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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艳兵
内容摘要：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境遇也发生很大变化，在后现代、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标准化、工具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我们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评价体系和标准亦在悄然发生变化，我们的研究兴趣、研究领域、表述方法，乃至关键词、术语，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疑惑和问题则让我们颇感茫然，并惊讶不已。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必定在困惑和惊讶中做出选择：首先，我们的研究一定具有国际视域，但仍然应当保持和坚守中国立场或本土立场；其次，我们在学术研究的符号游戏大潮中不能丧失人文关怀或人文精神；再次，我们所倡导的文学回归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应该更多地付诸实践。
关键词：外国文学、中国立场、人文关怀、文学回归。
作者简介：曾艳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西方文学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
20世纪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20世纪，尤其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境遇也发生很大变化，在后现代、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标准化、工具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我们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评价体系和标准亦在悄然发生变化，我们的研究兴趣、研究领域，乃至表述方法、关键词、学术用语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疑惑和问题则让我们颇感茫然，并惊讶不已。我们的研究趣味变得越来越无趣和乏味，并且我们大体上将这种“无趣”和“乏味”等同于“科学”和“时髦”。我们的研究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立场，成为了紧随国际学术变化的风向标；我们的研究不再关注“人”，因为据说“人已经死去”，我们关注的是符号游戏、拼贴快感和所谓“精神鸡汤”；我们的研究似乎不再仅限于文学，甚至除了文学，什么都可以研究，我们将此命名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最终，我们的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离读者越来越远，离我们自己也越来越远。面对这种研究现状，我们每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是否都应该有所警醒和和思考？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构成这种研究困境的缘由，以及走出这种困境的可能的路径，以求教于各位方家。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国际视域与中国立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结束，国家之间不同集团的敌对关系渐渐转变为各种不同的商业关系和金融关系；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互相融合、互相依存，正在走向一体化或所谓的“地球村”。现代的交通运输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经济全球化正使得民族和国家的边界日益消失。现代传媒和互联网络改变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结构组织和认知方式。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了解到世界上正在发生或进行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可以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他人进行交流。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出现在我的电脑屏幕上，近在眼前。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全球化的趋势和发展不可避免，全球化的进程使每一个国家都进入了它的轨道。全球化以前只是作为交流的概念，但现在已被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策略，在它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的生产和市场已被纳如单一的范畴。在这种背景下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终于联合起来了。哈贝马斯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主权将会终结。现代社会的各种规约，比如国际组织协会等，使得民族国家的主权行为必须先行遵守这些条规和约定。一些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有它的机构，为全世界的投资者所有，在劳动力最便宜的国家生产产品，并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而这些公司并不忠诚于一个单一的国家或政府。全球资本主义的欲望对传统的人类交往和再现形式的构成了挑战和破坏，跨国资本主义以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正在全世界消除差异，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给人们的意识、情感、想象、动机、欲望和兴趣。“体现新时代特色的政治学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全球主义，其信奉的价值观是：以全球性为参照系，在全世界范围形成看法并认定意见相同者们。全球性的运动并不一定都是全球主义的运动，但来自全球性的压力趋向于推动它们朝全球主义方向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要求我们每一个居住在地球村的人都必须具有全球化的视域，这也就是国际视域。
那么，什么是国际视域？是谁在规定、确定和限定国际视域？换句话说，全球化不可避免，但全球化是在往哪里“化”？答案是显而易见。全球化的实质，依然是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影响到社会的结构、意识形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到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以及每个人的利益。全球化的出现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它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因此它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全球化的本质是新的帝国主义的扩张。“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结论，似乎是毫无疑问：让人印象深刻的诸多世界文化体系正在萎缩，这是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同步化’所造成的。”譬如，后殖民研究照说是反帝国主义扩张的，但是到头来它也许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后殖民研究正是比较文学总想要的并声称自己就是的研究，但其实比较文学从来不是这种研究，因为比较文学刻意地、几乎不顾一切地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价值观、文学经典、文化和语言。”帝国主义的扩张无处不在，最后所谓“反帝国主义”也成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阶段。
这种全球化的国际视域导致了诸多世界文化体系的萎缩，而更弱小的文化传统则正在消失，甚至灭绝。在国际视域的标准下，最后有可能只剩下一种文化，尽管这种文化也许兼收并蓄了其他文化。设若追求国际视域而丧失了自己的视域，首先便是丧失了自己的立足点，也就是自己立场。没有了自己的立场，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标准、目标和方向。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在新近发表的《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一文中指出：“视角的转换必然激发其观点的改变，但作为欧洲的学者，不能忘记我们的立场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的关系，这也很重要。”作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化时代“不能忘记我们的立场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的关系”，是否更为重要？
作为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他首先就是一个比较文学学者。任何国际视域，其实都有自己的立场，纯粹的国际视域并不存在。我们不能没有立场，不能以“没有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因为这本身是矛盾的。“一切关于现实的知识都来源于某个特定观察点，一切‘事实’都是由人们建构起来的解释，一切视角都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而一个视角就是解释待定现象的一个特定的立足点、一个聚焦点、一个位置甚或是一组位置。一个视角就是一个解释社会现象、过程及关系的特定的切入点。”对于一个中国学者而言，任何世界文学的研究和教学都必然是“比较”的，因为任何的研究者和教学者都必定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眼光，凭自己的好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文化积累去研究和教学外国文学。对于一个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来说，他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外国”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他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无论你借鉴和运用了多少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你的研究必然首先是中国的。对于外国文学，你永远是一个“他者”，正如对于中国文学，外国学者也永远只是“他者”一样。对于自我的认识不能仅仅通过自我来完成，必须借助于一个参照，一个不同于自我的“他者”形象来完成。只有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谁”；只有通过“他者”的眼光，“我”才能确认自己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他者”的声音正因为不同于“我们的”才更有价值和意义。这就是美国学者厄尔·迈纳所说的：“灯塔下面是黑暗的。”“只研究自己国家的文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另一座‘灯塔”来照亮，‘中国的灯塔给我们美国带来了光明’。”中国文学照亮美国，亦如外国文学照亮中国。灯塔照亮了别人，但它若想照亮自己则必须发现另一座灯塔。因此，我们不必羞于我们的声音不同于外国人的声音，我们只有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外国文学只有在与中国文学的比较中才能呈现它的价值和意义，反之亦然。美国著名学者赛义德说，“我所做的就是要显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无须去有意地倡导什么“中国学派”，只要我们认真去研究，就是中国的；只要我们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我们也就创立了“中国学派”。
任何比较都有比较的主体，比较的主体必须立足于某地，才有力量和能力进行比较。比较学者必须脚下有根，他的“比较”才能舒展自如、运斤成风、游刃有余，最后进入“比较”的最高境界。比较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是跨文化的，当代已故的比较文学理论家迈纳在论及比较诗学时说：“只有当材料是跨文化的、而且取自某一可以算得上完整的历史范围，‘比较诗学’一词才具有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跨文化的……文学理论’只不过是‘比较诗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比较诗学如此，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同样如此。既然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的，而各种不同文化显然又存在着差异、矛盾、甚至对立，那么，我们该怎样评判这些不同的文化，我们以怎样的标准、理论或者观念去评价各种不同的文化？当一种“科学原理”完全不同于另一种“科学原理”时，我们相信或者坚持什么样的原理是“科学”的？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显然是我们所反对的，东方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是我们应当担心和警惕的。比较文学在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传统思维习惯和定势之后，是否就不再有中心，甚至失去了立足之地呢？任何比较一旦失去了立足点，失去了根基，就不可能是稳固的、充分的、长久的。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比较学者比较的视野和方法时，是否将他们比较的立足点也一并横移过来？抑或是逐渐建立自己的比较文学的立足点，而真正领悟和掌握了比较文学的精髓？
当然，比较学者的立场并不总是固定不变的，也并不总是单一清晰的的。1972年，德里达出版了一部访谈录，取名为《多重立场》（Positions），“它的多义性过多地表现在‘播撒性’的字母‘s’上？关于‘多重立场’，我要补充的是：撒播的实况、活动和样式”。与比较文学一样，外国文学学者通常也具有多重立场，但是，这并非是指每一个外国文学学者都具有多重立场，而是指每一个外国文学学者首先应该具有自己的立场。每一个学者的立场可以是不同的，甚至是变化的、矛盾的，这样就形成了外国文学学科的多重立场。单个人的“多重立场”就是没有立场；而众人一个“立场”势必会成为集权主义或绝对主义。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外国文学的立场问题，并不是强调外国文学研究的先入为主，或外国文学研究者的个人偏见和偏爱，以至于弱化或取消了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普适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是警惕我们在研究中因为失去了立场而陷入一种失重的、飘忽不定的状态。
二、符号游戏与人文关怀
我们在经历了后现代的解构大潮后，人文精神渐渐失落，人文关怀渐渐迷失，人们如今津津乐道的就是符号游戏或感官快乐。人们现在更为关注的是理论本身，而不是理论所关涉的对象；正如我们所关注的是语言本身，而不是语言所指涉的对象一样。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只关注人们如何研究外国文学，即只对那些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周而复始，以至无穷，而不必费心费力地研究文学。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历史中充满的种种危机中的再一次危机，不仅仅是现代种种否定中的最后一次否定，也不仅仅是现代主义反抗自身的最新阶段，而是现代史诗的结局本身，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规划’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一意识的觉醒”。不仅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主体也死了，一切都被消解了，只剩下“关系”和“语言”，进入了真正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杜威·佛克马：“现代主义者力求给他在其中生存的世界提供一种确实、可靠，虽则绝对个人的看法；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者似乎放弃了寻求一种仅为个体信念和理智所确认的对世界的再现的企图。”1
后现代主义否定了在复杂纷繁的具体事物后面有一个最高最后的东西。他们认为，事物的本质不是被决定的，而是开放的；事物的性质不是由最高最后的东西决定的，而是由事物与它的关系决定的。关系无限多，事物的性质和意义就无限多，并且这种性质和意义常常是由主观主动选择的、开放的、相对的。既然一切意义价值均为相对，也就没有必要去选择，不如在无中心的碎片中游戏。总之，中心泯灭后一切都成为边缘。丹尼尔·贝尔指出，“三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由于马克思主义影响，文化的政治倾向造成了一种单一的美学，它为解释不同艺术提供了特定的检验标准。……今天那种统一的世界已经荡然无存，而且除了职业上的联系或偶然是学术上的联系，再也不存在共同的环境了。”世界的真理意义随即也被取消了，“不论是作为最高的价值、创造世界的上帝、绝对的本质，还是作为理念、绝对精神、意义或交往的关联系统，或者现代自然科学中作为认识一切的主体，都只不过是人的精神创造出来，用以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东西而已。”利奥塔确信，所谓真理只不过是权力意志的一个特别狡猾的变种而已。总之，后现代主义“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其特点是具有嘲笑一切、侵蚀一切的破坏性”。
“后现代话语为那些孤独痛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慰藉，这些知识分子放弃了改变社会的希望，不再参与社会运动而退回到了学院中，有时甚至退回到‘新知识分子’（布尔迪厄）风格化的享乐主义当中。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泛化了他们自己的孤独感和无望感，宣称自由价值或激进价值已经终结或破产了。”他们从革命乐观主义者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失败主义者。现如今，文学系的很多年轻老师能够嘲讽任何事，却没有任何期待；能够解释一切，却什么都不崇拜。他们把文学变成一门沉闷的社会科学，进而将文学系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学术荒地。然而，荒地上没有“丁香”，回忆和欲望却依然参合在一起，“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学者们日益退守到学术职业的圈子里面去了，越来越喜欢从事一些没有任何政治冒险和思想历险的学术制造活动”。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专业化，而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它也变成了一潭文学死水，那些研究成果则变成了冰冷的“论文尸体”。“文学理论一旦不再申明为何以及如何研究文学，不再指点出什么是文学研究当下的相关性与危险性，也就失去了超越前人的盎然生机。”这正如在哲学上，逻辑实证主义的胜利剥夺了该学科享有浪漫和灵感的权利，只留下专业能力和智力上的老于世故。总之，“专业化和学术化的自然趋势是支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才能而不是想象的才能，是用单调、讽刺的知性代替热情。”理论的幽灵终于替代了文学的想象和热情。
在这种解构大潮的裹挟下，外国文学研究自然也难以幸免。外国文学研究既不关乎人类普适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关乎中国本土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它所关乎的通常便是符号游戏和智力魔方了。我们要么不再谈论文学，要么感情“零度介入”地谈论文学。我们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讨论文学，将文学仅仅当做一组符号或纯粹的研究对象，而无需讨论文学体验、文学感觉和文学想象，因为文学与自己无关，甚至与“人”无关。翻检近年来各类期刊论文及硕博士论文，这样的论题或选题不在少数。有些研究者在论及自己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时，他们的回答非常干脆，就是“好玩”、“有趣”。
自后现代时代以来，知识已日益被当作一种商品，人们生产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销售。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认为，“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为了交换。它不再以自身为目的，它失去了自己的‘使用价值’。”文学也像知识一样，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目的，作家创作只是为了销售，研究者的研究同样也只是为了销售；作者不再像春蚕吐丝一样不得不写作，为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各种利益可以随意地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和方向，以迎合大众的需求，满足大众各种追求刺激的欲望。文学在失去了“使用价值”后，便只剩下“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了。文学如此，文学研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学研究的商品化趋势已愈演愈烈。这种文学商品化的必然后果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自然，后现代主义因为消解中心、取消界限，使得昔日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消失了，这也给通俗文化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舞台。经济全球化正使得民族和国家的边界日益消失。现代传媒和互联网络改变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结构组织和认知方式，同时，也改变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写作方式、出版方式和阅读方式。“今天的我们，不管是生活在澳大利亚或西班牙，甚至是日本，都同样生活在一个电子文化的社会中。”“电脑网络小说如果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最高文学表达，那么也是晚期资本主义自身的最高文学表达。电脑网络小说不仅有助于使当代技术的被疏离的状态变得熟悉，变得可以接受，而且也像为它辩护的理论那样，对自身所造成的习惯的陌生性进行反思。”电子网络文学使得文学更加虚拟化、符号化、游戏化，于是，人们也有理由以同样的方式从事文学研究。
前不久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斯出版了《21世纪批评述介》一书，该书第12章为戴维·庞特撰写的“幽灵批评”。在庞特看来，自从汉姆莱特父亲的幽灵出现之后，我们又经历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幽灵，德里达关于马克思的幽灵，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幽灵们，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批评的幽灵时代。而早在20世纪末，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就出版《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一书，在作者笔下：理论就是幽灵，批评就是幽灵。当代英国著名批评家伊格尔顿认为，过去，活着的作家是不配成为研究的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大多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检验一项研究成果是否有价值和意义，其方法是看它是否无用、无聊，以及深奥的程度，“理论只不过是一群年轻幼稚、情感受阻的男人，在比较他们自己的多音节的长度而已。”文学批评不再关注文学文本，而只关注批评文本，或者说批评本身。批评成为了脱离文学的批评，成为了脱离的文学所指的纯粹的能指符号，这就是所谓“元批评”。“理论”本身成为焦点和中心，理论似乎可以自己生产自己，自己发展自己，任何经验和实践都不再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于是，批评家和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一样，都成为了一些寄生虫。
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大潮之后，昔日人们所尊崇的信仰、理想、理性、科学等观念大厦都摇摇欲坠、亟亟可危了。人们一时似乎失去了行动的目的和方向。然而，世界的发展似乎并不像后现代主义所预料的那样“怎样都行”。少数人所施行的“怎样都行”的策略，其结果只能使绝大多数人“怎样都不行”。后现代在消解普遍性和整体性后，总体性与整体性并没有远离我们而去。伊格尔顿认为，“普遍性最终意味着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小行星上；虽然我们可以忘掉总体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它不会忘掉我们”。“后现代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该轮到后现代主义的创始人去面对新生一代的质疑了。”于是，人类重新寻找信仰、理想，共同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这些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重返道德关怀和人文关怀。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者充其量只是出色的批评解构者，但却是糟糕的建构者。他们通常把建构的人物留给了社会中那些有耐心的自由主义者。
我们终于进入一个“理论之后”的时代。伊格尔顿指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人们在经历了种种“主义”的解构之后，不得不再度重新关注古老的道德问题。在伊格尔顿的书中，他专为“道德”设有一章。“长期以来，文化理论家把道德问题当作令人尴尬之事来躲避。道德看起来一副说教的样子，没有历史根据，自命清高，并且严厉苛刻。更不讲情面的理论家认为，道德问题一味多愁善感，违背科学方法。”伊格尔顿认为，“这种道德观点是错误的。”“道德最终扎根于我们的身体……正是终有一死的人体，那脆弱易毁、受苦受难、贫穷困苦、相互依存、满怀欲望、悲天悯人的人体，提供了所有道德思考基础，道德思考把我们的身体又重新摆进了我们的话语……有形躯体是我们和我们这个物种的其他人，在时间和空间的延伸上共享的最有意义的东西。当然我们的需要、欲望和苦难在文化上确实始终很明确具体。但我们的有形躯体身体结构如此，必然在原则上能够怜悯我们的同类。道德价值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同情之上；而这种能力又是以我们在物质上的互相依存为基础的。”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自然与人类、物质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就是道德。而道德问题在21世纪如果不能说是人类关注的首要问题，至少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三、文化研究与文学回归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开篇就宣布：“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从那时起可与那些开山鼻祖的雄心大志和新颖独创相颉颃的著作寥寥无几。他们有些人已经倒下。命运使得罗兰·巴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货车之下，让米歇尔·福柯感染了爱滋，命运召回了拉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尔都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非结构主义者。”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再，但是，文化理论的幽灵依然不散。
就中国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批评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局面。一时之间，大江南北，从学者到记者，从学校到电台，文化批评成为中国文化领域内四处可见的东西。尤其是博客、微博出现以后，文化批评立刻分裂为以学院为核心的‘学究派’和以现代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娱乐派’……一方面，为了说明自己的研究是学理性和思想性的，诸多学院派文化批评更加神经质地强调自己与西方文化研究思想谱系的关联，从而让学院文化批评频频出现在大学学报与研究期刊当中，在脱离了大众媒体的同时，用抽象的思想的批判代替了具体的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娱乐化的文化批评则制造了批判的全民狂欢，‘批判’的能量在于可以唤起巨大的震惊效应……”看来，在中国，文化批评的热闹和纷繁依然不减当年。
当然，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研究者对于文学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感到疑惑、焦虑和不满，于是有了“回归文学”的呼声。一时间“回归文学”、“回归文学性”的呼声不绝于耳。其实早在1996年，盛宁在《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思潮批判》一书的“后记”中就写过这样一段话：“多年来，一直与理论打交道，与生动活泼的文学实际疏离得太久了。看来是时候了，把各种各样的理论稍稍放一放，到文学作品世界中去兜一兜风，这就是我在完成了这一课题以后的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然而，理论的诱惑似乎要比文学作品的诱惑大得多，盛宁先生更喜欢“思辨的愉悦”。又过了许多年，“文学”依然没有“回归”，“文学性”依然在文学研究中难觅踪迹。许多学者呼喊着“回归”，但只是将“回归文学”当做一个理论问题来研究，并不将这一口号付诸实践。文学研究状态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人们现在应当追问并非是：为什么要回归文学？而是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研究还有没有回归文学，回归文学究竟有多难？为什么这样难？
当“回归文学”仍然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不是一种文学实践时，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之后”，仍然在“理论之中”。“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在宏大叙事已经成为历史之后，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小型叙事时代？“那些总是逃避艰苦的概念工作的人说，他们厌倦了理论的争论，人应该接触事物本身，接触文本。……最有益的做法是，将理论与仅仅是谈论区分开来，将反思性地运用一部作品与对它的释义区分开来。但这种活动需要标准，而只有理论才能提高这种标准。”由此可见，理论没有“理论之后”，理论永远只能存在于理论之中。
然而，“文学回归”不能仅仅存在于“理论之中”。“理论之后”的一切都已经被“理论化”了。人们纷纷逃离从事理论工作的艰辛和枯燥，追求理论的享乐，“为的是去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段化特征。理论因此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思想及态度的一种工具”。当代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指出：“在我看来，近期有关批评的争论似乎将注意力过多地倾注在这个或那个具体理论上，倾注在它的术语、假设或‘理论’的推断上，对借助这些理论可能得以进行的读解则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要反驳或否定一种理论实在太容易了，但若要反驳对某部作品具体的读解阐释，只有通过重读该部作品、并提出另一种阐释这一艰难的工作才能达到……文学批评最有价值的是它对作品所作的引证和批评家对这些引证所作的阐述。”
理论的兴盛最终必然伴随理论的衰落。谈论文学的种种“主义”已纷纷过时，但文学本身则长盛不衰。纳博科夫在论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说：“这样一部小说居然被称作所谓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我不知道这现实主义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都只是相对概念。某一代人认为一位作家的作品属于自然主义，前一代人也许会认为那位作家过于夸张了冗赘的细节，而更年轻的一代人或许会认为那细节描写还应当更细一些。主义过时了，主义者去世了，艺术却永远存留。”这意思仿佛在说：“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文学的生命之树常绿。”
美国当代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认为，文学经典具有启示价值。他说：“启示价值一般不是由一种方法、一门科学、一个学科或者一个专业的运作产生出来的。它是由非专业的先知和造物主的个人笔触产生的。比如，如果你认为一个文本是文化生产机制的产物，你就不能在它里面找到启示价值。那样看待一个作品给予你的是理解但不是希望，是知识却不是自我改变。因为知识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把一部作品放入一个熟悉的语境——把它和已知的东西联系起来。”我们不应该丢弃文学经典的观念。当然，文学经典是伟大的，因为它们启发了许多读者；而不是相反，文学经典启发了许多读者，因而是伟大的。
回归文学就是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经典。文学经典就是历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优秀的文学作品构成了文学经典的标准和样本，而不是相反。譬如，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获奖作品的标准，但诺奖的标准并不能成为文学经典的标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但是20世纪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并非都能获奖。2012年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赠给了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这是中国文学，亦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莫言的获奖使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外国文学学者的职责与作为。莫言通过中文阅读了丰富外国文学作品，吸取了丰富的营养，甚至有了“醍醐灌顶”的效果；莫言的作品又被优秀的翻译家译成外文，为成千上万的国外读者所阅读和接受。莫言通过翻译文学走近世界，他又通过文学翻译走向世界。莫言获奖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不无关联，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职责与意义。
外国文学学者应该给中国作家，当然更多的是中国的普通读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食粮”有些是经过加工的，有些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再配上对这些“食粮”的分析和说明。这样的工作应该比当下更为风行的纯粹的符号游戏、语言游戏、结构游戏更为有益。当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而他们的创作又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时，外国文学学者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而当他们的工作和研究与此毫无关系时，他们是否应该警醒和反思他们的工作和研究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莫言的获奖，应该说标志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中国文学已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比较而言，我们的理论似乎太滞后了。我们的理论家睁大眼睛注视着西方学术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理论却关注太少，甚至不闻不问。什么时候中国的学术理论也像莫言的小说一样，拥有越来越多外国读者，从纯粹的“进口”到保持一种“进出口”的平衡？我们的理论走向世界似乎还颇需时日，因为我们模仿和借鉴得太多，甚至连评判理论的标准和语言也是外来的，而探索与独创则太少。这样的理论即便在国内也逐渐呈现萎缩的态势，遑论走向世界。“中国的外国学，并没有触及自己现实的问题意识，也没有关系自己命运的讨论语境，总在本国学术界成不了焦点和主流。”1994年时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的吴元迈在第五届年会上倡议，建立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然而，20年过去了，尽管我们的研究成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产和丰富，但我们不仅要问，我们离这一目标到底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