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载】@邹恒甫（新浪博客）（又名《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此文摘自谢宁的回忆录《我在北京大学的三十年》。作者谢宁，中文系1981级校友，毕业后留校，在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曾任党委书记王学珍的秘书。文中记述了他对八十年代以来历任校领导的印象。
张 彦
我认识张彦是他当哲学系团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的家庭遇到了变故，时任党委副书记的朱善璐曾帮他安排过家事，其间张彦来过朱善璐的办公室。张彦比我小六七岁，是哲学系1988级的本科生。虽然参加工作比较晚，他的仕途却十分顺利，从哲学系出来后，先后当过招生办公室主任，校团委书记，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到了2003年底北大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张彦则更上层楼，当上了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当年他只有34岁。张彦从考入北大到成为校级领导，前后不过用了十几年时间。
我和张彦的直接接触很少，我们之间地位相差悬殊，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毕竟在党委办公室呆过，所以张彦见了我一般会打一下招呼。大概在2004年前后，我有两篇文章被《人民日报》社编的《思想理论动态参阅》转载了。张彦碰见我时说他看到了，还说我讲的“是那么个理儿”，他是黑龙江人，说话有一点东北口音。
张彦做副书记的头几年里，有一次学生资助中心在勺园举办家庭困难学生的活动，许智宏、张彦都参加了，我在《许智宏》一文里已经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其实学生们也给张彦献了感恩贺卡，并要念上面的贺词，张彦制止了。我当时正为献给许智宏的谀辞大感肉麻，所以对张彦的制止行为还有几分好感，不过从张彦这些年的表现来看，他当时的做法可能只是为了不抢许智宏的风头。
大概是因为我能写几篇文章，张彦见到我时还有几分客气。有一次我在艺园餐厅和几个朋友吃饭，忽然肩膀上被人一拍，回头一看，是张彦带着一帮学工口干部从包间走出来了。张彦停下来和我们寒暄了几句，两个女干部一左一右地趋奉着站在他身边，斜弯着身子做出随时准备搀扶的样子，和张彦大约只有半步距离，感觉上再近一些会显得太亲密，再远一些又不足以显现她们对领导的关切，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后面跟着的才是学工部长、团委书记等一批干部。此前我虽然见过张彦的做派，但这次看到他众星捧月的阵势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了几句话之后，张彦慢悠悠地踱着方步，两只手前后大幅度地摆动着，在学工干部们的簇拥下派头十足地走出去了。
张彦除了主管学生工作之外，还主管学校的安全保卫等工作。由于我所在的统战部人员很少，学校有关安全保卫工作的会议一般都是我去参加的。这类会议开得还比较频繁，大概每三个月就要召开一次，一般都是由保卫部长安国江主持的。安国江是部队转业干部，我印象中人还比较朴实，但是一到召开安全保卫会议，我感觉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吹捧张彦。每次宣布张彦讲话前，安国江总要说：“下面请张彦书记为我们做重要指示”，然后我们就开始听张彦慢条斯理地做“重要指示”；有一次在稻香湖酒店开保卫工作研讨会，张彦头一天还没有到会，但安国江提前告诉我们说，明天张彦书记会来给我们“揭示保卫工作的真谛”。第二天张彦讲完话后会场休息，那天天气比较寒冷，我看见他身边至少跟着四五个人，有给他拿着外套的，有拎着皮包的，也有空着手侍立在旁边的；还有一次在外研社培训中心开会，安国江又事先告诉我们说“张彦书记最近对保卫工作又有许多新的思考”。在安国江等人的吹捧下，张彦每次讲话都是自我感觉极其良好，讲起话来拿腔拿调、派头十足。我有时候听一些领导讲话，特别是听一些比较年轻的领导讲话，往往对自己的智商感到怀疑，因为这些领导经常会用一种开导式的语气给我们讲一些浅显的道理，听张彦讲话有时就让我有这种感觉。
张彦近几年的地位还在不断上升，先是2010年兼任了副校长，2011年又在和另一位党委副书记于鸿君的竞争中胜出，当上了校党委的常务副书记，成为了仅次于党委书记、校长之后的北大第三号人物。学校的两办、学工口等部门称呼张彦时，规范的提法都是“张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而不会称“张副书记”或“张副校长”，否则就和其他副职没有区别了。近两年我曾有两次替统战部长参加了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一线小组会议，安全保卫会上的张彦已让我难以接受，但是和他在“一线小组”会上的表现相比，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在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下，北大有“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校长兼任；在“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之下，又成立了“安全稳定工作一线小组”，组长自然由张彦出任。“一线小组”成员是由保卫部、学工部、团委、宣传部、统战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张彦是最高领导。我这些年极少参加学校的会议，偶尔参加过几次，感觉北大的会议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不管开什么会，谁是这个会上的最高领导，基本上整个会议就成为这位领导的个人表演。朱善璐是如此，张彦也是如此。
在这个所谓“一线小组”的会议上，我看到张彦是摆足了派头的，完全是他一个人在发号施令。保卫部长安国江一向以吹捧张彦为能事，虽然他年龄比张彦大了十多岁，但张彦却是毫不客气，一口一个“老安”要如何如何的话，安国江则一直十分认真地记录着“张彦书记的重要指示”；张彦对学工口的干部，更是一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口气；2012年叶静漪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并接替张彦主管学生工作，她虽然比张彦大了六七岁，但在张彦面前却完全像一个小学生。我参加过的两次“一线小组”会都是有关学生工作的，第一次会上因为叶静漪刚接手，张彦就以一种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叶静漪说：这次（学生工作的事）还是由我替你说，下次就该你说了，我让你说你就说。叶静漪则十分乖巧地不断点头称是。
我参加的头一次“一线小组”会议上，谈到了部分学生对食堂的拥挤状态有意见，在校园网上发了不少帖子表示不满。其实北大食堂拥挤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数量增长太快，加上教职工以及大量的聘任、进修人员也需要就餐，食堂面积远远达不到实际需求所致。有一位学工干部提出让聘任、进修等非北大正式人员推迟就餐。只要稍加考虑，这个建议根本不具备可行性，难道北大的食堂要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要让一些人饿着肚子等饭吃？但是张彦却说我们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学生，然后煞有介事地讨论起这个事情来；我参加另一次“一线小组”会议时临近放寒假了，会上讨论起寒假安全问题。此前由于邹恒甫微博事件，北大的名誉受到了很大影响。邹恒甫微博指责了北大一些院长、教授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虽然有些捕风捉影，但此类事情在北大绝非不存在。于是张彦强调假期对学生宿舍要严格管理，要坚决禁止男女生同居，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不能又成为北大的负面新闻。我不禁感到有些好笑，北大的院长、教授们的下半身自然要管，学生里即使有人管不住，似乎也不会对北大的声誉产生多大影响。30年前项子明就对学生的此类行为网开一面，张彦上纲上线的态度让我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了。
我参加的两次“一线小组”会议都只好提前离场，倒不光是觉得讨论的事情比较好笑，主要还是看不惯张彦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用他们东北话说就是太“嘚瑟”了。我虽然一天的领导也没有当过，但级别很高的领导我还是见过一些的，就是当今最高层的领导人中，在他们比现在的张彦更年轻、职务更高的时候，我也是见过几位的，但没有见过像张彦这样的。恐怕只有内心极度膨胀的人，才会有他那样的表现。
我虽然在北大30多年了，但对于北大的许多现状还是有些孤陋寡闻，我在近一两年才听到了所谓“标配”的说法：这些年北大的毕业生能留校从事党政工作的，基本上都有家庭背景，多半是各级官员的子女。如果其家长是司局级干部，就可以称之为“标配”，即标准的配置；如果其家长职位高于司局级，就称之为“高配”；如果是低于司局级的，自然就是“低配”了。一般的平民子弟已经没有多少留校工作的机会，一些权贵子弟更可以在权力的庇护下一路畅通，他们可以被保送进北大，保送读研究生，然后留校工作，进而很快获得提拔，“保送、保研、保留、保提”一条龙服务。张彦作为长期主管北大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作为一位重量级的实权人物，我不敢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一手操作的，但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和张彦都没有关系，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前几年两个经济学院官员子弟保研的事情就牵涉到张彦，一时在网络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只是后来不了了之了。目前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中，朱善璐、张彦都是黑龙江小地方出来的，没听说他们有特殊的家庭背景，如果他们是近些年的毕业生，基本上不会有留校的机会，更不用说能坐到现在的位置上。但也正是在他们的把持之下，北大已经基本杜绝了平民子弟的上升通道。张彦在北大干部的选留、提拔、使用、安排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我这个局外人能说的清楚的，但却是很多相关人员都明白的。
在北大目前的领导层中，我认为张彦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曾听他讲过北大的校园管理，认为北大的管理应该体现出文化，不失为有针对性的见解。张彦以34岁的年龄进入北大的领导班子，难免有些年轻得志，特别是他任党委副书记以后的这些年，正是北大彻底走向官僚化体制的时期。作为一位年轻又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张彦受到了身边很多人的过度吹捧，如果他政治上比较清醒，知道自己今后的路还很长，应该对这些吹捧保持一定的警觉，对权力、利益的运作保持一定的分寸。但我看到的张彦却是完全沉浸在权力带来的快感中，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行、做派已经让很多人看不惯了。他大概和朱善璐一样生活在梦境里，如果不能及时从梦中醒来，恐怕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