少部委和地方领导都表示，其力度大大超过之前的预料。“单个事情上，这是一件任重道远的长期工作；但整个方向上，这个战略一定能成。”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这样判断。原因在于，这轮改革在逻辑和动力学上出现了新的特征，与此前的模式都不一样，或将折射出三中全会后的治理思路。
此前各地的金融改革以及自贸区的规划当中，地方竞争的多是特殊优惠政策，就是“要政策”。其结果，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施琍娅将其称为“碎片化的孤岛”：改革变成了区域利益的再分配，企业忙于在不同政策之间套利，诱发了攀比，强化了审批，变得更不透明。
另一方面，在中央与地方就改革的协调上，这轮体现出不一样的魄力。先前的改革试点中，要优惠政策的时候都得通过部委，在不平衡中无形强化着审批权力。而且以上海改革为例，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共计约17万条，如果要等各个部委立场协调一致，改革只能是遥遥无期。地方的心态也容易消极，你不批准我就不改革，坐等“政策啃老”。
现在则是釜底抽薪，直接授权暂停在试验区实施相关法律，让上海在探索中拿出替代性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7日的会议，明确要求“国务院要加强领导，上海市要精心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换而言之，各部委放权，上海直接对中央负责。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发展愿景来激发一线的创造积极性。
纪念浦东开发开放10周年时，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周宇鹏曾向汪道涵老市长请教，对浦东开发开放还有什么建议。“汪老是一个大学问家，我本以为他会滔滔不绝。”周禹鹏回忆道，“谁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禹鹏你想清楚，浦东开发给谁用？”
“我琢磨了半天才想明白，我觉得浦东开发如果说只想着自己发展，那么是做不好的，浦东开发要给上海用。但是只想到给上海用，你也做不好。浦东开发要为长三角，这还不够，还要为全国，为世界，这样浦东才有大发展的空间。”
而今天，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
对于每一个企业和个人来说，上海的改革所提供的是一个平台，需要重燃改革热情。“你有优惠我来享受，你没设计好我就不表态。”这样的旁观者心态，难以发现长远的机会所在。
上海未来的抱负，应该是中国融入全球的门户，比照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圈参与全球合作。中国未来发展的愿景，也不会仅仅止步于第二大经济体，还要为全球公平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自己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人表露紧张，也会有压力和艰难的博弈，但只要想明白“为谁服务”这个问题，坚持人民的福祉，坚定地融入世界，就一定能不断再造成功。
土改是三中全会重点内容 中央将出台框架性意见
2013年09月03日15:36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
大智慧(5.62, 0.07, 1.26%)阿思达克通讯社 9月3日讯，社科院研究员李国祥周二接受大智慧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土地改革将会是三中全会的重点内容之一，中央会出框架性指导意见。
李国祥指出，土地改革将会是三中全会的重点之一，目前农村改革最关键的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将成为未来很长时间内的热点。中央会出一个框架性的指导意见，不会出细则。目前中央基本思路是允许流转，但流转必须保证自愿有偿，不能侵害农民利益。
年初上海证券报曾报道，国土资源部正在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指导意见”的研究工作，有望在2013年出台。指导意见有望就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有偿出让、交易方式、收益分配方式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触及土地流转的很多关键环节。
如上述指导意见出台，将为各式各样的地方试点提供一个规范和底线，目前市场比较困惑的一些流转后土地用途问题或有所明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周二也对大智慧通讯社表示，中央对地方根据本地实际开展土地流转试点是支持的，底线是保证自愿流转，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至于中央层面的土地流转相关政策出台要等到三中全会。
渣打：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会令人失望五大原因
www.eastmoney.com2013年09月03日 09:15
据路透报道，投资银行渣打周一在报告中预计，中国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不会像2003年那样让人有些失望，预计将出台整体改革方案，但不会涵盖细节，重点落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财政改革。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可能像1978年那样取得重大成就，但我们有信心它也不会像2003年那样令人失望，”渣打在报告中称。
该投行认为原因如下：
第一，习近平和李克强看来在经济政策方面已经达成一致，都认为当前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第二，习近平在党内有足够实力推动痛苦的变革，而他的前任却没有；
第三，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带领下，对改革议程已经展开深入讨论和研究；
第四，关键部门的掌舵者都是改革派，如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长楼继伟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等，这有助于减轻改革的阻力；
第五，地方政府对一些议程是持欢迎态度的，比如，许多省市对在上海设立的中国自由贸易区就颇为羡慕。
渣打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出台整体的改革方案、但不会有具体细节，重点将会集中在政府职能转变，主要围绕精简机构、重新界定政府职能、为地方提供可持续财政收入来源等方面展开。
同时，还要严肃预算纪律、改进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确立地方政府举债制度、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中来等等。
“未来三年可能会确立地方政府债务的正式框架，包括债务规模、偿债来源、担保以及负债股权比率等，”报告称，“数据将由财政部收集和监管。”
而鉴于企业改革仍是个敏感议题，渣打预计在三中全会报告中不太可能有清晰路径。
高盛：三中全会前政府正维持经济增长和市场稳定
图为年初至今税收收入及同比增速。
图为年初至今土地出让金(万亿元)
近日，高盛发布报告对近期官方发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报告称，7月增速骤然加快体现出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更为严重。同时他认为中国政府将在2014年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至7.0%，低于市场预计的7.5%。报告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政府正在努力维持经济增长和市场稳定，包括表现出对房价上涨更大的容忍度。
经济失衡更严重？
在上半年中国经济明显放缓后，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增速骤然加快。然而高盛认为这些数据体现出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更为严重。官方制造业PMI的回升与HSBC制造业PMI的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贸易和工业生产数据远超市场预期。这些数据恰巧是在7月中旬李克强总理提及稳定增长不久之后公布的。
报告称包括产能过剩行业在内的工业产量反弹，投资增速高企，以及消费放缓，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结构还远未改善。同时，他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政府正在努力维持经济增长和市场稳定，包括表现出对房价上涨更大的容忍度。
在政府提出增长“下线论”之后，货币政策有所放松。包括产能过剩行业在内的国有企业工业产量超预期反弹，说明资源分配持续不当，且急需的国企改革，虽已逾期，仍不大可能。
展望未来，如果财政状况不如之前想象的乐观且税收收入增长继续放缓，这将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挑战。与高负债地方政府以及产能过剩行业联系紧密的金融机构将面临较大压力。
高盛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将在2014年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至7.0%，低于市场预计的7.5%2。由于设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弊大于利，我们认为中国应该考虑取消这一做法。
经济增速与政策展望
在李克强总理7月中旬对经济和增长目标等的声明后，取消利率下限、清查地方债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随之出台。
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短期增长，但有利于中长期的经济再平衡。然而，最新的数据表明其中一些政策如限制产能过剩行业收效甚微。高盛认为一旦确定2013年经济增速维持在7.5%以上，政府将更加注重落实这些措施。
报告认为，预计此番促增长的政策不会有显著成效，但有利于中长期的经济再平衡。他指出，铁路建设行业被政府垄断，民营资本难以进入。对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仅能减税约300亿元(仅占2012年政府收入的0.2%)。考虑到贷款利率下限本就没有约束力，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措施并不会显著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同时，报告还认为已出台的结构性政策一旦得到实行，在短期内会阻碍经济增长。禁建政府大楼和淘汰落后工业产能的举措将抑制未来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近期政府宣布的全面公共债务审计表明了政府对日益扩大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和或有负债规模的担忧。国家审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0.7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政府官员和国内券商的预测，目前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已达到15-20万亿元，约占2012全年GDP的30-40%。由于经济活动减少、融资成本升高，一些地方政府或政府支持性企业可能已经面临债务问题。一旦地方债的实际存量规模超出此前预期，那么对于政府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是否可持续、能否保证政策力度的担忧情绪会在市场中蔓延开来，而且考虑到近几年来金融体系已经通过政府融资平台和建设-转让的融资建设方式向地方政府附属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提供了巨额信贷，金融体系中的债务问题也同样令人担忧。
最后，高盛报告指出，如果中国下决心实现扭转目前经济严重失衡的现状，那么2014年的经济增长须降至6.8%。
(作者：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分析师王鼎文)
泰康人寿董事长建言三中全会:政府把经济还给市场
“坚定地走专业化道路，坚定地走市场化道路，做市场的好学生，这是我的一个诉求。”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泰康人寿董事长、论坛理事长陈东升在谈到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如此表示。
自从1992年下海经商，陈东升在市场大潮中摸爬滚打20多年，创建了泰康人寿、嘉德拍卖等国内金融和拍卖行业的顶尖企业，作为“九二派企业家”，他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切身的体会。
在谈到过去30年改革的经验时，陈东升表示政府主导中国经济并取得成就的这一事实不容否认，但是对于未来三十年的改革，他认为政府应该把经济还给市场，建立法制社会和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体制。
“就是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前中央的政策是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同等对待，虽然是同等对待，国有经济还是排在前，还有有一定差异。”陈东升对表示。
对于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陈东升比较乐观，认为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大趋势、大方向。而在此前一日的演讲中，他也明确的表达了这一观点，并作出“邓小平打开了市场经济的潘多拉盒子，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路。”的论断。
而改革必然触动很多人的利益，这也使得改革可能会遇到很多阻力，就像李克强总理所述，“改革中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例外。
陈东升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经济、契约经济，大家一说既得利益就是一个坏名词，这是极大的错误。市场经济因私有产权形成各个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是很正常的。关键是看这些利益集团，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是不是公开的，是不是有序的，有序的这就是法制，如果是在有序的透明的法律环境中进行，利益分配就就可以在改革中解决问题。
所以他认为要解决改革的阻力，营造宽松的环境来加快改革，政府的头号问题还是解决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而当年的苏东巨变在根源上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当年所谓苏东变局，其实经济上的破产带来政治上的变革，其实是很多人没看到本质是这个原因。还有我们老讲的颜色革命或者是现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本质上)还是经济不好，百分之五十的失业率，百分之二十五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它社会怎么能安定呢？”
既然政府在新一轮改革中的责任是简政放权，为改革营造宽松的环境，那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家应该肩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他在论坛举办前一天的晚上表示，企业家们要坚定的守卫企业家精神、守卫神圣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企业家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守卫者，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我们也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市场经济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生命、就像血液。”
在与凤凰网的独家对话中，陈东升认为社会不要给企业家太多的压力，企业家的本分就是创造财富、解决就业和创造税收，但这并不表示企业家不肩负社会责任。
但同时，“我们希望社会和谐，我们希望中国进步，我们希望实现我们领导人提出来的伟大的中国梦。”陈东升以亚布力企业家群体为例，作上述表示。
附采访实录：
凤凰网：陈总您好，欢迎做客凤凰网。我们知道，其实您从1992年开始创业到现在，在中国整个市场大变革中是一路走来，20多年，我们看到这其中就有好几届三中全会，但是这几届三中全会好像都是谈经济的，我也研究过三中全会的一些文件，其实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它里面其实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它还是提到很多很有建树的政策的，比如在产权上，后来把公民财产权不可侵犯写入宪法。但是到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这个路子就改了，因为当时正好是2008年金融危机，您认为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它会不会重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种市场化改革的路子？
陈东升：因为我没有太去研究这些问题，但是大家现在也是很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当然为什么三中全会，大家都很知道，一中全会决定党中央，二中全会决定政府体系，不讨论具体问题。到三中全会就新一届政府要讨论他们的施政纲领，从这一点来讲，每一届三中全会肯定，它基本上是新一届政府的未来的施政纲领，一定会有新东西。因为它要指导未来5年的发展，它要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整个来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我坚信是会有新的东西。
但是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期待，不同的需求，有的人可能失望，有的人可能兴奋，这个我觉得无所谓，但是一定会是有这样一个，因为就是由于我们这个体制决定的。当然现在中国的经济走到这一步，我还是，我的观点从来都是很公开的，特别是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认为过去30年政府主导经济取得了成就，这是事实。有的人就不接受这个，不承认这个，所以这个是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
但是对未来中国30年，我很清晰地，我就说建立法制社会，还有一个建立小政府大社会。那么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要政企分开，就是要把经济还给市场，就是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前中央的政策是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同等对待，或者是虽然是同等对待，国有经济还是排在前，还有有一定差异。这个我觉得，国家的国情，中央怎么决策，我们都能理解，我们作为一个市场化的企业，我们就要做好我们的事。所以像我做企业，我就是三句话，坚定地走专业化道路，坚定地走市场化道路，做市场的好学生，这是我的一个诉求。
当今天中国经济走到这儿，确实是面临双重的，其实中国经济今天就是个下行转型，下行就从过去的两位数的高增长，变成一位数的高增长，大家现在有的说是百分之七八六，或者是百分之七上下。其实这个很正常，中国经济下行和转型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你的基数大了，今天的六相当于过去可能十五，二十，你今天的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了，你的总量到五十万亿人民币了，所以增速自然会下行。但是它真正带来的这个创造的蛋糕是大于你过去的百分之十都达不到的，所以最重要你的基数大了。
基数越来越大的时候，一定是相对的增长速度会往下往下，这是一个全球经济体走过来的一个规律，所以没什么，大家一定要理解。反过来，这个下行和转型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就是说，你基数大了，这个增长速度就会被摊薄，就会下来，下来之后，你的基数大了，你要转型，转型什么？你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新兴工业国家，渐渐向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迈进，我当然是讲的经济指标，我不讲别的，社会环境政治，我不讲那些，当然我只讲经济。
所以经济转型，转型就是一个制造业的升级换代，高集约化，高智能化，高创新化，高附加价值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转型就是向服务业转型，向中产消费群体的崛起。所以一个是制造业的升级，一个就是经济结构转型，扩大服务业。我们今天服务业还占百分之四十几，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到八十，所以我们这就与城镇化连接起来了，所以城镇化和服务业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所以城镇化的过程，城市人口多，城市人口多就服务业就会发展起来，服务业比例就会增加。所以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再来看中国，所以中国的下一轮的经济还是要靠城镇化，靠服务业来拉动。服务业拉动实际上是跟消费拉动又是连在一块的。所以我讲今天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和转型，这两个本质，下行和转型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今天来看，中国经济这个大的框架看清楚，那么怎么来解决下行和转型的问题，我觉得市场是最重要的。
所以市场化的改革，其实看到新的国家新的政府减政放权，抑制公费消费，打击奢靡之风，真正的让社会进化，然后真正地关心中下老百姓，收入再分配，收入分配的改革，保障保险(行情 专区)制度的建立，农村医疗农村养老体系的建立，保障房的建设，这都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市场化的改革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大方向。
凤凰网：您认为现在当前的思想之争，比如左右之争，它会不会影响未来的这种改革的趋势？
陈东升：这当然不同的历史阶段，现在有很多想法，这很正常，但我觉得一个是要引导，还有一个实际上社会最大问题就是说，就业问题能解决，社会就安定，其实现在回头来看，当年所谓苏东变局，其实经济上的破产带来政治上的变革，其实是很多人没看到本质是这个原因。还有我们老讲的颜色革命或者是现在阿拉伯国家的这些人，这些情况，还是经济不好，百分之五十的失业率，百分之二十五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它社会怎么能安定呢？
所以政府的头号问题还是解决增长，解决就业，当这个社会经济增长就业，我们解决比较好的时候，就会赢得一个宽松的环境来加快我们其他的改革。
凤凰网：但是改革也是有震动的，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比如说当年朱镕基时期进行国企改革，就造成大量的下岗职工，可能触犯了很多工人的短期利益，但从长远看又是符合长期利益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东升：大家一定要知道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利益经济，就是一个契约经济，就是一个法律经济，既得利益，大家一说既得利益就是一个坏名词，这是极大的错误。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形成各个利益阶层，各个利益集团，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些利益集团，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是不是公开的，是不是有序的，有序的这就是法制，是不是公开透明的，是不是在法律的框架和法制的情况下去进行的，就可以解决了。你在法制的这种有序的透明的进行中，改革分配制度就可以改革解决问题。
通过分配制度来改革，通过税收制度的制定来进行利益的调配，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所以不要害怕，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凤凰网：那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做出哪些准备，改革的过程中？
陈东升：企业家就是，大家讲企业家守本分，我也不想说那些，企业家，我老讲，不要给企业家太多的压力，不要给企业家太多的这种要求，企业家的本质，企业家的本分，我老讲，就是创造财富，上缴税收，解决就业，这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当然企业家也有社会责任感，也要环保，也要为社会做贡献，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家成功后都是这样。其实像我们比方说亚布力论坛，那完全我们企业家，像我们都是无偿地来做，它就是一个正能量。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看法，说你们是富人俱乐部，你们是代表的既得利益，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看。
但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我们心里要明白，我们在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做的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事，其实我们亚布力企业家论坛非常清楚，我们就是一个正能量，我们就是一个建设性的力量，我们绝对不是社会的阻碍的力量，更不是社会的破坏力量，我们希望社会和谐，我们希望中国进步，我们希望实现我们领导人提出来的伟大的中国梦。
渣打前瞻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宣布重大改变
www.eastmoney.com2013年09月11日 20:28
2013年9月11日，渣打银行发布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报告，报告预计2013年的三中全会将宣告重大改变，并将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渣打预计，2013年11月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望宣布一揽子重要经济改革方案。而改革顶层设计将成关键；总书记习近平或会在10月份全会前夕外出考察中释放改革重点。另外，政府体制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将会是新一轮经济改革方案的核心。2014、2015年新改革方案的实施将显著改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针对地方债，渣打报告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有望在未来三年正式推出，包括债务规模、还款来源、担保以及债务股本比等。相关数据将由财政部负责检验并监督。近期，中央政府官员明确公开表态，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清偿债务，不要指望中央出手相救。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举措看来已初显成效，已经触发了地方国有财产出售。
渣打称，不奢望2013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现1978年那样的根本性转变，但相信它不会像2003年那样令人失望。
原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关键的改革都已经开始。今年年初开始的反腐措施正取得显著成效，行政审批的权力正受到制约，一些价格正在放开(利率、天然气)，在经济较长期低迷的形势下货币政策并未放松。渣打乐观的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这些以初显眉目的改革趋势中扮演催化剂的作用，同时推动更多变革。
另外重要的几点包括：
习和李在经济政策上彼此认同，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习在党内拥有足够的力量推行艰难的变革，这一点其上任或许难以企及。全会议程经过广泛的思考及调查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起到重要作用。改革者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如周小川(央行)、楼继伟(财政部)、刘鹤(国家发改委)，这应会有助于减轻反对的声音，尽管部门内部可能还会有阻力。地方政府或会赞成改革议程的某些方面，例如，很多省份眼馋新近宣布的上海金融自由贸易区政策。
渣打分析称，政府体制改革将是改革的核心策略。并提出希望被本次全会通过文件所涵盖的热点题目：精简政府机购；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来源；创建受约束的预算制度，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清理当前及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创造途径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渣打同时预计，国企改革仍是敏感话题，可能不会明确出现在今年的全会文件。国企改革或将不动声色地由其他改革间接推动。但这样会导致改革耗时过长，且结果无法预测。
以下是渣打银行报告全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今年11月举行。我们预期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这次会议将制定出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整体规划。社会各界翘首以待，期望改革顶层设计对若干宏观经济问题能有重大突破。
本报告中，我们将列举出10点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及我们对2013年改革方案整体规划的预计。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新一轮改革方案意义重大，且随着未来数月方案细则的公布，新一轮改革方案将提振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如果整体规划缺乏新意，无疑将令人失望。
1。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经济政策蓝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在此期间，中央委员会将召开若干次重要会议(全会)，就重大政策决议进行讨论和投票。其中，一些全会主要关于思想建设及宣传领域，而三中全会通常聚焦于经济。
除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大会报告国家现状及党的议程以外，三中全会通常还会通过至少一项有关经济方面的重要文件。这一文件也可能涉及其它领域，同时三中全会有时也会通过政治、法律和民生方面的决议(但这些决议并不总是会公开发布)。这些文件的名称也许并不引人注目，如上一次三中全会(2008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关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的正式准备工作开始于今年年初。准备工作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起草程序，包含数百个机构递交背景资料、初稿以及审核意见。整个夏季，在北戴河会议上，中国的高层领导们或许一直在翻阅并讨论这些关于经济问题的初稿。
2。这是一次党的会议，制定出党的文件
重大决议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即中央委员会做出，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后者选举出政治局常委。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重要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会经济文件的起草。涉及其他领域(如政治、法律等)全会文件的的起草统筹由党内其他相应的高层机构负责。
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文件指引并形成其后的政府(国务院)政策决策和规划。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于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完全认同并彼此协作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充分的证据表明事实正是如此。
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官员也紧密参与到全会文件的的准备工作中。各相关部委和官方机构参与十八界三中全会经济报告的准备工作，如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各部委提供决策建议。
3。某些三中全会影响深远 1978年三中全会作出的决议改变了中国
最常提及的一次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次会议标志着改革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通过很少具体的决议或改革细则，其重要意义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
1976至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最高领导层试图恢复中央计划经济以刺激经济增长。目标方案已经起草，投资计划已经设定，产量和价格单均以准备就绪。当时的重工业是命脉，涉及石油、钢铁及能源的约120个大型工程项目被选作引领经济复苏的先导。原本计划通过大幅增长石油出口而获得外汇收入用于支付进口所需的工程设备。然而，当1978年中国实际石油蕴藏状况变得清晰之后(石油储藏量远远少于预估)，这项计划在1978年不了了之。当时120项投资计划预算投入为120亿美元，但1978年中国的总出口才仅仅100亿美元。
在那一年，邓小平(他1975年经济改革计划中的很多内容成为后来改革思路的基础)对华国锋任总理的领导层提出批评，并进行了一定的高层人事变动。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获得了胜利：华事实上偏离了权力中心，一个全新的经济改革战略提出并获通过。随后陈云也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抓经济工作，并选择农业(而非工业)作为他的工作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人民公社悄然解散，家庭得以种植自己的土地并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具有争议的政策——允许农民自由耕种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未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下面我们还将会提到这一点).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全会(如1978年12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3年11月举行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都在年末召开。让我们共同期盼今年11月份的全会也将依循惯例。
4。某些三中全会令人稍感失望 2003年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些决议最终未能实施
1978年三中全会因促生了真正的变革而令人弹冠相庆，而2003年三中全会却被许多人认为以失败告终。2003年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当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聚焦于经济“扭转失衡”及推动农村发展。我们认为随后的两个五年任期不应被认为是一个“丢失的十年”。2003至2013年间，农村地区发展取得了重大改善，社会保障基础得以重建，全国各地都获得发展，真正的中产阶层逐渐形成。然而，与江泽民/朱镕基主政时期(1989-2003)相比，胡温在任期间没有实现大的制度改革。相反，21世纪初的中国发展仍由国企、城市住房建设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的入世(WTO)改革所推动。2003年三中全会文件中指出的许多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随后，中央政府于2008至2010年间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时间过长加剧了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关于2003年三中全会没有产生真正变革的原因迄今仍在探讨，对于当前执政者而言，可能的教训有三：宏大的政策目标须有详尽的规划细则支撑；执行机构(国务院领导班子)必须紧密参与；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层之间的相互协调至关重要。
5。我们预期2013年的三中全会将宣告重大改变将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2013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趋向于上述两种先例中的哪一种？我们并不奢望它能够实现1978年那样的根本性转变，也相信它不会像2003年那样令人失望。我们的信心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习和李在经济政策上彼此认同，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我们认为习在党内拥有足够的力量推行艰难的变革，这一点其上任或许难以企及。
全会议程经过广泛的思考及调查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起到重要作用。
改革者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如周小川(央行)、楼继伟(财政部)、刘鹤(国家发改委)，这应会有助于减轻反对的声音，尽管部门内部可能还会有阻力。
地方政府或会赞成改革议程的某些方面，例如，很多省份眼馋新近宣布的上海金融自由贸易区政策。
6。我们期待全会提出大的原则，而非细节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并不是讨论诸如房产税征收水平、应当拨出多少资金用于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未来五年哪些国企应当被私有化等细枝末节的地方。上述这些细节可以放在筹备阶段讨论，同时国家各部委或许已有自己的计划(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全会的关键在于给出清晰的改革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随后的政策细节并为其提供全方位理论支持。
没有颁布改革细节或许会让使那些期待重大突破的人感到失望。然而与此相反，我们预期全会文件中的一或两个关键词将会被作为改革指导方针强调并广泛讨论。之前媒体报道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分析人士将仔细研究报告文件以评估市场在改革中能够获得多高的地位。这样一旦党的领导层提出观点，政府部门就能明白如何开展工作。
7。政府体制改革或许也会成为2013年全会的焦点
“给我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阿基米德如是说。我们猜测李克强总理也认同这一点。从近期我们在北京与学界交流的情况看，我们认为2012至2013年改革派对改革战略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如何产生自我推动式改革——即政策改变能够为增长模式的其他改变创造动力(参见近期动态，2013年1月7日，'中国–梦想经济改革’).
我们相信这里的“杠杆”是政府体制改革。我们希望本次全会通过的文件在能够有一章节涵盖如下题目：
精简政府机购。中国目前的五级行政体系中，每一级拥有自己的财政预算及人员编制。过去几年在900多个县镇推行的试点将这一体系由五级精简为三级(中央、省、县)。在这一领域，浙江省走在前列。精简政府裁减无用的重复职能部门并节省开支。中央或将逐步压缩市辖区和乡镇政府的预算自主权并逐渐推广至全国。一旦这些地方预算由中央其他政府部门管控，浪费性支出应会减少。我们注意到山东省正着手这方面的尝试。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自2013年9月起，山东省政府将允许县保留大部分新收缴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在此之前，全省所有税收都由省、市辖区和乡镇依据固定比率分享。该项政策意在加强当地政府的财权，提供资金用于当地公共服务支出，如教育、医疗卫生(目前基本由最低一级政府县级政府承担)，然后逐渐降低对中间级政府的资金投入。山东省现由郭树清主政，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同周小川、楼继伟共事。
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主政山东省时所倡导的，该项改革的核心在于扭转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局面。据报道，国务院已批准若干项取消行政审批及许可要求。随着审批权力的削减，腐败的机会自然下降。
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来源。为保证县级政府能拥有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这或许需要允许地方获得税收(热议的房产税背后的考虑)，同时割断他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另外很多学者提出将地方政府当前的部分事权上移中央财政，例如如果中央政府在初高中教育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至少，中央政府应当增加对地方的资金拨付，鼓励地方将农民工纳入当地社保体系。
创建受约束的预算制度，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中国的政府预算普遍不够细致。并且常常滞后，缺乏预算监督机制。当前对预算制度改革的一些好的建议包括：
更为详实、透明的预算(“想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先看下你的财政状况吧”)
建立中期财政规划，这样一来当地政府不得不为未来负债建立预算
进行政府资产审计(我们对地方政府资产的了解程度甚至低于对地方政府负债的了解程度)
建立政府支出的独立评估体系
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这一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看来，官员绩效考核必须由看支出转向看结果，由看基建转向看政府服务质量
清理当前及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有望在未来三年正式推出，包括债务规模、还款来源、担保以及债务股本比等。相关数据将由财政部负责检验并监督。近期，中央政府官员明确公开表态，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清偿债务，不要指望中央出手相救。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举措看来已初显成效，已经触发了地方国有财产出售。
创造途径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与其通过地方政府的表外工具开展基建，不如思考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基建中来。这需要通过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明确的合同来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化。
上述措施背后的核心思路，是限制地方一级行政力量参与经济、精简公务人员数量、制约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推动更多资源用于民生支出。所有这些都将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8。国企改革仍是敏感话题，可能不会明确出现在今年的全会文件。
最近一次触发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的全会是1993年召开的三中全会。该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它为民营企业的成长打开了一扇门，小型国有企业被出售，大型国有企业经历整合、上市，变得更加强大。1993年全会对1989年之后陷入停顿的经济改革势头的重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邓小平注视的目光下，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指出“在国家控制下的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一个基本因素”，这标志着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划出一个明确的分界线。
我们并不奢望国企改革的议题能够在2013年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被明确讨论。这一问题太过敏感。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将是一项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而不是能够在会议文件中描述或简单直面就可解决的难题。问题的思路在于要改变国企的经营环境，国企要么适者生存，要么被淘汰。诸如提高公共服务价格、打击产能过剩(通过让银行远离某些行业)、推动利率改革以及对私人资本开放铁路、医疗等行业以引入竞争等政策都将改变当前国企优越的经营环境。压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迫使地方政府出售国有资产。首批出售的酒店、商场及写字楼已然开始；我们预期第二波出售资产将涉及工业资产。将反腐调查拓展至更多行业(如医药、石油化工和电信等)或许将为更深层次的国企改革打开一扇门。为增强竞争力创造更大空间的举措(例如，通过中美双边贸易协定或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同样推动着国企改革的进程。
本次全会可能的结果(也是改革者的目标)是国企改革将不动声色地由其他改革间接推动。渐进式国企改革唯一的问题在于往往耗时过长，且结果无法预测。
9。总书记可能会在全会前夕赴地方考察调研，强调政策重点
2008年10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聚焦于农村土地改革。2008年9月份，胡锦涛总书记走访了安徽省小岗村，该村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全国首次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下农民得以有效地经营自己的土地)。胡锦涛告诉当地村民，它们的土地经营权将“长期不变”，但当前政府鼓励农地流转出租。当前10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鼓励土地流转、商业化种植、农业集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民工纳入城镇户籍等。今年，有关允许交易出售农村“建设”用地(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房)的话题激起了热烈讨论。激进一些的观点主张允许这类土地出售或出租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业企业，所得土地出让款直接返还到农民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似乎愿意到各地考察调研(我们还注意到经常没有人打雨伞)。我们期望今年10月三中全会前夕他会有一次赴地方的考察之行。2012年12月他走访了深圳并明确地将此行与1992年改革前夕邓小平的著名的南方之行联系到一起。习近平在此次考察中表示：“中国的改革绝不止步，对外开放绝不止步”，他还表示，“我们应当敢于解决危险路上的困难与风险，敢于打破意识形态的分歧同既有利益对改革的阻挠所构成的屏障”。在习今年10月的考察之行中，人们将期待即将来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面临困难，会选择哪条道路，会拿哪些既得利益开刀。
10。改革已然开始
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少有一点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类似，那就是关键的改革都已经开始。今年年初开始的反腐措施正取得显著成效，行政审批的权力正受到制约，一些价格正在放开(利率、天然气)，在经济较长期低迷的形势下货币政策并未放松。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这些以初显眉目的改革趋势中扮演催化剂的作用，同时推动更多变革。
渣打：不奢望国企改制在十八界三中全会被讨论
渣打银行今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报告。研报寄望改革顶层设计，指出政府体制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将会是新一轮经济改革方案的核心。但渣打认为不奢望国企改革的议题能够在此次三中全会中被明确讨论，因为“这一问题太过敏感”。
在研报中，渣打对此次全会寄予厚望，目前国家主要领导均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高层有足够的推行变革和减轻反对声音的力量。而地方政府也或将积极支持改革议程的某些举措；例如，很多省份眼馋新近宣布的上海金融自由贸易区政策。
渣打预计政府体制改革或将成为2013年全会的焦点。研报披露，从近期在北京与学界交流的情况看，2012至2013年改革派对改革战略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如何产生自我推动式改革。基于此，渣打提出“自我推动式改革”的实现思路：即限制地方一级行政力量参与经济，精简公务人员数量，制约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并推动更多资源用于民生支出。
但在困扰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多年的国企改制方面，渣打银行分析认为此次三中全会可能不会有实质性触及。
渣打在研报中称，最近一次触发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的全会是1993年召开的三中全会。该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它为民营企业的成长打开了一扇门，小型国有企业被出售，大型国有企业经历整合、上市，变得更加强大。1993年全会对1989年之后陷入停顿的经济改革势头的重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总书记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指出“在国家控制下的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一个基本因素”，这标志着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划出一个明确的分界线。
“我们并不奢望国企改革的议题能够在2013年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被明确讨论。这一问题太过敏感。” 渣打银行认为国企改革将是一项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而不是能够在会议文件中描述或简单直面就可解决的难题。
报告称，国企改制问题的思路在于要改变国企的经营环境，国企要么适者生存，要么被淘汰。诸如提高公共服务价格、打击产能过剩、推动利率改革以及对私人资本开放铁路、医疗等行业以引入竞争等政策都将改变当前国企优越的经营环境。
压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迫使地方政府出售国有资产。首批出售的酒店、商场及写字楼已然开始；渣打预期第二波出售资产将涉及工业资产。将反腐调查拓展至更多行业(如医药、石油化工和电信等)或许将为更深层次的国企改革打开一扇门。为增强竞争力创造更大空间的举措(例如，通过中美双边贸易协定或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同样推动着国企改革的进程。
报告认为本次全会最可能的结果是国企改革将不动声色地由其他改革间接推动。“渐进式国企改革唯一的问题在于往往耗时过长，且结果无法预测。”
此外，渣打进一步期待中央创造途径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渣打认为，与其通过地方政府的表外工具开展基建，不如思考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基建中来，而这需要通过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明确的合同来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化。
研报最后预计，根据自2008年以来的历史经验及持续观察，中央核心领导可能会在全会前夕赴地方考察调研，并在此期间释放重要改革信号。
三中全会临近吴敬琏警示危机：资产负债率太高
2013年09月16日01:53中国经济网
每经记者 王雅洁 发自北京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临近，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家在9月14日的读书会上为新一轮改革把脉，直言须 “消除体制性障碍”，尽快构筑市场产权制度，尤其是明确土地产权问题及平衡政府的权力制衡。
吴敬琏直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了将近20年，但是到现在尚未成功，它的关键问题还是体制上的问题。”
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阻碍，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危机。吴敬琏警示道，以宏观层面为例，主要表现在于我国的资产负债率太高，若这种情况再不改变，将可能爆发系统性的危机。
经济增长模式20年未破冰
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型，实际上是“九五”计划期间(1996~2000)明确提出的要求。当时这项改革的要求，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方案相配合。
吴敬琏认为，到了 “十五”(2001~2005)期间，我国在“九五”的既有成绩面前有所放松，提出了“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要求“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
梳理上述改革路线可以发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了将近20年，但是到现在尚未成功”。吴敬琏警示道，我国目前的宏观与微观经济两方面正开始显现危机。
其中，微观方面即表现为基本生存环境出现问题，“经济增长的模式、增长方式并没有转型，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我们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土地、水、空气，现在都出了问题。”
宏观经济方面则表现为资产负债率太高，而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受到一种外来的冲击或者是内部的某种冲击的时候，就可能爆发系统性的危机，必须防患于未然。
吴敬琏指出，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日益攀升，一些地区出现的危机很快传到其他地方，比如温州、苏南等地相继出现的“跑路”事件，包括6月的钱荒，其实都是给人们发预警信号。
体制改革问题已到关口
为何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改革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吴敬琏认为，关键在于体制上的问题未能得以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及体制改革是当今我国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弱化了。后者就是把GDP增长看作政绩的主要标志。所以，各级政府都要运用自己手里配置资源的权力，去投资，用资源投入去拉动GDP的增长。”
这样的变化跟当初设计的改革路线有所偏差，吴敬琏对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止步不前表示无奈。“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有一句话大体上反映我们的状况，就是各级政府都变成了准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他们决定发展什么产业，运用什么技术路线，支持哪些经济活动。这样一来，当然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转变。”
在吴敬琏看来，我国的体制改革问题已到关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制定改革的路线图，而这个改革的路线图是不是制定得好、能不能够圆满执行，就决定了我们这个转型到底转得过来，还是转不过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在读书会建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着力点应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第三，运用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第四，大力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城市非农业的机会转移，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新土改或无缘三中全会议程
2013年09月14日 来源：中国房地产网-中国房地产报
■本报记者张凤玲北京报道
“全国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并不会在土地制度变革上'着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暂时也不会推广到全国。”9月10日，接近政策制定层面的官员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
这意味着，被各界广泛寄望“改革步子应迈得更大些”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依然在艰难孕育之中。
中国房地产报记者独家获悉，此前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下发至18个省市的《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实际上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据国土资源部（以下简称“国土部”）内部人士透露，该文件的内容将主要集中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前提条件、流转的范围、流转形式、用地来源、退出机制等。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宅基地流转将采取单独列项的形式。
“中央层面担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会造成农民大量失地，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国务院方面一直未对土地流转有过明确表态；另一方面，若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流转，势必破坏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平台，各地反对声音比较强烈。”国土部内部人士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透露。
不彻底的改革
知情人士透露，未来数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可能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其中，一些东部城市可能会被纳入试点。“扩大试点”有可能成为土地制度改革突破口，进而带动制度破局。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早已在苏州、芜湖、昆山、深圳、重庆等城市试点，但目前并未推广到全国。接近政策制定层面的官员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目前改革思路执行的仍将是城乡增减挂钩制度，该制度已被称为“不彻底的改革”。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表态反映了中央层面一直以来的顾虑，即土地流转会造成土地过度流向富裕阶层，最终伤害到农民。因此，国土部目前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征求意见的一个重点就是集体土地流转以后的管理和服务，以全力保障农民的利益。
2010年，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委托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调研宅基地流转情况，得到的数据显示：2001~2010年，农村提供了7000万亩的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6000万亩，耕地3.7万亩，城镇建设用地由5.4万亩上升到8.2万亩地，北京城镇建设用地已经占到1/3，农民土地则减少到2/3。
“这样的情况在全国比比皆是，大规模地用地让农村土地越来越稀少，城乡矛盾越来越突出。”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杜兆勇表示，这样的情况把经营性用地逼到了“边缘”，“必须进行流转。”今年4月，国土部印发了《保发展保红线工程2013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将在今年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促进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建设。随后，国土部一直把《指导意见》的制定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内容。
目前，国土部的土地流转思路将不再采取突破现行法律的转让、出租等方式，而是在法律框架内，探索以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以及企业兼并、破产等引致的转移等合法流转方式，且范围限定于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指导意见》主要围绕着集体建设用地的前提、流转的范围、流转形式、用地来源、退出机制等，而宅基地流转采取单独列项的形式，农村公益性用地不能流转。
“流转的利润分配比例要倾向于农民，而村集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只能收取少许公共服务费用，同时土地流转中是否有增值税也是讨论重点，因为担心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上述国土部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三中全会定框架
上述人士表示，尽管集体土地流转势在必行，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只会形成一个框架性的思路，还需要等各地的试点成熟后，由下而上地推动改革。
相较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难产，农用地流转在2013年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
目前我国农村用地主要分为农用地、未定用地、建设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用地在符合规划、不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流转。据本报记者获悉，为确保农用地流转顺利，国土部已经着手组织起草《土地管理法》，对土地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和限制等做出具体规定，并且已经上报到国务院，正在等待国务院的回复。
“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物权法》，但只规定了少数几种，没有也不可能一一作出具体规定。《土地管理法》仍在修订中，而《土地管理法》的出台将保护土地的物权，从而为土地流转提供法律保障。”国土部法律中心副主任佟绍伟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法律允许的。所以在北京一些郊区，可承包某块土地的经营权，然后建设鱼塘、从事渔业生产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农地流转，只有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复，同时也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才能实行。农用地流转成功后，农地用途是监督的关键所在。”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朱道林告诉记者。
由于中央对于“家庭农场”的重视，“农用地流转和农用地入市将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注点之一，因为要发展家庭农场，就需要外部资金，如果在一个村子里面流转的话，资金还是在这个村子里面，不能有效地流动起来。目前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在这一地区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上述国土部内部人士表示。
“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农地流转的试点不会一刀切，而是走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将由地方试点突破来推动土地流转的全面推开。”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教授严金明表示。
新土改难破局
在《指导意见》征求意见时，被媒体误报为“该文件已下发，并将在河北、辽宁、吉林等18省市，选择28个试点市县，启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国土部人士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透露，河北、辽宁、吉林等18省市正在申请的是城乡“同地同价”的试点。
但由于各方面的谨慎姿态，大家热议的新土改，并不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破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重点还是户籍制度，而不是土地制度改革，所以土地制度改革在2013年并不会有特别大的突破。”该人士表示，在《土地管理法》修订何时完成尚未可知的情况下，土地改革只会提出一个框架性思路，具体的方案可能还是有赖各地逐步探索，试点较为成熟后才能形成。
“广东的土地流转模式是中央比较肯定的，而且也确实解决了部分用地难题，但眼下在全国推广仍然不具可能性。”该人士表示。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旗下，土地制度改革不仅与户籍制度改革一起，被认为是必须的配套改革，更被认为是新一轮改革红利的重要一环。而近两年国土部在全国大力推动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不少人也将之理解为未来集体土地流转的重要准备之一。
虽然，新土改破局仍有待时日，但在接受中国房地产报采访时，上述国土部官员明确了未来集体用地改革的方向——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将成为未来土改的纲领性原则。
国务院参事：征收遗产税写入三中全会文件草稿
2013年09月23日 18:21 来源：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
阿思达克通讯社9月23日讯，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周一在一次讲座上透露，征收遗产税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但他个人认为，目前推出时机并不成熟，还需要过三四十年才可行。
“目前征收条件不成熟，我给中央写了意见。”刘桓表示。今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目前全会文件尚在修改之中。
刘桓表示，征收遗产税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养老模式。与美国以国家养老模式为主不同，中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少数人群则依靠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在中国，赡养父母的责任是子女的，如果目前国家推出遗产税，必然会遭受很多反对意见。
刘桓说，法规不健全也是一个目前不应该推出征收遗产税的理由。中国尽管已经出台了物权法来保障公民私有财产，但当公有物权和私有物权产生矛盾时，前者还是大于后者。中国房产只有70年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传代困难造成了征收遗产税难。
今年2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等《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首次提出“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据刘桓介绍，自收入分配改革意见出台7个月以来，有关调查显示，平均每天申请去海外的中国亿万富翁达1.7个。他表示，如果现在推出遗产税，估计很难征收，而且对一些企业家带来压力。
今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京发布《遗产税制度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课题中期成果报告。报告认为，无论从社会公平政策、转变增长方式，还是缩小贫富差距，推进遗产税改革的时机均已成熟，条件也已基本具备。
土改是三大改革中最难撼动的 决策层未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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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有约两个月，土地改革因为涉及城镇化成败，再度成为期待热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云中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新城镇化战略是解决当前经济困局的良方，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要求将待三中全会完成，而户籍、财税、土地三大改革将成为改革核心。
刘云中认为，土地改革是三大改革中最难达成共识的改革，三中全会上预计突破有限；而各地土改试点中，“温州模式”突破集体产权流转限制，或成全国改革标杆。
本月2日，一则关于中国将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允许18个省市28地进行试点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被外界视为是中央释出的三中全会土改讯号。不过，两天之后，国土资源部发布“辟谣”信息，称相关文件仍在调整完善中。
盘活城市存量释放农村用地
刘云中指土改牵涉利益最广，是“三大改革”中最难撼动的部分，目前决策层仍没有达成共识，恐怕在三中全会上“迈大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他说，随着新城镇化战略逐步推进，中央会对现有的土地制度做出有限调整，基本方向是围绕盘活城市建设用地存量和释放农村集体用地。
不过，虽然土改在全国范围铺开可能性微，但今年以来地方试点已经加快。他说，目前最主要的试点模式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恢复为耕地，腾出一定的建设用地指标，以换取等量城市建设用地，这一模式目前已在重庆、四川等20多个省市展开。
地方试点加快惟难全国开展
此外，海南、广东、温州等地纷纷进入土改倒计时。海南版土改内容包括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自主开发，用于旅游、厂房等非农建设；广东近期也提出，允许农村宅基地在本镇域范围内流转。而温州则出台《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从10月1日起，12类农村产权可在农村产权交易所公开交易，并可在县域内流转。
刘云中指出，从试点力度来看，“温州模式”的改革将农村宅基地流转范围从集体内扩大到县域内，突破了集体产权的限制，是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尝试，未来“温州模式”可能成为全国土改的样办。
三中全会前瞻：财税体制已经进入改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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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将会深化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围绕这个问题加大改革力度”
2013年11月，200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将再聚首。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换届1年后，新一届领导层将推出新的改革蓝图。
香港《大公报》刊文说，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领导人已经用实际行动向国内外昭示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推动改革开放上的迫切态度和坚强决心。此次，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三中全会核心议题，再次传递出中央坚定改革信心、坚持改革正确方向、凝聚改革共识的强烈信号，稳定和强化了公众的改革预期。
武汉座谈会
有媒体9月16日获悉，目前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拟定稿已经下发至省部级官员，征求意见。媒体的一些报道还说，有些分析人士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7月在武汉的讲话视为11月报告的基调。
7月23日，习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近期他关于改革最为全面的一次讲话。
参会人员名单亦显示出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参加座谈的包括来自东部的上海市市长杨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中部的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东北的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以及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还有国企领导人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徐平等。
在听取了众人的意见后，习近平从6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首先提出的是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与十八大后在多个场合相同，他再次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他说：“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也包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财税体系，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
第三，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其他三个方面的内容是，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习近平强调指出，这些重大问题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回答，要结合实际、结合未来发展来进行解答，不断给出准确、科学的答案。
这一表态再次明确了新领导层的改革思路。
政府与市场
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相比以往的机构改革，此次除了再次进行机构改组之外，尤为强调政府职能转变。
在担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说，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同时宣布要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要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将国务院各部门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5月，国务院下发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首先提到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具体的工作重点，则首先提到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在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之后，通知要求组织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制定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意见。
“过去这些年搞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讲确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但实际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控制以及由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问题还未根本扭转。再加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有企业的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所以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市场。市场分割，市场受到行政权力干扰，这可能是目前的重点问题之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除了减少行政审批之外，深化价格体制改革也是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这可能在最近的一两年会加快，即打破垄断，让社会资本进入某些垄断行业，让社会资本购买公共服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李克强曾多次表示，推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还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
7月31日，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各地要在准确把握公众需求的基础上，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种类、性质和内容，并试点推广。
“三中全会将会在整体上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并围绕这个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汪玉凯说。
淡化GDP的逻辑
“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因为它更深刻。”“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说。
在学者们看来，政府职能转变不仅仅是简单的机构变革。
迟福林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淡化GDP，要改变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增长模式。”
所谓“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迟福林概括为“以经济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间竞争为突出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比喻更直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有一句话大体上反映我们的状况，就是各级政府都变成了准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他们决定发展什么产业，运用什么技术路线，支持哪些经济活动。这样一来，当然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转变。”
9月，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家在一次读书会上为新一轮改革把脉，并尝试开出药方。针对中国的转型难题，他说，“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了将近20年，但是到现在尚未成功，它的关键问题还是体制上的问题”。
“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弱化了。后者就是把GDP增长看做政绩的主要标志。所以，各级政府都要运用自己手里配置资源的权力，去投资，用资源投入去拉动GDP的增长。”
改革切入口
9月7日，一场名为“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3)”的会议在浙江德清的莫干山上召开。3天的会期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青年经济学者围绕“创造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主题展开激烈的脑力激荡。
此次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会议，将财税改革作为重要题目，不难看出当下这一改革的重要性。
参会的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说：“把财税改革作为重要题目，把握了很好的时间窗口。”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也认为：“在当下各项改革纠缠于一起的背景下推动财税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内的下一轮整体改革切入口。”
此外新一届政府上任后，确定了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位居首位的是行政审批改革，位列第二的是财税改革。
今年，财税体制已有扩大改革之举。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5月24日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今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相关税收政策。
《通知》新增了广播影视服务作为部分现代服务业税目的子目，规范了税收政策，完善了征管办法。
因其进一步消除了重复征税，优化了税制结构，降低了企业税负，主管部门将营改增视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纳税人超过100万户，试点地区共为企业直接减税426.3亿元。据测算，此次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2013年企业将减轻负担约1200亿元。
财权与事权匹配
但是，仅是营改增显然还不足以解决财税体制问题。
王保安在这次莫干山会议上坦言，我国现行财税体制建立在1994年开始形成的分税制之上，现在到了启动新一轮财税改革的时候。王保安说，各地不同的税收优惠，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建立；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没有来得及理清楚，造成中央委托地方的事权过多，只能靠专项转移支付来解决，这就带来了专项过多的问题，影响财政运行的效率。
尽管莫干山会议上对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争论不休，但是，分税制改革之后，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财力相对集中在中央，事权分散在地方，导致一些基层政府不堪重负，成为核心问题之一。
从这一角度看，营改增的意义不仅是减税而已。营业税属于地方税收最主要收入来源，营改增意味着地方财权更进一步降低，一旦覆盖全部地区和全部行业，将对财政体制改革形成倒逼之势。
权威信息显示财税体制已经进入改革决策。
7月11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参加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表示，正在酝酿财政改革以支持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方向之一是“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保障市场更加统一、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全国均等化。”
近日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楼继伟表示财政部目前正在研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如何构建地方税体系。他提到，房产税是天生的地方税。此外，资源税、环境税也可以做地方税种。
他还说，在我国，要解决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问题，除了构建地方税体系，也要研究如何更好提高地方税收征管能力。还可以通过做大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以及压缩合并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等，增强地方财力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莫干山会议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事权，亦即政府的支出责任的重新划分，是深化财税改革的始发环节，而财政层级扁平化是改革的核心理念。
除了分税制这一核心问题，“阳光财政”亦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国务院下发的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也包括了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
上海自贸区
正如深圳特区是30多年前的改革象征地，不少人将上海自贸区视为此轮改革的象征地。
7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备工作汇报。舆论纷纷称“深化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不少专家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意义不亚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成立。
从目前的设计方案来看，上海自由贸易区将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扩大服务业开放、税收更加优惠等政策，探索对国际人流、资金和货物的全面开放制度。
这其中，上海自贸区对于金融改革的意义尤为受到关注。上海金融办副主任徐权上个月在陆家嘴论坛发布会上透露，建自贸区意味着金融改革可以先行先试，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产品创新以及离岸业务相关。
而从舆论对于上海自贸区的热烈反响，不难看出市场对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渴求。
今年，中国金融业改革备受关注。
7月，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央行指出，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自主定价能力，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加大对企业、居民的金融支持力度；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更有力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舆论在为此叫好的同时，也呼吁利率市场化改革更为关键的一步应尽快到来，即放开存款利率管制。如此，结束持续多年的人为低利率环境，才能倒逼中国的银行业乃至经济转型，改变过去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
在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首项要求被提出。其中对于存款利率改革的表述为，逐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建立健全市场基准利率体系。
除此之外，中央对2013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的布局中，还包括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研究推动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完善场外股权交易市场业务规则体系，扩大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加快和规范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和面向小微企业、“三农”的中小金融机构等。
“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在金融、利率、汇率市场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建立基于市场变化的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所以，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这也是我们建立市场化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否则，我们的宏观调控难以充分地采用市场手段，还要较多依赖行政手段。所以现在金融体系等改革是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前提和基础。”迟福林说。
从严治党
尽管三中全会多次在推动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作为党的中央全会，从严治党仍将是其不可忽视的部分，尤其是在近一年来中央强力反腐的背景之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就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会议强调，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外界还注意到，在7月份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讲到“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时，他告诉面前多个省市的党的一把手：“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并强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完善党内制度体系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